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一块大陆中的一片。美国是一群控股公司，是一些工会组织的集合体，是一套小牛皮封面的法律书，是一个广播网，是一群连号的电影院……美国是一帮穿着制服被埋葬在阿灵顿公墓的人。美国是你离家后的通讯地址上最后的那几个字母。但是多数情况下美国是人民的言论。
约翰·多斯·帕索斯，《美国》，1938年
1921年11月9日，星期三，持续的降雨和灰蒙蒙的天空让人难以看清波托马克河上正在溯河航行的海军奥林匹亚号。这艘船之前是海军准将乔治·杜威（George Dewey）的旗舰，由于在美西战争期间马尼拉湾战役中的表现而名声大噪。这一次，它将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无名美国士兵的遗体运回国，这也是它在退役前的最后几次行动之一。在一片灰茫之中，旁观的群众不大看得清船的轮廓，却还是能够根据奥林匹亚号经过时礼炮的鸣响声判断出船的位置。船上运送的灵柩将会停放在华盛顿国会大厦的圆形大厅供公众瞻仰，夜里也会有仪仗队守灵。据媒体报道，遗体抵达时举行了简短的典礼，出席人员仅有总统沃伦·哈定及其夫人、潘兴将军以及其他几位军队高官。第二天，阴云散去，在官方正式敬献花圈之后，人群开始涌来凭吊。据《纽约时报》报道，前来凭吊的人群真正是一条“人性的河流，美国的男女老少，那些继承传统的美国人，那些上帝的选民”，“是这个国家流动的生命线——一条缓慢但势不可挡的人性的湍流，涌来为在法国阵亡的美国士兵的英勇作证”。
图49 阿灵顿公墓无名烈士葬礼上的群众（1921年）。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1754）。
第三天正是休战纪念日，在这天，这位无名士兵代表无名烈士们被安葬在阿灵顿公墓。总统在悼词中提醒听众，这次葬礼“不只象征着政府对其行为的赞赏，也暗示着在这个国家的心中，有一座坟墓存在”（见图49）。阿灵顿代表的是“民族良知的武装力量”的安息之冲突，不再是对作战力量的考验”，而仅仅是“残忍的、蓄意的、科学的破坏”[1]。
因而，在这些庄严典礼的核心是一种愈加清醒的观点：在这个国家的心中有一座坟墓。这种说法放在今天也许司空见惯，但对于1921年的美国人来说却是陌生的。一方面，对于这个5年前才纪念过内战50周年的国家来说，“英勇烈士”这种说法不算新鲜；另一方面，对于当时的人们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极端破坏让他们更有凭证去相信一战和美国内战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反常、一种疯狂，让人类遍体鳞伤，也更加审慎。对于那些见证了无名烈士葬礼的美国人来说，这场葬礼标志着结束而非开始。他们认为，就如哈定承诺的那样，“再不该要求这样的牺牲”。
事实当然不会如此。这场葬礼是美国牺牲的一个最著名的象征，它当然既代表了一种结束也代表了一种开始，但却不是美国参与全球冲突的结束，而是进一步融入全球及其冲突中的开始。不过，美国并没有着急行动。恰恰相反，对一战感到震惊的美国选择了退出欧洲事务，即使没有完全与世隔绝，至少也是不情愿承认自己在全球事务中的新角色，更不用说去扮演这个角色。之所以不情愿承认，一个原因就是，在一些美国人看来，美国是被迫卷入了这场战争，虽然对其胜负起了决定性作用，但并没有在其中扮演主导角色。与此同时，由于这个国家里还有许多人的亲友阵亡未归，无名烈士的葬礼能够引起特别的共鸣。美国的欧洲战争公墓足以表明，这个国家将一部分的自己永远地留在了这里。从法国叙雷纳公墓特别运回的士兵残骸里裹挟着法国的泥土，美国在容下这些泥土的同时，也再次表明，一战虽然没有努力地去缔造、却以最悲剧的方式加强了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的联系。
虽然美国在一战中的伤亡人数仅占伤亡总数的百分之一，这并不意味着战后时期的美国人就一定比欧洲人过得容易。进步时代的美国正忙于建立起高于一切的秩序，这种秩序此前遭到了战争的威胁。事实上，独立革命之后的美国可以说一直都在潜在的混乱之中建立秩序，从各州之中建立国家，武装打压地方势力，将移民美国化，尤其是在来自各州的不同阶级、不同种族的民众之中努力缔造一种团结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的形成一直都在运用人们的想象，引发人们的关注。1921年11月，人群涌向阿灵顿公墓去聆听总统谈论那些“唤醒世界”的无私奉献的无名烈士时，刚刚才挨过了一段美国前所未有的充斥着局势动荡和种族暴力的糟糕时期。
从1919年夏天，也就是“红色夏季”开始，美国包括华盛顿在内的各个城市都爆发了一股非理性的情绪，恐惧让美国人处于疯狂的愤怒之中，他们开始互相攻击。其诱因之一就是俄国革命之后的“红色恐怖”以及1919年3月第三国际的成立。人们认为在这个本就脆弱的战后世界，社会主义力量（如果不说是无政府主义力量的话）如同猛虎出笼；再加上美国自身行业动荡的煽风点火，战时关于自由的修辞已经转变成一种法律语言，自由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够获得保障。事实上，战争引发了爱国主义情绪高涨，加上对美国内部极端势力的恐惧，制造了一种不容忍的氛围，将对于极端分子的恐惧转变成了一种自身的极端主义。这期间发生的许多事件都相对短暂，例如工人运动领袖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被监禁的事件在战后不久就宣告结束。另外一些事件则有些不同寻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国政府诉《1776精神》案件。在这起诉讼案中，美国政府向一位电影制片人发起控告，原因是他企图发行一部名为《1776精神》（1917年）的反英电影。这起诉讼案造成的影响同样短暂。事实上，这部明显反英的电影在战后就重新受到了美国观众的青睐，那时美国人已经更能接受影片中的观点了。
在1919年的“申克诉美国政府案”中，最高法院判定《反间谍法》合法，认为它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限制。被告查尔斯·申克（Charles Schenck）是美国社会主义党的秘书长，因散发反征兵宣传册而遭到指控。时任副首席大法官的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指出，言论自由权在战争时期可以予以限制。“问题在于，”他提出，“那些话是在什么情境下使用的，以及它本质上是否会构成明确、现实的危险。”“当这个国家处于战争时期，”霍姆斯裁决说，“许多在和平时期也许但说无妨的话语却会妨碍到人们为战争付出的努力，只要人们还在战斗，这些话就不能被容忍。”[2]这个案件带来的真正危险在于，它从法律上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任何内部的质疑都可能对美国构成“明确、现实的危险”。美国对国内异见者的反应有时候本身就是一种不宣而战的低级战争，而20世纪的美国本来也几乎没有多少太平时期；大多数时候，男男女女都穿着军装。
“红色恐怖”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尼古拉·萨克（Nicola Sacco）和巴尔托洛梅奥·万泽蒂（Bartolomeo Vanzetti）。萨克和万泽蒂都是意大利移民，因1920年5月在马萨诸塞州武装抢劫和谋杀而遭到起诉，接下来的审判让整个国家陷入分歧。1927年他们被执行电椅处死，这次处决遭到全世界的谴责。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有弹道证据表明致受害者于死地的正是萨克枪中射出的子弹。但在当时，人们认为手头的证据不足以做出正确的定罪，而法官因为对移民和激进分子都太有偏见，又难以做出正确的裁决。萨克和万泽蒂都很容易被定位成阶级战争的受害者和国家分裂的象征。小说家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在《赚大钱》（The Big Money，1936年）中将“老法官这种有声望的小人物”和他们“在街头用棍棒驱散”的乌合之众区分开来，又将美国“被打败的乌合之众”和“压迫者”区分开来，这种阶级划分表达了很多人的情绪。“我们美国这个国家已经被异邦人所打败。他们把我们的语言弄得面目全非，他们把我们祖先用过的干净的字眼拿过来，变成了卑鄙下流的字眼。”多斯·帕索斯控诉道。最后，他得出结论：“好吧，我们已经分裂成了两个国家。”[3]
“两个国家”的说法并非源自多斯·帕索斯，也并非来自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的小说《西比尔（两个国家）》（Sybil, or the Two Nations，1845年），虽然他让这个说法在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便广为人知。认为富人国和穷人国之间永久分裂的这种观点，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但多斯·帕索斯的论断的影响力在于，在美国这个共和国里，人们从未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分裂。美国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共和国，在这种共和国里，人人平等，人人享有机会，没有人被排除在外，这是一个公民国家，不存在种族、宗教或者阶级的分歧。然而在一战之后，美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罢工，从西雅图到波士顿，从造船业到钢铁业，这就导致很多人将工人阶级与激进主义画上等号。罢工许多时候反对的是骇人听闻的极为剥削的工作环境，但很多人会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其动机是一种阴险的社会主义阶级意识，威胁到了这个国家的稳定。
