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1918年投身恐怖分子的革命阵营。在他婚礼当天，他的革命导师也在场。自此开始一直到1928年他死亡之时为止，10年之间，他不曾与妻子共同生活一天。革命人的钢铁纪律，就是远离女人……他常常告诉我，印度若能效法爱尔兰的方式奋斗，必将获得自由。我就是在与他共事之时，开始读到丹·布伦（Dan Breen）所著的那本《我为爱尔兰自由而战》（My Fight for Irish Freedom ）。丹·布伦是玛斯特达（Masterda）心目中的理想。他还依爱尔兰共和军的名字，把自己的组织也命名为印度“共和军吉大港支部”（Chittagong）。
——杜特（Kalpana Dutt，1945，pp.16—17）
殖民地官员天生就有一种特性，他们不但容忍殖民当地贿赂贪污的恶劣文化，并且还有意加以鼓励。因为这种现成的恶习，正方便他们控制那一群蠢蠢欲动，而且经常有异议的广大人口。在这种方式下，如果一个人有所企图（不论是想打赢官司、取得政府合同、获得英王颁授勋爵名位，或是弄到一份公家工作），都可以借着向握有权力之人行贿而达到目的。至于所行之“贿”，倒不一定都以金钱（此举既露骨又粗鄙，在印度的欧洲人很少愿意用这种方式弄脏他们的手）。馈赠的方式，可能是交情或尊敬，热情的款待，或对某些“善事大义”的慷慨捐款。但是最被看重的方式，则是对英国统治的忠诚。
——卡里特（M.Carritt，1985，pp.63—64）
1
19世纪之际，曾有几个国家——多数是沿北大西洋岸边——不费吹灰之力，便征服了世界上其他非欧系的国家。在这几国的势力范围以内，它们倒不忙着占领并统治臣下之地，却靠政治经济的系统，加上其组织及科技，在各地建立了比直接统治更为优越的无上地位。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不但改变了世界，统治了世界，更成为一种模范的典型。1917年以前，且是全人类唯一的模范，凡不愿被时代巨轮扫过或辗死之人，莫不以其为师。1917年后，苏维埃共产主义虽然提供了另一条路，但是在基本上，仍然属于同种性质的典范，不同之处仅在于共产党扬弃了私有企业与自由主义的制度。因此，少数几个国家，在19世纪臣服了世界上众多国家，成为人类共主。而对非西方国家来说，甚至更精确一点，对西方世界北部以外的国家而言，它们在20世纪的一页历史，根本上就决定于其与作为时代共主的几个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如此依存主调之下，史学家若想从国际角度观察“短20世纪”的演变之势，笔下的地理重心，难免出现不对称的情况。然而除此处理方式之外，别无他途。这种做法，绝非认同任何民族甚或种族优越的心态，也不表示史学家赞同那些国家至今仍存在的自满意识。事实上，本人在此声明，坚决反对汤普森（E.P.Thompson）所称，一些先进国家对落后贫穷地区持有的“无比恩惠”的优越态度。可是事实俱在，在“短20世纪”的年代里，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的历史是属于被动的他处衍生（derived），而非主动性的原生自发（original）。各处非资产阶级性质社会中的优秀分子，纷纷模仿西方先进国家开拓的榜样。西方模式，基本上被视为代表着开创进步的社会。其形式，体现于财富与文化的雄厚；其手段，出于经济及科技的“开发”；而其组织，则立于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各式变体。[1] 除了“西化”“现代化”，或随便你爱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它的名称，世界上其实并没有第二个可供实际参考的模式。反之，也只有政治上为了好听，才出现把“落后现象”细分为各种不同层次的委婉说法（列宁就曾经迫不及待地将他自己的祖国，与其他“殖民落后国家”划清界限）。殖民地纷纷独立之后，国际外交上便充盈着这一类虚饰的名词（如“欠发达”“发展中”等等）。
达到“发展”目的的实际操作模式，可以与多种不同的信仰意识形态并行不悖，只要后者不妨碍前者的实行即可。比如发展中国家，如信仰伊斯兰教不因为《古兰经》未曾认可，或尊奉基督不由于《圣经》从未允许，更不因为与中古骑士风格相违或不合于斯拉夫精神，便因此禁止机场的兴建。反之，一国的信仰基调，若不单单在理论上，并且在实际上与“开发”过程大唱反调，其开发结果便注定失败。不怕刀枪入，可令弹头反转去，不管众人对这些奇门遁甲的神术信得多么入迷多么虔诚，不幸的是，法术神技却从来也没有灵验过。电报电话，可比通灵大师的感应术来得有效多了。
