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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蒸汽压路机

加夫里洛·普林齐普在萨拉热窝街头刺杀斐迪南大公夫妇的前一晚,六十二岁的弗朗茨·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坐下来,写了封一副要慷慨赴难的信给情妇吉娜(他写给吉娜这样的信不只一封)。康拉德写道,战争就要来临,奥匈帝国挨不过这场战争;俄国和塞尔维亚会是“这个君主国的棺材钉”。但康拉德会打到最后一口气,“因为如此古老的君主国和如此古老的军队不能亡得不光彩”。[1]

康拉德的浮夸之词,掩盖了更为不堪的真相:不只这个帝国完全未准备好迎接这场即将来临的风暴,康拉德本人亦然。康拉德在当作家和官员时表现得亮眼,但他从未听过现代战场的枪炮声。他以探讨布尔战争和其他冲突的战术性著作名扬国外,但他唯一的作战经验,是来自一八七八年在波斯尼亚某步兵师当基层军官时。康拉德在一九〇一年获弗朗茨·斐迪南赏识后平步青云,短短五年就从一星将领升为三星将领,但现代战争的严酷挑战和那些挑战所带来的痛苦抉择,似乎从未遮暗他熠熠耀眼的军人生涯。大战前卡尔·克劳斯就预料,“只要响的是军号,而非枪炮声,康拉德就一直会是最伟大的指挥官”。克劳斯说得没错,而这就要带来麻烦。

在情妇吉娜眼中是一位地道德意志英雄的康拉德,开始惹恼德国人。俄国有人口一亿七千五百万,比美国人口多了将近一倍,比奥匈、德国、法国三国人口总和还要多,所以除非战事一爆发康拉德就立即将所有火炮调到东部战线,否则奥地利会被俄国的人海淹没。[2]在德国人击败法国的八十八个师(据作战计划要大约四十二天),把兵力调到东边打俄国人之前,奥地利的四十八个师——加上顶多德国十七个师的增援——得挺住对塞尔维亚的防线,并力抗俄国的一百一十四个师,守住加利西亚和波兰。俄国兵力如此庞大,一旦俄国参战,维也纳别想奢望对塞尔维亚发动攻势。[3]从动员第一天起,奥地利人就得把一切人力物力调到东边,以击退俄国“蒸汽压路机”(畏怯的英国报纸所编造的字眼,用以反映俄国看来源源不绝的人力)。这辆蒸汽压路机是挥之不去的幽灵,康拉德每次想根据俄国武力现况来修改他看似漂亮的作战计划时,它就出来骚扰,不让他如愿。

奥地利人将得增加他们不足的兵力,且得早早就把这辆蒸汽压路机打得动弹不得,以免它动员六百万后备军人来增援其一百四十万现役兵力后,对付不了。奥地利人已采取某些做法来扩大他们的可用兵力:一九一二年,奥地利已把役期由三年减少为两年,同时将后备役期由七年拉长为二十七年,借以增加哈布斯堡兵力。从此,只要是未满五十岁的男丁,奥国都能将其召回,投入后备部队。这似乎是五千三百万人口的贫穷帝国,在面对一亿七千五百万人口的另一个贫穷帝国时,唯一的备战之道。[4]问题——不久后就会显露的问题——在于征集到兵员是一回事,要他们成为可战之兵是另一回事。这个君主国被高昂的训练成本吓倒,每年只对其少部分合格的二十一岁男子施予训练,因而在一九一四年动员时,前来兵站报到的奥匈帝国士兵,大部分没受过什么军事训练。

其他投机取巧的做法,助长了维也纳的盲目乐观心态。到了一九一四年,奥匈帝国已把他们的动员期降为十六天,[5]也把奥地利、匈牙利两地的地方防卫军各八个师的备战状态,提升到能被动员、能归类为野战部队、能与三十三个正规师整合为十六个军的程度。那当然有利有弊。占总兵力三分之一的地方防卫军,原定位为预备队,现把他们列为一线部队,意味着奥匈帝国陆军不再有受过训练的后备兵力可以填补第一波交战后损失的兵力或保卫突然受威胁的地方。

