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8年至1815年间，德意志社会和文化发生了长期、缓慢的巨变，影响深远。好战、独立的封建贵族成了以宫廷为中心（就算仍然好战）的贵族阶层；同时，受过教育的新兴中产阶级的数量增长，他们通常担任公务员和低级宫廷官员的职务。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教育，掌握了基本的读写能力，人们开始探索新的思考和探寻方式。基督教信仰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引发战争的缘由，并且失去了在文化精神领域的领导地位。经文作为历史文本解读，其绝对的权威也受到了质疑。新的宗教流派更注重内心世界，同时，实践理性主义也开始发展，人们对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看法不断变化。而不管有多少陈腔滥调认为德意志人民不关心政治，德国启蒙运动还是使地方的行政管理变得更加务实了。18世纪晚期，德国掀起了文学复兴，德语发展成为文学语言，辞藻变得极为丰富。18世纪的德国在古典音乐上的成就也是惊人的。不管18世纪的德国是否是个政治上落后的国家，都不可否认它在文化上的活力，而这也是由德意志当时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所催生和促进的。
图17 巴伐利亚南部贝内迪克特博伊埃尔恩（Benediktbeuern）修道院的祭坛。摄影：哈里特·C.威尔逊（Harriett C. Wilson）。
17世纪晚期是德国巴洛克盛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南部的天主教邦国，那里竖立着宏伟的巴洛克教堂和修道院，代表了教会的精神和世俗权力。从慕尼黑的铁阿提纳教堂（Theatinerkirche）的设计中看到，这一时期建筑风格深受意大利的影响。同样，教堂设计与宫廷风格的艺术也密不可分，后来被更为轻快、世俗的洛可可风格所取代。正统的路德教派在三十年战争后发展成更为压抑的经院哲学，丝毫没有天主教派在措辞上的细致和愉悦。
17世纪末至18世纪，新教和天主教正统教派都遭到了一些教派的反对。詹森主义是罗马天主教的改革运动，旨在废除天主教内部的一些所谓“迷信”因素，但并未获得长期的成功（经常遭到指责的图像崇拜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还有所谓的“天主教启蒙”，部分是为了反对看似过分扩张的耶稣会势力。在新教教派中，许多人赞同菲利普·雅各·施本尔（Philipp Jakob Spener）的观点，认为应当延续新教传统的直接宗教体验，即信徒直接与上帝交流，并可以基于个人对经文的理解，积极融入宗教生活。虔敬主义认为宗教改革还不够彻底，仅仅停留在了神学的层面，并未改变生活。他们强调个人的皈依经历，鼓励信徒过上新的、积极的基督教徒生活。非国教教徒的小团体开展秘密集会，一起读《圣经》、祈祷，并分享彼此虔诚的生活。
虽然汉堡、萨克森等地区虔敬主义教徒往往面临被处决并驱逐出境，但在其他地区，他们却能够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由于不同的德意志领地邦国、教会和社会的关系各不相同，虔敬主义教徒在不同地区遭到如此迥异的对待，是可以理解的。符腾堡地区相对稳固的路德教会甚至能够包容虔敬主义的思想，这后来影响了图宾根大学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包括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1831）和弗里德里希·席勒（1759—1805）等名人。可以看到，在普鲁士，国王支持虔敬主义，以此对抗在地方虽根深蒂固却摇摇欲坠的路德派信仰。随着虔敬主义教育机构数量的激增，从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在哈勒的著名孤儿院和学校，到新建的哈勒大学（1694），再到柯尼斯堡等地，虔敬主义的影响逐渐深远。虽然无法精确地计算，但是其影响仍可以说广泛多样。许多学者认为，德国重大的文化运动，比如注重内心世界和个人发展的感伤主义（sensibility，Empfindsamkeit）和中产阶级的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注重描写自我成长和教育），都受到了虔敬主义思想的影响。另一些学者认为，虔敬主义与后来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提出的世俗化文化、民族主义，以及爱国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无需牧师或教会等机构，教徒们就可私下会面讨论自己对《圣经》的理解，这毫无疑问促使人们重新信任理性。因此，18世纪的德国诞生了新的精英阶级，不分等级，亦不问出身。强调实践、相信天赋提升的可能性，这些理念扩展至初等、中等普及教育中，尤其是在普鲁士，不过这并不是为了推翻当时的社会秩序。无法确定的是，虔敬主义提倡重视内心世界，是否导致了人们对政治越来越不关心。个人对宗教事务的关心程度和对世俗政治的参与程度都取决于其个人境况和性格。谁也不会责怪奥古斯特·赫尔曼·弗兰克缺乏政治热忱。
