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对欧洲来说是个革命之年。法国的二月革命使国王路易·腓力（Louis Philippe）倒台了，德意志领主们惊慌失措，各方趁此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由此导致了德意志境内叛乱四起。但各方的呼声并不相同：普通民众由于社会的动荡，本质上对批评十分敏感，同时又极端保守，要求恢复所有旧的规章制度；自由主义者要求宪政和某些经济上的自由权利；民族主义者则希望德国的统一。至于工人阶级的抗议，虽然有，但大多仍局限于要求提高工资并改善工作环境。因此，1848年绝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由于此前为德国统一所做的所有努力最终都失败了，1848—1849年自由主义者的支持并没能换来德国的统一，而1871年的统一也并非自由主义的，因此，借用艾伦·约翰·珀西瓦尔·泰勒（A. J. P. Taylor）的话，1848年常常被称作是“德国没能成功转折的转折点”。然而，这个看法还是太过一概而论，太过片面了。1848—1849年的动荡的确使德国发生了不少变化，相比1848年，19世纪50年代的德国有了很大的改变。先预设更为“正常”的发展模式，再严厉地批评德国历史不符合正常的发展轨迹，这种做法是毫无意义的。而试着澄清真正发生的事实，并理清其原因和结果，才更有意义。
正如前文所述，19世纪40年代中晚期的德意志社会动荡不安。不过，比起短期的经济萧条，经济危机的长期影响（比如债务高攀、贸易危机）更为重要。经历了1846—1847年的饥荒和萧条后，1848年的德国经济实际上已有所恢复。再者，对于自由派来说，大众的贫困并不是他们主要的担忧。随着1848—1849年社会的持续动荡，农民和手工业者与自由派所关注的议题的鸿沟越来越明显。在1848年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自由主义者的目标逐渐变得越来越清晰。在普鲁士，1840年腓特烈·威廉四世（Frederick William IV）的即位短暂地点燃了自由主义者的希望，而1847年4月召开的普鲁士联合议会，更让自由主义者充满了希望。然而，还没谈及拨款，议会就在宪法改革的问题上陷入了僵局，最终，议会解散了。同时，人们还发现，腓特烈·威廉四世并非自由主义的卫士，而是个精神错乱、反复无常之人，他好像在演戏，后来竟真的患上了精神病。其他邦国的自由主义者也在讨论和组织改革。自由派也不是铁板一块，黑克尔（Hecker）和斯特鲁韦（Struve）的奥芬堡计划（Offenburg programme）代表的是较为激进的一派，而温和的自由派则支持黑彭海姆计划（Heppenheim programme）。但仅凭这些来自于自由主义者的压力以及19世纪40年代的贫困状况，根本不足以导致一场革命。直到法国国王的倒台，才在德意志全境引发了大规模的起义。面对四面八方的农民叛乱、工匠起义和自由派的压力，德意志的所有领主惊慌失措，他们迅速做出了让步，以期避免更为严重的骚乱。自由派则迅速利用不稳定的局势，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变革，通过选举全国议会来讨论宪法改革和德国统一。
如此一来，革命力量在德意志的弱点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了：革命由外部的导火索引发；各方势力的目的各不相同；当局几乎不做任何抵抗就迅速投降。但保守派却没有被打败，他们从争斗中撤了出来，采取了隔岸观火的策略，然后返回，用完好无损的兵力控制了全局，甚至由于其对农民的要求进行了妥协而势力大增。
农民叛乱和工人起义也遍布奥地利的哈布斯堡领地。梅特涅于1848年3月13日辞职，并逃到了被流放的反动派和革命派的避风港—大英帝国。3月15日，奥地利皇帝承诺宪政，并召集议会。在德意志的南部和西部邦国，许多领主让保守派的官僚卸任，换上了自由派，并许诺进行改革。而普鲁士则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剧。刚听说奥地利的革命发展，腓特烈·威廉四世就召集了全国议会。但士兵却在与柏林群众的冲突中误解了国王的命令。国王下令停止射击，士兵却以为要继续射击，结果战斗就打响了。国王不知所措，只能下令军队撤退，由此避免了内战的爆发。国王动摇了。他怀揣着浪漫主义的思想，希望和自己的民众站在一边，如果他无法打败革命派，最好的方法就是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于是，3月21日，国王身披革命的黑、红、金三色旗，骑马走在柏林的街道上。很快，柏林就有了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权。
在法兰克福召集的被称为“预备议会”的全国性议会上，获选的大多是温和的自由派，少数是激进的自由派。议会负责全德国民议会的选举事宜。但这个德意志国民议会的投票率极低，无论如何，它只是一个有限的选举（每个邦国的情况各不相同），最终，议会定于5月18日在法兰克福的圣保罗教堂召开。从议员的组成来看，中产阶级和职业人士占了压倒性的大多数，其中律师、大学教授、老师和官员较多，也有一些作家、记者和神职人员，只有4个手工艺人和1个农民，并且这个农民还因是西里西亚来的波兰人而被进一步孤立。代表们是作为个人前来参加议会的，他们并不属于任何党派，也不代表任何政治倾向，虽然大约1/2到2/3的人总体上倾向自由主义，只有一小部分人（约15%）是极端右翼或左翼分子。慢慢地，松散的小团体开始出现了，他们在小酒馆进行非正式的讨论，并常常以这些小酒馆来命名。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威严的国民议会仔细讨论了一些关键议题，其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德国统一后未来的宪法形式、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国家的经济秩序等。议员的观点不仅随着每个论点所涉及的原则，同时也随着1848—1849年的政治局势而发生着变化。议会一致认为，统一后的德国应当是个邦联国家，由皇帝、选民选出的议会和负责的内阁组成。温和的自由派主张由普鲁士取得帝王的头衔，并获得了激进派的支持，而作为交换，温和派也要同意建立一个更为民主的选举机制，经过激烈的商讨，于1849年4月29日举行了由全国成年男性参加的公投，并意外获得了极高的投票率。但在一些重大议题上，却仍有许多问题无法克服。
