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远航西洋有赖于中国海外地理知识的增加。元代是中国历史版图空前辽阔的时期。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发动的军事远征极大地扩大了当时中国人的视野。
（一）回回人入华
从宋代起已有大批回回番商移居中国沿海。南宋时我国东南地区最著名的番商是福建的蒲氏。据元《忏悔史》和明《闽书》记载，蒲氏是回回人，其先世自西域经南洋迁居广州，后又落籍于泉州。蒲氏家族专长于航海贸易，历受统治者重视，负责海外交往。南宋理宗绍定年间（1228—1233），蒲氏家族的蒲宗闵曾数次出使宗外。理宗端平三年（1236），蒲宗闵又奉使用占城。淳祐七年（1247），再奉命使渤泥（今文莱），卒于其地。其墓志至今尚存于文莱，被德国汉学家傅吾康发现。蒲宗闵之子蒲应后来曾出使渤泥，其另一子蒲甲任“占城之转运使”，与“大食、波斯、狮子之邦蛮人嘉谐”。元军攻陷临安后，蒲氏后人蒲寿庚所控制的海军力量向元军倒戈，加速了南宋小朝廷的灭亡。元代蒲氏家族在泉州仍然很有势力。据周密的《癸辛杂识》记载，“泉南有巨贾佛连（Burhan），蒲氏之婿也。其家甚富，凡发海舶八十艘，死后真珠达一百三十石。”
成吉思汗在击败金朝占领华北大部之后，于13世纪20年代发动了征西之役，蒙古骑兵的铁蹄横扫中亚、西北印度、波斯北部与高加索山、里海以北的伏尔加河、乌拉尔河草原。这些地区降服后，其男丁中许多人被编入军队随蒙军出征，这种军队被称为回回军。其官僚、知识分子、科学家、神职人员、工匠也为蒙古人所用。西征之后，成吉思汗回师，大批回回军与回回人随蒙古军来到汉地，在中原与江南定居下来，形成回族的先民。
回回人的入华带来了西域的天文、地理、历算、医学与工程技术新知。回回人的海外地理知识也随之入华。
（二）回回图子与剌那麻
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创造的蒙元帝国辽阔的疆域，极大地拓宽了中国人的地理视界。按元人自己的说法就是“皇元混一声教，无远弗届。区宇之广，旷古未闻”，“中国之往复商贩于殊诞异域之中者，如东西州焉”。（注：汪大渊：《岛夷志.后序》，《〈岛夷志略〉校释》，第385页。）地跨欧亚的大帝国建立后，绘制帝国疆域全图的工作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
欲完成此项工作的必要条件是收集当时的中外图籍。宋元时代，汉地与穆斯林世界分别是制图术最为发达的地区，所以汉地舆图与回回图籍是元政府收集的重点。阿拉伯人在8世纪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疆域空前的大帝国。阿巴斯王朝时代，回回地理学得到极大的发展，地理著作层出不穷，所记西尽大西洋东岸，东达日本，南越赤道。回回人所积累的地理资料，是人类宝贵的科学财富。这些知识虽然在宋时已经回回舟师之手万里迢迢传到中国，但尚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只是到了元代，回回地理图籍的内容才大量被介绍到中华。
前人图籍汇拢后，还要对各种地图的方位、比例、地名加以鉴别，然后在拼合的基础之上重绘。至元二十二年（1285），元政府“乃命大集万方图而一之，以表皇元疆理无外之大”。这就是说，元政府组织学者，汇集天下“万方”的图册，编成一部元帝国疆域图，以显示元朝旷古未有之版图。
受命负责绘制元帝国全图的是在秘书监任职是不花剌（Bukhara）回回人、当时著名的回回天文、地理学家札马剌丁（Jamal al-Din）。他的母语是波斯语，不识汉文，所以元政府专门为他配备了翻译人员。（注：王士点：《元秘书监志》，高荣盛点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8页。）在此之前负责为兵部收集地图的职能部门是中书省。但中书省收集得并不完全。此外，蒙古帝国建立后，行政区划与前朝发生不少变化。秘书监接管此事后，下令各地官府呈上当地的舆图。为此，札马剌丁专门向元世祖忽必烈奏报，要求收集各朝地图的地理论著，还要求各路呈送有关当地行政区划、“野地、山林、里道、立堠”的图籍资料。在元朝本土，征集各地舆图的工作一开始进行得很缓慢。元政府一再通知各地方当局重视此事，迅速呈报。
札马剌丁计划在《至元大一统志》这部书中，绘制一幅元朝全图，包括元朝皇帝的直辖地（即元朝本土）、察合台汗国、伊利汗国和钦察汗国在内的地图。因此，元政府在向各地催要图籍时，还特别强调“边远国土”的主管当局，应尽早将所在地的资料送来。
