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49年，东西德的社会经济结构就已经存在着显著差异了。两国正式建立后，这些差异越来越明显。
占领时期，苏联没收了庄园之后开展的农业集体化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分别是1952—1953年和1959—1960年，并有三种合作制。到60年代末，东德农业大部分变成了集体制，其中土地、牲畜、机器和工具都是公有制。70—80年代，农业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改变，专业化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果树种植、庄稼种植和牲畜养殖等领域。此外，还有许多中间组织负责协调各企业的生产计划以满足全国的生产目标。虽然没有西德农业那样高效（西德农业受益于一个强大的农业疏通机构，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共同农业政策），但东德的农业还是相当高产的，国内的基本食品可以做到自给自足（虽然消费者的选择很有限，比如水果）。对80年代的游客来说，看到密集排列的联合收割机在东德集体化的广阔田野上整齐地移动，而另一边的波兰乡间却行驶着一辆辆慢吞吞的马车，其对比令人震惊。东德的另一个农产品供应源则是私人的小块土地和分配的园地。政府希望在主要的集体制外补充这些私人土地，因此在80年代鼓励私人经营。
东德的工业结构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政府迅速消除了生产方式的私有化，因此工业生产要么是“人民”（即政府）所有，要么是有政府参与的合资形式。50年代的东德工业特征首先是斯大林主义，即重视所有的重工业，1953年爆发起义后，政府对消费主义做出了一些让步。其次是一系列计划的宣告和实施。不过，计划经济却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目标太过不切实际，只重视产品数量，却不重视产品质量，产品根本卖不出去等。1963年，苏联正酝酿新的经济政策，于是东德推行了新的经济体制，在经济上采取权力下放的措施，各级政府有更多的决策自由，并用利润和奖金来激励生产者。既然现在利润变得重要了，产品质量就成为必须考虑的因素，因为产品必须能卖得出去。新的经济体制本身存在很多问题，使三次价格改革成为必然。比如，管理者大多缺乏管理经验，现在却突然要对企业的绩效负责。1967年，新经济体制修改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然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爆发“布拉格之春”运动后，这些经济试验在60年代末就悄然终止了，因为东德领导人担心经济领域的权力下放可能导致政治上的权力下放和民主化。应当注意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相反，乌布利希执政时期经济决策权的分散并没有导致东德政治的民主化。70年代，在昂纳克的领导下，经济又开始集权化。
昂纳克执政时期，东德的工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由于东德经济长期依赖贸易和石油进口，20世纪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早期的经济衰退给东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在此之后，政府试图协调研究、技术发展和生产之间的关系，在经济计划中使用更敏感的经济杠杆，同时总控制权依旧掌握在中央政治局和部长会议的手中。
尽管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障碍，但东德经济的总体运行态势是好的。虽然东西德之间的自然经济联系被强行切断，东德被迫加入了经济互助委员会（COMECON），与发展较为落后的经济体进行一体化，战后又遭受了拆除和赔款政策的蹂躏，但东德经济还是一路上升。到80年代，东德成了东欧人均产量最高的国家，从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来看，东德稳居世界主要贸易国的第12位。它并没有与生俱来的自然资源优势，能源上虽然逐渐转向核能，但还是严重依赖国内劣质褐煤和从苏联进口的石油。与大多数东欧国家不同（捷克斯洛伐克西部除外），东德在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前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传统的优势产业包括机动车和机器生产，以及化学、光学和电子产业。在微电子和电脑产业，虽然东德紧跟在西方之后，而且只能在东欧出口电脑，但仍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发展。
