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痛风病人皮耶罗
“只要是为了购买珍贵或稀有的物件，他从来不在乎价钱”
皮耶罗成为美第奇一家之长时已经48岁。成年初期就伴随他的不健康状态让他有了“痛风病人”（il Gottoso）这个绰号。这也是为什么他不能像一个美第奇财富继承人被期望的那样活跃于家族生意或佛罗伦萨国事中。不过，皮耶罗在1448年当选过执政官，也做过佛罗伦萨驻米兰、威尼斯和巴黎的大使。到1461年，他还当选首席执政官，也是美第奇家族中最后一个担任这一职位的成员。
皮耶罗的眼皮下垂，总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脖子上还有腺体肿块。尽管如此，他还是比弟弟乔瓦尼好看一些。他有一个坚毅的下巴和薄而紧绷的嘴唇，这显示出他长期忍受痛风和关节痛折磨以及湿疹侵扰的坚毅性格。事实上，皮耶罗的本性并不是他受慢性病折磨时所表现出来的暴躁易怒。他是个体贴、有耐心、有礼貌的人。有的人认为他的举止过于冷淡，质疑他拥有像他父亲一样统治佛罗伦萨的权威，但真正了解他的人都觉得他是可敬可爱的。
在银行业务方面，他虽然没有父亲那样的天分，但是非常严谨并讲究方法和系统。对于父亲葬礼的花销，皮耶罗秉承了一贯的细致入微，比如选择哪一种弥撒，给家族里的女眷们多少黑色布料做面纱和手帕，花多少钱给仆人和奴隶们做服丧衣物以及买多少蜡烛等。这种对细节和质量的关注使他具备了成为一个优秀外交家的素质。事实上，他在法国的时候，法国国王路易十一（Louis Ⅺ）和他交情极深，以至于皮耶罗刚成为美第奇一家之长，路易十一就许可他用瓦卢瓦王朝（House of Valois）的三支百合标志装饰美第奇盾徽上的一个小球。
大部分佛罗伦萨人都已准备好给予皮耶罗像给予他父亲一样的权力和尊重，其中部分是缘于他的妻子及他们5个健康美丽的孩子。卢克雷齐娅·托尔纳博尼（Lucrezia Tornabuoni）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她充满魅力、生气勃勃，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并且多才多艺。她原本的家族姓氏是托尔纳昆齐（Tornaquinci），是个贵族，但为了规避贵族出身所带来的限制，他们不仅把姓氏改了，把家族纹饰换了，连贵族的自负也抛弃了。唯一不变的是，他们依然富有。这个家族的宫殿气势恢宏，位于当时佛罗伦萨最主要的大街上。在圣玛丽亚诺韦拉修道院唱诗班席位上，由多梅尼科·比戈尔迪·基兰达约（Domenico Bigordi Ghirlandaio）创作的描绘施洗者圣约翰和圣母生活场景的美丽壁画就是由托尔纳博尼家资助的。[1]
卢克雷齐娅不仅是艺术的资助者，也是一位能力出众的诗人。她最大的兴趣是神学，所以其大多数诗文也都是赞美诗或是改编自圣经的韵文。她的作品表现出这类创作中少见的深沉情感和极高的文学性。不过，无论是经文改编还是文学兴趣都没有妨碍她成为一名广受爱戴的妻子和母亲。她的丈夫、孩子们以及公公都非常爱她。
卢克雷齐娅有三个女儿，她们是玛丽亚、比安卡和通常被唤作南妮娜（Nannina）的卢克雷齐娅。她们后来都嫁入了门当户对的大家族。玛丽亚嫁给了莱奥佩托·罗西（Leopetto Rossi），比安卡嫁给了古列尔莫·德·帕奇（Guglielmo de’Pazzi），卢克雷齐娅嫁给了有学问的贝尔纳多·鲁切拉伊（Bernardo Rucellai）。卢克雷齐娅的两个儿子分别是哥哥洛伦佐和弟弟朱利亚诺（Giuliano）。在祖父去世时，他们分别是15岁和11岁，但是已经可以预见将来都会成为优秀杰出的男人。