在西雅图，1919年从造船厂开始蔓延开来的大罢工让整座城市瘫痪了一周。在波士顿，19名警察因加入工会而遭解雇，他们的同事为此罢工，随之出现了大面积的抢劫和暴力事件，对法律和社会秩序都造成了威胁。同年春天开始，针对工会反对者出现的一系列炸弹威胁事件更是给原本已经很紧张的局势火上浇油。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Mitchell Palmer）对此的回应是开展“帕尔默大搜捕”，逮捕那些工会及其支持者，这项行动一直持续到1920年初。在当时的司法部调查局主管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的协助下进行的帕尔默大搜捕行动有些过了火，到1920年末时已经让美国人忍无可忍。随着20年代的过去、30年代的到来，以及可能面临的总统换届，“红色恐怖”的幽灵看起来似乎不再那么可怕。1920年9月，华尔街中心地带发生炸弹爆炸事件，这当然也让美国人深感震惊，但已不再会让他们慌慌张张，冲去检查床底下有没有赤色分子了。
尽管恐惧常常是一种美国领导者会一再使用的强大的政治、财政武器，但没有哪个群体能够一直处在高度紧张的状态里。同样，也没有哪个群体能够忍受连续不断的改革要求。进步主义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当让人筋疲力尽的，而威尔逊呼吁建立国际联盟，又给美国增添了更大的国际责任。因此，当俄亥俄州参议员沃伦·哈定向美国人指出他们国家“当前的需求不是英勇，而是治愈，不是万能药，而是常态，不是手术，而是宁静”，并且向他们承诺“不会再进行改革试验，而会寻求平衡发展；不会再淹没在国际事务之中，而会专注于国内的成功”时[4]，美国民众多少舒了口气。
哈定的演讲一贯是这样的风格。尽管这些话听起来让人印象深刻，但一旦他当选总统，这些承诺落到实处的时候就大打折扣了。哈定治国的常态只是体现为一种缓和的进步主义计划：他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战时的许多限制，支持企业发展，通过减税刺激商业发展，以及尝试改善工作环境，例如推进八小时工作制，而这正是工会及其成员长久以来的需求。1923年哈定突然辞世后，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继任掌舵，美国的政策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事实上，柯立芝讲过一句很出名的话：“美国人的要紧事就是做买卖。”在20世纪20年代，当然是这样。
20世纪20年代的十年间，美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扩张与创新。如果仅仅从国民生产总值（GNP）来看，美国的GNP在10年里从1919年的724亿美元增长至1929年的1040亿美元，表明美国市场正在急速发展。其中一些增长是建筑业带来的；对于许多企业来说，摩天大楼既能迎合他们自我层面的需求，又能满足他们的规模效益，因而摩天大楼很快就成为美国城市景观的一个典型特征，也成为这个正在世界上崛起的国家的象征（见图50）。“在人类对万有引力定律的反抗中有一种史诗般的意义。”《新世界建筑》（The New World Architecture，1930年）的作者、建筑评论家谢尔登·切尼（Sheldon Cheney）曾满怀热情地这样指出。“也许，”他反复思考着，“商业主义是新的上帝，太强大、太有吸引力，人们正在为之建造他们最高的、最为人称赞的建筑。”[5]1925年时，美国的都市景象一片明朗，从一战之前就开始出现的建筑热情似乎丝毫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就在十年前，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凿通航，美国在旧金山举办了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这次博览会围绕的主题是“胜利、成就、进步与抱负”，旨在展现“美国建筑师、雕刻家和画家的完美合作”[6]。
图50 纽约帝国大厦。俯眺克莱斯勒大厦和皇后大桥。这张摄于1932年的照片的拍摄地点为纽约帝国大厦顶层。帝国大厦于1931年刚刚完工，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美国人可以从帝国大厦向外眺望，纽约现代主义的都市风景体现了纽约的工程技术和经济实力，在当时以及现在都常常被视为整个国家的象征。照片中央的装饰派艺术建筑是克莱斯勒大厦，这栋建筑于1930年完工，建成时也曾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但没过一年就被帝国大厦取而代之（不过它仍然是纽约最让人惊叹的建筑）。照片拍摄者为塞缪尔·戈特朔，摄于1932年1月19日。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G612-T01-17578）。
当时的美国弥漫着这种乐观主义，充斥着一种新的炫耀性工业生产和内需消费，建筑业的急速发展只是一种对此的最明显的表达。20世纪20年代，美国也出现了许多现代服饰，虽然那些样式在如今看来早已寻常。当时的电冰箱、炊具和熨斗并不像如今一样大批量生产，但很快就会变得一样。1912年时，仅有16%的美国人家里有电，但到了1927年，63%的家庭已经有了电插座和新电器。理论上，美国人在当时已经可以用新发明的塑料盒将食物卫生地装起来，储存在新的冰箱里。但事实上，他们越来越爱吃罐头食品，1914—1929年，罐头的消费量翻了一番。他们可以使用酚醛塑料制品烹饪（虽然这种材料主要用于制作收音机和电话外壳）；他们可以穿上新的人造纤维衣服（尽管这种材料让熨斗变得多余）。他们也可以在收音机上收听自己国家的声音；由于收音机的销量剧增，无线电台也开始在广播中迎合这个新市场。
在美国人的家门口，新公路正在建造，每年投入的成本都超过10亿美元。美国人可以开着车行驶在这些公路上，并且汽车的售价也逐渐下降到他们可以承受的范围以内。福特T型车的价格从1908年的805美元降到1925年的290美元，而290美元的购买力就相当于今天的3500美元。美国的制造业发展速度也在增加。福特的新装配线使得组装一台T型车的时间从14个小时减少到仅仅93分钟。即使这样还是供不应求，有太多人期盼这些车赶快从流水线上运下来。20世纪20年代初仅有约900万辆车，到2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达到2700万。在20年代，飞速发展的汽车行业的确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不仅拉动了私人销售，也为钢铁、橡胶、石油等支柱产业直接、间接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其他运输形式当然也需要这些商品，但都没有达到与汽车相同的程度。航空运输一直都被富人所独占，但1927年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驾驶圣路易斯精神号从纽约飞至巴黎之后，航空业就开始迅速发展。到了20年代末，每年已有约50万美国人乘坐飞机旅行。
如果说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脚下或者轮胎下的地面和他们头顶的空域正在迅速变化，他们的生活里也还是有些东西一成不变，让人沮丧。在政府的支持下，美国大多数的领头实业家都在处处与工会作对，也想破坏那些与童工或者女工薪酬相关的进步主义立法。一些商人为了保护自己的雇佣机制而无所不用其极。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Henry Ford）就是一例，他通过暴力恐吓阻止自己的工厂建立工会，这种做法和他在消费者面前宣传的工人天堂的进步主义观点背道而驰。受雇于福特的公司密探确保工人遵守福特规定的生活方式：不许吸烟酗酒，不许坐下休息，房屋必须粉刷，草坪必须打理，孩子必须接受教育，一切都必须遵照福特自己与理想社会常常相矛盾的规范。关于福特曾有一个著名的故事，他告诉顾客，他们可以自主选择他们喜欢的汽车颜色，“只要它是黑色的”。到了20世纪20年代，他同样强调，自己的工人可以买任何自己喜欢的车，只要它是辆福特。
福特担心，如果放任自己的工人不管，他们就会无法无天，这几乎就是一种进步主义控制冲动的极端表现。福特身处的毕竟是一个不相信自己的民众会理性饮酒的国家，这个国家在1918年通过了《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又称《禁酒令》（也被广泛称为《沃尔斯特法案》），于1920年初开始生效，一直持续到1933年才被废止（见图51）。实际上，戒酒在美国拥有悠久的传统，至少可以回溯到19世纪40年代。到了20世纪，甚至在沃尔斯特法案通过之前，就已经有几个州禁止贩卖烈性酒。美国政府之所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个政策，有几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一战让德裔美国人制造的酿造业产品即啤酒变得富有争议；另一方面，福特等商人想要，或者说想训练更有纪律性的工人，故而一直在向政府施压。不过，支持禁酒的言论主要还是来自社会、宗教和政治改革家们，这些人担心城市环境中会出现越来越多的酒馆，最终会将这里变成一个充斥着社会溃败和政治阴谋的邪恶之地。
图51 在禁酒时期（1921年）的一次警察突袭中，纽约副警务处长约翰·A·利奇（右）监督执法人员将酒倒入下水道。美国的禁酒时期一直持续到1933年，那时正值1929年华尔街崩盘和随后的经济大萧条恢复期，“湿”派说客（与“干”派说客相反）似乎有理地指出，酿酒业对于当时的经济恢复来说是一个重要元素。1933年12月通过的《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废止了《宪法第十八修正案》，最终废除了禁酒令。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23257）。
