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对于年轻人而言，是纷飞的诗歌，是湖边的漫步，是数周的完美恳谈；明天，骑车飞驰，穿过夏日傍晚的野郊。但是今天，是战斗的时刻。……
——英裔美籍诗人奥登诗作《西班牙》
（W.H.Auden，Spain ，1937）
亲爱的妈妈啊，所有人之中，我知道您将最为悲痛，因此我最后的思念属于您。请不要因我的死亡而责备任何人，因为是我，为自己选择了这条命运之路。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虽然我的神智清楚，却找不出恰当的言辞。我加入了解放者的行列，就在胜利的光芒已经开始闪耀之际，我却要死去了……不一会儿，我就要与23名同志一同被枪决了。
战争一旦结束，您一定得设法争取到一笔养老金。他们会把我留在狱中之物都交还给您，我带走的，只有爹爹的贴身内衣，因为我不想冷得发抖……
再说一次再见吧。您千万要有勇气啊！
不孝子
史巴泰可敬上
——1944年，法国马努尚（Misak Manouchian）地下抵抗组织成员、钢铁工人史巴泰可绝笔，时年22岁（Lettere，p.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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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调查可说是20世纪30年代诞生于美国的产物，因为原属市场研究者常采用的抽样调查的方式，自1936年盖洛普（George Gallup）开始，方才正式延伸至政治领域。而早期根据这个新方法采得的各项民意当中有一项，恐怕会使罗斯福之前的历任美国总统，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方才出生的读者大吃一惊。1939年1月，以“如果德苏之间开战，你希望哪一方获胜”为题做调查，被问的美国民众之中，有83%希望苏联胜利，支持德国者只有17%（Miller，1989，pp.283—284）。在这个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为基调的世纪里，在这个以苏联为首宣扬十月革命反资本主义精神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并做表率的反社会主义阵营的对抗当中，美国民意竟然舍德就苏，不但不支持在政治上坚决反共、在经济上公认为资本主义的德国，反而出现这种对世界革命发源地苏联大表同情，至少也颇为偏向的论调，不是很奇怪吗？更有甚者，当时，斯大林在苏联境内倒行逆施，一般人都认为这段时期正是其统治最残酷的时期。
这一段舍德就苏的民意史，自然属于历史上的一次例外，时间也相当短暂，充其量约略可从1933年美国正式承认苏联算起，一直到1947年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在“冷战”中正式对抗为止。不过更确切一点来看，应该只包括1935—1945年的10年时间。换句话说，这段时期的范围，正好以希特勒德国的兴亡为始终（1933—1945年，参见第四章）。以此为背景，美苏两国有着共同的目标，双方都认为德国远比对方对自己的威胁更为严重。
当时美苏之所以有这种认识，实在超出传统国际政治关系或强权政治可以解释的范畴。而且正因为如此，各国之间突破常规的合纵连横，并携手作战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意义便显得格外重大。各国最后之所以联合对德，其中真正的主要因素，是因德国之所作所为并非只是在上次大战不公处置的前提之下，急欲为自己讨回公道。德国的政策及野心，事实上完全受到特有的意识形态左右——简单地说，德国根本就是法西斯强权。反之，如果略过法西斯主义不提，德国现实政治权力的经营，各国一时尚可勉强容忍。因此在这种背景之下，各国对德国的态度，是反对、是怀柔，还是抗衡，必要时甚至是战是和，均视当事国国策及大局情况而定。事实上，在1933—1941年之间，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各主要国家，基本上都根据这项原则对待德国。因此，伦敦与巴黎当局对德国一味姑息（实际上是慨他人之慷而让步）。莫斯科也一反以往与德国对立的立场，改为中立，以求在国土上有所收回。甚至连意日两国，虽然基于共同利益与德国结盟，1939年时，却也发现国家利益第一，先不妨暂时观望，不忙着涉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阶段的战局。但是最后事实演变的结果，证明众人都无法幸免于希特勒发动这场战争背后所依循的逻辑。意大利、日本、美国，纷纷被拖下水。