然而如此说法，并非看轻各个社会本身特有的传统、信仰与意识观念。旧社会在接触“开发”之际，原有的观念或许修正，也可能始终一成不变，但是必将以此为依据对新世界做出价值判断。比如说，不论是传统主义或社会主义，两方都同时看出，在资本式自由主义经济高呼胜利之余——包括政治层面在内——人生道德却荡然无存，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全失，唯一的关系，只剩下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谓的人类“交易性格”（propensity to barter），人人只顾追求个人的满足与利益。就维系道德体系、重整人生秩序而言，就确认“开发”“进步”造成的毁坏而言，随着船坚炮利、教士商人，以及殖民官吏而带来的新观念，往往不如资本主义出现以前，或非资本主义式的思想意识和价值系统来得有价值。因此，后者便动员传统社会的群众，起来对抗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代表的现代化，或者更确切地说，一同对抗将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文化输入的外来侵略者。不过，传统思想的力量有时虽然颇为成功，但是事实上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凡在落后世界发动的自由解放运动，很少有受传统或新派传统意识激发或由其完成者。唯一的例外，只有基拉法特（Khilafat）运动在英属印度发起的保王运动（编者注：1920—1922年间的伊斯兰教区域性叛乱）。他们要求保留土耳其苏丹的名号，作为世界各地信徒的哈里发（Caliph），伊斯兰教国王之意，并主张维持原奥斯曼帝国在1914年的疆界，以及由伊斯兰教徒取得伊斯兰圣地的控制权（Holy Places of Islam），包括巴勒斯坦地区。运动为时虽短，却可能是迫使印度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采取大规模不合作平民抵抗的主要原因之一（Minault，1982）。然而在宗教名义下发起的群众动员——“教会”对平民百姓的影响力，毕竟仍大于世俗“国王”——多属防守姿态。不过偶尔也有宗教大军冲锋陷阵，领头顽强抗敌的情况出现。比如墨西哥的农民，即曾在“基督国王”的大旗之下，奋起抗拒墨西哥革命政教分离的运动（1926—1932）。在其史官的笔下，农民的壮举化作史诗般浩荡的“基督精兵”（Meyer，1973—1979）。除此之外，以宗教激进主义者为主力的大规模动员力量，一直到20世纪最后的数十年间，方才出现成功的事例——在这些新一代的知识分子中间，甚至产生一股回归传统的奇异现象。矛盾的是，新一代所要回归的，若在当年他们有学问的祖父、父亲眼里，却恐怕都是务必扫除的迷信野蛮呢。
与本土传统两相映照，这一切的改革计划，甚至包括其中的政治组织与形态——使依赖他人生存者追求解放，令落后贫穷者奋力进取——所有的灵感理念，全部来自西方：自由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世俗的政教分离主义（secularist）、教权主义（clericalism），还有资产阶级社会用以进行公共生活事务的种种形式——新闻界、公共会议、党派、群众活动。种种新思想、新制度，虽然有时不得不假借社会大众信服的宗教口吻推行，根本上却都出于西方。这种现象，意味着20世纪在第三世界发动改造之人，事实上只限于当地居于少数的优秀人物，有时甚至少到屈指可数的地步——因为在这些地方，莫说处处不见民主政治的制度以及必要的教育知识，甚至连初级的识字程度也只限于极其少数的阶层。印度次大陆地区在独立以前，90%的人口为文盲，认识西文（即英文）者更是凤毛麟角——1914年前，3亿人里，大约只有50万懂得外文，也就是每600人中仅有1人。[2] 即使在教育程度最高的西孟加拉（West Bengal），独立之初（1949—1950），每10万人中也只有272名大学生。可是这个数字居然还是北印度心脏地区的5倍之高。然而，这群天之骄子人数虽少，发挥的影响力却极为惊人。英属印度之下最主要的行政区之一孟买（Bombay Presidency），到19世纪末，该区38000名祆教男子里面，四分之一以上娴熟英语，难怪个个成为活跃于印度次大陆的贸易商、工业家、金融家。