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德国的一些邦国发生了改革运动。在腓特烈二世统治下的普鲁士和约瑟夫二世统治下的奥地利，制订了许多方案，试图将行政体系现代化并改善当地经济。专制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关系不断变化，可能与改革并不相关，不过领主和官僚都在审查并实施各种方案，来改善当地政府的运行。例如，普鲁士于1763年颁布了《乡村学校规程》（Generallandschulreglement），将初等教育义务化，1766年又进行了区划改革（Landratsreform），1770年实施行政改革，1766年关税和消费税改革，1765—1770年农业改革，以及1780年重新编撰、1794年出版普鲁士法典。普鲁士法典的出版确立了普鲁士法治国家（Rechtsstaat）的性质。1763年后，只有军队未进行改革。约瑟夫二世统治下的奥地利的改革，尤其是在约瑟夫二世特别关心的教会和农业改革，也毫不逊色。不论是普鲁士还是奥地利，在改革的过程中都遇到了严重的问题，主要是因为领主没有意识到改革需要各方的支持。于是，比领主更了解社会现实的官僚们，只得绕过甚至哄骗领主，使其他措施得以实施。不管腓特烈二世和约瑟夫二世的政绩如何，由于他们的半集权、半官僚、半专制、半启蒙的统治性质，邦国中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一些小邦国中，领主与社会的脱节可能没有那么严重，其统治的领地更小、更集中，人口的民族和语言组成也较为单一（不像哈布斯堡的领地，以及程度稍轻的勃兰登堡—普鲁士地区），因此民众更为同质，更好管理。小邦国关乎军事力量和国家建设的改革较少，而针对民众生活水平的改革则更多。
人们也尝试着改革帝国本身。由于普鲁士对《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包含的一些帝国宪法的规定并不理会，许多人因此认为，帝国本身需要改革。同时，普鲁士的崛起对奥地利造成了一定的威胁，普鲁士和奥地利都有可能和欧洲其他国家结盟。因此，一些中小规模的邦国打算联合起来，形成第三股势力，以实现权力的平衡。18世纪80年代，各方积极改革帝国。然而，这些措施在90年代初大部分都失败了。因普鲁士主导了诸侯联盟并将自身的政治计谋置于帝国利益之上（如在比利时的问题上），小邦国联合为“第三个德意志”（后来的称呼）的行动受挫，而教会的改革也与约瑟夫二世的宗教改革冲突，并在罗马教廷中激起众怒。18世纪90年代初的德意志帝国虽不是无可救药的一潭死水，但确实陷入了某种混乱之中。
不过，18世纪90年代初的帝国完全跟革命不沾边。社会上的确有一些矛盾，这些矛盾虽和往常一样，但形式有些变化，也预示了19世纪初期的一些问题。由于农业改革等因素，人口开始增长，同时伴随着穷人和乞丐数量的增长，引发了周期性的社会动荡。知识分子有些不满，18世纪80年代有了点政治自由主义的苗头。不过总的来说，当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大多数德国人起初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尤其是西部地区，还有一种优越感，觉得德国不需要革命就能够改革。1792年起，当正在革命的法国和普鲁士、奥地利开战时，这种带着点同情的远观却很难继续维持下去了。因为法国大革命从挥舞着理想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变成了恐怖的政权，带着侵略性和帝国主义的独裁统治。德国受到了全方位的影响，被攻击、肆虐、占领、整顿、剥削、挑衅，整个德国都受到了震惊。1815年，德国已经面目全非。而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松松垮垮的神圣罗马帝国彻底解体。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诞生了欧洲的新条约，用来代替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启了德国历史的新时期。
1792年，法国入侵神圣罗马帝国。在法国顺利取得几次胜利后，1794年赢得了莱茵河以西的土地，并一直统治到1814年。虽然有些历史学家（尤其是东德历史学家）一直在查询档案，试图找到雅各宾派留在德国的证据，而其他历史学家（主要是西德的）则一直在搜寻早期民主派或德国民族主义者的证据。总体上，大多数德意志臣民似乎毫不抵抗，直接服从新政权的统治。这些新政权还包括格奥尔格·福斯特（Georg Forster）领导下的傀儡政权美茵茨共和国。这些地区至今还留有法国占领时期的痕迹。法国在这些地区整顿了行政、司法和法律制度，废除了农奴制和封建等级。至今，法国与德国仍为莱茵河到底是“法国的边疆”还是“德国的河流”而争论不休。德法两国对萨尔（Saar）、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地区（Lorraine）的争议持续不断，这种争议在后来的一个半世纪中一直影响着德法关系。
