1511年4～11月
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第一个十年里，对他们来讲，时间的流逝既快又慢。里斯本与印度之间的通信肯定是曲折而艰难的，王室的一道命令从发布到接到回复起码需要一年。但葡萄牙人的学习能力和取得的成绩是超乎寻常的：地理、文化与语言知识的搜集整理，地图的绘制和对政治微妙之处的理解，都以惊人的高速进行，因此从1510年的角度看，瓦斯科·达伽马第一次远航几乎已成为传说。他那些饱经风霜的船只于1499年回国时，带去了来自远方的关于马六甲的道听途说：若风向有利，马六甲距离卡利卡特“四十天航程……所有丁香出产于那里。那个国度有许多大鹦鹉，羽毛火红”。[1]到1505年时，国王已经在漫不经心地命令阿尔梅达探索新的海域：“发现”锡兰、中国、马六甲和“目前尚不了解的其他地区”，[2]并在新发现的土地上竖立石柱。浑身精力用不完的葡萄牙人永远在贪婪地渴求新的视野。
一年后的1506年，马六甲成了葡萄牙的一个主要战略目标：阿尔梅达奉命立刻前往该海域，只在马拉巴尔海岸保留少量兵力。促使国王突然发布此项命令的，是折磨他良久的对竞争的畏惧：有消息传来，“一支卡斯蒂利亚舰队……准备在这一年夏季出航，去搜寻马六甲”。[3]《托尔德西利亚斯条约》的不确定性也困扰着国王。1494年设定的葡萄牙与西班牙势力范围的分界线环绕整个地球，卡斯蒂利亚人相信马六甲属于他们在地球另一边的势力范围。哥伦布也坚信他发现了通往东方的直接航路，所以里斯本方面非常担心西班牙人或许能向西航行而抵达马六甲。这似乎是一场直截了当的竞争。阿尔梅达只派遣两个人登上一艘商船，去寻找马六甲，不过这艘船始终未能抵达那里。副王认为自己是不可能亲自去的，因为他在马拉巴尔海岸的脆弱立足点受到了威胁。曼努埃尔一世认为阿尔梅达是在故意拖延，于是在1508年派了一支小舰队直接从里斯本出发，去马六甲建立一个贸易站。这支远征队命途多舛，其幸存者如今被马六甲苏丹扣押，他们的书信在恳求阿尔布开克过来援救。
同时，葡萄牙人也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马六甲城的价值。它坐落于马来半岛西海岸，地理位置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为它控制着去往印度的海路。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马六甲就从一个贫困的小渔村发展成世界贸易的主要中心之一。“马六甲非常伟大和富庶，其价值难以估量，”葡萄牙商人托梅·皮莱资[4]写道，“马六甲是一座为商业而生的城市，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城市都更适合商贸；雨季在这里终结，兴旺的事业在这里萌芽。马六甲居于熙熙攘攘的商业活动的中间，方圆1000里格之内所有不同民族的商业贸易都要通过马六甲。”[5]它将印度洋和西方所有地区的贸易与南海和太平洋的商贸连接起来。中国的平底商船撤离印度西海岸之后，马六甲就成了它们的目的地。他们称之为“太阳的眼睛”。它是地球上最为国际化的城市。按照皮莱资的说法，在马六甲可以听到八十四种语言。他列举了欧洲之外的众多商贸民族：商旅来自开罗、霍尔木兹、果阿、柬埔寨、帝汶、锡兰、爪哇岛、中国和文莱。就连鹦鹉也会说多种语言。马六甲经营羊毛织物、威尼斯的玻璃和铁器、阿拉伯半岛的鸦片和香水、波斯湾的珍珠、中国的瓷器、班达群岛的肉豆蔻、孟加拉的布匹和摩鹿加群岛的香料。马六甲比里斯本更大，人口和威尼斯差不多，有超过十二万人。“毫无疑问，马六甲非常重要，利润丰厚，所以我觉得它在世界上没有可以与它媲美的对手。”[6]皮莱资如此写道。统治马六甲的是一位穆斯林苏丹。曼努埃尔一世急切想要的，不仅是营救人质，还有马六甲的财富。
该地区的主要势力是爪哇岛和古吉拉特的穆斯林。马六甲距离阿拉伯半岛太远，所以阿拉伯的三角帆船无法在一个雨季内抵达。古吉拉特商人是来自印度洋西部的贸易中间商，对马六甲苏丹最有影响力。就像在卡利卡特一样，古吉拉特商人担心葡萄牙人与他们竞争，于是说服苏丹，摧毁了葡萄牙贸易站，抓了人质。
