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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克拉希尼克

康拉德也发出同样的疑问:“接下来呢?”他一直夸称自己是英明果断的将材,但在奥匈帝国的东部战线,他一开始的兵力调度就乱无章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与德国人没什么联系,他不喜欢德国人,但德国人更不喜欢他。他对一事无成的塞尔维亚战役置之不理,而那场战役仍在消耗捉襟见肘的宝贵资源。波蒂奥雷克仍抓着两个弱集团军不放——用来保卫奥匈帝国疆土绰绰有余,但用来再次入侵塞尔维亚则兵力不足。就东部战线来说,德、奥已在战前谈到从北、南两线分别出击(德国人从东普鲁士,奥地利人从加利西亚),夺取从俄罗斯帝国本体往西突出的俄属波兰。他们甚至谈到使波兰、乌克兰脱离俄国,将它们合组为一个由奥地利人治理、位于俄国与西方之间的缓冲国,为这场战役画下句点。[1]但说到入侵俄国,康拉德需要动用他的全部兵力,需要陈兵于俄国边境。结果他却把他已遭削弱的兵力部署在他战区最东边铁道卸除点以西约一百六十公里处,希望借此为击败塞尔维亚多争取一些时间。

康拉德自相矛盾的战略构想和不知打哪儿来的“战争逢凶化吉”的自信,最终被现实打碎。德国人正把重心放在西部战线上,东部战线上连一场象征性的挫败都非他们所乐见,因此他们把他们小兵力的东线部队扣住,防卫东普鲁士,而非与奥地利人联合攻入俄属波兰。[2]康拉德自己在塞尔维亚战事上的优柔寡断,使奥匈帝国在东部战线的兵力部署,八月二十八日时只有三十一个师,九月四日终于有第二集团军第三个军从沙巴茨开拔过来时(第四个军还留在南部战线以安抚波蒂奥雷克),兵力增加为三十七个师。这些姗姗来迟的奥地利军官里,有一位向记者抱怨,塞尔维亚的战事令他极不舒服:“我们接到的命令是杀光、毁光,很不人道。”他把奥地利高阶将领称作“土匪”。[3]他们也是拖拖拉拉的慢郎中,而德国人未掩饰他们对那些人的鄙视。奥匈帝国大使从柏林报告了其在德国政界、军界所感受到,“对我们行动不够积极与迅速,未能”在德国人正于法国与敌厮杀时,“将俄军引离德国”的愤懑。[4]

鉴于柏林不满奥国的表现,弗朗茨·约瑟夫的新任驻德大使戈特弗里德·冯·霍恩洛厄(Gottfried von Hohenlohe)亲王,急忙力劝本国政府“立即攻打俄国,以表明这两个帝国平均分摊这场战争的重任”[5]。结果,俄国人已在加利西亚动员四十五个步兵师和十八个骑兵师,还有正在华沙集合以会同入侵德国或奥匈帝国的俄国第九集团军十一个步兵师。战前,奥地利预测届时,俄军所部署的兵力只会有二十四个师,但眼前却有超过五十个师陈兵于其与奥、德的边界上,部署速度之快大出奥地利的预料。[6]

奥匈帝国要想在战场上打败俄国,只有一个机会,就是趁俄罗斯人还未能全面动员之时迅速出击,但康拉德已白白丧失那机会。这场战役连第一枪都还没发出,似乎就注定落败,主要原因在于奥地利人弹药已开始不足。他们把大部分弹药工人征召入伍,使得位于维也纳、施泰尔(Steyr)、皮尔森(Pilsen)、布达佩斯的大兵工厂产量大大低于最高产量。到了九月中旬,它们每天只生产三百五十万发步枪弹、九百枚炮弹,而且即使要把如此少量的子弹、炮弹运到前线部队手里,都碰到困难。[7]奥匈帝国驻慕尼黑公使九月八日发给贝希托尔德一份令人气愤的电报,传达了以下消息:德国人将把先前被斥为“过时的”、“只适合给中国军队使用”的两百五十万发步枪、机枪弹送交奥地利。[8]

奥军部署在桑河、德涅斯特河边,前方没有足够的防御工事保护,且拖了这么久迟迟未有行动,照理这时康拉德对进攻一事应该连想都不要想。运用位于普热梅希尔的据点——自古即是战略要冲,这时为数座现代堡垒所环绕,有“东方凡尔登”的绰号——康拉德本可以将气势吓人的俄国大军(三百万俄军对付兵力不到那一半的奥军)阻挡于奥匈帝国边境外。俄国六个集团军(三、四、五、八、九、十一)正挺进五百公里长的战线,以将奥匈帝国三个集团军(一、三、四),还有伦贝格周边赫尔曼·科维斯(Hermann Kövess)将军辖下不断在波动的兵力,都包围住。科维斯部包含从塞尔维亚境内伯姆-埃尔莫利的第二集团军零星且缓慢转移过来的部队。俄罗斯人已于一九一三年用五亿美元的法国借款,改善了进入该战场的铁路和公路,使在后勤上原居优势的奥地利反居劣势,使俄国从此能比奥地利运送更多部队进入这个加利西亚边界地区。[9]

康拉德秉持其一贯不服输的精神,尽管没有胜算且没有德国人配合,仍选择进攻。后来弗朗茨·约瑟夫说到康拉德时表示,“对于有着如此宏大计划的参谋总长,我们找不到适合他一展身手的领域”,但在一九一四年八月时,皇帝表现他的一贯作风,丝毫未阻止康拉德实现其计划。[10]康拉德以未构筑防御工事的伦贝格为其右翼的依托,大胆假定他能用他的左翼兵力(他的第一、第四集团军的十八个师)往东北强力挺进,包围、消灭集结于卢布林(Lublin)、海乌姆(Chelm)周边的两个俄国集团军。如果康拉德击溃这两个集团军,不必等毛奇打败法国后履行承诺回师东线,他就可宣告在布格河边得胜。

像康拉德这样坏脾气的人,很难抗拒如此美好前景的诱惑,但衡诸现实,他该抗拒住。即使击败卢布林周边的两个俄国集团军,他们后面还有两个作为预备队的集团军(第十一、第九),而康拉德不可能让这两个集团军也称臣,因为他缺乏后备兵力、运输工具、弹药。康拉德在战前拟的作战计划,想以超过三十个师的左翼兵力执行这一攻势,迂回、包围俄国在波兰、加利西亚动员的部队。如今他左翼的兵力却只有十八个师,根本不足以震慑俄罗斯人。至这时为止,俄国已以比预期更快的速度部署了五十二个师,且俄国师的战斗力大于奥地利师——俄国师下辖的营、机枪数目比奥地利师多,平均来讲战斗力较强六至七成。俄国师在火炮上也拥有摧枯拉朽的优势,野战炮比奥地利师多一倍,重型火炮多两倍。就火炮来说,俄国与德国相比,居于劣势,与奥地利相比,却远远占上风。[11]

