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的辉煌是建立在对外掠夺和对内剥削奴隶上的，其黄金时代也是对外扩张到极限、对奴隶压迫到极限的时代。因此，罗马帝国辉煌之后，经济凋敝，国内原来隐藏的各种矛盾激化。同时，周边的蛮族也开始侵扰罗马。面对内外危机，罗马数任皇帝都进行了改革，只不过没看清楚其衰败的根源在哪里，就采取依靠军队、将蛮族人吸收入军队、加重国内赋税的方式，加强对各阶层统治，镇压叛乱和打击蛮族入侵。皇帝过度依赖军队，导致蛮族士兵越来越有地位，而原罗马帝国的公民——贵族元老、中小奴隶主、平民——越来越没地位。最终，罗马帝国的内忧外患越来越严重，即使增加皇帝数量进行分治也无法摆脱困境。在匈奴人大敌压境时，罗马帝国没有选择团结抵抗，而是迅速将帝国正式一分为二。
1. 军队蛮族化，是罗马皇帝为自己挖的坑
罗马的发展壮大是通过不断对外扩张实现的。经过几百年扩张，由于内部分配利益的斗争，罗马最终从共和国发展成为帝国。而罗马帝国建立后200年内，虽然内部阶级斗争、利益分配斗争仍旧不断，但它整体上保持了稳定和繁荣，奴隶制经济获得了高度发展。尤其是罗马帝国安东尼王朝时期，被称为帝国的“黄金时代”。
不过，在罗马帝国“黄金时代”，其扩张也到了极限，再也没有源源不断的奴隶来源了，加上奴隶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奴隶价格又不断上涨。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奴隶被迫从事生产劳动不仅缺乏积极性，也妨碍使用先进生产工具和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奴隶制经济的生产率日益降低。
罗马帝国奴隶数量减少和奴隶生产积极性不高，导致农业随着对外战争的停止而走向萧条。而农业凋敝导致生产粮食的规模萎缩和手工业衰落，最终城市没落，商业萧条，粮食价格一路上涨。结果，罗马帝国社会动乱、蛮族入侵、海盗猖獗、商路阻塞。为了保持其日常开销，罗马不得不实行强令城市负责征集赋税、发行劣质货币等财政金融政策，而这些又加剧了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发展的最终结果，形成了退伍士兵、中下层军官以及残存的中小土地所有者组成的奴隶主阶级集团，和以罗马元老院贵族为代表的大庄园奴隶主集团——这两个集团事实上是罗马共和国时期平民阶层和贵族阶层发展200多年而来的。
公元192年，罗马帝国安东尼王朝末帝康茂德被元老院贵族集团策划的宫廷阴谋杀死，持续200余年的相对和平期结束。但是，无论是元老院拥立的新皇帝，还是近卫军拥立的新皇帝，都无力全面控制罗马帝国的政治局面。一些行省的军队也各自拥立自己的长官为皇帝，同时出现多位皇帝为争夺正统性而混战的局面。最终，潘诺尼亚总督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成为大家认可的唯一皇帝。
塞维鲁能当上皇帝，全凭士兵们的支持。因此，他要保住帝位，就必须与士兵们分享胜利果实。他公开表示：要厚待士兵，让他们都发财致富，而不要管其余的人们。
于是，塞维鲁实行有利于士兵的改革：将士兵的薪饷几乎增加了一倍；宣布任何一个普通士兵都有可能晋升为军官；从边疆军团和叙利亚军团中选拔优秀士兵组成新的近卫军；承认士兵在服役期间有合法婚姻及与家人共同生活的权利；授予边防部队士兵以份地。