由于没有多余的预算来建立真正的预备师,康拉德就用有名无实的后备部队将就混充:退役军官、一年期志愿役军官(志愿服一年兵役以免去征兵义务的受过教育的男子)、自一九〇〇年起陆军所征召但其实未入伍的所有未受过训练的男子。这些被排在征兵顺位后段的幸运儿,即所谓的非现役人员,不必入正规军和地方防卫军服役(征兵顺位前段者入正规军,中段者入地方防卫军),但一旦爆发大战,肯定会被征召入伍。但事实上,他们如果被征召,也没地方安置他们,因为匈牙利人连创立有名无实的预备团来容纳他们都予以阻止,因此,一旦总动员,他们将只会四处打转,派不上用场。最后他们会被组成新编队,配予用剩的制服和老旧步枪(最老的步枪为一八七〇年代的东西),在最草率的指示下出征作战。最幸运的“非现役人员”当然老早就移民美国,对横越大西洋千里迢迢送到康涅狄格州工厂、宾夕法尼亚州矿场或密歇根州伐木区新兴小镇的动员令,乐得置之不理。较没这么好命者,也就是未在大战爆发前跑掉者,则被风光编入Landsturm(译按:由三十四至五十五岁男子组成的战时预备队)或Ersatsreserve(译按:由因某些因素免服兵役的男子组成的预备队),凑成火力、装备都不足的行军旅。这些行军旅理论上将提供十一个预备师的兵力,其实是充当炮灰。“当武器和装备发下,样样东西都得解释一番时,士兵和军官都非常吃惊。”有位老兵冷冷忆道。[6]

由于有这类部队问题,照理康拉德或许该采取较步步为营的策略。如果他想在东部战线打赢,得尽快集中他分成三部分的陆军,得完全放弃把第二梯队调到南边增援与塞尔维亚作战之巴尔干最小兵力群的构想;然后该把第一、第二梯队的四十师的兵力联合起来对付俄国,留巴尔干最小兵力群的八个师对付塞尔维亚的十二个师。[7]到了一九一四年七月,只有狂热分子还会以为能把奥地利、塞尔维亚战争局限于当地,能把第二梯队的十二个师,即爱德华·冯·伯姆·埃尔莫利(Eduard von Böhm-Ermolli)将军之第二集团军的四个军,安然调到塞尔维亚与巴尔干最小兵力群会合。在一九〇八年的并吞危机和两次巴尔干战争后,奥、俄关系急剧恶化,若还以为俄罗斯人会坐视奥匈帝国入侵塞尔维亚,则几乎是异想天开。但后来的发展表明康拉德就是这么异想天开。

俄奥如已交战,把第二梯队调去打塞尔维亚,即会招来大祸。俄国已改善其铁路,已把数十个预备师改造为能迅速动员、出击的第一线师,从此不必等后备军人召集。这时俄国已有九条新铁路,其中五条是双线,直抵与德、奥接壤的边境。沙皇从此能把九十六个步兵师和三十七个骑兵师(三十个军两百七十万兵力)迅速投入战场,且有来自西伯利亚与亚洲移动较缓慢的两百三十万兵力后备。[8]每个人都认为意大利的二十五个师最后会投入反奥阵营。胜败全看奥地利能否在东部战线挺得够久,让柏林得以先解决西线战事,再移师东线与俄国一决。但即使是这一先决条件,主事者都没有把握守得住;一九一四年五月最后几次参谋人员会谈时,毛奇只说他希望在六星期内打败英法。如果不成,奥匈帝国就会像用手指头堵住堤坝缺口的荷兰小男童,只能独自力撑。[9]

康拉德根据一个含糊带过、从未获正式认可的条件——毛奇会在战争头几天为东部战线出点力,或许是十二个师——同意独自力撑。事实上,不讲清楚一直是自一八九一年施里芬担任德国参谋总长以来奥、德军事关系的基调。他之前的德军参谋总长都和奥地利人毫无保留地合作;相对地,施里芬以对奥有所提防著称。他不相信奥匈帝国能守住德国机密,也从不相信奥匈帝国会信守承诺攻打俄国。一九〇六年接替施里芬之位的毛奇,承继这一对奥有所猜忌的心态,在与奥地利人沟通时总是不把话讲清楚。一九一四年五月,他似乎同意联合进攻,保证德国会派第八集团军与从加利西亚出击的一支兵力更大上许多的奥匈帝国军队,在彼此保有很大自主性的情况下共同出击。第八集团军只是德国支援的先头部队,待于西线击败英法军后,会在合理的时间内接着派大军到东线。