阿劳若的求救信为阿尔布开克提供了大量关于马六甲城的信息。他遵照阿劳若的建议，率领自己能够召集的全部力量出征，目标是震慑住敌人。他带来了十八艘船，其中十二艘是克拉克帆船。人手的问题比较大。他只有七百名葡萄牙人和三百名马拉巴尔士兵，却要对付可能非常庞大的土著军队，而且这还是一次极其大胆的远距离攻击。他必须航行1500英里，跨过印度洋东部，假如遇到困难，很难找到歇脚点。途中阿尔布开克损失了一些船只，而且他自己的旗舰“海洋之花”号的船龄已经有九年，适航性越来越差。
舰队遵循阿劳若的建议，一路烧杀抢掠，散播恐怖，俘虏穆斯林船只，咄咄逼人地访问苏门答腊岛沿海的臣属于马六甲的小邦。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片全新的海洋。看不见印度洋西部的阿拉伯三角帆船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的平底船，它们是四桅帆船，坚固，高侧舷，“用非常厚的木板建成，与我们的船差别很大”。他们有很多机会对这些平底船感到好奇。他们遇见了一艘比雄伟的“海洋之花”号还要高大的平底船，“简直和城堡一样固若金汤，因为它有三四层重叠的甲板，所以炮火也奈何不了它”。[7]它抵挡葡萄牙人的大炮一连两天。直到他们用炮火打飞了它的舵，它丧失了机动力后才不得不投降。“因为平底船很高，他们下船时走过的跳板的倾角有20度。”[8]
乔万尼·达·恩波利也被阿尔布开克拖进了此次远征。他不情愿地奉命上岸，向敌视葡萄牙人的苏门答腊岛王公们发出和平建议。这个佛罗伦萨人抱怨道：“阿尔布开克仿佛对我的死活完全不在乎。”7月1日前后的某个时间，舰队抵达了马六甲，“在城市前方停船，我们没有开炮，放下船锚，等待当地国王派使者来岸边见我们”。据恩波利说，这座城市“离海岸非常近，房屋鳞次栉比，人口稠密，延伸足有3里格长，非常美丽”。城市沿着海岸延伸。低洼的沼泽地带、棕榈叶屋顶的房屋之间偶尔可见清真寺尖塔。一条河穿城而过，注入大海，入海口有一座坚固的桥梁，将城市一分为二。
马六甲完全依赖贸易而生存；它的背后是疟疾肆虐的热带雨林，是老虎和鳄鱼的巢穴。当地属于热带气候，令人难以忍受的湿热会榨干身穿铠甲的人的生命力。港口船只云集。恩波利写道：“帆船与平底船之间，大约有一百张帆，还有大量划艇与具有三十或四十支桨的舢板。”他还评论称：“港口很美观，并且不怕任何风……可以容纳两千艘满载货物的船……因为水最浅的地方也有4英寻。”有一些来自中国的平底船，载着“白人，和我们一样，穿着打扮是德意志风格，穿着法兰西式靴子和鞋子”。[9]中国人和印度教徒商人似乎都很友好。
地势低洼的马六甲城被河流分成两个部分，加斯帕尔·科雷亚在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并建造要塞不久后绘制了这幅图
苏丹和总督之间发生了一场高度紧张的僵持。苏丹穆罕默德希望先签订和平协议，以保障船只的安全通航（因为他的财富依赖于商船），然后才肯交出被扣押的葡萄牙人质。阿尔布开克要求先归还人质。于是，双方僵持不下。苏丹在古吉拉特和爪哇穆斯林的辅佐下，企图玩弄季风的计谋，即故意拖慢谈判，等待天气迫使葡萄牙人离开。同时，他也派人密切监视入侵者。他知道葡萄牙人的人数是多么少，于是准备防御工作。
阿尔布开克不耐烦了。7月中旬，他炮击城市，烧毁了海边的一些房屋以及古吉拉特的平底船。苏丹匆匆回到谈判桌前。他给人质穿上华丽衣服，将其释放。阿尔布开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允许葡萄牙人建立贸易站和一座防御要塞，并重金赔偿葡萄牙人蒙受的损失。他可能估计到对方最终不可能接受这些条件，因此在积极备战。阿劳若和中国人从城里泄露出来的大量信息对阿尔布开克帮助极大。苏丹名义上拥有两万名士兵、二十头战象，还有大炮与弓箭手。实际上这些数字并不让人肃然起敬。他的大炮质量很差，缺少火药和训练有素的炮手，而且实际上拥有武器、能够作战的士兵只有约四千人。苏丹继续支吾搪塞，并在桥梁两端建造坚固的防御工事。同时，他用铁制尖钉保护海滩，并用稻草盖住这些尖钉，还准备了成袋的火药。
阿劳若敦促总督立刻行动，不要浪费时间。时间拖得越久，敌人的防御就越牢固。在惯例的作战会议上，阿尔布开克敦促指挥官们支持他的计划，并理解此役的全部意义：他们需要在此地建造一个贸易站，因为马六甲“是东印度群岛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位于所有利润丰厚的商贸活动的中心和终端”。[10]要建造贸易站，就需要一座坚固的要塞，他对此非常坚持。大家似乎达成了一致意见。