于是在30年代，局势随着时间推移越发明显，国际（主要以欧洲为主）势力的平衡越来越成了大问号。西方各国的政治问题，从苏联开始，一直到欧洲、美国，已经不再能单纯地由国与国间的竞争抗衡来解释。如今这场冲突，是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冲突（不过，从第七章可以看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却不能诠释受到殖民主义控制的亚非政局），而且事实的发展也证明，这场属于意识形态的战争，其中的敌我之分，不是当时所谓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而是以下两大意识形态阵营的大决战：一方是自18世纪启蒙运动及多次大革命以来一脉相承的思想传统（其中自然包括了俄国革命）；另一方则是这种革命思想的头号死敌法西斯思想。简单地说，冲突的双方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若是回到19世纪，将以“反动”与“进步”之名划清界限，并会决一死战的法西斯与反法西斯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只是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两个名词已经不再如当年那般适用了。
这是一场国际性的全面战争，因为它在西方多数国家，引发了同样的问题。这也是一场国内战争，因为在每一个国家内部都存在赞同和反对法西斯两种的力量。过去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时期，一国国民对本国国家及政府自发的爱国之心占有过这么不重要的地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原有的欧洲国家里，至少有十国的领导层已经换人，继任者却是战争爆发之初（有的则像西班牙，是于内战之初）原属反对党或因政治原因流亡的人，至少也是一批认为当时本国原有政府不道德或不合法的人。这些男男女女，通常是来自各国政界的核心人物，他们当时都选择了向共产主义（即苏联）而非自己祖国的效忠之路。“剑桥间谍”（Cambridge spies），和产生更大政治影响的佐尔格间谍网[1] ［编者注：由苏联情报员佐尔格（Richard Sorge）于1933—1941年间在日本所建立的情报网］中的日本人，不过是众多这类群体中的两个而已。因此，从另一方面来看，“国奸走狗”（quisling）一词的发明——源自挪威一位纳粹的姓名——则是用来形容在希特勒铁蹄之下，那些基于思想观念的认同，而非纯属贪生怕死，甘为当时其国政府敌人效力的政界人物。
这种矛盾状况，甚至连那些纯粹为爱国心所动，而非由全球反法西斯意识形态出发的人士也不例外。因为传统的爱国主义，如今也分裂为二。坚持帝国精神并强烈反共的保守人士如丘吉尔，以及天主教背景很深的人如戴高乐，如今都选择与德国作战一途。这一类人之所以反德，并非对法西斯素有敌意，而是因为在他们的心中秉持的英国国家精神或法国国家精神。然而，即使就这一类人士而言，他们坚持的目标也属于一场国际层次的“国内”（civil）战争；因为对于爱国一事，他们的观念并不见得与其政府的立场相合。1940年6月14日巴黎陷落，16日法国开始谋和行动，戴高乐却于18日赴伦敦宣布，“自由法国”将在他的领导之下继续作战，对抗德国。他的这项行动，事实上是对当时法国的合法政权的反叛。这个政府不但已经依据宪法决定结束作战，其决定也已获得当时绝大多数法国人的支持。而在英吉利海峡彼岸的丘吉尔，假定面对与戴高乐相同的情况，必定也会做出同样的反应。事实上，万一大战的结果是德方获胜，丘吉尔一定会被他国的政府以叛国论罪，就像战时协助德国与苏联作战的苏联人于1945年后被本国当作卖国贼论罪一般。同理，诸如斯洛伐克、克罗地亚等民族，战时却在希特勒德国的羽翼之下，头一次尝到了国家独立的滋味（虽然是有条件的独立）。战时独立的领袖，究竟是应被该国人民视为爱国英雄，还是应被视为与法西斯沆瀣一气的通敌者，就只能依民众观点而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在斯洛伐克与克罗地亚两族内部各有民众支持。[2]
