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很大程度上依据战争的需要负重。
蒂姆·奥布莱恩《士兵的重负》，1990年
“首先，”一封言辞激烈的书信开头写道，“黑人一旦穿上美国军装，就会像佐治亚州那些被铁链锁住的囚犯一样，众所周知，那简直就是地狱。”信中继续说道，在两天的行进过程中，“军队从弗吉尼亚州的李营地出发，经过长途跋涉，深入到遍布黑人的南部，如此长距离的行进中，我们仅靠一顿饭维持体力”。在密西西比州的医院病房中，二等兵诺曼·布里廷厄姆（Norman Brittingham）也过着同样痛苦的日子，他写信抱怨道：“医生把我们当狗一样对待。白人不仅殴打和咒骂黑人士兵，有时还无缘无故把他们丢到监狱里。”另一名士兵写道：“我们是作为人来到部队的，我们也希望被当作人来对待，但实际上我们受到的是像狗一样的待遇。”詹姆斯·亨利·古丁（James Henry Gooding）指出：“我们感觉像是被国家抛弃了。”他恳求总统：“既然我们发誓报效国家，那么请稍微考虑到这一点。”[1]
这四封不同的信件本质上表达了同样的不满：美国的黑人士兵和白人士兵的待遇并不平等。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写作的时间相隔将近一个世纪。前两封信出自二战时期的士兵之手，而后两封信则是内战时期联邦军队的士兵所写。诺曼·布里廷厄姆和詹姆斯·亨利·古丁参加的战争相隔了不止一代人的时间，不过，就美国黑人士兵的境遇而言，这个国家看起来被卡在了时光隧道之中。正如一位军官在1943年所说，军队中的种族隔离是一种对过去的令人失望的重复，这一政策使得人们不得不忍受“在75年前的内战中就已经被消灭的区域性习俗和传统”。他坚决认为军队“不仅要训练士兵，也要为战后塑造有用的公民，无论他们是黑人还是白人”。他总结说：“如果这种不平等继续存在的话，恐怕美国有十分之一的军人在面对他们一直信仰的‘人人享有自由和公正’这一理念时，都会无动于衷，甚至是失望。”[2]认为负责为国家塑造有用公民的不是学校或社区，而是军队的这一观点，透露出20世纪中期美国人对待军队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态度。1941年后，美国不出所料地遭到了军事营销的轰炸，这也巩固了军队和国家之间的这重关系。但是，战争宣传形式多样，美国虽然也会通过讲述扛起步枪、制造坦克或医治伤员的事情来诱导公众，但却远不限于此，它还会一再强调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美国的国家主义又意味着什么。对于这样一个移民国家，尤其是一个刚刚在德国移民的问题上经历冲突，又因此对美国主义进行反思的国家来说，这或许也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种背景下，只要美国还在实行种族隔离，美国的国家信条就会受到损害，这一说法显得尤为合理。罗斯福总统也警告，战争中的美国“必须对任何丑陋形式的种族歧视保持高度警惕，希特勒还会继续在美国人之间制造怀疑和不信任”。不过，美国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相互怀疑就很难归咎于这位德国独裁者了。[3]尤其让黑人对整个状况感到愤怒的是，战时美国的公众形象和他们私下遭受的迫害是相互矛盾的。二战时期一幅非常著名、影响力持久的宣传海报（图56）声称“美国将永远为自由而战”，恐怕很多黑人士兵都会怀疑，他们究竟是为谁的自由而战。
图56 《美国人将永远为自由而战》，这幅海报由美国战争资讯局制作。直到今天（也许尤其是在今天）这幅海报仍然被大量复制，人们可以从亚马逊网站上购买到它。这幅海报将二战士兵和独立战争中的先辈放在一起，以情感诉求的方式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这种热情根植于人们美国军事起源的敬意和支持。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C4-9540）。
在美国为谁而战这一问题上，罗斯福的两次著名宣言阐明了官方立场的两个核心，这两次宣言都是在美国正在支持盟军但尚未参战时发表的。第一个核心是罗斯福把美国描述为“民主的兵工厂”（Arsenal of Democracy），第二个核心出自他对民主社会最可贵的品质这一问题的阐述，也就是人们熟知的“四大自由”（Four Freedoms）：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两大核心含义都建立在民族责任感的基础上，这种责任感让美国人感受到历史的重任，也将美国人放置在了以独立战争为起点的历史脉络中。
罗斯福宣称：“在华盛顿的时代中，人民的任务是创立和团结成为一个国家。在林肯的时代中，人民的任务是保护这个国家免遭内部分裂。如今，人民的任务是挽救这个国家及其建制，使它免受外部瓦解。”罗斯福敦促美国人思考他们“在历史上占据了什么地位”，提醒他们美国的“精神”和它的“生命力已经被写在了我们自己的《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宪法》和葛底斯堡演说中”。[4]罗斯福传达的讯息在一些巡回展览和爱国刊物中得到加强，这些都让美国人意识到，在一个已被专制独裁所摧毁的世界中，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范例，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1941年11月，一副象征着四大自由和“民主的兵工厂”的巨幅海报在华盛顿特区的广场上揭幕，之后又进行了全国巡展。
对于四大自由的视觉阐释中，最著名的一个是由艺术家诺曼·罗克韦尔（Norman Rockwell）设计的。他的画作由四幅代表小镇生活的家庭场景图组成，每幅图代表一种自由：一场市民会议；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一起祈祷；一顿感恩节晚餐；父母在床边陪伴两个睡梦中的孩子（图57）。这幅画也被战时新闻局制作成宣传海报广为传播。乍看起来，这幅画表意明晰，实际上在其背后却隐藏着更为复杂的含义。本质上，罗克韦尔表达四大自由时突出的是个人空间而非公共空间，他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进行了相对保守和内敛的理想化阐释。尽管这幅画广受欢迎，但是在罗斯福所说的“逐渐缩小的世界”中，它与美国影响力逐渐扩大的步调却不怎么一致。当然，这也正是它受欢迎的根本原因。罗克韦尔展示的不仅仅是和平年代的理想图景，更是一种不会因为冲突而遭受挑战、被迫改变的生活。他刻画的美国是一片丰饶之地，而不是一个兵工厂，更不是什么民主的守护者。
图57 《我们为……而战》（诺曼·罗克韦尔，1943年）。这四张图片最初刊登在1943年的《周六晚间邮报》上，同时还配了一篇文章，来强调自由的“美国性”至关重要。这些图片一经刊登就广受欢迎，也成为“四种自由”巡回展览上最重要的作品。这些展览意在鼓励民众购买战争债券。由诺曼·罗克韦尔家族公司友情提供。
罗克韦尔画中那个和平、温和、以白人为主的美国不仅不符合这幅画创作时期的现实情况，而且也丝毫反映不出许多对现实不满的美国黑人士兵的渴望。归根结底，对于那些在美国社会中试图实现——同时也要求国家意识到——他们完整平等的公民权的人来讲，对于那些把二战视为在国内外实现美国梦的机会的人来讲，事实都证明“为自由而战”这一更加公开和激烈的说法非常有效。1938年，作家、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发表了诗歌《让美国再次成为美国》，强烈呼吁人们照此方向努力。这首动人的诗歌中，休斯将“让美国再次成为美国”的呼吁和“美国从来都不是我的美国”这句话反复并列在一起，不仅突出了种族隔离制度的排他性，也强调了美国改变现状的潜力。他在结尾写道：“我们，人民，必须救赎/土地、矿藏、植被、河流/山脉和无际的原野/所有，在诸州所有充满生机的伟大土地上/再造真正的美国！”
休斯的诗歌被收录进1942年出版的《美国袖珍书》（The Pocket Book of America），这本书试图囊括美国的精粹。它收录了各种关于美国的短篇小说、戏剧、历史文献、诗歌、事实与数据，还在结尾部分细致地描述了如何悬挂和折叠美国国旗，以及如何向国旗敬礼。这本书毫不掩饰它的爱国主义目的；这本在冲突的大背景下编纂而成的书不仅想要反复渲染国家主义情绪，更想去引导人们的国家主义情绪。书导言部分的开头便写道：“在巨大危机的时代，国家和个人一样，都必须重新发现其赖以生存的根基。”它继续写道，美国是一个建立在“社会信仰”上的国家，这就是“美国的奇迹”。它还断言，分辨美国人可以基于他的“思维方式，以及思维基础上的行为方式。一旦失去了共同传统和共通观念的连接，这个国家将陷入比欧洲更加混乱的无政府状态”[5]。
虽然这本书的主编、研究内战的历史学家菲利普·范·多伦·斯特恩（Philip Van Doren Stern）在书中提及了独立战争和美国建国，但真正为全书奠定基调的是书中第一篇文章，爱德华·埃弗里特·黑尔（Edward Everett Hale）1863年的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人》（The Man Without a Country）。这篇19世纪中期的道德寓言讲述了菲利普·诺兰的惨痛命运，他在盛怒之下大喊：“该死的美国！我希望永远也不要听到美国这个词！”事实证明，这样讲是不妥的。诺兰因对国家不忠而付出代价，他被驱逐到公海中的一艘船只上度过余生。那艘船上还有一位船长和一名船员。他们在诺兰面前从不提及美国。埃弗里特写道：“五十多年来，他都是一个没有国家的人。”这个故事的核心并不在于要对这样一种不爱国的行为施以重罚，而是强调成为“一个没有国家的人”对故事的主人公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在故事的结尾，诺兰在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终于找到了上帝，找回了对于祖国的热爱。[6]事后来看，虽然这绝不是斯特恩的错，但他收录的这篇小说是不祥的。日军偷袭珍珠港之后，有一群美国人从来没有什么不爱国的举动，却尝到了没有祖国的人是一种什么滋味。在二战中，有很多事情让美国引以为豪，但其中并不包括它对待西海岸日裔美国人的方式（图58）。1942年2月，罗斯福签署了9066号总统行政令，这也许是美国对其公民自由的最不光彩的一次侵犯。更糟糕的是，没有任何少数族裔组织——包括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美国犹太人委员会——采取行动来保护这些日裔美国人。他们被驱逐到集中营（官方说法是“重新安置中心”）、财产被扣押，就连日裔美国人的身份都至少是暂时被国家强制剥夺了。
