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廉时代的德国，最广为流传的一个观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在威廉时代德国的鼎盛时期发生的，而德国也因此解体。1919年签订的《凡尔赛条约》用臭名昭著的“战争罪”条款让德国背负了战争的主要责任。后来的几十年内，学者们广泛研究了战前各大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希望找出战争的源头。1928年，埃卡德·克尔（Eckart Kehr）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观点，即在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中的“国内政治优先”（primacy of domestic politics）。20世纪60年代，这个观点被重新拾起，先是弗里茨·费歇尔（Fritz Fischer）在其所著的一本有争议的书中重提了德国的战争罪。后来，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和福尔克尔·贝格哈恩（Volker Berghahn）等学者又从这一观点出发，对德意志帝国的国内政治重新进行了梳理。大多数历史学家现在应该会同意詹姆斯·约尔（James Joll）的结论，即一个因素是不足以解释战争爆发的，应当同时考虑长期和短期因素，并囊括国内的社会政治矛盾、文化取向和成见，再加上国际环境、盟友的变动以及大国之间外交利益的冲突，才算是一个较为完整的角度。
在考虑总体环境的时候，有几点十分重要。首先，俾斯麦下台后，德国的外交政策有所改变。当时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德国应当成为欧洲中部的主导力量，也有人野心勃勃地主张德国应当以成为世界强国为目标。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后一种观点。这种帝国主义不仅仅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经济、文化的多方面因素。经济上，作为快速增长的工业国家，德国需要为工业产品找寻更多的市场和更便宜的原料来源地来与英国竞争。文化上，正如韦伯在1895年弗莱堡就职演说中提出的，德意志文化必须由世界舞台上强大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来保护。尤其是与海军建设计划联系起来之后，帝国主义更是成为德意志文化理所当然的选择。
其次，必须注意到大国之间的结盟。德意志、奥地利和意大利的三国同盟在俾斯麦执政时期就已经发展起来了（德国和奥地利于1879年签署协议，意大利于1882年加入）。法国、俄罗斯和英国的《三国协约》发展得更慢些。1891—1894年，法国和俄罗斯协商签署了一份协议。英国与法国协商解决了埃及、摩洛哥和远东地区的争议，再加上1904—1905年沙皇俄国在日俄战争中战败，俄国的实力明显衰落；1904年，英国开始加入同盟（1904年与法国签约，1907年与俄国签约）。这些联盟并没有固定下来，各国在特定事务上也倾向于争取自身的利益。例如，1908—1909年，俄罗斯并没有获得英法的支持，共同反对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Bosnia）和黑塞哥维那（Herzogovina）的一些地区。但英法俄三国联盟让德国有种“被包围的恐惧”。德意志人担心被敌人的力量包围，因此对德国来说，与奥地利的特殊关系就变得更为重要了。
联盟的发展和第三个要点即军备竞赛紧密相关。当时人们普遍有种战争即将来临的感觉，所有欧洲国家都陷入军备竞赛当中，为可能到来的战争作准备。最典型的就是德国的海军扩充。俄罗斯也在忙着修铁路，加快运输部队的速度，同时生产武器。其他欧洲国家也一样。这不仅加剧了战争必然爆发的恐慌，更促进了对战争何时爆发的战略思考，尤其是在德国。1912年12月8日召开的一次非正式的战争会议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的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没有出席）。德意志皇帝声称，战争的爆发“越快越好”，毛奇将军也支持这一观点，而蒂尔皮茨认为德国海军至少需要18个月才能准备完毕。
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德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态度十分温和，他希望用和平的手段来巩固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但鉴于帝国议会陷入了僵局，他的政府失去了民众的支持，泛德意志联盟和德国工业家中央联盟（Centralverband deutscher Industrieller）等团体对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宰相的温和态度遭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反对。再加上英国和俄国即将签订海军协议，德国宰相的和平观点逐渐失去了底气。最后，贝特曼·霍尔维格不得不对欧洲东南部采取新的策略。这是他自身的弱势和德国政治体系的瘫痪所造成的结果。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战争究竟是如何爆发的。许多危机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05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机，除了德国和奥地利，几乎所有欧洲大国最终选择支持法国；六年后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机，德国和奥地利又被孤立。但问题最严重的却是巴尔干地区，这一地区地处欧洲的西南部，民族主义泛滥。当时德意志、奥地利和俄罗斯都与巴尔干地区有利益关联，俄罗斯和奥地利在衰败的奥斯曼帝国中操纵着各种民族主义运动，而德意志则在经济上渗透巴尔干地区，投资银行业和铁路建设。早前，土耳其和奥地利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亚的问题上起过争端。1912—1913年，巴尔干地区爆发了两次战争，局势变得非常不稳定，这也使得大英帝国将政策中心从殖民地转向了欧洲。
