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8年，殖民地美洲和东正教俄国仍然是欧洲的局外人，未完全分享欧洲文明。到1789年，这种情况不再真实了。以前的局外人现在变成了我们不能再称为欧洲文明而应该称为西方文明的积极参与者。由于新近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欧洲类型的社会牢固地扎根于美洲，美国的思想和制度一路高歌进入世界，威胁着欧洲的旧制度，虽然此前它从未威胁过。同样，到1789年，在俄国，统治集团掌握了欧洲高雅文化的精髓，俄国开始在欧洲战争和政治中发挥大国的作用。俄国广袤的国土面积和专制的政府也威胁着西欧相对较小的国家。这种威胁比美国民主革命带来的威胁还要真实。因此，更好的办法是，把这个时期的欧洲划分为正在扩大的西方文明社会的两大阵营。当然，至今仍然作为把美国和俄国社会彼此区别、俄国与欧洲内陆地区生活方式重大差异的标志还没有大到作为不同文明出现的标志。相反，大西洋两岸、穿越俄国边境地区的越来越复杂的相互联系逐渐弥合了西欧与俄国、美国的差距。
区分俄国和美国社会与西方文明大多数核心地区社会的根本因素是土地比较充足而劳动力（或者至少受过训练的熟练劳动力）短缺。在以上任何一种情况下，两种对策都是可能的。各种技术、阶级、服役以及把各种文明社会组织起来并为社会各阶级和职业集团提供各种可行性关系的差异之间的紧密联系，也许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平等和文化上的新蛮族主义。俄国的哥萨克和许多开发西伯利亚的先驱就以这种方式生存。加拿大的法国非法毛皮贩子、美国说英语的拓荒者、巴西的邦德朗特人（bandeirantes）、阿根廷的牧人、澳大利亚的流浪汉、南非的伏特里克人（voortrekkers）、阿拉斯加的拓荒者，也是如此。除非被某些邻居或敌对国家限制，否则一种不断扩大的文明社会可能一直倾向于与这种大致平等、暴力的新蛮族主义发生冲突。
但是在另一种情况下，边疆社会可能发生主人与奴仆之间的两极分化。这是因为外界压力——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有时需要比边疆平等所能允许的更精细的社会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劳动力市场法律强迫一个人为另一个人工作，从身体方面看，一个社会底层的人逃亡进入荒野并因此获得自由是没有困难的。因此，只有艰难地诉诸法律，甚至有时诉诸暴力，才能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新大陆的奴隶制度和旧大陆的“新农奴制”作为边疆的突出特点，犹如自由和平等是美国虔诚的民族传统中倾向于等同边疆生活的特点一样。
除了重要的例外，从总体上看，对人力短缺的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应对方法的确支配了北美和南美部分地区的社会和政治发展，而对边疆劳动力短缺的压迫性应对方法在俄国盛行。但是在西班牙占领的美洲最富有和最发达地区，直到1789年之后很久，一种等级森严的社会仍然盛行；而在俄国，一种无政府主义的自由精神已经浮现（并且继续浮现）到公共生活的表面。换句话说，表面上的反差实际上有很多共性。
争夺美洲
当法国、荷兰和英国冒险家在17世纪初建立的小块殖民地扎根并开始走向繁荣时，美洲终于被分割为各国的势力范围。因此，欧洲的战争被争夺殖民地忠实地反映出来（有时挑起）了，在这些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中，印第安武士、欧洲士兵和殖民地的民兵都卷入了。
这些斗争的第一个标志是荷兰被驱逐出所有重要的美洲殖民地。这些事件发生于1654～1664年间，荷兰首先把巴西丧失给当地宣称效忠（一定条件下）葡萄牙的反叛者；接着把新阿姆斯特丹丧失给英国，英国把它更名为纽约。第二次重大变化发生于1763年，经过空前残酷的、全球性的商业战争后，法国放弃加拿大给英国。但是，这种全面的成功（与此同时，英国在印度赢得了优势）之后，英国很快便与美洲殖民地人民发生了争端，殖民地为英国政府的税收而苦恼。当来自加拿大的威胁消除后，殖民地人民觉得英国军人和英国税务官是完全多余的。其结果是，首先争论，接着战争（1775～1783年），在法国的大力援助下，美国取得了胜利，法国是为了洗雪七年战争中遭受的重大失败之耻辱。