1801年签订的《吕内维尔条约》（Treaty of Lunéville）将莱茵河左岸割让给了法国，德国南部和西部的中小邦国遭到领地变更。围绕着帝国内部如何补偿这些邦国，1803年，帝国召开的一次议会通过了所谓的《全帝国代表会总决议》（Reichsdeputationshauptschluss），废除了大量先前独立的政治单元，或将它们并入大的领地中。就这样，约350个自由的帝国骑士和伯爵失去了领地，也失去了他们和皇帝的“直接”隶属关系。取消了112个政治单元，其中包括20个大主教区和教会诸侯领地，40个男修道院和女修道院，以及除了6个自由城市以外所有的自由城市。许多领主自然很高兴自己的领地又增加了，他们选择了无视拿破仑此举的真实目的—将自己赢得的德意志领地变为法国的殖民地。拿破仑脚踏欧洲的大片土地，于1804年秋称帝。奥地利的弗朗西斯二世（Francis Ⅱ）也在同一时间称帝，获得了“奥地利皇帝”的称号。于是，一些从拿破仑革命中受益的德意志小邦决定退出神圣罗马帝国，将自己置于法国的庇护之下。1806年7月，拿破仑创立了莱茵联邦（Rheinbund），由16个德意志邦国组成，其中包括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森—达姆施塔特等，还在神圣罗马帝国外建立了华沙大公国。莱茵联邦实行《拿破仑法典》，并展开了包括废除农奴制在内的一系列改革。1806年8月6日，已经没有实际意义的神圣罗马帝国被正式废除。
1795年起，普鲁士一直保持中立。然而，1806年9月，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Ⅲ, 1797—1840）十分不明智地决定和法国宣战。普鲁士军队在18世纪晚期，由于几十年未进行改革，纪律涣散，又因准备不足，于1806年10月14日在耶拿战役中大败给了当时勇猛的法国军队。1807年《提尔西特条约》（Peace of Tilsit）签订，普鲁士易北河以西的土地全数归于法国，还搭上了东部的一些领土。此外，还须赔款，并为拿破仑后续的进军提供一些人马和资金。这次战败为普鲁士提供了一系列改革的机会和动力。
图19 1806年耶拿战役。出处：Weltgeschichte（Berlin: Ullstein, 1907—1909）。
普鲁士的一系列改革既不是单个的统一工程，也不是由关系密切、组成单一的革命者推动的。两个主要改革者的名字经常被一个误导人的连字符连起来，被称为是“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SteinHardenberg reforms，但其实两者的意见根本是互相冲突的）。一小部分改革者利用普鲁士战败的现状，试图将以前的改革计划付诸实践，而其他措施则是作为“防御性的现代化”方法来加以实施，或针对某些迫切的需求进行改革。这些措施主要集中在经济和军事领域。
1807年，农奴制被废除。因为农民一般无法付清补偿款，他们名义上的自由在实际中意义寥寥，主要的受益人还是贵族（最初的立法后来也被修订为偏向贵族）。“庄园”的概念使得出身，而非社会阶级决定了地位。一旦这个限制被打破后，贵族就可以进入中产阶级从事的行业，而农民和中产阶级就能（至少在理论上）购买贵族的地产。从等级社会到阶级社会的转变使劳动力的流动成为可能，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后来的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还有协会限制权力的废除，以及内部贸易壁垒包括城市消费税的消除。不过，这时的经济改革只是局部改革，一些措施后来又被废除了。例如，1810年废除了贵族免税制度，但1819年又重新实施。另外，直到1848年，普鲁士贵族还一直对他们之前的农奴享有民事管辖权，直到1872年还有警卫特权，直到1891年还有一些行政特权。政治上，普鲁士政府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其部门和内阁的工作效率提高了，但既没有宪法，也没有国民议会。城市可以自治，但农村不可以。法国令人震惊的军事胜利也引发了普鲁士的军队改革，并由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格奈森瑙（Gneisenau）和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主导。1813年引入征兵制，建立了战时后备军（Landwehr），1814年通过了军队法。但改革还是没有完成。1815年后，征兵实际上并非面向全民。教育上，18世纪基础教育义务制得到了普及，职业技术中学和贵族的骑士学院也进行扩招。此外，普鲁士在这个时期还引入了精英中学—高级文理中学（Gymnasia），并在柏林建立了洪堡大学。从占领研究前沿到为欧洲工业化培养最优秀的劳动力，普鲁士的教育在19世纪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虽然普鲁士的改革受到了一些限制，成果也参差不齐，并缺乏整体的协调性，但总的来说，改革还是成功地让普鲁士能够更好地面对19世纪的挑战。
