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如何挽救联邦。世界也相信我们知道如何挽救它。我们——甚至是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拥有这项权力，也肩负这个责任。给奴隶自由就是保障自由人的自由，我们所给予和保留的同样光明磊落。我们将要么高尚地挽救、要么卑鄙地丧失人间最后一丝最美好的希望。
亚伯拉罕·林肯《国情咨文》，1862年
本杰明·拉什曾说过，独立战争的结束只不过是走向共和这出大戏的第一幕终。同样，宪法的拟订尚未让这个新国家的行政和政治结构盖棺论定。当时的漫画将其描绘为“美国的胜利”（见图22），但与胜利同时到来的也有骚乱。1763年解除法国的威胁后，殖民地开始有空间思考自己与“祖国”之间的屈从关系；如今大不列颠也退出美洲舞台，只留下这个新共和国独处，这就带来了潜在的问题。古弗尼尔·莫里斯（Gouverneur Morris）因在宪法序言里写下以“我们合众国人民”开头的著名长句而广受赞誉，他就曾在制宪大会上警告说，这个“国家必须团结，如果言辞无法说服，就动用武力解决”[1]。开国元勋们虽然没有否认这点，但还是尝试做出更现实的考虑。《十三州邦联宪法》和《美国宪法》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后者认为在建立联邦的过程中，寻求一致同意是不可行的。
图22 《美国的胜利与大不列颠的悲伤》。韦瑟怀斯《城镇乡村年鉴》（波士顿，1782年）卷首插画。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C4-5275）。
修正《十三州邦联宪法》需要13个殖民地一致同意，而《美国宪法》只需9个殖民地签字即可生效。有几个州当即签字批准了《美国宪法》：宾夕法尼亚和康涅狄格多数同意通过，新泽西、特拉华和佐治亚则是全体同意通过。有几个州犹豫不决，例如马萨诸塞就是在一场旷日持久的辩论之后才勉强承认了宪法的权威。另外一些州虽然意见不大，却也在同意之前再三检查宪法里的附属细则。随着马里兰、南卡罗来纳和新罕布什尔的加入，宪法已经得到了9个州的支持。遗憾的是，行动最慢的两个州——弗吉尼亚和纽约恰好是最强的两个州。事实上，没有这两个州的支持，就算有另外9个州的支持，也是不够的。
这13个州在宪法上的分歧与地区分布毫无关系：尽管以后在许多方面都会出现南北划分，但在批准宪法时并无南北阵营之分。这些分歧也与财富无关：虽然那些极力支持新宪法的人和拟订这部宪法的人一样，常常被描述为“有财产和地位的绅士”，但那些对宪法持怀疑态度的人里面并不只有小规模土地的拥有者，也包括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简言之，这些州在批准宪法上的分歧与其地理位置或社会阶层均无关系，而是可以归结于对政府的两种不同理解。联邦党人（立宪派）和反联邦党人形成两大竞争阵营，就中央权力应到何种程度、有何危险的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这些联邦党人包括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来自弗吉尼亚的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华盛顿的前副官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以及大陆会议的前主席约翰·杰伊（John Jay）等人，他们相信宪法能够限制越权行为，保护美国公民。而反联邦党人则包括塞缪尔·亚当斯（Samuel Adams）、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和理查德·亨利·李（Richard Henry Lee）等革命领袖。李在第二届大陆会议上决议提出“这些殖民地是且应是自由而独立的国家……不必向英国皇室效忠”。从那时起，双方就开始走向了这个僵局。
反联邦党人对联邦党人许诺的宪法保障持怀疑态度，担心公民个人的权利会不得不屈服于商业精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很多南方白人更是担心这样做会威胁到自己的利益。那些希望废除奴隶制的人认为宪法太过保护奴隶制度；而那些希望保留奴隶制的人则担心这一制度终将被废止，认为1808年终止美国的奴隶进出口贸易便是迈出了第一步。另外一些人，例如弗吉尼亚奴隶主乔治·梅森（George Mason），甚至同时持有两种相反的观点。
对联邦党人而言，宪法为治理提供了必要的保护，也提供了必要的体制保护；对于反联邦党人来说，宪法则是在某种程度上汇集了他们对国家未来的所有担忧。然而，怀揣着使命感的联邦党人有的放矢地从各方面提供了批准宪法的理由，最终让反联邦党人无言以对。在历史学家称为“早期共和国”（Early Republic）的这个时代，和美洲的殖民时期一样，文字拥有至关重要的力量。1788年，三位联邦党人汉密尔顿、杰伊和麦迪逊以普布利乌斯（Publius）为笔名在纽约的几家报刊上撰文发表了总计85篇系列论文，并收集成册，以《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命名出版。这本文集如今已被视作美国政治观的试金石，其中的论辩不仅阐明，更完善了联邦党人的立场。
《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许多文章都在论证中提到战争和外国势力的有害影响。考虑到此前美洲殖民时期的经历，这些观点也就不足为奇。汉密尔顿在文集第6篇中指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没有一个切实有效的联盟，美国将会危险地“暴露”于“外国武力和诡计”的威胁之下。与此同时，他也注意到“各州之间的纠纷，以及来自国内的派别斗争和动乱”的危险。“一个牢固的联邦，”他强调道，“对于各州的和平与自由是非常重要的。”[2]
对于这个牢固的联邦要如何实现、如何维持，这篇文章的另一个作者麦迪逊有着自己的见解。他对人性有更充分的认识，相信“党争的潜在原因”不是只有美国遭遇的问题，而是“深植于人性之中”。因此，尽管拉什强调改善美国公民的“原则、道德和社会行为”来构筑起共和主义大厦，麦迪逊却认为需要通过在地理和人口上的扩张以及新的宪法体制为美国的未来保驾护航。“把范围扩大，”他指出，“就可以包罗更多种类的党派和利益集团，全体中的多数人也就不太可能找到侵犯其他公民权利的共同动机；即使存在这样一种共同动机，所有具有同感的人也较难发觉这种共同的力量，更难以采取一致行动。”[3]
在麦迪逊看来，安全取决于人数。尽管他在表述中用了不少政治术语，但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数量上的安全：随着群体种类和数量的增加，不同群体内的个体都会得到保护，而所有群体都不太可能向全部个体强行施加自己的宗教观点、区域性观点或经济观点。反联邦党人对此并不信服，他们试图反驳《联邦党人文集》中的观点，警告说“制宪之时……应当谨慎限制并且明确定义宪法的权力，调整各部分内容，同时提防权力的滥用”。他们指出，如果“所有人生而自由”是“不言自明的”事实，那么人们就不应该“凌驾于同类之上或对同类施加权威”。“社会的起源”不在于权威，而在于自愿“联合在一起的人们的一致同意”。[4]
尽管反联邦党有时被贬损为“缺乏信仰的人”，他们其实只是相信个体而不相信机构、相信公民而不相信宪法，因而希望各州保留尽可能多的权力，而不是将所有权力让渡给中央政府。最终，由于联邦党的政见能提供更多好处，还是他们占了上风。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在说服宾夕法尼亚民众同意批准宪法通过时曾说：“采纳这个体制，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国家，而现在我们还不是一个国家”。他问道：“我们是否能采取一致的全国性行动？我们是否能做点什么来获得尊严、维护和平、保持安定？”
威尔逊警告指出，如果没有宪法，“我们政府的权力就只是空谈”。没有宪法，美国既不能防御也不能发展，甚至无法“移走河里的一块石头”。而一旦宪法到位，石块将成为这个伟大国度的建筑石材，河水也将成为这个伟大国度的天然渠道。威尔逊进一步预言，在国家建立发展之时，美国人“也会形成自己的民族性格”，这将不是一种普通的民族性格，而是被尚在讨论中的宪法所塑造的民族性格。他指出每个国家都“应当具有独创性”，但美国保留了太多其他国家风俗习惯的影响。美国的政体将会消除这些影响，并且也许会让美国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5]
凭借这种让人难以抗拒的愿景，威尔逊说服宾夕法尼亚批准了宪法，其他联邦党人也在1788年6月和7月相继说服弗吉尼亚和纽约加入批准行列。到1788年底，仅剩北卡罗来纳和罗得岛还在踌躇不定，但宪法的批准已经拿到多数票，联邦党因此获胜。据当时的一幅漫画（图23）显示，大多数“联邦政府支柱”已经就位。就算美国还不完全是一个国家，“这些联邦州”至少有了一个能够运作的政府形式。在1789年1月的全国大选后，它们也将迎来第一位总统，这位总统正是为它们赢得独立的那个人——乔治·华盛顿。
反联邦党虽然未能阻止宪法通过，但也没有就此罢休：既然他们无法阻止宪法得到批准，至少也可以确保宪法立即得到修正。他们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忧虑，那就是在费城拟定的宪法没有涵盖《权利法案》。对此，一些联邦党人质疑《权利法案》在当时和以后都未必能比宪法更有效地保护个体的权利，麦迪逊也在《联邦党人文集》第48篇中警告不要太过于“相信那些公文保障能够防止权力的侵蚀”[6]。尽管如此，第一届大陆会议仍然考虑到反联邦党的忧虑，在1791年通过了10条宪法修正案。这些修正案旨在遏制任何滥用中央集权的行为，提出保护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宗教自由（第一条），保护公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第二条），并且解决了殖民时期以来一直悬而未决的几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军队驻扎和“不合理的搜查和羁押”（第三条和第四条）等。此外，这些修正案也试图保障刑事诉讼的公正，禁止双重审判和自证己罪（因此才有“以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为庇护”避而不答的做法），也禁止施予“残酷且不寻常的惩罚”（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和第八条）。