康拉德诸师这时得行走约一百六十公里才能抵达他们的进攻点,由此观之,康拉德的冒进更显鲁莽。康拉德想必知道,光是行军就会毁掉他以平民为主的军队。康拉德的青年时代回忆录讲述了他唯一的打仗经验(一八七八年在波斯尼亚),谈到当时夏季酷热带给士兵何等“说不出口的痛苦”,导致造成集体掉队乃至自杀。[12]康拉德若照原来的部署计划行事,他的部队会坐火车横越这酷热的一百六十公里路,结果,他的部队是在炙人的烈日下,靠双脚吃力开赴前线,一路吃辎重队、骑兵、火炮扬起的尘土。随行的牲畜(将陆续宰杀供奥地利每个军食用的七十头牛、两百头猪、三百只绵羊),一路叫,一路大便,令士兵更为痛苦。

“酷热”中行军的往事,令来自蒂罗尔的皇家步兵团一员奥托·拉塞兹(Otto Laserz)永生难忘;部队在维也纳上火车,开到名叫卢比恩·维尔基(Lubien Welki)的小村子时被叫下车,改为走到一百四十几公里外的伦贝格。这一趟艰苦行军走了三天,如果搭火车,只需两个小时。走到第二天时,每个人都因虱子、口渴而痛苦不堪。他们在第一个小时就把水壶里的水喝光,然后每隔好几公里才会碰到水井,而一到水井,士兵会按阶级高低排队,等着喝温热、微咸且必然导致痢疾的水。这些皇家山地步兵团——来自维也纳、施蒂里亚、蒂罗尔这三个征兵区的奥地利地方防卫军部队——也不解为何要他们带着绳索、带铁钉的鞋底、冰斧,以及钉有平头钉的靴子,在地势平坦的加利西亚作战。

比起一般的军靴,这种靴子走在加利西亚的沙地上陷得较深。官僚作风在奥地利根深蒂固,因此,若没有照文书作业申辩理由,没有人敢,就连拉塞茨的团长都不敢不带这些不适用的东西,而因循苟且的官员当然未想到去做这种文书作业。于是,士气涣散,“脚扎痛,背和肩发疼”。拉塞茨的一名部下,行军第一天就落队落得很严重,下午才重见人影;拉塞茨指出,“他把所有东西,山区装备,乃至背包和干粮袋,全丢了,这时终于露出笑容。夏天在加利西亚一天行军五十公里,就是这个情景”。[13]

康拉德要他口渴、步履蹒跚的部队往北穿过平坦的加利西亚时,也未费心稳固他的右侧翼。在加利西亚一望无际、空荡荡的平原上,点缀着遍地尘土的村子,村中有陡斜屋顶草屋和三圆顶式教堂。有位好奇的奥地利步兵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对奥地利这个省一无所知,只知道它产油、盐、污秽、虱和许多犹太人”。[14]不管是八月十五日进入俄罗斯境内侦察敌情的奥匈帝国骑兵,还是奥匈君主国的飞机,都完全未注意到在普罗斯库罗夫(Proskurov)和塔尔诺波尔(Tarnopol)集结和从东边逼来的俄国第三、第八这两个集团军。奥匈帝国初建的陆军航空兵团,已在八月时被自己人打得几乎全部停飞,因为兴奋的农民兵一看到飞机从头顶上飞过,就朝它们开火,也不管它们是不是本国的飞机。[15]最初,军方向不分青红皂白乱开枪的奥地利部队说明了奥、德、俄飞机标志,形状的差异,要他们只能向俄国飞机开火,不久后干脆要他们看到飞机都不准开火。[16]

进入加利西亚某村的奥地利部队

一九一四年八月进入加利西亚某村的奥地利部队。有位奥地利步兵写道,“我们对奥地利这个省一无所知,只知道它产油、盐、污秽、虱子和许多犹太人”。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飞机这项新武器能长程侦察(往返三百二十公里),精确且及时地掌握敌军动态,理论上应能缩短部署时间,加快战斗的开打,但在这里,一如在塞尔维亚,效用不大。可怜的奥地利人只有五架位于伦贝格的飞机:其中三架不能飞,能飞的两架,有一架于八月十二日在俄国境内坠毁。[17]出问题总爱放马后炮的康拉德,把错怪在别人头上:“我建议为陆军配备一千两百架飞机时,有人说我是傻子;现在他们知道我是对的了。”[18]身为参谋总长,他本有权力坚持建造飞机,但他没有坚持。于是,他的南、北两方面军仍照着旧式土方法在蛮干。

事实表明,绝对落伍的奥匈帝国骑兵与哥萨克人打边界小规模战斗时,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全线溃退,死伤惨重,抱怨身上的装备、盔甲笨重累赘。奥芬贝格得知他的第六骑兵师在托马舒夫(Tomasow)周边溃败之后写道,“什么都缺”。[19]许多奥地利骑兵选用阅兵用的重马鞍,把他们未习惯这种马鞍的坐骑擦伤弄痛,因而被马从马背上摔下来。数千骑兵因此跛着脚徒步走回基地,后面牵着他们因疼痛而退缩不前的马。那些得以顺利前进的骑兵,搜索过四百公里宽的前线,深入俄境一百六十公里,却遭遇出其不意的猛烈齐射火力。有位俄国中尉忆道,战争初期,他那些发狂的乡巴佬士兵会“每个人都朝一个奥地利骑兵发射二十发子弹”,使整个部队在下一次补给到达之前形同失去武装。[20]

庞大的奥地利骑兵屏护部队不知为何完全未碰到俄军主力,康拉德因此相信“没有欲从东边不利于其右侧翼的大规模兵力移动的迹象”。[21]在个人回忆录中,俄国第八集团军的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Aleksei Brusilov)将军,惊讶于他在塔尔诺波尔附近边境遇到的奥军部队之“少”,惊讶于他所遇到的那些奥军投降之干脆和供出情报之迅速。原来,奥地利人深信俄罗斯人正在慢条斯理动员,而非进攻。[22]奥地利将领赫尔曼·科费斯的兵力群(在第二集团军的余部从塞尔维亚来到之前,屏护西里西亚东部的两个军),早在八月二十三日就示警道,整个俄国第八集团军在普罗斯库罗夫周边集结,要跨过边境。奥地利军方郑重其事派了架飞机去侦察。有位忧心忡忡的参谋官在那天写道:“今天下午会派一架飞机去侦察;军官绝对要告诫士兵勿把它打下来。”[23]情势比上述警告还要糟糕:俄国两个集团军(第八和第三)正从东边合拢。他们一直利用凉夜行军,炎热的白日则躲在树林里,借此避开空中侦察。[24]

这时康拉德心情较好;吉娜请人送来一个纪念品盒,内有一幅迷你的老毛奇(一八六六年击溃奥军的普鲁士将领)肖像。这位奥地利参谋总长把它挂在脖子上,希望如老毛奇般大败敌人。[25]但他绝不是毛奇之流的将才,从他愚蠢的用兵决定——用如此薄弱的兵力攻入很容易被敌人从两侧包围吃掉的辽阔地方——可见一斑。从先前的“往后移动”和这时得用行军才能抵达本可以坐火车更早、更容易抵达的前沿阵地来看,这一决定更令人困惑不解。康拉德后来辩称,要保住加利西亚的油井、铁路、公路和该地区首府伦贝格,要乘其不备奇袭俄罗斯人,要先发制人以打消他们对加利西亚其他地方、喀尔巴阡山脉、匈牙利所必然发动的压倒性攻击,这一北攻行动是唯一办法。八月二十日,奥芬贝格将军来到普热梅希尔见康拉德、弗里德里希大公和新皇储卡尔大公。奥芬贝格以为会讨论仗怎么打,结果发现康拉德和弗里茨尔绷着脸坐着,一语不发。波蒂奥雷克原宣告已在塞尔维亚取得大捷作为八月十八日皇上诞辰的贺礼,这时却说他败了。