改革后，罗马军队中的各行省人和蛮族人增多了，士兵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塞维鲁采取抑制元老院贵族的方针。此时，罗马元老院失去了它在安东尼时代具有的意义，皇帝顾问会议起了国家最高机关的作用。不仅如此，元老院掌管国库的职权也被剥夺，国库改由作为管理皇帝私人财产的分支机构的特设机关把持。更让罗马元老院贵族难受的是，塞维鲁任命骑士出身的官员对元老院贵族派出总督的行省实行监督。至于那些敌视塞维鲁的元老院贵族则受到迫害，其财产被没收。罗马帝国统治阶级内部因争夺利益分配，分为“士兵派”和“元老派”两个相互仇视的集团。塞维鲁则成为第一个“士兵派”皇帝。
塞维鲁作为一个皇帝，职责是管理好整个帝国，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好恶偏向某个阶层，在政治上向其偏袒以至于让其凌驾于其他阶层之上，尤其是士兵阶层，过分抬高其地位和权利，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共和时代出现军事强人导致从共和国走向帝制，而帝制时代出现军事强人，那么最终的结局只能是皇帝失控，或者各地分裂，或者皇帝成为傀儡。在罗马帝国由盛转衰时期，塞维鲁的做法很快导致各地分裂。
塞维鲁的儿子卡拉卡拉继续执行其政策。由于增加军饷而扩大了国库开支，卡拉卡拉下令开征各种额外赋税。
公元212年，卡拉卡拉颁布《卡拉卡拉敕令》：罗马公民权被授予几乎全体帝国自由居民，只有被称为de-diticii者除外。这听起来是个好消息，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在此敕令颁布之前，罗马公民权已相当普及，而且早已丧失其原有的特殊意义——按照公民资格分到罗马对外扩张获得的利益——因此已对大家没任何吸引力。不仅如此，在塞维鲁时代，通过刑事惩治制度的新规定，自由民被区分为“可敬的人物”和“小人物”两类。前者包括元老、骑士、市元老（城市议会的议员）、退伍军人（后来也包括现役士兵），除此以外的人都属于后一类。对“小人物”可能给予的法律惩罚（拷打、流放到矿山去服劳役、喂野兽等），是以前享有罗马公民权的人都可以获得宽免的，而按新规定就只有“可敬的人物”才有特权获得宽免。因此，授予人以罗马公民权，既没有经济利益也没有政治权益，此举无非是为了多收税和扩大兵源。事实上，此时罗马公民士兵除了蛮族士兵外，主要就是来自伊吕里库姆、色雷斯、伊苏里亚等地的罗马公民。
塞维鲁和卡拉卡拉父子的政策需要大量钱财来维持，因而难以长久。
到公元222年，亚历山大·塞维鲁当皇帝后，他一改前任皇帝的策略，开始在“士兵派”和元老院之间动摇不定，最终倾向元老院。亚历山大·塞维鲁从元老贵族中任命执政的高级官员，并使其作为皇帝的代表主持元老院会议。元老院在参与全部国务活动的顾问会议中也起了较大作用——它的代表被邀请参加由16人组成的这个特别会议。
在这个时期，主人对隶农生产工具的所有权被合法化，并允许20岁以上的自由民卖身为奴，恢复债务奴隶制。这违反罗马法律的传统准则，但符合元老院贵族的愿望。
在康茂德当皇帝奢侈浪费之后，罗马的财政就已处于困难状态，塞维鲁王朝诸帝的对内对外政策又需要巨大资金。罗马的赋税比以前更为繁重，政府强令自治城市的议员负责征税，但是，财政匮乏现象并未缓和。亚历山大·塞维鲁采用降低货币成色的手段来摆脱困境，导致通货膨胀和钱币贬值，造成金融混乱，物价上涨。接下来，政府对大小官吏的薪俸和士兵的饷给以实物支付为主。举凡衣着、粮食、肉类、蛋类、马、骡、车辆等的配给数量，都按等级做出规定，政府又对城市手工业者团体的生产实行管制。各个手工业公会必须负担起把它们的制品供应给国家，并按国家要求进行产品制作的任务。
