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三年在波希米亚举行哈布斯堡陆军年度演习时，弗朗茨·斐迪南指示康拉德规划一九一四年两波演习。除了历来固定于九月举行模拟与俄交战的演习外，斐迪南大公希望在一九一四年六月另外在波斯尼亚举办一场动用两个军的大型演习。维也纳希望这场以塞尔维亚人为假想敌的演习，不仅会让塞尔维亚人胆寒，而且可在巴尔干半岛展示奥地利早该展示的武力。
一旦爆发战争即会总绾奥匈帝国兵符的弗朗茨·斐迪南，届时会亲临现场主导军事演习。斐迪南大公即将到访波斯尼亚一事，一九一四年三月受到奥国和外国报纸广为报道，为塞尔维亚恐怖分子提供了一个让人手痒难耐的攻击目标。阿皮斯上校和黑手会想用一场惊人的恐怖主义攻击激怒奥地利人，但也想借由堵死与维也纳的所有协商管道，驱使塞尔维亚总理尼科拉·帕西茨开战。[1]帕西茨比阿皮斯之类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更为深谋远虑，对于正忙于消化、并吞马其顿、阿尔巴尼亚领土的塞尔维亚王国是否能击退来犯奥军，也远不如他们那么乐观。为迫使帕西茨行动，黑手会于一九一四年春开始在贝尔格莱德培训三名波斯尼亚学生，加夫里洛·普林齐普是其中之一。黑手会为普林齐普三人定好计划，要他们与另外四名刺客连手暗杀斐迪南大公，那四名刺客则会从波斯尼亚找来。
在七名刺客为行刺做准备时，康拉德正努力欲保住他的职位。斐迪南大公在一九一三年陆军演习现场当众叱责康拉德，似乎要当着康拉德的面，为他在雷德尔事件后新接任的“联合武装部队督察长”一职立威。两人虽然言归于好（康拉德向其情妇吹嘘向来疾言厉色的大公用了“非常窝心的话”安抚他），但布罗施上校一九一三年十、十一月写给奥芬贝格的信，却想当然地认为改变就要发生，会有不像康拉德那样“减损”斐迪南大公威望、惹恼大公的新人接任参谋总长。接替康拉德者，大概会是波蒂奥雷克，或是大公的新副官卡尔·巴尔道夫（Karl Bardolff）将军。前者“渴望接掌此职”，后者“在舍穆瓦任职期间基本上掌理参谋部”。[2]
这两人和其他人选的名字外泄，间接表示换人在即。康拉德听到风声，急急面见皇上以挽救职位。一九一三年十月，这位职位岌岌不保的参谋总长晋见弗朗茨·约瑟夫，相谈甚久，皇帝得知康拉德已失去斐迪南大公的宠信，非常乐于让康拉德改投他旗下。康拉德成为霍夫堡宫与美景宫持续不断的权力斗争中最新的争夺标的。后悔于雷德尔事件期间将兵权大幅授予斐迪南大公的皇帝，这时向康拉德保证不撤换他，且恢复他直接进宫面见皇上的权利，借以削弱弗朗茨·斐迪南的权力。身为斐迪南大公的门生，康拉德与霍夫堡宫的公函往来原都得通过美景宫。如今，他的信函将朝反方向传送。[3]康拉德想必把大部分醒着的时间花在游移于不同明主间和保卫他日益缩小的地盘上。剩下的时间，他才用来思考奥地利日益紧缩的行动自由。
一九〇五年的施里芬计划要奥匈帝国人做到某些事，即得守住位于加利西亚、波兰的要塞，直到德国人击败法国人为止（据这计划的想定，要六星期），但他们也将得击退塞尔维亚人。在一九〇八年波斯尼亚并吞危机期间，战争差点引爆之时，康拉德拟出一个乍看之下很漂亮的计划来落实上述义务。局部性的奥、塞战争，发生概率不高，万一发生，以B计划（巴尔干计划）因应；奥地利与塞尔维亚开战，把俄罗斯卷入，发生概率颇高，万一发生，则以R计划（俄罗斯计划）因应。为使哈布斯堡陆军能因应上述任一突发状况，康拉德把陆军分为三群：第一梯队（A-Staffel，九军二十八个师，开赴俄罗斯战线）、巴尔干最小兵力群（Minimalgruppe Balkan，三军八个师，用于对付塞尔维亚）、第二梯队（B-Staffel，四军十二个师，将作为总预备队在两战线之间机动因应）。如果能将奥塞战争局限于当地，第一梯队将守卫俄罗斯边界，第二梯队则与巴尔干最小兵力群会合，以二十个步兵师和三个骑兵师执行B计划。如果俄罗斯介入（所有人都认为必会发生的情况），则执行R+B计划：第二梯队将立即上火车运往加利西亚增援第一梯队，以四十个步兵师打俄国，巴尔干最小兵力群的八个师则只着重于防守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匈牙利的边界。[4]
一九〇八年时，塞尔维亚兵力少且弱，且俄罗斯还未从败于日本之手里恢复元气，这样的计划似乎还管用，但到了一九一四年，情势已不同：一开战，维也纳的四十八个师将立即要面对至少俄国五十个师和塞尔维亚十一个师，且后续还要对付源源而来的许多俄国后备师和准备支持塞尔维亚正规军的数千名游击队员。一九〇八年时，俄国铁路非常原始，因而有施里芬所谓的“广漠无铁路”的俄罗斯之语，但到了一九一四年，那一广漠之地已有法国资助建造的双线铁路贯穿，若奥地利人在运送部队到东边上稍有延迟，就会吃大亏。事实上，到了一九一四年，俄国铁路已好过奥国铁路。俄国有四条单线铁路（单线意味着只能单向运输）和五条双线铁路（意味着能双向运输）；而奥地利只有七条单线铁路，其中两条得奋力穿越高耸的喀尔巴阡山。按照当时客观的估算，这意味着俄国一天能运送两百六十列火车的兵进入波兰、乌克兰战场，奥地利则是一百五十三列。[5]
