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穆斯林眼里，《卡洛维茨和约》（1699年）完全违背了历史潮流，奥斯曼帝国在卡洛维茨几乎把整个匈牙利割让给获胜的奥地利人。更为难堪的是，这次严重失败也与神学根本原则发生了冲突，因为自从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的追随者曾经袭击并打败麦加的嘲笑者以来，战场上的胜利被认为是真主眷顾的标志。既然如此，那么安拉怎么能眷顾基督徒和异教徒呢？更何况他们甚至对自己的信仰都越来越不虔诚呢。
这个谜的全部力量只有到18世纪末才开始对抗穆斯林世界。1768～1774年，俄国彻底打败奥斯曼军队，通过欧洲外交干预而不是任何土耳其政权的世袭力量，君士坦丁堡避免了被俄国攻陷，苏丹的权力没有被俄国摧毁。即便如此，结束战争的《库楚克凯纳吉条约》对未来也是不利的。由于沙皇被授予了土耳其统治下东正教徒“保护者”的含糊封号，俄国开始干涉奥斯曼事务。俄国还取得了黑海沿岸的重要领土，以及在黑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自由航行的权利。从此，苏丹宫殿和君士坦丁堡就处于俄国海军大炮的射程之内了。
被穆斯林眼中的基督教世界政治领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打败，无法与被一个祖先臣服金帐汗国大汗、他的东正教把他们视同为苏丹的巴尔干基督教臣民的统治者打败相提并论。此外，到1774年，穆斯林对印度的优势也明显处于危机之中，萨法维帝国已经解体了，伊朗和中亚变成了战场，敌对的军事首领们瓜分了平民社会。
对于那些承认神眷顾与军事胜利是紧密相连的穆斯林来说，1699年以来的世界历史事件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当安拉无法解释的逆反的世界历史类型最终被逆转的时候，全体背教似乎是盲目信仰（只能等待潮流转折点的信仰）的唯一替代方法。与此同时，被一种宿命论支撑的报复情绪是西方上升时期穆斯林反对欧洲人的特点。
但是，有些人不满足于被动地等待安拉的干预。他们有两种明显的补救措施可供选择。（1）通过从“法兰克人”那里适当地借鉴军事成功的技术基础而超越竞争对手或者（2）通过剔除蔓延到穆斯林生活中的伊斯兰教腐败现象而重新获得安拉的恩典。每种政策的拥护者的声音都在18世纪早期被倾听到；但正是伊斯兰教的不幸——例如，与日本不同——以上两种医治方法似乎总是互相对立。因此，改革家的努力总是变得徒劳，穆斯林社会的大众陷入比以前更混乱和更失望之中。
瓦哈比运动
宗教纯洁的最重要拥护者是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尔·瓦哈比（1691～1787年），他生活于阿拉伯沙漠中，依靠沙乌德家族王子们保护他的信徒和宣扬他的教义。阿卜杜尔·瓦哈比的目的非常明确：恢复先知的最质朴纯洁的信仰。这意味着实行艰苦而不妥协的反对苏菲派圣徒带给伊斯兰教的圣人崇拜和其他腐败行为。它还意味着严格遵守《古兰经》所规定的个人行为准则，例如饮酒和其他宗教禁忌行为都遭到瓦哈比派的严厉惩罚，无论何时出现法律疑点问题，瓦哈比派都采用最严厉的条文。
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教派团体从最初非常小的规模发展起来，非常类似于伊斯兰教诞生时期的发展方式。到阿卜杜尔·瓦哈比去世时，他的信徒控制了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但是不久，瓦哈比运动遭到了毁灭性的军事打击，以欧洲模式训练和装备起来的埃及军队与阿拉伯沙漠的旧式武士发生冲突，并彻底打败他们（1818年）。但是战场上的失败并未破坏瓦哈比运动。相反，当瓦哈比教派不再与沙乌德家族的军事—政治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时，它通过吸收印度和奥斯曼帝国虔诚而严肃的穆斯林而增强了吸引力。