然而，那些偶尔想要喝上一杯的人未必就是嗜酒成性的酒鬼。许多美国人都非常厌恶禁酒令，想方设法地想要规避法律。就这一点来说，沃尔斯特法案的一个成果就是让一部分至今遵纪守法的美国人开始犯罪。此外，如果说禁酒主义者的本意是压制酒馆里的那些社会不良分子和政治恶徒，使用禁酒令也是一种非常不成功的手段。非法蒸馏提取酒精、酿酒、制造私酒（以及非法销售酒精）的做法变得非常普遍。纽约和旧金山等城市都出现越来越多的非法经营的酒吧，这些可能会秘密售酒的酒吧的位置和活动常常是公开的秘密。禁酒期间，仅仅是纽约的酒吧数量就翻了一番，1929年时约有32000家酒吧。
正因为此，在被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称之为“爵士乐时代”的这十年里，美国人不但没有普遍保持清醒，反倒因过度酗酒而出名。当然，这个时代被我们记住的，也并非只有这一点。在20世纪20年代，饮酒以及与饮酒相关的疾病的确有所下降，因醉酒罪被捕的人数也在下降，但在禁酒时期，整体犯罪数量不降反升。禁酒主义者当然没有想到在这种消费控制下会出现有组织犯罪，但即便他们也没法否认，在20世纪20年代，犯罪的组织化程度确实很高。
非法酒精的传播促进形成了一张互相联系的非法活动网络，包括赌博、药品生产、消费和卖淫，这些非法活动经常发生在那些非法经营的酒吧中。并且，许多顾客在越过了禁酒法的界线之后，就更容易被诱导着继续冒险。有了禁酒令带来的赚钱机会，城市和政府官员、执法部门和法官都很容易腐败堕落、与掌控酒精贸易的犯罪集团串通一气，也很容易遭到恐吓、对犯罪集团的举动视而不见。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黑帮：“刀疤脸”阿尔·卡彭（Al“Scarface”Capone）在芝加哥建立了一个蛮横的犯罪帝国，在鼎盛时期每年约有6000万的收益。卡彭的势力相当大，他觉得单独行动既无必要也不明智，因而带着摩托车警卫、开着辆装甲卡迪拉克——他自然有好几辆——四处周游。在十年里他一直规避着法律，直到1931年才最终遭到起诉，而罪名不是别的，偏偏是逃税。
无论是对于当时的美国人还是现在的美国人来讲，卡彭令人着迷的地方就在于，他的经历似乎是一个非常美国化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寓意是犯罪得不偿失，但只有在罪犯忘了纳税时才会如此。作为一个个体，卡彭似乎同时体现了20世纪20年代典型的一致性和反抗性，并且也与这个国家的新商业议程步调一致。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些犯罪集团——卡彭只是其中最出名的一个——在管理和市场运作方面与正当业务并无二致；当然，在业务执行方面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福特也许是派过与底特律黑手党有牵连的人来确保工人遵守公司政策，但工人不服从公司政策的最坏后果也只是暂时失去生计，并不会永远丢掉性命。美国黑帮卡彭的媒体魅力至今经久不衰，但事实上，在那个美国人除了恐惧本身之外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时代，他却代表着一种恐惧的来源和象征。对此，美国人是感到害怕的。
将20世纪20年代称为“爵士乐时代”或“兴旺的20年代”，其实掩盖了美国人在这十年里所面临的压力，而这个时期的繁盛既是对这种压力的否认，也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多斯·帕索斯所说的美国是“两个国家”就简洁地总结了这种境况，但这种分裂又共存的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富人和穷人之间，也存在于当地人和移民之间、黑人和白人之间、男性和女性之间、犯罪分子和守法公民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聚焦于一战时期。
现代文学对这些分歧做出了回应，作品中也充斥着这些分歧。许多作家都在文学作品里探索了战后的幻灭，如多斯·帕索斯的《三个士兵》（Three Soldiers，1921年）、E.E.卡明斯（E. E. Cummings）的《巨大的房间》（The Enormous Room，1922年）、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永别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1929年）和T. S.艾略特（T. S. Elliot）的《荒原》（The Waste Land，1922年）。其他一些作品则聚焦于此世纪20年代这个美丽新物质世界里美国民众个体之间的疏离，并以此来间接反映战争带来的后果，如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大街》（Main Street，1920年）和《巴比特》（Babbit，1922年）、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人间天堂》（This Side of Paradise，1920年）和《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6年）以及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的《天使，望故乡》（Look Homeward, Angel，1922年）。在这之中，有许多作家都是“迷惘的一代”这个一战后在巴黎松散组织中的一员。他们从一段距离之外观看自己的国家，认为个人与客观力量之间的斗争才是这个时代的核心主题。
海明威在回应哈定的阿灵顿公墓讲话时指出，在这个时代，“光荣、荣誉、勇气”这种概念已经毫无用处。在他看来，这种话“倘若跟具体的名称放在一起，例如村庄的名称、路的号数、河名、部队的番号和重大日期等等，简直令人厌恶”。但这种个性的缺失并不能仅仅归咎于一战。工业化是一股越发无情的力量，它侵蚀了个体的能力，这种侵蚀不是文学修辞，而是真实发生的。例如，在底特律的汽车业中，1910年有75%的工人都是熟练工，十年后仅剩10%的工人为熟练工。1921年的无名烈士葬礼让这种无名身份成为整个国家的一种感情象征，然而对于许多美国人来说，让他们变成无名之辈的不是战争，而是工作，不是武装冲突，而是流水线的到来。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是迷惘的，但迷惘是在众人之中，而不是在巴黎。这就是进步的代价。也有人担忧，这种进步对于美国的意义何在。
“布鲁斯蓝调”
海明威和哈定都断定，在人们所认为的传统价值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明显分歧，而现代主义正是一战给欧洲带来的文化、社会转型的一个特点。乍一看，这种论断似乎并不适用于美国，因为1921年后美国的经济繁荣发展、文化充满活力。不过，美国文化的驱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让人不安的阶级和种族辩证法，并且后者再也不能只归咎于“南方”，在这里，南方的意义是心理上的、道德上的，也是地理上的。这是一场全国性的论辩。其实它从来都是，但在20世纪之前，人们也许还可能假装这场论辩没有波及全国，而到了1910年之后，就不再可能了。1910年开始一直到30年代期间，南方农村地区的非裔美国人向北方“大迁徙”（20年代里就有超过100万人迁徙），底特律、芝加哥和纽约等城市的黑人社区数量相应增长，加上从西印度群岛涌入的移民，让这些北方城市本就已经兼收并蓄的社会文化融合变得更加多元。
新移民们为当时美国种族歧视的严重程度所震惊。南方移民可能对此没有那么惊讶，但和西印度群岛的移民一样，他们遭遇了一个二元对立的城市环境，对他们以及对许多欧洲移民来说，这种城市环境都在经济上排斥他们，有时甚至怀有公开的敌意。20世纪20年代，经济繁荣给美国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让旧问题恶化，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三K党（他们声称自己是美国爱国主义的代表）在这个时期的卷土重来（见图52）。随着“百分之百美国主义”这一理念的崛起，在强劲的现代化市场驱动下，三K党的成员数量剧增，从1920年的5000人增至1925年的几百万人。
自内战后首次化身以来，三K党也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在移民、进步主义和一战造成的紧张局势中，将三K党的所作所为指责为带有偏见似乎已经不够准确了，因为它看起来好像反对一切的人与事，并且有各种各样的反对理由，从种族到宗教，五花八门。三K党的活动范围也更多地聚焦到城市，一个原因就是很多南方的黑人和白人移居到了北方城市，尤其是像底特律这些汽车行业飞速发展、有大量就业机会的城市。不过，三K党势力的中心地带还是在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在印第安纳州，三K党有效控制了该州的共和党。然而，1925年，三K党领导人大卫·斯蒂芬森（David C. Stephenson）被判攻击一位年轻女性玛奇·奥博霍尔策（Madge Oberholtzer），构成二级谋杀，印第安纳州受雇于三K党的重要政客和法官名单随之流出，至少在政界，三K党的势力开始减退。
图52 三K党游行，华盛顿地区（宾夕法尼亚大道），1926年9月13日。大多数与三K党相关的象征都来源于20世纪早期三K党卷土重来的时期。如照片中所示，三K党公然地展示自己，将自己置于美国的中心位置。然而，在三K党这样展示自己“实力”的时候，它已经不再像20年代初那样具有强大的政治实力，但也没有完全失势。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59666）。
在文化上，情况则有所不同。三K党引领了20世纪20年代的至少部分时代思潮，反对伤风败俗——这是从广义上讲，但通常指的是酗酒——也反对移民。它主要利用了正在形成的这个现代的、商业驱动的、多民族的世俗美国和一战前的那个传统的、注重家庭的、单一民族的虔诚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事实上，美国从来没有哪怕只是接近过这样一种受限的、狭隘的状态，但这个事实并不重要。战后的英国还沉湎于对战前爱德华时代的稳定和安全的幻想中。同样，美国也为自己——不止一次地——虚构了一段神话般的历史，这种历史与其真实的过去毫无联系，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它的未来，而在这未来之中也包含了一定程度的虚构——理想的美国人。