而1890—1900年间，经孟买高等法院核准办案资格的百名律师之中，即包括日后独立印度里两名最重要的领袖圣雄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869—1948）和印度独立后的首任副总理帕特尔（Vallabhai Patel），并有巴基斯坦未来的国父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Seal，1968，p.884；Misra，1961，p.328）。在西方教育之下，这批精英在本国历史上发挥了全方位的作用。作者本人就认识一家人，可以充分证明这种现象之一斑。这家人的父亲，是位地主暨业务发达的律师，也是英国统治下有地位的社会人物。1947年印度独立之后，曾在外交界任职，后来并荣膺省长之职。母亲则是印度国大党于1937年间成立的地方政府中的首位女部长。4个孩子均在英国接受教育，3个曾经加入共产党；其中一位日后成为印度陆军总司令，第二位则成为共产党的国会议员，第三位历经一番动荡政治生涯之后，成为甘地夫人政府中的一名首长，至于第四名兄弟，则在商界一展身手。
但是这些现象，并不表示深受西方洗礼的优秀精英，对于外来文化价值观便毫无异议地一切照单全收。国外事物虽同是他们学习的榜样，个人之间的观点却有着极大的不同，从百分之百的吸收同化，到对西方深刻的不信任，什么情况都有。然而在疑纳之间，却都深信唯有采用西方的新制度及新发明，方能维系本国特有的文明。各国现代化运动中，推动最有力且最成功的例子，首推日本明治维新。然而日本之维新，事实上并不以日本的全盘西化为宗旨，却在保守传统日本的再生。同理，第三世界的维新之士所寄于西方者，不在其表面的理论文字，却在其本身寄寓的言外文章。因此，殖民地纷纷独立的年代里，社会主义（也就是苏联式共产主义）很受刚从殖民政权解放的新政府的欢迎。不单单因为反对帝国主义一向是城市左派的主张，更由于苏联的计划性工业化模式深得其心。在它们的眼里，苏联式的计划可以使落后的本国进步。这项目的，远比解放本国大众更为重要——且不管这一国的穷苦阶级，到底该如何定义（参见第十二章）。同样，巴西共产党虽始终推崇马克思的学说，并主张超越国界的工人联合；但自1930年以来，强调建设发展的“民族主义”，却成为该党党纲的一项“主要成分”，其受重视之程度，甚至与工人利益相冲突也在所不惜（Martins Rodrigues，p.437）。总而言之，这些一手改变落后地区面貌的领袖人物，不论是有意无意，更不论其目的为何，现代化，即对西方模式的仿效，往往是这些人达到目的不可或缺的必要手段。
第三世界的精英分子，在思想观念上与一般平民百姓有极大的差异。精英与平民之间唯一的共通点，往往只剩下对白人种族主义（即北大西洋白人）的同仇敌忾。但是就这种被歧视的心理而言，下层社会的匹夫匹妇（尤以“匹妇”为甚），被洋人歧视的感受反不如上层人士为深，因为下层阶级的小老百姓，在本国社会的身份地位一向就不如人，与肤色没有任何关系。至于伊斯兰世界，则有共同的信仰维系上下众人——伊斯兰教徒对异教徒一律蔑视——不过在其他非宗教性的文化里，就少有信仰共系一国之感情了。
2
资本主义的世界性经济，到了帝国时代更为发扬光大，深入全球每一角落，彻底地改变了人类世界的面貌。自十月革命以来，资本主义的脚步虽然曾在苏联大门口短暂停留，其势却已不复可挡。1929—1933年间的经济大恐慌，因此成为反帝国主义及第三世界争取解放运动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因为挟带着资本主义而来的北大西洋势力，来势汹汹；任何一个地区，只要在西方商人及政府眼中稍具某种程度的经济吸引力，不论其该地原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如何，都将无可逃遁，被卷入世界市场。唯一的例外，只有那些不适于人居住的地区，如阿拉伯的沙漠地带，在石油或天然气发现以前虽然神秘多彩，却因为缺乏经济价值，一时得以逃过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撒下的天罗地网。一般来说，第三世界对世界市场的贡献多属农产品及原材料的供应，包括工业原料、能源，以及农畜产品等。同时也为发达国家资金提供了投资的出路，包括政府贷款、运输通讯和城市的基础建设。若无这方面的建设，从属国的资源就没有那么方便供其剥削了。1913年间，英国四分之三以上的海外投资——当时英国资金的输出，还超出其他各国资金输出的总和——都集中在政府股票、铁路、港口，以及运输方面（Brown，1963，p.153）。