这些修正案里有一些与英国的司法惯例相去甚远。1689年英国曾制定《权利法案》，首先提出“宣言”、“权利法案”这些概念，界定免受君主（或中央）权威干涉的自由，规定新教徒享有持有武器的权利，同时也保护言论自由。美国在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之后，并不会完全复制英国的生活方式，照搬政府体制的形式与功能。美国宪法与英国司法规范最明显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美国宪法用世俗语言严格区分教会与国家，并且通过第一修正案强调了这种区分。当然，这样做其实也几乎没有带来多少不同，新教白人精英仍然在美国政坛占据主导地位。
图23 《联邦的支柱》，1788年8月2日。这是发表在《马萨诸塞哨兵报》上的系列版画（1月16日、6月11日、8月2日）中的第三幅，也是最后一幅。第一幅版画名为“合即立，分即垮”，在这幅画里，一只天堂之手正在引导代表马萨诸塞的圆柱立在分别代表特拉华、宾夕法尼亚、新泽西、佐治亚和康涅狄格的圆柱旁。第二幅版画名为“回到沙屯的统治”（原文为拉丁语，意为“回到光荣的统治”，出自维吉尔《牧歌》第四首，美国大印章上也有此箴言），在这幅画里，增加了代表马里兰和南卡罗来纳的圆柱，并且代表弗吉尼亚的圆柱也正在安置。在最后这幅同样名为“回到沙屯的统治”的版画中，已有11根圆柱（增添了新罕布什尔和纽约的圆柱）到位，画中着重传达了美国是“自由神圣的家园”以及批准宪法能够带来“沙屯时代”（即黄金时代）的信息。“神圣之手”正在立起第12根代表北卡罗来纳的圆柱。根据版画显示，这时只剩下代表罗得岛的圆柱还有破碎的危险，但画中注释写着“基础稳固——也许还有救”。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45591）。
美国第一届大陆会议在通过《权利法案》之时，也开始试图调查法案保护的对象人数。1790年的官方人口普查结果显示，除土著人口之外，合众国的总人口达到400万，其中自由人口有300多万，奴隶有70万左右（有一半的奴隶都住在南部地区）。弗吉尼亚总人口最多，超过70万，比排名第二的宾夕法尼亚（40万）几乎多出一倍。在人口普查之时还未加入合众国的罗得岛人口最少，仅有不到7万居民。
美国的发展速度起初相对平缓。第一次人口普查后的头十年里人口增长约150万，奴隶人口增长近20万；第二个十年里也维持着相同的人口增速。土地的增长则有所不同。1803年，杰斐逊完成“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从法国人手中获得了路易斯安那地区约21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次及时的——不得不说也是廉价的——土地购买最终将为美国创造至少14个州，也包含了如今加拿大的艾伯塔省和萨斯喀彻温省。到1820年时，美国的土地和人口都已经比1790年时翻了一番，奴隶人口超过150万。此外，又有10个新的州（佛蒙特，1791年；肯塔基，1792年；田纳西，1796年；俄亥俄，1802年；路易斯安那，1812年；印第安纳，1816年；密西西比，1817年；伊利诺伊，1818年；亚拉巴马，1819年；缅因，1820年）加入了原来的13州。
179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约有3%的美国人住在城镇地区，到1820年超过7%，而到了1860年几乎达到20%。仅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的城市人口就从184.35万增长到354.8万，实现了92%的增长。在这种强劲的增长势头下，1810年的边陲小镇已经发展成为新兴城市。例如，辛辛那提在1810年人口普查时仅有2500人，被称为最小的“城市地区”（urban place），但在短短十年内人口就增加了两倍，再过十年之后，甚至一跃成为美国的前十大城市，而到了内战爆发时，其人口已超过16万。
地图4 自由州和蓄奴州人口地图
1830年后，新涌入的移民加上人口的自然增长，使得美国的总人口以每年约3.5%的速度增长。1840—1850年，仅仅是移民就带来了175万的人口增长；随后的十年里，又有超过250万移民到达美国。到1860年，除去土著部落不算，美国人口已经接近3200万，其中有超过10%，即近400万的奴隶。这些人口分布在33个州里（见地图4）。1820年后，密苏里（1821年）、阿肯色（1836年）、密歇根（1837年）、佛罗里达和得克萨斯（1845年）、艾奥瓦（1846年）、威斯康星（1848年）、加利福尼亚（1850年）、明尼苏达（1858年）和俄勒冈（1859年）陆续加入了原来的23个州。许多新加入的州都位于西部地区的阿巴拉契亚—阿勒格尼山脉以西地区。事实上，到1860年时，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口都居住在西部地区，而其他地区的居民也在打量着这个地区。
美国人口的这种急剧增长可能连麦迪逊自己都没有预料到，同时也给这个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都还没有站稳脚跟的国家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美国政府于1787年颁布《西北法令》，试图对西进运动中以自由白人为主的人口施以一定程度的管束。但美国人口不仅在向西北地区扩张，也在向其他地区迁徙。因此，美国政府又在1790年颁布了《西南法令》，这部鲜有人知的法令主要覆盖西南部的今田纳西州地区。它与三年前的《西北法令》几乎完全一样，却传达了截然不同的信息，只因为存在一个细微的差别：《西南法令》没有禁止奴隶制。18世纪的这两部土地法令实际上开启了两个平行的扩张过程：一个是注重自由的向北部扩张的过程，另一个则是希望扩展奴隶制的向南部扩张的过程。这两个平行过程将永不会交叠。
这些矛盾的进程表明了美国早期在许多重要方面都缺乏民族主义，至少没有一种凝聚的民族主义。与联邦党的期待相反，共和制建立初期的美国人在社会凝聚力上的表现更符合反联邦党的设想。美国土地上的人们期望的是一种仅限于白人的平等主义，其社会流动性远低于地理流动性，也无法像地理范围那样实现均分。真正能够得到均分的是观点：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政治与宗教观点都通过报纸、书籍、宣传册和杂志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讨论。
在这方面，美国人情况良好，识字率高于某些欧洲国家。据估计，独立战争时期的新英格兰地区约有90%的成年人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在这一时期涌现了各类的民间结社，也就不足为奇。这些团体组织包括私人结社、职业协会（图24）、宗教结社以及越来越多的政治结社。这些政治结社里的成员对于市镇选民大会和酒馆辩论已经非常熟悉，寻求从区域层面解决美国当务之急的问题。
这种结社的迫切要求正是美国社会的一个特征。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亚历克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赴美国考察后写下了《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1835年出版第一卷，1840年出版第二卷），指出美国人不仅倾向于组织“工商团体”，还倾向于建立“其他成千上万的团体，既有宗教团体，又有道德团体；既有十分严肃的团体，又有非常无聊的团体；既有非常一般的团体，又有非常特殊的团体；既有规模庞大的团体，又有规模甚小的团体”。他观察到，美国人“为了举行庆典，创办神学院，开设旅店，建立教堂，销售图书”都要“组织一个团体”。在托克维尔看来，这种“结社的原则”正是民主的一个重要成分，而其冒险之处在于他们“如不学会自发地互助，就将全都陷入无能为力的状态”。“要是人类打算继续做文明人，”他强调指出，“那就要使结社的艺术与身份平等的扩大同比发展和完善。”[7]
这种想法对美国人而言并不陌生。尽管许多兄弟组织和结社都在共和制建立的初期才开始创办，但有一些结社，尤其是会员制图书馆和阅览室，在殖民时期就已经存在。其中最早的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于1731年在费城创办的费城图书馆公司，其他大多数州里也都有类似结社，包括罗得岛州纽波特的雷德伍德图书馆和阅览室（1747年）、波士顿阅览室（1807年），以及1812年创立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的美国古文物学会。这些机构当中有些是基于当时已有的社会和文化网络创立（例如费城图书馆公司即为富兰克林和身边好友共同创办而成），并且其中很多至今仍然存在。另外一些机构则完全是由一群来自不同领域的个体合作创办，这些人志趣相投，致力于推动教育和知识的进步。
图24 《马萨诸塞技工协会》（日期不详，雕工塞缪尔·希尔，1766？—1804年）。马萨诸塞技工协会是美国早期职业兄弟社团之一，也是工会的前身。技工协会的建立不仅表明新国家有了更多的工作机会，也进一步认可了工人在共和国的成功中发挥的作用。这种协会不屈从于精英阶层，认为工作是一种美德，强调民主社会中的工人享有经济、社会和政治独立。图中为木匠纳撒内尔·布拉德利1800年的入会证明。图中不仅在顶部融入了国家形象（鹰），也在底部中间位置绘制了勤劳的蜂巢，让人想到大印章和印章上的箴言。这幅图传达的信息是技工发挥各自的技术特长，美国将会成为一个富饶之国（两位女性两侧装满花果及谷穗的羊角状物即在强调这点）。图中的共济会图像也是当时比较普遍的，当时许多的美国城市里都有共济会社，大多数的共济会纲领符号都可以在国家性的图像中看到。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33263）。
例如，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图书馆协会正是在1748年由几名商人、一名教师、一名印刷工、一名酿酒商、一名律师、一名种植园主和一名假发商共同创办。1762年，该协会将自己的职能描述为促进会员的学习，其会员“渴望习得英国的仁爱与勤勉，渴望传播英国在艺术上的进展，以此来证明自己对于祖国的价值”。独立革命之后，人们几乎已经不再拥有这种学习动机，不过当时那个社会背后的推动力还是提供了一些线索，让我们得以推断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是什么因素影响了这些自我文化提升的行动。
