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天，我刚满十七岁，的确很年轻，可年轻并不是那么快活。家里有长我七岁的哥哥和长我四岁的姐姐。我总觉得有价值的事，还有让大人们吃惊不已的事，都让他们先做尽了，剩下的事就像干巴巴的饼干。
“干巴巴的饼干”是妈妈想出来的说法，指那些加了碎椰果、碎杏仁、碎果干等东西的饼干。吃起来口感差，还分不清到底是什么味道，家里人都不喜欢，所以别人送的什锦饼干中，这种饼干总是留到最后。
父亲在大学里当老师，母亲没有正式工作，她擅长西式裁剪，有时会在家中接些活儿。家里的楼梯平台上放着缝纫机和各色花样的布。
我在市中心的女子学校上学。那是一所古老而美丽的学校，体育课上甚至还要练日本长刀。在我满十七岁的那个夏天，哥哥和姐姐都已不在家中了。他们是意志坚强的孩子，不断向外拓展人生。哥哥没有找固定的工作，一边打工一边四处游荡，根本不回家，后来他经营咖啡馆，现在已有了两个孩子。姐姐当时正在北海道上大学，和在那儿结识的男子结了婚，后来她做了牙医，现在仍然在北海道生活。
和总是出问题的哥哥以及成绩优秀的姐姐不同，我是一个平淡无聊的女孩子。
家中除了父母和我，还有西娜。西娜是一只苏格兰母狗，有牙周病，还患有慢性耳炎，嘴巴和耳朵非常臭。十五岁的西娜走路已经摇摇晃晃了。在被哥哥姐姐丢下不管这一点上，我觉得自己和西娜同病相怜。
二层左侧是我的房间，里面放着十七八岁女孩子屋里应该有的一切，有书、唱片、廉价的化妆品等。墙上还挂着干花。
“真是蠢女孩的房间。”姐姐以前经常这样说。
在十七岁之前，我一直住在同一个小城中。那是位于东京边缘的通私铁的小城镇，既不是都市，也不是乡村，只是人口逐年增多。只有车站一带繁华，城镇里面都是住宅和田地。当时还通那种绿色的慢车，现在当然没有了。那车摇晃得厉害，车内还充满汽油味。
那是个闷热的夏天。
肉店老板的儿子河村宽人和我是小学同学。他没有上高中，在父亲的店里帮忙，是个身体健壮的男孩。小学时男女生一般不在一起玩，但从小学时代起，他就经常主动找我玩。对我来说，他是个很特别的男孩。他眼角有个小疤痕，每次有人问到，他总会认真地解释：“来家中玩的堂兄带了一把飞刀，这疤痕是被那东西划伤后留下来的。”
他就是这样一个少年。
“喂，咱们去哪儿玩吧！”临近傍晚，我去商店街的一角买了他炸好的土豆饼，边吃边问，“你哪天休息？”
土豆饼很烫，黄色纸袋上渗出星星点点的油。
“我哪天都行，可去哪儿呀？”
满脸汗珠的宽人这样回答。他用头上已变黑的长筷子不停地翻动大锅里的土豆饼。
“我想开车去兜风，你能借到你爸的车吗？”
和我同岁的宽人当然还没有驾驶执照。不过附近的人都知道，他有时会开店里的车。爱喝酒的父亲偶尔把他叫到酒吧中，替自己把车开回家。
“我一个人不行，必须和有驾照的人一起。”
“没关系，车这东西，一踩油门就会自动跑，一踩刹车就会自动停止，你不是经常坐吗？”
我对开车一无所知，却一味地这么怂恿他。
“我在副驾驶座上给你看地图。”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我只有对河村宽人说话时，语气才会变得如此强硬。
初中毕业后，我时常去肉店玩。我们只是隔着炸土豆饼的锅和摆着肉的玻璃柜台闲聊一会儿而已。
我家在车站南侧，宽人工作的肉店在车站北侧。要去见他，必须经过铁道口。那儿不时发出咣当咣当的声音。紧挨着有一家鳗鱼店，周围总是弥漫着烤鳗鱼的烟雾和味道。
在家中，家人都叫我阿圆，因为我曾是个圆滚滚的胖娃娃。现在想来，那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称呼，但一直被这样叫，我也觉得十分自然，并没有任何抵触。而且家里人把葡萄也称为阿圆，让我感觉葡萄是特别亲切的东西。给别人写信时，总在署名后画上葡萄，好像那是我的标志。
妈妈亲手做的床罩也布满小葡萄花样。和爸爸一起去百货商店时发现的印有葡萄的素烧杯子，一直用到现在。
被称为阿圆的我，当时喜欢读的书首推《丛林故事》。总是放在枕头边，睡觉前拿在手上翻一会儿。即便不拿起来读，也肯定要用眼角瞄一眼封皮。
