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5年至1848年3月，席卷全德的革命爆发，这一时期通常被称为“复辟”（restoration）或“三月革命前”（pre-March，Vormärz）时期。这两个标签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有误导性的。这并不代表着1815年后、拿破仑时代前，德国的政治或社会经济模式卷土重来，也不意味着1848年前的时期是后来革命的序曲。不过，即便如此，不论从文化、政治，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1815—1848年还是一个过渡时期。
政治上，德意志联盟并不能被简单地看作向最终的民族统一迈出的一步。实际上，各领地已增强了各自的地方权力。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领主拥有领地上的至高权力，并通过拿破仑时期某些邦国的行政、官僚和政府体系的改革，进一步获取了实权。地方主义，尤其在较大的南部邦国，给民族统一的进程造成阻碍。不过，普鲁士国力的增强却对民族统一的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在获得了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的领地之后，普鲁士不仅扩充了国土面积、增加了人口数量，还显著提升了经济的实力和潜力。普鲁士不仅在国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与奥地利不相上下，更是在经济发展上做好了超越奥地利的准备。而这正是工业化时代国家发展的主要因素。不过，普鲁士和奥地利在宪法上都较为保守。普鲁士没有联合议会，而改革虽然在一些省内持续进行（西部省份虽然没有进行改革，但仍然是较为进步的），但在中央却被腓特烈·威廉三世终止了。1819—1820年，主要的改革家纷纷卸任。奥地利则缺乏必要的集权化来应对领地和其他方面的变化，再加上约瑟夫二世早期的改革，使得拿破仑时代后保守主义和不作为充斥其中。其他小邦的情况则各不相同。一些邦国在这一时期通过了新宪法，例如巴伐利亚和巴登（1818年）、符腾堡（1819年）以及黑森—达姆施塔特（1820年）。符腾堡的庄园主和邦君一致认可宪法，但除此之外，其他邦国的君主都作出了很大的让步。不过，尽管选举权以财产为判定基准，限制很大，并且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也不太民主——认为官僚为公民服务的统治要比公民自己的暴民统治好，但一个能够互相讨论的议院，比如巴登议会的下院，至少提供了一个政治演讲的实战平台。
许多拿破仑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法律改革在1815年后都没有更改，每个领地的改革都不一样。农奴制原本在易北河东部盛行，拿破仑时期废除后没有恢复。劳役的折合偿付也没有更改，虽然（像在普鲁士那样）这常常让农民的境况变得更加艰难，而贵族仍旧保持着他们的地位和许多特权。德意志社会的确正在转型成为阶级社会，劳动力的流动性也在不断增加。然而，它还远远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还没能占到主导地位。此外，虽然一些地区的改革在持续进行，也有所扩展，但很快一场政变便悄然来临。
1815年后成立了一些学生团体，它们被称为大学生协会（Burschenschaften，第一个在耶拿成立）。1819年，协会成员、一位叫卡尔·桑德（Karl Sand）的神学学生谋杀了反对自由主义的剧作家科策布（Kotzebue）。梅特涅（Metternich）把这次谋杀作为借口，于当年颁布了打击自由主义者的《卡尔斯巴德决议》（Karlsbad Decrees）。其中包含了许多审查措施，并加大了对中学和大学的监管力度。1820年的《维也纳最后议定书》（Vienna Final Act）将这些措施写入了联盟的宪法。梅特涅的保守主义导致了可能具有煽动性的教师遭到解雇，大学生协会解散，一些报纸被查禁，少于20印张（Bogen，大约320页纸）的所有出版物均需经过审查才能出版。为了达到至少321页以避开审查，许多小册子写得十分啰唆，或者字体大，页面小，充分体现了何为版式决定文学体裁。尽管19世纪20年代的经济萧条引发了1816—1817年“饥饿之年”（hunger years）的农业危机，但在维也纳会议之后大约十年的专制环境中，大多数人仍旧对政治毫不关心。