他们精心准备攻势。马六甲的关键是河上的那座桥梁。占领了桥梁，城市就被切割成两块了。于是阿尔布开克兵分两路，一路在河流西岸登陆，那里有一座清真寺，王宫也在那里；另一路由总督亲自指挥，在东岸登陆，城市的主要部分在那一侧。两路军队将在桥梁处会合。中国人表示愿意帮忙，但阿尔布开克决定不让他们参加战斗，而是请他们提供运输船，协助他的部队登陆。7月24日（圣雅各瞻礼日）黎明前两个小时，攻势发动了。他们向海滩抛掷宽阔的木板，以保护士兵在接近敌人的防御工事时免遭尖钉和火药的伤害。马六甲人的炮火基本上没有杀伤力。葡萄牙人身披重甲，但遭到了箭雨袭击。敌人还有一种用吹管吹出来的短而薄的飞镖，上面涂有某种鱼的毒液。如果毒素进入血液，伤者几天内必死无疑。
阿尔布开克的士兵快速推进，争夺桥梁的战斗很激烈。在另一路，葡萄牙人终于冲过了防御工事，苏丹决定亲临战场、身先士卒。他的二十头战象横冲直撞地在大街上走来，将阻拦它们去路的所有东西都撞得粉碎，后面跟着一大群人。弓箭手从城堡内向入侵者射出箭矢，象夫催动战象前进，战象的长牙上还挂着剑。苏丹乘坐大象亲自带队。面对这恐怖的景象，葡萄牙人开始撤退。只有两人坚守，用长枪对抗苏丹乘坐的那头狂暴的大象。一个葡萄牙人用长枪戳它的眼睛，另一个刺它的肚子。受伤的大象因剧痛而狂躁，怒吼起来，转过身，用鼻子抓住象夫，将他摔死在地上。跟在后面的大象乱作一团，喇叭声响彻云霄。苏丹从自己大象的背上溜下逃走，但战象队伍的冲锋被阻住了。象群乱哄哄地散开，丢下一些被踩成肉饼的尸体。
浓烟滚滚，杀声震天，飞镖呼啸，葡萄牙人高呼“圣雅各！”终于冲上了桥梁。此时已经到了正午，太阳升到了最高点。披着板甲、饿着肚子厮杀了几个小时之后，葡萄牙人因为潮热的天气而精疲力竭。阿尔布开克命令用船帆搭建凉棚，但士兵们已经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他们没有精力去修建防御工事，以巩固好不容易得来的桥梁。阿尔布开克单方面决定撤退，令正在渴望掳掠战利品的指挥官们大怒。为了在挫折面前鼓舞士气，他派遣了一些小队去烧毁苏丹的部分建筑和清真寺。他们遇见一座金碧辉煌的木亭，它被承载在一辆巨型战车上，战车有三十个轮子，每个轮子都有一个房间那么高。这座移动亭子本来是用于苏丹的女儿和邻国君主的婚礼游行的，“上面挂着丝绸织物，外面挂着旗帜。它被付之一炬”。[11]对葡萄牙人的战略失败来讲，这至少算是一点安慰。桥梁被放弃了。葡萄牙人掳走了七十二门炮，带走了自己的伤员。“中了毒镖的人几乎全都死了，唯一的幸存者是费尔南戈梅斯·德·莱莫斯，他中毒镖之后，迅速用滚烫的猪油烫伤口。除了感谢上帝之外，这种疗法是挽救他性命的第二功臣。”[12]
战斗出现了一个不确定的间歇。苏丹宣称自己大感困惑，因为他明明已经释放了人质，却横遭攻打。他提议和谈。他这是在争取时间，等待天气变化。葡萄牙人的失败给了他新的自信。他重建防御工事——围栏、海滩上的陷阱（如今在铁制尖钉上涂了毒药），并在城内建造了障碍物。然而，阿尔布开克已经拿自己的雪白美髯起誓，一定要对马六甲复仇，决不放弃。
对葡萄牙人来说，问题仍然是掌控城市入口的那座高高的桥梁，现在那里的防御比之前厉害多了。解决的办法是居高临下地攻击它。阿尔布开克可能记起了在马六甲海峡与平底船进行的持续两天的难忘战斗，那次战斗表明平底船是多么坚固。于是他强征了港内的一艘爪哇四桅平底船，装上许多大炮，交给安东尼奥·德·阿布雷乌指挥，然后把它拖曳到桥梁处。这艘船吃水很深，所以只能在涨潮时驶近桥梁；最后，它搁浅在一个可俯瞰桥梁的沙洲上。平底船处于守军的火力射界之内，遭到了猛烈炮击，但它安然无恙。守军从河流上游放下来装满木材、沥青和油的木筏，企图火攻平底船。葡萄牙人乘小船，用带有铁制尖端的长鱼叉将火攻木筏拨开。阿布雷乌面部中了一枚火枪子弹，牙齿被打碎，舌头的一部分被打掉，但当阿尔布开克命令别人接替阿布雷乌时，他直截了当地拒绝，并宣称“只要他还有脚能走路，有一部分舌头能发布命令，只要他还有一丝气息，他就不会把自己的岗位交给任何人”。[13]阿布雷乌留在平底船上，准备炮击桥梁。
阿尔布开克为第二次攻势做的准备比上一次考虑得更周全。他除了准备大量弩弓外，还预备了木桶、鹤嘴锄、铁锹和斧子，以便在攻下桥梁之后迅速建立防御工事；他准备了大量木栅栏，以便保护推进的士兵免遭火枪和毒镖袭击；他还准备了大量木板，铺设在布有陷阱的沙滩上。万事俱备。他允许中国人带着礼物和祝福起航离去。8月9日，他传唤所有船长和贵族，召开了又一次会议。