在几位强悍、久经战火洗礼的将军领导下，塞尔维亚军队兵力成长同时现代化，使奥地利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只需派支小型军队越过多瑙河或德里纳（Drina）河征讨，就能让塞尔维亚学乖。[6]早在一九一一年，康拉德就在兵棋推演中发现，至少要十四个师才能击败塞尔维亚，而如果同时与俄国交战，根本腾不出这十四师的兵力。为彻底挫败奥地利，塞尔维亚人的办法，就只有把军队从边界撤回，迫使奥地利人深入多山的塞尔维亚内陆，陷入旷日废时的战事。事实上，一九〇七年奥地利的军事演习和一九一三年维也纳的兵棋推演，已测试并证实塞尔维亚战术撤退会对不善打仗的奥地利军队带来何等毁灭性的压力。陆军部长奥芬贝格在第一次巴尔干战争前夕即看出，奥地利任何入侵塞尔维亚的行动，都必须利用摩拉瓦河谷（Morava Valley）这个宽广的通道，而非蚕食没有战略价值、位于德里纳河与萨瓦（Sava）交会处的塞尔维亚王国西北隅。但如此兵分多路的宽正面入侵会需要较多兵力且较耗费时日，而奥地利没有那么多兵力和时间可用。在一九一四年四月走访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时，波蒂奥雷克做了他自己的推演——衍生自棋赛的战况仿真，以铁制对象标示部队和补给，在实际后勤、地形因素下每步限于两分钟内完成。令在场所有人惊愕的是，塞尔维亚人赢。
波蒂奥雷克的四月兵推，预示了八月他入侵塞尔维亚会将面临的景况。实际战况将如纸上谈兵所示——在德里纳河下游和萨瓦河交会处作战的奥匈帝国第五集团军和在更南边越过德里纳河的哈布斯堡第六集团军之间的一个大缺口，使塞尔维亚人得以将这两支军队各个击破。但这场兵推预示的不利情况，康拉德完全未予采纳。他对一九一三年冬兵推的看法，说明了他为何会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做出那些奇怪的决定。用兵塞尔维亚将遇到重重难关，包括道路不良、补给不易、敌人掘壕固守，但康拉德的建议是不计后果地蛮干：“由于缺乏补给、交通工具和全盘了解，我们唯一的办法会是疾迅勇猛的进攻。”[7]如此低估现代火器的威力，始终是康拉德辖下参谋部的一贯特色。他于一九〇八年所拟的对塞尔维亚作战计划，狠批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中的“怯懦”，只凭着他本人一股不服输的心态，无凭无据地认为“若有较剽悍的指挥部、较快展开作战行动、较快结束战役，伤亡会降到最低”。[8]
塞尔维亚刺客开始聚集于萨拉热窝时，贝尔格莱德陷入骚乱。七十岁的国王彼得厌烦于居中调解帕西茨与诸将领的外交政策主导权之争和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境内新吞并土地的治理权之争，于一九一四年六月卸下其大部分职权，任命二十五岁的王储亚历山大为其摄政。[9]这丝毫无助于安抚为奥地利斐迪南大公即将访问波斯尼亚而愤怒不已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弗朗茨·斐迪南鼓吹建立“大克罗地亚”，即一个包含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斯洛文尼亚，且尽可能吸并塞尔维亚领土的罗马天主教超国家（superstate）。而这样的人就要踏足塞尔维亚人宣称为其所有的那些省份。斐迪南大公的到访日子也挑得特别差，六月二十八日，圣维图斯日（St.Vitus Day）：十四世纪塞尔维亚兵败科索沃并遭奥斯曼土耳其人制服的日子，自那之后令塞尔维亚人既开心又难过的国定假日。弗朗茨·斐迪南若有意以挑衅心态展现他对塞尔维亚的不屑，或他对皇帝谨小慎微作风的不屑，再没有比挑这一天到访更挑衅的了。“别让大公太出风头，”弗朗茨·约瑟夫的副官于这趟访问之行前写信告诉波蒂奥雷克，“我们不希望人民忘了还有皇帝在。”[10]但这位大公即将大展他从未有过的风头。
在康拉德与波蒂奥雷克的陪同下，斐迪南大公观看了六月二十六至二十七日在塞拉耶弗西南边山区举行的第十五军（杜布罗夫尼克）、第十六军（萨拉热窝）的演习，然后在二十八日带着他的妻子，大公妃苏菲，参观了萨拉热窝。全规格的奥匈帝国军事演习，一如以往，会在九月举行，模拟俄军入侵加利西亚的情况：这一次的巴尔干演习，用意只是展示武力，警告塞尔维亚勿轻举妄动。萨拉热窝之行不会太久，斐迪南大公会去一个兵营、市政府、一座新博物馆、一间地毯工厂看看，并与波蒂奥雷克共进午餐，而这些行程的用意，全在炫示哈布斯堡王朝的威权，确立奥地利对塞尔维亚宣称为其所有之省份的所有权。天黑时，大公一行人将会在离开波斯尼亚的火车上。[11]