美洲还在殖民统治时期时，查尔斯顿图书馆协会会员就曾以“粗野无知、赤身裸体的印第安人”及其“野蛮性情”为例，指出任何没有准备好向公民灌输知识和艺术的社会都可能会面临这种威胁。他们深信出版物能够发挥预防作用，“消除这种可能降临的邪恶”，“防止我们的子孙后代陷入类似的境地”[8]，而该图书馆协会的创办正是出于此种考虑。到共和制建立初期，这种“土著化”的风险也许已经降低，但取而代之的却是另外一种威胁：来自英国的知识、文学体系的牵制。
这将会成为美国人长久关心的问题。诺厄·韦伯斯特将这个问题通俗化，便利地提供了部分解决方案，先后出版了拼写课本和韦氏词典（1806年）。詹姆斯·威尔逊说服宾夕法尼亚批准宪法的时候，也强调美国的“国家重要性”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学发展上的领先地位”。然而英国作家、教士悉尼·史密斯（Sydney Smith）曾在1820年发问：“四海之内，有谁会读美国书？”面对英国评论家的嗤笑，美国人只能畏缩不语。但美国的首位超验主义思想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在1837年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我们依赖旁人、师从他国的长期学徒时代即将结束。”这次演讲后来有时也被称为“美国文学史上的《独立宣言》”。十年之后，著名记者、评论家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却又给出了不这么乐观的说法。她评论说，尽管“我们在政治上独立存在”，但“我们在文学艺术上与欧洲的关系仍然和殖民时期一样”[9]。
民间结社和文学社团都在努力让这个新国家摆脱殖民时期的阴影。从这种意义上讲，这些结社为促进民族主义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实质上都是民主辩论团体。那些志趣相投的美国人，都带着自己的追求——不管是职业追求还是政治追求、实践追求还是娱乐追求、当地追求还是国家追求——聚集在一起。但这种“结社的原则”也不是完全积极正面的：它既能带来团结也能造成分裂，既能巩固这个国家也能破坏这个国家。美国人通过许多的自发结社行为创造了一种反联邦制理念，同时也对美国的联邦制建国之本发出质疑。更多相关的重要原则开始形成、巩固，这些凝聚在政治、改革和地区等议题上的原则给美国带来了许多问题。
一开始，美国的政府管理只有一种政治视角，即联邦党人的政治观。尽管反对联邦党执政的声音的确存在，但还没有形成另一派政党。最初，政治和民族感情都凝聚在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身上，而构建有效的行政制度和可行的经济纲领的担子都落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攥在——华盛顿的前副官、后来的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手中。汉密尔顿的《关于公共信用的报告》（1790年）和《关于制造业的报告》（1791年）虽然在观点上没有《独立宣言》或者《宪法》那么鼓舞人心，却也至少巩固了后者的成果。他提出的经济政策强调征收关税来保护新国家的新兴工业和贸易发展，为内部——主要是交通运输——的发展提供保障，这些观点也为后来19世纪30年代的重商主义“美国体系”（American System）打下了基础。
但也有一些人对汉密尔顿的观点持异议，其中以杰斐逊尤甚。汉密尔顿建立国家银行的法案得到批准后，杰斐逊即向国会请辞。1785—1789年，杰斐逊担任驻法大使，因而未曾参与制宪的辩论，但这并不妨碍他对美国的发展方向表达自己鲜明的观点。汉密尔顿从较为实际的角度出发，认为关税、内部地产增值、银行这些现金交易关系对于共和国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杰斐逊理想中的共和国是一个由自耕农组成的社会，独立——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用奴隶，虽然杰斐逊从未提出这一点——在各自的土地上耕作，而不必受汉密尔顿所提出的现金交易关系的牵制。和反联邦党人士的关切一样，杰斐逊担心汉密尔顿的各项措施会让这个新国家很快又重返旧世界，而它曾为逃离那个旧世界奋斗了如此之久。
杰斐逊在写给麦迪逊的一封信里概述了自己的观点，指出“我认为只要我们的政府以农立国，就能够在千百年里永葆良知”，但又警告说这种观点“只有在美国各处都还有空地之时”才成立。“如果美国人也像欧洲人那样挤在大城市里，”他告诫道，“美国政府就会变得和欧洲政府一样腐败。”正如他劝告华盛顿时所说，农业是美国“最明智的追求，因为它最终会在最大程度上带来真正的财富、美德和快乐”。杰斐逊当时刚从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回来，却持有这种以农业发展为主的想法，自然让汉密尔顿震惊不已。汉密尔顿认为杰斐逊提倡的做法更可能导致国家破产，他相信美国的金融未来远非仅仅依赖土地耕作，而是取决于工商业、城市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这些又都是在国会的掌控之下。[10]
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裂痕导致了美国史上首个政治反对党派的出现，即由杰斐逊的支持者建立的民主共和党（他们自称共和党，反对者则称其为民主党）。汉密尔顿的政策原本旨在团结联邦，现在却反倒将北部地区工商业的利益与南部地区蓄奴种植园和农场的利益更明显地区分开来，区别形成了不同的政治观点。这对共和国来说本没有造成威胁，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其他的力量却共同作用，缩小了两党之间的差距、深化了两党之间的分歧。汉密尔顿和杰斐逊之间的冲突，即联邦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冲突，不仅体现了共和国建立初期美国人关注的议题，也代表了美国在19世纪需要解决的一些长期分歧：贵族统治与民主治理的分歧，工业化与农业化的分歧，中央集权与州权的分歧。任何一项分歧都可能会让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分崩离析。
华盛顿当然无法预见到如何才能解决这些矛盾，但身为总统的他和担任大陆军总司令时一样敏锐地意识到，为了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亟须促进民族团结。他在离职前向帕特里克·亨利强调指出，自己的“热望和目标是……避免美国与其他任何国家建立政治联系，确保美国独立于其他任何国家，也不受其他任何国家的影响”。“总而言之，”他宣称，“我希望树立一种美国品格，能让欧洲强国相信我们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行动。”[11]
1796年，华盛顿在连任两届总统之后拒绝连任第三届，也设下了总统任职不超过两届的先例。后来的美国总统不管情愿与否，大多遵循了这个先例，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除外。事实上，华盛顿甚至都没有计划连任第二届，但杰斐逊和汉密尔顿都向他指出当时的地区分歧已经显而易见，说服他留任。“整个联邦的信心都凝聚在您身上，”杰斐逊劝告他，“只要有您在，北方与南方就仍然能够同心协力。”在这个问题上，汉密尔顿与杰斐逊的想法一致。“我们一致认为，”他告诉华盛顿，“您若拒绝连任，将会是这个国家在现阶段可能遭遇的最大的不幸。”[12]
但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个国家终将需要在没有华盛顿的情况下继续团结一致。华盛顿于1796年离职，但他早在1792年就开始构思自己的“离职演说”，从中也可看出总统职务以及维持联邦团结的压力给他带来了多么复杂的感受。华盛顿在离职演说中提出，形成国家品格对于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他列举了形成国家品格能够带来的部分好处，但更多的是提醒民众防范随之而来的风险。他强调指出，“政府的统一”相当重要，这不仅能让美国人成为“一个民族”，而且更是独立“大厦的主要支柱”。“极为重要的是，”他敦促美国民众，“你们应当正确估计全国性的联合对你们集体和个人幸福的巨大价值。”他着重强调美国人是“出生或选择住在这个共同的国家的公民”，“这个国家有权要求你们专注地爱它”。他鼓励民众将自己的“美国人”身份置于州民身份之上，将爱国主义置于“任何因地域差别产生的名称”之前。他再次强调指出，美国取得的成就是“群策群力的结果，经历了共同的危险、苦难，赢来了共同的胜利”[13]。
华盛顿不仅明确指出这些观点，更是对此再三强调，由此可以推知，早在18世纪晚期，美国各地区之间的鸿沟就已在不断扩大。他认为造成这一后果的部分原因是“党派性的危害作用”。事实上，让他深感担忧的“北方的和南方的、大西洋的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地域歧视”早在党派政治出现之前，甚至美国建国之前就已存在。在这一点上，约翰·史密斯船长比华盛顿发现得更早。早在1631年，史密斯船长就意识到切萨皮克和马萨诸塞湾殖民地之间可能会产生不和。他指出，有些人“会宁愿毁掉新英格兰来发展弗吉尼亚，另外一些人则宁愿失去弗吉尼亚来维持新英格兰的发展”。华盛顿敲响的警钟早在100多年前就已被敲响过——史密斯船长指出这些殖民地最好还是致力于“互促互进，共同抵御一切可能的不测”。当然，这些殖民地并没有这么做。即便在这个新国家对宪法进行辩论之时，莫里斯总督还在感叹“人们忠于自己的州，只在意自己州的利益，这正是这个国家的祸乱之源”[14]。
后人可能夸大了史密斯和莫里斯的先见之明。事实上，托克维尔在19世纪30年代赴美考察，也得出了当时的联邦政府弱于各州政府的结论。他指出，美国“联邦这样一个庞大的联合体却并不能成为人们表达爱国主义的对象”，而各州则“具有范围明确的地域，有财产、家庭、遗风、现在的工作和未来的理想”。根据托克维尔的观察，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爱国主义“仍然针对各州，还不会延及联邦”[15]。
托克维尔的观点在1860年就得到了验证——那一年，美国遭遇了联邦解体的危机。而华盛顿提出的警告似乎并未引起美国民众的注意。在他离职时，美国还是以农村人口为主，与杰斐逊通过发展农业维持道德和物质生活稳定的观点相符。当时的人口也以年轻人为主，18世纪晚期时有一半左右的美国人不到16岁。然而随着国家的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至少有一些革命一代的子女活到了看着自己的民族传承解体的一天。联邦党人曾经坚信扩张能够保障美国的未来，但到了18世纪中期，扩张似乎即将让这个国家四分五裂。
我们的联邦，必须保存！