很显然，许多人在第一次进攻失败和总督单方面做出撤退决定之后嘟嘟哝哝。马六甲吹管毒镖着实令人胆寒，而在热带的酷暑中建造一座要塞的想法也不吸引人。葡萄牙贵族始终觉得建造要塞的任务对他们来说太低贱了。他们更愿意掳掠一番然后返航。根据不同的记载，阿尔布开克发表了一次热情洋溢的演讲。他介绍了对印度洋的整个战略计划。如果扼杀红海的穆斯林贸易是最终目标，那么马六甲，“所有利润丰厚的商品与贸易的中心和终端”，[14]是战略计划的一个关键部分。它是“所有香料、药品和全世界财富的来源……通过它输送到麦加的胡椒比途经卡利卡特的多得多”。[15]占领了马六甲，就扼住了开罗、亚历山大港和威尼斯的咽喉，阻挡了伊斯兰教的传播。“谁是马六甲的主人，谁就掐住了威尼斯的咽喉。”[16]这是托梅·皮莱资的话。
阿尔布开克准确地把握了印度洋贸易的神经中枢，以及马六甲为什么重要。他努力让葡萄牙贵族们放心，不管葡萄牙人的数量多么少，他们可以占领并公正地统辖马六甲，可以借助当地的盟友来守住它。阿尔布开克不是要洗劫一座城市，而是在建设一个帝国。他的主要关注点就是：没有一座要塞，是守不住马六甲的。他直视指挥官们，希望能够确定他们会致力于要塞的建筑工程。他把这一点说得非常明确。“如果不能用一座要塞守住这个地方，那么我就不打算派遣士兵上岸去占领它。不管能掳到多少战利品，我也不会拿一个人的生命冒险，因为我觉得那样不符合我主国王陛下的利益。”[17]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呼吁，将帝国霸业与圣战狂热、骑士的责任感、个人利益联系在一起。倾听他的指挥官们的脑子里一定在觊觎马六甲的“黄金城墙”，[18]但阿尔布开克一定要他们都承诺参与建造要塞，才同意继续作战。他凭借强大的个人意志力，终于得胜。葡萄牙贵族或许寄希望于马六甲缺少石料因此无法建造要塞，宣称自己“为一切工作准备就绪，愿意建造一座要塞”，还鲁莽地说，“如果需要的话，就建造两座”。[19]阿尔布开克为了保护自己，明智地把大家的表态记录在案并妥善保管。
1511年8月10日，涨潮了。他们希望潮水能把拥有城堞的平底船从搁浅的沙洲松动出来，把它送到离那座战略桥梁更近的位置。他们准备用一千多名葡萄牙人和两百名马拉巴尔人征服一座拥有十二万人口的城市。这可能是葡萄牙人执行过的最为纪律严明、精心筹划的军事冒险。阿尔布开克对攻打卡利卡特失败的教训记忆犹新，还记得科蒂尼奥的悲惨结局。他担心如果士兵们突破了海滩上的防御工事并占领了桥梁，他们脑子里幻想的金银财宝会诱使他们狂热地一口气冲进这座陌生城市中错综复杂的小巷，在那里因为沉重板甲的拖累和令人窒息的酷热，被敌人轻松地消灭和屠杀。
他们吸取了第一次攻打马六甲失败的教训：不要把士兵分成若干群；占领桥头堡，掘壕据守并巩固阵地；维持补给线，以确保不会被敌人打退。这一次他们打得非常精彩。平底船俯视桥梁，向没有任何防护的马六甲和爪哇士兵倾泻火力。西路部队的登陆非常高效和迅捷；在木栅和木板的保护下，他们冲过敌人的防御工事，打得苏丹的士兵抱头鼠窜。葡萄牙人高效地将建筑材料送上岸，并在桥梁两端建造了牢固的防御阵地。苏丹的士兵现在被分割成两群。葡萄牙人占领了桥东端的一座清真寺；苏丹军队的战象发动了又一次猛攻，但被打退。葡萄牙大船上的火炮向城内轰击，以震慑敌人的援兵。葡萄牙人掘壕据守，在清真寺附近的两座房屋内设防，并在屋顶上部署了一群火炮。
酷热令人头昏脑涨。阿尔布开克又用帆布搭建了凉棚，以保护部下免遭毒日的炙烤；运送饮食的补给线足以满足部队的需求，士兵轮流休息和上阵。如果苏丹觉得自己可以把葡萄牙人诱骗进伏击圈，那就大错特错了。阿尔布开克明令禁止士兵擅自入城，违者格杀勿论。他决心一点一点稳步前进，尤其是要尽可能减少伤亡——毕竟葡萄牙人本来就很少——并约束士兵们掳掠财物的狂热。几天就这样过去了。“我们在陆地上坚守，”恩波利写道，“我们披坚执锐至少二十天，不分昼夜地守护岗位，因为敌人会随时从陆海两面发动进攻，他们给我们制造了不少麻烦。”[20]马六甲人的进攻渐渐减少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阿尔布开克向士兵灌输的军事纪律开始大显神威。