从理论上讲，渴望德国的统一是很简单的，但要在实际上划出这个德国的边界，却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国籍上，要解决三个困难重重的问题。第一当然是奥地利。主要的问题在于，是要建立一个“大德意志”（Grossdeutschland），使其包含现在属于德意志邦联的哈布斯堡帝国的部分领地（之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还是把所有奥地利的领地都排除在外，让普鲁士主导一个“小德意志”（Kleindeutschland）。因为奥地利的皇帝不愿意将自己的领地撕成两半，因此要解决奥地利的归属问题，就只能采取激进的方式了。在激烈的争论之后，由温和派海因里希·冯·加格恩（Heinrich von Gagern）主导的“小德意志”方案占了上风。第二，普鲁士波森省（Posen）的波兰人是否应当被归入德意志的民族国家中。第三，石勒苏益格（Schleswig）和荷尔斯泰因（Holstein）公国的情况一直很复杂，公国中混杂着丹麦的采邑，并涉及国际政治、王朝权力和现代民族主义，矛盾很可能一触即发。它不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其背后是强权政治。最后，虽然法兰克福议会决定对丹麦发动战争，但实际上，最终还是取决于不同德意志邦国的军队。1848年8月，当军事上最为重要的普鲁士决定退出战争并签署休战协议的时候，法兰克福议会就只能傻傻地看着了。这就可以看出，法兰克福议会在根本上是缺乏实权的。
议会的讨论延长到了1849年春，最后决定将小德意志的皇冠颁给普鲁士国王。这时，普鲁士国王大可不屑一顾地拒绝，因为议会召开的同时，各个邦国内的保守派正进行重组，并重新获得了实权，领主们再没有必要向知识分子们做出任何让步或妥协了。1848年夏，激进的社会动乱仍在持续。但这并不是马克思理论中预测的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工人的抗议很温和，比如斯特凡·博恩（Stephan Born）领导的柏林社会主义者，要求建立工会、提高工资、改善工作环境并制定工厂的规章制度。此时，手工业者和工匠感觉受到了自由派的威胁，因为自由派反对协会的限制，并且支持自由的市场。于是，工匠们在1848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期间，在法兰克福召开了自己的全国议会。议会的议员也没有任何权力为农民发声，或对他们做出任何补偿。不同邦国中的自由派或改革派政权甚至越来越害怕群众的抗议，暴民统治如幽灵般缠绕着他们的内心。因此，这些政权根本无法控制1848年夏季的政治走势。经过重新部署，保守派和他们毫发无伤的军队趁势发动了一场反击革命。在哈布斯堡帝国，保守派的军队于1848年夏镇压了发生在波希米亚、匈牙利和意大利南部的叛乱，并于10月重新获得了对维也纳的控制权。而在普鲁士，激进的议会和夏季的群众起义刺激了保守派，保守派于秋季成功进行了反击。而自由派从未拥有过任何军事实权，现在也已经失去了之前拥有的群众支持，尤其是农民，本来是征兵中的中坚力量，现在却由于保守派的让步而被收买了。1848—1849年，德意志全境摇摇欲坠的统治者们逐渐拾起了信心，重新取得了控制权，一些邦国在普鲁士军队的帮助下，重新建立了秩序（比如巴登）。
1849年5月，自由派乱作一团，普鲁士国王拒绝登上帝位，法兰克福议会的成员开始踏上返家的路程。剩下的议员将议会挪到了斯图加特，并于1849年遭到了军队的驱散。法兰克福议会原本通过决议，在巴登和普法尔茨领地内执行新的宪法，但它却被普鲁士军队易如反掌地镇压了。革命似乎行将结束。
分析起来，这是一场奇怪的革命。很明显，国家并没有统一：这艘大船因触到了地方主义的礁石而沉没了。地方不愿将各自的主权归入一个更大的、受强权政治控制的实体中。而自由派拥有的实权太少，来自民众的支持也远远不够，因此，他们无法贯彻自己的计划，并且在很多议题上，内部不能达成统一的意见。但这并不是一场没有结果的革命。1850年前被有效废除的封建社会关系再也没有恢复。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使19世纪50年代的经济得以快速地向前发展。梅特涅特殊的政治压迫方式也没有复活。革命期间的畅所欲言，以及对超越了日常需求的议题的关注，都促进了全国性团体和政治倾向的形成，并最终发展成为几十年后的党派政治。许多拥有不同政见的政治家[特别是俾斯麦（Bismarck）]认为自己从1848年的革命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它并不是“德国没能成功转折的转折点”，而是一个危机群组，从中萌发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改变，随着形势的变化再以新的结合方式面对未来。如果史学家决心找出德国自由主义失败的时间点，那么比起1848年，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或许更为恰当，因为那时的自由派分歧不断、缺乏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