图58 旧金山韦尔公立学校的一年级学生向国旗宣誓效忠（照片由多罗西娅·兰格于1942年4月拍摄）。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都被安置到位于亚利桑那、科罗拉多、怀俄明、阿肯色等州的“集中营”，另一些人被流放到印第安保留地。当然，这里的“集中营”是指罗斯福当时所称的“重新安置”中心，而不是二战之后为人们所普遍理解的那个含义。多罗西娅·兰格作为战时人员调动管理局的员工拍摄了这张照片，但是战时人员调动管理局对它所传达的信息十分恼怒，于是没收了这张照片和兰格在1942年拍摄的关于加利福尼亚州日裔美国人经历的其他作品。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42810）。
期望美国黑人们在种族隔离的军队中为自由而战，这已经足够讽刺。对于很多入伍的日裔美国人来说，情况更加令人难以理解，因为事实证明他们的忠诚很容易受到区域的影响。西海岸地区以外，尤其是夏威夷地区的日裔美国人并没有被看成美国的潜在敌人，虽然那里比加利福尼亚更有可能成为入侵目标也没有被投入集中营。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以如此自相矛盾的方式破坏着他们的公民身份，仍然有超过3万名的日裔美国人选择了参战。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会这样做。战争结束后，有大约5000人放弃了美国国籍并离开美国。不过，大多数日裔美国人就像非裔和土著美国人一样，在海外战场上为一个剥夺了他们平等权的国家而战。这一事实不仅证实了他们对这个国家的忠诚，同样也保全了国家对他们的忠诚。
在二战时期，一直以来遭到排斥的美国边缘群体就像在独立革命、内战和一战中那样，在战争中士气得到鼓舞，从而将自身置于离国家中心更近的位置。就此而言，他们遵循的也是一种受冲突影响的民族传统。正如战争宣传的那样，在18世纪帝国侵略时期、19世纪奴隶制和内部分裂时期，以及一直以来的社会不平等中，美国人一直都为自由而战。兰斯顿·休斯在他1942年的诗歌《自由之路》中强调，所有的美国人，无论是何种族，“都行进在自由之路上”：“团结则兴，分裂则亡/为了所有人，让我们把这里变成一片安全的土壤。”他宣称：“我得到一则讯息，你们知道这是正确的/黑人和白人要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对于休斯而言，美国是一片“变革中的疆域”，这个时期尽管有种族隔离和不平等问题，即使面临着反对的声音，美国人依然有希望实现“从贫困到富裕的转变”。在这个国家中，“一个所有公民都前所未见的、更好更健全的民主制度”仍然是一种发展方向[7]。
然而在20世纪，民主思想本身也经历了从民族观念向帝国主义准则的变迁，这很大程度上是二战造成的。对于美国而言，这场战争主要在两个方面不同于以往的冲突：一是强加于美国理想主义之上的新型全球责任，二是20世纪中期美国出于宣扬自己价值观的目的而承载的物质负担。这种区别在美国将军乔治·马歇尔（George C.Marshall）的承诺中得到了简要的表达：“在这场可怕的战争结束之前，在全世界眼里，我们的国旗既象征着自由，也象征着压倒一切的力量。”[8]
1945年春天，马歇尔的预言似乎得以实现。事实证明，美军在同盟国击败德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自此，象征着爱国主义和美国力量的美国国旗在硫磺岛的折钵山上竖起，在从德军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城镇中飘扬，在欧洲胜利日之时，它还被挥舞在纽约、巴黎、伦敦等各地人们的手中。1945年5月14日的《生活》杂志封面上没有使用国旗的照片，而是刊登了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拍摄的照片，照片展示了一位站在纽伦堡体育馆巨大的纳粹党卍字标志前的一名美国士兵。这张名为“胜利的美国人”的照片通过更加个人化的表达方式，表现出美国人在战事结束时表现出的解脱与自豪。士兵的照片与宣传性的挥舞旗帜的图景形成一种对应，后者和旗帜本身一样随处可见，并且在爱国旗帜的背后也藏起了太多的战争现实。
然而，在欧洲庆祝解放的时候，几十万美国军队仍在艰难地攻打日军防卫，从琉球群岛右侧的小火山岛硫磺岛开始，沿着岛屿群一路攻向日本岛的最南端，最后攻上日本岛。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美军仅在冲绳的死伤人数便超过5万。1945年2月，美国国旗在硫磺岛上升起。摄影师乔·罗森塔尔（Joe Rosenthal）将这个画面永久地记录下来，自此之后，它被印在各种海报和邮票上，被和平运动所模仿，还被很多艺术家和摄影师反复提及，试图从中找出一个或严肃或戏谑的角度。这一事件成为马歇尔所谓的那种压倒性力量的有力证明（图59），不过，它并不代表真正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而只是这场还将持续一个多月的战争中的一次胜利而已。6个多月之后，象征着美国力量的原子弹最终结束了这场战争。对于美国而言，在太平洋开始的战争将在同样的地方结束，但结束的时间要等到1945年8月。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太平洋战场一直是战时美国的情感焦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正是太平洋上的珍珠港事件将他们卷入了这场战争。并且从概念上讲，太平洋战场也更加清晰明了。欧洲战争则与此正相反，美国一直以来都对欧洲的纠葛保持怀疑，1940年的纳粹力量更是让美国感到既茫然又恐慌。正如英国文学教授、退伍老兵保罗·富塞尔（Paul Fussell）所强调指出的那样，很多美国年轻人在加入被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称为解放欧洲的“伟大的十字军运动”时，都会在最初表示犹豫。这表明怀疑自己该不该为别人的自由而战的不仅仅只有美国黑人士兵。一些人认为完全没必要和有个美国士兵所说的“该死的欧洲”卷到一起，就更不要说英国这个他们早在1776年就摆脱了的曾经的帝国主义强国。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被迫向英国下议院表明，早在1776年，英国就已不再是一个帝国主义强国了。[9]
图59 《美军士兵在硫磺岛竖起国旗》（1945年2月23日）。这也许是最能代表战时美国形象的一幅照片。美联社摄影师乔·罗森塔尔凭借这幅照片获得了1945年普利策新闻奖最佳新闻图片奖。这幅照片自问世以来已经被无数次地复制和演绎。其中最著名的复制品雕塑摆放在华盛顿阿灵顿公墓外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纪念馆，约翰·肯尼迪在1961年参加了雕塑的落成仪式。经美联社许可使用。
在海外战场上，美国士兵心中的不满无可厚非。而同盟国也同样对他们感到了不满。同盟国不出所料地看到，美国人希望在他们面前塑造一个强大的、乐观的美国国家形象，但他们也看到了美国不那么愿意突出的一面：不管是军队的设施方面，还是军队所驻扎的城市和乡村中，都存在着种族隔离的现象。不管从哪种角度看，美国的实力、自豪和种族关系方面的偏见并非总能让它的同盟国产生好感，不过，美国军队和政治领导者们也并不需要说服同盟国认同美国参战的价值，以及付出这些代价的必要性。
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前夕，第三集团军司令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声称所有“真正的美国人都享受战争的疼痛和碰撞”，他告诉士兵们“美国人从未也决不会在战争中失败”，巴顿将军这样说并非是因为他真的相信这一点，而是为了鼓舞军队士气。与当前的战争宣传一样，巴顿传达了一种尚武的传统，这一传统源自美国大革命时期，并且赢得了绝大多数美国人的赞同。在诺曼底登陆那天进攻奥马哈和犹他海滩的过程中，在两万名士兵丧生的坦克大决战中（在解放诺曼底的过程中同样损失了两万平民），在硫磺岛和冲绳岛战役中，或当他们抵达达豪集中营面对纳粹的“犹太人灭绝方案”所造成的现实时，这种尚武传统是否为士兵提供了精神支撑，我们尚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压倒性的力量必然需要付出相匹配的代价。这里的代价并不仅仅简单指伤亡人数：到头来，美国付出的代价是在1945年之后它将持续不断地投身于冲突，并且通过战争重新定义美国的国家身份。
就这一点而言，不论是在个人层面对于参与战争的美国人来说，还是在政治层面对于美国这个国家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成为最终的转变性力量。在二战之前，美国一直采取部分意义上的隔离政策（实际上仅是与欧洲隔离）；在二战之后，美国才应了威尔逊提出的理念，开始不情愿地介入到全球事务之中。二战造成的破坏对美国在冷战中行使的种种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起到了促进作用，不过，这种破坏至少从表面上看并未对美国造成负面影响。从经济的角度看，美国在战后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1940—1945年间，由于整个国家卷入到战事之中，美国在工业和国家实力方面实现了空前的繁荣。
显然，美国的军事扩张在速度和影响方面都很突出。军事相关的就业人口从20世纪30年代的约30万人增长到战时全国12%的人口（约1600万），并且再也没有回落到战前水平。这一数字仅在冷战之前短期下降至约150万，并且随着冷战的到来再次增加。军事开销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1940年的1.7%增至1944年的37.8%。诸如战时生产委员会（1943年改为战争动员办公室）和战时人力资源委员会这些负责军事动员的联邦机构影响到商业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民用工业都被联邦政府收归为军事生产机器。以前的汽车生产线都在生产坦克、卡车和四轮驱动的新型“吉普”；飞机制造业（主要是军用飞机）在五年内几乎增长了10倍；因为采取焊接而非铆接技术，“自由轮”运输用船的生产效率也大大提高，战时以超过每天一艘的速度被生产出来。