他调遣训练有素的队伍去有条不紊地肃清敌人的抵抗据点。葡萄牙士兵组成六排的方阵，举起长枪，枪尖向外，整齐地开进城市，奉命始终保持队形，并在熟悉街道的当地向导的带领下前进。这些重装步兵方阵在军号、战鼓与“圣地亚哥！”的呐喊声中前进，战斗力极强，杀戮极其高效。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不要饶恕任何穆斯林、他们的妻子儿女的性命，不管在何处找到他们”。方阵在城市各处扫荡，戳刺着、践踏着。苏丹的士兵“从未见过长枪”，[21]掉头就跑。八九天后，训练有素的葡萄牙士兵就将城市彻底肃清了。苏丹及其亲眷、侍从和大象撤进了丛林。葡萄牙贵族不喜欢这种战法，站在一旁观战。至此，葡萄牙人已经牢牢控制了城市。
葡萄牙士兵们忍受了酷热、持续攻击、吹管毒镖引发的恐惧和总督那铁一般的纪律，如今渴望得到奖赏：把这座神话般的东方集市洗劫一空。阿尔布开克承认他们有这个权利，但他希望保住一座有生命力的城市，而不是将其化为冒黑烟的废墟。他对抢劫的过程做了严格的约束。他们只被允许抢劫一天。葡萄牙人与印度教徒、爪哇人和缅甸人是盟友关系，所以不准抢劫他们的住宅。这些民族的主要居住区悬挂了旗帜以标明身份。不准焚烧任何房屋。不准动苏丹的宫殿，因为那里的一切都属于葡萄牙王室。所有人都得到了公平的机会。在胜利之后的抢劫狂潮中，水手一般是输家，这一次他们得到了优先挑选战利品的权利。每一支队伍听到号声之后必须返回。他们扛着自己能拿得动的所有财物蹒跚回到岸边时，总督要求他们带着自己的战利品留在原地，然后派遣下一群士兵进城抢劫，直到夜幕降临。他们在商人住宅的地下室里搞到了大量财宝。
在狂奔而去搜寻财宝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要决定什么带走，什么留下。对葡萄牙人来说，马六甲是“天方夜谭”般的宝库，充溢着远东的财富。他们借此瞥见了印度以东的情况，也让马拉巴尔海岸的财富显得黯然失色。恩波利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相信我，这里富得流油，有非常了不起的东西，有宏伟的高墙环绕的都市，有各色商品和财富的贸易，有五花八门的风俗和生活方式。我们欧洲简直不值一提；在东方，印度算是最差最穷的地方。”[22]
夕阳西下，坠入西方的海峡。马六甲的大街小巷丢满了形形色色让人称奇的商品：珠宝，成罐的麝香，塞满锦缎、丝绸、塔夫绸和樟脑的箱子。“有的房间装满檀香木，都不值得搬走”，[23]还有珍稀的中国青花瓷，因为易碎和笨重，不值得去搬运。金条、成罐的金粉、香水和罕见的宝石，是更受青睐的战利品。大量铁炮被掳走，其中一些可能是扎莫林送给马六甲的。阿尔布开克命令一些士兵从苏丹宫殿搜罗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金银珠宝，以便送给葡萄牙国王。而总督本人对自己的身后事和现世生活同样关注，掳走了六只青铜狮子，以装饰自己的墓穴。随后宫殿被付之一炬。
区区数百名葡萄牙人，乘坐漏水的破船，竟然轻松占领了拥有庞大人口的马六甲，这是一桩异乎寻常的壮举，是凸显了莫大勇气和狂妄自信的冒险事业。何况敌人数量极多，且拥有自己的火药武器。纯粹从军事角度看，此役完全可以与西班牙征服者在美洲的那些非对称的胜利媲美。但正如阿尔布开克预想的，守住这座城市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葡萄牙军官和士兵们大发横财，做好了离开的准备。他们请求总督返回印度，让舰队将来有机会再来马六甲。阿尔布开克无疑已经预想到部下会有这种想法。他指出，他手里握着他们宣誓参加要塞建设工程的保证书，并宣布，如果他们“擅自离开城市，而没有以国王的名义控制和保障它……我就活该丢脑袋、灵魂下地狱……不要说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全部欢欢喜喜地工作，建造要塞，并且越快越好”。[24]阿尔布开克是个风风火火的人。巩固葡萄牙在马六甲的据点，抢在雨季之前离开，担心果阿出事——这些因素都催动他拼命工作。
持怀疑态度的人对修建要塞不热情，这是完全有道理的。事实证明，在城市中心的河边建造一座要塞，是另一种人间地狱。恩波利素来不会低估困难，他如此记述道：“总司令和一些部下白天匆匆赶工，夜间点着火把施工，用木板建造了一座要塞，用很多沉重的原木围绕着它，部署了许多火炮，在一个月内将其打造得非常牢固。”这是一个持续加固的过程：“要塞足够坚固之后，我们着手用石料建造另一座要塞。”参加工程的人肯定感到失望，因为总督拆除清真寺和房屋，掳来了足够多的石料。