洛伦佐很早就显示出了过人的天赋。虽然他没有父亲和弟弟那样在美第奇家族中少见的俊朗外表，但是他枯黄的脸色和不规则的五官充满力量、引人注目。虽然动作总是有些突兀和不雅，但是他高大强壮、身形矫健。洛伦佐从小接受了全面深入的教育。他的启蒙老师是拉丁语学者和外交家真蒂利·贝奇（Gentile Becchi），后来换成了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者和但丁作品评论家克里斯托弗罗·兰迪诺（Cristoforo Landino），还有祖父科西莫的追随者和朋友马尔西利奥·菲奇诺，洛伦佐的父亲皮耶罗在科西莫去世后也一直向他支付津贴。洛伦佐15岁时已经被委任了各种会令其他同龄孩子感到恐惧的重任。他曾带着外交任务被派往比萨会见那不勒斯国王费兰特（Ferrante）的二儿子费代里戈（Federigo）；代表父亲前往米兰出席国王费兰特长子与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的女儿伊波利塔（Ippolita Sforza）的婚礼；到博洛尼亚与市民领袖乔瓦尼·本蒂沃利奥（Giovanni Bentivoglio）会谈；到威尼斯接受总督的召见；到费拉拉与埃斯特（Este）家族相处；到那不勒斯拜见国王费兰特。1466年，洛伦佐去罗马参加新教皇保罗二世（Paul Ⅱ）的就职典礼，并和他商讨了托尔法的矾矿合同问题；同时为了弥补他所接受的人文主义教育在商业研究上的欠缺，他还趁此机会同罗马分行经理乔瓦尼·托尔纳博尼（Giovanni Tornabuoni），也就是他的舅舅，讨论了银行业务。他在罗马期间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而信件内容完全像是写给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的。
在佛罗伦萨的美第奇支持者看来，皮耶罗本人其实和洛伦佐一样需要别人的帮助和建议。自科西莫去世后，野心勃勃、善于逢迎、花言巧语的卢卡·皮蒂就一心想要在佛罗伦萨获得与他的才华相称的权力和影响力。他认为皮耶罗完全不配成为伟大的科西莫的接班人。持同样看法的还有杰出的外交家、科西莫以前的朋友，驻法国大使阿尼奥洛·阿恰尤奥利。在科西莫生命的最后几年中，阿尼奥洛·阿恰尤奥利不断批评美第奇家族，认为高龄折损了科西莫的能力，就如疾病影响了他儿子的能力一样，他们“胆小懦弱，哪怕能招来一丁点儿麻烦或担忧的事也要尽力避免”。这两个人对美第奇家族的攻击越来越公开化之后，佛罗伦萨大主教的兄弟迪奥蒂萨尔维·内罗尼（Diotisalvi Neroni）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迪奥蒂萨尔维·内罗尼曾经是佛罗伦萨第一个常驻威尼斯的大使，后来还做过驻米兰大使。这三个人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反美第奇家族阵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佛罗伦萨渐渐被分化成两大阵营：高山派和平原派。高山派是卢卡·皮蒂的支持者，因为他在维奇奥桥另一侧的奥尔特拉诺（Oltrarno）高地上建造的宏伟宫殿此时已经接近完工；平原派则是仍然忠诚于美第奇家族的一派，因为美第奇家族是位于低地拉尔加街上美第奇宫的主人。高山派后来又获得了商人阶层的大力支持，起因是皮耶罗为了了解“自己站在多深的水里”，下令彻查自己的银行业务，之后的报告让他十分担心，以至于错误地追缴了一些他父亲科西莫授意忽略的欠款，虽然他已经尽其所能地帮助了几个受冲击最大的人，但由此而来的一连串破产自然都被归罪到了皮耶罗头上。尽管如此，高山派此时还没有强大到把皮耶罗赶走，就像四十几年前把科西莫驱逐出佛罗伦萨一样。直到一个更有活力、更有决心的美第奇反对者加入之后，局势才发生了变化。
