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把官阶研究的对象，确定为“官职的分等与分类”和“官员的分等与分类”两点。这个定义，对本书叙述的展开具有指导作用。随后三章，计划从三个侧面，考察秦汉品位结构的分等分类特征，它们分别是“比秩”与“宦皇帝者”问题，汉唐间的冠服体制变迁问题，以及“士阶层”的品位安排。
秦汉帝国以“若干石”的禄秩为官阶，禄秩由正秩和“比秩”交错构成。正秩即如“二千石”、“六百石”之类，“比秩”即如“比二千石”、“比六百石”之类。“比秩”不是起初就有的，就目前史料看，大约是汉景帝、汉武帝前后形成的。后代的九品官品有“正品”与“从品”之别，然而汉代“正秩”与“比秩”之间的关系，并不同于正品与从品的关系。考察显示，汉代“正秩”是用于管理吏职的，“比秩”是用于管理非吏职的。就是说“比秩”除“分等”功能外，还有区分吏与非吏的“分类”功能。那么“比秩”问题，就成了探讨汉代品位结构的一条线索。我们特别关注的是，有一种被称为“宦皇帝者”的职官被列于“比秩”，他们与“比秩”的起源密切相关。“宦皇帝者”是一个专门奉侍皇帝的侍从、近卫和内官系统。这个系统的构成、功能及其在王朝职类中的特殊地位，特别能反映汉代品位结构的特殊性，也能为观察中国传统官僚政治，提供一个特别的侧面。
舆服礼制是王朝等级制的重要部分，各色官贵都以官服标示等级和类别。所以通过冠服之分等分类，反观官职和官员之分等分类，就可能为后者提供若干新鲜认识。为此我们揭举“冠服体制”概念，以指称历朝冠服在分等分类方面的结构特征。在可资探讨的众多线索中，我们选择从等级性和一体化的问题入手，并将预设“自然差异”、“职事差异”、“场合差异”和“级别差异”四个指标，来观察秦汉与其前朝后代的冠服体制变迁，由此展示如下变迁轨迹：周代冠服以“自然分类”和“级别分等”为主；秦汉时“自然分类”和“职事分类”变成了冠服体制的重要特点；南北朝到隋唐的冠服体制变化，则是“级别分等”和“场合分等”的不断强化。相对前朝后代而言，汉代冠服体制的特点，是其“分类”功能强于前朝后代，其“分等”功能弱于前朝后代。这就可以从一个侧面，显示秦汉帝国品位结构尚较松散、还没有充分一体化和高度等级化的情况。
中国传统官僚政治是“士大夫政治”。尤其在历史后期，官僚的主体来自士人，所以科举学历成了帝国品位结构的重要支柱，还有若干等级设置保障“士人”作为“四民之首”的特殊地位。那么在帝国前期，也就是秦汉，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通过选官与资格、免役资格和服饰礼制三点，考察历代士人在政治、经济及礼制等级中的地位，由此观察秦汉帝国品位结构中“士”的安排，与历史后期有什么不同。
本章讨论“比秩”与“宦皇帝者”问题。下面分四节叙述。
一 “比秩”与“宦皇帝者”问题的提出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提供了到吕后二年（前186年）为止的汉初禄秩原貌，从而为研讨秦汉官阶制度，提供了新鲜材料。《秩律》所见秩级有二千石、千石、八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五十石、二百石、一百六十石、一百二十石，总共只11级。而在汉武帝之后，即使不计丞相、御史大夫两个没有秩名的秩级，禄秩也有十八九级。据我们的了解，西汉阳朔年间的秩级应是这样的：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八百石、比八百石、六百石、比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比百石。
比较即知，汉初秩级还相当疏简，到西汉中期就繁密多了。由简而繁是事物发展的常情，不过问题不止如此。吕后二年以前的秩级少了什么呢？稍加浏览就能看出，《秩律》中没有“比秩”，即“比二千石”、“比千石”之类系以“比”字的秩级。而西汉阳朔年间的秩级中，“比秩”与正秩呈交错排列：有正秩二千石，就有比二千石；有正秩千石，就有比千石；有正秩六百石，就有比六百石；余类推。几乎所有正秩都有对应的“比秩”，有近半数秩级是“比秩”。然而《秩律》有11个秩级，却没有一个是“比秩”。这就提示我们，比秩是较晚时候才产生的，至少在《秩律》时代，也就是吕后二年前后，“比秩”还没问世人间呢。
总之《秩律》的面世，使“比秩”问题凸显出来了。也许有人认为，正秩与“比秩”的关系，就像官品正从品的关系，跟正一品与从一品、正二品与从二品的关系类似。清朝的福申就那么看(1)。官品是魏晋出现的。考察列在《魏官品》和《晋官品》的官职，没发现正品、从品的官职性质有什么区别。那么从品的设置，只是为了增加级数和维持级差罢了。繁密官阶可以精细区分级别，但也使管理变复杂了。汉廷设置“比秩”，只是为了增加级数吗？我们认为不止如此，“比秩”具有区分职类的意义；除“分等”功能外，它还有“分类”功能。所以，“比秩”跟后代的正从品并不相同。
在这时候，就要提出“宦皇帝者”的问题了。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之中，多次出现一种叫作“宦皇帝者”的人，有时简称为“宦”。“宦皇帝者”在汉代史籍中也能看到。而且在秦国的睡虎地秦简中，就有了“宦及知于王”的提法，而这与“宦皇帝者”应是类似概念。进一步考察显示，《二年律令》中的帝国臣民，经常被分为三大类：第一是“宦”，第二是“吏”，第三类是“徭使有事”。比如《津关令》中的“关外人宦、为吏若徭使有事关中”一句，就表明“宦”、“吏”和“徭使有事”是三分概念。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仓律》中，恰好也看到了“宦者”、“都官吏”、“都官人有事”的三分概念。那么这种“三分法”，先秦已经有了。
“吏”是行政官员。“徭使有事”者是平民服役者。从《二年律令》看，“徭使有事”属“非吏”一类。汉代史籍中有“吏、徒”并称的提法，“徭使有事”相当于“吏、徒”中的“徒”。“吏”是王朝官吏，承担着帝国的行政；“徒”是服役的平民，承担着帝国的徭役。然则上述“三分法”的依据，是其职事性质的不同。那么“宦皇帝者”是些什么人，又承担什么职事呢？据我们考察，“宦皇帝者”包括宦官，但此外还包括大夫、郎官、谒者，以及皇帝与太子的各种侍从，如侍中、常侍、给事中，太子先马、太子庶子、太子舍人等。这些官职的共同特征，是直接奉侍皇帝（及皇族）。他们构成了一个侍臣、从官或说是内官系统。“宦皇帝者”是较早的称呼，从汉史看，后来他们改以“大夫、郎从官”为称了。“从官”就是皇帝的各色侍从(2)。
由此我们就看到了一种特殊的职类观念：担任“吏”即担任行政官吏，是为“仕”；不承担国家行政、直接奉侍皇帝，是为“宦”。后代仕、宦通用，先秦到汉初则不尽然，“宦”有时候是特指，是担任从官，不一定特指阉人。
“宦皇帝者”的概念或“仕、宦有别”的观念，与“比秩”有什么关系呢？请看以下两点：第一，审视《二年律令·秩律》，可发现几乎所有属于“宦皇帝者”的官职，都没有列入《秩律》(3)。第二，从《汉书·百官公卿表》及《汉书》《汉旧仪》等材料看，西汉中期以后“宦皇帝者”诸官有秩级了，然而它们大抵都在“比秩”。例如，中大夫更名为光禄大夫，秩比二千石；谒者秩比六百石，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秩比四百石，郎中秩比三百石或比二百石，太子洗马比六百石，太子舍人秩比二百石。
根据第一点，我们判断“宦皇帝者”最初是无秩级的，所以在《秩律》中看不见那些官职。若其有秩级，不会碰巧在《秩律》中一个也看不到吧。没列入《秩律》，我们认为就没有秩级。第二点强化了前一判断。“宦皇帝者”诸官后来恰好都在“比秩”，这同样表明它们本无秩级。它们是在较晚时候，通过“比”的方式，即将其待遇和俸禄“比”于某秩，逐渐与秩级建立起了联系；这种“比”的方式后来固定化了，从而形成了“比秩”。“宦皇帝者”的存在，《秩律》无“比秩”，“宦皇帝者”后来为“比秩”——当我们把这三个事实联系起来的时候，忽然就看到了问题的微妙之处。我们察觉到：“比秩”是后来才有的，“宦皇帝者”就是滋生“比秩”的温床之一。
汉初“吏”有秩级而“宦皇帝者”无秩级，强化了“吏与宦皇帝者是两个职官系统”这个判断。前者是国家行政官员，用秩级手段加以管理；后者不属国家行政吏员，而是君主私属，故不用秩级手段去管理。那么是否用秩级加以管理，就是行政吏员区别于非行政吏员的重要标志。简言之，在秦与汉初，秩级是“吏”的身份标志，“吏”有秩级，“非吏”没有秩级。那么两大职类的区分，就通过秩级体现出来了。这就深化了我们对秦汉秩级之等级管理功能的认识。我们认定禄秩的性质是“吏禄”，是针对新式吏员的管理手段；战国秦汉间秩级的萌生及其向上伸展，反映的是“吏”群体的政治崛起。现在这一论断被再次印证了：“吏”有秩级而“非吏”则无秩级，岂不恰好证明，禄秩就是“吏”的身份标志么？
进一步说，“比秩”的起源与功能提示人们，对战国秦汉的禄秩变迁，要从两方面比较观察。第一，要与“爵”综合比较观察。“爵”是一种具有浓厚贵族色彩的古老品位形式，爵、秩关系构成了一条变迁线索，这就是前面一章的论题。第二，要与“宦皇帝者”比较观察，即在吏、宦二者的关系中观察。“宦皇帝者”具有浓厚的“私属”意味，它之成为一种特定的职类，有其古老的来源。详下。
二 “宦于王”溯源：周朝的士庶子体制
秦汉都有一个“宦于王”或“宦皇帝者”的侍从系统。在汉代，他们用“比秩”标志身份，仍然与“吏”有异。下游的江水是从上游来的。那种“宦、吏有别”的体制，在周朝就有先声了。
周朝君主为官职分等分类时，他至少面对着三大类人：
1.贵族卿大夫，担任朝官及地方官；
2.胥吏，无爵，相当于“庶人在官者”；
3.从官、内官或中官，即君王的私属、侍从。
三者虽非截然三分，可以有若干交错重合之处，但大致上的三分应无疑问。其中的最后一类，就与此时的讨论相关。