1796年，约翰·亚当斯当选美国第二任总统。这次选举的特殊之处在于，当选的总统和副总统来自不同党派。相比之下，北部各州主要支持亚当斯、西南各州偏向支持杰斐逊的这种地区性差异在后来形成一种模式，在如今来看已不算罕见。在美国许多的结社组织之中，政治党派成为最主要、最有势力的一种组织，导致许多州内冲突上演到国家层面，国家冲突也蔓延到下属各州。反对党得到政治结社的支持，又有许多新增的党媒出版渠道，从而开始在美国社会站稳脚跟。1796年大选的另一个不同寻常之处则在于，这是第一次，也是1824年之前最后一次由南部地区——确切说，是弗吉尼亚——以外的人执政。约翰·亚当斯和1824年当选的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不仅都来自马萨诸塞，并且还是父子关系。一直到1828年来自田纳西州的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成功当选，才终于有了弗吉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地区之外的人出任总统。
亚当斯在任期间，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在许多方面都停滞不前。在此期间，某些方面的发展仍在继续，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或者说是一个世纪里，这些发展愈加明显地陷入了停滞，而另外一些方面的发展则直接走到了尽头。1800年亚当斯离职、杰斐逊继任之时，联邦党已经磨损不堪。1799年华盛顿的逝世让他们失去了最有力也最受欢迎的标杆，联邦党内剩下的只是一群明显蔑视“人民”的政客，难以在未来的民选中获得成功。美国人更喜欢杰斐逊将他们视作独立、勤勉的农民，实际上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正是如此。
1798—1800年，美国与法国之间爆发了一场短暂的冲突，这让联邦党得以最大限度地表明自己的观点。他们打着保卫家园、抵御外来危险的旗号，攻击国内的政治对手。这种通过宣扬恐惧来扩大党派影响力的做法并没有给联邦党带来什么好处，而且从长期来看，也给其他人造成了许多伤害。1798年的《敌对外侨法》、《惩治叛乱法》和《归化法》虽然据称是为保护美国而颁布，但其主要目的却是想要剥夺共和党的投票权。尤其是《惩治叛乱法》，规定可以驱逐任何被认为“危害美国和平与安全”的人，而对于这种人的界定就很可能仅仅是“批判政府的人”。对此，共和党援引了《权利法案》来反对联邦党制定的法案。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也通过了反对联邦党法案的决议案（又称《两案》），指出只有各州和其人民才有权决定某一出版物和言论是否违反公众，但这种表述也是有问题的。正如莫里斯之前指出的那样，州权问题确实会成为美国的祸根。不过，在州权问题之外，美国还面临着更大的难题，这难题就在近海地区。
尽管华盛顿强调过美国要避开一切外交纠葛——在外交层面上美国也基本做到了——但事实上，这个新国家想要发展，就不能与欧洲脱离干系，也无法远离那些影响着大西洋世界，尤其是最邻近美国的其他地区的力量。这其中最强大的力量正与蓄奴相关。亚当斯执政期间，美国宪法已经规定停止从海外进口奴隶的贸易。不过，许多美国人对此毫不关心，因为他们没有，也从不打算蓄奴。但那些对此关心的人却非常关心，并且他们也完全有理由如此关心。
1791年，黑人领袖弗朗索瓦·多米尼克·杜桑·卢维图尔（François Dominique Toussaint L'ouverture）在圣多曼格岛领导奴隶起义。1804年，其属下宣布成立海地国。对美国的奴隶主而言，这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消息。海地革命长达13年的血战向美国传达了明确的信息，让美国认识到奴隶制正在日益遭到废奴主义者（既有白人也有黑人）和奴隶的抨击，想要在这种情况下维持奴隶社会注定是一个危险之举。圣多曼格岛的事件和19世纪早期加勒比其他地区的事件——巴巴多斯复活节起义（1816年）和德梅拉拉起义（1823年）——让美国的奴隶主心神不宁，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社会中的奴隶制也可能遭到暴力推翻。
然而，在美国独立之后的几十年里，奴隶制在南部各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却愈加重要。英国和新英格兰地区纺织业的发展造成全球对棉花的需求急剧增加，为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扩大了市场。1793年伊莱·惠特尼（Elis Whitney）发明了轧棉机，能从棉籽上成功分离出短的棉纤维，这项技术革新使得扩大棉花种植面积成为可能。因此，与北部地区奴隶数量的减少不同，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等南部各州迎来了奴隶数量的剧增。1810—1860年，佐治亚州的奴隶人口增长了三倍，南卡罗来纳州和肯塔基州的奴隶人口增长了超过一倍，而亚拉巴马州的奴隶人口几乎增长到原来的十倍。在此之前，奴隶进出口贸易早已停止，因此这种奴隶人口的增长完全是美国内部奴隶贸易飞速发展的结果。莱克星顿、肯塔基、新奥尔良和纳齐兹等南部城镇的奴隶市场（图25），先前是从非洲和英属加勒比地区购入奴隶，如今则是从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等南方偏北地区向最南部地区倒卖奴隶。
图25 《南方的一场奴隶拍卖》，为西奥多·戴维斯绘制的草图，发表在1861年7月13日的《哈泼斯周刊》上。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2582）。
毫无疑问，这种倒卖贸易是有利可图的。终止奴隶进出口贸易只是提高了美国本土奴隶的价格。在19世纪30年代，一个“种田能手”即健康的成年男性奴隶价值约500美元。到了50年代，其市场价几乎已经达到原来的三四倍。美国内战前夕的内部奴隶贸易每年转卖的奴隶约有8万、贸易额约6000万美元。当然，这种贸易的真实成本的支付者其实正是奴隶自身，他们困在这种尤其令人揪心的变相现金交易关系之中，而汉密尔顿曾经是那么的相信这种关系。遭到转卖的奴隶往往不得不与家人和朋友分开，最残忍的情况是被迫与伴侣和孩子分开。他们要么被蒸汽船运往南方，要么被绑成“一队”，在武装警卫的押送下被迫行进漫长的路程，沿着连接纳齐兹、密西西比、纳什维尔和田纳西的纳齐兹古道一路向南。
这些奴隶从偏北地区规模较小的奴隶园被倒卖到密西西比州这类最南部地区严苛无情的大型奴隶种植园，在路上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威廉·威尔斯·布朗（William Wells Brown）是一名出生在肯塔基州的奴隶，他逃到北方获得自由，摆脱为奴的命运，历经风雨，终于成为一名出色的废奴主义演说家、作家。他在书中描述了奴隶运送的残忍过程。当时的人们对此司空见惯，少有关注，但在如今看来，其残忍程度却会让整个美国感到不安。布朗目睹“奴隶被装在一艘南方蒸汽船上，驶向棉花或蔗糖种植园地区”。他回忆说，“尽管那些奴隶每走一步，锁链都哐当作响”，所有人，“甚至那些乘客”都不会注意到他们。布朗从亲身经历的角度记述了奴隶贩卖的细节，如老奴隶的头发被染黑以在未来买家面前显得年轻些，同时又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描述了他们悲惨的倒卖经历，因此他这本回忆录读来令人毛骨悚然。他还特别讲到有一次在船上，“一个女人被迫离开丈夫和孩子，不想再活在人世，在灵魂的痛苦之中跳船自杀，淹死在河里”。因此，奴隶将那些倒卖者称为“驱魂者”。[16]
布朗的著名自传《威廉·威尔斯·布朗的记事：一个逃亡的奴隶》于1847年由波士顿反奴隶制协会出版。这本书的前言里写道，在奴隶制问题上，布朗“是局内人，他进入过奴隶制的密室，他的灵魂上留下了奴隶制烙铁的烙印”。这块烙铁也在很大程度上给美国的灵魂留下了烙印。正如一些社会学家敏锐指出的那样，对于那些当事者奴隶而言，奴隶制是一种“社会性死亡”[17]。奴隶制影响的不仅是奴隶，还有美国的自由黑人社会以及白人社会。奴隶制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体制，远非南部种植园的白人奴隶主对黑人劳动力进行剥削这么简单，而是美国经济社会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尽管有些北方人的确试图伪称奴隶制是南方“特有的体制”（这里的“特有”仅指南方专有，并非指其特殊），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么说只是自欺欺人。正如一个南方人所说的那样，“一个国家的财富和权力史就是奴隶作为商品的历史”[18]。美国也不例外。在美国人购买的商品、交易的货物、饮用的咖啡里，奴隶制都无处不在。在爱默生看来，这一点显而易见，他在1844年纪念英属西印度群岛废除奴隶制的一次演讲中指出，美国是奴隶制的同谋。鉴于非洲“很遥远”，他问道：“即使在非洲海岸制造些不愉快的场景又有什么要紧？”在美国国内，北方的那些人可以避开奴隶制的现实，至少如果“有人提到杀人、疯狂、通奸或是非人的折磨”，美国人仅仅会“把教堂里的钟敲得更响”。只要奴隶生产的糖、咖啡和烟草“品质卓越，便没有人会尝出里面的血腥味”。[19]
然而，早在19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那些在北方掩盖奴隶制现实的教堂钟声就在南方以及国会发出了更响亮刺耳的声响。当时的各种关切使得美国愈加难以继续避开1787年的制宪会议留下来的优柔寡断。在奴隶制问题上，杰斐逊曾指出美国“虽然揪住了狼耳朵，却没法完全抓住它，也没法安全地放它走”。关于奴隶制的探讨不断涌现，而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就像杰斐逊一样试图保持平衡，想要在他们理想中的自由追求与生活中的奴隶现实之间保持中立。
美国的扩张让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麦迪逊像杰斐逊1803年时那样扩张了国土面积，但这并没有如他所愿带来稳定。这么广阔的新土地是否应该蓄奴？国会，尤其是参议院里自由州和蓄奴州代表人数是否应该继续保持平衡？在19世纪的前几十年里，这一问题的解决更多是依靠运气而非理性的判断。最新加入的六个州里，有三个（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位于《西北土地法令》管辖范围内，属于自由州；另外三个（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亚拉巴马州）位于南方，是蓄奴州。但是在1819年，以南方人口为主、拥有10%奴隶人口的密苏里地区申请加入联邦时，原有的平衡就遭到了威胁。