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尽管一些政治趋势才刚刚萌芽，但它们仍在发展，并逐渐形成了19世纪中后期的党派政治格局。自由主义的发展相当重要，它比起18世纪的讨论小组的观点更加具有政治形式和色彩。德国北部的自由主义者更为保守，他们的戒心较重，希望恢复旧时庄园的各项权利；而南部较为激进，专注理论的自由主义者则试图创立新的宪法，或通过有效的法规来保护个人自由并限制领主的权力。这两种自由主义之间是有区别的。有人将德国的自由主义者都看作是进步的、急功近利的中产阶级企业家，并试图开创新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看法是错误的。19世纪早期的德国自由主义者大多数是受过良好教育、有职业的中产阶级，而非有财产的中产阶级，虽然这两者并不矛盾。而这样的中产阶级，并非充满活力、要求社会彻底改变的商人。这种自由主义，也不同于民族主义。若是以为德国政治的民族主义是在19世纪产生的，那就陷入了目的论和事后诸葛亮式的错误。不过，政治思想和诉求常常混在一起，形成各种各样的主张。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帝国内的贸易壁垒应当废除，而浪漫主义则怀有守旧的民族主义，对理想化的中世纪德意志帝国无限崇拜，更有甚者沉浸在所谓的德意志狂热（Deutschtümelei）中，对一切德意志的事物大加赞赏。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在类似1832年5月举行的哈姆巴赫节（Hambach Festival）这样的欢乐气氛中，还能看到更为广泛的大众激进主义，约2.5万至3万人聚集在一起，载歌载舞，进行政治演讲。但建立人民主权的德意志共和国的呼声并未得到回应，没有协议规定应当采取任何政治行动来达成这一目标，高呼新闻自由的类似组织也只是存活了短暂的时间。这一时期的天主教也开始通过政府行动来宣传教义。同时，也是接下来我们将要看到的，一些更为激进的运动推动了社会主义的发展。
图20 慕尼黑大学的开学典礼，1826年。慕尼黑巴伐利亚州府档案馆藏。
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倾向仍然是极端保守主义。1830年爆发的法国七月革命引发了德国的社会动荡，政治骚动在哈姆巴赫节中相当明显。1832年梅特涅恢复了《卡尔斯巴德决议》，并增加了六项措施，禁止集会并限制结社自由。反对的观点被夸大，尽管有滥用权力之嫌，邦国议会仍然通过了一些措施。1834年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试图加强新闻审查并控制大学教授和学生。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社会和经济变化引发的矛盾和摩擦却最终超出了这些政治压迫所能控制的范围。
文化上，这个时期看起来也处于过渡阶段。在普鲁士，洪堡开创了中学和高等教育改革后，教育体制得到了持续的发展。在基础教育阶段，德意志邦国培养了一批受过良好欧洲教育的现代劳动力（虽然天主教邦国普遍落后于新教邦国）。在中高等教育阶段，德意志大学培养了高质量的毕业生，同时也处在许多研究领域的前沿，在化学等自然科学，以及法律、神学和语文学等领域均有卓然的成就。弗里德里希·黑格尔（Friedrich Hegel）的观念论哲学体系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时至今日，仍然有学者心向往之。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将历史视作“世界走向自我意识”的过程，它结合了犹太基督教的思想，从原初的整体，经历分裂和衰落，最终达到了更高层次的和谐和重新统一，从更为现代和世俗的角度强调了西方历史长河中不同文明传承延续的经验性事实。对于历史发展的关注在其他领域也十分显著，比如历史法学派和历史经济学派的兴起。