然而，这些从属国家之所以工业化，却非任何人有意的计划，即使在南美国家也不例外。畜牧业发达的南美洲，将当地出产的肉类加以处理，做成罐头以便运输，本是最合理的发展。可是罐头工业的出现，其意并不在帮助南美国家的工业化。说起来，葡萄牙不也有沙丁鱼装罐业及葡萄酒装瓶业？可是葡萄牙并未因此而工业化。该国的工业化，也不是这两项工业建立的目的。事实上，北半球各国政府及实业家对待这些从属国家的主要做法，是以出口养进口，也就是让这些从属国家以当地农产品的收入，换购西方国家制造业的成品。1914年以前在英国控制下的世界经济，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参见《帝国的年代》第二章）。不过实际上，除了某些由殖民者建立的国家所谓“移居国资本经济”（settler capitalism）之外，一般从属国对西方国家产品的消化并不大。印度次大陆上3亿居民，中国境内4亿人口，皆贫穷不堪，加上本地生产足够国民日常所需，实在没有多余的能力再向外购买任何产品。不过大英帝国运气好，在它称霸世界经济的年头，中印两国贫苦大众的购买力虽小，但是7亿之众的锱铢之数加起来，毕竟还是可以维持兰开夏（Lancashire，英国纺织工业重地）棉纺工业的生意继续运转。英国纺织业利益之所在，与北半球诸国其他制造业没有两样，无非是使得依附性市场对其产品依赖日深，以至走上完全依附之路。也就是让前者始终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农业型经济状态之下。
然而，不管西方是何居心，他们的如意算盘却往往无法全盘得逞，部分原因，也就出在世界经济社会那股强大的吸引力。本土经济一旦被投入了这股买进卖出的商业社会大旋涡，当地市场便油然而生，连带刺激了当地消费产品的生产活动。而本地的生产设施，购置成本自然也比较低廉。另外部分原因，则由于多年从属地区的经济生产，尤以亚洲为最，原本便具有高复杂度且悠久的组织源流及制造背景，更拥有相当成熟复杂的生产技术，以及丰富优良的人力资源。于是巨型的集散城市，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悉尼，到孟买、上海、西贡，便成为北半球诸国与从属世界联络的典型环节。在进口业务大伞一时的笼罩之下，这些城市纷纷兴起了自己的工业，虽然这种趋势并非其统治者的本意。很长时期以来，进口的兰开夏棉织品不但距离遥远，而且价钱昂贵。现在近在艾哈迈达巴德（Ahmedabad，孟买北边的商业中心）或上海的本地厂家——不论是由当地人自办或是为外商代理——不必花费太多力气，便可轻易就近供应印度或中国的市场。事实上，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地的真实写照，英国棉织业的前途便也就此断送。
马克思的预言显然很符合逻辑，工业革命的火花最终果然传遍了全世界。可是我们在深思马克思的预言之余，却又不得不为另一个现象感到惊诧：直到帝国时代结束为止，事实上直至1970年以前，绝大部分的工业生产，始终不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之门。若打开世界工业地图来看，30年代后期的唯一改变，是苏联五年计划的实施（参见第二章）。迟至60年代，位于西欧和北美的原有工业心脏地带，依然包办了全世界七成以上的总生产毛额。至于“附加性价值生产”（value added in manufacturing），也就是工业性的出产，更几乎高达八成（Harris，1987，pp.102—103）。旧有西方世界独霸的重心，一直到20世纪后三分之一之际，才发生重大并显著的转移，其中包括日本工业的兴起——1960年时日本的生产总额，还不及全球工业总额的4%。因此直到70年代，经济学家才开始著书讨论“国际分工的新现象”。换句话说，也就是旧心脏地带的工业力量，在此时方才开始出现衰退的现象。
帝国主义，也就是那“旧有的国际分工形式”，在骨子里显然便有一股积极强化核心大国垄断工业地位的倾向。帝国主义别有用心，刻意延续落后国家落后状态的做法，曾在两次大战之间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大力抨击。1945年后，新兴起的一批研究各种“依附论”的学者，也对帝国主义的自私心态提出严厉批评。这一类的攻击固然理直气壮，然而矛盾的是，工业建设在早年之所以始终留在老家而不曾向外扩展的真正原因，却正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尚未成熟。说得更精确一点，主要是因为当时运输通讯的科技不够完善，妨碍了工业种子的传播。要知道企业以牟利为目的，以资本累积为手段。