与此同时，拿破仑战争一直持续着。1809年，奥地利在一场战役中被拿破仑打败。但1812年，超负荷且装备不足的法国军队在俄罗斯反被打败。1813年，德国的命运开始逆转。奥地利、普鲁士、俄罗斯的联合军队在莱比锡大胜拿破仑，莱茵联盟解散，拿破仑在德国北部的邦国也相应解体。德意志南部的邦国和奥地利签订了条约。这场解放战争在1814年4月终于落下了帷幕。1814年10月到1815年6月，维也纳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由奥地利1809—1848年在任的外交部部长梅特涅（Metternich）主导，他在1821年出任奥地利首相。维也纳会议因拿破仑从埃尔巴岛出逃而暂停，但马上又恢复进行，为欧洲事务未来的走向拍板。
二十二年的欧洲战事终于结束了，维也纳会议上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气氛。大会上歌舞升平，大宴宾客。不过大会的目的却是十分严肃的。它要让德国成为强大稳定的政权，以对抗未来法国可能的侵略。同时，它还要保证，再也不会重现诸侯众多、松散低效的帝国体制。大会结束后，拿破仑对德意志进行的整顿大多被保留了下来，有的甚至被扩展到了其他地区。
根据维也纳会议建立德意志邦联（Deutscher Bund），取代了神圣罗马帝国。邦联由38个成员组成（1817年后是39个），其中包括34个邦国和4个自由城市。邦联的边界基本上和原来神圣罗马帝国一致。不过从文化或民族的角度来说，它并未包括所有中欧的德意志人口，因为它包括了少数非德意志人（比如意大利人和捷克人），同时一些德意志人并未被包括在内。英格兰国王作为汉诺威领主（直到1837年）也是邦联的成员之一。邦联自身并不是个联邦国家（Bundesstaat），而是个松散的邦国联盟（Staatenbund）。它没有总首领，也没有行政机构，更没有共同的法律制度或公民身份，只能做出少数共同决议。法兰克福举行的邦联议会上，大使们代表的是各自国家的利益。
至少相较18世纪而言，这些国家更为强大。每个领地都经历了整顿。很明显，新的国家是由于小领地的并入而扩大的。尤其是普鲁士，虽然一开始不情愿，但还是收获了莱茵兰和威斯特伐利亚。这一举措是为了让普鲁士能够成为与法国和俄罗斯抗衡的第三大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普鲁士的人口翻倍，并为这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带来了丰富的矿产和发达的工商业。另一方面，虽然普鲁士必须放弃一些从波兰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割据中获取的西部土地，这从普鲁士的角度来看是损失，但长期来说，将普鲁士所属的领地西移实则增强了普鲁士在奥普争雄中的实力，普鲁士成为更能代表德意志利益的国家。作为德意志的守护者，它在中欧的地位大大得到了提升。而这就向国家统一迈出了一步，这是历史发展和普鲁士主导下的必然结果。拿破仑时期出现的领地国家不仅在规模上有所扩大，在其他方面也取得了进步。领主们拥有完整的主权和实权。由于拿破仑时期的一些迫切需求，许多国家改革了行政和法律体系，使其变得更加高效。农奴制、协会特权和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均被废除，后来也没有恢复。19世纪，在许多扩大的领地上，诞生了动人的当地神话和传统风俗，强烈的本土意识兴起并维持下来，比如巴伐利亚。如果德国统一，这些本土意识则很容易就被淹没了。
法国大革命对德国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不可逆转的影响，而对其他领域的影响则难以确定。经济上，法国对英国在陆路上的阻断，并未对德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持久的好处。对贸易和劳动力流动等封建限制的解除，正是未来经济腾飞的前提。而拿破仑战争从整体上来说，可能减缓了德国的经济发展（法国直接管理的莱茵省除外）。文化上，普遍认为民族解放战争将赫德的文化民族主义转为了新的政治民族主义。不过，这可能夸大了事实。这个时期的政治民族主义只稍稍撩动了人们的心，对地方本土的忠诚要重要得多。另外，在德国人对法国大革命的反应上，普遍的推论也必须加一个限制条件。德国知识分子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常被说成是一开始同情、感兴趣，但当大革命变成恐怖的屠杀时，他们就畏缩、恐慌。于是，学者们就以为这种恐惧根深蒂固、存在已久，并困扰了德国的政治文化长达至少一个世纪。虽然这可能大致刻画了少数人的态度（其中既有统治者，也有知识分子），但是绝不能代表所有的德国人，更不能以此简单粗暴地解释后来的德国政治格局。和往常一样，政治格局的形成是风云变幻的时局造成的结果。虽然政治思想根植于现存的传统和制度，但也必须考虑到特定时期多种历史因素的互相作用，并阐明各个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地图5.2 1815年时的德意志邦联
1815年的德国和1648年的德国大相径庭。但从外表来看，并没有那么多的不同：其土地大多是农业用地，有村庄，有起伏的牧场和茂密的森林，有中世纪的城镇和城堡，还有雄伟的宫殿、教堂和修道院。所有这些在下一个世纪都要改变。法国大革命震动了德国政治，但下一个世纪，工业革命将给德国带来更大的变化。由于德国奇特的政治格局，政治危机和社会经济变革的相互作用对德国今后的发展影响深远，并一直持续到21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