满足这些战争的需求不仅依赖于男性劳动力，更重要的是，也需要女性劳动力的支持。失业人口从1940年的约900万下降到1943年的70余万；战时工业的扩张导致劳动力短缺，因此超过50%的女性开始从事一些传统意义上男性专属的工作岗位。但是，这种在工作机会方面突如其来的平等并未消除薪酬上的偏见，工会中女性的增加（占据到1/5）也未能缩小薪酬或观念上的性别鸿沟。事实上，在政府支出突然如此迅速增长的背景下，国民收入水平已经成为一项重要问题。因为政府的积极鼓励，工会成员的数量激增，工时延长和工资上涨也成为战时生活的常态，这也增加了通货膨胀失控的风险。全国战时劳工委员会采取了“小钢铁”方案，将生活支出的增长幅度限制在15%以内。但是面对战时不可避免的工作模式巨变，这一准则不可能得到贯彻。1943年，美国矿工联合会举行罢工运动，最终钢铁企业答应支付给工人超过“小钢铁标准”的工资。
1943年的罢工运动让人清楚地意识到，除了战争造成的直接影响以外，1941—1945年间的美国还承受着其他多方面的压力。这次罢工证明，在二战这场被称作“正义的战争”背后，还隐藏着一些糟糕的想法。当然，它并非对此的唯一印证。在约70万美国黑人从美国南部迁移到北部城市的过程中（这比20世纪初期“大迁徙运动”的人数多得多），发生了战争引发的最大动乱。1943年夏天，一名白人警察枪杀了一名黑人士兵，暴乱随即爆发，紧张气氛充斥着纽约哈勒姆区。《纽约时报》认为这场暴乱代表着“酝酿多年的火药桶最终在社会中爆炸”[10]。这只火药桶是由美国的黑人和白人共同填装的。在同一年夏天，白人水手和墨西哥裔美国人之间发生暴力冲突，这场所谓的“阻特装暴动”（因当时拉美裔年轻人的服装风格而得名）进一步证明，国家内部的战时团结依然十分有限，其中的分裂很大程度上是由种族间的不和造成的。
如果说美国人努力支持经济和军事动员，是因为个人以及舆论都在宣传强调团结一致的必要性，这场战争不能也没有消除那些分裂美国人的经济、社会、宗教、种族或政治力量。这场战争倒是切实突出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尤其是在种族关系上的差距。战时很多宣传的核心内容中都可以看到美国价值观和纳粹德国价值观被并置在一起，这种并置具有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它让人们更加强烈地意识到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并把“将四大自由所定义的美国信条与美国个体生活的实际境遇相匹配”这一问题摆上了桌面。在战争期间，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成员数量从5万激增到40万，并且成立了种族平等协会，这些都体现了一种全新的呼吁，一种相信社会平等能够实现、美国的彻底民主化也能最终达成的新乐观主义精神。
显然，在“犹太人灭绝方案”计划面前，围绕盎格鲁—撒克逊理想所建立的美国国家主义再也站不住脚了。正如1943年《国家论》（The Nation）一书中所说，美国“不能对外与法西斯主义作战，却对国内的法西斯主义熟视无睹；我们不能打着‘为了民主和种姓制度’的旗号；我们不能在解放被压迫民族的同时，却压迫我们本国的少数民族群体”[11]。在这种社会气候下，“大熔炉”的观念逐步让位于一种更加异质化的国家概念，虽然期间也有挣扎。同时，要确保实现四大自由，美国就需要在民主理想方面从一味的守护转变为公开的进攻性战略。在此意义之上，如同二战时期的美国一样，冷战期间的美国同样面对着两个战场，一个在国内、一个在国外。战争结束时，美国尚能勉强维持着对内和对外政策之间的平衡，这一结果巩固——但有时也损害了战后美国保护国家利益和塑造国家身份方面的努力。
美国世纪
1941年，美国出版商亨利·卢斯（Henry Luce）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的著名文章，文中宣称“我们美国人并不快乐。我们对美国感到不满，对于自己与美国的关系也感到不满”。而卢斯认为，美国人应当是快乐的，因为相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美国人在物质上“显然是富有的：不仅衣食无忧，娱乐活动也很丰富，还有大量的休闲时间，我们非常富有”。在卢斯看来，美国政体存在的问题体现在人们的心理上。从本质上讲，这些问题又归结为一个事实：虽然“美国在20世纪成为世界上最强大、最重要的国家，但美国人却无法在精神上和现实中适应这个事实。因此，他们未能发挥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公民应有的作用”。卢斯控诉道：“这种失败已经给美国人自己以及全人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由于美国在自由世界和法西斯主义之间保持中立，卢斯试图唤起一种新的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愿景，这是一种真正美国式的愿景，它激励我们生活、工作，以活力和激情努力开创一个“美国世纪”[12]。
其他国家当然会对“美国世纪”这一说法颇有微词，不过，就连美国人自己也并非都会表示赞同。虽然美国人目睹着纳粹在欧洲的暴行，可能已经认识到这场战争比他们原先以为的更像是一场十字军东征，但他们却未必因此就像卢斯力陈的那样会去渴望“在全世界推行、鼓动、点燃所谓的民主准则”。卢斯呼吁加强国际主义，但对一些人来说这听起来太像帝国主义了。而其他人，例如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A. Wallace），虽传达了类似的主张，但也试图淡化美国在热爱自由的民主世界的主导地位。华莱士强调各国之间的国际合作这样一种面向全球的新政，追求的不是开创一个“美国世纪”，而是基于“人民的和平”这一理念去开创一个“普通人的世纪”。归根结底，这是一场伟大的圣战，其神圣之处不在于战争本身，而在于其意义，其胜利成果不是结束，而是追求自由的“人民革命”的开端。华莱士认为，这是“自由世界胜利的代价”[13]。
为了阐释美国尚未施行的推进全球民主化进程的主张，华莱士援引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为例加以说明。他认为正如这场自由与奴役之间的战争一样，二战也是“一场被奴役的世界和自由世界之间的斗争”。正如“1862年的美国必须在奴役和自由之间做出选择”一样，这场20世纪中叶为自由和民主的重生而打响的战争也必须有一个最终的结果。然而，对于美国来说，这两场战争之间的相似之处不只在于道德层面。1945年，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关键时刻，美国再度有一位总统在战争期间去世。这一年4月12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溘然逝世，消息震惊全国。
很少有人知道，罗斯福总统的健康状况一直在恶化；事实上，直到他去世，大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这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总统，1921年便已瘫痪。罗斯福不仅熟稔于操纵自己的形象，同时也擅长经营美国的形象，这一点从他对30年代的骚动和金融危机，以及对二战的创伤和混乱的处理中可以看到。十多年来，他带领美国朝着新的经济和思想观念前进，这些新观念使得美国超越了自身舒适地带的羁绊，超越了“山巅之城”的束缚，迫使美国在思考新政下国家与公民的新型关系的同时，也思考它在联合国和整个世界中的新型关系。罗斯福至今仍然被认为是与林肯一样伟大的美国领袖。在他逝世后，美国人再也听不到他在“炉边谈话”的广播中那抚慰人心的声音，听不到他提醒美国民众说他们在国际民主运动中担任着重要角色，也听不到他赞美“美国人民的杰出能力和能量”，让美国人民相信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自己都产生了影响。[14]
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带领下的美国进入战后世界后，它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这个国家应该，或者说能够继续产生多大的影响。当然，是美国通过毁灭性的力量结束了二战，于1945年8月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具有大规模杀伤性威力的原子弹。这些原子弹是曼哈顿计划的一部分，由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研发。原子弹给日本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和物质财产的损失：仅广岛就有约8万人死亡，整个城市约70％被摧毁。但这一事件还引发了其他的争议：原子能技术以及开发这个技术的国家计划不仅向未来的军事部署发出了挑战，也给国家、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带来了多层面的挑战。十多年之后，科学研究就已经改变了政治和公众的看法。赫伯特·胡佛将原子能技术描述为一种相对无害的技术——他称之为“最有潜力的进步动力之一”，宣称这种技术不仅可以应用于医学领域、延长人类寿命，也可以保卫国家安全。