在西方怀疑主义和瓦哈比狂热运动的影响下，一方面，穆斯林世界大多数地区长期盛行的早期伊斯兰教律法尊重主义与后来神秘的苏菲派虔诚之间的微妙平衡难以维持。自“立法者”苏莱曼以来，逊尼派学术的特点就是知识僵化，隐藏在熟悉句子背后的含义依靠死记硬背而安全地代代相传。通过死抠《古兰经》字眼儿并力图把更新的内容应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瓦哈比派的宗教狂热打破了这种愚昧无知的保守主义。但是穆斯林学术和文明的后代比阿卜杜拉·瓦哈比及其信徒所属的贝都因部落民众更加了解世界及其方式的复杂多样性。因此，城市里老于世故的人通常难以相信，仅仅完全符合瓦哈比要求的忠实的信徒就能再次走向正确的道路。从此，瓦哈比运动既不能为伊斯兰教内部充满活力和成功的知识生活复兴奠定基础，也使得从根本上脱离古代行为准则比以前更加困难。
改革的失败
直到1850年，那些希望通过借鉴欧洲技术加强穆斯林国家力量的改革家只取得了小部分成功。18世纪，奥斯曼帝国很少有官员严肃地对待这种观点。此外，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任何战争胜利都会进一步削弱损害古代实践的必要性。例如，1699年后，一群奥斯曼帝国官员开始利用1683～1699年漫长战争中奥地利用于有效地抵抗奥斯曼军队的大炮重新装备土耳其炮兵。后来，经过与奥地利另一场灾难性战争（1716～1718年），军事改革也波及少数陆军。当奥地利和俄国于1736～1739年攻击土耳其时，这些新式军队果然出乎意料地打败了奥地利。不久奥地利就退出了战争，接着俄国也退出。但是军事改革的这种显著效果并未说服奥斯曼帝国政府继续进行下去。相反，军事胜利被解释为没必要进一步进行军事改革的理由，而且事实上，接踵而至的漫长和平时期使新式军队逐渐失去了功效。当1768～1774年俄国凯瑟琳二世攻击奥斯曼帝国时，土耳其人发现自己无可救药地被刚刚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中接受过考验的俄国军队打败了。
1774年溃败再次激发了奥斯曼军队走向现代化的努力，但是直到1826年，决定性的突破才出现。其原因是俄国军队造成的严重灾难似乎表明，整个奥斯曼帝国制度需要彻底改造。在这种情况下，保守派觉得国家全盘伊斯兰教化是危险的。因此，即使最温和的军事力量改革步伐也会引起强烈抵制。直到军事灾难再次发生，包括苏丹的塞尔维亚和希腊臣民掀起了成功的叛乱，改革才再次成功地进行。即使到这个时候，改革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因为苏丹不得不命令炮兵部队摧毁叛乱的禁卫军及其君士坦丁堡暴民支持者。这种血腥的暴力措施的确毁灭了保守主义的军事力量，但是也根本无法用新式的、可以保卫帝国的军队取而代之。因此，在欧洲列强面前、在诸如强大的埃及专制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卒于1849年）的公开叛乱面前，奥斯曼帝国正在为自己增添新耻辱。
因此，到1850年，大多数土耳其军官和政府官吏断定，模仿欧洲统一制服和大炮就像固定的斋戒一样无效。没有任何解决方法似乎可以毛遂自荐，奥斯曼帝国的决策者转而依靠一些不灵活的外交阴谋，力图分化欧洲列强，以使它们陷入争相救援“欧洲病夫”的境地。
英国对印度的控制
莫卧儿帝国名义上存在到1857年，但仅仅是名义上，欧洲列强的均势没有达到需要救援它的程度。相反，1764年后，为了在印度的贸易和势力而展开的斗争决定性地朝着有利于英国的方向倾斜。从此，动荡的印度政治舞台使得——的确诱惑——蚕食能够继续进行，以致1818年后，只有旁遮普的锡克教徒和西北边缘的部落仍然真正地独立于英国统治之外。
甚至在1707年奥朗则布去世之前，莫卧儿势力的衰落迹象就已经很明显了。虽然他对印度南部的征服使莫卧儿帝国版图达到极盛，但是在他去世之前，许多严重叛乱开始削弱帝国的实力。特别是印度中部地区的印度教山民，即所谓“马拉特人”，发动游击战争，行动迟缓的莫卧儿帝国军队无法镇压。后来，锡克教徒也发动叛乱，在西北地区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许多地方的总督也乘机独立于中央政府，甚至首都德里附近地区有时也不再服从帝国的命令。