康拉德对德国人的提防,至少和德国人对他的提防一样深,常在文件上盖上“勿让德国参谋部知晓”的印子,但出于十足的误判,他欣喜于德国含糊的保证。[10]他相信他能面面俱到,事事兼顾:既尽到他所该尽吃力不讨好的抗俄职责,把大部分的抗俄重任丢给德国人去背,同时仍拿下打败塞尔维亚的光荣胜利。康拉德知道下一场战争会在巴尔干半岛爆发,所以无意把哈布斯堡军队运到到处是尘土的波兰、乌克兰,打得不到掌声的守势作战,拿掉对塞尔维亚人的套锁。一九一三年一月他就稍稍透露他的看法,当时他告诉毛奇,巴尔干危机中“俄国无法预料的态度”,可能促使他视每天情势的变化临时决定他的因应对策。[11]毛奇未要康拉德具体说明那一令人惊愕的主张,康拉德则于一九一四年春(在未告知德国人的情况下)开始这种没有预定计划的即兴作为。他未把他运到加利西亚的部队推进到俄国边界,摆出奥匈帝国欲入侵俄属波兰的威胁姿态,借以减轻德国所受的压力,反倒决定把那些部队调到遥远南边的桑(San)河、德涅斯特(Dniester)河边——在那里他们可以置身要塞内和河川后面,安全无虞——以便在等待已久的战争终于爆发时更快击败塞尔维亚。

这当然与德国人所认定他们已和康拉德谈妥的方案背道而驰。事实上,一九〇九年康拉德向毛奇提出类似于此的建议时,这位德国参谋总长怒不可遏,指出若奥德击败俄国,“塞尔维亚问题自然迎刃而解”。[12]换句话说,德国人认为奥地利人该在布格河边,而非德里纳河边,来决定塞尔维亚的命运。

但就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与俄国开战的可能性更高时,康拉德仍希望在加利西亚维持其安全、不具威胁性的部署态势,以为击败塞尔维亚争取时间。事实上,他正悄悄将四成的哈布斯堡兵力派去打塞尔维亚。[13]七月三十日,也就是俄国开始其“局部动员”(一百一十万兵力)两天后,康拉德告诉其铁路计划主任约翰·史特劳布上校,即使与俄国开战在即,他仍希望让第二梯队专门用于应对塞尔维亚战事。康拉德甚至在那一天下令紧急修改作战计划。照理在第二梯队要开赴的地点明确下达之前,第二梯队应在兵营里待命,腾出铁路以便将第一梯队快速运送到加利西亚,将巴尔干最小兵力群运到塞尔维亚边境,但此刻康拉德要惊讶不已的史特劳布把第二梯队立即运到塞尔维亚。他甚至从第一梯队抽走一个军,要史特劳布想办法将它也运到塞尔维亚。[14]

柏林对康拉德的自行其是更为震惊。由于俄国已开始总动员,德皇于七月三十一日打电报给弗朗茨·约瑟夫,要他勿“同时进攻塞尔维亚,以免分散你的主力”。毛奇对施里芬计划(迅速击败法国,然后从容击溃俄国)深信不疑,因而在一九一三年四月宣布,德国独立对俄作战的计划,将不再纳入考虑甚至更新。这虽然愚蠢且不负责任,但此刻要奥地利全力应付东线战事的需要还是一样强烈。俄罗斯虽然人多,部队却是部署在欧洲最大湿地区的前面——从白俄罗斯绵延到乌克兰的普里佩特(Pripet)河草原湿地、林间湿地、洪泛区。“集中全力对付俄罗斯,”毛奇从柏林吩咐康拉德,“把(俄罗斯人)赶进普里佩特河湿地,把他们淹死在那里。”[15]

史特劳布上校也抗议运兵到塞尔维亚之事太急迫(他判定“技术上不可行”),要求“宽限数日”,以复位大批火车与四轮马拉货车的行进路线。[16]斐迪南大公遇刺后已浪费掉一个月,但此刻康拉德还是同意再浪费一星期。他于七月三十一日宣布奥匈帝国对俄动员,但指定于八月四日开始动员。直到八月二日,他才开始与他的集团军司令官会晤。时间越来越急迫,奥地利与敌一战的气势逐渐消竭,奥国还在慢慢来。

在七月三十一日正午俄、德宣布总动员时,康拉德已排定将他一半的兵力运到塞尔维亚,以便与一巴尔干小国交手,从而陷入一完全可预料到的困境。一如以往,弗朗茨·约瑟夫皇帝完全在状况外。他向德皇保证,他会把他“大部分”军队调去对付俄国,但一如在大部分事物上所见,他完全不清楚细部运作。德国人则不然——认定第二梯队该在加利西亚稳住奥地利阵地的右翼——因此,当康拉德的真正计划慢慢揭露,显示与他于五月时和毛奇似乎约定的方案背道而驰时,德国人大吃一惊。出现这样的差池,德国人当然也要负部分责任。德国驻维也纳武官八月一日惊愕地发现,尽管一九〇八年起国际危机接二连三,毛奇和康拉德却从未在“如何协调对俄作战”上达成一致意见。事实上,双方未敲定任何“密切协议”,只有粗略的口头协议。[17]