于是各国境内民心分歧，最后之所以汇合成一场既属国际战争，也是国内战争的全面性世界大战，究其原因，就在于希特勒德国的崛起。更确切一点来说，决定性的关键，出在1931—1941年间德日意三国发动并吞其他国家的侵略行动。希特勒的德国，更是侵略行动的主力。三国之中，也只有德国最最公然无情，决意摧毁革命时代“西方文明”的各项制度与价值观体系，它也是最有能力执行其野蛮计划的一国。于是一步又一步，凡是有可能成为德日意魔掌下牺牲者的国家，便眼睁睁地看着这三个后来被称为“轴心势力”的侵略强权逼近它们的铁蹄。逼到最后，终于只有战争一条路。1931年开始，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就像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所说，“法西斯即战争”（fascism means war）。1931年，日本侵入中国东北，在那里成立了一个傀儡政权。1932年，日本占据中国内蒙古地区，并攻陷上海。1933年，希特勒取得德国政权，明目张胆毫不掩饰他的野心计划。1934年奥地利发生了一场短暂的内战，民主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半法西斯式的政权。这个政权的最大作为，便是抗拒德国的野心并吞；并在意大利的协助之下，镇压了一场谋杀奥地利首相的纳粹政变。1935年，德国宣布废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一系列和约，重新以陆海军强国的姿态出现，并（用公民投票的方式）夺回德国西部边界的萨尔区（Saar），又以极端侮慢的姿态，悍然退出国际联盟。同年，墨索里尼也以同等轻慢国际舆论的态度，进攻埃塞俄比亚，并于1936—1937年间，将该国当作殖民地征服占领。随着这项侵略行动，意大利又师法德国，一手撕毁了它的“国联”会员证。1936年，德国收复莱茵失地，西班牙则在德意两国的公然协助与干预之下，发起一场军事政变，掀开了西班牙内战的序幕——我们在下节将对此多有描述。于是法西斯两大强国正式结盟，形成所谓的“罗马—柏林轴心”。与此同时，德日两国签订一纸“反共公约”（Anti-Comintern Pact）。1937年，不出所料，日本果然发动侵华战争，从此中日全面大战，一直到1945年才结束。1938年，德国也觉得侵略时机成熟，于当年3月吞并奥地利，没遭到任何军事抵抗。然后在接连恐吓之下，10月间的慕尼黑协定终于使捷克斯洛伐克遭割让命运，在没有任何军事冲突的情况之下，这个国家大部分领土以“和平”方式转移，并入希特勒德国；至于余下部分，也于1939年3月全部为德国占领。而数月间一直按兵不动、未曾展露其帝国狼子野心的意大利，见此大受鼓励，便也出兵占领了阿尔巴尼亚。紧接着德国再度出于领土要求，引发了波兰危机，震惊了整个欧洲。1939—1941年的欧洲大战由此爆发，并演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除了希特勒纳粹德国崛起为一大主要因素之外，各国最后交织发展成一张国际大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当时自由民主国家一再软弱退让，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这些国家，却刚巧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不论是独力对敌还是联合出击，它们或无能为力或不愿采取行动。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正是因为自由主义陷入危境，方才导致法西斯与极权势力的高涨及其言论的得势（参见第四章）。于是两相对照，一边信心十足野心勃勃，另一边却怯懦胆小恐惧让步。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便是这种情况的最佳写照。从那时起，在有关西方政治的讨论里面，“慕尼黑”一词成为懦弱退却的同义词。慕尼黑协定造成的耻辱，当时人们立刻便感受到了，连那些亲手签订协定之人也不例外。这份耻辱的来源，不单单在于拱手送给希特勒一个廉价的胜利，更在于签约之前，众人对战争持有的那份恐惧心理，以及签约之后，众人如释重负，认为总算不惜任何代价，终得一免战争的解脱情绪。