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世纪80年代的任何一个普通的观察家来说，东西德最明显的差异就在于人民的生活水平。西德是一个繁荣、西化、以消费者为导向的社会。时髦的轿车保养得很好，“嗖”地一下穿过了高速公路；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叫嚷着“森林要消失了”，但西德总体的环境还是很干净，而且物产丰富。相反，东德单调、灰暗的环境令游客震惊。褐煤制造的烟雾污染了空气；又小又破的汽车在坑坑洼洼、布满鹅卵石的公路上颠簸（除了西德到西柏林的高速公路还保养得很好）；房子破破烂烂；商店里可供挑选的商品有限并且质量低劣。不过，这些表面现象在反映现实的同时，也掩盖了更深层的现实和更复杂的真相。
实际上，东德也经历了西德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经历的所谓“经济奇迹”。西德的情况众所周知。从1948年货币改革前开始，在马歇尔计划对心理和物质的双重激励下，德国经济快速起飞，并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了惊人的发展速度。由于难民的涌入和战俘的归国，50年代初期的失业率相当高（大约8%），但50年代末形势发生了逆转，反而出现了劳动力的短缺。同时，经济增速也逐渐放缓，西德经济在60年代基本和其他西方工业国家持平。1966—1967年，西德遭遇了短期的经济衰退，但大联合政府的经济政策成功地应对了危机。由于极度依赖贸易和石油进口，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危机，以及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经济衰落都对西德产生了影响。比起前几个十年，80年代西德经济可能有些停滞，失业率高达8%—10%，经济增长率只有2%—3%，但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许多德国人最担心的通货膨胀率在80年代却是全欧洲最低的。
战后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和方式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在保守派政府的领导下，前经济学教授、阿登纳的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制定了以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为理论支持的经济政策。他认为，国家应当保证或提供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但必须克制自己，不要过多地干预经济，尽量让市场发挥作用。“社会”这一限定词就意味着政府必须提供条件，保护社会最弱小的成员不被脱缰的市场的毁灭性力量所伤。艾哈德想要抛弃纳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传统，这是可以理解的。许多批评家认为，西德经济既不“市场”也不“社会”。政府不可避免地采取各种方式干预引导经济，还自己当上了大雇主。尽管同盟国试图拆分大公司，并采取措施应对卡特尔集团，但自由市场的运作又推动了德国经济的集中趋势。去卡特尔化在西德遇到了如潮的反对意见，艾哈德的第一个法案没有通过，最后通过的1957年版本掺水太多，漏洞太多，导致西德工业的集中趋势只增不减。另外，20世纪50年代的政策还包括低税收、高利息率和利润、小幅增加工人收入、国内信用紧缩以及鼓励投资等，这些政策虽然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但同时也拉大了贫富差距。政府的政策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以至于到了60年代，很大比例的财富掌握在社会上很少一部分人手中。这些政策的支持者认为，既然蛋糕在短时间内变得这么大，这种不平等也就不重要了。在绝对意义上，社会所有成员的生活水平都比原来提高了一大截。对60年代的大多数西德人来说，他们没有忘记战后的“饥饿年代”，因此这可能比所有的相对不平等都要重要得多。
1963—1966年，艾哈德政府瓦解，加之1966—1967年的经济衰退，大联合政府的总体政策转变为新凯恩斯主义。政府实行税改（包括人们认为相对较高的11％的增值税），加大在经济基础设施，尤其是高速公路建设上的投资，并推行高等教育扩招政策。1967年颁布的《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法》以及在政府的推动下达成的雇主与工人的“协调行动”（实际上工人在1977年退出了），都强调了研究和经济计划的重要性。不过70年代晚期，政府不再相信经济计划，反倒倾向于采取主动的危机管理方式。随着失业率的不断上升，加之人口结构上的劣势，工作的人更少了，而领养老金的人相对增多了。在施密特政府执政的最后几年，主要的纷争还是在税收和福利的平衡上。偏右翼的自民党经济部长拉姆斯多夫（Lambsdorff）与更关心福利的社民党左翼成员无法达成一致，最终社民党倒戈，转而支持基民盟主导的赫尔穆特·科尔政府。在科尔的领导下，德国的经济政策从新凯恩斯主义转为新自由主义。不过，80年代科尔政府并没有采取英吉利海峡对面的保守派政策，即当时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Mrs Thatcher）偏爱的激进的经济改革和大规模的私有化政策。另外，在科尔执政期间，德国工人罢工的良好记录持续恶化，劳资关系越来越紧张，罢工次数增加，因此政府不得不立法，试图限制罢工并控制其带来的影响。