不仅如此，罗马帝国还面临来自萨珊波斯的威胁，和居住在莱茵河、多瑙河彼岸的诸部落的大规模侵犯。
波斯人属雅利安人种，在公元前6～5世纪兴起，建立过幅员辽阔的波斯帝国。后来，波斯帝国与希腊发生大规模战争，于公元前330年为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所灭。亚历山大帝国瓦解后，波斯作为一个行省受塞琉古王国统治。公元前247年，帕提亚王国兴起，波斯又沦为帕提亚的属地。为了争夺东西方商路和小亚细亚的霸权，帕提亚与罗马帝国进行了长期战争。波斯王公阿尔达希尔于公元224年起兵独立，于公元226年灭掉帕提亚，重新建立波斯帝国，史称萨珊波斯。
萨珊波斯取代帕提亚后，与罗马帝国进行战争，继续争夺东西方商路和小亚细亚的霸权。罗马军屡次被萨珊波斯击败。罗马帝国皇帝戴克里先、君士坦丁等都曾率军远征波斯，但均未取得显著战果。后来，罗马帝国忙于应付北方哥特人等蛮族入侵，无暇东顾萨珊波斯，而萨珊波斯也因抵御匈奴人侵扰，无力继续侵犯罗马帝国。双方才维持了约80年的和平。
在萨珊波斯刚刚兴起时，罗马帝国内部“士兵派”与“元老派”的斗争已尖锐化了。由于财政拮据，亚历山大·塞维鲁宣布降低士兵的饷给。本来就对亚历山大·塞维鲁不满的近卫军趁机发动兵变，直接砍死了他。公元235年，策动士兵哗变的马克西米努斯在士兵拥戴下登上帝位，再次使罗马的政策向军队倾斜。
由于马克西米努斯的政策带有鲜明的反元老性质，罗马的元老们心里非常不满。公元238年，“元老派”在非洲组织反马克西米努斯暴动，拥立非洲总督戈尔迪亚努斯为皇帝。戈尔迪亚努斯很快战败被杀，元老院又在军队中进行阴谋鼓动。最终，马克西米努斯在士兵哗变中丧生。罗马元老院宣布戈尔迪亚努斯13岁的孙子戈尔迪亚努斯三世为皇帝。
这时，非洲地区的富豪武装也打败了马克西米努斯的支持者。这些支持者的军团被解散，退伍士兵的土地也被剥夺。“元老派”再次取得暂时胜利。
然而，戈尔迪亚努斯三世的母亲的宦官们掌握了权力。结果，宦官弄权，罗马帝国秩序十分混乱。公元244年，近卫军长官、阿拉伯人菲利浦杀死戈尔迪亚努斯三世，被士兵拥立为皇帝。
不过，此时罗马帝国的皇帝并不好当：蛮族对多瑙河边界构成严重威胁，总数达3万人的哥特队伍渡过了多瑙河。驻在麦西亚的罗马军不仅向哥特人开放了边界，而且同他们一起蹂躏罗马的土地。
不仅如此，那些罗马军公开宣布拒绝菲利浦而另立皇帝。菲利浦委派元老戴基乌斯率军前往讨逆。但是，叛逆者却宣布拥立戴基乌斯为皇帝。于是乎公元249年，戴基乌斯掉头进军罗马城，把菲利浦杀掉了。
此时，罗马帝国边界危机进入新阶段。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蛮族加紧集结，准备发动新的进攻。高卢和罗马城又爆发了有下层人民参加的起义。特别危险的是哥特人更大规模地再次渡过多瑙河，直抵色雷斯。在抵抗哥特人的战争中，戴基乌斯阵亡，其副将伽路斯在前线继任罗马帝国皇帝。
伽路斯既没有突出的军事才干，又没有雄才大略。公元252年，伽路斯与哥特人签订了屈辱的和约，承认哥特人已取得的掳掠果实，并规定罗马政府每年付给哥特人一大笔款项和金银，以作为哥特人不再入侵罗马边境的补偿。
然而，这并不能约束哥特人的行动。在哥特人于两年后入侵伊利里亚时，伽路斯不知所措。当地军事长官埃米利亚努斯组织防卫，最后把哥特人打败了。埃米利亚努斯把原来准备贡纳给哥特人的金钱分给士兵作为奖赏，并受士兵拥立为皇帝。他未经任何抵抗就进军到罗马城附近。