在这些情况下，欧洲贸易公司的代表们发现必须自我保护。他们招募印度土兵（“塞婆夷”意即“印度土兵”），由欧洲军官指挥，而且以欧洲方式装备和训练这些土兵。不久，这些军队事实上比印度所知的任何一种武装力量都显得更精良。渴望寻找瓜分领土理由的地方统治者和冒险家对拥有一支这样的军队非常感兴趣，于是开始雇佣欧洲人指挥“印度土兵”。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欧洲列强之间的竞争，因为当地的一名欧洲军事指挥官能够在雇主的宫廷里发挥有利于其同胞的事业。在由此引起的混乱之中，正在力图建立强大印度公司的法国人和从1600年起就在印度洋开展贸易活动的英国人变成了主要竞争对手。但是英国海军的优势力量意味着在两国战争中，英国在印度的力量能够通过海上往返调遣，并得到国内的后勤供应，而法国要冒被切断后勤供应的风险，因而丧失了战略机动性，除了他们能够在陆上越野行军之外。因此，当1756年法国和大不列颠进行殊死战争时，英国在印度赢得了决定性胜利就不足为奇了，战争结束（1763年）后，英国实际上把法国排除在进一步参与印度政治和经济事务之外。
当法国和英国公司的斗争仍在进行时，一支阿富汗军队掠夺了印度西北部，在德里附近的帕尼帕特战役（1761年）中彻底打败了马拉特人的军队。从此，印度各地土邦王公发现自己陷入两个同样富有侵略性的外来势力之间：来自海上的英国和来自北部的阿富汗。当需要做出选择时，他们大多数喜欢英国人。因此，没有太多的战争，到1818年，几乎所有印度土邦都与英国签订了联盟条约。英国通常通过一个驻扎在宫廷的代表来实施控制，他像看门狗一样，确保条约被忠实地执行。印度部分地区直接受英国东印度公司管理；但是只有当土著统治者顽固地抵制联盟的邀请或者过于庸碌无能时，东印度公司才会真正剥夺他的王位。
在伦敦遥控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反对领土扩张。他们不喜欢军事冒险，因为它耗费金钱，而且打断贸易。他们的全部目的是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赚取最大的利润。这意味着，在其他事情中，都必须克制任何使印度人皈依基督教或以任何手段改变他们传统生活方式和政府的企图。的确，公司许多职员都认识到，一小撮英国人不可能以任何其他政策统治印度或维持他们在次大陆的有利地位。
只要印度继续存在真正独立的土邦，那么这个观点就具有强大的说服力。但是，当1818年最后的马拉特战争以英国轻松取胜而结束时，英国就没有军事竞争对手了。来自国内的传教压力、大量印度教徒合法的人道主义改革要求等都被提出来了。另一方面，穆斯林则希望不被干扰，但他们之间的争端和政治—军事弱点却招致第一批西方人入侵印度。
伊朗和突厥斯坦
如果与欧洲不断上升的势力相比，在伊朗和突厥斯坦，穆斯林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也经历了耻辱性的衰落。诚然，废黜了萨菲王朝末帝、胜利地劫掠了印度的纳迪尔·沙阿（1736～1747年在位）的军事征服，以及阿富汗的部落酋长艾哈迈德·沙阿·杜兰尼（1747～1773年）同样辉煌的军事生涯，都极其符合他们祖先的武士传统。但这些伟大征服者当时遭遇的是以欧洲方式训练和装备的军队，事实上，无论他们何时远离故乡去冒险，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获得进口的大炮、火药和炮弹。在这些情况下，明智地分配由接近丰富的火药和炮弹供应地的农耕民族交纳的贡金，就能够培植一个竞争对手，或者在成功的巅峰时刻将其打垮。因此，从19世纪初起，伊朗和突厥斯坦的政治生活越来越少依靠地方因素，而更多地依靠英国、俄国的补助金和惩罚性的劫掠，这样就把英国军队于1839年引进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到1850年，没有穆斯林乐意看到曾经骄傲的伊斯兰教王国衰落成一个悲哀的国家。没有文化复兴或仅仅文化觉醒来缓解政治黑暗景象；在经济领域，大约从1830年起，欧洲机器制造商品已经开始把穆斯林世界传统的手工业地区挤垮到贫穷状态。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真主安拉究竟在哪里呢？
印度教改革
处于穆斯林世界的印度教和基督教臣民发现，自己更容易适应新秩序。印度教徒不能兴高采烈地旁观另一个入侵者毁灭异族的莫卧儿帝国（那是波斯和突厥的）在印度的统治。同样的主人更迭在过去已经发生得太频繁，以至于这次变化并不显得很奇特或特别重要。因此，在很长时间里，欧洲在印度的存在没有引起印度教地区非常明显的反抗。印度教徒仅仅把欧洲人当作另一个种姓而已。
此外，正如我们所见到的，英国官方政策力图减弱对现存社会制度和关系的震动。因此，例如，直到1839年，行政管理的语言才发生变化，以至任何想获得政府部门工作的年轻人都必须学习他的穆斯林旧主人的波斯语，而不是英语。