康拉德刚若无其事地告诉他的各军军长,“尽管俄国介入,但所有指示仍然有效”,这时却又致电一脸惊讶的史特劳布上校,问是否“能把列为首务的巴尔干动员改为俄罗斯动员”。不好意思的康拉德,问的是能否把他于星期四下令运到塞尔维亚的五个军,改于星期五运到加利西亚。史特劳布吓得往后退;他辖下有一百四十列火车每天行驶在通往加利西亚的七条路线上和通往巴尔干半岛的四条路线上。[18]他整夜不眠不休执行康拉德先前的运输更动指示,已让载了第二梯队头几批部队的一百三十二列运兵火车驶往塞尔维亚。要撤销最近的操作,几乎不可能;刚从达尔马提亚度假回来的史特劳布表示,若一定要这么做,“火车运行会乱掉,出了事,我承担不起”。即使能把火车止住,要它们驶回车站,康拉德也知道,要部队如此离谱地调头,已然低落的士气会落得更低。参谋部“俄罗斯群”的主任埃米尔·拉岑霍弗(Emil Ratzenhofer)少校指出,第二梯队继续既定行程,不只可以省去因矛盾命令而火药味十足的电报往返,也可以让部队斗志不致受损:“我们担心士气、政治、纪律方面的损害;若要他们调头,士兵对他们领导人之专业职能的信心会受挫。”[19]

已然想要挽救自己战后名声的康拉德、史特劳布和拉岑霍弗,如果更有见识,应该担心奥国在塞尔维亚、俄罗斯溃败(他们的动员无方是败因之一),会对士兵的信心有何影响。比起打败仗,要火车调转方向根本是小事一桩。后来康拉德声称惊讶且失望于奥匈帝国铁路的死板僵化,但在战时铁路归他统筹运用,而且其实在一九一三年七月(R+B计划已被赌掉)时,他就知道不会有让他变通的余地。他在一九一三年三月告诉皇帝,第二梯队可在两战线之间迅速移动;七月,即在七月危机的整整一年前,他的铁路专家即很笃定告诉他,那其实办不到。换句话说,康拉德一开始就该谋定而后动,因为一旦开拔,就很难叫部队调头。[20]

但康拉德从来不是果断之人。他讨厌下决定,因为下决定使他得承担决定的后果。而且,他从来不是谋定而后动之人,在他的政治生涯里,在他的私人生活里,在战争里,都是如此。一如后来他试图把他的每一次挫败归咎于无能外交官或下属一样,他试图把一九一四年的动员失当归咎于史特劳布和拉岑霍弗。但一如战场失利得归咎于他一样,动员失当也得归责于他。他在整个七月危机期间拿不定主意,然后不干不脆地把用兵重点摆在塞尔维亚,最后发现自己犯了个大错,然后决定把用兵重点再摆回俄罗斯,却为时已晚,无法挽回他在俄罗斯战线上已造成的伤害。

追根究底,康拉德精于表演甚于谋略,而此刻,就在他急欲打消其塞尔维亚计划时,他表现出仍在贯彻该计划的模样。康拉德原打算领军入侵塞尔维亚,但由于俄罗斯战线需要他坐镇,他才不情不愿地将塞尔维亚作战行动的指挥权交给他的死对头波蒂奥雷克。八月,他增拨一支兵力给波蒂奥雷克打塞尔维亚,但附带条件:康拉德告诉波蒂奥雷克,第二梯队只能供它于多瑙河边的过渡期(一星期)内“佯动之用”。对于康拉德总是能把事情搞砸的作风,第二梯队的参谋不以为然地嘲讽道:“希望迅速击倒塞尔维亚,然后把所有兵力调去对付俄国——只有这点才能说明最高指挥部为何有这古怪的做法。”康拉德的总司令部(简称AOK)向毛奇保证,会怀着只是暂时被削弱的德意志民族忠诚迅即去进攻俄国。[21]八月二日在陆军部接见他所指派统领加利西亚三集团军的三名将领时,康拉德要他们尽快部署他们的部队,所有欠缺的东西(后备军人、火炮、弹药、补给品),随后会补上。