当一些邦国依旧无法容忍宗教少数派时，另一些邦国则渐渐展现出有限度的宽容。这种宽容多半是由于经济和社会的原因，而非经过对道德正确性的理性思考。三十年战争后，出于人口和经济增长的考虑，普鲁士敞开大门，欢迎对自己有利的宗教少数派进入邦国繁衍生息。例如，1685年南特敕令废除后，被驱逐出法国的胡格诺教派大约有30万人，而留在勃兰登堡—普鲁士的有2万人左右，因此柏林也存有法国文化的痕迹。1731年，约2万名新教徒从萨尔茨堡逃往北部，门诺派（Mennonites）、青岑多夫的弟兄会（Zinzendorf’s Brüdergemeine）等少数派教徒也在普鲁士定居下来。普鲁士的宗教信仰因此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其领主信仰加尔文教派，对不同的宗教信仰也相当宽容，这也是为什么领主能与早已奠基的路德国教教会和平相处的原因。
18世纪的德国，犹太人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从中世纪起，由于犹太教允许放高利贷，犹太人一直从事商业中介和货币借贷。他们聚居在几个有限的犹太人居住区，其中最大的在法兰克福。由于他们的穿着、相貌、宗教信仰和习俗都十分独特，加上他们特殊而又容易令人憎恶的商业角色，犹太人总是成为迫害的对象。人们甚至以为犹太人在仪式上会杀死小男孩，而这仅仅基于1476年特伦托的西蒙之死的故事。这种偏见引发了16世纪对犹太人的“报复性”攻击，人们甚至把它刻在了法兰克福的大门石头上，用以警示后人。18世纪，犹太人开始采取新的规章，在某些领域获得了新的地位，境况也得到了一些改善。专制主义加剧的邦国发现犹太人的资金和金融经验对其十分有利，尤其是那些对邦国的发展和经济管理感兴趣的领主。许多犹太家族在实业和银行业的影响举足轻重。还有特殊的“宫廷犹太人”，他们在各项事务上为宫廷诸侯提供服务，其中包括符腾堡公爵卡尔·亚历山大（Karl Alexander）手下的许斯·奥本海默（Süss Oppenheimer）。纳粹后来拍了一部疯狂的反犹电影《犹太人许斯》（JudSüss）来影射他。大多数犹太人只是小商贩，他们的法律地位差异较大，但在某些地区有所改善。约瑟夫二世于1781年在奥地利颁布的宽容敕令让大多数的非天主教徒可以私下进行宗教活动。1782—1783年，几位诸侯颁布的一系列法令解放了犹太人，犹太人因此可以在维也纳地区的任何地方定居（不只是他们的居住区），但是他们的数量仍然受到限制，也无法修建犹太教教堂。对犹太人的财税剥削仍然持续，不过某些强制性、羞辱性的惯例被废除了，比如佩戴黄色臂章。在普鲁士，虽然犹太人直到1811—1812年才取得了法律上完全的平等地位，但他们确实在18世纪获得了较多有限的特权。第一所犹太人学校于1778年在柏林成立，犹太人的期刊也是在德国报刊业快速发展的时期创办的。犹太人为启蒙运动也作出了贡献，其典型代表为摩西·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他是莱辛的剧作《智者纳坦》（NathanderWeise）描写的对象，剧作的主题是呼吁宗教宽容。
德国的启蒙运动，比英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开始得要晚，并有其自身的特点。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发生了思想上的变革。新的文化相对主义和理性主义开始取代以神为权威的思想。当代重大问题，包括人类受苦的问题、善与恶的本质、对新近发现的文化和信仰的多样化解释、国家与社会的最佳组织方式、教育和社会工程的可能性，等等。尽管这些问题在当时有多种多样的答案，但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仍运用批判思维和理性，进行质疑、分析、探索。英国思想家中，弗兰西斯·培根对形成以实验为主的科学方法作出了贡献，艾萨克·牛顿为人类探索了宇宙法则，约翰·洛克则在早期的社会学和政治科学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和卢梭等法国哲学家对法国的启蒙运动作出了各种各样杰出的贡献，他们总体上更为唯物主义、反教权主义，有时具有共和主义倾向。基于其特殊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德国的启蒙运动与当时的宗教和专制政体更为融洽。