六月二十八日，斐迪南大公在伊利扎（Ilidze）的波士纳饭店起床。伊利扎是温泉疗养地，位于萨拉热窝郊外为浓密森林所包围的凉爽开阔地里。他穿着一身骑兵将军的礼服（蓝上衣、黑长裤、带绿羽毛的双角帽），在一间已为了他的造访事先祝过圣的饭店房间里做礼拜（祝圣花了四万克朗），然后爬上一辆已经在等候着的车的后座。六辆车子排成一列，这辆敞篷跑车排在第三。车队驶往萨拉热窝，沿途弗朗茨·斐迪南与苏菲向伫立于路旁的民众点头、微笑，波蒂奥雷克蹲在可收折的座椅里，面朝他们，一路指出主要景点。七名塞尔维亚刺客，彼此隔着一定距离，分布在这一路线的沿途。第一名刺客拿起布朗宁手枪，隔着九米距离开枪，未射中。弗朗茨·斐迪南转头，看着奥地利警察擒拿这名刺客，阻止民众对他施以拳脚。对皇帝敌意和不良居心深有所感的大公，粗哑喊道：“尽快把他吊死，维也纳会颁他一面奖章！”[12]第二名刺客丢出一枚手榴弹，但大公的司机加速驶过，手榴弹在下一部车底下爆炸，波蒂奥雷克的副官埃里希·冯·梅里齐（Erich von Merizzi）中校受轻伤。
弗朗茨·斐迪南与波蒂奥雷克在波斯尼亚军事演习场
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下令于一九一四年六月在波斯尼亚办一场动用两个军的特别演习，以威吓塞尔维亚人。照片中大公在研究地图，替他拿着地图者是军长和波斯尼亚行政长官奥斯卡·波蒂奥雷克将军。
这是斐迪南大公生前所度过的最后一个整天。隔天他就在萨拉热窝街头中枪。
照片来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在抵达第一个停留地点，一八九四年建成的仿摩尔式雄伟的市府大楼时，大公怒火中烧。萨拉热窝市长和其诸市政委员排成两列，一边是戴非斯帽、着灯笼裤的穆斯林，另一边是着燕尾服和高顶黑色大礼帽的基督徒。大公硬生生打断市长带着巴结意味的问候：“市长先生，你说这些有什么用？我来萨拉热窝亲善访问，却有人朝我丢炸弹？太离谱了！”进了市府大楼后，大公的气消了。他向他的随从开玩笑道：“留心听着，这个（刺客）大概会按照奥地利的老作风获颁功绩勋章，而不会被‘弄成无害’。”[13]
事前，波蒂奥雷克坚持由他一手包办此趟访问的所有安全事宜，结果发生行刺之事，令他非常尴尬。他希望这一天会结束得比开始时完满，向弗朗茨·斐迪南保证必会让大公如预定计划安然完成他在此市的行程。弗朗茨·斐迪南愿意走完预定行程，但坚持改变路线，以便去医院探望受轻伤的梅里齐。斐迪南大公从未打过仗，这是最近似于在战场上救助受伤同袍的经验。眼下他不顾后果，坚持基于人情之常该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波蒂奥雷克同意，但忘了把更改计划之事告诉此刻正按照原安排的路线把车队带离市府大楼的萨拉热窝市长和其司机。大公的司机傻傻跟着市长的座驾开，在拐弯驶进弗朗茨·约瑟夫街时，被波蒂奥雷克猛然叫住。波蒂奥雷克厉声要他停车、倒车，然后继续沿着码头直走，前往军医院。
一九一四年，汽车还很稀少，车队六辆车都是从奥地利汽车俱乐部暂时借来，司机则是骡子脾气，不高兴之下就突然停住车不肯前进。[14]道路两旁挤满围观民众，大公的司机使劲将车往后退然后转向。弗朗茨·斐迪南在这时拉长调子告诉波蒂奥雷克：“说到刺客，人真的得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上帝发落。”大公座驾停住，准备打直，而大公夫妇直挺挺坐在后座，就在这时，加夫里洛·普林齐普（黑手会在贝尔格莱德征募到的三名波斯尼亚学生之一）挤过人群，近距离开了两枪：第一枪打穿大公的颈动脉，第二枪打进苏菲的腹部。两人都在几分钟后死亡。
弗朗茨·斐迪南与其夫人的遗体摆在附近的旧奥斯曼官邸——围墙环绕的波蒂奥雷克府邸——时，有人发现大公脖子上挂了七个护身符，每个护身符用来防止不同的邪灵近身。苏菲没有血色的脖子上围了一条金链，身上披了一条肩布，肩布里有用来防止疾病或意外上身的圣徒遗物。这两人是据说要把巴尔干半岛从落后与迷信中救出来的现代哈布斯堡家族成员。维也纳讽刺作家卡尔·克劳斯，在这趟管控糟糕、悲剧收场的访问里，发现更为荒谬可笑之处：“皇储在弗朗茨·约瑟夫街和鲁道夫街的街角中枪身亡，正象征了身为奥地利人所代表的含义。”[15]
普林齐普立即被认出是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大公的每个随行人员都理所当然认为这名刺客是抗议奥地利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已多年的塞尔维亚政府所派。因为疏于小处的安全工作而间接助行刺者得逞的波蒂奥雷克，此刻如某同僚所说的，“竭尽全力”鼓吹战争，“以洗刷他的过错”。[16]波斯尼亚演习结束后，康拉德打道回府，在萨格勒布换车时，才得知行刺之事。这时，他鼓吹那古往今来常用的解决办法：如贝希托尔德所说的，“战争，战争，战争”。与皇帝和内阁阁员开会时，康拉德要求采取“果断行动”。[17]陆军部长亚历山大·克罗巴廷向弗朗茨·约瑟夫的副官大施压力，以促使皇帝“立即宣战”。[18]奥地利大部分高阶将领和他们同声一气，力主向塞尔维亚“暗杀政权”和其“行凶者”报复。“给我一个军和一个后备师，我就可以搞定。”迈克尔·阿佩尔从其位于萨拉热窝的办公室激动说道。[19]