这个高山派最强有力的加盟者就是尼科洛·索代里尼（Niccolo Soderini），他是个演说家，出身于佛罗伦萨最古老、最荣耀的家族之一。索代里尼激烈地抨击选举官制度，因为美第奇家族就是通过这种办法让自己的朋友和支持者都成为执政官的。索代里尼积极鼓吹恢复共和国早期采用的抽签办法，他的理想主义和雄辩最终获得了胜利。选举官制度被废止了，紧接着在1465年11月的选举中，尼科洛·索代里尼被选为首席执政官。他在成群支持者的簇拥下入主市政厅，还有人将一个橄榄叶做成的花环戴在他的头上。
不过除了这次得意扬扬的入职典礼，索代里尼的首席执政官任期称得上虎头蛇尾，令他颜面扫地。他承诺并积极推动的改革引发了委员会的反感，他们对此全无兴趣并将其搁置一旁。到了1466年1月，这批执政官短暂的任期结束，沮丧地离开了市政厅，还有人嘲讽地在那里贴了张标语，上面写着“九个傻子滚出去”。索代里尼回到自己的住处，此时的他已经如皮蒂、阿恰尤奥利和内罗尼一样深刻地意识到，想要战胜美第奇家族，唯有武装起义这一条道路了。
几周过去了，美第奇的敌人们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然而在3月8日这一天，美第奇伟大的盟友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在米兰去世了。斯福尔扎有好几个儿子，其中年纪最大的加莱亚佐·玛丽亚（Galeazzo Maria）是一个喜怒无常、品位怪异并且举止反常的年轻人。不过皮耶罗仍然坚称，与米兰的盟友关系对佛罗伦萨未来的繁荣至关重要。相反，高山派则坚持认为佛罗伦萨应当重新与老朋友威尼斯结盟。正是在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中，一场政变悄然酝酿起来。
皮蒂、索代里尼和他们的朋友们暗中与威尼斯人接洽，请求他们协助将美第奇赶出佛罗伦萨。他们还向费拉拉的大公、友善但好卖弄的博尔索·德·埃斯特（Borso d’Este）发出邀请，后者最近刚刚在费拉拉最主要的广场上竖立了一尊自己的雕像。博尔索·德·埃斯特同意提供帮助，他让自己的兄弟埃尔克莱（Ercole）带领军队穿过边界向佛罗伦萨进发。这支军队主要负责攻打佛罗伦萨，而其他力量则负责抓捕皮耶罗和他的两个儿子，然后随便给他们安个方便的罪名就马上处决。到了8月，实施这一计划的机会终于来了：皮耶罗因为生病，坐着轿子离开佛罗伦萨去卡雷吉的别墅休养了。
皮耶罗刚到卡雷吉，就有信使送信，说他的朋友、博洛尼亚的乔瓦尼·本蒂沃利奥警告他有危险迫近。皮耶罗马上命令仆人扶他下床并抬着他赶回佛罗伦萨，同时他还让洛伦佐先行一步为回归佛罗伦萨做好准备。洛伦佐一路策马飞奔，在回城的路上，发现有一些全副武装的叛乱者游荡在大主教的别墅附近。幸好没有被叛乱者认出，洛伦佐才得以通过。刚走出那些人的视线范围，洛伦佐就立刻派人掉头回去给父亲送信，让他选择另一条鲜有人经过的小路回佛罗伦萨。