虽然美国垄断的原子弹技术在战争中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对二战的结束也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其垄断地位在战后并没有持续多久。同样没能长久持续的，还有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于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雅尔塔会议中为未来国际合作和建立民主政府所绘制的蓝图。雅尔塔会议召开后不到一个月，苏联在罗马尼亚强制推行共产主义政权，明确表明苏联将会按照自己的议程行事，而不是听从什么同盟国。1945年7月，当由杜鲁门、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英国）和斯大林组成的新盟国阵营在波茨坦举行会议时，很明显，交战规则已经改变了。盟约已经摇摇欲坠，盟国间不再统一行动，而是各自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操控它们在欧洲的控制区内的政权更迭。
对于美国来说，美国担心已经饱受战火摧残的欧洲又面临被共产主义政权大规模接管的危险，因此采取了更为强硬的遏制手段，也就是所谓的杜鲁门主义，来对抗日益强大的苏维埃/共产主义政权。在这个变幻莫测的冷战时期，美国的鲜明立场就是要限制共产主义的蔓延。这是一场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一方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另一方则是给20世纪下半叶蒙上阴影的苏联集团。正如杜鲁门阐述的，世界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美国的“自由体制、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个体自由的保证、言论和宗教自由，以及免于政治压迫的自由”；另外一种是苏联式的“恐怖和压迫、严控的报刊和广播、预设人选的选举，以及对个体自由的压制”。杜鲁门坚称，只有“美国的政策才可以帮助那些正在奋力抵抗少数派武装镇压的自由人民……全世界保卫自由的人民，”他强调，“都希望从我们这里获取支持”[15]。
尽管杜鲁门的声明中暗示要进行军事干预，但美国却最先在金融方面展开了冷战。美国实施了马歇尔计划（因其主要提出者为前美国陆军参谋长、时任国务卿的马歇尔而得名），这个计划实质上遵循的依然是罗斯福提出的发展国际合作的路线图。马歇尔计划虽然被批评家谴责为一种隐蔽的“军事计划”，但实际上是一个旨在帮助欧洲经济复苏的经济计划。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欧洲经济一旦重新振兴，便可以再度购买美国市场的产品，这样也能推动美国经济的发展。它的宣传口号是“繁荣带给你们自由”，或者可以说至少能摆脱共产主义，这才是马歇尔计划的重点。马歇尔计划是资本主义对共产主义的终极回击。这项计划不但本身是成功的，同时也象征了美国一定程度的成功。美国当然能负担1948年通过的《经济合作法案》中的规定，拨款130亿美元用于海外援助；但美国后来却无法承受其自身形象与理想之间的冲突。自由是美国对世界各国人民的承诺，但在美国国内，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仍然是难以实现的。
不过，在冷战初期，双方刚刚开始发起言辞攻击的时候，美国国内还是有一幕爱国场景正在上演，其规模之大，只有美国能够实现，那就是环游美国的自由列车。自由列车由7节红白蓝三色的车厢组成，牵引整个列车的火车头被命名为“1776精神”。它搭载了精心挑选的美国重要文献，包括《五月花号公约》、《独立宣言》、《解放奴隶宣言》和从硫磺岛带回的美国国旗。在1947—1949年间，自由列车的车轮驶过了美国的每一个州。它拥有自己的主题曲，由欧文·柏林（Irving Berlin）创作，由宾·克罗斯比（Bing Crosby）和安德鲁斯姐妹（the Andrews Sisters）演唱：“自由列车来了/你最好快出来吧/就像保罗·里维尔一样/列车就要来到你的家乡。”它甚至还推出了自己的漫画集《奇迹队长和自由列车》（Captain Marvel and the Freedom Train）。自由列车环游美国的时候，几乎当时流行的每一个漫画系列中的人物，从米老鼠到莱尔·阿布纳（L'il Abner），都曾在漫画中去过自由列车。自由列车极受欢迎，参观者达到了约350万人。这些游客被鼓励进行自由宣誓，并在自由卷书上签名。这些卷书后来被呈送给杜鲁门总统。这场巡展声称：“自由关乎每一个人。”
当然，自由列车蕴含的观念并无新奇之处。19世纪内战期间举办的卫生展会上也展出过具有爱国象征意义的文献、国旗以及武器，以提醒民众关注迫在眉睫的国家问题；二战期间，《美国袖珍书》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同样，自由列车代表了一种在冲突中寻求共识的渴望，这种冲突并不是真枪实弹的战争，而只是观点上的冲撞。然而，自由列车所到之处却依然四面楚歌：这个国家刚刚解决了复员军人的问题，又面临着钢铁、采矿、汽车和铁路行业中更多的罢工。事实上，自由列车开启的前一年，一场全国性的铁路罢工甚至使得总统建议将罢工者征召入伍。但问题还远远不止于此：卢斯和华莱士曾经思考过的美国新的全球责任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1949年9月，苏联的原子弹爆破试验取得成功，比美国人所预料的提前了许多，让解决这个问题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图60）。1949年1月，自由列车驶进华盛顿特区，在杜鲁门的就职演说中结束了旅程。但过了不到一年，且不说自由，就连美国是否还有未来都很难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
1949年，美国失去了原子弹的垄断地位，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国共内战的胜利，这导致美国在复杂的冷战格局中更加危机四伏。从国际角度来看，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国家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为其成员国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互相保护，但对美国来说，保障外部安全只是打赢冷战的一个方面。从美国国内来看，虽然人们认为共产主义会威胁到美国身份认同的根基，但事实上，更能牵制美国的似乎是核威胁。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朝着更强调包容性的公民国家主义的信条前进，很多美国人不再害怕外来者的威胁，反而开始担忧那些业已成为美国公民的人们；简言之，美国人对“内部的敌人”感到特别困扰（并且到今天在某些方面仍然如此）。这就导致了50年代新的“红色恐怖”的出现，它比起一战后的红色恐怖更加极端也更加充满矛盾，从长远来看，明显受到共产主义威胁的美国自由也会因此遭受更大的破坏。
从第二次“红色恐怖”中可以很明显看出第一次的影子，但其所处的社会背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二战结束后，没有一位总统能像当年的沃伦·哈定那样对美国做出恢复“常态”的承诺，杜鲁门也没有做出尝试。事实上，杜鲁门在1947年3月已经发表了他的“遏制政策”演说，宣布启动联邦雇员忠诚计划，阻碍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进入政府部门工作，这当中传达的政治风向十分明显。在自由列车的旅程中，自由宣誓仅仅是自由列车体验活动中一项带有娱乐和教育性质的活动，但效忠宣誓却成为美国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美国人以前也有过类似的宣誓经历，但只是在武装冲突的战争时期。而这种宣誓出现在冷战之中，就表明美国真正展开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有战争，就会有人员伤亡。杜鲁门的9835号总统令发起了对联邦雇员的“忠诚度调查”，令几百人失去了工作。这个数目并没有多么惊人，因为总共被调查的人数超过400万。不过，“忠诚度调查”造成了广泛的负面影响，这才是它带来的最严重的伤害。
图60 照片展现了1945年8月9日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景象。1945年之后，核试验也并未停止，最著名的核试验发生在1946—1958年的马绍尔群岛比基尼环礁。二战之后几十年间，核威胁给这个世界造成的阴影如何评价也不过分；直到21世纪“反恐战争”的背景下，核威胁才成为了一种低层次的威胁。在当时的文艺界，内维尔·舒特针对这种威胁创作了末日小说《海滩上》（1957年），这部小说又在1959年被改编为电影，由弗莱德·阿斯泰尔和阿娃·加德纳主演。当然，最著名的还要算斯坦利在1964年导演的讽刺电影《奇爱博士》。这一主题的文学作品可以一直追溯到19世纪末放射线被发现之时，罗伯特·克罗米的小说《世界末日》（1895年）以及此后许多的小说和电影。在这些作品中，核毁灭要么本身就是一种威胁，要么就是在隐喻现代世界中的焦虑感。不过，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核恐惧却不是什么隐喻，借用T.S.艾略特的诗句来讲，人们切实担心这个世界结束的方式并非郁郁而终，而是顷刻间轰然落幕。
1938年的“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原本是为了阻止纳粹对美国社会的渗透成立的。在冷战期间，这个委员会将注意力转向了共产主义的威胁，并且获得了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领导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鼎力支持，以及负责美国国际安全事务的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新成立的机构的支持。该委员会的成员既然肩负着探寻危险来源的职责，也就不可避免地找到了危险所在。不仅如此，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制造了全国范围内反对共产主义的狂热情绪。1950年初，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R. McCarthy）宣布，他有一份为美国国务院工作的共产主义支持者名单，总计约200人，这一反共运动因此被冠以“麦卡锡主义”