搜寻俄罗斯人的奥地利骑兵

战前奥地利人把过多心血投注在骑兵上,一九一四年八月时这些长枪骑兵,一如其他奥地利骑兵,虽然搜索过四百公里宽的前线且深入俄境一百六十公里,却未能找出俄军的位置。飞机是更有效的侦察工具。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莫里茨·冯·奥芬贝格将军

莫里茨·冯·奥芬贝格将军是弗朗茨·斐迪南的亲信,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当过陆军部长。一九一四年接掌哈布斯堡第四集团军后,未掩饰他内心的不安。准备入侵俄国时奥芬贝格写道,“我们情况不好。这场战争事前准备不良,开始也没做好”。

照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康拉德和弗里茨尔都抱怨德国人不守信用,抱怨毛奇太顽固,坚持把重点放在西部战线,尽管弗里茨尔的抗议让奥芬贝格觉得可笑:“即使是最厉害的指挥官,都无法同时追捕两只兔子。”德国人得先解决英、法,才能回头对付东边的俄国。康拉德“对于他自己的作战构想没什么可说的,对于敌人没什么可说的”。弗里茨尔看起来“忧心忡忡”。只有皇储开心,因为没人想要向他说明情势。奥芬贝格还见了总司令部的德国军事代表团——胡戈·弗雷塔格-洛林霍芬(Hugo Freytag-Loringhoven)将军和卡尔·冯·卡格内克(Karl von Kageneck)上校——发现他们心情不好。这两个德国人已对康拉德的拖拖拉拉失去耐心。回到位于雅罗斯劳附近的集团军司令部后,奥芬贝格表示他很沮丧。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们的状况不好。这场战争事前准备不良,开始也没做好。地形不利于我们,全世界也和我们作对。就连日本如今都已向德国宣战!”[26]

德国人仍想借由拿下塞纳-马恩省河边的胜利,打赢布格河边的战争,因此康拉德真正能走的路,就只有等待。奥匈帝国在战争初期享有的优势,已被他一点一滴流失掉。康拉德未调四十个师急赴俄国边界,反倒要不少的兵力绕道到塞尔维亚再转赴东部战线,而且要真的抵达加利西亚的三十个师在离边境还很远处下火车,然后把八月最后一个星期和九月头五天花在把第二集团军的最后几个师运来德涅斯特河边的斯坦尼斯劳(Stanislau)上面。而这时,俄罗斯人已动员两百七十万兵力——九十六个步兵师和三十七个骑兵师。由于兵力如此庞大(且德国人仍把重心放在西战线),俄国总司令部能摆出将小小的奥地利北方面军完全包围的威胁姿态。俄罗斯人在北边卢林布和海乌姆周边部署了两个集团军(第四和第五),在南边杜布诺(Dubno)周边摆了另外两个集团军(第三和第八),使康拉德两侧翼都受到威胁。只要攻向维斯瓦河(Vistula)和伦贝格南边,俄军就能把奥军包围在桑河与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盆地里。[27]

俄军实际的推进情况与康拉德日益错乱的构想相抵触,于是康拉德又浪费了宝贵的数日思索该怎么办。吉娜封他为毛奇再世,因此他得表现出毛奇的样子。八月二十二日晚上,康拉德终于向麾下诸将发令。他命令位于雅罗斯劳的莫里茨·冯·奥芬贝格将军的第四集团军与位于其左边的维克托·丹克尔的第一集团军向东北进发,丹克尔进向卢布林,奥芬贝格进向海乌姆。鲁道夫·布鲁德曼将军的第三集团军和已从塞尔维亚抵达的第二集团军部分兵力,则要从伦贝格往东攻向布罗迪(Brody)。晚上八点看过康拉德的命令后,奥芬贝格惊讶于那些命令“有非常详细的行军表,却只字未提整体计划,未提我们该怎么做”。命令里完全没有指导思想。[28]这就是康拉德的作风,不事先计划,但视情况随机应变,如果成功就在事后把事实塑造为明确的计划,如果失败则把它们撇得一干二净。

康拉德的整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有问题。要攻向卢布林和海乌姆以切断俄国通往华沙、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Brest-Litovsk)的铁路,从南边、东边威胁维斯瓦河边诸要塞,只有在德国人从北边、西边威胁它们的情况下,这个计划才行得通。德国人未做出这样的威胁。他们已在八月二十日败于贡宾嫩(Gumbinnen),正在东普鲁士重整其军队。这意味着康拉德的钳子,最顺利的话,只会抓到空气;最糟糕的话,则反会遭俄国的钳子痛击,挡住其退路,使其无法井然有序退到桑河边(桑河是克拉科夫和往北、往南进入德国、奥匈帝国之道路的屏障)。

康拉德的一九一四年三月计划,预想由丹克尔第一集团军的九个师进攻与奥芬贝格第四集团军的九个师交战的俄军侧翼,并以伯姆-埃尔莫利的第二集团军为预备队。但由于第二集团军的兵力以分批零星的方式从塞尔维亚移入,康拉德于是将其报到的对象,由丹克尔部、奥芬贝格部,改为这时正与俄国第三、第八集团军相对峙的布鲁德曼第三集团军。事实上,俄国兵力集结愈来愈大,第二集团军必须增援奥军右翼,但由于康拉德让这支部队先到塞尔维亚过水,导致它来时已经太迟,对该地的战局也没有帮助。一如在塞尔维亚所见,这意味着奥军的兵力在每个地方都会太弱,在任何地方都打不出决定性的胜仗。丹克尔的日记证实此点:他写道,“我们后面”“空空荡荡”——只存在一种可能性,即德国一个军往南推进到塔尔努夫(Tarnow)或克拉科夫,以将德奥两军连在一块的可能性。除此之外没有预备队可用于乘胜追击或解救失败的进攻。

加利西亚境内三个半的哈布斯堡集团军,就是奥匈帝国用以对付俄罗斯蒸汽压路机的所有兵力。这样的兵力不足以令敌人生畏,奥芬贝格不得不在开赴边境的征途中发函麾下诸将,“尽管俄军火炮比我们多上许多,但我深信我们炮兵向来的优秀表现会抵消那一优势”。他肯定是在开玩笑。俄军的重炮和高爆炸药会把奥地利“向来的优秀表现”一下子打倒在地。奥芬贝格忆道,通过经严密审查的奥地利报纸,比通过康拉德本人,更能清楚了解丹克尔部、布鲁德曼部的动向。康拉德拟定计划时,从未向他的将领透露计划内容。奥芬贝格把这称作康拉德的“秘密系统”,后来这位参谋总长则用它改写一九一四年历史,把自己塑造成受无能下属拖累者。[29]康拉德事后声称他的三个集团军乃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大体系的一环,这个大体系的最佳防御之道就是进攻(以加利西亚第三集团军为诱饵引俄军来犯,第一、第四集团军则南进攻击该俄军),但那是厚颜无耻的虚构之词,以为哈布斯堡的野战集团军能在俄军部署越来越密的五百公里战线沿线自由移动,想法太偏离现实。