公元253年5月，伽路斯在保卫皇位的战争中战死。不过，埃米利亚努斯当皇帝却未满4个月——同年9月，高卢和日耳曼行省军队的统帅瓦列里亚努斯率军到意大利，并在埃米利亚努斯为士兵所杀后继任为皇帝。
然而瓦列里亚努斯的下场也并不好。
亲“元老派”的瓦列里亚努斯作为新任皇帝居然认为，国内普遍的不安宁以及蛮族对边境进攻的加强，竟是因为罗马帝国太大了，皇帝一个人管不过来，只要实行分治，多一个皇帝，就可以加强管理，有足够精力去镇压叛乱和抗击侵略。于是，他决定分权统治，任命亲儿子伽利埃努斯为共治者，授予奥古斯都的权力，让其留驻罗马城，自己到东方去应付那里的紧张局势。这开了罗马帝国两个皇帝共治的先河，也为后来分裂为东西罗马埋下了祸根。
公元260年，瓦列里亚努斯在对萨珊波斯的战争中遭到惨败，被虏并成为奴隶。伽利埃努斯成为罗马帝国唯一的执政者。他又一次修正了曾由他父亲执行的亲“元老派”政策，元老贵族被禁止担任军职，也不能被委任为驻有军团的行省总督。反之，士兵们却有升任高级军事职位的前途。他又在军事上进行了一些改革，大量利用蛮族骑兵为自己服务。这就使军队蛮族化进程加速——这时不仅下层士兵，就连上层军官，也有不少是由蛮族人充任。
伽利埃努斯的政策引起了元老贵族的憎恨。各行省都发生了由大地主策动的军事哗变。有些人希望推出自己的代理人来代替伽利埃努斯；有些人则打算脱离罗马帝国而独立，使行省变成另一个国家。于是，罗马帝国各地纷纷出现“皇帝”，一下子出现了30个。这些“皇帝”多半在位不久就失败，因为各行省的贵族在面临奴隶、隶农起义和蛮族入侵威胁的形势下，慑于内忧外患，尚无决心脱离罗马帝国。但是，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毫不犹豫地脱离了。
罗马皇帝偏向和讨好士兵，并没有给罗马帝国带来安全。事实上不仅起不到加强统治的作用，还导致皇权下降，士兵们随心所欲地干涉皇权、废立皇帝。此外，这种士兵得势的社会势必导致其他阶层的反对，除了罗马元老院贵族外，受压迫最重的奴隶、隶农和城市贫民阶层，还在公元263年至264年举行了西西里起义。
起义好不容易才被镇压下去，高卢又发生了士兵哗变和奴隶、隶农起义。他们这次的反罗马运动被称为巴高达运动。巴高达运动如同巨浪一样，席卷了高卢大部分地区，到处夺取大庄园，杀死富豪，攻占城市。
面对这种局面，受到皇帝优待的士兵应奋力作战，努力镇压起义，才符合常理。但是，这些士兵在越来越多的农民起义面前没有丝毫战斗力，有些还毫不犹豫地投向起义者，一起反对罗马皇帝伽利埃努斯。而更让伽利埃努斯伤心失望的是，一些军官不仅不考虑镇压起义的事，反而形成阴谋推翻他的组织。这个组织的领导者就是伊利里亚骑兵长官克劳狄乌斯。
公元268年3月，罗马皇帝伽利埃努斯被杀，克劳狄乌斯继位当皇帝，称克劳狄乌斯二世。克劳狄乌斯及其后的三位继任者都是伊利里亚人。他们都出身卑微，只是倚靠勇武而在军队里晋升起来的。他们执行了不同于伽利埃努斯的政策，故通常称为“伊利里亚诸帝”。
在巨大危机面前，为了扭转局势，“伊利里亚诸帝”都试图有步骤地巩固和加强君主政权，无情地镇压人民群众运动，尊重和讨好土地贵族，以及保卫帝国边界。而要实现这些，罗马帝国首先就要打击逐渐向其渗透的蛮族人，以对外战争来转移视线，缓和内部矛盾，而首当其冲的是哥特人。
公元269年，哥特人大举入侵巴尔干和爱琴海。他们带着家庭成员南下，已经不同于以往的劫掠，具有明显移民性质。哥特人一旦站稳脚跟，将会给罗马帝国的统治和安稳带来巨大挑战。