但是19世纪初之后，英国和印度教都开始主动扩大西方文化与印度文化交流的范围。传教学院不顾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政策而创办了，它们把一种重要的新因素引入了印度。大量精力充沛的传教士私下来到印度，开始把英文书籍翻译成印度各地的方言。这为现代印度语言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刺激，也为印度人了解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打开了一扇窗户。
只有少数印度人变成了基督徒，因为印度教提供了与反对伊斯兰教义同样多的反对基督教的证据。但是传教士在印度的活动，导致印度人与欧洲文明的广泛接触，这必然刺激少数印度人试图理解英国统治者所在的外部陌生世界。罗姆·莫罕·罗易（卒于1833年）开这种努力的先河，通过对基督教和穆斯林宗教的研究，他认为世界宗教从根本上都传递了同样的信息——种族一神论。他和其他人以及西方世界少数虔诚门徒很快意识到，印度教哲学家早于其他人之前很久就已经发现了这些普遍真理。因此，自豪而虔诚的印度教徒能够觉得，即使全盘借鉴欧洲技术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印度人拥有珍贵的精神洞察力作为回报。西方学者的确需要学习《奥义书》和《吠陀经》，特别是在18世纪早期，他们表现了承担这项任务的极大热情。
但是，热情地研究早期印度文献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反弹力。现有印度教的实践与吠陀的关系很少，甚至没有关系。这为印度教改革家打开了大门，他们通过精心挑选印度教各种宗教典籍，为许多基督教传教士和少数官员开始倡导的各种自由而人道主义的改革发现了大量的权威依据。考验性的事件就是“苏特”习俗，即在丈夫葬礼上，用焚烧死去丈夫的火柴堆烧死其遗孀的习俗。吠陀经典中没有允许这种做法的权威依据。罗姆·莫罕·罗易发表了一系列谴责“苏特”习俗的小册子，并敦促英国殖民当局禁止这一恶俗。1829年，他们禁止了它。6年之后，他们还决定为印度人引进学校教育制度，这种学校使用英语教学，并开设欧洲式的课程。罗姆·莫罕·罗易曾经认为这也是必要的，因而加以提倡，如果印度青少年希望获得科学真理的知识。
一旦对传统习俗和制度的这种改革开始了，就难以停下脚步。英国当局不久就发现每种改革都会引起对其他改革的需要。因此，行政活动跟不上传统社会结构越来越坚决和激进的转型步伐。大批受过教育的印度教徒属于主张更快行动的人群。当然，绝大多数印度教徒仍然是被动的，只模糊地意识到正在进行改革的同胞们关注的事情及其抱负。然而，与印度穆斯林社区的对立是本质的，因为印度教的领导机构默许，当它不能满足需求时，而高级和低级穆斯林在探索周围发生的各种事物过程中是合为一体的。印度这两大宗教社群之间的这种差异保持到今天，正如所期望的，它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使印度再次成为印度教的国度。
基督教的巴尔干半岛
在伊斯兰教世界的侧翼巴尔干半岛，基督教人口也发现比较容易看清，他们的奥斯曼主子正在走向衰落。诚然，君士坦丁堡有基督教徒团体，他们因为是巴尔干人和作为土耳其人顾问而获得大量利益，因为他们的财富依赖帝国，所以并不急于看到帝国分裂。但是地理位置的复杂性，特别是商人和专业人员，也落入了以“启蒙运动”的名义传播并期望发生变化的西方文化的世俗化窠臼。围绕“尼西亚信经”字面意义的旧神学争论似乎与伏尔泰和卢梭的读者没有关联。此外，公民自由权利和自然权利的宣扬也没有地理或文化的限制。因此，巴尔干半岛的东正教徒严肃地对待这些思想，他们并非不自然地试图建立自由的、现代的民族国家，以取代正在走向衰落的奥斯曼政权。
这种精神加上巴尔干地区自古以来不断的猖獗盗匪行为，为塞尔维亚（1803～1815年）和希腊（1821～1830年）革命赋予了自己的特色，并使他们迈上了更完全地融入欧洲社会的第一步。但是巴尔干半岛上的基督教民族抱有相互冲突的领土野心，这带来了问题。但是直到1850年后，这个问题还被隐藏在各地自由人对未来兄弟关系的充满信心的期望之中，这种期望影响了革命的派系划分。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