8月27日下午在佛罗伦萨，美第奇一家的突然出现让叛乱的领导者惊慌失措，立刻就丧失了胆量。卢卡·皮蒂马上来到美第奇宫乞求皮耶罗的原谅，并发誓以后要与美第奇家族“同生共死”；另外几个集结了武装支持者的人，却不知道下一步要怎么办。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时的皮耶罗看起来胸有成竹，一切尽在掌控之中。他先是召集了自己的武装力量，然后向米兰派出信使请求帮助，同时着手准备即将在9月2日举行的新一届由美第奇家族坚定的支持者组成的执政团的就职典礼。
这次的执政团是遵照美第奇的倡议，召集市民议会后选举出来的。几百名对美第奇怀有好感的市民进入由三千名士兵列队守卫的广场上，洛伦佐骑着马在中间往来巡视。议会同意组建最高司法委员会，这场风波就这么结束了。共和行动失败了，美第奇家族的权力却得到了巩固。
索代里尼、内罗尼和阿恰尤奥利都被驱逐出了佛罗伦萨。年事已高、颜面扫地的卢卡·皮蒂因为投降而被免于处罚。考虑到他曾是科西莫的朋友，美第奇希望他能够重新与自己结盟，这一期望后来也的确实现了。卢卡·皮蒂的女儿嫁给了乔瓦尼·托尔纳博尼，也就是皮耶罗的妻子卢克雷齐娅的一个近亲。然而，即便是被流放到了威尼斯，卢卡·皮蒂的两个同谋内罗尼和索代里尼仍然在策划着反对美第奇的阴谋。他们成功说服了那里的总督和议会，让他们相信在佛罗伦萨城内，反对美第奇家族的呼声高涨，只要威尼斯派军队攻打佛罗伦萨，城里的反美第奇阵营就会揭竿而起、配合威尼斯军队。带着这样的认识，1467年5月，著名的雇佣军指挥官巴尔托罗梅奥·科莱奥尼（Bartolommeo Colleoni）被任命为威尼斯共和国终身大将军，受雇带兵向托斯卡纳地区进发；然而这个巴尔托罗梅奥·科莱奥尼曾两次弃威尼斯于不顾，选择为米兰而战。皮耶罗这一次的反应依然很快，他召集了米兰和那不勒斯的援军，同时集结了佛罗伦萨的军队来阻截科莱奥尼的进发。佛罗伦萨的雇佣兵在伊莫拉这个小邦国的地域内与威尼斯军队相遇，果断地将他们打败了。皮耶罗对佛罗伦萨政府的控制自此彻底稳固了。
皮耶罗在保护自己家族不受佛罗伦萨城内敌人的危害和保护自己的城市不受外来入侵的同时，还延续了美第奇家族慷慨大方的传统。他出资打造了圣米尼亚托教堂里为摆放十字架受难像的精致神龛。[2]他为圣母领报大教堂制作的神龛更加华丽，底座上甚至刻有虚荣的铭文：“光这块大理石就花了四千弗罗林币。”[3]与此同时，他还为父亲的古币收藏增添了无数的新藏品，为美第奇藏书室购买了大量稀有手稿，并且将许多手稿重新抄写并配上精美的插图。有人对安东尼奥·阿韦利诺·菲拉雷特（Antonio Averlino Filarete）说，皮耶罗会花几个小时来看这些书，翻书页时都十分小心，“好像那是一摞黄金”：
第一天，皮耶罗觉得看看这些书就会让他愉悦，目光扫过一个个书卷，任时间流逝，对眼睛而言都是一种享受。第二天，他想看看自己收藏的那些古代君王和杰出人物的雕像，有的雕像是用金子制成的，有的是用银子，有的是用铜，还有的是用宝石、大理石或者其他任何值得赏玩的珍贵材质……第三天，他又会想要看看数量巨大、价值连城的珠宝和宝石，有些刻了图案，有些没有。他特别喜欢一边赏玩宝贝，一边谈论它们各自的精彩之处。再过一天，他可能又会去欣赏金质、银质或其他什么宝贵材料制成的花瓶，并且赞赏它们极高的价值和制作者精良的工艺。总而言之，只要是购买珍贵或稀有的物件，他从来不在乎价钱。
和他的父亲一样，皮耶罗希望艺术家们把他看作出资人和朋友。安东尼奥·阿韦利诺·菲拉雷特还写道：科西莫在多纳泰罗的创作活跃期“授予了他许多荣耀和无穷的酬劳”，皮耶罗在这位雕塑家年老之后以及去世之时，依然供养他的生活并尊重他的遗愿。多纳泰罗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被安葬在圣洛伦佐教堂里靠近科西莫的地方。皮耶罗答应会完成他的心愿，并且承担了葬礼及将他葬在科西莫旁边墓穴的全部费用。多纳泰罗的棺材被抬到教堂下葬时，美第奇家族和成千上万悲恸的佛罗伦萨市民都来送他最后一程。