在德国，启蒙运动的主要影响直到18世纪中期以后才开始显现，但德国早期的启蒙思想者包括坚持形而上学观的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赛缪尔·冯·普芬多夫（Samuel von Pufendorf, 1632—1694）、克里斯蒂安·托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 1655—1728）和克里斯蒂安·沃尔夫（Christian Wolff, 1679—1754）。说来也怪，哈勒大学居然同时是虔敬主义和启蒙运动的中心，但这二者并非和平共处，而是处于激烈的竞争关系中，一方占上风，另一方就处于守势。哈勒的克里斯蒂安·沃尔夫的理性主义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启蒙运动对18世纪教育发展的影响与虔敬主义不相上下。
总体来说，随着18世纪文盲率的下降，新思想开始传播，越来越多人靠自己获得知识，公众讨论也十分热烈。17世纪末，用只有少数人能看懂的拉丁文出版的书籍占了一半，而18世纪末这个比例下降到了5%。尼古拉等出版商则努力尝试通过资助的方式传播启蒙运动思想，扩大影响力。在德国，除了书籍的出版数量呈上升趋势，报纸、杂志和各种期刊发行量也爆炸性增长。许多读者是之前没有读写能力的群体，有些报纸、杂志甚至专门面向这些群体。像许多成长小说中描绘的资产阶级一样，妇女和女童的学识素养也开始提升。成立了诸如科学协会、职业组织、政治协会、共济会成员的地方分会（最初于1737年在汉堡成立）的新组织，以方便成员间互相讨论。这些组织提供图书馆和讨论室，促进了各种消息和观点的传播。一些大学也于18世纪建成，比如1737年建立的哥廷根大学。18世纪末，柏林流行举办沙龙，举办者多为女性，其中大多是犹太人。
参与启蒙运动思想传播和讨论的多是低级公务员和小邦国的官员。他们关心“一个秩序井然的警政国家”（a well-ordered police state）的司法、公正、刑罚、经济、行政和社会关系。一些官员试图将启蒙思想诉诸实践，由此产生的政策改革在不同地区获得的成效不尽相同。例如，1737年约翰·雅各布·莫泽（Johann Jakob Moser）着手出版自己51卷本的德意志法律巨作，并积极推动改革。符腾堡颁布的《虔信派教徒诏令》（Pietistenreskript）受到了启蒙思想家比尔芬格的影响，正式给予了虔敬主义者以宗教宽容。在世俗机构发起改革的同时，许多牧师也认为，宗教的虔诚应当是追求实践的，以帮助世人为目的，而非反对启蒙运动，因此这些牧师也十分支持改革。
史学家们在“开明专制”的概念上争论不休。这个概念在失去了吸引力之后一直在历史书上重复出现。很明显，一些领主是有意识地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影响。比如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他对有关法国的一切都极感兴趣，在他还是王位继承人的时候，就与伏尔泰有书信往来。即位后，腓特烈二世邀请伏尔泰到普鲁士宫廷，自己也被称作是“无忧宫的哲学家”[无忧宫（Sans-Souci）是宫殿的名字，在柏林附近的波茨坦]。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西亚（Maria Theresa）和约瑟夫二世的改革也应当视作启蒙运动的产物。不过，其直接原因的确和哲学思想的影响关系不大，而是来自于更为迫切的经济、社会、军事和政治目的。虽然各种各样的启蒙思想和专制统治（或意图专制的统治）之间的相互作用非常有趣，但两者之间的确没有必然的联系。奇怪的是，对启蒙运动的另一个看法却是，它本质上是无政治倾向的，因为它一边鼓励思想和精神上的自由，一边仍旧服从世俗的权威。这个观点和刚刚提到的政治和社会改革的推动力其实并不冲突。受到启蒙的官僚和牧师并不会质疑君主的权威，因为很多情况下没有这个必要。他们也是在受到启蒙的君主统治下的政府中，努力改进行政工作。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君主都能超越狭隘的专制统治，但大多数情况下，在德意志分裂（亦即“小邦主义”）的政治环境中，启蒙运动能够由依赖并支撑邦国发展的官僚阶级完成，而不像法国那样，需要由具有批判精神的独立知识分子来推动。
伟大的德国启蒙思想家伊曼努尔·康德的观点可能是一切关于德国启蒙运动的政治观点中最普遍推论的源头。在《什么是启蒙？》中，康德将启蒙定义为有勇气用理性和批判性的思维进行思考，拒绝服从其他权威。然而，他很清楚，德国正处于一个正在启蒙的“启蒙时代”，而不是一个人人都有能力自治的启蒙后时代。（康德发表了一些言论贬低女性，认为她们缺乏理性。）并且，为了让人们有思考的空间，也需要强大的统治者维持稳定的政局和井然的秩序。在一个共和政体中，质疑未必那么自由，因为当时政局不如腓特烈二世统治下的普鲁士邦国稳定。康德的这篇文章措辞模糊，因此有多种解释，其他思想家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但无论如何，力量和精神的分野，即传统二元论已经广为人知，它是后续的德国思想学说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最早源于路德教派的神学思想）。