下面为上述的“三分”之制提供证据。无论商周，其职官系统都有朝官与内廷官之别(4)。春秋依然如此。《国语·晋语四》：“胥、籍、狐、箕、栾、郄、柏、先、羊舌、董、韩，寔掌近官。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这是鲁僖公二十四年（前637年）的事情，其年晋文公入晋掌权并整饬国政，那时他分别从近官、中官、远官着手；而那近官、中官、远官的分类概念，应是此前就有的。据韦昭的意见，“近官”系朝廷要职，由十一族旧姓担任；“中官”即“内官”，是内廷之官，由“诸姬之良”充任；“远官”大约是县鄙的地方官，主要由较疏远的异姓担任(5)。内廷有“中官”，外廷有“近官”及“远官”，这就显示了一个“中官”系统的存在。
有人把“中官”说成是“内务官”(6)，约略近之。“中官”是直接奉侍君主的，其官名往往标有“中”、“内”字样。“中”就是中朝，“内”就是内廷。他们又包括两类人，一类有日常职事，掌管君王的起居衣食，犹如后代的宦官、太监之所任。还有一类人无职事，但承担着侍从、侍卫之责，这类人往往以被编制的卿大夫子弟担任。说到贵族卿大夫子弟的被编制，就得去考察贵族弟子的管理教育制度与出仕制度了。
《左传》宣公十二年叙晋楚邲之战，楚军分左右二广，此外还有“内官序当其夜，以待不虞”(7)。这里的“内官”，显然是近卫士官。他们由贵族子弟组成。据《周礼》所记，尚未出仕的卿大夫子弟称“士庶子”，他们被编制起来，承担“八次八舍”的值宿之责，由“宫伯”等掌管其“版”即名籍(8)。《左传》及《国语》中的“公族”或“公族大夫”，也是掌管国君及卿大夫子弟的官。《周礼》中有一种官叫“诸子”，《礼记》中有一种官叫“庶子”(9)，战国有一种官叫“冢子”(10)，想来其职责都类似于“公族”。士庶子要承担各种职役，包括宿卫，战争来临时还得组军出征。《晋语四》的“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制度，就涉及了士庶子的编制制度。
为君王承担侍从、侍卫和职役，就是“宦”。《左传》宣公二年：“丽姬之乱，诅无畜群公子，自是晋无公族。及（晋）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适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这“宦卿之适”、“宦其余子”，用的都是“宦”字。“宦”是指什么？“公族”由“群公子”组成，晋成公将之推广到卿大夫之子，而且其编制复杂化了，依宗法亲疏而有了公族、余子、公行之分(11)。编入公族、余子、公行，就是“宦”。“宦”构成了士庶子未来的出仕资格，士庶子们先“宦”而后“仕”，“宦”与“仕”是他们仕途的两个阶段。
《国语·越语上》：“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于吴，其身亲为夫差前马”；《越语下》：越王“令大夫种守于国，与范蠡入宦于吴”。这里“宦”字用得非常精确。其事又可参《韩非子·喻老》：“勾践入宦于吴，身执干戈为吴王洗马。”也就是说，勾践和范蠡二人是给吴王做了前马或洗马，而汉朝的“先马”，恰好就在“宦皇帝者”之列。“宦”就是做国君的从官。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之时，还曾有这样的政策：“令孤子、寡妇、疾疹、贫病者，纳宦其子。”见《国语·越语上》。注云：“宦，仕也，仕其子而教，以廪食之也。”(12)释“宦”为“仕”，虽然易致误解；但“仕其子而教，以廪食之也”的解释，也是非常精当的。高振铎、刘乾先先生把“纳宦其子”译为“由官府养活教育”(13)，可从；邬国义先生只译为“由公家供给其子女生活费用”(14)，那些孩子被官府集中管教的情况，就被忽略了。勾践实际是用士庶子的待遇，来安排孤寡贫病者的子弟的。
这种士庶子制度，在战国仍有流衍。“庶子”之官依然存在着，而且又发展出了郎官制度。《战国策·赵策四》：“左师公曰：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官。”(15)“黑衣之数”，史家释为侍卫、释为保卫王宫的卿大夫子弟，甚至释为郎中(16)。左师公（即触龙）请求让儿子做郎，是想为儿子谋求一个入仕机会。除了赵国，秦国、韩国、楚国也都有郎官。楚国还有“郎尹”，应是郎官之长，与秦汉郎中令相似。荆轲刺秦王时，“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17)。战国的郎中既是近卫、也是侍从。郎官身在廊门之内、侍于君王左右，所以颇能弄权(18)。
一些古书的旧注，把“宦”释之为“仕”。考虑到“宦”是仕途的一个起点，求宦大抵也是为了求仕，所以这么解释也是可以的。但我们也得知道，那只是广义的“宦”。要是说精确了，“宦”就只是仕途中的第一阶段了，即做中官、侍从、郎卫或做家臣的阶段。
贵族子弟想做官，就得先侍奉国君。如何看待这个制度呢？下面提供四点分析。第一，近卫士官以亲贵子弟担任，可以提高近卫军的可靠性与忠诚度。在专制与法制高度成熟时，帝王们用不着靠亲贵子弟来保障安全；所以士庶子做近卫士官的制度，在早期社会相对发达，其时政治的法理化程度不高，统治者要更多地依赖亲信，而不是依赖法制。
第二，贵族子弟被编制起来承担职役，也是早期社会充分利用人力资源的一种方式。在历史早期的小型社会中，不容许贵族子弟像后代纨绔膏粱那样无所事事，寄生虫般地消耗社会资源。贵族青年即使没出仕，也不能家里呆着闲着，有很多事情要由他们来做。商鞅变法的时候，就曾把“余子”编制起来让其服役(19)。那并不是商鞅心狠，按照传统，“余子”们本来就该承担职事的。《逸周书·籴匡篇》中的“余子务艺”、“余子务穑”、“余子倅运”，大概都与余子的劳役相关(20)。战国晋系玺印中有二枚“左邑余子啬夫”印，一枚“余子啬夫”印(21)。这种啬夫，大约就是专管“余子”的官儿。“左邑余子啬夫”所管，大概是魏国河东郡左邑的余子(22)。那么春秋时编制“余子”的制度，战国犹存，甚至成了一种特定身份之称了。成语“邯郸学步”的主角，就是一位“寿陵余子”(23)。
第三，“宦于王”的制度，构成了贵族与君王相结合的一种特殊纽带。周代政体是一种“等级君主制”，有地有民者就可以称“君”，卿大夫们在自家领地上都算是“君”，他们的实力经常足以抗衡君王。不过现在有了这样一个制度：卿大夫的子弟要离开家族和领地，而去宫廷奉侍君主。那也是一种“委质”，把儿子“委”给了国君做人质。正如学者所指出，贵族子弟给君主做侍卫，具有“质子”的意义。爱子在君王的手里捏着，想造反就得留神骨肉给君王宰了。想到自己“不朽而自私的基因”(24)无法延续，家族血脉将戛然而止，领主们一定不寒而栗；其离心倾向由此大为削弱，君权则得到了强化。“宦于王”是贵族与君王间的一种政治交易，交易中君王是强势的一方。
进而第四，贵族出任朝官前要先做侍卫，先行与君王建立个人依属关系。“仕于朝”之前必须“宦于王”，即令是王朝显贵，当年也可能做过君王的臣隶，是在君王的哺育下茁壮成长起来的；执虎子、掌唾壶的事没准儿都干过，遇到了事变还得效命送死。在“宦于王”时，他们必须旁置了对家族的忠诚，转而把一颗颗红心献给国君。借用曹魏嵇康的说法：“此犹禽鹿，少见训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25)贵族们在少年时代，就通过“宦于王”而“少见训育”了，长大后就不致于跟国君“狂顾顿缨”了吧。所以“宦于王”又构成了一种“驯化”机制，强化了贵族对君王的向心力。
“宦于王”就是给君王做臣隶。我们这么说是于史有征的。首先在历史早期，余子、庶子本身就是一种供驱使的人。《公羊传》襄公二十七年：“夫负羁絷、执鈇锧，从君东西南北，则是臣仆庶孽之事也。”何休注：“庶孽，众贱子。”裘锡圭先生因谓：“在古人眼里子弟的地位与臣仆相近”，作为子弟的庶子、余子，“实际上也是受到家长剥削的。”(26)《左传》桓公二年：“士有隶子弟。”吴荣曾先生指出：“所谓隶子弟，即以子弟担任仆役。”而且“战国时贵族家中的庶孽子弟还承袭执贱役的传统。”(27)在家族中庶子、余子也可能是役使对象；在其奉侍君主、“从君东西南北”时，其地位没有很大改变。不能认为他们是贵族子弟，就不会有臣仆身份。
进而，“宦”作为一种依附、私属形式，在先秦是普遍存在的。“宦”字由表示家内的“宀”和表示臣隶的“臣”构成。裘锡圭先生说：“‘宦’本是为人臣仆的意思。郎官、谒者之流本是门廊近侍，有类家臣，故以‘宦’称。”(28)《国语·越语》中的“宦”，注谓：“若宦竖然”，“为臣隶也”(29)。《左传》宣公三年：“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俞樾云：“所谓宦者，殆亦为人臣隶。”(30)俞樾以“为人臣隶”释“宦”，我们认为是可信的。“宦皇帝者”包括谒者，谒者之官在先秦也叫“典谒”，是由庶子弟们承担的贱役(31)。从江陵凤凰山出土的木俑及竹简看，汉代官吏经常用男奴来当谒者(32)。还有，君王的嫔妃也属“内官”(33)，给人做妾也称为“宦”，这也能帮助理解“宦”的性质。《左传》僖公十七年：“及子圉西质，妾为宦女焉。”杜预注：“事秦为妾。”男的“宦”就是做臣隶，女的“宦”就是做婢妾。给大夫做家臣，也称“宦”。《礼记·杂记下》：“宦于大夫者之为之服也。”(34)给老师做学生，也称“宦”。《礼记·曲礼》：“宦御事师，非礼不亲。”先秦秦汉的私学师徒，有如一个个“知识基尔特”(35)，学生奉侍老师有如私属臣妾，所以会有“宦御”的行为(36)。今天的学生用不着给老师做家务、驾车了，但历史早期的师生像一家人似的(37)，服侍老师是普遍现象。师生间也用“宦”字，再度表明“宦”就是以私属身份事人。