听说法国总理达拉第（Daladier）在一手签下了这个出卖盟友的协定之后，曾经羞惭地喃喃说道：“真是疯了。”他心中已经准备好回国时面对国人的嘘声。没想到迎接他的群众不但没有嘘声，巴黎人反而很兴奋，欢迎他回来。因此当时苏联之所以能得众望，众人之所以不愿对其境内发生的暴行加以批评，究其原因，主要便是苏联坚持反对纳粹德国。与西方世界的迟疑比较，相形之下，苏联的立场多么显著地不同。因此，当1939年德苏两国竟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际，带来的震荡也就更为巨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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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动员抵抗法西斯即德国阵营的号召，需要三方面的响应。其一，凡在对抗轴心势力一事上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政治力量，必须联合起来。其二，拟定一套实际可行的抗敌方针。其三，各国政府做好准备，彻底实行这一套抗敌方针。而在事实上，这项动员计划一共花了8年工夫才大功告成——如果我们把全速迈向世界大战的起点从1931年算起，前后甚至有10年之久——然而，当时众人对这三项号召的反应，常常犹疑迟钝、反应不一。
联合一致对抗法西斯。基本上，这第一项呼声比较有可能赢得大多数人的立即响应。因为法西斯对异己者“一视同仁”，无论是何门何派的自由主义分子、社会主义者、共产党，还是任何一种形式的民主政权或苏维埃政权，一律被其视为大敌，务必摧毁。套句英国老话，大家若不想被逐个“绞死”，那就最好彼此“绞在一起”合力对敌。当时，在“启蒙左派”（Enlightenment Left）的阵营里，共产党原是最具分裂性质的一支政治势力。它们的炮火（攻击斗争，不幸正是政治激进分子的特色）往往不打向那最明显的敌人，反而集中全力攻击身边的头号竞争对手——社会民主党。可是希特勒夺权之后，18个月间，共产党的方针便有了180度的大转变，一举成为反抗法西斯联合阵营当中最有组织也最有效率（一向如此）的斗士。共产党的转变，根除了妨碍左翼阵营内部携手合作的最大阻力。不过，左翼内部彼此之间那种根深蒂固的怀疑心态，却依然萦绕不去。
共产国际提出的策略，本质上属于一种同心圆式的围堵（与斯大林共同提出）。当时共产国际已经选出保加利亚籍的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为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曾在1933年德国国会纵火案的审判中，公开向纳粹当局勇敢挑战，激起各地反法西斯的洪流。[3] 于是以工人阶级联合势力组成的“联合阵线”（United Front）为基础，共产党开始与民主人士及自由人士组成的“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携手合作，形成广大的选民及政治联盟。除此之外，随着德国力量的挺进，共产党更进一步拟出策略，将前述两阵线扩大成为“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在此思想指导之下，众人不分意识形态、政治信仰，一律以法西斯（或轴心势力）为众人的头号敌人。这项由左而中而右，超越政治路线的反法西斯联合阵线——法国共产党“向天主教徒伸出友谊之手”，英国共产党拥护一向“声名狼藉”、专门对付共产党的丘吉尔——却较不为传统左派所接受。一直到了战争迫在眉睫，实在不得不出此下策之际，后者方才勉强相从。然而中间路线与左派人士相结合，在政治上的确有其道理存在。于是“人民阵线”分别在法国与西班牙两地稳住阵脚（法国是最先试用此策的国家），一举镇压了国内的右派势力，在选举中获得戏剧性的大胜（西班牙于1936年2月，法国于同年5月）。