当然，德国启蒙运动在法学、自然科学等其他领域也成就斐然。例如康德的认识论，深深影响了西方哲学。康德反对经验主义的观点，认为人是通过感觉和外部强加的分类来“认识”现实的。后来的新康德主义学者指出，这些分类并不是人类思想的普世产物，而是有文化差异性的。康德还提出了关于普世道德、和平和世界公民的一些重要思想。黑格尔从观念论的角度提出了有关历史、法律等广泛领域的思想学说。和黑格尔一样，康德是现代德国哲学的奠基人之一。
18世纪下半叶，各种文化运动兴起，有的和启蒙运动相似，有的和它一样，有的受它启发，有的直接反对它。18世纪晚期的德国文学复兴对德国和世界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其中最杰出的毫无疑问是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以及同时代的席勒。他们一起反击了德语受到的诋毁，证明德语也能有丰富的表现形式。歌德早期的诗歌包含了对爱情、自然和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的思考，他的创作超过了其他任何语言的创作。其风格多种多样，从早期的狂飙突进（Strum und Drang，这个词来自于剧作，其作者不明），到晚期的古典主义，歌德不仅写过诗，还创作了剧本、小说、散文、自传。他的作品类型基本上概括了德国当时的文学发展状况。天才的出现往往让人忽略环境的作用，但还是应当注意到，宫廷中的低级官员以及小邦领主对戏剧和文学作品的赞助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歌德所在的魏玛。这些来自领主的支持促进了18世纪晚期文学的兴盛。
与此同时，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开始形成，这个词总是与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德联系起来。赫德反对早期对法语和法国文化的崇拜，提出文化区域的概念，德语中称为“Volk”（即民族，和邦国这个政治单元不同）。他认为，每种文化都应当被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并自成体系。这就使德意志文化中的某种爱国自豪感成为可能。赫德反对启蒙运动对中世纪的憎恶，文化民族主义使人们对历史，尤其是对平民大众的历史，重新产生了兴趣。这就引发了浪漫主义运动以及19世纪人们对民间故事的喜爱，格林兄弟（Brother Grimm）就是受其影响的代表人物。文化民族主义最后提出了一个观念，即文化上的民族（the Volk）和政治上的国家（the state）应该是同义词。然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个国家花费了太多的时间，甚至为后来更为激进的德国民族主义付出了代价。
在另一个领域，18世纪的德国也诞生了许多不朽的成就。只要把18世纪德国作曲家的名字列出来，就基本概括了这个世纪的古典音乐史，他们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巴赫的儿子尤其是卡尔·菲利普·埃马努埃尔·巴赫、约瑟夫·海顿、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以及下一个历史时期的路德维希·范·贝多芬。在亨德尔在英国定居（因此把他德语名字中的变音符都去掉了），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主要在天主教的维也纳生活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就已经是德国北部新教音乐的代表人物了。1723年起，他在莱比锡的圣多马教堂担任教会音乐指挥，每周为礼拜仪式谱写曲子。这虽是一项乏味的工作，但在这两百多首礼拜式乐曲中，许多曲子的质量如此之高，令人惊叹。不过，巴赫最负盛名的还是以下这些充满数学之美、包含宗教情感的伟大作品：《B小调弥撒》《马太受难曲》《勃兰登堡协奏曲》《圣诞节清唱剧》《复活节清唱剧》、小提琴和大提琴奏鸣曲以及要求技艺精湛的管风琴前奏和赋格。和歌德一样，不管之前的音乐传统和工作环境如何，巴赫的天才让他反对任何简化的方式。
18世纪末，德国成为诗人和哲学家的国度（Land der Dichter und Denker），德国人至今引以为豪。新的文化潮流正在发展，帝国风格取代了巴洛克和洛可可，浪漫主义运动取代了启蒙运动，但即使邦国内的改革如此之多，德意志的政治体系仍然如中世纪时支离破碎。真正的政治变革，其主要推动力并非来自内部，而是来自于外部，来自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