一九一四年初期康拉德就已在维也纳的某场将领会议上推演过这样的兵力调度,如今他还这么干,就更令人震惊。此刻领兵作战的诸集团军司令官都参与了那场会议,推演过程中有个集团军在普热梅希尔稳住侧翼和后部,三个集团军往东攻以包围俄军。那时东部战线的兵力比现今多了一个集团军,且那场兵棋推演虽有四个集团军投入,但康拉德仍指出令人忧心的障碍:烂泥道路、多雨的波罗的海气候、位于华沙和伊万哥罗德(Ivangorod,波兰语称登布林/Deblin)的俄军防御工事。这些防御工事将使奥军无法施展,需要德国大军增援才能将其攻破(而这样的增援大概可望而不可得)。[30]

尽管犯了上述种种差错,但康拉德至少统筹了奥匈帝国全国人力、物力的战争动员。俄国的战争动员则因为诸多权力中心的意见不一而未有定案,在如何打这场战争上,这些权力中心都还未打定主意。兵力部署问题令俄国大为头痛。一八一五年起成为俄罗斯帝国一省的波兰是个突出部,北邻德国东普鲁士,西接德国西里西亚,南邻奥地利加利西亚,乃是从俄罗斯嘴巴伸出的“波兰舌”。如何保卫这个突出部,该向哪个方向进攻去助西方的俄国盟邦一臂之力,成为被沙皇底下诸将领踢来踢去的政治皮球。

沙皇尼古拉二世于一九一四年任命他五十八岁的堂叔尼古拉大公(Grand Duke Nikolai)为俄军总司令,但这位大公的总司令部并未拥有实权,真正掌有兵权者是弗拉基米尔·苏霍姆利诺夫(Vladimir Sukhomlinov)。苏霍姆利诺夫自一九〇九年起担任陆军部长,已是公认的军中拉斯普京(译按:Rasputin,因医治了王子的病而成为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宠臣进而干预朝政的西伯利亚农民),生性爱出风头,且巧妙利用皇后的偏见打进高层成为沙皇心腹。他的治军作为,主要是为了壮大个人权力,而非为了军队的长远发展,在一九一四年前的七年里如走马灯般换掉多位俄国参谋总长,前后换掉的总长人数比德国过去百年里所换掉的还多出许多倍。[31]苏霍姆利诺夫大搞这种以权谋私的事,无暇顾及建军备战的正务,尽管贪污情事屡遭披露,但仍得到沙皇与皇后保护,因为苏霍姆利诺夫对罗曼诺夫王朝(和拉斯普京)忠贞不贰,因为这位将领追随时代风潮鄙视俄罗斯国会。

这在一九一四年所带来的影响,乃是即使将军队部署到边境,俄军仍无法敲定协调一致的计划,仍无法在南、北两兵力群之间转移预备队。雅科夫·日林斯基(Yakov Zhilinsky)将军统率的西北方面军和尼古拉·伊万诺夫(Nikolai Ivanov)将军统率的西南方面军,都自视为固定不动的建制,不能视外在情势而变动,也不能缩减。两方面军的司令官(和提携他们两人的苏霍姆利诺夫)的威信,与兵力的大小和其兵力所享的优先权息息相关。德国与奥匈帝国的总司令部能将军级部队在不同前线之间调动,以因应实际战况的变动,俄国总司令部做不到。即使尼古拉大公想将某集团军的资源调到另一个集团军,也得征求苏霍姆利诺夫的同意,只要这一调动令他在野战集团军里的哪个门生不悦,他即会予以否决或修正。尼古拉大公的主要助手,尼古拉·雅努什凯维奇(Nikolai Yanushkevich)和尤里·达尼洛夫(Yuri Danilov)两位将军,都是苏霍姆利诺夫(不顾这位大公的反对)亲自挑选派任的,因此向苏霍姆利诺夫征询意见之事根本不会发生。大公会请求调动,但雅努什凯维奇会表示后勤上根本办不到。

尼古拉大公、苏霍姆利诺夫与沙皇

尼古拉大公(左)、苏霍姆利诺夫将军(中)与沙皇尼古拉二世(右),照片摄于战前不久的俄国军事演习现场。尼古拉将出任参谋总长,但苏霍姆利诺夫得到沙皇宠信,实际掌握兵权。苏霍姆利诺夫和拉斯普京一样狡猾、贪腐,未成为尼古拉大公总司令部的助力,反倒紊乱指挥体系。

照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当康拉德竭力欲结束塞尔维亚境内战事并攻入俄国时,俄罗斯人正忙着敲定该怎么因应战局。尼古拉大公的新总司令部位于西北、西南两方面军的中途,白俄罗斯巴拉诺维奇(Baranovichi)镇上某条铁路侧线上的一个车厢里,比起位于华沙和基辅,设立已久且固定于一地的俄军司令部,寒碜许多。位于华沙的司令部专门对付德国威胁(俄国战前拟定的G计划),位于基辅者则对付奥匈帝国(A计划)。华沙、基辅两司令部都是苏霍姆利诺夫所扶立,也就是说它们都不大需要俄军总司令部的协助,且两司令部无意于彼此的合作。华沙的将领知道他们得把既有的枪炮和刺刀全用来对付德国人;基辅的将领想先打败奥匈帝国,原因之一是担心波兰若遭成功入侵,可能不保。几位沙皇压制波兰语言、教会、贵族已五十多年,如果奥地利人或德国人在俄属波兰取得立足点,波兰人可能把他们当解放者来欢迎。英法催俄军总司令部加重对德国的军事施压,以消除西部战线的压力。处于这样的情势下,照理尼古拉大公该解决上述争辩,但他没有。当沙皇任命他为总司令时,这位大公反倒悲痛自己的无能,眼泪夺眶而出。沙皇既不喜欢他,也不信任他,军事上较听信苏霍姆利诺夫的意见。[32]

俄国的战前计划主张把重点放在奥匈帝国,对德国严采守势,但法国请俄国在东边佯攻以牵制德军,要求紧急修正G计划并准备进攻。佯攻行动将由坐镇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司令部,统率西北方面军的日林斯基将军领军。他也是苏霍姆利诺夫的人,战前任华沙军事行政长官,且曾(在一九一一年担任俄国参谋总长期间)承诺部署八十万兵力,以解除法国所受压力。[33]一九一四年八月德国二十五个军大举攻入法国,沙皇同意派伦南坎普夫(Rennenkampf)的第一集团军和萨姆索诺夫(Samsonov)的第二集团军进入遍布湖泊与森林的马祖里(Masuria)地区牵制德军。被委以这项牵制任务的日林斯基,此刻不可能领会该与友军合作对抗奥地利人的道理,或该与友军共享随着俄国的动员而在西北、西南两战线后方积聚的后备兵力的道理。俄军总司令部要日林斯基的两个集团军挺进东普鲁士的命令下得太突然,因而他们于八月十七日出征时,总兵力不到四十万,而非日林斯基先前所承诺的八十万。但他们的兵力仍比东线德军多一倍,因而俄国仍颇乐观。