想要定义美国人、并且由此定义美国主义的这种冲动，着实可以称之为一种美国传统，向前能够追溯到克雷夫科尔在1783年提出的那个著名问题：“那么，什么是美国人，这个新人种呢？”20世纪给这个论辩带来了新的视角，也就是从科学和伪科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个社会文化过程。20世纪20年代，在移民问题上，美国通过了一些新的限制法案，而这些限制越来越多地是基于种族的模糊概念。公民国家主义理想，即由克雷夫科尔首度提出、罗斯福加以修订的新国家主义，正是基于对克雷夫科尔所称的对“古老的偏见和风俗”的否定，以及对“新生活方式”的肯定。
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这种理想被国家主义中一种近似于生物决定论的解读所改变，或者可能是所感染，这种解读拒绝认为理想的美国人是一种“混血人”，而是强调民族排他性。这种观点通过当时的一本畅销书——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的《伟大种族的消逝：欧洲历史的种族根基》（The Passing of the Great Race: The Racial Basis of European History，1916年）得到了广泛传播。格兰特是纽约动物学会主席，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优生学提倡者，他提出北欧日耳曼民族优越论，这在那些本就已经倾向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观点的人当中引发了共鸣。处于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的欧洲对他的观点相当赞同，而相比之下，虽然许多美国领导人也同意他的观点，美国人整体上却对他的那些极端观点相对无感。
有些讽刺的是，卡尔文·柯立芝还是副总统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反移民的诽谤文章，发表在《好管家》杂志上。他在这篇文章中几乎重复了罗斯福对美国化的分析，但最终还是显现出了一些从格兰特那里受到的恶性影响。柯立芝指出，移民如果指望被允许“穿过自由的大门”，就必须表现出“同化的能力”。但柯立芝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能力。“不管是出于什么情感上的理由，种族因素都太过重要，不能置之不顾，”他论证道，“生物学规律告诉我们，某些不同的种族是不会混合或者融合在一起的。北欧日耳曼民族自身的繁殖是成功的，但一旦和其他民族通婚，双方都会恶化。”“身心发展的质量，”他总结道，“表明对一个国家来说，遵守种族法案和遵守移民法案一样重要。”柯立芝心里想的到底是何种伪造的“生物学规律”，我们无从得知，但他似乎的确把“自由的大门”和天堂的大门混为了一谈，并且非常固执地认为“只有一种移民是可以接受的，这些人会不断显露造物者的神圣意志，并以此证明我们对人类的信仰是正确的”[7]。
柯立芝执政时期的劳工部部长詹姆斯·J·戴维斯（James J. Davis）和柯立芝一样，对生物学规律和移民问题有着坚定的看法。基于对自己威尔士民族传承（他在八岁时移民到了美国）的韧性以及优越性的信念，他总结说“种族特点不会变化，让移民进入这个国家时我们必须记住这点”。他将人类分为两种动物：海狸和老鼠，并且直接用了一本儿童故事书里的信息来说教：海狸建造家园、储存食物，老鼠却进入阁楼、窃取食物。他训诫道：“只有像海狸的人多于像老鼠的人，一个文明才会崛起。”他也警告人们，“要当心美国正在滋生的老鼠”[8]。
不管戴维斯的观点在今天看起来多不寻常，其实都只不过是隐喻地表达了当时许多美国立法者面临的恐惧：他们越来越害怕美国将要被不受欢迎的外来者逼入困境。在当时，人们已经不再会乐观地认为任何新来者都可能被美国化，而犯罪统计又引发了深深的担忧，因而许多人都同意印第安纳州国会议员弗雷德·珀内尔（Fred S. Purnell）所说的，“美国人民的祖先思维清晰、有自治能力。他们与这群正在将旧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疾病灌入美国血管的不负责任、破产的废物之间，几乎没有任何相似性”[9]。1921年，国会通过一项紧急立法来限制南欧和东欧移民，随后又忙于辩论设立永久性限制的必要性。
国会的辩论中充斥着优生学的观点，其鉴定证人哈利·H·劳克林（Harry H. Laughlin）是优生学档案局局长，也是旨在改善美国人口的极端进步主义“优生绝育”的倡导者。“通过种族隔离、绝育，或者其他方法让美国那些堕落的人口变得不能繁育，”劳克林提出，“符合我们制度的精神。”他提议说，如果“我们人口中的婚育人群想要清除有缺陷的生育”，那么联邦政府就必须准备好“实施那些看起来像是种族歧视、但其实并不是的法律”。他劝告说，“那些优生学倡导者一心想要保存、建立和特殊化我们当中更好的家族，他们提出的移民政策就是将移民的自然素质作为是否允许他们移民的主要评判标准，而不去考虑种族、语言，以及当前的社会或经济状况”[10]。
伴随着这种新的对繁殖和生物学规律的强调，20世纪20年代美国政界上层传达出的信息就是：理想的美国人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塑造的。柯立芝和戴维斯都强调教育在建设国家中的重要性，但同时也指出有些种族永远不可能被教育成美国人的风貌。排外因此成了唯一安全的解决方案，而1924年的《移民法》为之提供了保障。这部法案延展了1921年的《紧急限额法》，根据不同的国籍设置了更低的允许进入美国的移民限额。理论上，每年来自任何国家的移民只能占1890年之前——换句话说，即东欧移民数量增加之前——那个国家已经生活在美国的人数的2%。与此同时，来自拉丁美洲的移民没有遭到限制，而来自亚洲国家的移民则被完全禁止。这个法案将美国从一个受压迫者的庇护所转变成了一个荣耀的封闭社区。山巅之城如今有了相当高的围墙，成为理想的盎格鲁—撒克逊价值的圣地，至少从理论上讲是如此。
事实上，这扇“金色大门”关得太迟。有些人认为这似乎预示着美国的毁灭，但它其实最终是这个国家的救赎。毫无疑问，对于这个据称基于“人人生而平等”信念建立起来的国家来说，在首都中心肆虐横行的三K党并没有提供一个有益的范例；但它也算不上是纽伦堡集会在美国的变体。关键是要记住，就在美国最终废止开门政策的同一年，也通过了《印第安人公民权法案》（1924年），最终承认了印第安人的投票权。然而对于定居者和土著人之间的关系，这部法案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因为权利被移交给了各个州，直到1948年才得以全面实施。尽管如此，这部法案的确凸显出当时的美国社会对“少数派”文化特殊性越来越有兴趣，开始取代之前基于同化的大熔炉民族主义理想。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在种族上和文化上变得非常多样，这种多样性深深植根于一种强调人人平等的民主公民理想，并且为实现这一理想而专心致力于共和政治，因而不再那么容易受到格兰特或劳克林等人观点的影响，也不再会轻易为他们逻辑论证得出的优生学议程买账。这并不是说有些州没有沿着先前的路一直走下去，他们的确一直走着原先的路。
有几个州的法令里已经有了相关的法律，允许对精神失常的人进行非自愿绝育手术（但对精神失常的诊断在当时也是成问题的，女性精神失常的同义词常常就是存在着活跃的婚外性行为）。在1927年检验弗吉尼亚州《优生绝育法》（1924年）的巴克诉贝尔案中，最高法院确立了这项立法是符合宪法的。最高法院法官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评论说：“如果社会不是等着处死那些犯罪堕落的子孙后代，或是让他们因为自己的低能而活活饿死，而是阻止那些注定不适宜延续香火的人繁衍后代，对整个世界来说都会更好”。因而，他赞成这项法案并且得出结论称：“低能者延续三代就足够了。”[11]
最后，超过6万名美国人遭遇了非自愿绝育手术。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当时强制实现道德一致、医学一致、精神一致的政治倾向的又一种体现。禁酒和强行避孕只是这种种族、宗教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极端形式，而这种保守主义体现在许多方面：从限制赌博到对节育和避孕的建议，到文学、教科书、剧院和电影中的审查。最终，这既关乎控制，也关乎自由，既是积极的，也是消极的。1921年成立了美国节制生育联合会（ABCL）的避孕倡导者玛格丽特·山额（Margaret Sanger）的观点就正是这样一个例子。一方面，她呼吁将女性从不断怀孕的负担中解放出来，也免于遭受非法堕胎常常带来的死亡风险，这种观点意在减轻妇女的痛苦。另一方面，她提出的优生学观点与霍姆斯法官相呼应，其重点从为自己选择的积极自由转变为强行向别人施加自己观点的消极自由。这种逻辑导向的一个极端例子就发生在1925年田纳西州的代顿。在那里，宗教原教旨主义者采用了优生学说客提出的美国人是天生的而非后天的这种论点，并将其用到了进化论上。
“斯科普斯审判案”（有时也称“猴子案件”）的焦点是田纳西州一位高中生物老师约翰·斯科普斯（John T. Scopes）是否有权向学生讲授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和巴克诉贝尔案一样，这也是一起试验案件，是由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为质疑田纳西州的巴特勒法案而发起的案件。巴特勒法案规定，公立学校里只许讲授圣经中所描述的人类起源（巴特勒法案不涉及动植物）。这场审判案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民众甚至可以通过收音机旁听这场审判，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场审判中的反进化论的鉴定证人是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不过，布赖恩的出席并不是最后法庭确认巴特勒法案符合宪法的原因（这一法案直到1967年才宣布废止）。事实上，虽然斯科普斯被判有罪，但布赖恩在法庭上的表现难以让人信服，审判案结束后没过几天就去世，着实打击了反进化论者的热情。第二年，斯科普斯的定罪被推翻，其法律根据是判处的100美元罚金太高，但对于这起审判案的主要内容即巴特勒法案没有违反第一修正案中的政教分离原则，仍然维持原判。