有个解决方案近在眼前：当时还属于马萨诸塞州的缅因州那年正好在寻求以独立州的身份加入联邦。不过由于整个事态的白热化，国会也没有不假思索地抓住这根救命稻草。纽约州议员詹姆斯·塔尔梅奇（James Tallmadge）提议密苏里州的加入必须以逐渐解放奴隶为前提，众议院表示支持，参议院则持相反态度。在肯塔基州议员亨利·克莱（Henry Clay）的灵活协调下，才确保缅因州和密苏里州分别以自由州和蓄奴州的身份加入了联邦。
克莱协商的结果是“路易斯安那购置”获得的所有土地中，除密苏里州之外，北纬36°30′以北的土地全部停止蓄奴。这个巧妙的妥协方案其实是一出拙计，但这也不是克莱的过错。杰斐逊也清楚地知道，这样做仅仅是推迟了灾难的到来。1820年，他在人生步入暮年时写道：“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像夜半响起的火警，将我惊醒，令我心悸。我一下便意识到这是为联邦敲响的丧钟。”在他看来，密苏里妥协案“只是一个缓刑，而不是一个最终判决”。“一条与一个显著的道德和政治原则相一致的地理界线，”他断言道，“一旦被设想出来并且激起众怒，将永远不会被抹掉。”他在文末黯然叹息道：“我感到遗憾的是：我现在确定不移地相信，1776年的一代人为了获得国家的自治和幸福而做出的无用的自我牺牲，要被他们不明智的和卑鄙的子孙丢掉，我唯一的安慰便是我活着时没有为它而哭泣。”[20]
杰斐逊在文中推卸责任，将过错归咎于下一代人，可能看起来有些不够真诚，但他的预言是正确的。奴隶制确实会分裂联邦。在宪法里，奴隶的法律地位介于人和财产之间，因而被排除在政体之外，而奴隶主则拥有可观的政治权力。只有在这种政治权力开始威胁到联邦，政治家认为美国自身已经无法继续维持这种尴尬的平衡时，人们才开始认真考虑废除这种越发过时的制度。
后来当选美国总统的亚伯拉罕·林肯在1858年指出，“一幢从中间裂开的房子是站立不住的”，美国“政府不能永远维持半奴隶和半自由的状态”[21]。这对于21世纪的人来说也许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在1858年之前，19世纪的美国在大部分的时间里恰恰维持着这种状态。在当时，奴隶起义打破了大西洋世界的稳定，奴隶贸易大国英国也开始废除其加勒比地区殖民地的奴隶制，美国南方为自己“特有制度”的辩护声却愈发刺耳，显然不顾从大西洋世界和美国北方吹来的变革之风。当然，南方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些，只是变得越来越有防御性。
这种防御性里包含了经济和文化因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制订了一份旨在将美国各个组成部分结合在一起的经济纲领，但对各部分之间的要求不仅相互矛盾，甚至互相冲突，因此难以成功实施。关税征收正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事实上在1828年南卡罗来纳州向联邦政府推行的一项关税发出质疑时，关税问题甚至成了焦点。简单说来，北方希望征收关税来保护自己的制造业发展；南方则持相反态度，因为征收关税会威胁到欧洲的奴隶生产的商品贸易，尤其是棉花贸易，而这是其经济基础中的重要部分。南卡罗来纳州威胁要让这项“可憎的关税”无效，并且以退出联邦要挟阻止关税的实施，这对联邦权威显然是一种挑战，也突显了各州和联邦之间仍未解决的关系问题。
时任副总统的约翰·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来自南卡罗来纳州，根据肯塔基州和弗吉尼亚州决议，他在《南卡罗来纳申辩与抗议》（1828年）中陈述了南卡罗来纳州的立场以及自己对无效权的理解。他指出南卡罗来纳州“永远不会想要说我们的国家……是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伟大整体，各部分都应该热切促进这些共同利益”，但同时也指出想要避免“探讨区域利益，使用区域性话语”是不可能的[22]。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国会里的政客辩论关税细节以及联邦系统下各州权利的问题时，的确出现了相当多的“区域性话语”。
民主党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来自田纳西州，他因支持州权而出名，但事实证明，当州权威胁到联邦之时，他就改变了立场。1830年的杰斐逊纪念日晚宴上，他在祝酒时有力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们的联邦，必须保存！”这当然不是卡尔霍恩他们想要听到的，因此他们直接当作了耳边风。1832年，修改后的关税法案通过，卡尔霍恩辞去副总统职位，南卡罗来纳州则用法令宣布1828年和1832年的关税法案无效，并且明确表明如果强迫执行关税，南卡罗来纳州将退出联邦。
但总统完全不吃这一招。杰克逊在1832年12月直接向南卡罗来纳州喊话，提出“一个州假定自己有权力宣布合众国的一项法律无效”，在他看来“与联邦的存在互不相容，与宪法条文明显矛盾，与联邦的精神相违，与建立联邦的所有原则相悖，将会对建立联邦的伟大目标造成破坏”。杰克逊断言，任何这种企图都是“叛国”。他发问：“你们准备好担起叛国罪了吗？”[23]1832年的回答是“没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还没有”。当时联邦军队驻扎在查尔斯顿，其他南方各州也意识到南卡罗来纳州正在逼它们走进险境，于是决定迅速撤开，在这种情况下，答案只可能是否定的。尽管如此，这次的州废止国会法令运动已经预示了凶兆。脱离、解散联邦的幽灵一直到1865年都阴魂不散。
南北战争的爆发
由于南北内战于1861年爆发，现在通常将美国国会法令废止危机之后的时期称为“战前”时期。对1830—1860年这段时期的评价主要倾向于分析南北方之间愈发紧张的敌对态势，然而，强调那些造成南北分离的差异的同时，也就忽略了那些将南北方团结起来的力量。当时的观察家有时也会这样，托克维尔就是如此。因此，他在关税动荡期到达美国，观察到美国人生活中“两个彼此相反的趋势”也就不奇怪了。在托克维尔看来，这两个趋势“就像一个河床里有两股水流，一股往东流，一股往西流”，而南方尤甚——“在全体美国人中，南方人最需要维持联邦，因为如果让南方诸州各自独立，他们肯定吃亏最大。但对联邦的团结最有破坏作用的，也正是南方各州”。[24]
然而，首起企图割裂联邦团结的事件不是发生在南方，而是发生在新英格兰。当时正值1812年战争（即美国与英国于1812—1815年发生的战争）期间，这场战争没有什么实质性结果，只有《星条旗之歌》作为美国国歌得到永久留传。新英格兰的联邦党人因为不满国会提出的征兵要求，于1814年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举行会议，就国会的特权问题进行辩论，最后得出结论，认为各州在极端情况下可以拒绝听从国会，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脱离联邦。如果说这是联邦的雷达上探测到的第一个解体信号，那么国会法令废止危机就是第二个信号，而1861年开始南方各州的相继脱离则可以视为第三个信号，它们共同指向一条既定的路径。但直到19世纪30年代，这种路径才真正开始显现，而即便是在那时，也无人确信那会是美国将要走上的道路。
哈特福德集会在当时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因为那场战争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一场振奋民族情感的战争，让美国人紧密团结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但不幸的是，这种团结好景不长。因为1812年的战争让美国人愈发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在西半球占据主导地位，又有大西洋将欧洲拦在3000英里之外，没有任何天敌。自此之后，直到2001年的“9·11”恐怖事件之前，都没有任何外国势力在美国国土内造成实质性破坏。对于19世纪的美国人而言，他们面临的唯一危险来源于他们自己。联邦虽然最终以暴力形式解体，但招致解体的并不是国会法令废止危机这种大规模的南北对抗，而是源源不断的局部分歧，因而美国人也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处在什么特别的危险之中。
1832年，安德鲁·杰克逊通过压制南卡罗来纳保住了联邦，尽管不是所有人都对此心怀感激，这也可谓是他在杰克逊时代里最重要的一个成就。杰克逊时代一直以来也被称为“平民时代”（Age of the Common Man），但杰克逊几乎没有提高社会和政治流动性，他的统治甚至在那时被认为过于专横。1833年，作为民主党反对党的新党派辉格党成立，开启了美国政治史上的“第二党系”（Second Party System）时期。该体系不仅在理论上，在实际上也很大程度地起到了统一美国的作用，让美国人以党派的名义而非各州或蓄奴的名义团结在一起。不过，这种团结时期也相对短暂（1833—1856年），其不能长久维系的原因就在于奴隶制。最开始，它通过避开奴隶制问题存活下来，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避开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在1830年后那些指引并且影响美国人生活的事件里，废奴运动是最为重要的一起事件。最初，废奴运动并不受欢迎。废奴主义者被视为激进分子，他们在想要与奴隶制完全撇清关系的北方人看来是一股破坏势力，在日益致力于保护自己“特别制度”的南方人眼中则是一股危险势力。但废奴主义者的原则是在废奴问题上宁可受人憎恶也不能遭人无视，因此他们一直在坚持吸引美国人关注奴隶制的罪恶。他们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
1829年，北卡罗来纳一位出身自由的非裔美国人大卫·沃克（David Walker）发表了《对全世界有色公民的呼吁》（Appeal to the Colored Citizens of the World），他在文中向非裔美国人建议道：“如果你开始反抗，要确保反抗有用——不要疏忽大意，他们是不会和你开玩笑的——他们只是想要我们做他们的奴隶，觉得为了让我们甘于悲惨地成为一名奴隶，杀死我们也无所谓——因此，如果我们想有任何行动，要么杀死他们，要么被他们杀死。”1831年1月，倡导废奴主义的编辑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发行了第一期《解放者报》（The Liberator），呼吁立即解放奴隶。“我很认真，”加里森宣布道，“我不会拐弯抹角——我不会原谅——我不会退缩一寸——我会被听见。”他也许的确被听见了。同年8月，弗吉尼亚南安普顿县一位名叫纳特·特纳（Nat Turner）的奴隶领导了一场起义，虽然这场起义没有成功，但也让大部分南方人感到不安。