这三位惊讶的集团军司令官拿到康拉德的作战局给他们的笔记本,还有开拔令:全军从桑河河口往东南部署到伦贝格、德涅斯特河,丹克尔的第一集团军在左侧,奥芬贝格的第四集团军在中间,布鲁德曼的第三集团军在右侧。照原定计划,第二梯队应该推进到布鲁德曼集团军右侧,在伦贝格处保卫该集团军南侧,把自己的右翼摆在德涅斯特河边,借此为对抗俄罗斯蒸汽压路机的奥军提供某种程度的保护,结果却不见踪影,因为出乎所有人预料的,它仍在驶往塞尔维亚的火车上。布鲁德曼集团军因此暴露侧翼,失去掩护,面对人数居于优势的俄军,只有被包围的份。[22]

东部战线的大战还未开始,但瞄一眼地图就可看出,由于康拉德的运筹失当,奥匈帝国会输掉这一战争。八月二日与康拉德开会的情形,令奥芬贝格不安。他说参谋总长正把滋长出雷尔德事件的那种讲究隐秘、不透明的参谋文化(军官圈所谓的康拉德的“日本作风”)注入野战部队里。要率兵开赴俄罗斯的奥地利将领(要前往巴尔干半岛的将领未与会),原以为会上会详细探讨君主国的军事目标、与德军的关系、对俄与对塞尔维亚作战之奥地利军队的兵力分配,结果完全没有。康拉德要会议短短就结束,只谈到每个集团军要集结的“部署区”。除此之外,他什么都没说——没说部署之后集团军要做什么,没谈俄罗斯的动静,没谈得胜或战败后奥地利的计划。

这些将领所立即注意到的东西,乃是修正过的部署区。按照R+B计划,奥地利陆军要开拔到铁路所能运到的最东边处,开拔到加利西亚东部,然后大军会在那里定位,早早向俄国发出攻击。但康拉德于一九一四年三月悄悄修改了计划,把整个大军“向后移动”拉回到加利西亚西部。他为何认为这是个好点子,不得而知;奥地利与俄国大军交手时,唯一的优势是猝然出手攻击。把奥地利大军拉回到克拉科夫(Cracow)和桑河,其结果若非给予俄国时间来完成其动员,就是奥军得步行走过原本可以搭火车穿过的地区。[23]

康拉德显然把一切都搞砸;为了打他想打而有胜算的对塞尔维亚之战,他完全忽视他所不想打、没有胜算的对俄之战,从头到尾不给予具体明确答复,把所有人搞糊涂。他赫然发现只有八个军,而非十三个军,可对付俄国。史特劳布和拉岑霍弗向他保证,八月二十三日前可把少掉的五个军(第一梯队的第三军和第二梯队的四个军)弄到加利西亚,但其实到了九月八日时,只有其中两个军踉踉跄跄开赴东部战线就位,而他们来得太迟也太累,即使投入关键战役,也无法发挥战斗力,扭转战局。[24]

波蒂奥雷克不知道康拉德部署陡变,因而在八月六日听到参谋总长坦承第二梯队不会在巴尔干逗留,反倒会在铁路一畅通就开赴俄罗斯战线时,大吃一惊。但波蒂奥雷克仍抱着希望。在公开场合,他保证会取得“战术成功”:他会用留给他的两个集团军包围塞尔维亚人。[25]但在私底下,波蒂奥雷克痛斥康拉德背叛。“我不懂最高指挥部怎么会在决定上有如此突然的改变,”波蒂奥雷克抱怨道,“这大大揭露了这部机器的运作实情。”[26]

奥匈帝国的动员,要把将近两百万人(现役部队、受过训练的后备军人、未受过训练的后备军人)集合起来并给予装备,然后将他们运到不同地方。这部机器不堪动员的负荷,已开始解体。在部队的集合、给予装备、部署上,奥匈帝国陆军比大部分国家的陆军更费劲。这支陆军在平时保持少得可怜的兵力,因而在弗朗茨·约瑟夫宣战时,有四分之三的士兵连制服都没有。奥匈帝国得找到超过一百五十万的后备军人,并给予他们装备,把他们编成可送到前线的部队。[27]把未受过训练的后备军人招来后,最初,在一百零六个常备团里,没有地方安置他们,因而,在奥匈帝国全境的驻地城镇里,有数万男子四处游荡数日,甚或数星期,等着发下制服、武器、命令。动员第三天,就有师级部队,例如在布拉格集合、预定开赴塞尔维亚的第九师,报告如下的乱象:“所有马鞍都得替换,我们短少两万五千份咖啡配给、四万份腌肉、一千七百公斤烤干面包。”在布拉格和德里纳河渡河口之间,部队在每个铁路小站都错过火车,据说是“因为他们搞错离站时间”。[28]如果他们想赶上错过的火车,其实用走的也能追上。军方小心过度,要所有火车的行驶速度都不得超过行驶在君主国最烂铁路上的最慢火车的速度,因而奥匈帝国运兵火车的平均速度,比脚踏车没快多少。整体来讲,哈布斯堡陆军花了一个月才将部队部署到加利西亚和塞尔维亚,远远不符R+B计划中所预想的德意志民族效率。[29]