“宦于王”是一种很原始的制度，首先是以“依附”和“信托”为基础的，但同时也具有维系和强化王权的功能，所以颇有“发扬光大”的潜力。传统社会里面，贵族是普遍存在着的。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着眼于是单主统治、少数人统治还是多数人统治，区分出了一种名为“贵族政治”的政体(38)。然而不同社会的贵族政治又是有差别的。西欧中世纪的贵族属于军人阶层，以封臣制度和骑士制度为基础；而中国春秋时代，若干大贵族世卿世禄、操持国政，国君废立常出其手。前一情况中，国君与贵族相对而言是各守本分的；后一情况下，斗争却经常围绕国家政权和君权而展开。中国早期的贵族政治，蕴藏着走向专制集权的历史趋势，“宦于王”制度就是在这个趋势的支配下演化的。欧洲中世纪的骑士，在少年时代也有给领主做臣仆的经历(39)。也正是为此，他们有了机会跟心仪的贵妇发展浪漫的“骑士之爱”(40)。这种做骑士要先做臣仆的制度，不妨称为“宦于主”，“主”就是封建领主。那么“宦”的制度，还不只是中国才有。当然“宦于主”与“宦于王”还是有区别的。中国的“宦于王”制度，显然与专制集权配合得更为紧密，与选官制度也配合得更为紧密。贵族与君主的权势往往此消彼长，贵族强大了，君权就会相形见绌。“宦于王”的制度有利于王权，不利于贵族。所以在贵族政治瓦解后的战国秦汉，“宦皇帝”制度并未随贵族政治衰微而衰微下去，居然在一段时间中，继续发挥着余热。臣民对君王的人身依附，君王对臣民的人身支配，是专制政治的基础，但不是贵族政治的基础。什么是“专制”？“专制”是“一种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是主奴关系的统治形式”(41)。“宦于王”就是给君王做臣隶、做奴才。人近天子而尊，给君王做“臣隶”并非不能引以为荣的。在清朝，满官与侍卫对皇帝自称“奴才”(42)，汉人官僚是被征服者，只能称“臣”，还没资格享受称“奴才”的光荣呢。总之，我们是在“人身依附”和“强化王权”两方面，观察中国的“宦于王”与“宦皇帝”制度的。
本章第四节还将提到北魏的侍从、虎贲、羽林，辽朝的祗候郎君，元朝的怯薛，清朝的侍卫，它们与“宦于王”制度，都有类似之处。但周代士庶子制度，与这些制度，以及与战国以下的“宦于王”制度，还是存在若干差异的。承担侍从、侍卫，只是周朝士庶子制度的一个方面，它还与其时的文教制度紧密相关。就此而言，它比北方异族政权的类似制度，“文”的色彩浓厚得多。进一步说，战国的“宦于王”是为君主做侍从侍卫，具有强烈“私”的意味；但此前周代士庶子体制，还不是没有“公”的意义，即“公共管理”意义的。对这“文”与“公”两点，下面予以阐述。
首先看士庶子体制的“文”的方面。华夏族在很古老的时候，就有部落子弟集中教育的制度了。到了周朝，就形成了国子学制度，士庶子由国学中的学官管理教育。学校又称“辟雍”、“泮宫”，三面环水，是个半封闭场所。周代金文，能看到辟雍、学宫、射庐、小学、大池的存在(43)。国子生要接受军事教育。刘师培云，周代国子学教干戚之舞，选拔人才用射礼，由军官司马负责，其时学校、礼乐、选举、进士，都有浓厚的军事色彩(44)；但同时国子生也接受文化教育，学习礼乐诗书，由礼官系统的大司乐、乐正、乐师等任教(45)。那么周代士庶子体制，也是周朝文教体制的一部分。“周礼”作为人文遗产，灿然可观，孔子赞其“郁郁乎文哉”；而作为国家学生的士庶子，乃是礼乐文化的传承者之一。贵族们赋诗断章，彬彬有礼，其文化教养，是早年做国子生时习得的。比较而言，北魏的侍从、虎贲、羽林，辽朝的祗候郎君，元朝的怯薛，清朝的侍卫，其“武”的色彩就浓厚多了。欧洲中世纪“宦于王”的骑士，其教育内容中“武”的分量也大得多，所以骑士们认为打仗“是一种乐趣，也是要求骑士去追求的一种荣誉”，“和平时期找不到乐趣可言”(46)。
再看士庶子体制的“公”的方面。对子弟实行集中管理，是很多民族的历史早期都有过的制度。例如古希腊的斯巴达人，从七八岁就开始过集体生活，接受军事教育，直到30岁获得公民权为止(47)；雅典的教育制度虽较宽松，但学童的老师与学校仍由国家指定，个人无权选择(48)。士庶子制度具有一定“公共性”，并不完全是君王私属，其管理也是多头的。下将《周礼》中涉及士庶子、国子、诸子、群子的材料，摘引若干以供参考：
《天官·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纠禁，以时比宫中之官府、次舍之众寡。（按，“次舍”即下文士庶子的“八次八舍”。）
《天官·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职事。若邦有大事，作宫众，则令之。月终则均秩，岁终则均叙。以时颁其衣裘，掌其诛赏。
《地官·师氏》：以三德教国子；又《保氏》：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
《春官·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
《春官·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春官·大胥》：掌学士之版，以待致诸子；又《小胥》：掌学士之征令而比之。
《夏官·大司马》：大会同，则帅士庶子而掌其政令。
《夏官·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颁其士庶子及其众庶之守，设其饰器，分其财用，均其稍食。
《夏官·司士》：掌群臣之版……周知……卿、大夫、士庶子之数。
《夏官·都司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众庶、车马、兵甲之戒令。以国法掌其政学，以听国司马。
《夏官·诸子》：掌国子之倅，掌其戒令与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国有大事，则帅国子而致于大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则授之车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军法治之。司马弗正。凡国正，弗及。大祭祀，正六牲之体。凡乐事，正舞位，授舞器。大丧，正群子之服位。会同、宾客，作群子从。凡国之政事，国子存游倅，使之修德学道，春合诸学，秋合诸射，以考其艺而进退之。
我们来看，天官系统有宫伯掌“王宫士庶子”，掌其侍卫与徒役。这跟战国的“宦于王”很相似。但地官系统另有师氏和保氏掌管国子的教育，尤其是春官系统，更明确地显示了一个教育体制的存在，多种乐官承担着国子的教育及管理。夏官是个军政系统，在这部分，能看到士庶子的各种职任，如修城守城，披甲组军，参与祭祀，参与典礼等。《周礼》的春官部分，主要把他们称为“国子”，夏官部分则多称“士庶子”，但二者实是同一伙人。除了司士总管“群臣之版”、掌“卿、大夫、士庶子之数”外，王宫士庶子的“版”即名籍，由宫伯掌管；其余的士庶子，春官系统的大胥“掌学士之版，以待致诸子”，而夏官系统的诸子“掌国子之倅”，“倅”即“卒”，是编组服役的意思(49)。“司马弗正。凡国正，弗及”，“正”即“征”，即“征发”之义，国子不承担平民的兵役力役，是一个特殊人群。
《周礼》所记士庶子，即使不能完全看成史实，但必定是以历史上的类似制度为基础的。它非后人所能悬拟，其中包含众多历史真实。多头管理、多种职能的王朝士庶子体制，已有了一定的复杂性。以及一定的“公共性”，大于领主家族内部的士庶子制度，也大于宫廷内部的“宦于王”制度。因为，它也是一个贵族子弟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教育制度，除了“私”的方面，还有“公”的方面；除了“武”的方面，还有“文”的方面，构成了一个文化教育和礼乐传承系统。“宦于王”制度，只是士庶子体制的一个部分，一个侧面。
战国以降，“礼崩乐坏”。在列国史料中，已看不到多少国之子弟集体受教于国学、学习礼乐的迹象，“宦于王”制度却大行其道了。换言之，士庶子体制在战国衰微，变成了“宦于王”制度，其“武”和“私”方面凸显出来了。“私”是指“私于王”，而不是“私于家”。这是其时军国主义倾向和专制集权倾向所造成的。
三 汉代的“宦皇帝者”与“比秩”的扩张
战国之时，郎官、谒者、庶子、舍人构成了一支官僚候选人队伍，同时在政治上也颇为活跃。在刘邦的创业集团中，就有大量的郎、客、中涓、舍人、卒活动其中。那些名为客、中涓、舍人、卒者，曾引起了西嶋定生的特殊关注。由此他认为，刘邦的初期集团仍有“家长的家内奴隶制”的性质，并将之上升到“国家权力的核心结构形态”(50)。后来这个观点受到了批评，守屋美都雄认为，客、中涓、舍人、卒是在平等关系上与刘邦结合起来的，他们组成的是一个政治军事集团，而非生活集团。
确实，由于周朝政治传统的历史惯性，也由于“宦皇帝”制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强化王权之功，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宦皇帝”诸官依然作为一个特殊职类，在汉代职官体系中存在着，并发挥着特殊作用。
王克奇先生把战国郎官的职能，概括为近侍左右、执兵宿卫和奉命出使三点(51)。不妨就此三点加以观察。首先看近侍左右。“宦皇帝者”的郎官有侍郎、黄门侍郎。顾名思义，“侍”即侍从之意。此外汉廷的侍中、给事中、常侍，也属于“宦皇帝者”，他们都是皇帝侍从。只不过汉代的侍中、给事中、常侍既有专职的，也有外廷官僚因“加官”而居其位的。又《秩律》中有“中大夫”，后来的诸大夫都是由“中大夫”繁殖出来的。中大夫之“中”并非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之“中”，而是“中官”之“中”、“中外”之“中”，即居于内廷的意思(52)。汉代大夫参与议政。郎官中还有一种“议郎”，也是以皇帝侍从而非朝官的身份，参与议政的。这就意味着，“宦皇帝者”虽非朝官，但在决策与行政上却发挥着特殊作用。
第二，“宦皇帝者”承担近卫，汉代依然如此。楚汉之间，刘邦的麾下就有一支“郎中骑”，是精锐的近卫军。由尹湾汉简所见，西汉依然有“郎中骑”编制。一般郎官也要更直执戟、出充车骑。东汉郎官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五官中郎将、左中郎将、右中郎将所辖三署郎，这部分的郎官闲散化、文职化了；另一部分是虎贲郎、羽林郎及羽林左右骑三署，作为士官而承担着近卫职能。又，侍中、中常侍及郎官都戴武弁大冠，侍中、中常侍加金蝉貂尾，郎官则加鹖尾。戴武弁而不是戴文官的进贤冠，也说明他们近于武官，有军事职能。