南方人对此主要是予以反驳，完全否认，他们以消极攻击的态度，一方面试图将奴隶制推崇为卡尔霍恩所称的“一件积极的好事”，另一方面又阻止任何人谈论奴隶制（见图26）。这种回应自然使得奴隶制成为人们确实想要谈论、记述、评价和批判的话题。1837年，在卡尔霍恩为奴隶制辩护的时候，国会正在对废奴请愿展开辩论。那时候，涌向国会的废奴请愿不计其数。而就在前一年，支持奴隶制的政客们为了减小这些请愿的影响，通过了“闭嘴法案”——将这些请愿搁置不读。南方奴隶主和卡尔霍恩显然没有预料到这样做的后果，但可想而知，这样做反而将蓄奴问题推到了舞台中央。到了19世纪30年代，南方已经落得了一个坏名声：在这里，言论自由遭到扼杀，残忍暴行得到原谅；在这里，《独立宣言》里提出的美国理想不仅遭到否定，还受到嘲讽。
19世纪3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为奴隶制激辩的十年。1831年《解放者报》问世，特纳领导奴隶起义，1832年加里森创建新英格兰反对奴隶制协会，1833年阿瑟（Artur）和刘易斯·塔潘（Lewis Tappan）在纽约创办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这些事件都促使北方人至少开始从道德角度思考蓄奴问题，虽然大多数人还是更乐意从实际角度去思考。有不少北方人同意卡尔霍恩的观点，也认为废奴主义者对联邦造成威胁，如果不加以遏制，美国终将“完全分裂为两个民族”[25]。不过，战前时期北方对于南方的敌意和支持并非完全受废奴主义者主导。北方人知道奴隶制是南方各类问题的根源，它阻碍了南方的物质发展，限制了南方的教育机会，也使得南方失去了对移民的吸引力。因此，南方拖累了白人社会，也拖累了整个美国。
图26 《南方的自由理念》（波士顿，1835年）。这幅废奴主义作品表现了19世纪30年代中期南方对于反对奴隶制的人的处置方式。这一时期在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和密西西比州都曾对反奴隶制活动分子处以绞刑或给其浑身涂上柏油粘上羽毛。1835年，在国会就“闭嘴法案”展开辩论之前，南方各州就通过了决议，号召镇压废奴主义者组织。在这幅图中，一个戴着驴耳朵、手执鞭子的法官坐在大捆的棉花和烟草上，脚踩美国宪法，判决绞死一名废奴主义者。图像下方的文字写道：“判决宣布，他支持《独立宣言》里的那句话，即人生来自由平等。把他的衣服扒光！给他浑身涂上柏油粘上羽毛！！把他吊起来，让他生不如死！！！杀一儆百，让那些北方狂热分子知道自己的危险！！！！”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92284）。
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关于奴隶制的辩论越来越少，行动则越来越多，这种转变并不是因为“闭嘴法案”的颁布，而是随着美国人口持续增长，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开拓也在推动地理扩张。19世纪40年代是美国的大规模西部扩张时期。在这十年里，“昭昭天命”首次被用于解释美国人横跨大陆的征途；也是在这十年里，美国与墨西哥发生了武装冲突。正因为此，在这十年里，第二党系开始迎来自己的终结。1840年自由党的成立表明反奴隶制已经成为一股潜在的政治力量。1848年大选中自由之土党的出现更是进一步助长了反奴隶制政治力量的势头。
自由之土党的出现表明，沿着奴隶制在联邦内划下的歧见分界线，政客和其选民已经开始重新结盟。事实证明，区域性分歧足以导致辉格党解体。最终，新的区域性政党共和党出现并于1856年首次参加大选，其竞选纲领正是阻止奴隶制继续向西部扩张。19世纪四五十年代这种政治重组的背后原因是，人们认为南方“奴隶主集团”的政治影响对于美国的自由构成威胁。这些发展相辅相成，使得联邦面临的区域间紧张气氛越发明显，日益加剧。反对奴隶制的观点最开始只是被视作一种极端的少数派观点，现在却已经渐渐成为主流观点。
然而对于一些人来说，仅仅废除奴隶制还不是最终解决办法。不管是出于盲目的种族主义还是带着狭隘的怜悯，这些人认为美国的黑人和白人永远无法和谐共处。1816年成立的美国殖民协会呼吁将自由出身的非裔美国人送回非洲国家。正是出于这种尝试，1821年建立了利比里亚，但对此感到不满的人太多——尤其是非裔美国人自己——因此以失败告终。不过，美国殖民协会的举动表明，对于能否建立起一个没有种族歧视的共和国，甚至连那些心存善意的美国人也感到忧虑不安。而与此同时，共和国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也面临着潜在的不确定性。
“昭昭天命”从一开始就是个鼓动人心但同时又充满问题的概念。这个概念由《民主评论》（Democratic Review）的编辑约翰·奥沙利文（John O'Sullivan）于1845年提出，他谈到美国从英国手中获得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时首次使用了这个概念。奥沙利文抱怨道，之前的殖民国家试图阻止“我们实现自己的昭昭天命，让我们无法扩张上帝拨给我们的土地，来保障以每年数百万的速度增加的人口的自由发展”。奥沙利文的意图表达得直截了当。美洲在沦为殖民地以前被视作任由欧洲人开发利用的“处女地”，奥沙利文重提这种主张，却对美洲土著部落的权利置之不理，而这些土著部落在白人西进的过程中被逼到了更西部的地区。昭昭天命根本就不是一个新概念：美国虽然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殖民过去，但这段时期其实并没有走远。因此，这个词语引发的联想还是在这个国家引起了共鸣。
美国人认为自己命中注定要去实现自己的使命，这种念头也并不新鲜，毕竟托马斯·潘恩以前就向革命一代提出过他们的事业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战前时期的美国有大量人口涌向新地区，对于这个时期的美国人来说，问题就出在不管从道义上讲还是从实际需求上讲，这种命运的真实性质都已经与开国元勋们期望的不大一样。由于美国白人在土著民族和他们自己的民族之间做出了实质性区别，部落权利在这时并未纳入权衡机制。而白人移民的权利，尤其是他们能够在西部建起何种社群，对整个民族产生什么影响，自然在考量之中。
从完全实际的角度讲，整个问题实质上就是国会内部的权力均势问题，以及密苏里妥协案后保持参议院中自由州和蓄奴州代表人数平衡的问题。尽管奥沙利文曾经断言奴隶制和美国的扩张“毫无关系”，但越来越多的北方人认为两者之间关系密切。他们相信南方正在积极寻求扩大自己的“特别制度”以获取更多政治权力，并且在此过程中破坏非蓄奴州的完整性，抑制非蓄奴州的机会。这也不仅仅是一小部分激进废奴主义者的信口雌黄。至少从集团势力上来说，认为奴隶主集团有可能阴谋操控整个国家的想法也有一定的根据。但是像卡尔霍恩这样坦率地为奴隶制辩护的人其实是没有什么阴谋的。如果说奴隶制是美国南方白人不想提及的话题，这也是一个他们几乎无法守住的秘密。
事实上，从美国建国之初，南方就比北方掌握了更多的权力。1789—1824年，除了约翰·亚当斯担任总统期间之外，美国政坛都掌握在弗吉尼亚人手中，1824年来自北方的约翰·昆西·亚当斯执政，但很快又在1828年由南方人杰克逊接过大权。美国参议院一直以来都是通过计算自由民的人数来确定各州参议员代表人数。但在1787年，美国南方与东北方在美国制宪会议中达成3/5妥协，将奴隶的实际人口乘以3/5，以作为税收分配与美国众议院成员分配的代表性用途，南方也因而在国家事务中占据了更重要的代表性地位。由于各州之间的参议员代表人数差异甚远，直到1850年加利福尼亚以自由州身份加入联邦之前，都只有一位北方参议员能够与南方参议员一道就南方的提案进行投票表决。简言之，反对南方的北方人有大量材料可用来制造南方主导论的舆论，但是这种对立的真实原因只能是奴隶制。
奴隶制是处于美国昭昭天命核心的道德问题，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认为；事实上，大多数人都不这么认为。不过，随着美国扩张而形成的强权政治里，有许多政治上的废奴主义者，他们的道德指南针虽然没有指向遭受悲惨奴役的非裔美国人，但也还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建立在民主党口号中所说的“自由之土、自主劳务、自由之士”的基础上。与此同时，大多数人也仍然希望国家统一。如今，人们往往将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到1860—1861年南方各州脱离联邦期间发生的主要政治事件看作是一系列走向解体的多米诺事件。然而，从当时的角度来看，联邦解体虽然确实是公认的危险，但也不是区域间分歧的必然后果。1850年，正如当时这幅图中所示（见图27），美国人觉得自己的联盟相当安全，甚至会去嘲笑那些反对联盟的个体和势力。
图27 《喧嚣的锅》（纽约，詹姆斯·巴耶，1850年）。这幅1850年的政治讽刺漫画表现了废奴主义者、自由之土和地方利益是联邦面临的危险。画中的代表人物包括，从左起：自由之土党人政客大卫·威尔莫特（他于1846年提议在从墨西哥战争中获得的土地上全面禁止奴隶制，虽然众议院两次通过了“威尔莫特但书”，但每次都被参议院否决。尽管如此，这一事件还是促使那些地区对于奴隶制问题的看法两极分化），倡导废奴主义的编辑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约翰·卡尔霍恩，以及《纽约论坛报》的激进编辑霍勒斯·格里利。火中的人是臭名昭著的革命叛徒贝内迪克特·阿诺德。除阿诺德之外的其他人都穿着小丑服或戴着滑稽帽，而三位主要人物（加里森、威尔莫特和格里利）代表着《麦克白》里的巫婆，正往大锅里添加各种社会、政治之恶：“自由之土”、“废奴运动”和“傅立叶主义”（格里利是乌托邦社会家夏尔·傅立叶的著名支持者）被加到锅里已有的“叛国”、“抗租”和“蓝法”（安息日对某些活动，尤其是商业活动的限制，通常与清教徒有关）中。威尔莫特的对话框里写道：“泡沫，泡沫，麻烦与劳作！/沸腾吧，自由之土，/将联邦破坏；/来吧悲伤与抱怨，/和平将无存。/直到我们分离。”加里森说的是：“泡沫，泡沫，麻烦与劳作！/废奴主义/我们的条件/将被改变/黑人壮如山羊/割开你主人的咽喉/废奴主义在沸腾！/我们分头破坏。”格里利说的是：“泡沫，泡沫，麻烦与劳作！/傅立叶主义/战争和分裂/直到联邦解体！”微型的卡尔霍恩宣布着“为了整锅大杂烩的成功，我们唤来了伟大爱国者圣贝内迪克特·阿诺德。”阿诺德则补充道：“干得好，善良而忠贞的仆人们！”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1138）。