当时以及后来对斯科普斯审判案的刻画[1960年有一部名为《向上帝挑战》（Inherit the Wind）的电影大致根据这个事件改编，由斯潘塞·屈赛和吉恩·凯利领衔主演]倾向于将这起事件描绘成一出滑稽的闹剧，如果说没有让不少人彻底陷入尴尬的话，充其量也只是娱乐了大众。事实上，在后来1926年的斯托克斯诉州政府案中，法庭自己甚至称斯科普斯审判案为“这起怪诞的案件”。由于反进化论的冲动在美国一些地区至今仍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这可能还不仅仅是一起怪诞的案件。斯科普斯审判案当然是一种时代的产物，在其所处的时代里，传统的力量与现代世俗的力量相冲撞。从某些方面看，这是一种上帝与科学之间的信仰冲突，但同时，它也是一种恐惧的产物：惧怕犯罪，惧怕移民，惧怕城市，惧怕任何无节制的纵欲，尤其是惧怕挑战和改变。田纳西州的一个小镇会感觉到自己不仅与主流文化步调不一致，而且还遭到主流文化的威胁，这种现象透露出这个国家所面临的压力以及持续存在的城乡分歧。
没有从收音机里收听田纳西州代顿镇上的事件时，美国城市居民，尤其是纽约人拥有大量的娱乐活动，可以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小镇的审判案，也从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分散开来。兴旺的20年代其实就是，也一直都是一幅沿海地带的图景。人们在刻画爵士乐时代的时候倾向于选择纽约或者加利福尼亚作为表现场所，除了偶尔选择芝加哥之外，不会再选择其他城市。也许真的可以说，没有其他城市会比纽约更能代表20年代乐观的一面。面对更广阔的世界，纽约一直以来都是既提供了一个避风港，又提供了一个入口。例如，纽约的哈莱姆黑人住宅区几十年来一直在收容移民家庭，从最开始以爱尔兰人移民为主，到后来以犹太人为主，到了20年代则成为非裔美国人社区所在地，并且见证了所谓的“哈莱姆文艺复兴”文化浪潮。当然，非裔美国人文化并不是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但纽约的确是一面棱镜，将非裔美国人在音乐、文学和政治各方面的光线深深映入当时以白人文化为主的主流文化中。当时许多主要的黑人学者和作家，包括《疲惫的黑人伤感歌》（The Weary Blues，1926年）的作者、爵士诗人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和人类学家、作家佐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等，都是从哈莱姆走向了全国的读者。
所有这些活动的音乐伴奏，不管是在纽约的俱乐部里，还是在全国其他各地的俱乐部和非法经营的酒吧里，还是在越来越无所不在的收音机里，都是各种爵士乐的组合。爵士乐被普遍认为是北方城市里的南方之音，是这个时期美国的典范隐喻，它强调个人的发声，追求即兴的结构，又有舞曲的能量。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著名的《蓝色狂想曲》（Rhapsody in Blue，1924年）也体现了爵士乐对主流“古典”作曲的影响。爵士乐也许最开始是非裔美国人的音乐，但后来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美国音乐表达形式。不过，爵士乐还只是爵士乐时代的一个元素，为新的现代性提供了配乐，而为后代记录下这个时代影像的则是好莱坞。从由第一位也是最出名的“年轻女郎”克拉拉·鲍（Clara Bow）主演的默片《懵懂年代》（The Plastic Age，1925年）到由阿尔·乔尔森（Al Jolson）主演的第一部全片充满“对白”的电影《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1927年），美国已经建立起一个正在扩张的电影产业，既娱乐了当时的观众，又告诉了——虽然并不一定准确——未来的观众，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充满了“疯狂旋转”（1924年一部电影的名字）。
20年代初大概有5000万美国人（约为人口的一半）会定期观看电影，到了20年代末已超过8000万，印刷资本主义转变成了大众娱乐。美国的“想象共同体”已经有了充分的发展，但好莱坞引起的是什么类型的想象是有争议的。当时的电影行业和现在一样，喜欢刻画年轻漂亮的形象，因而美国传达给自己也传达给世界的，是一个充满青春活力、能源和经济过剩的国家形象。不过也有不少美国人同意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美丽与毁灭》（The Beautiful and Damned，1922年）中对爵士乐时代的人物描述。他们对好莱坞尤其充满了忧虑。
涉及贩卖性文化和明星文化的时候，好莱坞一开始是打算发展下去的，但几起备受瞩目的丑闻造成了负面的宣传效应，促使它抢在政府干预之前开始实行自我审查。1922年颁布的（以美国前邮政部长威尔·海斯命名的）海斯法案旨在禁止电影描绘任何可能冒犯观众道德情感的内容。根据法案的建议，除了其他应该谴责的行为之外，大银幕上还不应出现同性恋、异族通婚、裸体、过多吻戏和通奸。
尽管有海斯法案的管制，好莱坞还是不可避免地仅仅呈现了美国现代性的一张面孔，尤其是在对女性形象的刻画上。美国观众很快就习惯了一成不变的年轻女性形象，从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的《爱》（Love，1927年）和《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1935年）到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的《红衫泪痕》（Jezebel，1938年），这些女性常常在挑战传统——当然是在限制范围内。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这种逃避主义变得空前流行，但对于那些和大屏幕上的生活毫无共同之处，也不可能有一天会变得相同（考虑到许多早期电影的主题，这也许是一种安慰）的女性而言，它毕竟只是一种逃避主义。从20世纪初开始，对女性作为家庭道德核心的持续强调就几乎没有改变过（见图53），与之矛盾的是20年代那种生活节奏很快、饮酒成瘾、不断抽烟的年轻女性的刻板形象：她们又喝酒又抽烟，并且还能以一种很有可能违反海斯法案规定的姿态整晚跳舞狂欢。
当然，在爵士乐时代，与大屏幕或大众传媒里少有共同之处的不仅仅是女性的生活。1930年前可能约有40%的美国家庭拥有收音机，但这也表明剩下的60%是没有收音机的。美国的财富几乎从来都不是均匀分配的，超过70%的人口收入都达不到当时的最低宜居工资——年薪2500美元。尽管购买上的选择在减少，城市与乡村、富人与穷人“两个国家”之间的鸿沟却在加深。汽车制造业正是这样一个例子，公路越铺越宽，开车兜风的闲暇时间也越来越多，当然，可以用来买车的收入也在上涨，但汽车制造业几乎完全被限制在三家公司手中：福特、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公司。然而，没有人对此感到忧虑。尽管福特的雇佣做法和出言不逊的反犹太主义言论有些玷污了他的公众形象，但他仍然是一位国家——事实上是一位国际——英雄，是美国成功运用流水线作业的标志。商业用语里有一个新概念：“福特制”，即通过使工人或生产方法标准化来提高生产效率。福特制的确成为美国化的同义词，成为未来的经济模式。在这个未来中，消费者充满信心，经济力量与日俱增。
1929年，福特为庆祝灯泡的发明以及他自己的爱迪生技术研究所的创立而举办了一次庆典。这是一次乐观的庆祝，新上任的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也出席了这次庆典，并且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通过收音机向全国民众现场直播）。胡佛宣布说，科学研究“是进步的最强大动力”，它带来了“更高的生活水平、更稳定的就业形势，减少了工作量、延长了寿命、降低了痛苦”。他断言道：“最后，我们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我们对生活的兴趣越来越浓，我们的视野越来越广。生活中有了更多喜悦。”胡佛热情洋溢地指出，最重要的是，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将“电从一个纯粹的物理学概念转变成了一个应税产品”[12]。就在胡佛满怀自信对科学理性和社会理性的经济效益作出预言后的第三天，美国股市暴跌，让整个国家以及全世界都陷入了大萧条的经济灾难之中。
图53 这幅插图出现在约翰·吉布森教授及夫人的《社会纯洁：家庭和国家生活》（纽约：J. L.尼科尔斯出版社，1903年）一书中。图中展示了正上方一位七岁女孩可以拥有的两条人生道路。在左侧，一些不适当的（法国）文学让她走上了通向社会排斥的滑坡；在右侧，更让人振奋的阅读和定期的教堂礼拜为她保障了一个稳定的未来。由于这个女孩成长到二十出头的时候，将会遭遇“兴旺的20年代”，左侧的道路是一个真正的风险；这至少是美国家长普遍具有的持续的恐惧。实际上，这位女孩比她妈妈更有可能遭遇离婚，也更有可能生育更少的子女（美国的出生率从1920年的近30%跌到1930年的20%出头）。她也有可能拥有范围更广的工作机会，不过其中大多数是办公室或者医院里的工作，但也不完全是。毕竟，在这个时期，美国女飞行员阿梅莉亚·埃尔哈特第一次飞上高空，成为继林德伯格（1928年）之后（有别人陪同）飞越大西洋的又一人，并且在1932年又一次独自飞越了大西洋。尽管大多数女性都买不起飞机，在20年代末的时候，已经有超过1000万女性开始出门工作。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DIGppmsca-02925）。