在萨格勒布，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有了将异族杀光的念头。“我们周遭有太多讨厌的塞尔维亚人；从今天起，就把消灭他们当作我们的目标，”报纸《赫尔瓦茨卡》气冲冲说道。“srbe或vrbe”（意为“把塞尔维亚人吊死在柳树上”），成为流行的口号。[20]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的公使馆——受到“此地低规格哀悼”的公开侮辱，“此地的人在街上和咖啡馆里嘲弄我们的不幸”——也发出同样的激越言语：“得让塞尔维亚再度懂得害怕——我们得趁这机会发出毁灭性的一击，不要有其他顾虑，以为我君主国争取再数十年的和平发展时间，以让加诸我皇上的这一侮辱受到惩罚。”[21]
六月三十日在申布伦宫晋见皇上时，老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悲痛，令贝希托尔德印象深刻。皇帝伤心主要是为了君主国的困境，而非为了斐迪南大公。听着贝希托尔德向他陈述他所能选择的路，皇帝流下了泪水。自一八六六年大败之后，弗朗茨·约瑟夫一直避战，但此刻连他都了解到，战争，或最起码的威胁开战，已不可避免。普林齐普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打击太凶残，太侮辱人。但匈牙利能否决奥地利的决定，因此，得等到匈牙利总理伊斯特万·蒂萨前来陈述布达佩斯的看法，才能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那天更晚时与蒂萨的会晤，结果一如预期。蒂萨反对向塞尔维亚开战，主张只在外交战场上对贝尔格莱德发动谴责战。他担心与塞尔维亚起冲突会招来俄国的介入，而俄军就陈兵于匈牙利边界旁。蒂萨当政数年来刻意削弱奥匈帝国的军力，比大部分人更清楚这君主国军力的虚实。[22]
匈牙利的胆小怕事，令老早就想找借口与塞尔维亚摊牌的德国大失所望。德国参谋总长毛奇，一九一三年二月以德、奥两国人民不会为了阿尔巴尼亚版图之类的小问题与人开战为由，把康拉德从战争边缘拉回来，此刻却在奥地利的不幸中瞥见机会。德国、奥匈帝国人民会为了替哈布斯堡皇储的惨死报仇而战。这正是鼓动德国、奥匈帝国人民所需的“口号”。[23]德国希望奥地利人抢占这道德高地，立即摧毁塞尔维亚，然后将所有兵力移到东边，但这份希望在炎热的夏季里破灭，原因不只出于蒂萨的不让步。
在萨拉热窝，七名刺客中已有六人被捕并受审问。有一人自称“塞尔维亚英雄”，但要说塞尔维亚政府是这场暗杀阴谋的共犯，再怎么说证据都不够确凿。米兰·奇嘎诺维奇（Milan Ciganovic），是在位于贝尔格莱德的自家公寓衣橱里存放了炸弹制造原料的政府雇员，他认为这些刺客与他们的军事训练员沃津·坦科西奇（Vojin Tankosic）少校，以及阿皮斯、民族自卫社有关联。但这些塞尔维亚官员是我行我素的无赖，不是政府的代理人，只是奥地利人（和德国人）对此重大差异视而不见。[24]波蒂奥雷克从萨拉热窝警示道，如果维也纳不下重手反击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和在幕后资助他们的国家，就会治理不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康拉德在波斯尼亚的线人，告诉他差不多的看法：得把治理之责从操控维也纳政局的“波兰外交官和宫廷顾问”手里拿走，交给军方。有人告诉他说：“该是时候拿起铁扫把把这里清扫干净了……这里的塞尔维亚人至少有六成是国家的敌人。”[25]就连主张以和为贵的贝希托尔德都改变立场，六月三十日主张与贝尔格莱德“清算总账”。[26]同一天，柏林德皇劝奥地利人开战：“机不可失！”[27]
奥地利皇帝原希望于七月三日德皇威廉二世来维也纳参加斐迪南大公葬礼时与他商议因应之道，但德皇担心塞尔维亚刺客行刺，也担心奥地利安全措施不足，决定待在柏林以策安全。在柏林，他收到弗朗茨·约瑟夫的来信，信中斩钉截铁说斐迪南大公遇害是塞尔维亚、俄国两地泛斯拉夫主义分子所为。这一推断使德国得以向其优柔寡断的盟邦施压加温。德国记者和特使维克托·瑙曼（Viktor Naumann）于七月一日在与贝希托尔德的幕僚长亚历山大·奥约斯（Alexander Hoyos）会晤时，告诉奥约斯此刻已该向德国请求大力支持其“消灭塞尔维亚”。瑙曼被德国政府找来当中间人，七月头几天向维也纳传达了这一明确的信息：“奥匈帝国愈早开战愈好；昨天比今天好；今天比明天好。”[28]贝希托尔德“受惑于军方的魔力和武力，且着迷于军方恐怖机器的隆隆声响和耀眼夺目”（丘吉尔语），兴高采烈地同意，并告诉德国外长戈特利布·冯·雅戈（Gottlieb von Jagow），柏林和维也纳得“扯断敌人用来织成网子包住我们的绳索”。[29]德国的响应不会让贝希托尔德失望；德皇震惊于同是皇族成员且与他交情深厚的斐迪南大公遇刺，光是根据这一点，德皇就应该会同意让奥地利全权行事。
与瑙曼会晤四天后，奥约斯以贝希托尔德特使身份来到柏林。他先到德国外交部见了次长阿瑟·齐默曼（Arthur Zimmermann），向齐默曼扼要说明了维也纳的目标：由奥地利和其巴尔干半岛诸盟邦将塞尔维亚瓜分，基本上将它“从地图上抹除”。这场暗杀事件将被用来“编造与塞尔维亚算账的借口”。[30]