那时，北方人早已习惯了南方人在国会里的夸大言辞，可能也不愿当真。而南方人则觉得在这个自己花了很多精力创造的联盟里相当安全，他们相信这个联盟非常依赖于他们的农业产出。正如支持奴隶制的发言人、南卡罗来纳州前州长詹姆斯·亨利·哈蒙德（James Henry Hammond）指出的，联盟“不敢向棉花开战，全世界也没有哪个国家胆敢向棉花开战，棉花就是国王”[26]。哈蒙德所言非虚，北方既不会向棉花开战，也不会向生产棉花的地区开战。例如，为解决墨西哥战争（1846—1848年）中美国获得土地应该成为自由州还是蓄奴州这个问题，美国国会通过了《1850年妥协案》。但他们在1850年的这种妥协态度并不是因为棉花，而是因为他们认为妥协能像过去一样让联盟在未来得到巩固。在这方面，《1850年妥协案》这种平息了当时日益增长的紧张局势的政治解决办法，似乎不过是想要扩张“自由之土”的北方和想要扩张奴隶制的南方之间一系列妥协措施中的又一次新措施。但事实上，这是最后一次妥协了。
《1850年妥协案》同意由新地区的居民自行决定本州为蓄奴州或自由州，又称蓄奴自决权。这个决定在理念上是以民主为原则的，但实践证明并非如此。蓄奴自决权并没有阻止地方主义的涨潮，反而突显了南北方在奴隶制是否向西进一步扩张的问题上日益增长的分歧。1854年，为治理西部两个新州而制定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也将蓄奴自决权纳入法案，此时，堪萨斯州奴隶制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爆发暴力冲突。国会甚至还没来得及就这份法案展开辩论，北方已经开始普遍出现反对情绪，反对这种“恶劣的图谋，想要把来自旧世界的移民和我们自己国家里的自由劳动者从一片广阔的空置土地上赶走，将这片土地转变为一个居住着奴隶主和奴隶的专制的悲惨地区”的法案[27]。
当时，许多北方人都怀疑奴隶制正在渐渐获得法律支撑。没过几年，这种疑虑就得到了证实：联邦最高法院在一次里程碑式的判决中作出对奴隶制有利的裁决，有力地支持了蓄奴自决权。斯科特诉桑福德案的起诉人是密苏里的一个奴隶，他以自己大部分时间里都生活在“自由州”为由提起诉讼，要求获得自由。在1857年，当时的大法官罗杰·托尼（Roger B. Taney）驳回了斯科特的诉讼要求，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斯科特是奴隶身份，不是公民；第二，根据宪法修正案第五条，未经正当的法律程序，国会无权剥夺任何公民的财产。任何试图否认奴隶主有随意处置自己财产的权利的立法都是违宪的，例如密苏里妥协案。托尼将开国元勋的含糊其辞解释为针对黑人的言论，指出在建国之时，非裔美国人一直“被视为低人一等的存在，不管是在社会关系还是政治关系上都完全不适合与白人种族有任何联系，他们实在太过低贱，以至于他们的权利根本不配赢得白人的尊重”。[28]
如果奴隶不是人，而是财产，那么至少从理论上说，所有州都应当实行奴隶制。1850年妥协案和《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中对蓄奴自决权的主要阐述者斯蒂芬·道格拉斯（Stephen A. Douglas）并不认为这个理论有必要广泛应用，他提出这个理论只是为了解决地区性分歧。然而在他与其政治对手亚伯拉罕·林肯于1858年就此展开辩论之前，地方主义已经成了美国政治机器的驱动引擎。在所有立法当中，《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它破坏了民主党的团结，有力地推动了初生党派共和党的发展，而共和党在1860年大选中的胜利更是推动了南方各州脱离联邦。第二年，用林肯的话说，“战争来了”。内战临近结束的时候，林肯曾经总结指出南北双方对这次战争都有责任。“双方都不赞成战争，”他说，“但是一方宁可发起战争也不愿让国家存活，另一方则是宁可接受战争也不愿让国家灭亡。”[29]
南方与北方从1861年开始发生的冲突最终表明：在美国建国这出剧目中，不管是独立战争还是宪法修正，都还不是最终一幕。美国的故事不是一出简单的两幕戏剧，它有着成千上万的演员，而这些演员中又有太多奴隶。到了19世纪中期，奴隶制对于南方来说已经远远不只是一种劳动制度，它定义了南方白人的生活方式。用哈蒙德的话说，奴隶制是“南方政治、社会体制实现和谐”的基础。然而，即便奴隶制有法律保障，南方奴隶主也开始认为这种和谐正在遭到威胁，这个国家的废奴主义情绪在批判奴隶制，而其政治发展更是在威胁、遏制——尽管事实上并没有——奴隶制的扩张。1852年哈丽雅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出版著名废奴主义论辩《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促进了废奴主义文化的发展，也让奴隶主们发觉这种文化越来越不利于保留传统奴隶制。1859年，激进派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John Brown）领导突袭了弗吉尼亚州哈珀斯费里的联邦军火库，但由于计划不周而以失败告终，他自己也因此被绞死。而在这之前，许多南方人就已经得出结论，认为不管现实证据看起来对他们多么有利，他们的“特别制度”已经处于真正的危险之中。
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没有想错：奴隶制对于北方来说也不仅仅是一种劳动制度。对于废奴主义者而言，奴隶制是一种侮辱。对于其他人而言，奴隶制是一种过时的封建制度，在这个新共和国里非但没有容身之地，还阻碍了共和国的成长和发展。对于另外一些人而言，奴隶制是该地区自由白人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正如爱默生所说，奴隶制“没有学识，没有改良；它不爱火车的汽笛；它不爱报纸、邮包、学院、书籍或者牧师”，它缺乏一切美国自从独立革命以来认为对个人发展、经济拓展和国家稳定至关重要的元素。爱默生总结指出，在奴隶社会里，“一切都在走向腐朽”[30]。
1860年亚伯拉罕·林肯和共和党赢得大选之前，南方和北方已经不仅是矛盾重重，还对革命传承形成了几乎互不相容的理解。《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都清楚地表述了这种传承。单说北方与前者保持一致而南方与后者保持一致，可能有些过分简单化，但宪法的保障的确让奴隶制和州权在南方人心中有了更重要的意义，而《独立宣言》里追求平等的理念对北方人来说则更为重要。
林肯认为《独立宣言》是一份积极的文件，能够为包容性美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指引方向。“我们现在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他在1858年这样宣布，但他也意识到民族关系在这个移民国家里并没有表现得多么显著。林肯清楚地知道，许多美国人都没法“靠血统”与美国的过去产生联系，但他主张认为这些人可以通过《独立宣言》来建立美国的民族主义，他们“有权声称拥有这种民族主义”，就像“写下《独立宣言》的”那些人“身上的血肉一样”。在林肯看来，《独立宣言》的道德情操正是将美国维系在一起的“电线”。[31]然而，南方白人也声称《独立宣言》中指出了“不管什么时候，当任何形式的政府开始破坏”被统治者的权利，“人民就有权改变或废除这个政府”。
《独立宣言》为北方人提供了实现联邦的基础，也为南方人脱离联邦确立了依据。在林肯执政期间，联邦遭遇了解体，因而，林肯也面临着一个主要的任务：必须要否定各州拥有脱离联邦的权利，要证明18世纪的独立革命建立起的是一个单一国家，同时也要证明《独立宣言》事实上并不是为未来可能发生的国家分裂而制定的指南。然而，随着战争的推进，林肯意识到要想这么做，就必须完成开国元勋们未竟的事业：他必须解决各州脱离联邦和南北内战的根源问题——废除奴隶制。如果联邦在军事上能够取胜，那么他们想要长久维持联邦的存在，接下来唯一要做的就是废除奴隶制。林肯知道，只有废除了奴隶制，美国人才有希望实现他们的昭昭天命，成为“地球上最后一丝最美好的希望”。
注释：
[1]Gouverneur Morris to the Federal Convention, July 5, 1787, in Max Farrand,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Vol. I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1) 531.
[2]Alexander Hamilton, Federalist No. 6, “Concerning Dangers from Dissensions between the States, ”and Federalist No. 9, “The Union as a Safeguard against Domestic Faction and Insurrection, ”both published in the Independent Journal.The Federalist Papers can be accessed through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available at: https://thomas.loc.gov/home/histdox/fedpapers.html (January 18, 2010).
[3]James Madison, Federalist No. 10, “The Same Subject Continued: The Union as a Safeguard Against Domestic Faction and Insurrection, ”first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 Packet, Friday, November 23, 1787.
[4]The sixteen“Anti-Federalist”papers were not titled; they appeared in the New York Journal between October 1787 and April 1788, over a variety of pseudonyms, including“Brutus, ”chosen for the allusion to Caesar's assassin.The author was most likely Richard Yates, a New York judge and delegate to the Federal Convention. This quotation is from the second essay, which appeared at the start of November 1787.