美丽新世界
1925年，纽约人已经可以在一个名为“泰坦城：纽约未来图画展（1926—2006）”的展览中，展望一个充斥着商业主义和城市建设的未来。在这个展览中，纽约被想象成一个未来主义大都市。与两年后德国电影制作人弗里茨·朗（Fritz Lang）拍摄的《大都会》（Metropolis，1927年）中设想的反乌托邦都市不同，这个展览中预想的美国大都市是一个高楼林立的流线型世界、一个整齐有序的世界，专门为新世界的人民定制。此前，这个国家还受着托马斯·杰斐逊提倡的田园牧歌式生活模式影响，一直与城市这个概念存在分歧，而这个展览正代表了它在城市观、国家观以及美国价值观上的重大转变。
这种对于向上流动性的愿景也象征着社会和人口上的一种根本性转变。20世纪20年代，城市里在赞美炫耀性消费的时候，农村地区的农民仍在艰难挣扎。当这个国家奔向城市生活，奔向罐头食品、家庭便利设施、影院、酒吧和摩天大楼的时候，那些农民毫不夸张地说，是被抛在了后面。在20世纪初，美国有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不到2500个农村社区里；到1930年，这个比例降低到约40%。当然，仍有相当一部分的人还居住在农村地区，但从这种人口比例，尤其是从建筑上已经可以看到一种趋势：特权集中化正在取代非集权化，城市正在取代小城镇，城市工业经济正在取代农业经济。
在股市崩盘的时候，观众在影院里又一次被指向了这种愿景。那是一部现在几乎已被遗忘的喜剧片《想象一下》（Just Imagine，1930年）。影片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的摩天大楼城市。这部故意拍得很轻浮的影片暗示了乌托邦的阴暗面：人们变成了数字，生活在委员会的控制下。这种人类未来的反面乌托邦幽灵早在伏尔泰的《老实人》（Candide，1759年）中就出现过，在1932年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里也有过最为生动的描绘。
赫胥黎的小说背景没有放在纽约，而是科幻性地放在了伦敦。那是1908年之后的伦敦，第一台T型车刚刚制造出来。在这个后福特（A.F.）时代，“大规模生产的原则”也被“应用于生物学”，人口被系统地分为阿尔法、贝塔、伽马和埃普西隆，他们消遣的方式是观看可感觉电影（而不是有声电影），微微放纵地回望他们造物者愚蠢的一生，那时候人们还被允许玩那些“对促进消费毫无帮助的”游戏。他们对过去的兴趣大概仅止于此，因为这个美丽新世界的信条就是福特的那句名言：“历史就是一堆废话。”这个文明不需要过去，也“绝对不需要贵族或者英雄主义”，并不是因为一战让这种概念变得过时或者可憎，而是因为它们被视为“政治效率低下的表征”。
尽管赫胥黎在小说里公开批评了福特主义（实际上还有福特本人），他的小说其实涉及了乌托邦理念中的诸多层面，并且也没有过分简单化地攻击美国。尽管如此，这部小说在写作以及传播时的背景是共和党实验的经济梦的破灭，或者说内部瓦解。在“黑色星期二”（1929年10月29日），美国市场在一天之内就失去了140亿美元，到周末时已经达到300亿美元。这些数字本身就已经足以让人惊愕，如果等价换算成今天的金额，则分别是1700亿美元和3600亿美元。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市场一直处于自由落体状态。当时，物价持续下跌（跌幅约40%），失业率持续攀升（达到1400万），股票价值继续无情地持续下降。例如，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从1929年的262美元跌至1932年的22美元，该公司的职工总数也从22.5万锐减至零。世界各处的银行都在倒闭，客户纷纷冲向银行提取储蓄，担心金本位制可能没法承受得住这种突然的冲击（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正如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曾经警告过的，人类就好像是被钉在了一个黄金做成的十字架上。这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但美国的情况尤其糟糕。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充满了消费、建设与商业自信，而这至少正是激发这场灾难的原因之一。当时的人们正乐观地认为，整个国家不管是在经济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都在不断向前，他们对于生产持有一种过度的热情，以至于超过了这个国家的消费能力。
但这个问题只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财富不平等，主要问题还在于期望值的平等。很多人——事实上，是整个国际市场——相信自己可以通过购买或租借的方式实现美国梦，又有太多的银行打算通过向其他国家和国内客户提供低息贷款和无抵押贷款来服务于这种观点。很快，这个国家的经济驱动力就成为美国的股市自身，而不是那些进行股份交易的产业。事实上，美国的交易仅仅建立在信念的基础上。因而，当泡沫破灭，丢失的不只是金钱，还有士气。失败的不只是金融，还有对美国这个国家的信念。1928年，胡佛当选美国总统时曾向美国民众宣告，美国人“所享有的舒适和安定，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我们摆脱了普遍的贫困，”他宣称，“于是获得了空前的高度个人自由。”在这种自由之上，“我们正在稳步地塑造一个新的种族，建设一种拥有自己伟大成就的全新文明”。[13]
胡佛对于美国信用的信心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都遭到了货币危机的愚弄。对此，他的回应是坚持自己在竞选活动期间信奉的原则。他借助于私人慈善机构和国家权力机关来减轻失业的最坏影响，寻求在雇主和那些他们再也雇不起的劳动力之间达成自愿合作。他继续拥护共和党的信条，认为美国的实力在于他所说的美国公民的“顽强的个人主义”。胡佛相信，美国人“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很快就会再度“走在繁荣之路的最前列”。对于民主党要求更多联邦政府干预的呼声，他不予理会，指出经济“萧条无法用立法行为或者执法声明救愈。经济创伤必须用经济体自身的细胞——生产者和消费者自身——来修复”。胡佛总结指出，联邦政府的干预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从根本上说来与美国的方式格格不入。[14]
鉴于美国显然已经迷失了方向，胡佛的这种回应说得好听是力度不足，说得不好听会被某些人理解成是麻木不仁。最终，在复兴金融公司（RFC）的保护下，联邦政府对于企业的救助终于即将到来，但政府还是认为，美国人个体也会间接地从这种援助中受益。而直接向民众提供联邦支援这种做法，在政府看来，则会让美国沦为社会主义。然而经济萧条久无好转，很显然，需要的不仅仅是传统的美国个人主义了。1932年初，两万多名退伍军人走上华盛顿街头游行示威，要求政府支付在一战中承诺给他们的额外津贴。从政府对该游行做出的不相称的反应来看，美国领导人和民众之间的分歧已经变得非常巨大。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用枪、坦克和催泪瓦斯驱散了游行的退伍军人。对于一个已经陷入绝望的国家而言，这么做并不能将其带上正轨，而对于共和党来说，这么做对其竞选活动也算不上什么明智之举。
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就算共和党没有对退伍军人做出这样的暴力举动，1932年民主党重新获得执政权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当选的民主党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保证要“为美国人民实施新政”，这句承诺不仅贯穿了他的整个任期，也为美国指明了一个新的政治、社会方向。事实上，在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前，另外一位罗斯福总统也曾向民众承诺过实行新政策。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其实是这位新总统的远亲）曾向民众许诺实现“公道政治”，寻求解决劳方与资方、自然资源与工业需求、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两难局面。现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又挑起了这个担子，想要寻回早年的理想主义，提供一种“新政”，从这个新政策中也可以看出西奥多·罗斯福任期之后美国经历的一些不大受欢迎的经济、社会发展。
在评价美国30年代面临的问题时，罗斯福偶尔也会显得悲观。“看看今天的情形，”他在一场早期的竞选演说中讲道，“太清楚地表明了我们所知的机会平等如今已经荡然无存……我们早已抵达最后的边疆，差不多已经再没有自由土地了。”在罗斯福看来，对于美国人民而言，土地一直是个实际上以及心理上的“安全阀”；就像第一位罗斯福总统一样，他特别指出，西部代表着一个避难所，在那里，“那些被东部经济体系抛弃的人可以重新开始”。然而现在，这一切都成为过去时。他指出，“我们不能邀请欧洲移民来分享我们无尽的富饶”，并且更糟糕的是，美国为自己的人口提供的也不过是“了无生气的生活”。罗斯福断言道，是时候“重新评估我们的价值观”了。
事实上，罗斯福提供的本不是对价值观的重估，而是一种对基本原则的重申。这位愿意竭尽所能塑造美国未来的总统尤其善于利用过去来拉动自己的提案，鼓动全国的民众。由于人们担忧民主党也许会让美国发展成为某种社会主义国家，为了稳定民心，罗斯福提起革命时期，称那时正是来自政府的威胁促成了改变，而如今是“经济单元”造成了威胁。他指出，这些只是需要彻底革新，而不需要完全推翻。政府现在需要“协助发展一种经济权利宣言，发展一种经济宪法秩序”，而这“不是阻碍，而是会保护个人主义”。因而，罗斯福归纳出的“旧社会契约的新条款”只是需要重申一种信念：“对美国的信念、对我们体制的信念、对我们自身需求的信念。”他强调指出，尤其要相信美国人可以创造“杰斐逊在1776年时为我们想象过的那个明显的乌托邦”[15]。从根本上说来，罗斯福所做的是援引独立革命时期的愿景，向民众发出了挑战，这也是美国政治中让任何一种观点站稳脚跟的传统做法。他所援引的是信念，是这个国家的开国元勋们的信念。