康拉德仍在维也纳,浑然不察日益扩散的乱象。八月十五日,他赴申布伦宫晋见老皇帝。康拉德要走时,皇帝说了如下叫人泄气的话:“上帝许可的话,一切都会很顺利,但即使事事都不顺利,我也会力撑到底。”隔天早上,康拉德与弗里德里希大公在维也纳北站搭上早班火车,前往东边桑河边的普热梅希尔要塞,即总司令部的设立处。康拉德在月台上与情妇吉娜难分难舍,拖了好久才上车;他紧握住她的双手,要她答应与丈夫离婚,“战后”嫁给他。[30]火车往东行期间,康拉德的政治顾问约瑟夫·雷德利希(Joseph Redlich)注意到他们所经过之墙壁和火车车厢上的涂鸦:有幅粗糙的素描,画了只大猩猩,图说写着“一身老百姓打扮的沙皇”;沙皇吊死在绞刑架上,下方写有文字“俄罗斯人和塞尔维亚人,我们要把他们都打败”。[31]尽管衰落数十年,奥地利人仍自以为在各方面都优于俄罗斯熊。

康拉德试图从桑河边的普热梅希尔督导东部战线和巴尔干战线,力劝波蒂奥雷克不要在少了牛肉、架桥设备、药、电话这些琐事上吹毛求疪,该把重点放在打败塞尔维亚人上。他认定塞尔维亚人会取道乌日采(Uzice)攻向萨拉热窝、黑山人会攻向莫斯塔尔,因此奥地利该先发制人。八月九日,他写道,“兵败巴尔干的后果,绝不是我们所能承受的”。那将使我们颜面尽失,使那些“摇摆不定的国家”(意大利、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相信该继续保持中立,乃至加入反奥一方。(康拉德还说,“我刚把保加利亚武官请到我办公室,告诉他保加利亚如果不立即攻击塞尔维亚,就是在自取灭亡”。)

当塞尔维亚人动员完成,二十个奥地利师进抵德里纳河和萨瓦河时,波蒂奥雷克写了数封长信给维也纳的战争档案馆馆长,其中八月八日那封信写道:“我会每天把说明我带兵方法的资料寄给你,让你在今年冬天写正史时用。”波蒂奥雷克的自负,乃是未被康拉德乱无章法的动员伤害的少数事物之一。波蒂奥雷克认定战争很快就会结束,认定奥国会赢,他会有英雄般的表现。他每天写给战争档案馆馆长二十页的“每日记事”,供未来撰写正史之用,包括如下的直率陈腐之词:“司令官战时、平时的唯一差别,乃是战时司令官花较多时间坐在书桌后讲电话!”[32]这位司令官怎会知道这一点?毕竟他未经历过战争,未带兵打过仗。

塞尔维亚人未出兵攻击,于是,不知道波蒂奥雷克每天和后人写信的康拉德,八月十四日发文给这位巴尔干方面军司令官,要他在第二集团军(第二梯队)完全撤走之前动用第五、第六集团军渡过德里纳河攻击:“趁它(第二集团军)还在,还能在萨瓦河、多瑙河区佯动,利用一番。”乍看之下,康拉德交付波蒂奥雷克的任务似乎再简单不过。塞尔维亚征集的兵员分成三级,前两级是年轻男子,第三级是年纪较大者。它能在前两级里动员到三十万人,加上第三级征得的兵员,总兵力达四十万人。但兵力可观,武器则不然:全军只有三百八十一门急射野战炮,三级部队里弹药、机枪、步枪都极为不足,影响战斗力甚巨。许多塞尔维亚部队,会有三分之一士兵没步枪可用。第二级师所拥有的野战炮,数量只有第一级师的一半,第三级师则更少。[33]即使肯定要和俄国交战,奥地利人仍不全然悲观,原因在此。一九一四年八月光是波蒂奥雷克辖下的兵力,就和塞尔维亚总兵力一样多,而且还有五千三百万人口的帝国作后盾,火炮、弹药都多于塞军。[34]在维也纳,个个信心满满,胜券在握,至少认为在塞尔维亚战线是如此。