在远东，没有英国征服印度或俄国蚕食奥斯曼帝国那样的急剧事件打断儒家世界的平静。整个18世纪，中国仍然是强大的，日本保持了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但是，大约1775年后，这两个国家都开始发生最初觉察不到的变化，这是和平和繁荣依赖的基础。因此，到19世纪中期，当欧洲列强开始以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支撑下的力量蜂拥而至远东的大本营时，中国和日本的抵抗能力已经急剧地削弱了。
直到18世纪末，中国政府仍然是非常成功的、传统的，因此，我们在这里无须太多描述。欧洲人在一个缺乏天启宗教和世袭贵族的社会里发现了太多值得崇敬的东西。许多远西的“启蒙运动”宣传家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提倡这些事物，而且容易说服自己相信，善良的中国人已经为他们梦想的社会建立了一种运行模式。但是对于这种赞誉之辞中国人并不领情。18世纪，他们似乎确实对欧洲知识和技术的兴趣不如这些事物传入之初那么大了。其部分原因是，总体上不信任中国人的欧洲基督教传教士内部发生了激烈的“礼仪之争”，削弱了两种文化之间的知识分子之间联系的亲密性和规模。
对基督教传教士来说，礼仪之争是利害攸关的。最早渗透进中国的耶稣会士采用适应当地习惯和礼仪的策略，只要这些仪式与基督教教义不发生根本冲突即可。例如在中国，他们认为祖先崇拜和孔夫子崇拜是民间仪式，而不是宗教崇拜，无须禁止基督教皈依者参加。政治性不太强的传教士，如方济各会修士被耶稣会的这种政策感到震惊，并向教皇抱怨。另一个问题是，中文词语“上苍”是否等同于“上帝”，它与异教的联系是否过于紧密而使这种翻译不正确。
显然，教皇也无法决定如何把“上帝”这个词语翻译成中文，很长时期内，教廷都力图找到妥协手段。但是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最终（1715年）教廷决定反对耶稣会士的做法。但是被呈报了这个问题的中国皇帝已经决定采用耶稣会的做法。“天子”自然而然地觉得教皇的决定在自己的领土上侮辱了他的权威。因此，他下令禁止任何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除非他们承认耶稣会的地位。1715年后，顺从的天主教徒再也不能这么做了。因此，传教士要么被禁止传教，要么变成非法的。虽然有些传教士非法进入宫廷，但是用这种方式成功地规避帝国权威的传教士只能吸引穷人和卑微的下层阶级。因此，基督教不再以宫廷和上层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作为传播对象，而变成了小型的、似乎不重要的秘密团体，带点儿反政府甚至公开反叛色彩。一批耶稣会士仍然滞留在宫廷，充当天文学家，当“耶稣会”1773年被教皇下令解散时，这种专业功能被转移给了天主教的遣使会。但是“礼仪之争”使中国人戏剧性地把基督教传教士当作外国列强的代表。大清帝国忠诚而顺从的官员们以与皇室天文学家保持一定距离作为应对之策。
打开中国对欧洲贸易的大门
直到18世纪最后25年，中国的政治经济秩序都运行良好，以致中国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去关注外部事物。但是大约1775年后，王朝衰落的传统迹象开始显现并增加。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中国许多地区，人口增长过快，农民的耕地已经被划分为小块，一个家庭不能利用这小块耕地生产出足够的粮食，以便度过饥荒岁月。欠债导致土地所有权丧失。高利贷者逐渐把土地财富集中于自己手中，而欠债的农民积聚了很多怨恨，这些怨恨以暴力起义的形式零星地爆发出来。第一次严重叛乱始于1774年。此后几十年里，起义变得越来越普遍了，最后积累成1850年爆发的灾难性的太平天国起义。
这些内乱伴随着边疆危机。19世纪早期，中国的西北边疆仍然不稳定。18世纪草原民族的军事实力被中国和俄国军队彻底削弱。但是这种异常的安全被南部沿海新出现的、意想不到的困难打破，长期以来南部沿海集中了与来自欧洲“南海蛮夷”的贸易。这种贸易长期由广东商人行会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欧洲竞争对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经营。但是1834年英国政府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合法垄断权，希望把欧洲各个港口的正常贸易形式引入广东。但中国人反对这么做，因为中国政府正在试图加紧官方对贸易的管理。的确，在中国看来，19世纪早期广东贸易的发展是令人痛心的。大量中国人开始吸食鸦片，英国人和其他欧洲人都很乐意提供这种主要产于印度的毒品。当中国官员禁止鸦片进口时，欧洲商人就进行走私和行贿，以便贸易再次以法外开恩的形式进行，这是欧洲人在中国沿海第一阶段的活动形式。