黑格尔哲学的最重要的影响可能间接地反映在卡尔·马克思的思想变化，以及后来的经验主义社会科学和政治社会主义的发展中。马克思简要地涉猎了黑格尔曾经有些叛逆的学生—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至关重要的是，马克思摒弃了费尔巴哈等黑格尔批评者的观点，彻底颠覆了黑格尔的观念论哲学。马克思保留了黑格尔先前的概念框架，即把历史视作是一系列的阶段，各个阶段中的任何论点都会产生其对立物，并通过革命斗争化解，成为更高一级的综合体，再产生新的矛盾。然而，他却将黑格尔的观念论转换成一种全新的唯物主义。“世界精神”（world spirit）不再是历史发展的线索。而人民群众，即真正的人类，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不过，马克思也精辟地指出，这并非出于他们有意识的选择。在生产和再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决定了阶级关系。历史阶段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而生产方式是由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和生产资料（主要由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决定）组成的。任何历史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都会引发阶级之间的政治斗争，而革命冲突则会开启下一个更高级的历史阶段。马克思认为“亚细亚社会”大部分是停滞的，而西欧历史则是动态的：从部落社会的原始共产主义，到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再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即人类历史的倒数第二个阶段，阶级斗争被简化为有史以来最为富裕的资本主义中产阶级，与有史以来最为庞大、不断移居国外、相对而非绝对贫穷的、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完全被孤立、代表自我克制的无产阶级，为自身利益而发起的革命，开启了符合全人类利益的革命。这场革命将带来基于富裕的共产主义。在此阶段，阶级消失，国家和意识形态也衰亡了，所有人都将生活在能够实现自我的和平、和谐的世界中。马克思从历史、经济以及哲学和政治社会主义的角度分析，将这一愿景写入了一系列精彩睿智的小册子、散文和评论中，并最终呈现在了三卷本的《资本论》之中。这是一部没有写完的重要巨作，对后续历史的影响不可估量。马克思的这一愿景有广泛的却常常互相矛盾、冲突的解释，也引发了无数的政治运动和强大政权的建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苏联。这些解释、政治运动和政权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汲取灵感，以马克思的名义为自己正名，其引用或正确，或错误。相比之下，在三月革命前的德国，马克思才刚刚开始构想自己的革命观点，当时并未在德国产生多少影响。直至遭流放，他的主要著作才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静谧的阅读室中面世。而那时，他对19世纪德国政治的观察和评论也不过是隔岸观火。适当的时候，本书还会再次谈到马克思思想的影响。
维也纳是主要的音乐中心。大名鼎鼎的路德维希·范·贝多芬、弗朗茨·舒伯特和施特劳斯父子，代表着德国音乐的创造力，从主要的交响乐作品到维也纳的华尔兹舞曲，再到更为私密的艺术歌曲（Lieder），包罗万象。音乐既是一种公众活动，有歌剧和音乐会，又是一种私人的家庭消遣，包括弹钢琴、演唱及小型室内乐。总体来说，比起18世纪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代表的北部新教音乐，19世纪早期的德国音乐更为世俗。从更广泛的文化范畴来看，18世纪炫耀式消费的宫廷文化渐渐转向了更为理性的中产阶级风格，称为“毕德麦雅”（Biedermeier）—这个词不仅代表了一种家具风格，更意味着一种略微压抑、父权和沉重的中产阶级氛围，并伴随着对政治冷漠的苦行式的工作风气。这个时期的文学风格多样。随着1832年歌德的逝世，歌德晚期的古典主义让位于自己追随者的某种归属感。还有以诺瓦利斯、蒂克、荷尔德林、布伦塔诺、冯·阿尼姆、霍夫曼和施莱格尔兄弟为代表的浪漫派。与之相对的是“青年德意志”（YoungGermany）文学运动组织成员的作品，如海因里希·海涅。
图21 18世纪至19世纪早期的多种职业。纽伦堡日耳曼国家博物馆铜版画陈列室藏。