第三，奉命出使。汉代的大夫、郎官经常奉命出使，承担随机或临时事务。这包括临时治狱，封爵拜官，征召名士，赏赐慰劳，使护丧事，游说招降，循行救灾，发兵监军，出使外国，等等(53)。在帝制早期，除按部就班的例行行政外，王朝还有大量的随机或临时事务，是由散官承担的。到了历史后期，官僚行政高度制度化了，那些随机或临时事务大多都有了固定的职掌者，从而不再是随机、临时事务，也不借助“奉命出使”形式来处理了。但历史前期还不是如此，所以朝廷需要一批散官的存在，可以从中随时抽调人员，奉使处理。先秦如此，秦汉也是如此，甚至魏晋南北朝依然如此（详后）。在先秦和秦汉，随机使命的承担者，就是“宦皇帝者”。
从帝国选官的结构看，秦汉“宦皇帝者”依然是朝官的重要来源，构成了一个内侍起家之途和一个郎署起家之途。侍中、给事中、侍郎，太子的先马、舍人、庶子等，往往任用皇亲国戚、高官之子(54)。郎官有一部分来自官僚子弟。任子令：“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55)董仲舒说：“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56)西汉的郎署是一个选官的枢纽，后来向各色人等开放了。在东汉，士人举孝廉而为三署郎官，与三公辟而为公府掾，是并列的两大仕途，是士人、郡吏成为朝官的渠道，通向高官的坦途(57)。郡吏本是行政人员，进入郎署就变成散官了，由此获得了新的迁升资格。就此而言，郎署是一个储官之所。至于大夫之官，也是一种“储官”。行政官吏可以入为大夫，大夫可以出为行政官员。若把行政部门比做农田、把官僚比做水的话，那么“宦皇帝”系统就像一座大蓄水池。什么时候农田缺水了，就开闸放一些水出去。
我们看到，先秦的士庶子、“宦于王”制度，在帝国时期依然生气勃勃，当然那也是以自身的与时俱进、调整发展为条件的。
入汉之后，虽然官贵子弟仍是“宦皇帝者”的重要来源，但毕竟时代已变，“宦”者的来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且在战国变化就开始了，游士制度和养客制度发达起来，各种各样的“客”也成了“宦”者的来源，他们以个人才能争取“宦”的资格。列国有“客卿”，秦王曾发布“逐客令”。幸运的“客”仕至“客卿”，就成为朝臣，超越了“宦”的阶段了；做中大夫、列大夫，以备君王的侍从顾问，则仍有浓厚的“宦”的意味；再低一点儿的是做国君的郎官；更低的就去投奔大臣，做其客、庶子、舍人。最后一类人的存在，意味着除了“宦于王”之外，还有“宦于贵臣”的。做贵臣的舍人也有望为官，李斯就是先做了吕不韦的舍人，而后被推荐为郎的。大将军卫青家的舍人有一百多，汉武帝派人到其家去，挑中了两个舍人做郎。从秦到汉，由贵臣舍人而为君王郎官，仍是了一种常规性的仕途——当然舍人、郎官都是“宦”，严格说应是“宦途”。给太子做舍人，也有类似意义。太子先马、庶子、舍人之职，都是比于皇帝郎官的。汉朝还有若干通过上书进说和特殊技艺而被皇帝任命为郎的，也可以看成先秦之游士为郎制度的继续。
汉代“宦”者的新来源，还有“赀选”。即：家资达到了一定丰厚程度，就有望“宦皇帝”，钱不充裕的就不行。郎官的家资条件起初是十万钱，汉景帝开恩降到四万(58)。又“谒者、常侍、侍郎，以赀进”(59)，“訾五百万得为常侍郎”(60)。西汉张释之、司马相如、黄霸等，就是通过“赀选”而做了郎官或谒者的(61)。汉代乐府诗：“长子饰青紫，中子任以赀。”(62)“任以赀”的意思，就是凭着家里有钱，通过“赀选”之途做了郎官。汉成帝一次就把五千户家资五百万的人家迁到了昌陵(63)，则天下家资五百万的肯定在五千户以上，从理论上说，他们家的子弟都有做常侍郎的资格。不难判断，“赀选”为地主子弟由“宦”而“仕”打开了大门。董仲舒说：“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64)“赀选”与“任子”并称，可见“赀选”也是郎官的重要来源。新兴地主阶级的财富洪流，冲破了贵族身份制的堤坝。
随着文教复兴、士人群体崛起，郎官来源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士人除了靠个人才能而成为侍从、担任郎官之外，更制度化的途径就是太学跟察举了。汉武帝兴太学，“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太常籍奏”；汉平帝时太学课试之制，是甲科取40人为郎中，乙科取20人为太子舍人(65)。汉武帝又创孝廉察举之科，郡国举孝廉为郎宿卫，以此候选迁升。黄留珠先生把“富于尚武精神”视为汉代选官特点之一，其根据之一就是孝廉所拜的官儿是郎卫(66)。然而士人由察举而入郎署，逐渐改变了郎署面貌，为之增添了“文”的浓郁气息。到了东汉中后期，任子郎的地位已明显低于孝廉郎了(67)。左右中郎将及五官中郎将所辖的三个郎署，其郎官主要来自士人；虎贲郎、羽林郎两个郎署仍以“武”为主，然其地位就比不上三署孝廉郎了。太学试郎与孝廉为郎，促成了郎署的“士人化”和“公共化”，其“武”和“私”的性质淡化了。在某种意义上，那倒可以看成是向周代士庶子体制的“文”与“公”的特点的回归。
“宦皇帝者”在两汉发生了很大变化。文景以降，“宦皇帝”那个称呼就销声匿迹了。当然那个职类还在，仍是帝国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并没消失，朝廷另以“郎从官”等为称了。太子与侯王的身边，也有类似郎、从官的侍臣。对这个特殊职类，王朝有特殊的管理办法，并让其发挥特殊的品位功能。例如针对“宦皇帝者”的专门法律。贾谊云：“诸侯王所在之宫，卫织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宫法论之。郎中、谒者受谒取告，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诸侯王或不廉洁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68)所谓“皇帝在所宫法”是针对卫士的，所谓“事皇帝之法”是针对官吏的，而所谓“官（宦）皇帝之法”，就是针对郎官、谒者们的。又如，汉惠帝下令“宦皇帝者”犯罪可以不戴械具(69)，汉元帝废除了大夫、郎中对家属的连坐责任，还给他们家人以入宫资格(70)，不拿他们当外人。“宦皇帝者”是特殊职类一点，也体现在赏赐上。在随机或定期的赏赐中，将、大夫、郎与从官（“将”即诸中郎将，郎官的长官），通常都单列为一类，而与行政官员不同，由此显示了那是一个“非吏”的特殊系统。
“比秩”是“宦皇帝”等级管理的最有特色之处，是“非吏”职类的等级标志。“宦皇帝”最初没俸禄，所以也没有秩级。他们不算朝臣的，只是“左右”(71)。后来“宦皇帝”制度的“公”的色彩浓厚起来了，逐渐与官僚体制建立了密切联系，成为官僚主要来源，不止是皇帝私人了。于是，皇帝让他们“比吏食俸”。“比吏食俸”做法的固定化，就形成了“比秩”。史书所见，最早的“比秩”出现在汉景帝、汉武帝时。
“比秩”与“正秩”是交错配合的。求“宦”就是为了求“仕”。在制度上也是这么安排的。“比秩”与“正秩”的交错排列，就构成了“宦”与“仕”之间、散官与职事官之间一种特别的调节手段。以郎官为例：
比三百石的郎中，外补三百石县长，恰升一阶；
比四百石的侍郎，外补比四百石县长，恰升一阶；
比六百石的中郎，外补六百石县令，恰升一阶。
比三百石之秩与三百石秩处于同一层次，比四百石之秩与四百石秩处于同一层次，比六百石之秩与六百石秩处于同一层次。而其间正、比之别，首先可以显示“非吏”、没有行政职能的郎官，比同一层次的吏略低；进而可使“比秩”的郎官在“补吏”之时，恰升一阶。又，汉代官制，“正任”与“试守”有别。官僚任职的第一年属于“试守”，或说处于试用期，其时不能拿全俸。而试守时官僚的官阶与俸禄，就是“比秩”。那么汉代选官的一个微妙之处：“比秩”既保证了由“宦”而“吏”时迁升一阶，又把“试守”与正任区分开来，从而使升迁成为一个连贯有序的仕途。此外，列在“比秩”的诸大夫及掾属们在迁任为“吏”，其官阶变化遵循同样规律，即保证其恰升一阶。
当然，列在“比秩”的不止是“宦皇帝者”。对汉代采用“比秩”的各色官职加以搜罗排比，可以发现文学之官、军官和掾属，也属“比秩”。从而进一步印证我们的论断：“比秩与职类相关”或“比秩有区分职类的功能”的论断。
文学之官指的是博士、文学、掌故等等，其所以列在“比秩”，显然也是因为他们的“非吏”性质。学者说博士制度与先秦“稷下学宫”的“列大夫”有渊源关系。而稷下“列大夫”的特点是“不治而议论”，“不治”就是不在行政系统之内。
军官之为“比秩”，在于军队组织与行政组织各成系统，军官不是行政官员，或说是“军吏”而不是“文吏”。可以借助印绶制度来观察这个问题。汉制，有职事者有印绶，无职事者无印绶。大夫、博士、谒者、郎官、文学无日常行政职事，所以没有印绶。然而军官却是有印绶的。战国以降文武分途，军官、军吏自成系统了。军官本以军职与军爵确认身份级别，但文武官之间的待遇和级别的比较，以及文武间的迁转，王朝逐渐觉得有必要在一元化的秩级框架下加以处理，出于这种需要，王朝把军官安排于“比秩”之上。可见汉代的“比秩”确实很特别，它确有区分职类的功能，从而与后代的正品、从品不同了。既有印绶、又用“比秩”，就成了汉代军官等级管理的重要特色。请看下表：将印绶与“比秩”综合考虑，则汉代官吏是分成三大部分的：行政官吏用“正秩”、有印绶；军官用“比秩”、有印绶；“宦皇帝者”及文学之官用“比秩”、无印绶。