在美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欧洲的国际竞争也影响了事件的进程。1728～1741年，俄国海军舰长威图斯·白令发现了阿拉斯加和以他名字命名的海峡。不久，俄国毛皮商人就紧随这个发现，在阿拉斯加群岛和陆地上建立了一些小块殖民地。这个消息刺激了英国“哈得孙湾公司”开发并声称拥有从加拿大西部到落基山的主权。这完成于1789年。面对俄国的推进，西班牙人把边界进一步推进到海岸，在旧金山（1775年）和努特卡岛（1789年）建立了传教区。
因此，欧洲列强争夺的直接后果是把新大陆分裂为多少有些明确边界的帝国主义的碎片。当然，社会实际情况从未赶上领土要求，因为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北美殖民地几乎推进到了阿巴拉契亚山，白人没有在其他更内陆的地区建立欧洲类型的社会。
西班牙美洲的奢华
如果今天盛行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当时存在的话，那么美国公民就难以对殖民时代持正确的历史观。但是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在利马和墨西哥城总督的奢华面前，18世纪马萨诸塞的未垦土地或弗吉尼亚山麓地区的贫穷和简陋实在是黯然失色。的确，1793年，墨西哥城的10万居民使它比欧洲任何城市都大，除了伦敦和巴黎外。
16、17世纪印第安人口的灾难性下降趋势到1650年左右终于得到遏制。因此，墨西哥和西班牙帝国其他地区的人口都急剧增长。美洲印第安人可能获得了对欧洲和非洲疾病的免疫力，这些疾病曾经摧毁了他们众多的先辈。不断增长的人口反过来为商业繁荣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垄断政策废除（1774～1778年）之后，这种垄断政策禁止西班牙帝国美洲沿海各港口之间进行贸易，殖民地所有的进出口都必须通过西班牙的加迪斯港。
甚至在18世纪后期经济复兴产生人数不多但活跃的专业人员、商人和官吏中产阶级之前，古代大学和贵族文化传统就使西班牙帝国的个别专家能够参与欧洲的文化和知识生活，中产阶级对来自“开明的”西班牙的最新时尚和思想非常感兴趣。
两个特点阻碍了西班牙美洲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尽管在更北面的讲英语的殖民中间取得了良好开局。首先，印第安农民几乎不享有西班牙殖民地生活的任何高级文化，尽管殖民地社会依赖他们的繁重而麻木的劳动。第二，教会充斥着知识和道德懒惰，在殖民地社会内，经济的极端支配作用不可阻挡。但是正如不久前发生的那样，当世俗自由人士批评教会时，他们动摇了让印第安人热情而活跃地享有西班牙文明并使他们处于服从地位的唯一的组织联系渠道。因此，任何激烈反对教会的行为都为印第安人打开了反叛和社会混乱的大门。他们的习惯带来的这种副产品使自由思想的人胆战心惊。内心深深的不安很快便困扰着西班牙贵族——这是让自私自利的冒险家和政治投机家进行异常广泛活动的心态。
从19～20世纪西班牙美洲的发展看，这种评论是似是而非的。但是直到18世纪末，西班牙帝国社会未来的弱点还不明显。相反，像太平洋彼岸的中华帝国一样，西班牙美洲帝国看起来像一座橡木城堡，巍峨耸立于周边国家、民族和文化之中。
落后与早熟并存的殖民地
位于西班牙美洲东南部的巴西甚至在荷兰撤出之后仍然处于政治混乱状态。与秩序井然、一片安详、管理得井井有条的西班牙总督府的尊严和豪华相比，居住在边远地区的人采金的活力、对巴拉圭耶稣会印第安人保留区的猛烈抨击，更别提非洲文化在巴西种植园的黑奴中间发生转变的活力——所有这些似乎都是肮脏的。但是，广泛的地方自治使巴西普通人也能以北美的英国殖民地普通人同样的方式获得成功。
与巴西一样，英国殖民地与西班牙的伟大无法相提并论。固然，在波士顿、纽约、费城等港口，英国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小规模复制出现了。1700年后，各个殖民地之间、每个殖民地内部的宗教差异很快就使宗教实际上不可能实行统一。由于教会权威的衰落，也许世俗主义发现更容易表现出来；但是现有宗教的失败也为强烈的宗教复兴铺平了道路，宗教复兴成为殖民地生活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