但德国所需要的，不是消灭塞尔维亚，而是让它继续扮演骚扰奥地利且与俄国结盟的角色，但要削弱它的国力。在波茨坦，当德皇正为他隔日要动身的一年一度北海之旅做准备时，奥地利大使拉迪斯劳斯·瑟杰尼（Ladislaus Szögyeni），传达了较奥约斯、贝希托尔德温和的主张，承诺不将塞尔维亚从地图上抹除，只会“使塞尔维亚无法在巴尔干政局里兴风作浪”。[31]这一宣示使德皇愿意放手让奥地利自主行事。维也纳可以放手攻打塞尔维亚，德国会支持奥匈帝国，即使俄国介入，“引爆大战”亦然。[32]
七月三日在维也纳的西火车站（Westbahnhof），为将送往阿茨特滕（Artstetten）安葬的弗朗茨·斐迪南灵柩送行时，康拉德与奥芬贝格附耳交换了看法。康拉德断言这一次绝对得教训塞尔维亚，奥芬贝格同意这看法，但指出入侵塞尔维亚几乎肯定会升级为牵连更广的战争。康拉德说或许会如此，但未必一定如此。奥芬贝格提醒他，奥匈帝国炮兵战斗力一如以往的不足，而在任何“生死搏斗”中这都是陆军非常显眼的罩门。哈布斯堡陆军，每个军只有九十六门火炮，而俄国有一百〇八门，法国是一百二十门，德国是一百四十四门。奥匈帝国火炮也较老旧、射程较短、准度较差、口径较小。[33]康拉德有气无力地同意：“那我很清楚，但此刻我没办法解决。”[34]
康拉德无法解决火炮问题，除了种种常见的原因，还因为在这关头还养得起情妇的他，打算带着情妇冯·赖宁豪斯（von Reininghaus）赴南蒂罗尔度长假。他会离开维也纳整整三个星期（从七月七日到二十二日），七月十九日回来参加内阁会议，然后迅即回到茵尼辰（Innichen，意大利语称圣坎迪多/San Candido）他情妇的小屋，与她再共度四天。未出门度假的德国驻维也纳武官，从康拉德几乎停摆的办公室，无法得知奥匈帝国陆军究竟打算怎么做：要用火车运多少兵力对付塞尔维亚，要运多少部队到加利西亚。[35]由于康拉德不在，其他人也都决定请假。克罗巴廷到乡间宅邸度假，就连最重要的参谋部铁路局局长约翰·史特劳布（Johann Straub）上校也出去度假，在南边达尔马提亚的葡萄园和海滩上优哉游哉。陆军十六个军，有七个军休他们的农民兵假，好让他们回家去帮忙夏收，要到七月二十五日才会回营。难怪康拉德的参谋部八月时会要被“技术性难题”搞得手忙脚乱，因为七月时没人解决这些问题。
这时德军里有许多人渴望在法、俄的军备采购和兵力计划还未完成之际来场世界大战，但毛奇依然力主审慎，并指出明眼人都看得出的道理：普林齐普的行径，至少是得到了塞尔维亚政府某种程度的默许，在世人都惊骇于此恶行而同声一气之际，如果奥匈帝国抓住机会，迅速入侵塞尔维亚，一举即打垮这王国，那会比较好。并非奥地利盟友的丘吉尔，也认为这一暗杀行径卑鄙，类似于发动“泛凯尔特计划以一统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并用“都柏林兵工厂所供应的武器”暗杀威尔士王储的爱尔兰。[36]就连俄罗斯人都觉得很难响应，德皇预测沙皇尼古拉二世不会“站在弒君者那一边”参战。柏林的决策者，就如麦克白夫人，一致相信“要是干完了之后就完了，那还是快一点干”。
换句话说，维也纳得利用这场危机正热的势头和同情心理，取消休假，动手。动员要三个星期：后备军人向团报到要一星期，团加入军要一星期，军加入位于边境的集团军又要一星期。每个人都笃定奥地利人不会干傻事，因而在其他诸大国里，只有少数人取消夏季长休；七月五日，德皇告诉奥匈帝国驻柏林大使：“如果像现今这样有利的时机还不好好把握，（他）会很难过。”那是毫不掩饰地煽动战争之语。隔天德国首相特奥巴登·冯·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更推波助澜，敦促奥地利人动手，即便“出手对付塞尔维亚会导致世界大战”。[37]
招来战云之后，德皇即搭船出海展开三个星期的挪威峡湾之旅，毛奇回波希米亚的卡尔斯巴德泡温泉，陆军部长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Falkenhayn）和陆军部、参谋部重要部门主管纷纷奔往湖边、温泉疗养地、海滩、山上度假。[38]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甚至同意，只要维也纳的讨伐迅速展开，没有必要照三国同盟的规定知会罗马与布加勒斯特。毛奇从其位于卡尔斯巴德的疗养地写道，“奥地利必须击败塞尔维亚人，然后迅速缔和，要求以奥塞结盟为缔和的唯一条件，”且颇不识趣地写道，“就像一八六六年普鲁士对奥地利所做的那样。”德皇已向奥地利大使瑟杰尼表示奥国可自主行事，并认定奥地利人会快速了结对手（越过多瑙河，包围塞尔维亚陆军，攻占塞尔维亚首都），然后造成令世人（特别是俄罗斯人）只能干瞪眼的既定事实。[39]