中间路线者与左派联手在选举中获得重大胜利，证明以往分裂不和的不明智。左派阵营内部的人心，更开始显著地向共产党转移，尤其以法国为著，然而，共产党的政治基础虽然扩大，反法西斯的力量却不曾真正受惠。事实上，法国人民阵线虽然在选举中得到多数支持，并选出法国有史以来首次的一名社会主义人士知识分子布鲁姆（Léon Blum，1872—1950）领导的政府，可是激进派、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三方结合获得的实际票数，却只不过比三者于1932年的选票总和多出1%而已。西班牙人民阵线领先对手虽然比此稍多一点，新政府却要面对几乎达半数依然反对它的选民（西班牙左派的力量，比前还更强盛）。但是尽管现实不尽理想，胜利的果实毕竟甜美，胜利不但激发了当地的工人运动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希望，更带来了陶醉的喜悦。但在事实上，当时英国工党的境遇极惨，先有经济萧条，后有1931年的政治危机——议席一溃而为只占50席的惨况——4年之后，票数虽有上升，却始终不曾恢复萧条前的盛况，其议席仅略多于1929年的半数。1931—1935年间的保守党票数虽有减少，也仅从61%左右略降为54%。1937年起由张伯伦领导的所谓英国联合政府（其名日后成为姑息希特勒的代名词），事实上拥有雄厚的多数民意基础。如若1939年的战事不曾爆发，英国必于1940年举行大选，相信保守党必能再度轻骑过关。其实，除了斯堪的那维亚的社会民主党派甚有所获是为例外之外，西欧各国在30年代的选举结果，并没有反映人们大规模向左转移的迹象。反之在东欧和东南欧选举制度依然幸存的地区，却有相当多的选票流向右翼。但是新旧大陆之间的政治气象则截然不同，1932年美国大选，民主党的选票由1500—1600万票骤升至几乎高达2800万票。4年后的1936年，罗斯福再度获胜，此番赢得的选票比前稍少（此事除了选民之外，人人跌破眼镜）。不过就选举意义而言，罗斯福政治生涯的高峰已于1932年过去。
因此，传统右派的众家对头，虽然在反法西斯的呼声之下组织起来，其支持人数却不曾因此而有所增加。总的来说，反法西斯比较能够动员政治上的少数分子，远胜其对主流多数的影响。而在非主流的少数当中，又以知识分子及关心艺术的人士最具接受其观点的开放心态。因为国家社会主义高高在上的姿态，以及其对既有文明价值观的敌意，文学艺术人士首当其冲，感受最为敏锐（至于另一批受到国家主义暨反民主思潮鼓动而兴起的国际文学流派，则不在此类人士之列，见第六章）。于是纳粹种族主义立即采取行动，造成散布于这些尚存宽容气氛的园地里的犹太及左翼学者大批流亡。纳粹分子敌视知识自由的心态，立刻使得德国各大学几乎三分之一的师资力量遭到被逐的命运。希特勒上台的同时，便是纳粹版“焚书坑儒”的开始：“现代派”文化受到猛烈攻击，凡属犹太人及其他不合纳粹心意的书籍均遭焚烧。令人感到沉痛的是，对于排犹一事，除了某些确属倒行逆施的行为之外——如纳粹集中营，以及剥夺犹太裔德国人的权利，令其离群索居，贬为下等人，等等（根据当时的标准，只要祖父、外祖父中有一位犹太血统便被判为犹太人）——当时一般民众并不以此为意，充其量将其视为一时有限度地脱离常轨罢了。因为说起来，集中营也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向来不过是恐吓共产党人的法宝，以及专门用来关押反叛人员的牢狱，老派保守分子对其还颇具好感。而大战爆发之际，各集中营里一共只有8000余名犯人（这一类监狱，后来转变成数十万人，甚或数百万人遭受恐怖酷刑的死亡集中营，则是在战争进行当中才发生的演变），直到战争开始之前，不论纳粹当局对犹太人何等野蛮，何等凶残，其对于犹太人的“最终解决”，似乎也仅限于集体逐出，而非集体屠杀。何况若从政治以外的角度看，当时的德国虽有不甚可称道之处，却是一个国势安定、经济繁荣的国家，并拥有一个颇受人民爱戴的平民政府。但在貌似正常的表象之下，有心人却可以从当时出版的书籍之中——包括“领袖”本人所著的《我的奋斗》（Mein Kampf ）一书——发现一个事实：在种种挑动种族情绪充满嗜杀口吻的言辞背后，以及达豪（Dachau）、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等地集中营里发生的残酷谋杀里面，还潜藏着一个处心积虑并意图将现有文明完全翻转颠覆的企图。因此，30年代第一批大规模起来反对法西斯的社会人士，即属西方的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当时虽只是少数学生，多数却出身“人人敬重”的中产家庭，其本人在将来也将跻入中产阶级之列）。这批人的实际人数虽然少，影响力却极为可观，当然也是因为其中包括新闻界从业人员在内之故。这些新闻工作者频频向西方非法西斯国家保守的读者群及决策人士发出警讯，提醒他们注意纳粹主义背后真正的本质。在这一方面，新闻界人士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