在许多方面，英国殖民地落后于当时欧洲的发展。但是北美社会的演变在一些方面超过了旧大陆。美国独立战争是这种现象的最重要表现。诚然，殖民地曾经被用于解释和证明他们反抗国王乔治三世和英国议会合法性的思想就主要来自“英国人的权利”的传统定义。此外，更激进的“人的权利”的定义也发挥了作用，并使美国革命不仅仅具有地方意义。实际上许多欧洲人认为，美利坚合众国认识到的“人的权利”构成了一个模式，欧洲陷入黑暗和落后的民族，如法国，可以为此而充满期待地振作起来。因此，通过它的榜样力量，美国独立战争及其产生的宪法昂首阔步地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那些仅仅后来列为英国的贫穷而遥远兄弟国家所表现的自由原则把美洲事务投入进了欧洲政治的前沿。
俄国的现代化
在汇入欧洲历史主流的过程中，美国殖民地没有遭受心理扭曲。相反，他们正在更全面地分享第一批英国移民祖先遗留下来的文化传统。没有任何变化被提倡。但是，俄国不得不首先否定自身的特殊生活方式，把东正教垄断基督教真理的要求建立在服从沙皇绝对专制的基础之上。放弃这种历史是困难的；但这是俄国人，或者更准确说，俄国统治阶级，在1654年大主教尼康发动教会祈祷书正式改革与1725年沙皇彼得大帝去世之间所做的事情。
尼康力图把教会所有仪式中使用的祈祷书建立在真实而无比正确的希腊文本基础之上。只有这样，全俄才能取得宗教统一，而且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指出俄国现存祈祷书错误的罗马天主教宣传家的严厉谴责沉默下去。世俗政府和教会领袖们完全接受了这种推理，以致尼康与沙皇发生斗争（1658年），被罢免了大主教（1666年）后，他的改革政策仍然被执行。
但是许多贫穷而低微的基督徒觉得，官方干预教会仪式熟悉的话语，从而引发了反基督的统治。因此，异端社区即后来俄国历史上的“旧信仰者”出现了，并且顽强地甚至有时英雄主义地拒绝屈服于官方的威胁。以武力破坏这种社区的努力有时会导致联合捍卫旧方式的人大规模集体自杀。异端有时转入地下状态，以便那些表面上遵守教会新的崇拜命令的农民，能够偷偷地聆听那些视堕落的教会与世俗国家联合起来作为反基督工作的教士的布道，以示世界末日的即将来临。
我们不可能知道这种观点在俄国人民中间如何广泛传播的情况。但我们似乎可以相信，只要秘密教派和被迫害的集团互相劝诫、等待基督第二次降临的奇迹出现，那么在其他情况下可能找到了政治改革表达方式的许多农民实际上被分裂成宗教派系。这种心理安全价值也许就是允许彼得大帝及其后继者使俄国发生翻天覆地的无情变化却未引起削弱国力的叛乱的原因。因为彼得的改革是一个小圈子的工作，这是他从私交和既得利益追随者中选拔组成的一个小集团，加上被俘的瑞典人和被诓骗来的荷兰人，以及来自西边的欧洲世界、到达沙皇统治区域的流浪者。
1689年，少年彼得登上王位，直到1698年匿名（但是广为人知）到西欧旅行回国，他才开始对俄国旧生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此后，在工业、行政管理和必要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下，他疯狂地有时甚至怪异地致力于建设世界上最好的陆军和海军。充沛的精力和暴烈的性格确实有助于彼得达到目的，但是只有受过教育的臣属服从他盛气凌人的指挥，他的命令才能奏效。他大体上从自小亲自建立的近卫军官兵中寻找这些臣属。后来，他要求贵族子弟进入近卫军，提高他们的等级。如果他们在近卫军干得好，那么他可能立即注意到他们，并提拔他们，指定他们完成各种任务，无论民事、军事、还是外交或司法，这取决于具体情况的需要。
这种制度发挥了作用。来自俄国乡村贵族家庭的青年人来到宫廷，充当近卫军士兵，在被沙皇派出从事和平和战争工作之前，他们学会了一套新的行为举止。马其顿的腓力和伟大的奥斯曼帝国苏丹们曾经使用同样的方法，建立一支服从命令的军事和行政管理队伍，像彼得的朋友们一样，他们能够根据命令忠实地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因为他们被宫廷文化全新风格的诱人光芒所吸引而首先与自己的过去决裂了。