但“快速”是个从来与奥匈帝国军队扯不上关系的字眼。一九一四年奥地利与塞尔维亚对决竟迅速升级为世界大战一事，与奥匈帝国政府决策的拖沓和哈布斯堡军队部署的缓慢有很大关系。在七月七日（暗杀事件十天后）的奥匈帝国内阁会议上，匈牙利总理蒂萨仍主张向塞尔维亚人施加纯外交性的压力，不愿支持蓄意羞辱塞尔维亚人而对方肯定不会接受的最后通牒。匈牙利民意大大左右了这位总理的意向，因为大部分马扎尔人基于三个理由不愿打仗。首先，斐迪南大公生前打算缩减匈牙利的国土和武力；在布达佩斯，没人为他的死而哭。其次，匈牙利人不希望这个君主国里有更多的斯拉夫人，因此，以并吞巴尔干或波兰为目标的战争，在他们眼中并不明智。最后，匈牙利人清楚，打完一场大国战争，结果很可能不是俄国宰制中欧与巴尔干，就是德国宰制这些地区；而不管是上述哪个结果，都不利于布达佩斯。[40]
康拉德对奥匈帝国作战计划的检讨结果，也未提振蒂萨的信心。这位参谋总长太自信，以为只要俄国的意图“在动员的第五日之前”明朗化，他就有办法压得住塞尔维亚，并在需要时顺利将兵力调到对俄战线上。蒂萨最担心的事，乃是罗马尼亚人可能趁奥俄交战时入侵、并吞哈布斯堡王朝的特兰西瓦尼亚，但康拉德不把这放在心上。[41]内阁会议上似乎无人理解俄国所带来的存亡威胁。只有德国也出兵攻打俄国，才有可能打败罗曼诺夫王朝，但施里芬计划要求先打法国，也就是说俄国大军一旦出击，奥匈帝国将首当其冲。这也说明蒂萨为何不肯轻易附和出兵之议。
与蒂萨争辩，又耗掉整整一个星期。蒂萨坚持认为战争不仅未能改善奥匈帝国的民族问题，反倒会“引爆”那些问题。[42]匈牙利人拖延不决，康拉德和克罗巴廷干脆以此为借口，不定案作战计划，乐得延长他们的夏季假期。奥地利驻贝尔格莱德公使馆痛斥这一延宕，呈文贝希托尔德，表示塞尔维亚人正利用这一空当“完成他们的作战准备，为将会让我们吃不消的俄国介入争取时间”。[43]正在度假的奥芬贝格将军，七月十日在萨尔茨卡默古特（Salzkammergut）碰到正在度假的奥匈帝国财长舍瓦利耶·莱昂·德·比林斯基（Chevalier Leon de Bilinski），他正在阿尔卑斯山度他例行的夏季长假。虽然身为奥匈帝国财长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行政长官，但他完全不知道这个君主国就要转入战争状态。[44]
直到七月十四日，蒂萨的马扎尔族同胞暨外交政策顾问伊斯特万·布里昂（István Burián）伯爵提醒他，如果对塞尔维亚的恶行丝毫不予制裁，将只会使罗马尼亚人更加敢于在特兰西瓦尼亚（布加勒斯特所欲染指而以罗马尼亚人为最大族群的匈牙利一隅），如法炮制作乱生事，蒂萨这才转而支持多数人所赞同的开战立场。蒂萨主张勿并吞塞尔维亚领土，以免君主国的民族问题更为棘手，与会众人匆匆同意此议。康拉德私下告诉克罗巴廷：“等着瞧！巴尔干战争前，列强也讲要维持现状；战后，没有一个大国担心现状不保。”[45]
维也纳修润最后通牒至定稿，又过了一个星期。七月二十一日，贝希托尔德终于把最后通牒定本带到巴德伊舍（Bad Ischl）的皇帝别墅，给正在该处避暑的弗朗茨·约瑟夫批示。就要八十四岁且绝不是英明统帅的皇帝，过目且批准。最后通牒要求塞尔维亚“勿再反对奥匈帝国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然后列出十项羞辱人的要求：要贝尔格莱德审查其报纸报道“以移除反奥文章”，移除学校教育中反奥的教材，撤掉反奥的官员和军官，逮捕可疑的陆军军官和政府官员，停止运送非法武器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达尔马提亚，解散民族自卫社之类的秘密会社，以及最贬损国格的，允许奥匈帝国官员（在塞尔维亚境内）主导调查“颠覆运动”和“六月二十八日的阴谋”，等等。[46]
若是早个一个月，行刺事件刚发生后，提出这份最后通牒，大概会受到国际支持，但这时，暗杀事件已过了数个星期，这一外交手段拖了这么久才出炉，奥地利已失去了其在这场危机之初的优势。义愤已消。行刺事件已过了一个月，在这同时，斐迪南大公的遗体已从萨拉热窝运到海岸，搬上一艘无畏级战舰运到的里雅斯特，然后上火车运到维也纳举行葬礼，再转运到位于上奥地利的皇族用的教堂地下室，并在那里长眠已将近三个星期。萨拉热窝的奥匈帝国驻军司令官阿佩尔将军满腔悲愤：“我们已失去两名为奥地利的荣耀丧命的烈士；我们是受辱的帝国；我们的武力随时可将他们打垮，但至今连个动员令都没有！我们希望动员令尽快下达。”[47]更糟的是，德国人将奥地利要发给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的内容轻率地透露给意大利人，从而已使整个行动曝光。在圣彼得堡进行国事访问时，法国总统雷蒙·庞加莱（Raymond Poincaré）清楚地表示，他和俄国人都知道怎么回事，还说奥匈帝国欲使这场战争限于局部的企图不会得逞：庞加莱严正表示，塞尔维亚“有朋友”。[48]