这位新总统相信，在一定的帮助下，美国这艘航船可能会摆正船头，但除此之外，他心里并没有什么乌托邦的蓝图。因而，他实施的新政是渐进的而非变革的。新政包含了一系列有时互相矛盾的立法以及一些普遍的公共工程计划，其目的有两重：短期的经济复苏以及长期的经济、社会改革。历史学家常常将1935年作为新政与第二次新政的划分点。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新政“联盟”，这是工会与投票团体的一种结合，在新政到来前，这种结合常常显得很不和谐：南方白人与北方黑人，农村新教徒与城市天主教徒，犹太人、少数民族与知识分子。这种联盟改变了美国党派政治的面貌，其中最显著的可能就是让非裔美国人远离了共和党——林肯的党派，解放的党派——转向民主党，并且此后大体说来都会留在民主党内。
美国由于联邦政府权力的扩张而出现过三次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新政就代表了其中的第二次转变。第一次转变出现在19世纪，由于联邦军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内战期间以及结束之后，联邦政府的中央集权都得到增强，并且还出现了所谓的重建修正案，即宪法第十三、第十四和第十五修正案，这些修正案根除了奴隶制、定义了公民权、确立了投票权，有力地从司法角度重新解读了自由。第三次转变则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重建”时期，体现在当时颁布的平等权利立法之中。连接第一次和第三次转变的桥梁正是新政，新政寻求扩大中央集权，以保障自由观点的进一步扩展：消除贫困、保障经济安全、实现机会均等。
虽然新政是从出台《紧急银行法》开始实施的，但“第一次”新政的经济规划的核心却是1933年颁布的《全国产业复兴法》。该法令规定成立了国家复苏局（NRA），就像一战期间建立的工业委员会一样，能够组织、控制商业（成员可自愿加入，但强烈鼓励加入），不过这次是打着向贫穷宣战的名号。很快，另外一些有着各自势力范围的机构也都纷纷仿效。
政府出台了《农业调整法》（AAA），通过限制生产来解决农产品价格下跌的问题，并向被限制产出的农民提供补偿。这样做的确产生了理想的效果，提高了农产品价格，但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将许多收益分成的佃农和更穷的交租种田的佃农逐出了那些耕作不再划算的土地。这些佃农要么依赖国家救济，要么加入了失业者的迁徙大部队，行驶在美国的公路上（图54）。为了提供就业岗位，民间护林保土队（CCC）寻求通过一系列旨在保护自然环境的项目，公共工程管理局（PWA）也试图在城市里开展修路筑桥以及建筑项目，而在南部农村地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则发起了一个在田纳西河上修筑防洪大坝的项目，这个项目最终将电送到了成千上万的家庭。事实上，新政最明显、最长期的一些效果是美国河流沿岸的大规模建设工程，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建在科罗拉多河上的大古力水坝，日后，这个水坝的发电量几乎达到全国水力发电总量的一半。
这些各式各样、数量繁多的项目表明政府在大胆尝试实现经济复苏，但这些做法也招致了批评。反对者将这些机构称为“字母表机构”（他们还仿照儿童意大利面食的名字给那些新政项目取名为“字母表汤”），而它们在实现经济和社会稳定上所取得的成果也良莠不齐。但这并不完全是那些机构自身的问题，因为天意也没有帮助新政。持续的干旱（在某些地区持续了将近十年）带来剧烈的沙尘暴，将大平原变成了“风沙侵蚀区”，这也许最能体现出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荒废状态。风沙侵蚀在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荷马州狭长地带最为严重，并一直延伸到新墨西哥州、堪萨斯州和科罗拉多州。这些地区的人口得不到救济，成了自己土地上的移民工人。在多罗西娅·兰格（Dorothea Lange）等摄影师的镜头里，以及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等作家的文学作品中[斯坦贝克1939年的小说《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讲述了从俄克拉荷马州被逐出的一家人，是对大萧条时期的文学描绘中最出名的一部作品]，这些人的困境成为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范围灾难的标志。
图54 经济大萧条时期艾奥瓦州的难民（多罗西娅·兰格，1936年）。这张照片刻画了新墨西哥州一个九口之家中的三位家庭成员，他们是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时期来自艾奥瓦州的难民。这张照片出自著名新闻摄影记者多罗西娅·兰格之手，也是她在一个摄影项目中的作品。这个摄影项目是代表移民管理局（1935年）组织的。移民管理局是在第二次新政的主持下成立的一个改革机构（后来在同年并入了农场安全管理局）。兰格后来也记录了另外一场不受欢迎的移民行动，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裔美国公民被战争搬迁管理局（WRA）强行迁移、拘禁在集中营里。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30926）。
1935年之后，所谓的第二次新政是围绕《社会保障法》（1935年）实施的，这部法令落实了一项包括失业保险和养老金在内的社会福利纲领。与此同时，第二次新政也通过公共事业振兴署（WPA）进一步创造了就业。这项举措为美国各地将近900万人口带来了工作，其中有许多都是作家、音乐家和艺术家，这些人接受委托开展各种工作，从为邮局提供壁饰到编写各州官方指南，从举行音乐会、剧场演出到整理民俗档案。在编写美国史方面，WPA有项名为“联邦作家工程”的项目，为大量的报纸、历史记录和档案编写索引，也录下那些仍然记得奴隶制时期情况的非裔美国人的声音。这些都为讲述美国过去的历史组织了大量的原材料，到今天，历史学家仍在不断地熟读并且重新解读这些材料。
但即使是上演话剧这种明显无伤大雅的活动也会招致怀疑。一些人担忧新政背后隐藏着社会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动机，想要在美国复制评论家兼记者雷蒙德·格拉姆·斯温（Raymond Gram Swing）所描述的“德国和意大利的模式，即以国家团结的名义在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结成联盟”。斯温警告说，这正是走向美国法西斯主义的美丽新世界的第一步，在那个世界中，个人主义将会被根除，美国人将会“被告知提出反对和批评是非美国人的行为”[16]。斯温的这些观点对于美国的广播听众来说早就不算陌生。尤其是当欧洲正在发生的事件让广播电台对国际新闻做出了更多播报时，这些听众也就对此越加熟悉。美国远非一个孤独的荒野，自然不能免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或者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的影响，因而斯温也并不是什么孤独的先知。辛克莱·刘易斯在当时写了本红极一时的小说《不会发生在这里》（It Can't Happen Here，1935年），书名的前提当然就是这很容易发生在这里。在联邦剧场计划的赞助下，根据这部小说改编而成的话剧走向了全国的观众。1936年，纽约观众可以观赏到其英语版本和意第绪语版本，洛杉矶的观众可以观看意第绪语版本，坦帕的观众可以看到西班牙语版本，西雅图甚至还上演了黑人版本。
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要变成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新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总的来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又一次对自由和民主的含义进行了辩论，但这两者都没有真正面临毁灭的危险。赫伯特·胡佛指责新政是“美国对自由精神的侵犯，而且是自殖民地时期以来见到过的最为让人震惊的一次侵犯”，但罗斯福对此做出反驳（就像林肯在内战期间那样），强调指出需要建立一个“更宽泛的对自由的定义”，这一定义将会“为普通人提供更大的自由、更多的保障，这在美国史上是前所未有的”[17]。
这样说正确与否有待争议，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定义“普通”人。经济大萧条带来的苦难并不是均衡分布的，一些新政项目虽然意在缓解问题，却反而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所谓的印第安人新政正是如此。当时新任命的印第安事务局专员约翰·科利尔（John Collier）认为，破坏土著文化的做法，以及通过道斯法案将部落土地分配给个人所有，都不仅给土著民族造成了损失，也给整个美国带来了损失。因而，1934年的《印第安人重组法》（IRA）就试图撤销之前的同化政策，以挽回这些损失。科利尔实施的也许可以说是一种微观经济（以及文化）版本的新政，他寻求通过强制聚积资源、实现共同利益的方式来重新巩固土著人的土地。当然，不是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愿意看着自己精心经营的土地消失在共同所有权之中。华盛顿官僚突然燃起一股热情，想要恢复那些不少印第安人已经抛弃很久的传统，对此，那些印第安人可能比别人更充满疑虑，也更想要抵抗。许多土著民族想要的是进步和未来，而不是被迫回到那些被白人理想化、事实上却毫不理想的过去。