克劳狄乌斯二世指挥罗马军打败了入侵的哥特人。但是，在处理俘虏时，克劳狄乌斯二世做了影响罗马帝国此后几百年命运的决定——他下令从哥特人俘虏中挑选大批身强力壮的参加罗马军，将其他编成军事移民、奴隶或者隶农。这样，入侵的哥特人一部分成为罗马帝国“最受宠的”，一部分成为“最受欺压的”。而罗马人长期富裕奢靡的生活，最终导致帝国的安全保卫重任落到军中的哥特人身上。而处于被统治阶级的哥特人承受不了压力，也难免会走上反抗道路。一旦这两股哥特人结合起来，或者遇到外来压力，那么罗马帝国遇到更大危机也就不可避免了。
公元270年，克劳狄乌斯二世病死，骑兵长官奥列利亚努斯继任皇帝。
奥列利亚努斯比克劳狄乌斯二世更加广泛地利用蛮族力量来进行反对蛮族入侵的斗争。罗马帝国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果，打退了一些入侵的蛮族，但同时罗马军蛮族化的进程大大加快——罗马军中的蛮族雇佣军人数已达40万人。蛮族人加入罗马军，取得在罗马帝国生活的资格，初期也确实卖力。在公元272年，罗马帝国重新合并割据的帕尔米拉帝国；公元273年，又重新合并割据西部的高卢帝国——罗马帝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又重新得到统一。
不过，由于此期间的罗马皇帝都特别优待士兵，士兵事实上成了特殊阶层。罗马皇帝奥列利亚努斯，却出乎意料地死在士兵之手。
公元275年4月，奥列利亚努斯整军出发，准备远征萨珊波斯。当军队驻留在色雷斯时，奥列利亚努斯身边的秘书官艾洛斯受到口头上的严厉训责。艾洛斯恐惧之后还有更进一步的惩罚，担心有生命危险，便伪造了一封奥列利亚努斯的文书，上头开列了皇帝即将下令处决的多位军官的名字——艾洛斯自己的名字也在列。
艾洛斯将这封命令书送给军官们看，使那些包括皇帝贴身侍卫在内的军官惶恐不已，决定铤而走险。在艾洛斯引导下，几位军官潜入皇帝寝室杀死了奥列利亚努斯。事发不久，奥列利亚努斯身边的军官们就得知了真相。艾洛斯被处以分尸极刑，执行暗杀的军官自杀。
由于奥列利亚努斯没有子嗣，军队在懊悔之余，将推举皇帝的权力交给罗马元老院。罗马元老院当然不希望下一任皇帝是“士兵派”；而那些发动政变的人以军人为主，他们也不希望下一任皇帝是“元老派”。双方争执不休。于是，罗马帝国8个月没有皇帝，处在“帝位虚悬”时期。
国不可无主，最终他们采取妥协方式，通过投票推选马尔库斯·塔西陀为新皇帝。马尔库斯·塔西陀是罗马历史家塔西陀的后裔，并不是“士兵派”。因为“士兵派”不满意，7个月后，他在小亚细亚被士兵杀死了。公元276年，叙利亚军团统帅、潘诺尼亚人普洛布斯当上了皇帝。
普洛布斯也是军人出身，因而他毫不犹豫地继续执行奥列利亚努斯的政策。不过，他也看到了元老院贵族的力量，吸取了前两次政变的经验教训，对元老院表现出很大灵活性。在表面上稍稍容许元老院参加行政管理，同时把全部注意力放在镇压起义和对蛮族进行斗争上——这正是罗马元老院贵族最渴望新皇帝优先去做的事。毕竟罗马帝国的内部起义，利益受损最大的不是军队，而是罗马元老院所代表的那些大庄园主。
普洛布斯的政策找到了“士兵派”和“元老派”的共赢之处，因而双方很快达成和解，使得罗马政局迅速稳定下来。普洛布斯也因此获得了复兴罗马帝国的机会——将罗马军的任务重点放在打击蛮族入侵上，同时也兼顾镇压内部起义。
对于普洛布斯的决定，“士兵派”积极支持，而且执行起来也非常卖力。很快，罗马军渡过莱茵河，重新占领莱茵河和多瑙河上游之间的地区。沿多瑙河一带的勃艮第人和汪达尔人被打败，以军事移民方式移居到罗马领土上来。罗马军的力量进一步加强，当然蛮族化也进一步加深。与此同时，发生在埃及南部的起义也被罗马军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