用我们的后背把石料背到工地非常困难，所有人都是劳工、砌砖工和石匠……在无法忍受的酷热（因为此地位于赤道以北2度）中，我们一边劳动，一边始终携带武器。地势很低，沼泽丛生，有野兽出没，所以臭气熏天，空气非常不卫生。除了大米，我们没有任何吃的，于是我们全都病了……没有一个人不曾患上恐怖的热病，于是指挥官的兵营里有死尸停放两三天，因为找不到人手掩埋尸体。我在10月初病倒，一连发烧五十天，病势沉重，以至于我昏迷不醒。[25]
瘴气弥漫的环境、糟糕的饮食和疟疾打倒了许多葡萄牙人，以至于工程几乎无法继续下去。他们只得依赖当地劳工将工程继续推进。阿尔布开克也染上热病，寒战不止，但仍继续监督建设工程。
要塞工程、对反击的担忧和严重的疫病拖住了阿尔布开克的手脚。1511年年底，他必须决定是离开，还是在马六甲再滞留一年。阿尔布开克留下三百人和八艘船（配备了两百名船员）驻守马六甲。剩余三艘船，“海洋之花”号、“恩绍布雷加斯”号和“特林达迪”号将返回印度，运回大部分财宝。他还让十五人乘坐一艘俘获的平底船，由爪哇奴隶驾船。
“海洋之花”号是葡萄牙舰队中最宝贵的战船之一。它排水量400吨，是史上最大的克拉克帆船；装备四十门炮（分别在三层甲板上），拥有高耸的艉楼和艏楼；相对于印度洋上的阿拉伯三角帆船而言，它非常威武雄壮，是一座能向所有方向射击的浮动要塞。在第乌战役期间，它一天之内向埃及舰队发射了600枚炮弹，但它尺寸太大，在困难的情况下难以操纵，而且船龄太老了。前往印度的葡萄牙船只的平均寿命可能是四年；漫长旅途的煎熬和凿船虫的破坏会在很短时间内把坚固的木板化为木浆。到1512年时，“海洋之花”号已经在海上航行十年了。它漏水严重，需要持续不断地修补和抽水。阿尔布开克希望把它修葺一番，勉强支撑到科钦，然后在那里大修。但大家的共识是，这艘船已经成了一个死亡陷阱。离开马六甲的很多人直截了当地拒绝乘坐这艘船，只有总督坚定不移的自信让一些船员放下心来。因为它尺寸最大，所以运载了大部分财宝和很多伤病员，以及一些准备送给葡萄牙王后的奴隶。
恩波利乘坐“特林达迪”号，对后来发生的事情做了第一手记录。“就这样，我们出航了，在非常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航行，因为即便我们于12月20日从马六甲出发去印度，也算很晚了。”他们实际的出发日期比这还晚一个月。出海六天后，这支小舰队遭遇了风暴。
凌晨三点左右，我们听到雷鸣般的巨响……我们的船进水4英寻。我们立刻落锚……风力极强，向海岸的方向猛吹。天亮之后，我们周围四五里格的范围尽是惊涛骇浪，因为我们在一个浅水区的中央。总司令的船位于水最浅的地方；一片巨浪猛击它的艏楼，把十六人卷入大海，全都淹死了。
“海洋之花”号深陷危境，严重漏水，而且因为载货太多、进入船体的水越来越重而难以动弹。为了熬过这场风暴，它必须落锚，但漏水太快，用水泵抽水也无济于事。据恩波利记载：“又是一片巨浪击中船体，打落了舵，于是它转向一侧，搁浅了。它立刻灌满了水，船员们集合到艉楼甲板，站在那里等候上帝的裁决。”[26]
弃船的时间到了。阿尔布开克命令将一些桅杆砍倒并捆绑起来，做成简易木筏。伤病员被送上一艘小艇，其他成员乘坐一艘划艇转移到木筏上。阿尔布开克腰间系着绳索，绳子另一端系在“海洋之花”号上。他亲自操纵小艇，来回接送船员，直到全体葡萄牙人都离开“海洋之花”号。他到最后的危急关头仍然严格执行纪律，命令所有人离船时只能穿着上衣和马裤；谁要是想拿走财物，就留下和船一起沉掉好了。至于奴隶，就自求多福吧。奴隶们跳海逃生，不会游泳的人就淹死了。有些奴隶抓住了木筏，但葡萄牙人用长枪逼迫他们，不准他们登上木筏，免得超重。在海上，生存始终是最重要的。在他们背后，“海洋之花”号断成两截，艉楼甲板和主桅还露出水面。小艇和木筏漂流了一夜，“他们的心跳到嗓子眼里，哀求上帝怜悯，直到黎明时分，风力减缓，大海略微平静了一些”。[27]