所以在我眼中，女子学校的朋友们都非常成熟。她们成熟而活泼，有女性魅力，而且思想前卫。
她们之中有几个正在和大学生交往。就算不是真正的交往，她们也会建立一个自己的交际圈，比如在图书馆、附近的公园、咖啡厅，以及当时流行的冲浪用品店中认识一些朋友，和他们发展到一见面就会打招呼的程度。
我没有这样的交际圈，更没有恋人。
不过，我有时也在她们的邀请下，去这种聚会上露个面。有时去看颇不专业的摇滚乐队的演出，有时以请教数学问题为由和一群人去图书馆，有时放学后在街上喝一种叫迈泰的难喝的鸡尾酒。
在这样的交往中，如果有人说我可爱漂亮，或者说和我性格相投谈得来，我就要高呼万岁了。
能开车去兜风，是她们想和大学生交往的理由之一，所以对方必须是有钱的学生。这些男孩子，或是戴着小小的毛线帽，或是穿着进口衬衫，无一例外地性格温顺，看上去笨头笨脑。他们喜欢的不是快餐店，而是有酒喝的咖啡屋，但酒量并不好。他们打高尔夫的技术好像比打网球好，滑雪比游泳更擅长，还无一例外地和家人关系和睦。
“真由美小姐，你的爱好是什么？”
男孩子们经常这样问，还会问“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休息时干什么”。对于每个问题，我都无法作出完美的回答，便经常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什么音乐都听。”“不清楚干什么。”而且，我能感觉到对方已经后悔向我搭话了，结果就越来越无地自容。
干巴巴的饼干。
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经常觉得自己是块干巴巴的饼干。
那时，我的酒量已经很大了，但在男孩子面前尽量不怎么喝。因为我深信男孩子讨厌喝酒的女孩。我当时深信不疑的事情还有许多，比如认为男孩子喜欢的香水是Fidji或Joy，而喜欢麝香味香水的话，会让男生觉得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
他们不喜欢我。那些看起来很温和，其实头脑简单的男孩们不喜欢我。
发生肉体关系时，如果对方是处女，男孩子会害怕，这也是我深信不疑的事情之一。所以我一直想，在遇到真正喜欢的男人之前，无论如何也要为他丢弃处女身份。对我来说，这是近似贞操观的想法。
那个早晨，我忽然想到和宽人去兜风时应该把西娜带上。
在约好的上午八点，宽人准时来接我。他摁响车喇叭时，我待在二楼自己的房间里，正想尽办法用睫毛夹把又短又直的睫毛卷上去。我为那一天选择的服装是牛仔裤配上妈妈做的带有葡萄花样的衬衣。为了搭配衬衣上的葡萄，还涂了紫色的口红，估计我那天的样子看上去怪异而病态。
我跑下楼梯，从老地方（就是客厅的沙发下面）把正在睡觉的西娜拖出来，包在破烂不堪的浴巾中，抱在怀里。
湛蓝耀眼的天空像打磨过一般。
“今天会很热，戴帽子了吗？”
妈妈站在门口，用手臂挡着阳光说。空气中的每一个颗粒都犹如盛满阳光一般闪闪发光。
我家在狭窄胡同的一角，所以停在门前的车异常显眼。那不是宽人父亲的车，而是店里一个叫茂田的工作人员的。藏青色的车非常破旧，也没有空调，宽人就像在炸土豆饼一样，通红的脸上布满了汗珠。
那次兜风可以说是糟糕透顶。
车中非常热，还飘着一股奇怪的气味，像尘土的味道，又像好久没洗的衣服的味道。宽人紧张地开着车，总是不放心地问：
“刚才的标志是什么意思？”
“这里能通行吗？”
“听没听到很怪的声音……”
他说汗水流到眼睛里了，我只好为他擦掉。他还说手里出汗，弄得手滑，但他的手一刻也不能离开方向盘，所以没办法为他擦掉。
车上有收音机，但宽人说听的话会走神，没有打开。我也不好意思跟他说话，只好一个劲儿盯着地图看。
我并不认为这是自作自受，只是感觉无聊之极，觉得我做的事情最后总是出现奇怪的结果。没料到宽人害怕开车，我一直深信所有的男人都会开车。
西娜晕车了，在后面的座椅上吐了两次。我把西娜放到膝盖上，为它搔着脖子和下巴，低声地哄它。车内的温度越来越高，整个车厢中弥漫着便当的味道，那是我在妈妈的帮助下做好的。