（McCarthyism）之名。实际上，这份名单从未具体公布，但人们对于共产主义可能颠覆美国民主政府的恐惧却进一步加深。当然，不是说颠覆的风险并不存在；的确存在着这样的风险，但却不会像联邦调查局和“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调查听证中所说的那样，在大学宿舍或好莱坞电影业集中存在。
1949—1950年间，美国前国务院政要官员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被指控为共产主义间谍并接受（两次）审判，反共产主义由此成为战后美国的一种文化和政治力量。希斯最终因伪证罪被判刑五年，但真正引起美国和全世界关注的还是希斯被指控的过程。正如知名记者阿利斯泰尔·库克（Alistair Cooke）在《被审判的一代》（A Generation on Trial，1951年）这本书中所言，希斯案件具有典型性，其审判过程引人关注，审判结果也让人觉得不祥。而希斯到底是否有罪这一点随着英国科学家克劳斯·富克博士因向苏联泄露核机密被抓而变得更加争论未决。克劳斯·富克（Klaus Fuch）博士的招供导致了朱利叶斯·罗森伯格和埃塞尔·罗森伯格夫妇（Julius and Ethel Rosenberg）被捕，并且被定罪为间谍共谋罪而处以死刑。由于当时定罪的证据存在争议，这起案件成为可能是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起反共定罪案。二战期间，英美联合发起了维诺那计划，合作进行秘密情报的破译工作，旨在拦截和抵御苏联的威胁。但事实上，根据维诺那计划披露，朱利叶斯·罗森伯格的确从事了间谍活动，向苏联泄露了核机密。
秘密情报工作的问题就在于它倾向在事实缺席的情况下煽动公众的恐惧，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鼓励公众的偏执。而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无需鼓动，就已经拥有了足够的恐惧和偏执。毫无疑问，在原子弹研究的问题上，苏联人的确危及美国的安全，但麦卡锡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帮助下，将（也许是不可避免的）苏联间谍活动造成的威胁上升为美国内部普遍的颠覆破坏行为，还把这种潜在的颠覆与自由派左翼联系在一起，最终导致了弥漫全国的恐惧。这个过程成功地混淆了间谍和颠覆的区别，并且制造了笼罩战后美国的恐惧气氛，被加拿大政治学家雷吉·惠特克（Reg Whitaker）称为“冷战魔力”。
当然，这并不是美国第一次经历“红色恐怖”，早在19世纪就出现过“偏执狂风格”的各种颜色的恐怖，但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现象被扩大了：伴随红色恐怖而来的还有粉红恐怖、淡紫色恐怖和黑色恐怖，后三种恐怖分别引发了争取妇女权利、同性恋权利和非裔美国人权利的运动。对这些运动而言，冷战或许并不是唯一的催化剂，因为50年代不仅弥漫着对于被颠覆的恐惧，还有对“大政府”的再度批判的声音和罗斯福新政反对者对社会主义国家危险性的警告。1950年，照明电力公司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刊登了一则广告，提示读者警惕其所称的“这种朝向社会主义政府的行动”。在这则广告中，一个年轻男孩手捧四件象征“四大自由”的物品：一本圣经、一把钥匙、一支铅笔和一张选票单，通过这四样物品美国人也许能够抵抗那些威胁到他们自由的力量。不过，其中那把钥匙究竟象征着关闭一扇门，还是打开一扇门，就无从得知了。
虽然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营销手段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但它还是在1954年宣告结束。在许多方面，麦卡锡主义都代表了一种保守的国家主义。当麦卡锡煽动性的野心被注入1952年共和党的竞选活动中之时，就产生了一种本质上自私自利的颠覆幽灵。新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虽然憎恶麦卡锡，却也意识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政府需要公开表示信任麦卡锡指控。而当时的美国民众也期望看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仍旧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急切盼望在战后世界中站稳脚跟。但不过，这种不稳定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在陷入危急的时候，美国总是倾向于向自己内部发起攻击，代表民主阴暗面的麦卡锡主义只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事例。虽然美国社会深陷共产主义的颠覆恐惧中无法脱身，“红色恐怖”的余波仍然广泛存在，但在另一个问题上，许多美国人不愿再遵从传统的规范，即种族不平等。
当卢斯和华莱士正在思考普通民众为美国世纪带来了何种可能与挑战时，瑞典经济学家贡纳尔·默达尔（Gunnar Myrdal）思考的却是美国长期存在的种族关系问题。1944年，他出版了名为《一个美国人的困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的详尽报告。这本书从很多方面谴责和控告了美国，尤其是美国南方的不平等问题，具有巨大的影响力。默达尔指出，美国信条信奉人人享有自由和机遇，而南方的种族不平等问题违背了这个信条。很少有南方人会喜欢默达尔对于南方的描述：一个“乏味、不安全”的偏远之地，“情绪化的清教徒宗教”四处盛行，到处都是“对性的不健康强调”。这位经济学家总结道，在南方以暴力和恐吓的方式控制非裔美国人的行为中，所有这些因素都发挥着作用。[16]
当然，几位当时的南方作家，不管是小说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还是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都对美国南方性和暴力的关系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但小说在描写中为读者制造了一定的浪漫元素，而经济学家长达1000多页的报告则不包含这种成分。默达尔从私刑制度和法律制度等方面，展示了美国南方的黑人和白人如何被困于一种充满恐惧和侵犯的破坏性关系中。这种关系因为奴隶制而出现，因为美国人对贫穷、犯罪以及社会隔离的广泛态度而得以延续。实际上，种族歧视的确不是默达尔所指出的唯一困境，但在冷战时期，它占据着主导地位。
默达尔的报告出版三年之后，由杜鲁门设立的美国民权委员会发布了《保障这些权利》（1947年）。虽然没有像《一个美国人的困境》那样卷帙浩繁，但它更广泛地评估了美国少数族裔，其中包括美国印第安人、美国保护国中的公民、日裔和非裔美国人，以及墨西哥移民。这份报告呼吁联邦政府针对种族隔离采取行动。报告中称，种族歧视不仅与“美国信条”相违背，而且不只危及那些饱受歧视的族群，还对整个国家的民众健康与幸福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同时，报告严厉批评了“隔离但平等”的信条，认为“这种在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都普遍存在的种族隔离将南方公民从出生到死亡的日常生活都一分为二”。报告指出，这种所谓的“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是“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神话之一，因为它几乎总是对的。隔离当然是真的，但是，这些设施根本就不是平等的”。它还写道：
“隔离但平等”的信条之所以被定罪，是基于如下三个理由：它违反了美国传承的平等精神；它是无法操作的，因为历史证明，由于隔离导致的服务不平等无所不在；它将种族隔离制度化，并且就算是无可争议的证据表明种族间的正常交流能够促进社会和谐，它也不会做出任何改变。
这份报告在结尾处对美国历史进行了简要的回顾。报告中写道，“回溯历史，美国曾有两次发现有必要反省公民权利的状况”：第一次是在宣布独立和通过《权利法案》期间，第二次是内战期间。报告声称，“我们深信，第三次重新审视公民权利的时刻已经到了”，这样做“既是出于良心、自身利益，也是为了在这个充满威胁的世界中生存。或者换一种说法，”它总结道，“我们有道德上的理由，有经济上的理由，也有国际方面的理由相信现在就该付诸行动”[17]。
这份报告说服了杜鲁门，但没能说服国会。然而，战争总能为那些试图推行不受欢迎的法案的美国领导人提供难得的机遇，冷战也不例外。因此，杜鲁门在1948年正式取消了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制度。在冷战时期，杜鲁门意识到，美国人所信奉的理念与他们默许的行为之间不能存在巨大的差异。遗憾的是，种族隔离并没有因为这一项法案而结束，前路仍旧漫漫。不过，就在两年后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美国派出参战的不再是种族隔离的军队，而是黑人与白人混编的军队。从时间上讲，朝鲜战争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越南战争之间，从冲突规模和产生的影响上讲，朝鲜战争也不及这两次战争，因而常常会被人们所忽略，但这场战争在不少层面上却都具有象征意义（图61）。朝鲜战争不但是美军解除种族隔离制度后参加的第一场战争，还是冷战进行到1950年夏天为止发生的首次武装冲突。由于共产主义国家朝鲜入侵反共产主义的韩国，美国采取了第一次遏制行动，与朝鲜和中国发生正面冲突。
图61 《华盛顿朝鲜战争纪念园》（彼得·威尔逊摄）。很多年以来，朝鲜战争几乎已经被人遗忘。不过，这座纪念园却有意强调这场战争中的美国军队是由多个种族构成的。纪念园内有19座雕塑，所有都比真人要大，高2.2米，组成侦查时的箭头方阵。其中包括12名白人、3名非裔美国人、2名西班牙裔美国人、1名东方人和1名美国土著。这些雕塑同时也体现了当时美国军队中的不同军种，其中包括14名陆军、3名海军陆战队士兵、1名海军军官和1名空军士兵。建造这种纪念园在20世纪50年代是很难想象的。这个纪念园的建造历经几十年的讨论，最后于1995年落成完工。