在黑夜的混乱中，更前方的“恩绍布雷加斯”号测了水深，决定挽救自己要紧，于是驶离“海洋之花”号的残骸。平底船上的奴隶抓住机会，杀死了葡萄牙主人，驾船逃走了，还带走了一大批贵重货物。只有“特林达迪”号比较接近海难地点，能够援救，但它也自身难保。据恩波利记载：“船已经触碰到海底，于是我们不得不扔掉甲板上的所有设备、火炮和部分香料，把我们自己的性命托付给上帝，因为我找不到其他的办法。跳海逃生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海域非常广袤。”[28]曙光初现，大海渐渐平静，他们辨认出了木筏，筏子上的人临时拼凑了一面旗帜，扎在长矛上，作为信号。
幸存者被救到“特林达迪”号上。“船上……大约有两百人，我们没有足够的饮食供给这么多人……上船的人太多……让我们陷入了混乱。”尽管缺乏口粮，阿尔布开克因为担心自己不在期间科钦和果阿出事，心急火燎地想要赶回去，因此拒绝靠岸获取给养，“说印度急需他回去，还有其他的原因”。如果恩波利的话可信，总督的固执让驶往科钦的航行仿佛噩梦。“我们缺吃少喝，生活极其困难；我们每人每天只能领取6盎司腐烂的饼干和一小口水……大家高声疾呼地抱怨……总司令躲在自己舱房中，闭门不出，没有人见得到他。”[29]为了减少需要吃饭的人数，葡萄牙人趁着一些穆斯林俘虏睡觉的时候将其扔进大海。就这样，他们“抵达了科钦，船上拼命抽水，水手半死不活”，[30]除了自己身上的衣服，什么都没有了。据一份史料记载，阿尔布开克保住了暹罗国王赠给曼努埃尔一世的一顶王冠、一把金剑和一枚红宝石戒指。
他们抛下的“海洋之花”号只有上层建筑还在苏门答腊岛礁石丛中露出水面，而从马六甲王宫掳来的全部财宝和其他财富，已经葬身大海。科雷亚在一份罕见的回忆性材料中写道：“我听他说，他们在马六甲国王的宫里找到一张四条腿的桌子，上面镶嵌了价值7万克鲁扎多的宝石。”[31]随“海洋之花”号一同损失的“黄金与首饰的价值超过在印度任何地方损失的财富，将来也不会有这么多金银珠宝了”。[32]这一切都在深渊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包括原打算献给葡萄牙国王和王后的宝石与金条。美丽的奴隶被溺死，阿尔布开克为自己的墓地准备的青铜狮子也坠入海底。此外，葬身大海的还有一件对葡萄牙人——他们不断努力更多地理解和主宰世界——来说同样宝贵的东西。那是一幅神奇的世界地图，只有一小部分留存至今。阿尔布开克向国王哀叹了这幅地图的损失：
一名爪哇领航员绘制的伟大地图，记录了好望角、葡萄牙和巴西的土地、红海和波斯湾、香料群岛、中国人（包括台湾人）的航行路线，附有罗盘方位线和他们的船只走过的航线，以及这些互相接壤的王国的内部情况。陛下，我认为这是我见过的最美妙的东西，陛下若是看到一定会大悦。地名是用爪哇文写的。我这里有一个爪哇人，懂得读写爪哇文。我将这份地图的残片……陛下能从中看到中国人（包括台湾人）是从何而来，以及您的船只要去香料群岛必须走哪些航线；哪里有金矿分布；爪哇岛和班达群岛，即肉豆蔻和肉豆蔻衣的产地在何方；暹罗王国的位置；以及中国人航海的范围，他们返回何地，以及他们航行的最远边界。地图的主要部分在“海洋之花”号上损失掉了。[33]
但阿尔布开克已经在利用新开辟的桥头堡马六甲，去寻找和探索这片海域了。他派遣使团到勃固（缅甸）、暹罗（泰国）和苏门答腊岛；他的一支探险队于1512年拜访了香料群岛，并绘制了地图；葡萄牙船只向更东方航行，于1513年和1515年在中国的广东登陆，寻求与明朝通商。他把世界的各个最遥远的末端连接起来，完成了曼努埃尔一世交给他的所有任务。
对葡萄牙人来说不幸的是，这些勇敢的探索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他们之所以攻打马六甲，部分理由是为了挫败西班牙人在远东的野心。然而，此次行动反而给西班牙人提供了开拓远东所需的人才、信息和地图。在马六甲的葡萄牙人当中有费尔南·德·麦哲伦。他从战利品中大发横财，带着一名苏门答腊奴隶返回了葡萄牙，给他洗礼并取名为恩里克。麦哲伦后来与曼努埃尔一世发生争吵，叛逃到西班牙，把恩里克也带去了，还带走了葡萄牙人绘制的香料群岛的地图以及一位曾去过那里的朋友的详细书信。几年之后，他为西班牙效力，在第一次环球航行中利用了这些资源。恩里克是价值不可估量的译员，这种知识帮助葡萄牙的竞争对手将东印度的香料群岛据为己有。
[1] Ravenstein，E.G.ed. and trans. A Journal of the First Voyage of Vasco da Gama，1497-99，London，1898，p.100.