相比其他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成员国家，东德拥有一个可能会被忽略的重要的经济优势，那就是东德和西德的特殊关系。由于两德之间不设关税，加之有利的贸易和信贷协议，东德成了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秘密成员。东德贸易的1/3都是和非经济互助委员会的成员国家达成的，其中1/3是与西德（占东德对外贸易总额的8%左右）。除了有利的贸易和信贷协议，西德还成了可靠的供货源，从而避免了东德在生产中经常遇到的瓶颈。另外，通过与西德的特殊关系，东德还获得了大量的西德硬通货，以及西德对建设通往西柏林的高速公路的赞助、旅客交付的通行费、游客去东德旅游必须兑换的货币、西德对特定项目的支持（例如，西德的教会资助东德修复当地的教堂，或购买当地教会医院的医疗设备）、西德居民给东德亲友的汇款，等等。在东德的危难关头，西德还提供了优惠的贷款条件，帮助东德平稳度过了80年代早期的经济危机，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其他西欧国家还要顺利。东德的劳动力相对来说受过良好的教育，能够熟练高效地工作，在解释东德经济相对成功的原因时，尽管这一点也相当重要，但东德与西德的特殊关系也是不容忽视的。
虽然东德的经济发展在年增长率、人均生产总值等数据上表现突出，但对于西方游客来说，却是很难体会到的。东德的日常生活表面上有些单调，根本不是大多数西德居民能够享受到的富裕生活。不过，从量化角度来比较，东德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七八十年代还是有所提高的，越来越多的东德家庭购买了电视、冰箱、洗衣机和汽车。当然，大多数东西德人民还是知道，一辆奔驰或宝马，和一辆瓦尔特堡（Wartburg）或特拉贝特（Trabant）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虽然从平均收入来看，东德的耐用品价格确实较高，但对东德人来说，问题不是缺钱，而是选择太少。购买新车需要排很长的队伍，二手车的价格总是和新车不相上下，因为顾客不用等就能马上用。（不过，东德社会的特权阶级是不用排队的，通常还能轻轻松松地买到西德产的车。）另一个问题是购物的层次分化。生活必备品因有政府补贴价格便宜，而那些更受欢迎的产品通常价格较高，可以用东德货币在Exquisit和Delikat连锁商店买到，或是用西部硬通货币到国际商店（Intershops）购买（最初只对西方游客开放）。于是，国际商店以是否持有西部货币为准，实际上将东德人划分成了两类。虽然东德人对此总是抱怨或批评（比如所谓的“水果蔬菜”商店里除了圆白菜还是圆白菜），但食物也并没有真的匮乏。即使有时候找的工作并不适合自己，但人人都不愁找不到工作，吃住都很便宜。不过，就算是在吃喝上，东德也很难与西德比肩。60年代晚期，东德人每天摄入的肉和其他产品少于西德人。80年代，西德人越来越注重健康，相对东德人来说，他们每天摄入的肉类较少，而蔬菜水果则较多；而此时东德人虽然在肉类消费上赶超了西德人，但相比之下，整体的生活水平还是差了很多。虽然东德的经济情况如此，消费者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定期让位于政治的稳定，但和波兰不同，东德并未因此产生大规模的不满情绪。然而另一方面，当匈牙利在1989年夏打开与奥地利接壤的边境时，政府也无法阻止大量的东德人逃往西德，去寻求他们希望中的美好未来。1989年秋，当群众涌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改善言论自由、通行自由和基本人权时，政府也同样无力阻止。最终，“面包和马戏”政策根本无法满足大众对民主社会的需求。
东德的社会结构也和西德大不相同。东德的人口数量只有微小的波动，基本保持不变，80年代晚期不到1700万人口，而西德人口则比战争刚结束时增加了大约一半，达到了6200万。相对于西德的高度城市化，东德居民一直生活在中等规模的城镇和更小的社区中，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东德人的收入差距也没有西德明显，在一直被称作“小市民社会”（society of small people）的东德，既没有特别富有的人，也没有特别贫穷的人。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在东德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用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来说，这里就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不过，这并不代表它没有特权精英阶级。只不过东德的精英主要是政治精英，而非联邦德国那样多种类型，精英在东德，是一群人，而不只是几个高层政客，在享受特权和舒适的生活。因此，东德也不是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