在长长的送葬队伍里，还包括很多为皮耶罗工作的或即将为他工作的艺术家。其中卢卡·德拉·罗比亚（Luca della Robbia）很快将被选为雕塑家行会的主席。卢卡出生于1400年，1428年为大教堂完成的优美的唱诗班唱台（singing-gallery）已经为他赢得了持久的赞誉。[4]随后他又受执政团的雇佣来完成由乔托和安德烈亚·皮萨诺开启的钟楼北面的浮雕系列。[5]皮耶罗还让他为自己制作了一些椭圆形的陶土浮雕，悬挂在美第奇宫书房的墙面上，此外还有一些铺地的地砖。这些物件都“新颖独特并且很适合夏天”。[6]
去圣洛伦佐教堂的送葬队伍中还有一位老艺术家，他就是当时已经69岁的保罗·迪·多尼（Paolo di Doni）。他也是佛罗伦萨人，害羞内向、沉默寡言，但是一位对动物，特别是鸟类，充满热情的艺术家。他房间里到处都是鸟类的图画，所以他也得了个绰号“乌切洛”（Uccello，在意大利语中是“鸟”的意思）。他有几幅用蛋彩画颜料创作的鸟类和其他动物的图画就被美第奇买走，挂在了美第奇宫的墙上。在多纳泰罗去世前几年，皮耶罗还曾邀请乌切洛创作以圣罗马诺（San Romano）溃败为主题的三版画，来纪念1432年阿尔比奇家族统治时期佛罗伦萨打败锡耶纳的历史。在这幅画中，马似乎主导了作战行动。后来这幅画被挂在了洛伦佐的卧室中。紧挨着它的是乌切洛的另外两幅作品，一幅描绘了巴黎传奇中的场景，另一幅画的是狮子与龙在争斗。[7]
《罗马诺之战》完成后不久，皮耶罗就又为美第奇宫向另一位佛罗伦萨艺术家订制了三幅大型画作。这位艺术家就是安东尼奥·迪·雅各博·本奇（Antonio di Jacobo Benci），因为他的父亲是个鸟贩子，所以他也被称为波拉尤奥洛（Pollaiuolo，在意大利语中有“鸡舍”的意思）。波拉尤奥洛既是雕塑家，雕刻家、珠宝和珐琅商人，也是一位画家。他向皮耶罗毛遂自荐，展示了自己精湛的人体画技艺。这种技艺是他长时间解剖观察尸体获得的。皮耶罗向他订购了《赫拉克勒斯的苦差》（Labours of Hercules）中的两幅，分别是斩杀尼密阿巨狮和摧毁勒拿九头蛇，此外还有一幅描写后来赫拉克勒斯击败利比亚巨人安泰俄斯的作品。[8]赫拉克勒斯正是执政团印章上的图案，他象征着勇气。这些图画中的赫拉克勒斯被描绘得“英勇无畏”，与其说是希腊神话中的天神，倒不如说是一名穿着闪光铠甲的古代战士。
如何用古典神话故事来赞颂佛罗伦萨及其统治者的美德与成就？在这一问题上没有哪个艺术家比亚历山德罗·迪·马里亚诺·菲利佩皮（Alessandro di Mariano Filipepi），也被称为波提切利（Botticelli），更契合皮耶罗的想法了。多纳泰罗去世时，波提切利只有22岁。他父亲是佛罗伦萨的一位皮革商人，在新镇的圣人街上（Via Nuova Borg’Ognissanti）经营着一家生意清淡的小店。他的哥哥以加工画框上的金箔（batiloro）为生，并且替代父亲承担了抚养波提切利的责任。波提切利从小体弱多病，波提切利这一昵称（意思是小木桶）可能来源于他的哥哥。波提切利离开学校后，做过菲利波·利比的学徒，但是没多久他就应邀住进美第奇宫了。在那里，皮耶罗和卢克雷齐娅像家人一样对待他。多纳泰罗去世后不久，波提切利完成了《圣母颂》（Madonna of the Magnificat）这幅画。画中他把美第奇家的两个儿子都描画成了跪在圣母面前的天使。朱利亚诺有天使一般的面容和浓密卷曲的迷人秀发，还有一缕正好垂下来挡住了他的眉毛；洛伦佐则略显黝黑，他只比画家小5岁，侧面、阴影的描绘手法让他的形象更加理想化。[9]