美国社会中的其他群体则发现，自己与其说是被引向过去，不如说是无法逃离过去。非裔美国人总的说来更依赖于棉花作物，他们发现新政在调整农业方面的尝试几乎没有带来什么好处。此外，大多数的新政行动，不管是民间护林保土队还是重新安置管理局发起的新示范城镇，都实行了种族隔离。当然，种族隔离并不起源于新政。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自由并不意味着平等，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盎格鲁—撒克逊至上主义心态的驱使，而当时的流行文化既揭露，又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心态。罗斯福支持新公民国家主义的大众文化，而其对手更愿意保留“顽强的个人主义”范式，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关系，在当时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中都有所体现。而在两种文化中，美国人的理想都带着种族色彩，其中，公民国家主义在种族上是排外的，成功的个人主义也很少属于移民。
20世纪30年代最为持久畅销的小说当然就是玛格丽特·米切尔（Margaret Mitchell）写就的内战史诗小说《飘》（Gone With the Wind，1936年），后来还被搬上了银幕。这部作品不仅让人们从经济大萧条的困境中退避出来，还肯定了个体只要经得住考验就能成功走出逆境的这种观点。小说中的主角斯嘉丽·奥哈拉（Scarlett O'Hara）几乎没有什么姐妹情谊或者社会团结的观念，撇开她是女性这个事实，她代表的是当时各类文化中银幕英雄的一种结合体。这些银幕英雄大多是男性，不过分为两类，一类是高贵的普通人，如《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1939年）；另一类则是不光彩的罪犯，如《国民公敌》（Public Enemy，1931年）或《疤面煞星》（Scarface，1932年）。
事实上，20年代时阿尔·卡彭让美国人开始对黑帮着迷，到了30年代，小说读者和电影观众对此已经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不过，这种现象传达出的信息却是复杂的，并不是说电影的道德观有问题，而是因为犯罪的反派角色是移民，他在组织内部的毁灭性行为造就了他、最终也毁了他。对斯嘉丽·奥哈拉和疤面人来说，美国梦都是一个靠不住的命题，对那些处于边缘社会地位的人而言尤其如此。在当时越来越流行的“硬汉派”或“低俗”侦探小说中，银幕上描绘的美国人生活中潜伏的不确定性也一直在遭到消解。这种小说提供了一种逃避现实和证实现实的矛盾结合，常常会安排一个普通人作为主角，不管是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笔下的萨姆·斯佩德（Sam Spade）还是雷蒙德·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笔下的菲利普·马洛（Philip Marlowe），在一定程度上都能顺利闯过作家为他们安排的各种逆境。
和小说背景里所处的经济大萧条时期相呼应，这种小说将美国的城市生活表现得相当悲观，不过这也正是关键所在。30年代的侦探小说的本质是明智的理想主义之于现实困境的胜利，其核心则是一种愤世嫉俗的乐观主义：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侦探维护着“美国”的价值，同时也意识到美国梦的背后隐藏着的腐败与妥协。“总得有个人到这些穷街陋巷里去，”钱德勒写道，“这是一个自己并不卑鄙，也无污点或者胆怯的人。”美国人开始越来越认同，或者说希望他们自己可以认同钱德勒描述的“普通”却又“不凡的人”[18]。即使这种“罪行”是纳粹主义的威胁，或者说，尤其是当这种罪行是纳粹主义的威胁时，30年代末的美国流行文化趁机顶着这种威胁定义了美国人，也定义了美国和美国理想。在美国首部公开反纳粹的宣传片《一个纳粹间谍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Nazi Spy，1939年）片尾的审判场景里，检察官宣布道：“美国并不只是一个仍然保存民主的国家。美国本身就是一种民主。在这种民主中，上帝赐予自由的人们灵感，自由的人们则决意永远捍卫我们继承的自由。”
在美国观众看到这部电影之前，欧洲已经处于战争的边缘。影片上映5个月后，德国入侵波兰。这时，由于持续不断的行业动荡以及1937年夏天开始的经济崩溃，新政遭到破坏，几乎完全失去了势头。政府颁布了一连串新立法，试图稳定经济、保护农民、确立最低工资，但罗斯福不得不拼尽全力，才能让这些立法得以实施。他在1939年1月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里承认，美国人的首要任务可能不再是全国性复苏，而是国防。不过，这并不是说美国面临着什么迫在眉睫的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罗斯福像威尔逊那样发表声明宣布中立，并且在附录里声明可以向同盟国出售武器和物资。罗斯福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既能捍卫民主，同时又能保持一定的距离。
不幸的是，纳粹的战争机器能够以相当快的速度传播开来，毕竟“闪电战”的称号不是浪得虚名。从1940年春天开始，德国仅用数周就占领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在敦刻尔克将英军从法国逼退，迫使法国投降。此时，德国距离完全控制西欧以及东大西洋就只剩下英国。在美国，罗斯福提高了对同盟国的支持，也加强了美国的防御。他增加军事开支，成立国防研究委员会，说服国会勉强通过了推进美国首个和平时期的义务兵役法草案。虽然这场战争看起来仍然离美国很远，还不足以造成威胁，但对于卷入战争的可行性或者说可取性，美国人当时是意见不一的。罗斯福得到了援助盟军保卫美国委员会的支持，也遭到美国第一委员会的反对。
不过，美国人以及美国的国力确实对别人造成了威胁，到最后，是否参战也不是美国能决定的了。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三种扩张主义议程的暴力融合：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在欧洲的扩张、德国法西斯分子在欧洲的扩张以及日本人在东南亚的扩张。尽管1941年时，因为本国船只遭到潜水艇袭击，美国已经被卷入了一场与德国不宣而战的冲突之中，但最终逼近美国的危险不是来自大西洋对岸的欧洲大战，而是来自日本在太平洋上的举动。
图55 珍珠港，1941年12月（美国海军官方照片）。一艘救生船驶向火光中的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前景）；内侧是田纳西号战列舰。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最终沉没，舰上当时有超过60名船员。1944年，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得到重新组装，在同年9月美国入侵菲律宾时回到夏威夷，随后在硫磺岛战役中参战。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以及战争资讯局友情提供（LC-USW33-018433-C）。
对于日本人而言，美国太平洋舰队驻扎在夏威夷珍珠港，给他们的帝国野心带来了潜在的威胁，他们决定解决这个问题。1941年12月7日早晨，日本飞机向珍珠港发起突袭（图55）。在此前的两年里，美国的政客之间展开了各种各样的谈判，国会一直在激烈地辩论是否向同盟国提供武器，以及在这场他们不希望殃及美国的冲突中扩大美国的参与程度是否明智；而现在，仅仅在一个半小时里，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就遭到重创，2000多名美国士兵阵亡，美国从此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珍珠港偷袭事件的20年前，哈定曾经承诺再也不会要求美国人在战争中牺牲性命。这其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断言，没有哪个现代国家能够真的做到。在20年代和30年代里，许多美国人都和多斯·帕索斯《三个士兵》（1921年）里的主人公一样，希望他们“永远不用再穿上军装”[19]。但到二战结束时，已经有1600万美国人参战，约50万人战死沙场。实际上，二战让越来越多的失业者穿上军装，却也实现了新政最终没有达成的成果：美国的经济复苏。而二战带来的效果还远不止于此。
在1776年，铸就美国、成为美国人的途径就是战争。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许多美国国家领导人也都一直用这一点来提醒民众美国代表着什么、当一名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前总统赫伯特·胡佛虽然反对美国加入二战，却也曾将美国人在战争中的牺牲与自由观相联系，提醒国人“在普利茅斯岩，在莱克星顿，在福吉谷，在约克城，在新奥尔良，在西部边疆的每一步，在阿波马托克斯，在圣胡安山，在阿尔贡”都有“那些为实现这个目的而牺牲的美国人的坟墓”[20]。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个目的当然还有待争议。美国准备将其仍在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武装部队派往战场的时候，许多人希望这场战争最终能够促成包容性公民国家主义的形成，而这正是新政百般努力也未能实现的。但在此过程中，美国自由的含义将会遭到挑战，也将面临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