就这样，到达目的地海边（我深信只要去兜风，一定要去海边）时，我们俩都已筋疲力尽，闷闷不乐，谁也不理谁，只有天气依然那样好。
总之，我想尽快从车上下来。宽人把车停在有护栏的路肩上，大大地出了一口气。他从牛仔裤的口袋中掏出皱巴巴的香烟，叼上一支，深深吸了一口。看他的侧脸，好像在生气。
海岸上一片杂乱，有色彩各异的游泳衣、铺在地上的垫子、海滨旅行包、遮阳伞等。我们没有打算游泳，所以倒无所谓。人们的欢笑声（听起来为什么是“哇哇”或“呱呱”呢？没人会发出那样的声音）被闪闪发亮的天空吸了进去。
我一个人下了车，和海浪那黏潮的味道相比，我觉得被太阳烤热的沥青气味更浓烈一些。椰子油甘甜的味儿也随风飘过来。透过护栏俯瞰，海岸的风景刺眼又无聊。前方停着的汽车中传出喧闹的音乐。
“你不下车？”
我扭头看着一直坐在驾驶座上，开着车门吸烟的宽人。
“下车。”
宽人的声音低沉沙哑，他把香烟扔到路上，伸出一只脚踩灭。我不愿想回去的事，也不想再坐车了。
我把西娜抱下车，让它在四周走动走动，可没走几步，它就筋疲力尽地坐在地上，死活不愿再走了。
“那些人玩得高兴吗？”
我望着正在游泳或躺在海滩上的人，半是自言自语地说。
“应该高兴吧。”
“是吗？”
我觉得他们不会高兴，确切地说，他们没有高兴的道理。
把车挪到阴凉处，我们在车旁吃了便当。便当实在太有少女情趣了，寒酸而且味道单调。吃完后，我们已无事可干。
我们决定去下面的水边。那里有钢筋水泥搭建的台阶，贝壳、鸟粪、晒干的海草和小段绳子纠缠在一起，粘在台阶上。
沙子黑黑的，很潮湿，一走动就会沾到鞋底，使脚步变得沉重。在《浜千鸟》和《海》那种每次听都感到无比寂寞的民谣中，曾唱到海岸上这种又黑又沉重的沙子。那时我还没见过国外摄影集中满是白沙的明亮海滨。
西娜极不情愿地挪动着脚步，宽人默默地抓住我的手，我并没有甩开他，我们就手拉着手往前走。宽人的手很热，汗津津的。我非常紧张。手拉着手没有感到愉悦，反而觉得憋闷无聊，想尽快解脱出来。所以，我希望宽人能松开手。
太阳把整个世界晒得火辣辣的，我们朝着人少的布满岩石的地方走去。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和鞋底踏到沙子上的声音。大海呈现出灰蓝色，海水一点也不清澈，看上去浑浊厚重。但是走到近前一看，才发现大海闪烁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光芒。整个海面都闪闪发光，那光芒在不停地摇晃、绽裂，又重新生成，反反复复，形成无数尖锐微小的涟漪。
“咱们就到这儿吧，西娜已经累得不行了，又开始吐了。”
无法忍受耀眼的光线和沉默，无法忍受右手被包裹住的窒息感，我说着停下了脚步。
“啊，空气真好。”
宽人发自内心地说。在那一瞬间，我觉得被拯救了，即使闭上眼睛，无数的光亮也没有消失。尽管依然能听到欢笑声和音乐，但它们变得遥远，不再刺耳。头顶被晒得热热的，手脚和身体的重量让我觉得特别惬意，感觉那是某些具有现实色彩的简单的东西。
回去的时候没有拉着手，我抱着西娜默默走着。时间还是正午，可我们乘上了车，按原路返回。开车的宽人还是那么忐忑不安，有两次走错了路，仍然没有打开收音机。我感觉宽人眼角的伤疤又红又肿。
结果，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多大乐趣，我们无事可干，也无话可说。和宽人一起出去玩，只有那么一次。
后来我上了大学，有了朋友，有了恋人。曾数次出去兜风，世界已经不再像干巴巴的饼干了。
“我小的时候，人们都叫我阿圆。”
有时，我会对丈夫这样说：
“十七岁的时候，第一次和男孩子约会。”
话脱口的一瞬间，却感觉这和我原本想表达的截然不同，我想说的，是一切都无所谓、一切都无法改变的那些日子里的事。
感觉不到丝毫的快乐。既不美丽也不温柔。尽管如此，还是想起那个夏天的事。想起当时过于晴朗的天气，想起自己是个总爱绷着脸的女孩，想起在肉店工作的河村宽人、紫色的口红，以及净相信荒唐话的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