最终引发战争的导火索是1914年的一次事件，这次事件本可以随着几次抗议消退，它和随后引发的战争规模完全不相称。1914年6月28日，奥地利王位继承人弗朗茨·费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在因公去往被奥地利吞并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亚首都萨拉热窝的路上，被一个年轻的波斯尼亚人刺杀。这次刺杀背后是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组织。奥地利当时正计划吞并塞尔维亚，或让其成为从属奥地利的卫星国。因此，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就与奥地利统治下的波斯尼亚反对派进行了合作。为此，奥地利花了一些时间思考该如何应对这次刺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政治谋杀十分常见，也不一定会引发战争。奥地利请教了德意志，德皇给了奥地利人一张“空头支票”，承诺支持奥地利的行动。由于德皇的承诺，奥地利便以此次事件为由，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并提出了塞尔维亚不可能接受的要求。结果，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7月31日，俄罗斯调集了军队。这被视作是武力威胁，使奥地利不得不做出回应。而后，德国开始实施所谓的“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为了避免两线作战，在与俄国开战前，必须先打败法国；而为了挫败法国，德国军队必须从比利时入侵法国。然而，比利时的中立是由英国保障的。英国也花了些时间思考局势。但到8月4日的时候，已经确定要开战了。因此，在刺杀事件发生的短短几周后，欧洲各国开战。虽然他们一直在等待这场战争，但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德皇和他的军事顾问所采取的政策才决定开战。
然而，他们所参加的战争，却不是他们期望的样子。一开始，很多人欢天喜地，许多奔赴前线的德国人沉浸在民族主义的热忱中，甚至有很多社会主义者至少在投票时支持战争，只有少数帝国议会成员反对给战争拨款提案投票。德皇宣布国内内战结束，“国内和平”（Burgfrieden）开始。德意志精英有意识地将战争视作“前进的逃避”，“对和平时期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注意力的一种方法。德国战士唱着爱国歌曲迈入战场，怀着一种甜蜜的错觉，以为能马上打赢敌人，回家过圣诞。
19世纪的战争通常很短暂，往往有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伤亡较少，早早结束。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却不是典型的19世纪的战争。它冗长拖沓，让人筋疲力尽。士兵们被泥土溅污，被炮弹震得肝胆俱裂，躲在战壕里熬过了一天又一天，前线却仍旧没有什么进展。人员伤亡很多，但却对战局没有多大影响。就像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battle of the Somme）一样，虽然人员伤亡惨重，却还是形成了僵局。德国经济无法维持长时间的战事。眼看着士兵的粮食供应中断，生存条件越来越差，国内的士气越来越低。1915年起，时不时有饥荒发生；1917年4月起，大罢工也时常发生（1917年在俄罗斯成功发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德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1917年从社民党中分裂出来。1916年战争遭遇了一些挫败，议会对海军和潜艇战都争议不断，蒂尔皮茨被迫辞职。1917年4月，德国潜艇攻击民船后，美国加入了战争。1917年7月，贝特曼·霍尔维格政府下台，取而代之的是鲁登道夫·兴登堡（Ludendorff Hindenburg）领导的军事独裁政府（虽然在仓促的换届中还保留了两名文职大臣）。德国大众对战争感到越来越疲乏，帝国议会中也渐渐提出了支持和平的联合政府（预示着后来的魏玛联合政府），但一些德国人仍然怀着兼并主义的想法。1917年夏，右翼的德意志祖国党（Deutsche Vaterlandspartei）成立，它支持军队的领导。这个右翼的民族主义党派的其中一名成员是安东·德莱克斯勒（Anton Drexler），后来是德国工人党（DAP）的领导。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Nazi, NSDAP）的前身。民族主义者希望将对战争的批评转化为反犹主义情绪，他们声称战争之所以旷日持久，是因为犹太人还没从中挣够钱。（后来，他们又认为军队在国外是无法被战胜的，而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在背后捅了一刀”，从内部瓦解了德国。）尽管在1917末至1918年初，战争有可能和平结束，但德国最高统帅和兼并主义者还是选择实行权欲熏心的计划，认为若要解决国内问题、镇压社会主义，就要对外征战。1918年3月的《布列斯特和约》（Peace Treaty of Brest-Litovsk）是刚完成革命的俄国被迫签署的，它进一步增强了德国兼并主义者的信心。然而，到1918年夏，即使是最有偏见的德国将领也必须承认，战争失败了。
政府担心国内会爆发最后一次“从上至下的革命”，因此采取措施预先加以制止。军队将领导权移交至文职官员。为了符合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的“十四点和平原则”（Fourteen Points），政府开始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希望到时能签署更为仁慈的和平条约。然而，正如本书下一章要讲述的内容，战后短短几个月内，自下而上的革命爆发了。1918年11月，德意志帝国倒台，第一个德意志议会制共和国成立。
对德意志帝国的评价不应该一边倒。老一辈的德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对德国的统一和历史上帝国的伟大时刻欢呼雀跃，但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却也的确充满了矛盾和紧张。在普鲁士主导的小德意志中，国内政治摇摆不定，从一个承诺转眼跳到了另一个，没有对重要事件的长期规划，比如帮助工人阶级和平地融入工业化前的精英阶级主导的快速工业化的社会。读者不用认同带有目的论和进化论观点的“迟来的国家”或者“德国历史的特殊性”（Sonderweg），就能够意识到德意志帝国不同阶级的利益并没有取得平衡。但其后继者魏玛共和国也没有比它更成功。在民主议会制的框架下，德国没有解决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矛盾，这也就为采取更激进的做法铺平了道路。旧的精英阶层退位，将权力移交给了希特勒和纳粹党，希望煽动性的群众运动在拉拢大众的同时由精英阶层控制。然而，不幸的是，随着矛盾的升级，这最后一次转变却是最为致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