在奥地利努力将康拉德的北方面军部署到加利西亚,将波蒂奥雷克的南方面军部署到塞尔维亚时,传来法国战场头几场仗的消息。维克托·丹克尔将军八月十日才来到波兰东南部的塔尔努夫(Tarnow),在那里短暂停留,然后前往热舒夫(Rzeszow),在那里他注意到他的第一集团军什么都缺。[35]奥芬贝格将军回到他位于桑河边的第四集团军后,抱怨奥地利居民出乎意料地敌视:“在雅罗斯劳(Jarolsau)、多布罗米尔(Dobromil)、拉瓦鲁斯卡(Rawa-Ruska)等地,不可靠分子太猖狂。”不可靠分子主要是乌克兰教士和小学老师这些亲莫斯科人士,他们把奥地利部队的驻扎地点和兵力泄露给俄国人。康拉德下令狠狠肃清这些“敌对分子”。煽动者和叛徒一律立即枪毙或吊死。这想必唤醒了自我感觉良好的奥地利,因为这地区的乌克兰人过去一直是奥匈君主国最忠心的子民。[36]

德军挺进速度快过康拉德的奥军,但德国七个集团军在法国的死伤,令德国人震惊。法境德军兵分两路,一路在梅斯(Metz)和佛日山脉(the Vosges)之间作战,另一路取道默兹峡道(Meuse defile)攻向巴黎。两路军在各战场激战,惨烈程度令德国人大吃一惊。已有数个部队遭从掩蔽阵地里发出的法军炮火整个歼灭,而每次法军攻击,德军也回敬以猛烈炮火予以歼灭。两军都以为这场战争会像普法战争那样,出现巨大但应付得了的死伤,以及猝不及防的侧翼包抄,但这一次,杀戮威力属于工业级,热兵器一开火一下子就是一大群人倒地,而且兵力庞大到不可能遭从侧翼包抄的部队,被逼入壕沟固守。德国军官抱怨,在这场由火炮推动的“机器战争”中,勇武英雄无用武之地。[37]有位德国骑兵军官哀叹这新时代:“这些战场曾是罗马-哥德军团与阿提拉的骑士厮杀之地,如今,在这些地方,只有从数里外看不见之处、不知何人发出的致命炮火。”[38]

在白俄罗斯尚未经受血之洗礼的俄军总司令部,仍然一派乐观。沙皇的堂叔尼古拉大公(Grand Duke Nikolai),战前任骑兵督察,这时担任俄罗斯帝国军总司令。他一派轻松地谈到要吞并哈布斯堡王朝的加利西亚,要把俾斯麦的帝国打回不会伤人的原形:“德意志帝国必须消失,必须分割为林立的小国,届时每个小国会怡然自得于自己小小的王廷。”在俄军总司令部,有个外交部官员向群集的将领开玩笑道:“你们军人该高兴我们替你们安排了这样一场美好的战争。”有位将领回道:“那会不会真是这样一场美好的战争,我们拭目以待。”[39]


[1] Gunther E. Rothenberg,The Army of Francis Joseph(West Lafayette,IN:Purdue University Press,1976),177.

[2] Charles Emmerson,1913(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3),115.

[3] Alfred 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 1914-17(London:Hutchinson,1921),1:xvii.

[4]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rmée de Terre,Vincennes(SHAT),EMA,7N 846,2ème Bureau,Rome,April 13,1916,Col. François,“Cohesion de l’Armée Austro-Hongroise.”

[5] Georg Markus,Der Fall Redl(Vienna:Amalthea Verlag,1984),43.

[6] SHAT,EMA,7N 846,May 14,1917,“Armée Autrichienne”;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13-114,173-174,182;Alfred Krauss,Die Ursachen unserer Niederlage:Erinnerungen und Urteile aus den Weltkrieg,3rd ed.(Munich,1923),90-91.

[7] 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59.

[8] Kriegsarchiv,Vienna(KA),Militärkanzlei Franz Ferdinand(MKFF)202,Vienna,Winter 1910-1911,Brosch,Untertänigstes Referat;Österreichischen Bundesministerium für Heereswesen und vom Kriegsarchiv,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ed. Edmund Glaise von Horstenau(Vienna:Verlag Militätwissenschaftlichen Mitteilungen,1931-1938),1:173;Nikolai N. Golovine,The Russian Army in the World War(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1),34.