战国秦汉间行政体制之最大进步，就是官僚政治的发展和新式吏员的崛起。这在等级管理上的最突出表现，就是针对新式吏员的、作为“吏禄”的禄秩，变成了百官的等级尺度。对“比秩”的揭示，进一步强化了上述结论。我们看到，一段时间中官员是分为“吏”和“非吏”两大块的。前一块属于官僚行政的范畴，展示了“公”的明亮光彩；后一块却是“非吏”的传统巢穴，其中名为“宦皇帝”的人群保留了浓重的“私”的气味，那是个人忠诚和人身依附的空间。前一块用禄秩手段管理，后一块不用禄秩手段管理。随着秦汉政治体制发展，早先不被视为“吏”，而是君主私属的“宦皇帝者”，逐渐地“比吏食俸”了，并通过“比秩”，而被纳入了新式等级管理的范畴。“吏禄”的亮光，照进了那个私人化的领地。新式吏员的管理手段，在向“非吏”职类渗透扩张，扩张到了“宦皇帝者”，扩张到了文学之官，扩张到了军官。那么战国秦汉间禄秩的发展，除了表现在其“纵向伸展”之外，还表现在其“横向扩张”之上。禄秩的发展历程，是一个“纵向伸展”和“横向扩张”交织的历程。
汉代还有若干官署的掾属被安排于“比秩”之上，这问题就比较复杂了。有一部分“比秩”的掾属原先是长官私吏，他们采用“比秩”后，其身份正式化了。也有一部分“比秩”的掾属本来是“吏”，但又由长官“自辟除”，由此与长官建立了个人依附关系。所以掾属在“比秩”不在“正秩”，又反映了王朝对那种私属性的宽容。东汉时掾属的“私属化”更明显了，地方的掾属们以郡府、县廷为“本朝”(72)，视长官为“君”，即令迁至他职，依然要把曾经辟除他的府主视为“故主”，向其称“故吏”。所以掾属（或部分掾属）采用“比秩”，对私吏来说具有公职化的意义，对公职来说具有私属化的意义。
汉代哪类官是“比秩”，都有其特定的形成原因，详见下编第五、六章。王朝不一定总是严格维持正秩、比秩之别，但整体看上去，“比秩”相当集中地出现在某几个职类之中，是非常有规律的。然而这个明显的事实，古今学者一直无人寓目留神，笔者也是从《二年律令》中某些细微处，才察觉汉代“比秩”中竟然潜藏着重要线索，而且与“宦皇帝者”相关呢。属于“宦皇帝者”的大夫、郎官、谒者等等，学者已有很多研究了；但在“比秩”问题和“宦皇帝者”概念被揭示和澄清之后，我们对之的认识就更深入了。
四 “宦皇帝”制度的流衍及异族政权的类似制度
“宦皇帝”或“郎从官”制度，多方显示了早期帝国品位结构的重大特征，例如先“宦皇帝”、再仕为朝官的制度，获得选官资格前先行提供勤务的制度，以散官为储才之所的制度，及其浓厚的“私”与“武”的性质。
大夫与郎官都属“品位性官职”，而且二者占据的秩级上下相接，可以构成序列。这对后世的散官、阶官之制，发生了深远影响。在南北朝，“大夫”逐渐阶官化了。唐、宋、明的阶官或散官，都以某某大夫、某某郎为称。清朝散官变成了封赠之号，仍以某某大夫、某某郎为称。大夫、郎官，在20多个世纪中一直发挥着品位功能，甚至影响到了民间称谓，比如医生亦称“大夫”，至今犹然；汉人以做郎为荣，受此风气影响，“郎”逐渐成了青年人的美称。又，北朝称父亲为郎，唐人称主人为郎(73)。
汉代“从官”，还是后代更多制度的源头。侍中、常侍、给事中等在“从官”职类。“从官”是相当散漫的，凡被召而奉侍于天子左右，就算数。有人本来就是官，所获得的侍从资格就称为“加官”，即如以某官加“侍中”、加“常侍”之类。某些从官的官称逐渐固定化了，甚至有了秩级，如东汉的侍中，比二千石。从官在天子左右，常常得予政事，参与秘书机要等等事宜。这时候他们可能被称为“诸吏”，还被编制为左曹、右曹，但这个“吏”并不是外朝行政吏员。汉代所谓“郎吏”之“吏”，其实也是从官。这样的制度，在如下三点上影响到了后世：第一，魏晋间围绕“侍中”发展出了门下省机构；第二，侍中、常侍作为加官，变成了调整官僚资望、赋予特殊荣耀的手段，但不必真的入宫奉侍于门下；第三，门下省的常侍、侍郎、给事中等，变成了一种起家迁转的阶梯。后两点，都与帝国的品位结构变迁相关。
曹魏皇帝着手提高侍从的地位，在门下设置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等官，任以名士。魏明帝云：“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是吾本意也。”(74)门下的侍中、散骑常侍、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给事中等，由此地位大为提高，官数膨胀。魏晋以下侍从系统的膨胀，是很有时代性的。首先是在皇权不稳、政治动荡之际，皇帝企图利用侍从制度，来强化其与官僚、士人的个人关系，以此自我维护。这从魏明帝的话中就看得出来。其次，兴起中的士族门阀阶级期望更多的品位性官位，来满足其占据位望并尸位素餐的政治需要。
作为侍从，这些官职的职责很不确定。据云它们曾有“平尚书事”的职责，但只是一时之事；又云其“掌谏诤”或“从容侍从，承答顾问”，也散漫不定的。侍中、散骑、给事中、奉朝请诸官发挥的主要是品位功能，例如被用作加官，构成入仕起点与迁转阶梯。在南北朝，这些品位性官职构成了“东省”，而另一批禁卫军校之职，由于用于加官（南朝特称为“带帖”），用作起家迁转之位，也具有了类似性质，从而组成了所谓“西省”。东西省的官要番上值班，要承担很多随机事务，例如出使，并由此获得选任资格。所以，南朝的东西二省与汉代郎署，是很相似的；就其功能及其在官制中的结构性位置而言，不妨说东省上承汉代的三署郎，西省上承汉代的羽林郎、虎贲郎。北朝也有东西省，二省都是散官充斥之所，其中的西省武职散官，已“文官化”了。除了番上值班之外，大量临时差使，会随时落在两省散官的肩上：“任官外戍，远使绝域，催督逋悬，察检州镇，皆是散官，以充剧使。”(75)
曾属“宦皇帝者”的太子侍从，在魏晋南北朝也膨胀开来了。东宫士人荟萃，其官属的员额、清望，比汉朝有明显提高。太子舍人、太子庶子、洗马等多达36人，都任之以名胜，成为权贵子弟的起家之选。太子师傅增加到了6人，太子太傅、太子少傅还以诸公居之。此后士人便以“振缨承华”、“参务承华”为荣(76)，即以任职东宫为荣的意思。晋代还有这样一个制度：先做东宫官属，然后迁尚书台郎(77)。由此形成了以东宫师傅为重臣荣衔、以东宫官属为起家途径的惯例。唐朝的东宫官仍属“清望官”。宋明清的太子师傅如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之类，都是显赫的加衔。明清的太子洗马，则成了翰林官的迁转之阶，满汉各有其员。“加宫衔”不必真的奉侍东宫，那只是一种品位、一个名号而已。
贵臣豢养舍人之制，魏晋犹然。三公、将军等都有舍人。王朝开始为高官的舍人设置定额。大将军府可置舍人10人，诸公及开府位从公加兵者可置舍人4人。一些中央机关中也设有舍人，例如中书省有中书舍人。南朝中书省的舍人颇能弄权，所谓“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机要”即就中书通事舍人而言。至唐，中书舍人居然变成清官要职了。郎、从官、舍人本来有浓郁的“私”的色彩，但随帝国体制的发展，这个制度部分被逐渐纳入官僚行政范畴，从而公职化了；同时其“私”的方面，也依然存在着，如大臣置舍人。
唐朝中书省官与门下省的主要官员，特称“供奉官”，被比拟为皇帝侍从。传统政治体制是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它是公共制度，皇帝是国家象征，官僚是国家官员；而另一方面，国家又是皇帝私产、官僚又是皇帝臣妾。官僚体制是个理性化机构，若其“公”的方面过于凸显，官僚认为自己只是为国家效力、为组织效力，则其对皇帝的个人性忠顺就可能淡化；所以专制皇帝又采取措施，来给朝臣涂抹上“私”的颜色，以维系其对皇帝的无条件效忠。“供奉”、“侍从”概念，就在那些措施之列。
供奉官包括侍中、中书令、左右散骑常侍、黄门侍郎、中书侍郎、谏议大夫、给事中、中书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通事舍人等。任其职者，朝谒时别为一班，以示身份特殊，其他百官则依品秩为班。武则天时，御史、拾遗、补阙加置“内供奉”员。宋朝有“侍从官”。曾敏行云：“盖两制两省官皆极天下之选，论思献纳，号为‘侍从’。”(78)北宋前期，观文殿大学士、观文殿学士、资政殿大学士、资政殿学士、端明殿学士、龙图阁学士、龙图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天章阁学士、天章阁待制、宝文阁学士、报恩文阁直学士、宝文阁待制，均为侍从之臣。宋神宗元丰改制后，翰林学士、给事中、六部尚书、六部侍郎亦属侍从，中书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为“小侍从”，外任官带待制以上职，则称“在外侍从”。
唐宋时上述“供奉”、“侍从”只是一个“概念”，那些官并非真正的内廷官，其实都是朝官。皇帝故意称其为“供奉”、“侍从”，并给予特殊礼遇，是有意显示“人近天子者则贵”；也等于向他们申明：就算你们已是朝廷大臣了，皇帝我照样可以把你们看成私属、看成仆从的。
所谓“侍臣”还有专门的冠帽，以示殊荣。唐、宋、明的高级大臣戴“笼冠”，而那“笼冠”，源于汉代侍从所戴的武冠。汉朝从官戴的武冠，上面有金珰附蝉，加饰貂尾或鹖羽，唐、宋、明的笼冠依然如此。那种冠式还传到了日本，变成了“武礼冠”。日本的武礼冠，就是在宋明笼冠基础上稍加变化而来的(79)。满清朝廷虽不用笼冠，但也用一些特殊饰物，来强化“以侍从为荣”的观念，如赐花翎、蓝翎。花翎、蓝翎本是宫中侍卫的服饰。内大臣戴花翎，三四五品的侍卫（即一二三等侍卫）可戴花翎，六品侍卫戴蓝翎(80)。后来花翎、蓝翎用作军功和其他业绩的赏赐了(81)。到了清末，花翎又可以捐纳，有钱就能买到，成了朝廷合法集资的手段。
谈到了满清，就可以转向异族政权了。这是说，若干北方异族政权也存在着某种制度，可与华夏早期的“宦于王”、“宦皇帝”制度相比。
北魏早期设有多种侍从、侍卫，大抵都由贵族子弟担任。还有，鲜卑子弟组成了近卫军羽林、虎贲，其宿卫勤务构成了入仕资格。北魏前期还有大量“中散”存在，有的迳称“中散”，也有的冠以职事之名，如秘书中散、主文中散、侍御中散、太卜中散等。郑钦仁先生认为，许多中散会被分遣到各机构服务，那与汉代郎官相似，因为汉代郎官也经常被派至中央官署服务(82)。唐代的卫官起家制度，就是源于北朝的。
