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古以至春秋战国，社会组织的变迁，尤其巨大。
孔子所说的大同时代，大约是极其平等，毫无阶级的。至各部落相遇，而有战争，于是生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阶级。其最显著的，就是国人和野人的区别。古代有许多权利，如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等，都是国人享的。注168而厉王监谤，道路以目，出来反抗的，也是国人。至于野人，则“逝将去汝，适彼乐土”，注169不过有仁政则歌功颂德，遇虐政则散之四方而已。观此，便知其一为征服之族，一为被征服之族。古代的田制，是国以内行畦（qí）田之制，国以外行井田之制的。注170可见国在山险之地。而兵亦都在国都附近。注171此可想见隆古之时，国人征服野人，就山险之处，择要屯驻，而使被征服之族，居于四面平夷之地，从事耕农。这是最早发生的一个阶级。
岁月渐深，武力把持的局面，渐成过去，政治的势力，渐渐抬头，而阶级的关系一变。原来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虽有阶级，而同一征服者之中，亦仍有阶级。这是接近政权与否的关系。古代国人和野人的区别，大约如契丹时代的部族和汉人。同一征服者之中，执掌政权和不执掌政权者的关系，则如部族之民之于耶律、萧氏等。岁月渐深，政治上的贵族平民，区别日渐显著；从前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畛（zhěn）域，转觉渐次化除。这一因政权的扩大，而执掌政权的人，威力亦渐次增加。一则年深月久，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仇恨，日渐淡忘；而经济上平和的联系，日益密接。又人口增殖，国人必有移居于野的；而畛域渐化，野人亦必有移居于国的；居处既相接近，婚姻可以互通，久而久之，两者的区别，就驯致不能认识了。这是阶级制度的一个转变。然而其关系，总还不及经济上的关系、力量来得更大。
古代各各独立的小社会，其经济，都是自给自足的。此时的生产，都是为着消费而生产，不是为着交易而生产。此等社会，其事务的分配，必有极严密的组织。然而历时既久，交通日便，商业日兴，则社会的组织，亦就因之而改变。因为人，总是想得利的；总是想以最小的劳费，获得最大的报酬的。各个小社会，各各独立生产，以供给自己的消费，这在获利的分量上言，原是不经济的事。所以从交易渐兴，人就自然觉得：有许多向来自造的东西，可以不造而求之于外；造得很少的东西，可以多造而用作交易的手段。至此，则此等小社会从前事务的分配，不复合理。若要坚持他，便足为这时代得到更大的利益的障碍。人总是想得利的；总是想以最少的劳费，得到最大的报酬的。于是旧时的组织，遂逐渐破坏于无形之中。于是人的劳动，非复为社会而劳动；其生活，亦不受社会的保障。而人是不能各各独立而生活的，“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注172离居不相待则穷。注173于是以交易为合作，而商业遂日益兴盛。然此等合作，系在各个人自谋私利之下，以利己之条件行之的。实际虽兼利他人，目的是只为自己。有可损人以自利之处，当然非所顾虑。而在此等不自觉的条件之下合作，人人所得的利益，当然不会一致的。而人是没有资本，不会劳动的，在分配的过程中，有资本的人，自然获得较有利的条件。于是商业资本，日渐抬头。人既不能回到武力劫夺的世界，而总要维持一种和平的关系，则在此关系之下，能占有多量财富的，在社会上，自然占有较大的势力。于是贵贱阶级之外，又生出一种贫富的阶级。而其实际的势力，且陵驾乎贵贱阶级之上。这是阶级制度的又一转变。
我们试看：古代的工业，都是国家设立专官，择人民所不能自造的器具，造之以供民用。注174商业则大者皆行于国外。注175其在国内，则不过“求垄断而登之”的贱丈夫，并不能谋大利。注176而到晚周时代，则有“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之谚。注177前此“市廛（chán）而不税，关讥而不征”。注178可见其对于商人，尽力招徕。至此，则必“凶荒札丧（zhá sàng），市乃无征而作布”。注179便可见此时的工商事业，和前此大不相同了。
同时因在上者的日益淫侈，剥削人民益甚，于是有孟子所说“慢其经界”的“暴君污吏”。注180亦因人口增殖，耕地渐感不足，不得不将田间的水道陆道，填没开垦，这就是所谓开阡陌。注181于是井田制度破坏，而分地不均。古代作为公有的山泽，至此，亦被私人所占。经营种树、畜牧、开矿、煮盐等业，注182而地权之不平均更甚。
地权不平均了，资本跋扈（bá hù）了。一方面，有旧贵族的暴虐；一方面，有新兴富者阶级的豪奢。贫民则“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注183遂成为一悬而不决的社会问题。
货币的发达，是大有助于商业资本，而亦是大有影响于社会经济的。于此亦得说其大略。我国最早用作交易中之物，大约是贝，次之则是皮。这是渔猎和畜牧时代所用。至农耕时代，则最贵重的，是金属的耕具或刀；而布帛米谷等，亦用为交易之具。后来用社会上所最贵的铜，依贝的形式，铸造起来，而以一种农器之名名之，则为钱。至于珠、玉、金、银等，则因其为上流社会的人所贵重，间亦用以交易。大概是行于远处，用以与豪富的人交换的。《史记·平准书》说：“大公为周立圜（yuán）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可见黄金、铜钱、布帛三者，是社会上最通行的货币。然而别种东西，亦未尝不用。秦并天下，黄金的重量，改以镒（yì）计。铜钱的形式，仍同周朝，而改其重为半两。珠、玉、龟、贝、银、锡等，国家都不认为货币，然亦“随时而轻重无常”。三代以前，货币制度的转变，大略如此。
【注释】
注168 《周官·小司寇》。
注169 《诗经·硕鼠》。
注170 《孟子·滕文公上》：孟子对滕文公欲行井田之问，“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案圭田就是畦田。畦田是地形既不方正，而又高低不等的。古代算法中，算此等不平正的面积的法子，就谓之畦田法。
注171 参看上章。
注172 《孟子·滕文公上》。
注173 《荀子·富国》。
注174 《考工记》：“粤无镈（bó），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燕之无函也，非无函也，夫人而能为函也。秦之无庐也，非无庐也，夫人而能为庐也。胡之无弓车也，非无弓车也，夫人而能为弓车也。”《注》：“此四国者，不置是工也。言其丈夫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须国工。”
注175 所以古代的商人，才智独高，如郑弦高等，至能矫君命以纾国难，即因其周历四方，闻见广博之故。《左氏》昭公十六年：郑子产对晋国的韩宣子说：“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ǒu），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迁国之初，要带着一个商人走，就因为新造之邦，必需之品，或有缺乏，要藉商人以求之于外之故。
注176 《孟子·滕文公下》。
注177 《史记·货殖列传》。
注178 《孟子·梁惠王上》，《礼记·王制》。
注179 《周官·司关》。
注180 《孟子·滕文公上》。
注181 朱子《开阡陌辨》。
注182 《货殖列传》所载诸人便是。
注183 董仲舒的话，见《汉书·食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