[9] 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59.

[10] Annika Mombauer,Helmuth von Moltk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114.

[11] Scott W. Lackey,The Rebirth of the Habsburg Army(Westport,CT:Greenwood,1995),152;Rudolf Jerabek,Potiorek(Graz:Verlag Styria,1991),100-101;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58;Mombauer,Helmuth von Moltke,81.

[12] Norman Stone,“Moltke-Conrad:Relations between the Austro-Hungarian and German General Staffs 1909-1914,” Historical Journal 9,no. 2(1966):205-208.

[13] Graydon Tunstall,Blood on the Snow:The Carpathian Winter War of 1915(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2010),15;General Josef von Stürgkh,Im Deutschen Grossen Hauptquartier(Leipzig:Paul List,1921),23,159.

[14] Graydon Tunstall,Planning for War Against Russia and Serbia:Austro-Hungarian and German Military Strategies 1871-1914(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148,170,174;Lawrence 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Architect of the Apocalypse(Boston:Humanities Press,2000),145-146.

[15] Winston S. Churchill,The World Crisis:The Eastern Front (London:Thornton Butterworth,1931),137

[16] “Eisenbahntechnisch nicht durchzuführen.” Stone,“Moltke-Conrad,” 219;Mombauer,Helmuth von Moltke,102-103.

[17] Norman Stone,“Hungary and the Crisis of July 1914,”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1,no. 3(1966):163-164;Stone,“Moltke-Conrad,” 217;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73.

[18] Österreich-Ungarns Letzter Krieg 1914-18,1:12-13.

[19] Norman Stone,The Eastern Front 1914-1917(London:Penguin,1998[1975]),76-77;Norman Stone,“Die Mobilmachung der österreichisch-ungarischen Armee 1914,”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1974,70-71.

[20] Graydon Tunstall,“The Habsburg Command Conspiracy:The Austrian Falsification of Historiography on the Outbreak of World War I,” Austrian History Yearbook 27(1996):192-193.

[21] 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79.

[22] KA,B/3(Dankl):5/1,Tagebuch(1),Aug. 2,1914.

[23] Moritz Freiherr von Auffenberg-Komarów,Aus Österreichs Höbe und Niedergang:Eine Lebensschilderung(Munich:Drei Masken Verlag,1921),265;Tunstall,Planning for War,176-177;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135.

[24] 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147;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79.

[25] KA,B/1503:6,Aug. 12,1914,Sarajevo,Potiorek to Conrad.

[26] Stone,Eastern Front,77.

[27] SHAT,AAT,EMA,7N 846,Paris,March 3914,“Organisation de l’armée austro-hongroise sur le pied de guerre.”

[28] KA,Neue Feld Akten(NFA)528,9 ID,“Intendanz der k.u.k,9.I-T-D,26 Juli-8 Dez. 1914.”

[29] Stone,Eastern Front,78-79.

[30] 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ötzendorf,152;Josef Redlich,Schicksalsjahre Österreichs 1908-19:Das politische Tagebuch Josef Redlichs(Graz:Verlag Böhlau,1953),1:247.

[31] Redlich,Schicksalsjahre Österreichs,1:247.

[32] KA,B/1503:6,Sarajevo,Aug. 8,1914,Potiorek to GdI Emil Woinovich.

[33] James M.B. Lyon,“‘A Peasant Mob’:The Serbian Army on the Eve of the Great War,”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61(July 1997):483-484;Hew Strachan,The First World War,vol. 1,To Arm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343;Joseph Schön,Sabac!(Reichenberg:Heimatsöhne,1928),12-13.

[34] Lyon,“Peasant Mob,” 501.

[35] KA,B/3(Dankl):5/1,Tagebuch(1),Aug. 10,1914.

[36] KA,NFA 1372,11. Korps Kdo,Lemberg,Aug. 14,1914,“Abschiebung unverlässlicher Elemente.”

[37] Haus-,Hof-,und Staatsarchiv,Vienna(HHSA),Politisches Archiv(PA)I,837,Munich,Aug. 19 and Oct. 8,1914,Vélics to Berchtold.

[38] HHSA,PA I,837,Munich,Oct. 8,1914,Vélics to Berchtold.

[39] Sean McMeekin,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Cambridge,MA:Belknap Press,2011),22;Knox,With the Russian Army,1:4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