在收集了资料之后，札马剌丁向元世祖奏报：“在先汉儿田地些小有来，那地里的文字册子四五十册有来。如今日头来处，日头没处，都是咱每的。有的图子也者，那远的他每怎生般理会的？回回图子我根底有，都总做一个图子呵。”这就是说，札马剌丁和他的同僚们汇集了汉文地图四五十种，此外还有边远地区的回回图子，即西域穆斯林地图。值得注意的是，札马剌丁收集的回回地图中包括了回回海图。当时从事海外贸易的回回多聚居在福建沿海。秘书监专门向福建行省行文，要求福建当局向泛海行船的回回人调查，看是否有人识“海道回回文剌那麻”。“剌那麻”即波斯语rah-nama的音译，意为“行路指南”（注：陈得芝：《元代海外交通与明初郑和下西洋》，载《郑和下西洋论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99页。），即地理志一类的图籍。秘书监要求福建当局将调查的情况向中书省呈报。
他要求把汉地的图与回回舆图拼接起来，绘制出一幅从“日出处”，即太平洋之滨，到“日没处”，即西域的大地图。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得到了忽必烈的批准。汉族传统上相信天圆地方，而回回人则接受了古希腊的大地球形说；汉族人采用方格法画图，而回回人则使用圆形地图。要想把两种地图纳入同一个体系，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
郑和本人和他的船队中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是回回人，他们的祖先来自遥远的西域。有不少人在入居汉地后，还经常往来于东西之间，或奉使，或经商，或朝圣。在他们的旅途中，回回图子必定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即便是郑和的船队中，想必也携有“海道回回文剌那麻”一类的海图。
（三）《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宇历代国都之图》
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藏有一幅明初绘制的绢绘本巨型世界地图（含欧亚非三大陆），题为《大明混一图》，长3.47米，宽4.53米，学者考定其绘制时间为洪武二十二年（1389）。其地理覆盖范围包括全部旧大陆，即亚、欧、非三大陆，具体来说东起日本，北达西伯利亚，西抵大西洋，南至非洲南部的好望角。
1640年满清入关后，此图落入清政府手中。在清代有人将此图上所有汉文地名转写为满文，写成小纸条，贴在汉文地名之上。从图中域外地名的汉文译音看，遵循的是元代音译的规律。因此，多数学者认为其原图是一幅元代世界地图，或取材于元代材料。
此图很早就流传到朝鲜与日本。传入朝鲜的最初称为《明国图》。1404年朝鲜学者权近与李荟以《明国图》为基础，绘成《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其基本形制同于上述《大明混一图》，只是朝鲜部分更为详细，今藏韩国汉城的奎璋阁。1599年日本侵略朝鲜时，从朝鲜宫中掠取了《明国图》。而权近与李荟模绘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也通过种种渠道传入日本。因为《明国图》（即《大明混一图》）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海外地理知识，故而此后在日本迭有人模绘。因此在日本宫内厅、京都龙谷大学、九州水原寺等处，都能找到《明国图》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绘本。
在《大明混一图》出现之前，世界上从未有过一幅地图正确地画出欧亚非三个旧大陆的整体形状。摩洛哥地图学家亦得里昔（al-Idrisi）1154年为西西里（Sicily，宋赵汝适在其《诸蕃志》中称为“斯加里野”）国王罗杰（Roger）画过一幅当时西方人所了解的世界之图。亦得里昔的地图的地理范围也覆盖欧亚非三大陆，在地理方位中继续古希腊地图的传统，南北与今天的地图相反。其最明显的特点是，非洲的南端向东拐去，印度洋被包围在非洲与东亚大陆之间，如同地中海被包围在欧洲与非洲两大陆之间一样。这种对非洲大陆认识的错误，在欧洲人与伊斯兰世界延续了上千年之久，从古希腊时代直至文艺复兴以后，至15世纪葡萄牙人开始大航海以后才得以纠正。
《大明混一图》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正确地绘出了非洲大陆的形状，表明元代世界地理知识是世界上最先进的。这也是郑和远航的最重要的地理知识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