就社会流动性来说，东德要大过西德，其早期的政策资助了许多弱势群体、工人阶级和农民背景的人。虽然到20世纪70年代，不看社会背景、只注重才能的制度占了上风，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教育系统还是以帮助工人和农民的后代作为特定目标。东德的综合学校体制强调工作经验的重要性，除了读高中这条学业道路以外（要达到德国的Abitur或英国的A水平资格），还能通过其他方法进入高等院校。不过，要想在东德社会中逐步高升，如果不主动参政，至少也要在政治上遵纪守法。虽然受教育程度高逐渐成为特权阶级、政治精英独有的特征，但年轻人只要守规矩，不管其才能如何，总能在教育体系中顺利往上爬。牧师的孩子一般被迫学习神学，而不能自由选择其他职业科目。如果拒绝服兵役，选择当“建造兵”（Bausoldat），或是在自由德国青年团（Free German Youth）运动中表现不佳，都可能对职业生涯造成负面影响。
比起西德女性，东德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更加平等，虽然20世纪80年代末还远未达到“解放”的程度。过半的东德劳动力皆为女性，社会普遍认为，女性结婚生子后，还应当出去工作。东德的幼儿托管较为普遍，大多数孩子都能进入日间托儿所、幼儿园和课后托管所。为缓解70年代生育率下降的担忧，政府对孕产假的规定十分慷慨。不过，也有批评者认为，妈妈出去工作，长时间待在工厂（要么小孩长时间待在托管所），回家后还要做很久的家务（或是育儿的时候相当劳累、疲惫、不开心），对自身和孩子的健康均有不利影响，离婚率也相对较高（虽然结婚率也很高，这可能暗示了人们对婚姻的期望值很高）。比起西德，东德女性在经济上更为独立。尽管如此，相比男性，女性大多在收入低、社会地位低的岗位上工作，级别越高的职位上，女性越少（比如女教师很多，女校长很少）。东德女性在工会和政党中的职位也比西德女性要高，但高层中还是很少有女领导人（也有例外，比如玛戈·昂纳克，前教育部长、埃里希·昂纳克的夫人）。东德的女性主义（如果非要给个标签的话，但实际上只是大致的趋势）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目标是能从事男性从事的职业，但其结果是女性肩负“双重负担”，而社会仍然是不平等的男权主义。意识到了这一点，女性主义到了80年代末就以与男性不同为目标了。
很明显，东德并没有达成它自己标榜的一些意识形态目标，尤其是在社会平等方面。就更别提政府最终会消亡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思想了。东德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压迫无所不在，官僚化和对个人自由的限制渗透到了各个领域。到了80年代末，东西德明显形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
两德在文化上有多大的不同呢？经历了最初的艰难时期后[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等流亡者返回德国倒是件好事]，东西德都对德意志文学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联邦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享誉国际，而东德作家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及施特凡·海姆（Stefan Heym）的作品被译介到国外，还有很多作家也受到了海外读者的认可。虽然东西德作家在作品中涉及的很多问题都是相似的，尤其是纳粹德国的历史，但他们的答案却互不相同，这一点十分有趣。而随着时光荏苒，他们也渐渐开始关注各自的社会现实，试图宣扬与主流观念冲突的思想行为模式。东德文学有很强的政治意义，有趣的是，其文学作品往往是在西德这个使用相同语言的地方出版、流传，最后得以规避审查，返回东德。大众文化上，东西德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虽然昂纳克执政时期，青年中也流行穿牛仔裤、听摇滚演唱会，但是东德的青年文化总体上较为压抑和束缚。体育是东德的传统强项，但即使在这个领域内，也有精英与大众的区别。少数人享受赞助，而大多数人只能使用相对落后的设备。而高质量的体育设施在西德随处可见。东德还存在足球流氓行为，这主要是针对东柏林埃里希·梅尔克（Erich Mielke）的迪纳摩队（Dynamo）而言的，埃里希·梅尔克是东德的国家安全部部长，他并不受大众欢迎，因此球队的球迷少得可怜。两德人民的娱乐活动形式也明显不同，比起东德，联邦德国的娱乐设施和种类广泛多样，还包括海外旅行。
尽管东西德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多，两德仍然由于相同的历史渊源而联系在一起，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上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虽然是不同的两个国家，却关系密切，提到一个，就不得不提到另一个。两国在作为独立国家的同时，又是同一个国家的两部分，在现代世界中显得十分独特。无论分裂的两个部分看起来有多稳定，它们还是处于分裂的状态。这个横跨中欧的狭长伤口，虽主要是德国的责任，但对其他国家也造成了深重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