1950年以后，至少从军队的面孔上，世界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美国。而在美国国内，要实现完全的平等还有一段路要走。就其发生的时机而言，朝鲜战争是冷战中的间歇期；就其对美国国内的影响而言，它又是一个转折点。1953年，斯大林逝世；美国与朝鲜签署停战协议；朱利叶斯·罗森伯格和埃塞尔·罗森伯格被处以死刑；非裔美国作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在他的半自传体小说《高山上的呼喊》（Go Tell It on the Mountain）一书中探讨了种族歧视和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这些事件使美苏关系暂时得到缓和，但仍有许多美国人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与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而想要在这场冲突中取得胜利，首先就要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次年，美国在这一方向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最高法院在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的带领下一并审理了5起由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发起的案件，这些案件日后被称为“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1954年）。
这几起案件依据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建立起的违宪判例，对学校种族隔离制度发起挑战，案件分别涉及堪萨斯州、华盛顿、特拉华州、弗吉尼亚州和南卡罗来纳州。最高法院援引了诸多论据，其中一个便是默达尔在《一个美国人的困境》一书中的论述。最终，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在公共教育领域，‘隔离但平等’的信条并不适用，”判决称，“种族隔离的教育措施本质上就是不平等的”，它剥夺了非裔美国儿童“被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的权利”[18]。
布朗一案的判决是彻底废除种族隔离的第一步，也是走向包容、无歧视的公民国家主义的第一步。然而，迎接它的却不是全体民众的欢呼，规避者反而远多于实施者，尤其是在南方。南方的情况和默达尔描述的仍旧并无二致，针对黑人的暴力行径依旧十分普遍。布朗案发生的第二年，一个骇人听闻的案例见证了南方白人为了捍卫白人至上论，究竟能做出什么事情来——14岁的黑人男孩埃米特·蒂尔在去密西西比探望亲戚时被折磨致残，最后又被残忍杀害。就在同一年，非裔美国人拒绝接受白人冠以他们的“二等公民”称号，通过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公车抵制运动向公交设施方面的种族隔离发出抗议。就在艾达·威尔斯被赶出白人专用车厢的70多年后，黑人活动家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也因拒绝在公车上给白人让座而遭到了逮捕。
罗莎被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评价为“蒙哥马利最好的一位公民”（她还在2000年被评为20世纪百名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反对这次逮捕行动的人群迅速聚集，由此也形成了黑人教堂领导黑人民权运动的传统，一直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后来成为非暴力反抗种族歧视运动的化身的马丁·路德·金在抵制运动之初，组建了南方基督教领袖协会。这是一个致力于废除种族隔离的压力集团，虽然势力强大，但仍然面临着一场艰苦的斗争，因为抵制运动在持续一年之后最终迎来的不过是最高法院裁定布劳德诉盖尔案（1956年）中的公交种族隔离法违宪。尽管这是美国公民身份变得更加包容的又一个里程碑，然而，对于那些始终坚守盎格鲁—撒克逊人阵地的白人而言，公车抵制运动只不过进一步激起了他们的敌意。
最后的边界
1957年，就在蒙哥马利公车抵制运动结束后的第二年，美国在冷战期间的国际意识形态与其保守的盎格鲁—撒克逊观念之间发生了首次激烈冲突。在这一年，苏联发射了“伴侣号”人造卫星，阿肯色州小石城中央中学则表明反对“布朗案”的判决结果。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伯斯（Orval Eugene Faubus）宣称，如果小石城中央中学被迫取消种族隔离制度，鲜血将流满街道。他的说法并非完全是耸人听闻：白人孩子抗议与黑人同在一间教室学习；辱骂试图进入学校的黑人学生（这些黑人学生最终在第101空降师护送下进入学校）。诸如此类事件的媒体报道本不该出现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然而在此后的几年中，南方一些地区似乎完全忘了媒体对他们的种族歧视行为的报道可能会被其余美国人民看见，更不用说会被整个对此感到惊恐却又十分关注的世界看到。随着20世纪50年代末印刷媒体兴起，无线电广播走进千家万户，电视逐渐开始主导现代生活，美国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全球玩家的所作所为，都被全世界看在眼里。
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全球观众更多关注的是发生在欧洲、亚洲和中东的事件，而非蒙哥马利或是小石城。尽管在美国人看来，后殖民主义时代的世界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存在被共产主义者控制的风险，但苏联继任总统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对斯大林的行为提出谴责，似乎为美苏两国建立更加平衡的关系提供了可能。显然，美国并不总是要插手共产主义的每次行动，比如在1956年，苏联镇压匈牙利反共起义，美国便无动于衷。而同一时期，在中东的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美国却主动地促使英法撤军，为保护这一石油富裕地区的稳定承担起更大的责任。
1957年1月，艾森豪威尔表明了美国在中东事务中的立场，强调美国有责任“在任何国家面临共产主义武装侵略时，为其捍卫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提供援助”，这便是之后为人们所熟知的艾森豪威尔主义。他还在论述中提到了美国人在二战结束后为“追求自由”而做出的生命和金钱上的“牺牲”，并强调“绝不会让这些牺牲白白浪费”[19]。但与此同时，认为美国为了维护全球稳定，也为了维持美国作为世界自由捍卫者的形象，而要承担起消除前殖民政权影响的重担，这种主张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就在艾森豪威尔的任期即将结束之时，小石城发生种族动乱，美苏僵局又因为苏联发射“伴侣号”而延伸至外太空。美国人需要担忧的问题不再仅仅是中东地区的稳定。
“伴侣号”的发射在美国媒体和政坛都引发了风暴。一些美国人将这一事件与珍珠港事件相比，这显示出在美国的科技与社会优势受到挑战时，美国人会像对待国家安全问题一样严肃。以林登·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为首的民主党人抨击艾森豪威尔，认为他没能保证美国在全球与外太空的优势地位。在某些圈子里，人们贬损却精炼地将白宫称为“那位著名士兵的坟墓”。约翰逊认为：“在冷战这一关键战场上，无法主宰太空就意味着在任何领域都要稍逊一筹。在全世界看来，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国家就是这个时代的主宰者，第二个进入太空的国家则在任何方面都将位居次席。”毫不意外，约翰逊的观点与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不谋而合。后者遗憾地表示，美国未能“赶在苏联之前完成载人登月计划”，这一成就本来“不仅能奠定西方世界的绝对技术优势，还能建立起巨大的心理优势。月球对于太空旅行和太空战具有战略意义，如果西方世界的联合国能够率先登月、宣誓主权，将能创造更伟大、更持久的价值”。
用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的话来讲，它希望“在全球领导权和外太空科技、军事霸权的竞赛中，追赶并最终超越苏联”。艾森豪威尔终于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他宣称：“苏联之所以可以成为有史以来最独特的威胁，是因为其无处不在。任何一项人类行为都被其压缩成用以对外扩张的武器。贸易、经济发展、军事力量、艺术、科技、教育，所有的思想……苏联在发动一场彻底的冷战。”[20]他批准发起一项名为“水星计划”的载人航天计划，并建立起一个新的联邦行政机构，负责应对“伴侣号”带来的挑战。1958年，资金短缺的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被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取而代之。同时，国会中也新增了参议院航空航天专门委员会和众议院科技航空委员会两个常设委员会。