但最为剧烈的还是社会经济领域的隐秘变革。社会关系、生产方式、政治对经济的管控等一系列变化，再加上人口的快速增长，使德国社会进入了巨变的时期。封建等级社会被19世纪早期的阶级社会所取代，这为19世纪30年代起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打下了基础。这个过程一开始是缓慢的、部分的，后来渐渐如滚雪球一般，发生了爆炸式的改变。其中的进程具有多样性，并互相联系、影响。交通方式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人们修建公路、铺筑硬质路面，在莱茵河投入汽船，并开凿运河来贯通河流，还有最基本的修筑铁路。第一条投入使用的是1835年开通的纽伦堡（Nuremberg）到菲尔特（Fürth）的铁路；第一条具有经济意义的线路则是1837年开通的莱比锡至德累斯顿的铁路。铁路使原料和产品运输变得又快又便宜，同时刺激了生产，尤其是煤和铁。但公众对此的辩论和争议也不少，比如医生认为高速旅行可能会引发健康问题，普鲁士国王也公开表达了心中的困惑，对早几个小时到达波茨坦是否能显著增加人类的幸福感提出了质疑。尽管如此，铁路系统还是继续扩展了几年。资本家建立了制造火车头的工厂，如柏林的波尔西克公司（Borsig works。在一些领域中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例如，纺织厂开始增加现有的“外加工制”模式，工人可以在自己家里从事生产活动。当然，从事工业生产的工人只占了劳动人口的极少数，大多数德意志人还是继续在土地上劳作，或成为小规模的商贩、手工艺人和工匠。但工业的发展却预示着德意志的未来。
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政治对经济的管控也有所改变。其中最重要的是德意志关税同盟（German Customs Union），该同盟由普鲁士主导并排除了哈布斯堡奥地利。关税同盟的起源是1818年普鲁士颁布的《关税法令》。这个法令取消了省际和城市间的复杂税收，创建了没有内部关税壁垒的统一市场。紧接着，普鲁士人就注意到，普鲁士西部和东部省之间的原料和货物运输相当艰难，因为要穿过其他的德意志邦国和不属于普鲁士的一些飞地[1]。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一些邦国陆续加入普鲁士主导的关税同盟，而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则在1828年组成了自己的关税同盟，萨克森、汉诺威和不伦瑞克等其他邦国也组成了中德商业同盟（mid-German Commercial Union）。商业同盟的协约较为消极，规定对所有经由这些领土的货物都不征税。于是，1834年，德意志关税同盟（Deutscher Zollverein）成立了，18个邦国，2300万人口从中受益。奥地利选择不加入这个组织，而是在德意志联邦外的哈布斯堡领地上建立了自己的关税同盟。因此，虽然梅特涅保守主义统治下的奥地利在邦联内仍然拥有主导的政治力量，但普鲁士却逐渐在经济上占了上风，其货币泰勒（Thaler）也成了关税同盟中的通用货币。经济上的统一也预示了今后政治统一的方向。
同时，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变化引发了更加直接的政治动荡。18世纪中叶开始，欧洲人口整体上呈增长趋势。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欧洲人口大约翻了一倍。德意志则主要是农村人口的增长，但工业化前的经济生产却无法满足这么多人的粮食供应。于是，饥荒和农村失业现象十分常见，许多人逃向城镇，甚至跨越大西洋移民到了充满机会、边疆未定的美国。贫困人口增加，极度贫穷泛滥，同时中产阶级又自给自足，秉持着毕德麦雅的生活方式，仅从基督教会的慈善活动中就可以看出，这些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穷人也时不时地想要拥有决定权。1844年，受日益先进的英国纺织业和国内引入的新生产方式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西里西亚的织布工发起了抗议。1846—1847年，一种土豆枯萎病肆虐，导致成千上万人营养不良、饱受饥饿之苦，贫困和饥饿引发的疾病，带走了千千万万个生命。社会的动荡不安让知识分子对梅特涅日益过时的保守主义政策感到忧虑，并开始对专制的政治环境产生不满。不过，最终引发1848年革命的火花却并非来自于内部，而是又一次来自于法国的另一场革命。
地图5.3 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发展
[1]飞地， 即隶属某一行政区管辖但并不与本区相毗连的土地。如美国的阿拉斯加州。——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