根据它们的逐利性，若无必要，显然没有非将钢铁生产留在宾夕法尼亚州（州内的匹兹堡为美国钢铁重镇）或鲁尔（Ruhr，德国工业重地）不可的理由。但是工业国的政府则不同，尤其是那些倾向保护主义或拥有庞大殖民地的国家，为保护本国工业，自然会使出全部手段，极力遏止具有潜在竞争可能的对手出现。其实就根本而言，建设殖民地对帝国主义的政府也不无好处。但是列数各殖民国家，只有日本在这方面进行过有系统的尝试。1911年并吞朝鲜之后，日本曾在那里设立了重工业。1931年后，又分别在中国东北、台湾两地兴建重工业。日本的动机，在于它看中了殖民地丰富的资源，加上地理位置接近，正可弥补本国原料稀少的缺憾，直接为日本的工业化效命。此外，在作为世界上最大殖民地的印度，殖民政府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始惊觉该地工业自给及防御力量不足。于是双管齐下，开始采取一系列由政府保护并直接参与的开发政策，以促进当地工业的建设和发展（Misra，1961，pp.239，256）。如果说，战争使得殖民地官吏觉醒，使他们体会到自身工业不足的害处，那么1923—1933年间的经济大恐慌，更使他们在财政上深受压力。农产品价格下降，殖民政府维持收入的来源只有一个办法，便是提高制造品的关税，连带影响到连由母国（英国、法国，或荷兰）制造进口的产品也难逃高税率的命运。洋商经营的公司在此以前一直享受免税进口的优惠，殖民地在它们眼中虽然属于边陲次要的市场，此时却也深深感到在当地设厂直接产销的必要（Holland，1985，p.13）。不过，尽管有战争和萧条两大因素的刺激，依附性经济世界在20世纪前半叶的生产重点，绝大多数依然停留在直接由土地出产农产品的农业经济性质。两相对照，20世纪中期以后，世界经济则开始出现了“大跃进”，原本属于依附地位国家的经济生活，也从此开始了戏剧性的转折。
3
就当时实际状况而言，亚非和拉丁美洲各国的命运，可谓全部操在北半球少数几国手中。各国上下，也都深切体会处处由人不由己的悲哀。更有甚者，（除了美洲地区以外）多数国家不是被西方势力直接占领治理，便是受其辖制支配。人们心里都很清楚，即使本国政府的管辖权犹在（例如“被保护国”、土邦等），保护国代表大人的“忠告”，却不可不仔细聆听。即使像中国这样依然享有独立地位的国家，外人在境内也享有着至高无上的治外法权和征收关税权。外侮如此之甚，逐外之思自然难免。不过中南美洲则不然，该处全数为主权独立的国家。只有美国抱着老大思想，把中美洲小国当作自己事实上的被保护国。美国这种当家老大哥的心态，在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以及最后的三分之一时期中表露得最为强烈。
但是1945年以来，原殖民世界已经全然改观，纷纷变为一群在表面上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以今日的眼光回溯，这个情况似乎不但不可避免，也是殖民地人民长久以来期望的实现。就某些有悠久政治实体历史的国家而言，此言自然不是空话。比如亚洲诸大国中国、波斯、奥斯曼，其他或许还有一两个国家，例如埃及也可包括在内。其中尤以由绝大多数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为最，例如以汉族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以及以等于伊朗国教的伊斯兰什叶教派（Shiite）为主体的伊朗。这一类国家的人民，对外人普遍具有强烈的憎恶情绪，因此往往易被政治化。难怪中国、土耳其和伊朗三国，成为由内部爆发重大革命的舞台。然而这三国实属例外，因为所谓建立于永久领土的政治实体，外有固定疆界与其他政体相隔离，内受独一性常设政权的统辖治理，即一般理所当然认定的独立主权国家的观念，对其他绝大多数殖民世界的人民来说，根本毫无意义可言。即使存在，一旦超越了个别村庄的范畴，这项观念便没有任何意义（甚至在拥有永久性及固定性农业文化的地区亦然）。事实上，即使当地人民具有“我群我族”的意识，比如某些被欧洲人以“部落”之名称呼的特定结合地区，既与其他族群共存、杂处并分工，却在领土上分隔的概念，往往不可思议，超出他们所能领会的范围。在这一类的地区，唯一能为20世纪独立国家形式奠定基础的疆界，只有西方帝国侵略竞争之下产生的势力范围。外来的势力将这些地面任意割裂，分疆划域，通常却完全不顾当地固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因此，殖民结束后的世界，几乎全然依照当年帝国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