这时俄国派了三十四个步兵师前往东普鲁士,四十七个步兵师开赴加利西亚。[34]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所在的罗夫诺(Rovno),被英国武官说成“一个典型的俄罗斯边境城镇,肮脏,到处是尘土,街上充斥目瞪口呆盯着外地人看的犹太人”。尼古拉·伊万诺夫坐镇此司令部,参谋长是米哈伊尔·阿列克谢夫(Mikhail Alekseev)。[35]伊万诺夫掌管四个集团军:安东·萨尔扎(Anton Salza)将军的第四集团军和帕维尔·普列韦(Pavel Plehve)将军的第五集团军,从卢布林、乌海姆往西南部署;尼古拉·鲁斯基(Nikolai Ruzski)将军的第三集团军和阿列克谢·布鲁西洛夫的第八集团军,从塔尔诺波尔往西部署——鲁斯基部驻扎于塔尔诺波尔镇北边的杜布诺、布罗迪周边,布鲁西洛夫部驻扎于此镇南边。在伊万诺夫部与加利西亚首府伦贝格之间,只有德涅斯特河的两条小支流,兹沃塔利帕河(Zlota Lipa)和格尼拉利帕河(Gnila Lipa)。[36]与伊万诺夫(前线指挥官)未生口角时,阿列克谢夫(前线参谋长)主张从右边出击,切断奥军往克拉科夫撤退的路线。其他人主张从左边进行侧翼包抄,也就是从南边绕到奥军后面,把奥军困在伦贝格与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口袋里。

俄军总司令部的达尼洛夫将军力推这两个计划,主张俄军的优势兵力使其得以从康拉德北方面军的两侧翼进行双重包围。第四、第五集团军将包抄康拉德左侧翼,第三、第八集团则包抄其右侧翼。打过日俄战争、脾气坏但能征善战的伊万诺夫认为,说不定一战就能全歼奥匈帝国军队。康拉德在东部战线只部署了三十六个师,兵力只及俄军的一半,而随着俄国从内地调来更多师,敌众我寡的情势还会更恶化。[37]如果可以做主,阿列克谢夫大概会要左翼的两个集团军(第三、第八)往前推,以掌控桑河一线并把奥军困在加利西亚,使右翼的两个集团军(第四、第五)得以将奥军团团包围。但由于战争头一个月法国蒙受二十五万人死伤,俄军总司令部决定由右翼的两个集团军打头阵,这两个集团军较靠近德属西里西亚,较可能引来柏林注意。[38]

一场大遭遇战俨然即将爆发,因为双方都深信已准备好一击就将对方击倒(在布格河边将康拉德击倒,在桑河边将伊万诺夫击倒)。伊万诺夫这时已从奥军行军路线沿线的多嘴村民口中了解到当面奥军兵力的薄弱,认为包围康拉德的北方面军指日可待。萨尔扎第四集团军的十五个师和普列韦第五集团军的十八个师,要西进切断康拉德与克拉科夫的联系,萨尔扎部进攻热舒夫(Rzeszow),普列韦部进攻拉瓦鲁斯卡。鲁斯基第三集团军的十八个师要攻入伦贝格,布鲁西洛夫第八集团军的十五个师则要在伦贝格南边渡过德涅斯特河,以从侧翼包抄想守住该城的奥匈帝国军。普列韦的集团军在这一大调动后面居中策应,视情况协助包围伦贝格,或协助往克拉科夫的攻势。[39]英国武官忆起快开打时伊万诺夫司令部里的兴奋气氛,还有俄军一名有妻有五个孩子的炮手流露的悲观。有人拍那炮手的背,告诉他不久就可回家与家人团聚时,炮手不以为然地说:“有人说通往战争的路很宽,回家的路很窄。”

俄国的第四、第五集团军循着宽阔大马路南进,直指奥匈帝国北进的第一、第四集团军。俄国的第三、第八集团军被加利西亚南部的不良道路、注入德涅斯特河的一连串南北向河川、鲁斯基与其参谋间的争执拖慢速度,致使奥地利得以暂时免遭俄罗斯蒸汽压路机的蹂躏。补给和交通系统仍是俄军的罩门。俄国的摩托化程度比奥地利还低,一个十五万人的集团军只有十辆汽车、四辆摩托车,整个数百万人的大军只有不到七百辆交通工具。[40]俄国的补给部门糟得令人愤慨,每次都因怠惰、腐败坏事。英国武官九月中旬参观过俄国后勤指挥部华沙总部后,报告了他的所见所闻:“整个地方脏得无法形容;每个人都在等……似乎都甘于等。”似乎没有真正称得上补给体系的东西;可供使用的马是“可怕的稻草人”;犯人、逃兵、疗养的伤兵四处游荡没人管。[41]

俄国人不急于将零散分布于边陲地区的兵力统合成骇人武力,使奥地利当下在波兰突出部得以同样的胜算。三十五万奥军部署于该地,对抗同样兵力的俄军。康拉德预期可能得胜,甚至针对即将征服的华沙任命了一位军事行政长官。[42]

头几场大仗之前爆发了长达一星期的小冲突,暴露了奥、俄两军在战术上的重大差异。俄国人对火力有应有的看重;奥地利人则不然。在八月十五日为争夺俄属波兰境内的贝乌热茨(Belzec)而爆发小冲突时,作为第四集团军先头部队的一个奥地利骑兵师率先与敌厮杀。该骑兵师请求维也纳第四条顿骑士团首领步兵团(位于附近的一营)来援,该营果然现身,但领军者不是个少校或上尉,而是团长路德维希·霍尔茨豪森(Ludwig Holzhausen)上校和其所有参谋。军人总喜欢说,“男人打第一仗的滋味,就像男孩的初吻”,那是军人冲上前接受火的洗礼时,令他们着迷的神秘滋味。

这时,俄国人(哥萨克人和某些步兵)已小心翼翼下马,藏身于房子里、树林里、墙后;他们不敢置信地看着霍尔茨豪森慢悠悠走到奥地利小规模战斗队形的前面,抽出马刀,率全营士兵往前。对于这位上校不可避免的丧命,奥地利官方报告提到他“极勇敢、不怕死的态度”,“激励士兵,驱使他们往前”。驱使士兵往前者,究竟是霍尔茨豪森的姿态,还是把这一营的侧翼士兵一个个撂倒的哥萨克人子弹,我们难以确知,但在为时九十分钟的交火中,霍尔茨豪森立即丧命。“一颗子弹打断他的颈动脉,几秒后他就一命呜呼,”该团某营长指出。该团三十八人跟着他一起丧命,五十一人受伤,在一场小规模战斗里死伤率达一成二。[43]这种有勇无谋的男子气概,将使一支支奥地利部队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失去指挥官。有那么多书面数据畅谈现代火力的杀伤力,却还出现这种蛮勇行径,着实令人不解。