对未来的美国总统与美国国民而言，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政治遗产和他在面对苏联太空项目时遭受的所谓失败，都被证明影响深远。1960年，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成为美国首位天主教总统。人们起初视其为一个新的开始，正如肯尼迪本人所描述的，火炬传递到了“新一代”的手上，这一代人“出生在本世纪，既经历了战争的锤炼，也在艰难苦涩的和平中得到了磨炼”。不过，正如肯尼迪所言，年轻的一代人虽然拥有根基深厚的美国革命传统，却是在冷战的背景之下得以形成。在其著名的就职演说中，肯尼迪犹如一位冷血战士，承诺他的国家“为了确保自由的延续和胜利，将不惜代价，不论忍受何种重负、应对何种艰辛、支持何种朋友、反对何种敌人”。[21]然而，肯尼迪的冷战理想却与小说家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观点相去甚远。凯鲁亚克在其著名的自传体小说《在路上》（On the Road，1957年）中驳斥了中产阶级的人云亦云，并认为肯尼迪所说的年轻人能在美国的“古老传统”中提升自我的看法纯属无稽之谈，恰恰相反，这些年轻人根本不明白美国正在走怎样一条下坡路。
由于战争年代的婴儿潮，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出现了青年文化的迅速崛起，但这种文化的影响需要放在当时的背景下才能被理解。尽管美国的总人口在增长，但二战后的出生率却在大幅降低，1955—1975年间，降低了1/3以上。不过，死亡率也在下降，平均寿命比战前更高，由1940年的62.6岁上升至1960年的69.9岁。简而言之，美国的人口已经开始出现老龄化，从统计学意义上讲，这就导致美国青年一代被边缘化，而这与他们的文化地位并不匹配。如果从更宽泛的文化或教育角度来看，他们则是享有特权的一代人。《退伍军人权利法》曾为二战和朝鲜战争退伍军人提供学费与生活费，尽管该法案在1956年被废除，但是美国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势头并没有因此减弱。1940—1970年，美国大学的数量近乎翻倍，入学率几乎达到了之前的3倍，并因此创造出一种对美国、美国国家主义、美国国际身份别有见地的校园文化。
这种文化很大程度上受到20世纪50年代“垮掉的一代”影响，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有凯鲁亚克（生于1922年）、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生于1926年）和威廉·伯勒斯（William S.Burroughs，生于1914年）。他们在毒品的迷雾中反抗物质主义和军国主义，认为这些会毁灭美国人的信仰。自然，他们的回应也被毒品所影响。金斯伯格在他的著名诗歌《嚎叫》（Howl）中写道：“我看见这一代人最杰出的头脑正毁于疯狂/饥肠辘辘赤身裸体歇斯底里/拖着身体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寻求狠命的一剂。”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处都是愤怒的年轻人，当然，这一现象并非美国独有，但却在美国产生了特殊的共鸣，因为这个国家在当时的一些公民看来，正是一个自满与堕落、物质富足与道德贫乏共存的国家。
然而，另外一些人眼中的美国却与此恰恰相反。1959年，肯尼迪当选前夕，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博览会中，时任美国副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与赫鲁晓夫即兴进行了著名的“厨房辩论”，尼克松表达了对美国现状的自满，突显了美国经济如何繁荣，人民如何安居乐业。借助略显过头却具有象征意义的现代厨房陈设，尼克松强调了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之于共产主义的优越性，以及经济富足的力量之于意识形态下的经济收缩的优越性。赫鲁晓夫自然对经济力量不屑一顾。美国人却认为这一切理所应当。即便如此，这场辩论仍有很多积极的方面。
在战争结束至1960年这段时间内，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在冷战期间，联邦政府毫不意外地没有削减国防开支。与此同时，在信贷业务与信用卡服务的快速普及的推动下，居民消费支出同步增长。当总是习惯着眼未来的美国人，如今甚至能够先拿到商品后付款。简而言之，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繁荣的速度之快，堪比20世纪20年代。如果说爵士乐是20年代的主旋律，那么摇滚乐则在60年代唱响了激动人心的声音。“摇滚之王”埃尔维斯·普雷斯利（Elvis Presley）的歌声最初飘扬在唱片中，1956以后，其身影也开始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二战结束时，只有大约16000名美国人拥有电视这样的奢侈品，随着美国城郊家庭数量的增长，到了1953年，他们当中已经有2/3拥有电视。郊区生活还意味着大多数美国家庭都拥有了汽车。汽车给美国，尤其是城市地区带来了空气污染问题，而战后大量民众逃离城市去往郊区，也导致了城市中心区域的没落。对美国而言，人口流动是需要付出代价的。50年代至60年代间，美国人口的流动性非常强。1960年，有超过1/4的人口离开了他们的出生地，去往其他地方居住。因此，当凯鲁亚克寻找美国时，他直接走上了公路，也就并不奇怪了。
肯尼迪在寻找美国时，将目光投向了边疆，也就是他所说的“新边疆”（New Frontier）。他没有将那里描述为“一连串的许诺”，而是描述成“一连串的挑战”。肯尼迪坚称，美国已经经历了“智识与道德的滑坡”，很容易混淆“合法与合理”这两个概念。他承诺会让美国重回正轨，要带领美国来到一个新的边疆，在这个边疆之外，存在着“尚未涉足的科学与太空领域，尚未解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尚未征服的无知与偏见地带，尚无答案的贫困与过剩问题”。他宣布，美国正处于“历史的转折期。我们必须再次证明，这个国家——或任何一个相同建制的国家——能够屹立不倒”。肯尼迪的演讲模仿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但美国这次面临的挑战不再是南方邦联，而是“一心谋求发展的共产主义体系”。
在最后一点上，肯尼迪只说对了一部分。他当选总统的那年年初，南方爆发了民权抗议。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的黑人学生决定在当地“只供白人就餐”的伍尔沃斯午餐柜台前坐下用餐，在遭到驱逐时也不愿离开。他们的坚持最终获得了回报。尽管花了5个月，伍尔沃斯连锁店才答应终止午餐柜台上的种族歧视，但这是黑人争取平等之战的又一次胜利，并且其时机也十分重要。
1960年，南方人，至少是南方白人已为南北战争百年纪念做好了准备。就在一个世纪前，南方为了捍卫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主导地位、捍卫奴隶制度而与北方交战。那时候，奴隶制一词被包装在了“州权利”这样令人费解的宪法条文中。而当联邦军队抵达小石城，执行最高法院对“布朗案”的判决时，奴隶制的捍卫者又公然出现。即使面对着20世纪60年代国内越来越多废止种族隔离的声音，这些捍卫者也不会善罢甘休。午餐柜台抗议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年，第一批“自由乘车运动”的参与者前往南方。这些自由乘车者在种族平等委员会的组织下，乘坐巴士深入美国南部，考察在公共交通上取消种族隔离的法案是否得到了落实。自由乘车者在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等地遭到频繁的暴力袭击。在亚拉巴马州安尼斯顿市，他们乘坐的一辆巴士遭到了燃烧弹袭击；在伯明翰，自由乘车者也遭到了三K党的袭击。次年，黑人学生詹姆斯·梅雷迪斯试图进入密西西比大学，一名暴徒挡住了他的去路。正如艾森豪威尔当年一般，肯尼迪也不得不派军队平息暴乱。
令人心酸的是，60年代初期非裔美国人的大规模抗议与同一时期白人对平等权的强烈抵抗，均发生在重现内战场景的纪念活动与邦联失败庆典的背景下。民权本来是庆典活动的重要主题，但是黑人代表却被挡在举行内战百年纪念活动的查尔斯顿市宾馆外，这让整件事情开局不利。接下来也没有任何改观。人们寄希望于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1月1号发表《第二次解放奴隶宣言》，但这也宣告破灭，因为肯尼迪拒绝去林肯纪念堂参加纪念仪式。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抗议与暴力继续发酵。
1963年5月，暴力冲突在伯明翰达到顶峰。当地警方使用消防栓、警犬和警棍袭击非裔美国人和黑人小孩的画面在电视上播放，目睹这一幕的美国人大为震惊和愤怒。次月，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外勤秘书长、曾在欧洲打过仗的二战老兵梅加·埃弗斯（Medgar Evers）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被枪杀。1963年8月28日，约25万美国人参与了华盛顿的政治游行（图62）。这次游行呼吁人们关注的不仅是非裔美国人在南方遭受的种种暴力，还有黑人在就业、住房、教育等各个方面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最终，将林肯1863年颁布的《解放奴隶宣言》重新带回人们视线的，是马丁·路德·金，而非肯尼迪。“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依旧没有自由。一百年后的今天，在种族隔离的镣铐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下，黑人的生活备受压榨。”马丁·路德·金说出了他的那句名言：“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
图62 《华盛顿民权游行》（沃伦·莱弗勒，1963年8月28日）。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3128）。