[2] Rodrigues，Vítor Luís Gaspar，and João Paulo Oliviera e Costa. Conquista de Malaca，1511. Lisbon，2011，p.17.
[3] Rodrigues，Vítor Luís Gaspar，and João Paulo Oliviera e Costa. Conquista de Malaca，1511. Lisbon，2011，p.18.
[4] 托梅·皮莱资（1465？～1524或1540年），葡萄牙药剂师、作家、航海家。他是首批到达东南亚的欧洲人之一，也是中国明朝以来，葡萄牙乃至整个西方世界首位进入中国的使者，时间为明代正德年间。1517年，他与假马六甲使者、翻译火者亚三随船来到广州近海，向明朝政府要求建立关系。1518年，他获准在广州登陆，不久抵达南京，经贿赂宠臣江彬后获得正在南巡的明武宗的接见，然后随武宗来到北京。1521年，武宗驾崩，中葡爆发屯门海战，皮莱资被明世宗下令押解到广州听候处置。嘉靖三年（1524）5月，皮莱资因病死于广州监狱，也有些记载说他在江苏住到1540年并死于江苏。
[5] Pires，Tomé.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2 vol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Armando Cortesáo. London，1944，p.286.
[6] Pires，Tomé. The Suma Oriental of Tomé Pires. 2 vol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Armando Cortesáo. London，1944，p.285.
[7] Noonan，Laurence A. John of Empoli and His Relations with Afonso de Albuquerque. Lisbon，1989，p.195.
[8] Correia（or Corrêa），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1860，p.218.
[9] Correia（or Corrêa），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1860，p.195.
[10] Correia（or Corrêa），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1860，p.234.
[11] Castanheda，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1979，p.634.
[12] Albuquerque，Afonso de ［1500-80］，The Commentaries of the Great Alfonso de Albuquerque，trans. Walter de Gray Birch，3 vols，London，1875-84，p.73.
[13] Castanheda，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1979，p.638.
[14] Correia（or Corrêa），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1860，p.234.
[15] Castanheda，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1979，p.639.
[16] Crowley，Roger. City of Fortune. London，2011，p.374.
[17] Castanheda，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1979，p.640.
[18] Castanheda，Fernão Lopes de. História do Descobrimento e Conquista da Índia Pelos Portugueses. Edited by M. Lopes de Almeida. 1 vols. Porto，1979，p.640.
[19] Correia（or Corrêa），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1860，p.234.
[20] Noonan，Laurence A. John of Empoli and His Relations with Afonso de Albuquerque. Lisbon，1989，p.197.
[21] Correia（or Corrêa），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1860，p.244.
[22] Noonan，Laurence A. John of Empoli and His Relations with Afonso de Albuquerque. Lisbon，1989，p.196.
[23] Correia（or Corrêa），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1860，p.246.
[24] Correia（or Corrêa），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1860，p.249.
[25] Noonan，Laurence A. John of Empoli and His Relations with Afonso de Albuquerque. Lisbon，1989，pp.199-200.
[26] Noonan，Laurence A. John of Empoli and His Relations with Afonso de Albuquerque. Lisbon，1989，pp.199-200，p.200.
[27] Correia（or Corrêa），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1860，p.269.
[28] Noonan，Laurence A. John of Empoli and His Relations with Afonso de Albuquerque. Lisbon，1989，p.201.
[29] Noonan，Laurence A. John of Empoli and His Relations with Afonso de Albuquerque. Lisbon，1989，p.202.
[30] Correia（or Corrêa），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1860，p.270.
[31] Correia（or Corrêa），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1860，p.247.
[32] Correia（or Corrêa），Gaspar. Lendas da India. 2 vols. Lisbon，1860，p.269.
[33] Albuquerque，Afonso de，Cartas para El-Rei D.Manuel I，Edited by António Baião，Lisbon，1942，pp.148-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