辽朝皇帝的护卫，大多选自部落、族帐、宫分的贵族子弟。契丹语称贵族子弟为“舍利”，汉译“郎君”。若其被选入御帐，承担御前祗候事务，就成为“祗候郎君”；在笔砚、牌印、御盏、车舆等局服事的，被称为笔砚（祗候）郎君、牌印（祗候）郎君等。护卫、祗候郎君具有预备官身份，在服务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选任为御帐或朝廷的重要官职了。《辽史》列传中的契丹、奚人传主，曾任护卫的计12人，曾任祗候郎君的计43人(83)。正如西汉郎官用赀选一样，辽朝郎君也有赀选的(84)。正如西汉郎中组成了“郎中骑”一类特种部队一样，辽朝的郎君也组成部队，称舍利军、舍利拽剌(85)。
元朝有一支特殊的军队叫“怯薛”军。“怯薛”是蒙语“番直宿卫”的意思。成吉思汗时就建立了“万人怯薛”，征调千户、百户、十户那颜子弟及其随从为之，称“怯薛歹”，复数为“怯薛丹”。他们分四番入值，护卫皇帝，是为“四怯薛”。长官由四功臣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的后裔世袭，称“四怯薛太官”。诸王亦各有怯薛(86)。可以拿“怯薛”与秦汉郎官比较一下。怯薛要承担杂役，如天子之饮食、衣服、文书、库府、医药等（称“怯薛执事”），秦汉郎官也承担各种差使；怯薛有宿卫与散班之别，秦汉的郎官里面也有散郎；怯薛待遇优厚但无官品，而郎官恰好最初也没有秩级。怯薛可以干政(87)，而战国郎官也曾以近侍身份干政；元朝的做官资格称“根脚”，怯薛属于“好根脚出身”，四个怯薛长更是“大根脚”，而汉代郎官也是最让人羡慕的仕途。怯薛歹任官，迳由怯薛长向皇帝推荐，不经中书省奏议，叫做“别里哥选”(88)。元朝权要，多出怯薛。
清朝在入关之前就存在着侍卫制度。入关定鼎后，侍卫制度进一步发展起来，并发挥了重要的强化皇权作用。“侍卫，清语曰‘辖’，分头等、二等、三等、四等及蓝翎。蓝翎无宗室，惟满洲、蒙古及觉罗充之。又有汉侍卫，系由科甲出身。”(89)侍卫的主要职能当然就是侍卫了，但同时还承担着传旨、奏事、出使、任将、拘捕等多种事务(90)，并且还是满洲权贵的重要仕途。“满人入官，以门阀进者，多自侍卫、拜唐阿始。故事，内外满大臣子弟，五年一次挑取侍卫、拜唐阿。以是闲散人员、勋旧世族，一经拣选，入侍宿卫，外膺简擢，不数年辄致显职者，比比也。”(91)顺治四年（1647年）三月规定：“在京三品以上，及在外总督、巡抚、总兵等，俱为国宣力，著有勤劳，……各准送亲子一人，入朝侍卫，以习本朝礼仪，朕将察试才能，授以任使。”(92)这通过侍卫而“习本朝礼仪”，由此“察试才能，授以任使”的意图，又让人想到了汉代的郎官，汉代的郎官也有因宿卫而“观大臣之能”的意思。清人有时就把侍卫说成是“郎卫”(93)。清朝侍卫的晋升，首先是内部推升。一等侍卫缺，从该旗二等侍卫升用；二等侍卫缺，于三等侍卫升用；三等侍卫缺，由蓝翎侍卫等升用。而汉代郎官也有内部迁升之法(94)。侍卫外转，不但可以迁军职，还可以改文职(95)。侍卫是勋贵子弟飞黄腾达的康庄大道。与侍卫制度相关的，还有上文提到的“拜唐阿”。“拜唐阿”或“柏唐阿”为满语，意为“执事人”，他们无品级而在内外衙门当差管事，其与先秦士庶子也有可比之处。替康熙皇帝扑杀权臣鳌拜的，就是侍卫与拜唐阿(96)。明清科举制度高度发达了，但从高级显贵的来源上说，明清有异，侍卫制度就是其“异”之一。
我们觉得，北魏的侍从、虎贲、羽林，辽朝的祗候郎君，元朝的怯薛，清朝的侍卫、拜唐阿，与汉族历史早期的“宦于王”者，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比如：都是皇帝的侍从与侍卫，承担着各种临时使命或随机职事，并构成选官资格。萧启庆先生认为，怯薛是中世北亚游牧国家普遍存在的特殊组织，有君主私属的身份，既是家产制的遗迹，又是君权的重要支柱(97)。我们很赞成这个看法，并且认为，先秦秦汉的“宦于王”、“宦皇帝者”，同样具有“君主私属”和“君权支柱”的两大特点。由此看来，“宦于王”的制度，在早期社会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同时也发生在部族色彩和贵族势力相对浓厚的地方；但在王权开始发展，甚至在专制皇权确立后，它仍能以某种变化了的形式保存下来。
纵观周朝以下的三千年历史，侍从侍卫制度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其功能与意义超出了单纯的侍从与侍卫。它曾是早期王权与贵族的一种特殊结合方式，即贵族让其子弟做君主侍从以为政治交换；它曾是传统选官的一种特殊途径，即由宿卫与勤务换取入仕资格的途径；它曾是早期行政体制的一个特殊部分，是承担随机事务和临时使命的体制。侍从侍卫体制的变迁，处于“私”与“公”、“文”与“武”、“胡”与“汉”等因素的左右之下。在官僚的“公共性”较强、“文治”程度较高的政权中，侍从、侍卫体制的职能就比较单纯，只是侍从、侍卫而已，其扩展性的功能就会淡化，或被“公共化”，即由侍从、侍卫发展为正式职官。异族政权之下，侍从侍卫制度就可能具有特殊地位。
【注释】
(1)福申云：“《通典》以从品官始于宇文。按《汉志》有二千石、比二千石之文，所云比者，即从品之义。”《俚俗集》卷十六《官称·从品官》，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465页。
(2)《汉书》卷九《元帝纪》颜师古注：“从官，亲近天子常侍从者皆是也。”
(3)当然，“宦皇帝者”的管理者，即其长官，是有秩级的。例如中大夫不见于《秩律》，说明中大夫无秩级，但其长官“中大夫令”有秩级，为二千石时；郎官也不见于《秩律》，说明郎官无秩级，但其长官“郎中令”有秩级，为二千石，谒者不见于《秩律》，说明谒者无秩级，但其长官“谒者令”，乃六百石官。
(4)商朝的内廷官，可参看王宇信、杨升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2卷先秦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页以下；周朝的内廷官，可参同书第334页以下。
(5)《国语·晋语四》韦昭注：“十一族，晋之旧姓，近官，朝廷者。诸姬，同姓；中官，内官。远官，县鄙。”第373页。
(6)邬国义等：《国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页。
(7)杨伯峻先生释云：“内官，左右亲近之臣。序，依次序也。白昼则有左右二广轮流驾车一位备战，入夜则有亲近之臣依次值班以为保卫。”《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732页。竹添光鸿所释更精：“内官，若中射、郎尹之属。见《韩非》、《淮南》书。序当其夜，若后世宿直递持更也。”《左氏会笺》上册，冨山房昭和五十三年版，宣公十二年第13页。其说是。“内官”就是中射、郎尹的下属。
(8)《周礼·天官·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职事。”
(9)《礼记·燕义》：“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职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与其教治，别其等，正其位。国有大事，则率国子而致于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则授之以车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军法治之，司马弗正。凡国之政事，国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学道，春合诸学，秋合诸射，以考其艺而进退之。”《周礼》“诸子”之职，与之相近，详后。
(10)李家浩：《战国时代的“冢”字》，《语言学论丛》第7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李学勤：《马王堆帛书〈刑德〉中的军吏》，《简帛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页。
(11)对“乃宦卿之适而为之田，以为公族”，杨伯峻释云：“宦，仕也，授卿之嫡子以官职。”见其《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65页。此说过于粗疏。竹添光鸿把“宦卿之适”等都释为卫士，显然就精细得多了：“公族、余子、公行，盖后世卫士之属，其员必众。初以公族为之，其将领之者曰公族大夫。今既无公族，故以卿之嫡易之。为之田，一位公族，但与之田，以列仕籍而已，未以为大夫也。”见其《左氏会笺上》，冨山房昭和五十三年版，宣公二年第16页。
(12)《国语》，第636页。
(13)高振铎、刘乾先：《国语选译》，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272页。
(14)邬国义等：《国语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94页。
(15)《战国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69页。
(16)顾炎武以“黑衣”为侍卫之服：“白衣但官府之役耳，若侍卫则不然。《史记·赵世家》：‘愿得补黑衣之缺，以卫王宫。’”《日知录集释》，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862页。又惠士奇云：“战国时卫王宫，皆卿大夫之庶子”；俞正燮云：“《赵策》所云补黑衣之队，卫士无爵而有员额者”；诸祖耿云：“左师盖为少子求为郎，黑衣即侍卫之服。”见其《战国策集注会考》，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6页。又缪文远释“黑衣”为“侍卫之服”，见其《战国策新校注》，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771页；何建章释为“宫廷卫士穿的衣服”，见其《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803页；王守谦等释为“当时赵国王宫卫士的制服”，见其《战国策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55页；张清常、王延栋先生亦释“黑衣之数”为“卫士”，见其《战国策笺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49页。按，汉代的“卫士”来自各郡，是平民之服役者，与郎官不同。诸祖耿释“黑衣之数”为郎官，最确。