奥地利数个集团军往四面大范围开展,其左翼的第六骑兵师于八月二十二日进入扎莫希奇(Zamosc),赫然发现该地有强大俄军。奥地利第三骑兵师在克拉希尼克遭击退,但不久即注意到有数股庞大的俄军纵队从拉多姆(Radom)、伊万哥罗德(登林尔)过来,换句话说是指向奥地利第一、第四集团军后方。[44]一架孤零零的奥地利飞机,于八月二十二日从桑河河口起飞,注意到至少有俄国五个军从海乌姆、卢布林往东南急行。东南!这意味着俄罗斯人要集中全力对付位于伦贝格的布鲁德曼部,从而使他们的侧翼门户洞开,为对奥地利丹克尔部、奥芬贝格部的“北攻”提供机会。粗心的康拉德忽视当面敌军后面的俄罗斯后备集团军,下令发动“北攻”。丹克尔同意“北攻”的确让奥地利有机会——至少从纸上谈兵的角度有机会——“从左侧击溃敌人,把俄罗斯人赶走到东边”。[45]但这整个行动计划似乎太牵强。在庞大的当面俄军后面肯定还有庞大的后备兵力,而且康拉德不清楚俄军究竟在德涅斯特河与布格河之间广大地区的何处。八月二十三日,他只告诉他辖下诸集团军下面这点:“我们估计俄国在布格河与维斯瓦河间部署了八到十个师,其中无一个师在九月一日前可执行作战任务。”[46]但事实上,在那个地区至少有三十四个师,而且那些全可执行作战任务。但没什么能让康拉德收手;诚如奥地利参谋史所指出的,“希冀是意念之父”,而康拉德希冀打出克敌制胜的重大一击。他不顾后果一心想干,因而甚至命令第三集团军,亦即仅存保卫伦贝格与北方面军右侧翼的兵力,准备开拔往北,加入这场“总攻击”。由于布鲁德曼部奉命参与“北攻”,科费斯部得渡过德涅斯特河,在伦贝格与普热梅希拉尼(Przemyslany)村之间地区做守势部署,并在那里等正慢慢移入斯坦尼斯劳的伯姆-埃尔莫利第二集团军的余部到来。[47]

情况已开始不妙。就在第三集团军开始往北移时,普热梅希尔康拉德总司令部收到东边有数大股俄军的惊人消息:从兹巴拉日(Zbarazh)、布罗迪、塔尔诺波尔围上来的步兵大军,以及位于胡夏廷(Husiatyn)的骑兵、步兵部队。配属切尔诺维茨(Czernowitz)军医院的奥地利军官卡斯伯·布隆德(Kasper Blond),描述了被俄国大军包围的感觉:“我们的军队已离开;如今出现老百姓逃难人潮,男女老少,有的徒步,有的坐四轮马拉货车,全都往南边逃,或想往南边逃。老百姓花离谱的高价买兽拉大车,双手拿着一些家当四处乱转。女孩和妇女穿着睡衣行走;偶尔有辆塞满人和家具的敞篷四轮马车,从行走的人潮中穿出。”犹太人挤进这家医院,以躲过已洗劫他们店铺的暴民的伤害。[48]

康拉德拼命想从侧翼包抄俄军,却使自己侧翼门户洞开。但他不死心,八月二十二日再下令“总攻击”。他把他能再抽调的兵力都抽出来投入这一行动,下令第二集团军的第三军(伦贝格以东的几个部队之一)守住该城,击退从东边来犯的任何俄军,但要时时准备好开拔,加入“北攻”。保卫伦贝格的兵力,只剩第十二军、第十一师和已被八月中旬以来的种种作战任务损耗到几乎算不上是战斗部队的三个骑兵师。“我得提醒你,第一骑兵师自战争开打以来作战不断,骑兵人数已从三千八百人减为只有两千人,”阿瑟·佩特阿尼(Arthur Peteani)将军报告道,“我们亟须休息。”[49]从巴尔干半岛过来的部队,要在斯坦尼斯劳渡过德涅斯特河,朝北部署。

在“北攻”部署就绪准备发动时,康拉德突然泼了一大盆冷水,下令部队八月二十二日休息。部队里有太多后备军人,士兵疲累,行动缓慢。但丹克尔仍然乐观,他在八月二十三日的日记里写道:“俄罗斯人构成威胁,但是个小威胁。”他无知于俄国的真正实力,因而虚妄地认为“除了屈服于我们的优势武力外,他们别无选择”。丹克尔有些许不安,但不是太忧心。集团军开拔,在与萨尔扎部对决时,他觉得胜券在握:“很可惜塞尔维亚的战事不像这里这么顺利。”[50]

塞尔维亚的战事当然已打了两个星期,奥军总司令部把从中学到的一些初期教训,忧心忡忡地传达给北方面军诸将领,其中之一是“绝勿以没必要的行动削弱部队的士气和冲劲”。展开于伦贝格以西约一百六十公里处的北方面军的整个部署,无疑就是个没必要的行动,但还有更糟糕的。“军官绝勿发动正面强攻,得了解地形,得了解敌情,得绕过敌人侧翼,绝勿攻入未受压制的敌人枪炮火力中。”[51]但刚刚吃力穿过塔内夫河(Tanew River)上游的森林、沙地、湿地,在纳雷夫—泰雷斯波尔(Narew-Tereszpol)一线休整的奥芬贝格集团军,还是准备往未遭压制的敌人枪炮火力网里冲锋。有位军官忆道,通往战斗之路,本身就是场战斗,得战胜一系列困难——及腰深的湿地,使人深陷到膝盖处的松软沙质路径,然后是满地尘土的道路,炙人的高温,浑浊的水,没东西吃或没水喝(因为补给车比人更难以通过这样的地形)。[52]

八月二十三日,丹克尔的第一集团军在与安东·萨尔扎的俄国第四集团军于桑河东边的克拉希尼克相遇时,也手忙脚乱地投入了战斗。伊万诺夫命萨尔扎前进到桑河一线,守住从该河河口到雅罗斯劳这一段。丹克尔则以包围俄国这支进攻部队为目标配置其兵力,要第十军在右翼往前推进,第五军居中,第一军在左翼押后。两军相遇之前,丹克尔刚在日记里写道,他希望在克拉希尼克以西的这一线连绵的高地与俄军交手,而今果然如愿。[53]

萨尔扎派其第十四军、第十六军和掷弹兵军(精锐部队)上前线,前线拉得很宽,穿越扎克利库夫(Zaklikow)、亚努夫(Janow)、弗兰波尔(Frampol)诸村。丹克尔的左翼部队、第五师和奥地利防卫军第四十六师,在八月骄阳下汗流如注,在深沙地和深湿地踉跄前进,攻击扎克利库夫北边的俄军第十八师。

在中间部位,匈牙利地方防卫军第三十七师,既要与盘踞亚努夫旁森林高地上的俄军周旋,也要辛苦解决语言麻烦。命令是以德语下达该师,但由于匈牙利人拘泥于细节,要求命令得以马扎尔语转达更下级部队,但往往下达给不会说马扎尔语,乃至看不懂马扎尔文的单位。[54]在右翼,丹克尔能集中五个师的兵力对付沃伊辛第十四军底下的两个师。俄军这两个师凌乱地分布于卢布林南边多沼泽、地势起伏、为森林所覆盖的三十二公里宽的地区上。奥匈帝国军队难得一次在兵力和火炮上居于上风,丹克尔抓住机会冲上前。

维克托·丹克尔将军

“谢天谢地,战争开打了,”奥地利于一九一四年七月向塞尔维亚宣战时,维克托·丹克尔将军如此兴奋地表示。他还大胆表示,“俄罗斯人构成威胁,但是个小威胁”。才一个月多一点,丹克尔的奥匈帝国第一集团军就被俄国大军打得溃不成军。