七月二十三日下午六点，奥匈帝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乌拉基米尔·吉斯尔（Wladimir Giesl）将最后通牒送到塞尔维亚外交部。奥地利报纸同时刊出通牒内容，而由其内容可清楚看出，发通牒者不希望塞尔维亚人接受，也不认为塞尔维亚人会接受。塞尔维亚人有四十八小时考虑，而七月二十五日塞尔维亚人答复时，令人跌破眼镜的是，竟同意奥地利的几乎所有要求，只是不接受让奥地利人在塞尔维亚境内调查这一项，并提出转交海牙国际法庭审理作为其替代方案。[49]塞尔维亚人欲争取国际支持，因此努力营造讲理的形象；但奥地利在德国人和受损尊严的催促下，显得蛮不讲理。吉斯尔看了塞尔维亚人的解释，认为无法接受，于是断绝外交关系，离开塞尔维亚，搭渡船越过多瑙河，来到匈牙利的塞姆林（Semlin，塞尔维亚语称泽蒙/Zemun）镇。这就是战争信号。
但奥地利政策（最后通牒）与行动计划（动员）的落差之大，令人震惊。不久后将接掌一集团军的奥芬贝格将军，仍在上奥地利度假。有个亲人突然骑着脚踏车出现，手里挥着报纸大喊“引信已经点燃；是最后通牒！”时，他正和姊妹共进午餐。后来，奥芬贝格忆起他当时的惊讶：“自萨拉热窝发生那些令人震惊的事已过了四个星期，我因此以为这场危机也会是虚惊一场。”[50]哈布斯堡将领的作战准备极为不足，但仍振奋于终于有机会打一仗。驻因斯布鲁克的奥地利第十四军军长维克托·丹克尔（Viktor Dankl）收到这消息时，向其司令部幕僚大喊道，“谢天谢地，要打仗了！”他把驻地乐师叫来，要他们办场音乐会庆祝。英国驻维也纳大使莫里斯·德·邦森（Maurice de Bunsen）爵士看到在奥地利首都有“大批民众游行直到凌晨”，还有在俄国大使馆前带敌意的示威。邦森表达了他对维也纳战争狂热的惊愕：“民众明显认为这会是一场与塞尔维亚人交手的战争……对萨拉热窝所发生之罪行的迅速报仇……似乎少有人想到一个大国强行介入巴尔干半岛，必然会招来其他大国插手。”[51]
大国间的冲突，正是康拉德照理该防微杜渐却未防微杜渐的不测事件。康拉德理应利用暗杀事件后那一个月时间，做好迅速进攻的准备，以在其他大国还未能插手时把塞尔维亚打得无力还手，而非在阿尔卑斯山与情妇度假。自一八八〇年代起所拟的诸多作战计划，奥地利人都强调必须迅速动员、迅速部署、迅速击败塞尔维亚人，因为战事一旦拉长，俄罗斯八九不离十会介入，而必须强行渡河（渡过多瑙河、萨瓦河、德里纳河或三条河全部）才能入境塞尔维亚，意味着战事只会旷日废时。
七月二十五日，塞尔维亚人撤出贝尔格莱德，把中央政府迁到尼什。由于塞尔维亚把中央政府迁离边境，且把陆军集结于科卢巴拉河（Kolubara River）后面的瓦列沃（Valjevo）、阿兰杰洛瓦茨（Arangjelovac）周边，这时入侵塞国，结果几乎肯定是陷入泥淖，而非迅即得胜。在奥地利人犹豫不决时，塞尔维亚人已速速完成其初步动员（三十万兵力和五百四十二门火炮）。[52]这说明了当时人为何那么惊愕于奥地利迟迟才响应皇储遇刺事件：维也纳已给了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整整四个星期来备战。
康拉德始终主张，若与塞尔维亚摊牌，时间因素会攸关成败，但尽管他夸夸其谈，事实表明他太被动，未预先因应可能状况。[53]他批准让现役士兵放假回去帮忙夏收，允许数万士兵于六月回老家帮忙收割。军官也放暑假。因此，当塞尔维亚人对最后通牒给了令奥地利不满意的答复，皇帝于七月二十五日下令局部动员时，康拉德没什么兵力可动员。皇帝于七月二十八日向塞尔维亚宣战时，奥地利军方毫无动静。后来，一九一五年接替贝希托尔德出任外长的布里昂伯爵，以这一被动消极的姿态为理由，反驳外界对奥匈帝国发动战争的指控：他以猜测的口吻表示，“事实表明奥匈帝国陆军完全未做好作战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在幽暗的作坊里谋划出这场战争？”[54]
康拉德的作坊照理应有更好的准备。这位参谋总长已在七月七日向贝希托尔德保证，只要于动员起的五日内清楚俄国的动向，他就应付得了两面作战。[55]然后他的确知道俄国的动向：就在塞尔维亚人不接受最后通牒那天，沙皇已下令莫斯科、华沙、基辅、敖得萨诸军区局部动员。法国总统则从俄国首都向奥地利警告，塞尔维亚“有朋友”。显而易见，此刻该R计划，而非B计划上场，但康拉德就是听不进道理，仍想打塞尔维亚人。但这么做越来越没有胜算。奥地利陆军费力局部动员（只动员四成兵力）时，塞尔维亚人已忙着部署他们的全部兵力。到了七月二十五日，塞尔维亚人已征召到四十万人，且已开始集结三个野战集团军。俄国人已开始加快动员脚步，英国人则已开始向德国人施压，要他们逼奥地利人在贝尔格莱德停住（即只教训塞尔维亚但不将其瓜分），透过谈判解决七月危机。[56]
康拉德刻意淡化来自俄国的威胁，仍认为“拿起铁扫把横扫”塞尔维亚较为可取。[57]他的一味昧于形势，令人吃惊。奥匈帝国的参谋部始终想当然地认为与塞尔维亚开打，只是与俄国开打的另一场更大战争的第一步，而未深入思索此举的严重性。[58]康拉德把头埋在沙里，看不见周遭情况狂挥乱打。这样的人不只他一个。七月二十八日夜，奥芬贝格将军与皇帝的亲信顾问暨前驻圣彼得堡武官亚历山大·冯·于克斯屈尔（Alexander von üxküll）会晤，当听到于克斯屈尔把俄国的作战准备说成“虚张声势”时，惊讶不已。于克斯屈尔自信满满地说，俄国“不会插手”。[59]贝希托尔德也在黑暗中摸索，看不到康拉德在做什么。康拉德下令第二梯队十二个师开赴塞尔维亚边界，而非加利西亚，异想天开地认为俄罗斯人会在面临德国具体威胁时打退堂鼓。[60]奥芬贝格忆道，“把我们的军队分割为两部，并非我所乐见”，康拉德打算只以二十三个师对付俄国（兵力太少）、十八个师对付塞尔维亚（太多），并以七个师作为总预备队在这两部之间机动支持。