《三贤士朝圣》（Adoration of the Magi）是波提切利为美第奇家创作的另一幅家庭群像，同样采取了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所推崇的以宗教主题表现世俗人物的方法。这幅画中的洛伦佐——如果我们接受传统鉴定的话——被安排在明亮的光线下，而不再遮遮掩掩。这幅画是皮耶罗的朋友瓜斯帕尔·迪·扎诺比·德尔·拉马（Guaspare di Zanobi del Lama）为圣玛丽亚诺韦拉教堂绘制的，可能也是为感恩美第奇家族躲过1466年阴谋、避免暗杀或流放之灾。[10]虽然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似乎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但是这幅画看起来显然是在向洛伦佐致敬。就如波提切利后来为商业行会委员会（Arte della Mercanzia）创作的《坚韧》（Fortitude）一样，那幅画其实也更像是致敬皮耶罗的。
《坚韧》是商业行会为他们的大厅订制的六幅版画之一，代表慈善、公正、信仰、节制和坚韧的美德。起初打算请安东尼奥·波拉尤奥洛的弟弟皮耶罗来画，但是皮耶罗·德·美第奇怂恿托马索·索代里尼（Tommaso Soderini）说服了委员会里的同事们至少让波提切利完成其中一幅。波提切利于是创作了这幅被认为暗喻了他的朋友和资助者坚毅的性格的画作。[11]
波提切利完成作品后不久，另一位艺术家又开始在美第奇宫一层的小教堂设计壁画。这位艺术家名叫贝诺佐·戈佐利，也是佛罗伦萨人，曾经在吉贝尔蒂的领导下协助建造洗礼堂的铜制大门，后来又做了安杰利科的助手。贝诺佐·戈佐利在美第奇教堂里没日没夜地工作了数月，渐渐完成了高坛周围墙壁上的壁画。在美第奇的标志图案钻戒和“永恒”（semper）箴言之上有装饰的花边，再上面是两幅巨大的描绘天使庆贺基督诞生的图画，天使们正好可以俯视下方摆在圣坛之上的菲利波·利比创作的《圣母与圣子》（The Virgin Adoring the Child）。[12]
教堂主体的墙壁上，戈佐利画了纪念美第奇家族历史的内容，不过是用传说的三贤士去伯利恒的故事表现的，其中一些人物以真蒂莱·达·法布里亚诺为圣三一教堂（Santa Trinita）的奥诺弗里奥·斯特罗齐（Onofrio Strozzi）家族小教堂创作的圣坛装饰物《贤士来朝》（Adoration of the Magi）为原型。[13]
人们曾经坚定地认为艺术家是为了纪念1439年那次让佛罗伦萨成为欧洲文化中心的天主教大会而创作此画，所以将画中三位贤士的原型分别定为：东罗马帝国皇帝约翰·帕莱奥洛古斯——从他特别的长袍、长满络腮胡子的忧郁面容和独一无二的头巾式王冠可以辨别；君士坦丁堡大牧首——神态庄严的白胡子老人，也戴着与众不同的头饰，骑在一匹骡子上；年仅10岁的美第奇家族继承人洛伦佐·德·美第奇。他穿着盛装，骑在装饰华丽的马背上，马饰上也装点着美第奇家族七个红色小球的纹饰。正是他的祖父让这些伟大的人物从东方来到了佛罗伦萨。然而还有另外一种更有可能的解释是，对皮耶罗而言，这幅画描绘的其实是每年主显节当天在佛罗伦萨的三国王大游行。美第奇家族一直会参加这一活动，1446年科西莫本人就现身由米开罗佐帮助设计的贤士游行纪念活动。