[5]James Wilson in The Debates in the Convention of the State of Pennsylvania, on the Adoption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Elliot's Debates, Volume 2] 526-527, available at: https://memory.loc.gov/cgi-bin/query/D?hlaw:1:./temp/~ ammemV2sd (January 20, 2010).
[6]James Madison, Federalist N. 48, “These Departments Should Not Be So Far Separated as to Have No Constitutional Control over Each Other, ”first published in the New York Packet, Friday, February 1, 1788.
[7]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ed. Phillips Bradley, 2 Vol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45), Vol. 2, Book II, V: 114-115, 118.
[8]The Rules and By-laws of the Charlestown Library Society (1762), available at: https://nationalhumanitiescenter.org/pds/becomingamer/ideas/text4/charlestownlibrary.pdf (January 20, 2010).
[9]Sydney Smith quoted in Alan Bell, Sydney Smith: A Biography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120; Ralph Waldo Emerson, “The American Scholar”(1837), available at: https://www.emersoncentral.com/amscholar.htm(January, 20, 2010); Margaret Fuller, “Things and Thoughts in Europe, ”New York(Daily) Tribune, January 1, 1848.
[10]Jefferson to Madison,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The Papers of Thomas Jefferson, ed. Julian P. Boyd (Princeton, 1950-) 12: 442; to Washington,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 Edition, 20 Vols. (Washington, 1903-1904) 6: 277.
[11]George Washington to Patrick Henry, October 9, 1795.
[12]Jefferson and Hamilton quoted in Noble E. Cunningham, Jefferson vs. Hamilton:Confrontations That Shaped a Nation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0) 102-103.
[13]Washington's Farewell Address (1796) is provided online via the U.S. Congress, available at: https://www.access.gpo.gov/congress/senate/farewell/sd106-121.pdf(January 21, 2010).
[14]Philip L. Barbour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Captain John Smith, 1580-1631, 3 Vol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 III, 274-275;Gouverneur Morris, speaking to the Federal Convention, July 5, 1787, in Max Farrand, The Records of the Federal Convention of 1787, 4 Vol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1) Vol. I, 529-531.
[15]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I, 401-402.
[16]William Wells Brown, Narrative of William W. Brown, A Fugitive Slave (Boston:Anti-Slavery Society, 1847), 41-43.
[17]For example, Orlando Patterson, Slavery and Social Death: A Comparative Stud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18]Thomas P. Kettell, On Southern Wealth and Northern Profits(1860).
[19]Ralph Waldo Emerson, Address Delivered in Concord on the Anniversary of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Negroes in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August 1, 1844, in Edward Waldo Emerson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Ralph Waldo Emerson(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1) II, 125-126
[20]Thomas Jefferson to John Holmes, April 22, 1820.
[21]Abraham Lincoln, “Speech at Springfield, Illinois, ”June 16, 1858, in Basler (ed.), Collected Works ofAbraham Lincoln, II, 461.
[22]John C. Calhoun, Exposition and Protest, in W. Edwin Hemphill, Robert L. Meriwether, and Clyde Wilson (eds.), The Papers of John C. Calhoun 27 Vol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59-2001) Vol. 10, 1825-1829, 447.
[23]President Jackson's Proclamation to the People of South Carolina of December 10, 1832 can be accessed online at: https://www.yale.edu/lawweb/avalon/presiden/proclamations/jack01.htm (January 26, 2010).
[24]24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Vol. I, 418, 420-421.
[25]Papers of John C Calhoun, Vol. XIII (1980) 394-395.
[26]James Henry Hammond, Selections from the Letters and Speeches of the Hon. James H. Hammond, of South Carolina (New York: John F. Trow ＆ Co., 1866) 311-322.
[27]“Appeal of the Independent Democrats in Congress 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ional Globe, 33rd Cong., 1st Session, 281-282.
[28]Dred Scott v. Sandford (60 U.S. 393 (1856)) can be accessed online at: https://supreme.lp.findlaw.com/supreme court/landmark/dredscott.html (January 25, 2010).
[29]Abraham Lincoln, “Second Inaugural Address, ”in Basler, Collected Works, VIII, 332.
[30]Emerson, Address Delivered in Concord on the Anniversary of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Negroes in the British West Indies.
[31]31 Abraham Lincoln, “Speech at Chicago, Illinois, ”July 10, 1858, in Basler, Collected Works, II, 484-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