(17)《战国策·燕策三》。
(18)如《战国策·赵策四》：“春平侯者，赵王之所甚爱也，而郎中甚妒之，故相与谋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同书《韩策三》：“今臣处郎中，能无议君于王，而不能令人毋议臣于君。愿君察之也。”《韩非子》一书多次提到郎中，并指出了郎中操纵权势的情况。如《有度》：“远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辞；势在郎中，不敢蔽善饰非”；又《孤愤》：“郎中不因则不得近主，故左右为之匿”；又《三守》：“国无臣者，岂郎中虚而朝臣少哉？”又《外储说左上》：齐桓公称“恶紫之臭”，“于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国中莫衣紫，三日境内莫衣紫也”；《外储说右上》：“于是日也郎中尽知之，于是月也境内尽知之”；“文公曰：吾民之有丧资者，寡人亲使郎中视事”；《说疑》：“然使郎中日闻道于郎门之外，以至于境内日见法，又非其难者也”；“称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禅其主、以集精微，乱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类者也”；《八经》：“县令约其辟吏，郎中约其左右”。
(19)《商君书·垦令》：“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舍，令有甬官食饩。”高亨先生解释说：“朝廷对于贵族大家无职业的子弟，平均地给以徭役，按照名册役使他们，提高解除徭役的条件，设立管理徭役的官吏，供给当役者的粮食。”《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页。
(20)黄怀信先生释“余子”为“庶子”。见其《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39、41页。相关诸家注解，参看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所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79、82、86页。
(21)庄新兴编：《战国鉩印分域编》，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247页，编号1391、1392；第256页，编号1443；或来一石编：《古印集萃》战国卷，荣宝斋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22)裘锡圭：《啬夫初探》，收入《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451页。
(23)《庄子·秋水》：“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余子之学行于邯郸与？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归耳。”这个“余子”，司马彪释为“未应丁夫”，成玄英释为“少年”，参看王先谦《庄子集解》所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47页。郭庆藩释为“民之子弟”，见其《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603页。孙继民、郝良真先生认为是庶子之官，见其《先秦两汉赵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24)“不朽而自私的基因”出威尔逊：《新的综合：社会生物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以下。
(25)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鲁迅辑录古籍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册第37-38页；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18页。
(26)裘锡圭：《战国时代社会性质试探》，收入《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389页以下；或《社会科学战线》编辑部编：《中国古史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以下；或复旦大学历史系编：《切问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页以下。
(27)吴荣曾：《对春秋战国家长制奴隶制残余的考察》，《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收入《先秦两汉史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5、77页。
(28)裘锡圭：《说“宦皇帝”》，《文史》第6辑，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4页；收入《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152页。
(29)《国语》，第635、644页。
(30)俞樾：《茶香室经说》卷十四《左传上》，《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77册第580页。
(31)《礼记·曲礼下》：“问士之子：长，曰能典谒矣；幼，曰未能典谒也。”孔颖达疏：“士贱无臣，但以子自典告也。”《十三经注疏》，第1268页上栏。
(32)江陵凤凰山有执戟谒者木俑，简文有“大奴息谒”、“大奴美谒”字样。参看金立：《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竹简试释》，《文物》1976年第6期，第70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整理小组：《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6年第10期，第32-33页。
(33)如《左传》昭公元年：“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这里“内官”指的就是能生孩子的嫔妃。杜预注：“内官，嫔御。”《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97页。杨伯峻先生云：“内官谓国君之姬妾。”《春秋左传注》，第1220页。《国语·周语中》：“内官不过九御，外官不过九品。”“九御”就是嫔妃，“九品”即朝廷上的卿大夫。韦昭注：“九御，九嫔也”；“九品，九卿。《周礼》：‘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国语》，第54页。按《周礼》之书按“六官”体制叙官，“六官”即“六卿”。依郑玄说，三孤加六卿为九卿。参看董增龄：《国语正义》，巴蜀书社1985年版，第154-155页。君王的嫔妃与女官明确区分开来，始于北魏孝文帝。孝文帝“改定内官”，置“女职”以典内事，官品二品至五品（参看《北史》卷十三《后妃传序》），由此嫔妃就不算“内官”了。
(34)这句话的背景如下：管仲遇盗，从盗里选了两个人做家臣，后来又把二人推荐给齐桓公做了“公臣”。管仲死时，齐桓公命二人为管仲服丧，由此就形成了一个制度：虽是“公臣”，但若曾“宦于大夫”，则仍需为故主服丧。可见“宦”是私属，与“公臣”有别。
(35)侯外庐先生论汉代私学：“这种师弟关系的密切，与经学家法的笃守，乃是封建制度在中国特有的一种知识基尔特所表现出来的现象。”见其《中国思想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4页。