照片来源:National Archives

丹克尔深信他与横跨欧洲的一场大胜息息相关,在日记里兴奋写道,“德国人在法国境内也大有斩获!”[55]但在俄属波兰的西部边缘,战事比法国境内任何战事更为惨烈。第五军带头进攻,为夺下山顶的波利赫纳(Polichna)村,奥地利第七十六团三次强攻,导致六百人死伤或失踪。部队以密集队形攻上无遮蔽物的长长山坡,被火炮和机枪大批撂倒,然后以笨拙的纵队队形踉踉跄跄攻入村子,逐屋打肉搏战,虽然攻下村子,却只是惨胜。

明眼人都看得出,奥匈帝国禁不起和俄罗斯帝国打消耗战,但奥地利祭出这种自损兵力的战术,正是在打消耗战。但似乎没人注意到这点;战场上的奥地利军官写下可笑的战后报告,以粉饰如此可悲的死伤。第七十六团团长得意地表示,“人人都是英雄”。在这样的战术指导下,这些可怜人不得不成为英雄。[56]

从右侧合攻波利赫纳的奥军第三十三师,在仰攻这村子时,好似把这场仗当成十八世纪的战争来打:两个营横向相连当前锋,第三营在他们后面当第二梯队,第四营当预备队。第十四师以同样的方式进攻,四个营共千人组成密集的数个群,汗流浃背往山顶的波利赫纳攻。这个师的战斗任务大部分与救回第七十六团的幸存者有关,而有位奥地利上校写道,“我们自己的火炮”使这一任务较难达成,因为“它们的榴霰弹没打中敌人,反倒打中了我们”[57]。为夺取弗兰波尔和古拉伊(Goraj)两村,故以两面夹击桑河,俄军萨尔扎派其第十六军和榴弹兵军对付右边的奥地利第五、第十军。奥军从高处开火,将他们击退,然后反攻,掳获数百战俘和十九门俄国火炮。萨尔扎下令退往东北,退到数公里外,通往卢布林之路边的下一线高地。[58]

奥匈帝国某场强攻后尸体狼藉的惨状

奥地利军官喜欢把“男人打第一仗的滋味,就像男孩的初吻”挂在嘴上。但打仗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奥匈帝国步兵在刺刀冲锋里大批丧命,留下满地狼藉的尸体。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奥地利的蓝灰色军服,在塞尔维亚未使部队隐蔽,在这里亦然。有位军官写道:“我们一身蓝灰色,始终很醒目,而俄国人穿的土色军服则远没这么醒目。”[59]康拉德在总司令部向某德国军官说明惨重伤亡时,不只归咎于军服。他怪罪于普奥战争的影响,指出哈布斯堡军队“不合时宜的蛮勇源于一八六六那场战争”,奥地利步兵在那场战争里就是这样进攻。或许康拉德说得没错;一八六六年后的经费不足、承平、升迁缓慢,使一九一四年时奥匈帝国的常备军官年纪都偏大(大部分上尉年逾四十,其中许多人将近六十)、肥胖、变不出新把戏。无法骑马的高阶军官坐汽车,但汽车很快就不能动,因为这个君主国没有进口橡胶可供制造备胎。“在这些烂路上开车要更慢更小心,”康拉德的补给主任低声说,“我们的轮胎没问题,关键在你怎么开。”[60]

伤亡虽然惨重,但奥军终究得胜。他们把俄军赶出波利赫纳之类的重要村落,占领克拉希尼克,挖战壕,度过让士兵和军官都紧张不安的一夜。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尝到打仗的滋味,而那令人胆战心惊。“露宿于遍地尸体和伤兵的战场上,伤兵整夜哭喊、求助,那经验是我们大部分人永远忘不了的,”奥地利第八十三团团长写道。[61]获欣喜的德皇威廉二世颁予铁十字勋章的康拉德,下令让丹克尔与已得到布鲁德曼部三个师增援的奥芬贝格部会合,接着下令这支集结的大军(丹克尔部、奥芬贝格部、约瑟夫·斐迪南大公的第十四军)攻向卢布林。丹克尔的左翼仍然没有掩护,但德国人承诺派一个军的地方防卫军增援。此刻,谁动作快,谁就占上风,但丹克尔却把不少时间浪费在二十五日与弗里茨尔某位副官的对应俗套上:弗里德里希大公从普热梅希尔派这位副官前来祝贺克拉希尼克大捷,丹克尔因此得精心准备他的响应。

丹克尔已得不到后勤支持(他的九个师已把补给品用光而且正往至少十八个俄国师的里面钻),但他似乎浑然不觉。八月二十五日丹克尔写道,他和奥芬贝格接下来能“把俄国人赶回到卢布林和更后面”。他评估了自己的几场胜仗之后吹嘘道,“俄国人正丢掉所有东西(战俘、炮、旗),逃离这区域”。但有份飞机侦察报告证实,数支俄国大军继续沿着维斯瓦河往丹克尔部的左侧翼和后方奔来。拿破仑时代有句老话,“包抄人者反被包抄”,在此就应验:丹克尔愈往前,出现在他身后的俄罗斯人就愈多。康拉德已把丹克尔部的第十军改调去保护奥芬贝格第二军的右侧翼,使丹克尔更难抵御俄军的攻击。由于没有多余兵力可抽调,康拉德此刻在玩骗人的把戏,把各军调来调去补洞,但每次移动都露出新洞。[62]丹克尔和萨尔扎此时都望着南方苦盼援兵:奥军盼着奥芬贝格第四集团军的四个军,俄军盼着普列韦第五集团军的四个军。一如在一张垫子上互相兜圈子的摔跤选手,奥军和俄军愈靠愈近,双方都准备鼓起最大力气扑向对方。[63]


[1] Haus-,Hof- und Staatsarchiv,Vienna(HHSA),Politisches Archiv(PA)I,837,Munich,Aug. 14,1914,Vélics to Berchtold.

[2] Hew Strachan,The First World War,vol. 1,To Arm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290.

[3] R. G. D. Laffan,The Serbs(New York:Dorset Press,1989 [1917]),195-196.

[4] HHSA,PA I,842,Berlin,Aug. 25,1914,Prince Gottfried Hohenlohe to Berchtold.

[5] HHSA,PA I,842,Berlin,Aug. 25,1914,Prince Gottfried Hohenlohe to Berchtold;Holger H,Herwig,The First World War:Germany and Austria-Hungary 1914-1918(London:Edw. Arnold,1997),92-93.

[6] Österreichischen Bundesministerium für Heereswesen und vom Kriegsarchiv,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ed. Edmund Glaise von Horstenau(Vienna:Verlag Militätwissenschaftlichen Mitteilungen,1931-1938),1:12.

[7] Manfried Rauchensteiner,Der Tod des Doppeladlers:Österreich-Ungarn und der Erste Weltkrieg(Graz:Verlag Styria,1993),140-144.

[8] HHSA,PA I 842,Munich,Sept. 8,1914,Vélics to Berchtold.

[9] 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1:176;C. R. M. F. Cruttwell,A History of the Great War 1914-1918(Chicago:Academy,2007[1934]),52.

[10] Gerard Silberstein,The Troubled Alliance:German and Austrian Relations,1914-17(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70),278.