西德的劳资关系常常被描述为雇主和工人之间和谐的“社会伙伴关系”。工会的结构相当精简，每个工厂有一个工会，负责简化劳资纠纷。此外，还有一个总的工会组织—德国工会联合会（DGB），包括17个工会成员及代表白领和公务员的组织。德国工会联合会不隶属于任何政党。社民党和英国工党不同，并非一直是“工人运动的议会派”。行业中有共同决定等措施，并保证工人的代表人数。这些措施于1951—1952年开始实施，钢铁和煤矿行业引入了共同决定制，还建立了工厂委员会（works council），以便雇员就切身问题发表意见。1976年，共同决定制度覆盖了所有超过1000名雇员的大企业。不过，与和谐的劳资关系这一愿景相反，1951—1952年以及1976年的这些立法最终的结果都不尽如人意。雇主们反对这些措施，觉得它们太过激进；工会成员也相当失望，觉得这些措施远远不够。
有一种普通的错误观念，认为富裕的西德代表的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不同的口音和穿着代表的是这个较为多元的联邦国家中地区的多样性，而不是阶级的多样性（和英国不同，口音和阶级没有关系）。毫无疑问，西德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以及它和地区多样性的关系与英国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西德社会没有明显的阶级差异。在西德经济和社会的显赫职位中，还可以看到很多名字带有贵族标志“冯”（von）的家族。通过教育体系，社会阶级有复制的趋势，孩子和父母的阶级基本一致。虽然州与州之间的情况不同，但很少有地区采取综合学校体制，大多数地区采取的是三方选拔制（the tripartite selective system）。这些择优录取的学校普遍喜欢具有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家庭背景的学生，这些学生一般继续进入高等院校，而工人阶级或农民的孩子（通常是天主教的）则大多落选，他们在很小的时候潜力就未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尽管政府针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西德的教育体系仍然存在着合法地继承父母社会地位的趋势。不过，许多职业资格的引入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一问题。经济上，原本是工人占大多数，而转型后，白领和第三产业的工作数量大增，它们取代蓝领吸引了更多的就业人数。因此，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流动性大大地增加了。其次，西德的年轻人普遍受到良好的训练，因此所有领域的劳动力都受过相当好的教育，都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妇女在西德社会中的地位仍然低下，很少有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极少数真正成为大学教授等。进入职场赚取工资的女性大多数地位很低，薪酬很少，主要是临时和兼职职位，并在萧条时期随时可能被裁员。尽管政府做出了一些努力，少数派也发起了强硬的女性运动，但人们还是普遍认为，女性必须在家庭和事业中做出选择，而那些边养育小孩、边出去上班的女性都是出于经济原因，并且这种做法也会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因为社会提供的、针对学龄前儿童的照管相当有限，尤其是那些还没上幼儿园的小孩。同时，孩子的上学时间很短，下午不用到校，因此对于正在上班的父母来说，照管儿童是件相当令人头疼的事情。
最后，在西德的社会结构中还有一类人，即庞大的外国“客籍工人”（Gastarbeiter），他们构成了社会的底层。难民等价格低廉的流动劳动力资源在1961年建造柏林墙时就基本枯竭了，在劳动力短缺的时期，土耳其等地中海国家的移民工人在60年代被西德经济吸引过来。西德之所以青睐客籍工人，是因为国家不用在他们的教育上花钱，但他们缴纳的税款却能直接进入西德的福利系统。大多数客籍工人不具备专业技能，也没有加入工会，因此只能做那些德国人不愿意干的“脏”活，他们签订的合同是临时的，所以也不用考虑他们作为工人的权利。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西德经济的衰退，客籍工人开始成为社会问题的来源，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是在德国待上几年，挣够钱然后回家，而是在德国定居下来，他们要么把家人接来，要么就在当地成家。随着失业率的持续上升，政府采取措施让客籍工人离开德国。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频发，种族间的摩擦频繁，1989年春，在柏林和法兰克福举行的当地议会选举中，许多右翼政党获得了高票。二代移民如何融入德国社会也成了问题，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德国就是他们的家，和遥远的祖国不相上下，但这些孩子的语言和风俗与他们的德意志邻居完全不同。任何认为西德社会“没有阶级”的看法，都严重蒙蔽了真相，无视了这些20世纪80年代晚期约占西德人口1/10的客籍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