(36)《礼记·曲礼》：“宦学事师，非礼不亲。”郑玄注云：“学或为御。”《十三经注疏》，第1231页中栏。“宦学事师”，别本也做“宦御事师”。我们认为，“宦”是照料老师起居，“御”是给老师驾车。依礼如此这般地奉侍老师，师生关系就亲密起来了，即“非礼不亲”。章太炎云：“宦于大夫，谓之宦御事师。”见其《检论·订孔》，收入《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3页。章先生这个说法，似不可信。“宦于大夫”怎么能称“事师”呢，大夫是大夫，师是师；以大夫为师，史无其据。家臣与“大夫”之间的关系，也不能拿“亲”来描述，“亲”只发生在师生之间。郑玄注“宦学”云：“宦，仕也。”因“仕”有“事人”的意思，郑玄的解释倒也不能算错。《战国策·楚策四》：“君先仕臣为郎中。”这里的“仕”，严格说其实是“宦”。但若不知“宦”、“仕”之别，简单地释“宦”为“仕”，有可能造成误解，把“宦”理解为做官或学习做官。像熊安生注《礼记·曲礼》云：“宦谓学仕之事，学谓习学六艺。”（孔颖达疏引）王梦鸥先生据此而解释《曲礼》：“宦，练习行政事务；学，研究书本知识。”见其《礼记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上册第4页。可我觉得，以“学仕”或“行政”释“宦”，跟“事师”二字是矛盾的。老师又不是官儿，读书又不是治国；原文又只说“事师”，没说“事君”。“宦御”二字，本来就是先秦秦汉的成语。《淮南子·修务》：“官御不厉，心意不精”；《论衡·命禄》：“故官御同才，其贵殊命。”这两处“官御”，吴承仕、黄晖、刘盼遂等都认为是“宦御”之讹。参看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1页；刘盼遂：《论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页；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7页。其说甚是。
(37)例如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词”中就有这样的话：“吾将尊敬授业之师如同父母，祸福与共。视其子代如同兄弟……”波特：《剑桥医学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医师的学生要拿老师当父母，拿老师的孩子当兄弟。可见历史早期师徒如父子一点，中外有类似之处。
(38)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32页以下；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8页以下。
(39)欧洲中世纪的骑士教育，包括这样一个阶段：把儿子送进贵主（或著名牧师）的宫馆之中，以修得骑士教养。贵主一般是父亲的主人，即上级封主。在这时候，这位少年就成为一名“侍者”和“随从”，而列于下级家人之列了，直到他21岁被授予骑士爵号为止。这种制度，也与君主取其臣仆之子为“质押”的做法，存在着渊源关系。参看格莱夫斯：《中世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95-98页；R.F.Butts：《西洋教育史》，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262-263页；王天一、夏之莲等：《外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1-82页；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以下；李淑华：《外国教育简史》，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48-49页；阎照祥：《英国贵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以下；倪世光：《西欧中世纪骑士的生活》，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以下；倪世光：《中世纪骑士制度探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90页以下。
(40)参看赵立行、于伟：《中世纪西欧骑士的典雅爱情》，《世界历史》2001年第4期；朱伟奇：《中世纪骑士精神》，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页以下。
(41)《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
(42)参看徐珂：《清稗类钞·称谓类·奴才》，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册第2171-2172页；陈垣：《释奴才》，收入《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3页以下。按，满语中的“臣”（amban）本为“大人”之意，指村中重要之人，参看江桥：《满文“君”、“臣”、“人”类词汇初释》，收入朱诚如主编：《庆贺王锺翰教授九十华诞：清史论集》，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527页。华夏早期的“臣”本来也是“臣妾”之“臣”，与奴才相当，后来逐渐变尊贵了；满语或清朝的“臣”与华夏王朝后来的“臣”相当，而与“奴才”一词的色彩相当不同。又，欧洲中世纪的“封臣”（vassal）一词，最初指地位低下的男仆，后来作为主人的武装随从，成了一个尊贵的称呼了，“一个从奴隶制底层社会产生的名词竟逐步上升到一个荣耀的地位。”参看布洛克：《封建社会》，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238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上册第245-246页。
(43)参看杨宽：《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收入《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97页；朱启新：《从铜器铭文看西周教育》，《教育研究》1984年第3期；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1页以下。
(44)刘师培：《论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国》，收入《刘师培辛亥前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57页以下。
(45)参看邱明正、于文杰：《中国文化通志·教化与礼仪·美育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以下；郭齐家：《中国古代学校》，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8页以下；俞启定、施克灿：《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1卷，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页以下；黄仁贤：《中国教育管理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以下。
(46)布洛克：《封建社会》，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5年版，第431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下册第489页。当然，骑士们在13世纪也开始学习文学与礼仪，绅士化了。参看朱孝远：《中世纪欧洲贵族》，广东人民出版社、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第90-93页。
(47)王天一、夏之莲等：《外国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上册第26-27页；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页以下；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册第148页以下；李淑华：《外国教育简史》，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
(48)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213页。正如柏拉图所说：“教育对每个母亲的儿子都是强制性的。”《柏拉图全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卷第562页。
(49)《礼记·燕义》：“庶子官职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与其教治，别其等，正其位。”庶子所掌“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之“卒”，应即《周礼·诸子》“掌国子之倅”之“倅”。《逸周书·籴匡解》“余子倅运”句，黄怀信先生释“倅”为“副”。见其《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页。所据当为孔晁、朱右曾说，参看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所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似非。“余子倅运”，即编制起来而承担运役。
(50)西嶋定生的文章题为《中国古代帝国形成的一考察：汉高祖及其功臣》，见《历史学研究》第141号，1949年。参看其《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特质的问题所在》一文，收入《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2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8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