[11] Ward Rutherford,The Tsar’s Army 1914-1917,2nd ed.(Cambridge:Ian Faulkner,1992),24;Herwig,First World War,89-90;Rauchensteiner,Der Tod,135-136,146.

[12] 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Mein Anfang(Berlin:Verlag für Kulturpolitik,1925),9-18.

[13] Otto Laserz,“Die Feuertaufe von einem Kaiserschützen,der sie August 1914 miterlebte,” unpublished manuscript,Kriegsarchiv,Vienna(KA),Handbibliothek.

[14] Otto Laserz,“Die Feuertaufe von einem Kaiserschützen,der sie August 1914 miterlebte,” unpublished manuscript,Kriegsarchiv,Vienna(KA),Handbibliothek.

[15] KA,Neue Feld Akten(NFA)1787,31 ID,Sambor,Sept. 4,1914,FML Eh. Joseph:“Shooting at planes,whether our own or the enemy’s,is strictly forbidden.”

[16] KA,NFA 909,Aug. 1914,“Instruktion für das Benehmen der Kommandos und Truppengegen über Luftfahrzeugen.” Margin note in red:“Über haupt nicht schiessen!”

[17] KA,NFA 1372,XI Korps Kdo Lemberg,Aug. 12,“Leistungsfähigkeir der Fliegerkomp.”

[18] Lawrence 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Architect of the Apocalypse(Boston:Humanities Press,2000),153.

[19] Moritz Freiherr von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 Höhe und Niedergang:Eine Lebensschilderung(Munich:Drei Masken Verlag,1921),280-281.

[20] Norman Stone,The Eastern Front 1914-1917(London:Penguin,1998[1975]),80;Arthur Ruhl,Antwerp to Gallipoli:A Year of the War on Many Fronts—and Behind Them(New York:Scribner’s,1916),283-284;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1:66,168.

[21] 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1:168-169;Rutherford,Tsar’s Army,46.

[22] General A. A. Broussilov,Mémoires du General Broussilov:Guerre 1914-18(Paris:Hachette,1929),51.

[23] KA,NFA 1372,11 Korps Kdo,Lemberg,Aug. 23,1914,“Flieger Aufklärung.”

[24] Graydon Tunstall,Planning for War Against Russia and Serbia:Austro-Hungarian and German Military Strategies 1871-1914(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228-234.

[25] 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153.

[26] Moritz Freiherr von Auffenberg-Komarów,Österreichs Höhe und Niedergang:Eine Lebensschilderung(Munich:Drei Masken Verlag,1921),278,283-284.

[27] Alfred 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 1914-17(London:Hutchinson,1921),1:97;Herwig,First World War,90-91.

[28]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286,288;Silberstein,Troubled Alliance,253-256.

[29] KA,B/3(Dankl):5/1,Tagebuch(1),Aug. 2,1914;NFA 909,k.u.k. 4. Armeekommado,Aug. 11,1914,GdI Auffenberg;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265.

[30] KA,B/3:14,Vienna,Jan. 24,1914,Conrad,Generalbesprecbung 1914.

[31] Stone,Eastern Front,26;Nikolai N. Golovina,The Russian Army in the World Wa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1),11-13.

[32] Rutherford,Tsar’s Army,31,34-35.

[33] Rutherford,Tsar’s Army,27-28,47.

[34] 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1:175.

[35] 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1:50.

[36] Cruttwell,History of the Great War,50;Stone,Eastern Front,94;Rutherford,Tsar’s Army,25-26.

[37] Stone,Eastern Front,82-83.

[38] Rutherford,Tsar’s Army,53;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1:177.

[39] 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1:177.

[40] Timothy C. Dowling,The Brusilov Offensiv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8),8;Rutherford,Tsar’s Army,23.

[41] 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1:97-98.

[42] Stone,Eastern Front,82,84-85.

[43] KA,NFA 1840,k.u.k. IR Nr. 4,Tarnawatka,Aug. 24,1914,Maj. Nauheim,“Gefechtsbericht über das am 15. August nördlich Podlesina stattgefundene Gefecht”;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271-272.

[44] 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1:166-167.

[45] KA,B/3(Dankl):5/1,Tagebuch(1),Aug. 13,1914.

[46]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288.

[47] 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1:168-171.

[48] Kasper Blond,Ein Unbekannter Krieg:Erlebnisse eines Arztes während des Weltkrieges(Leipzig:Anzengruber-Verlag,1931),8-9.

[49] KA,NFA 1836,Wislowa,Aug. 28,1914,GM Peteani,“Tätigkeit der 1. KTD in der Zeitvom 15 Aug bis 27 Aug 1914.”

[50] KA,B/3(Dankl):5/1,Tagebuch(1),Aug. 23,1914.

[51] KA,NFA 909,Przemysl,Aug. 19,1914,GdI Eh. Friedrich.

[52] KA,NFA 1845/2,Gefechts-Berichte der k.u.k. Infanterie-Regimenter Nr. 80-83,Sibiu,Dec. 1930,GM Leopold Hofbauer,“Erinnerungen an meine Regimentskommando-Führung beim k.u.k. I.R. Nr. 83.”

[53] KA,B/3(Dankl):5/1,Tagebuch(1),Aug. 23,1914.

[54] KA,NFA 1866,k.u. 74 Inf. Brig. Kdo,GM Cvrcek,“Aus führlicher Gefechtsbericht über das Gefechtzw. Andrrzejow und Wierzchowiska der 74. LW Inf. Brig. am24. Aug. 1914.”

[55] KA,B/3(Dankl):5/1,Tagebuch(1),Aug. 24,1914.

[56] KA,NFA 1845/1,Gefechts-Berichte der k.u.k. Infanterie-Regimenter Nr. 71-79,Aug. 31,1914,Col. Boeri,“Gefechtsbericht über das Gefecht bei Polichna am 23.8.1914.”

[57] KA,NFA 1845/1,Gefechts-Berichte der k.u.k,Infanterie-Regimenter Nr. 71-79,Sept. 2,1914,Col. Felzer,“Gefechtsbericht betreffend das Gefecht bei Polichna am 23.8.1914.”

[58] 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1:182-183.

[59] KA,NFA 1845/2,Gefechts-Berichte der k.u.k. Infanterie-Regimenter Nr. 80-83,Sibiu,Dec. 1930,GM Leopold Hofbauer,“Erinnerungen an meine Regimentskommando-Führung beim k.u.k. I.R. Nr. 83.”

[60] Herwig,First World War,91;Gunther E. Rothenberg,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76),107-108;KA,NFA 2115,36 ID,Armeeoberkommando (AOK)Etappenoberkommando,Przemysl,Aug. 23,1914,GM Kanik,“Grosser Verbrauch von Pneumatics.”

[61] KA,NFA 1845/2,Gefechts-Berichte der k.u.k. Infanterie-Regimenter Nr,80-83,Sibiu,Dec. 1930,GM Leopold Hofbauer,“Erinnerungen an meine Regimentskommando-Führung beim k.u.k. I.R. Nr. 83.”

[62] KA,B/3(Dankl):5/1,Tagebuch (1),Aug. 24,1914.

[63] KA,Gefechtsberichte(GB)86,Generalstab Nr. 8,069,“Kriegserfahrungen”;Stone,Eastern Front,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