显然很多参加这次盛大游行的人都被戈佐利画到了作品中，他们大多数人戴着当时学者喜欢的平顶圆帽；在国父科西莫的肖像里，他也戴着这样的帽子。还有一些留着胡须的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学者，比如阿尔吉罗波洛斯和查尔康迪拉斯（Chalcondylas），则都受到了美第奇家族的游说并接受了他们的资助而留在佛罗伦萨。在这两人中间，戈佐利画了他自己，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他在画中人物的帽子上大胆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在他前面是美第奇家族的其他成员：皮耶罗的小儿子朱利亚诺，有一个黑人举着弓箭走在他前面；国父科西莫，他骑的马上装饰着美第奇家族的纹饰以及他本人三根孔雀羽毛的徽标；科西莫的弟弟洛伦佐，戴着一顶锥形的帽子骑在骡子上；当然还有画家的资助者皮耶罗，就像他在其他画像中表现的那样，依然没有戴帽子。除此之外，画中还有三个漂亮的姑娘坐在马背上，穿着类似的衣服，帽子上插着羽毛，这显然代表着皮耶罗的三个女儿。[14]
同他预订的其他画作一样，皮耶罗对这幅图画的创作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指示戈佐利把服装画得越艳丽越好。戈佐利同意了他的提议，并提出因需要大量的金色和天青色染料，皮耶罗能否预支工钱。当图画快要完成时，皮耶罗说画中的天使似乎过于突出，但是戈佐利并不认同他的说法：
我总共画了两个六翼天使，其中一个遮掩在角落的云彩中，只能看到他的翅膀尖端，一点儿也不会喧宾夺主，只会增强图片的美感；而另一个天使则是在圣坛的远端，以同样的方式被云彩遮挡着。鲁贝托·马泰利（Ruberto Martegli）看到这个布局的时候也说完全不会觉得突出。不过，如果您要求修改，我还是会遵照您的意愿，再多画两朵云彩。
皮耶罗可能没有活到壁画完成的那一天。他从1469年年初就一直疾病缠身，而人生的最后几个月里也麻烦不断。一些市民冒充他的名义在街上日夜抢掠作恶，并对被他们认定为美第奇反对者的路人施暴并勒索金钱。有人自以为是地认为皮耶罗的病体摧毁了他的意志，也有人将皮耶罗对共和国宪法的尊重误解为软弱可欺。但是皮耶罗又一次展现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强大决心，他下令把罪魁祸首带到他的房间，在病榻上斥责了他们的恶行；他还警告他们，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他会把已逐出佛罗伦萨的家族成员都召回来整治他们。这之后，城市里的暴行和掠夺马上就停止了，但是没到这一年年底，皮耶罗就去世了。圣洛伦佐教堂老圣器收藏室中，他被置于他弟弟乔瓦尼的旁边。在他及叔叔的遗体之上，皮耶罗的儿子们放置了斑岩石棺，还装饰了叶形图案，这些都是由多纳泰罗最杰出的学生安德烈亚·德尔·韦罗基奥（Andrea del Verrocchio）为美第奇家族设计的。[15]
[1] 在圣玛丽亚诺韦拉的马焦雷礼拜堂有基兰达约的壁画，资助者托尔纳博尼家族的女儿卢克雷齐娅·托尔纳博尼也被画进了《施洗者的诞生》（Birth of the Baptist）这幅画中，就是右数第三位女性人物。
[2] 圣米尼亚托主教堂的十字架神龛是为圣乔瓦尼·瓜尔贝托（San Giovanni Gualberto）的十字架制作的。他在圣三一教堂的小教堂是由卡奇尼设计的。毛织业行会负责圣米尼亚托主教堂的维护和装饰，并同意在这里修建神龛，前提是只有毛织业行会的标识可以被刻在上面。但是皮耶罗·德·美第奇坚持要把他的盾徽——一只鹰隼抓着刻有美第奇座右铭“永恒”的钻戒及三支羽毛——也刻在上面，最终两个盾徽都刻在了上面。