1725年彼得的去世给他的合作者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因为他们认为没有政治合法性的明确原则。王位继承如何能够被规定，特别是当实行改革的沙皇已经杀害了亲生儿子而没有留下男性子嗣时？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酝酿着阴谋和丑恶的宫廷政变。其中最壮观的是，在谋杀了沙皇丈夫后，1762年德国公主登上了俄罗斯帝国的皇位。她采用的称号是凯瑟琳二世（中文里常称她为叶卡捷琳娜二世。——译者注）。尽管她的继承权令人怀疑，但是像彼得一样，凯瑟琳在位时间漫长，而且俄国经济繁荣，不久她就获得了“大帝”的绰号。一个稳定的因素是，无论统治集团内部何时发生失控的争论和阴谋，所有相关人员都将退缩，因为他们认识到，与俄国广大充满仇恨的农民大众相比，自己是多么势单力薄。另一个事实是，随着18世纪后期乌克兰向商品化农业转变，俄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繁荣，这有助于俄国地主维持着一种有效的凝聚力。
作为大国出现的俄国
在军事和外交事务上，彼得没有取得完全成功。他在一场漫长而艰苦的战争（1700～1721年）中打败了瑞典，在芬兰湾取得了较短的海岸线。他以极其残酷无情的手段，在涅瓦河口沼泽地里建立了一座新城市圣彼得堡，并使它变成了俄国的首都。在反对土耳其人方面，彼得的遭遇就惨多了。虽然1696年取得了最初胜利，但是几年之后（1711年）他不得不放弃已经赢得的一切。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由于取得了反对穆斯林邻国伊朗国王的胜利，这位沙皇能够把国界推进到里海最南端。
彼得的后继者经常让俄国军队卷入欧洲的战争。俄国实力最明显的证明是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期间，俄国统治者几乎一夜之间把俄国力量从一边倒向另一边时，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似乎因此，从灾难性后果中逃脱出来。此外，在凯瑟琳大帝发动反对苏丹的决定性战争（1768～1774年）之前，俄国发动了两次反对土耳其人的不具决定性的战争。诚然，打败土耳其人、建立一个在她的帝国保护下的新拜占庭东正教帝国的宏伟计划并未实现。但是俄国的确兼并了远至德涅斯特河的黑海沿岸地区，作为对她遏制土耳其人的回报，普鲁士和奥地利同意凯瑟琳在第一次瓜分不幸的波兰中占据其大部分领土（1772年）。在此后两次三国瓜分波兰中，俄国也参与了（1793年和1795年），把边界向西推进到维斯杜拉河。
因此，俄国跻身于活跃且受尊敬的欧洲大国之列，同时在国内，向南开发乌克兰的进程以及手工业和贸易的迅速发展，开始使俄国社会带上更多的欧洲色彩。绝大多数农民仍然是“聋子和瞎子”，生活在与主人隔绝的世界里，这些农奴主越来越模仿更西部地区贵族的举止，取得了西欧贵族所拥有的法律权利。例如，1762年，要求贵族义务为沙皇服役的法律被废除了，而且许多贵族的确退回到自己的地产上。到那时，足够的人员被训练成适合获得的职位，政府的税收已经多到足以支付适当的工资以取代土地封赏，而此前的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都主要依靠土地封赏。
法律义务被强化而不是减轻的农奴一定会因主人获得的特权而深感不平。为什么穷人和出身卑微者没有摆脱强迫劳役的负担呢？叶梅连·普加乔夫领导的大起义爆发于俄国南部和西部地区，那里对自由边疆人记忆犹新，起义给这种不平感提供了一个宣泄口。它最后被残酷地镇压了（1773～1775年）。从此以后，农民的不满恢复到宗教异端和酗酒。另一方面，大多数贵族急迫地力图攀比甚至超过法国和欧洲其他大国的同侪。凯瑟琳之后至少一代人时间里，他们为自己的理想主义和精力（以及私人利益）找到了充足的空间，那就是推进农业、商业和国家行政管理。尽管农民不满，专制政权的奴仆们仍然确信，他们正在为全体人民谋求真正的利益，使俄国强大而且受到世界各国的尊敬。无论强迫俄国社会底层发挥作用是否必要，俄国在战争和外交方面取得的实际成功似乎充分证明了它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