1839年，中国派遣一名钦差大臣到广东，奉旨取缔非法贸易，禁止进口鸦片围绕着如何惩处在岸上谋杀中国人的英国水手事件进行。中英两国政府爆发战争之前，钦差大臣的努力是相当有效的。让中国人感到惊奇和沮丧的是，英国的炮艇能够突破中国沿海的防御工事。结束这场战争的《南京条约》（1842年）几乎答应了英国提出的所有条件。除了广州外，还有4个港口对英国开放贸易，香港岛被割让给英国，英国领事被允许进入条约中开放的港口。其他西方国家很快就提出并得到了同样的特权，通过为居住在中国土地上的本国人要求“治外法权”（即免于中国法律刑罚），获得了超过最初英国得到的优惠条件。中国人感到被这些事件极大地侮辱了，但是又发现自己无力驱逐外国人。
中国从18世纪的帝国强盛走向衰落是突然的，但是非常符合古代的先例。其他王朝也以惊人相同的方式走向衰落。所以，直到1850年后，中国生活的传统结构从根本上仍然是完整无缺的。无论外来灾难是多么痛苦，但也是传统的，因此，似乎不需要超过传统的医治方法。
日本社会的动荡
日本历史则完全不同。整个18世纪，当中国军队正在新疆地区不断巩固帝国的时候，日本仍然处于和平状态。日本人口几乎没有变化，没有出现中国那样异常的农民耕地的过度细分的压力。而且，1854年前，日本避免了外来侮辱。
但是，1700～1850年间，日本社会经历了煎熬。武士阶层失去了传统的军事职业。懒惰诱生了奢侈，奢侈加剧了各个军事阶层的沉重债务负担。这造成了政治和经济权力分配之间的持续差异。日本文化反映了同样尖锐的二元性，缺乏美感的武士仪式与淫荡的城市艺伎的“浮华世界”和散发铜臭味的暴发户并存。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世界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小。武士家族有时收养商人的儿子，因而获得新的财源，少数普通武士也能跻身贵族行列。由于艺术家尝试了来自中国、西方和日本本土的传统，所以艺术风格呈现了以前曾经被分离的各种风格的融合。
对未来更为重要的是，一批日本知识分子克服重重困难，学习西方和中国文化。德川幕府曾经把新儒学定为官方哲学，禁止对其他哲学的研究。但是无法禁止少数在某种程度上被德川幕府疏远的人追求外国学术，这些外国学术是通过荷兰商船携带的书籍这个媒介传入的，这些商船是被官方允许每年来到长崎港的。
还有一些日本人以新儒学和爱国主义为依据反对德川幕府政权。因为如果服从上级是如新儒学所教导的超常品德，那么幕府将军与天皇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没有任何书面文献能够使幕府将军的地位看起来不像一个篡位者，有些日本学者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敢于说出这种话来。其他人则抛弃了新儒学，而喜好古代的神道教，虔诚地试图把仍然有些模糊的神话和仪式精心编纂为更系统更有影响的教义。
知识界的情绪和反抗浪潮的真正重要事实是，他们倾向于融合起来，互相支持。因为西方学术不仅自身能够被评价，而且它强调了新儒学思想无可置疑的缺陷。所以，反对幕府将军、尊重天皇、日本人的爱国主义、对西方学术的热情等，共同形成了一种知识基础。特别是在日本列岛的偏远地区，所谓“外部领主”对其祖先作为德川家族的敌人而不是臣属的事实记忆犹新，这种观念得到了强大势力的保护。因此，当1854年幕府将军被迫决定放弃锁国政策时，日本存在少数但活跃的一群人，他们对国家正在考虑的政策显然已经有了替代之策。
换句话说，日本的开放就像离弦之箭，势在必行。它本身的确没有使这个国家发生急剧的变化，但它允许反对集团掌握权力，在恢复天皇和祖先合法权力的名义下，这些反对派开始全盘接受西方的技术。没有任何其他亚洲民族像日本那样准备利用与欧洲文明接触提供的机遇，因为此前没有其他民族知道文化的二元性，也不存在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盛行于日本的两种思想的激烈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