[3] 圣母领报大教堂的十字架神龛大约在1450年制作。就像圣米尼亚托主教堂的神龛一样，也是为皮耶罗设计的，设计者很可能是米开罗佐。
[4] 卢卡·德拉·罗比亚的《唱诗班唱台》现在被陈列在大教堂歌剧博物馆（Museo dell’Opera del Duomo）（主教堂广场9号）。多纳泰罗的作品也在这里展出。它们都是在1688年被从大教堂里移出来的，目的是大公王子费尔迪南多和公主维奥兰特·贝亚特丽切在此举行婚礼时能有空间容纳下更多的歌手。
[5] 钟楼是从十四世纪三十年代开始修建，当时乔托是大教堂建造工程的总指挥（Capomaestro）。卢卡·德拉·罗比亚的浅浮雕是在十五世纪三十年代完成的。
[6] 卢卡·德拉·罗比亚的釉面陶砖是为装饰皮耶罗·德·美第奇的书房而设计的，其中一部分现在陈列于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7] 乌切洛的三幅铜版画《圣罗马诺的溃败》散落到了各处。一幅在乌菲齐美术馆，一幅在罗浮宫，第三幅在伦敦的国家美术馆。伦敦的这幅画描绘的佛罗伦萨指挥官就是尼科洛·达·托伦蒂诺。他在主教堂广场的衣冠冢由安德烈亚·德尔·卡斯塔尼奥（Andrea del Castagno）设计建造。在它旁边的另一个衣冠冢是纪念英国雇佣军首领约翰·霍克伍德（John Hawkwood）的，由乌切洛设计建造。
[8] 波拉尤奥洛的《赫拉克勒斯的苦差》现展于乌菲齐美术馆。他的《赫拉克勒斯和安泰俄斯》（Hercules and Antaeus）展于巴杰罗国家博物馆。
[9] 波提切利的《圣母颂》现展于乌菲齐美术馆。
[10] 波提切利的《三贤士朝圣》是为圣玛丽亚诺韦拉创作的圣坛装饰物，现展于乌菲齐美术馆。根据乔焦·瓦萨里的观点，画中将手伸向圣子的脚的国王就是科西莫；穿着白袍跪在旁边的是洛伦佐的弟弟朱利亚诺；在他后面，对“圣子表现出无限喜爱之情”的是科西莫的二儿子乔瓦尼。在画正中前景最显著位置跪着的就是皮耶罗·德·美第奇。而在画面最右侧、穿着橘色袍子的人则是波提切利本人。穿着黑色长袍、肩部有一条红色带子的人物可能是一个理想化的伟大的洛伦佐的画像。
[11] 波提切利的《坚韧》现展于乌菲齐美术馆。
[12] 菲利波·利比的《圣母与圣子》于1814年被移出美第奇家族教堂，现在这幅画在柏林。现在美第奇堂里展示的是内里·迪比奇（Neri di Bicci）临摹的仿品。
[13] 真蒂莱·达·法布里亚诺的《贤士来朝》现展于乌菲齐美术馆。
[14] 在队列前方穿着蓝色衣服的年轻男子骑着神气的高头大马，马上还有一只豹子，这个人物通常被认为是朱利亚诺·德·美第奇。尽管有人说戈佐利可能是想以取笑的方式展现令人畏惧的、冷酷的卢卡领主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德利·安泰尔米内利（Castruccio Castracani degli Antelminelli），也是佛罗伦萨在十四世纪最强大的敌人。豹子就是卡斯特拉卡尼的象征。按照那一时代的习惯，戈佐利应描画人们一眼就能想到的象征，而不是直接刻画与真实人物相似的形象。
[15] 韦罗基奥设计的圣洛伦佐教堂老圣器收藏室中的皮耶罗和乔瓦尼之墓是一座由蛇纹石、铜、斑岩和大理石建造的宏伟建筑，于1473年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