肯尼迪付出了多少努力来实现马丁·路德·金的梦想，我们永远也无法得到答案。一直以来，美国人过分关注冷战，过分担忧“勇往直前”的共产主义者，而没有闲暇去对付本国那些全心全意捍卫种族隔离的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亚拉巴马的暴力事件和华盛顿的游行已经开始冲击美国人的良知。在遏制共产主义方面，肯尼迪所付出的努力鲜有成效，在1961年的“猪湾事件”中，美国试图入侵古巴，推翻菲德尔·卡斯特罗政权，但却遭遇失败。更让全世界担忧的是，这次事件最终导致了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美苏关系因此陷入死局，随时可能引爆核战争。直到1963年的夏天，肯尼迪才开始为冷战降温，将注意力转移到民权问题之上。同年6月，他公开承诺将推动联邦政府执行废除种族隔离的法案。然而，他没能亲眼见证1964年民权法案的通过，就在1963年11月22日遇刺身亡。在整个总统生涯中，他为一代美国人展现了希望，弱化了恐惧，然而这一代人目前所面临的边疆，远非尼克松口中的新边疆，而是如同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那样，充满暴力和未知。
注释：
[1]Anonymous (300 soldiers) to the Editor, Baltimore Afro-American, November 23, 1942; Pvt. Norman Brittingham to Truman K. Gibson, Jr., July 17, 1943, both in Phillip McGuire (ed), Taps for a Jim Crow Army: Letters from Black Soldiers in World War II (1983. Reprint.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3) 11, 18; Anonymous Maryland Black Soldier to the Secretary of War, October 2, 1865, in Ira Berlin et al. (eds.), Freedom: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Emancipation, 1861-1867, Series II, The Black Military Experience (New York 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 654; James Henry Gooding to Abraham Lincoln, September 28, 1863, in Corporal James Henry Gooding, On the Altar of Freedom: A Black Civil War Soldier's Letters from the Front, ed.Virginia M. Adams (Amhers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1) 120.
[2]Anonymous, to Mr Carl Murphy, June 26, 1943, in McGuire, Taps for a Jim Crow Army, 42-44.
[3]Franklin D. Roosevelt,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6, 1942, available at: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6253 (August 1, 2010).
[4]Roosevelt, Annual Add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January 6, 1941; and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41.
[5]Philip Van Doren Stern (ed.), The Pocket Book of America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42), Introduction by Dorothy Thompson, v, vii.
[6]Edward Everett Hale, “The Man Without a Country, ”in The Man Without a Country and Other Stories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 1995) 7-8.
[7]Langston Hughes, “My America, ”Journal of Educational Sociology, 16:6(February, 1943) 334-336, quotations 336.
[8]General George C.Marshall, “Speech to the Graduating Class,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May 29, 1942, ”available at: https://www.marshallfoundation.org/Database.htm (August 10, 2010).
[9]GI quoted in Paul Fussell, The Boys' Crusade, American G.I.s in Europe: Chaos and Fear in World War Two (London: Weidenfeld＆Nicolson, 2004) 41.
[10]New York Times, August 8, 1943.
[11]“Defeat at Detroit, ”The Nation, July 3, 1943: 4.
[12]Henry R. Luce, “The American Century, ”Life, February 17, 1941, reprinted in Michael J. Hogan (ed.), The Ambiguous Legacy: U.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American Century, '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 20, 26.
[13]Henry A. Wallace, “The Price of Free World Victory, ”in Russell Lord (ed.), Democracy Reborn (New York: Reynal and Hitchcock, 1944) 190.
[14]Franklin D. Roosevelt, “Fireside Chat 36, ”June 5, 1944, available a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6514 (August 20, 2010).
[15]Harry S. Truman, “Special Message to Congress, ”March 12, 1947, available at: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2846＆st=＆st1= (August 20, 2010).
[16]Gunnar Myrdal, An American Dilemma: The Negro Problem and Modern Democracy (1944. Reprint.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3) 562.
[17]To Secure These Rights: The Report of the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Civil Rights (1947), available at: https://www.trumanlibrary.org/civilrights/srights1.htm(August 22, 2010):) 80, 82, 87, 139.
[18]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347 U.S. 483 (1954), available at: https://caselaw.lp.findlaw.com/scripts/getcase.pl?court=US＆vol=347＆invol=483 (August 22, 2010).
[19]Dwight D. Eisenhower, “Special Message to Congress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January 5, 1957, available a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1007＆st=＆st1= (August 23, 2010).
[20]Dwight D. Eisenhower,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January 9, 1958, available a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11162 (August 23, 2010).
[21]21 John F. Kennedy,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1960, available at: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ws/index.php?pid=8032 (August 23,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