简而言之，照康拉德的部署，奥地利在各个战线都要吃败仗。他的上司，斐迪南大公死后获皇帝任命为总司令的弗里德里希大公，识见不足，无法修正康拉德的决定。与五十八岁的弗里德里希——至交好友口中的弗里茨尔——见面后，奥芬贝格觉得他乏善可陈：“我们简短聊了些琐事；一如这类人所一向予人的印象，这位仁兄让人觉得无可救药的平庸；由他统领两百万大军，叫人生不起信心。”[61]所幸仍有一条出路可避掉这场即将降临的大灾难。英国大使于七月二十八日拜访贝希托尔德，表示愿意帮忙，并提醒这位外长绝不可再“漠视（维也纳与塞尔维亚争吵的）欧洲层面”。如果贝希托尔德继续漠视，会有一场把所有大国都卷入的世界大战。贝希托尔德告诉英国大使，俄国人不会插手，“因为我们会（向俄国）保证我们无意扩张领土”。[62]贝希托尔德如此谨慎之人，对世局的看法竟也如此天真。
德国人为开战推了最后一把。七月三十日，德皇要弗朗茨·约瑟夫同意以“贝尔格莱德或其他要塞”的控制权为担保，确保塞尔维亚与维也纳合作调查暗杀阴谋，一时之间似乎支持“在贝尔格莱德停住”这条路，但隔天，威廉二世的立场突然一百八十度翻转，向圣彼得堡和巴黎都发出最后通牒。“勿接受英国为消弭战火所进一步提出的建议，”毛奇指示康拉德，“欧洲战争是挽救奥匈帝国的最后机会。德国愿毫无保留地支持奥地利。”
其实，毛奇应该还要补充一句，欧洲全面战争是挽救德国的唯一机会，因为贝特曼已严正表示，“未来是俄国的天下，俄国越来越壮大，像越来越深沉的噩梦重重压在我们身上”。[63]只有战争能防患未然阻止俄国壮大，或者说柏林是这么认为。维也纳与柏林之间这些意见的交换，证实德国和奥地利是掀起这场战争的元凶，而毛奇坦承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一事，则提供了更确凿的证据。毛奇写信告诉贝特曼·霍尔维格，说会有一场“世界大战”，诸大国会“相互厮杀”，带来不堪设想的恶果——“几乎整个欧洲的文化会毁于一旦，数十年无法恢复”。[64]但不要紧。一如奥地利人，德国人觉得他们现今享有的军事优势，会在两或三年内被俄国、法国的大规模军事整备计划压倒。那些计划将使俄法两国拥有更多兵员、火炮、基础设施，使靠着一九一三年的庞大军事支出计划而这时仍占上风的德国，将得在公平的立足点上与他们较量。毛奇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在卡尔斯巴德告诉康拉德：“拖得越久，我们的胜算就越低。”[65]
而一如奥地利人，德国人也苦于国内的政治乱象。贝特曼·霍尔维格当德国首相已有五年，却从未能在国会掌握可靠多数；他的职责已沦为让国会通过庞大的陆海军预算，抵御社会党、阿尔萨斯-洛林党（“法兰西万岁！”），以及那些挑剔在自家地盘上每个说德语的学校和官员的波兰人。推动战争的势力太强，贝特曼想挡可能也是螳臂挡车。这位总理抱怨，“在军事活动方面”，他未“得到充分告知”，“开战的决定是在德皇周边的封闭小圈子里做出的”。[66]后来奥地利人忆起柏林这些焦虑万分的决策者“害怕、紧张、迟疑、神经质”的特质。他们先后于八月一日、八月三日向俄国、法国鲁莽宣战，缺少了“俾斯麦审时度势的能力”。八月五日英国不情不愿地加入反德同盟一方，在“以防整个西欧为单一强权所宰制”时，德国人的反应是暴怒（且愚蠢）：“多了一个敌人，只是多了一个紧密团结、战斗到底的理由。”[67]
奥匈帝国的宣战行动，完全看不到德国人的这种心态。奥匈帝国八月六日才不情不愿、有气无力地向俄国宣战，而其理由，一如贝希托尔德所说的，“鉴于俄国在奥地利、塞尔维亚冲突里摆出的威胁姿态”。康拉德满怀悲观——将伤害他对整场战事之运筹帷幄的一种悲观——严正表示“若是在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三年，胜算大概还不小，但如今，我们是va banque”。[68]这番宣示完全未能稳住民心士气，因为va banque是赌徒术语，意指拿庄家的所有赌本对赌，“赢则全拿，输则赔光”。一如以往，康拉德表现得好像他是整个情势的无辜受害者，而非情势的主要推手。蒂萨继续阻挠，主张走德皇最初提出的“在贝尔格莱德停住”路线，坚持要贝希托尔德“打消（奥地利出兵侵略的）妄言”，但为时已太迟。在申布伦宫安静的房间里，老皇帝已无奈接受侵略路线。他一语不发地坐着，如他的副官所说的，相信“我们名正言顺的目标”可成。这位副官，阿瑟·博尔弗拉斯将军，对未来颇为乐观。他在写给人在萨拉热窝的波蒂奥雷克的信中大言不惭地说：“我要再次高呼‘许多敌人，好多荣耀。’”[69]
博尔弗拉斯不会欢呼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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