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陆标作为导航的主要依据是最原始的导航法，也是中国舟师的主要导航法之一。即便其他更先进的导航法出现之后，这种陆标导航海也为中国舟师沿用了很长时间。
（一）陆标导航
在海图出现以前，水手们在海上判断航向的主要方法是地文导航术和天文导航术。所谓地文导航术即航舶不远离大陆或沿海岛屿海岸线。舟师以所见地理标识确定船舶所在方位。南宋人周去非曾描述过当时水手辨识地理的情景：“舟师以海上隐隐有山，辨诸蕃国皆在空端。若曰往某国，顺风几日望某山，舟当转行某方。或遇急风，虽未足日，已见某山，亦当改方。”（注：周去非：《岭外代答》、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第217页。）
这就是说，舟师在运用地文导航术时，基本上以沿海岛屿或陆地上高耸的山峰为标志。当海上隐隐有山时，便努力辨认，以图确定是什么地方。当商舶计划前往某国时，舟师对航线所经各地的时刻，对船舶何时应转变航向已经大体有数。顺风行船当风速高时，船行速度快，按预定时辰推算，虽然尚不应转向，但只要已见预定的地理坐标，水手也果断转舵。如错过陆标，丧失转向时机，则称为“舟行太过”，船舶会陷入险境，“无方可返，飘至浅处而遇暗石，则当瓦解矣。”（注：周去非：《岭外代答》，杨武泉校注：《岭外代答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第217页。）
（二）海图
现存最形象地表现中国地文导航法的资料是《郑和航海图》。但在此之前中国已经应当有海图存在。《新唐书·地理志》载有广州通海夷道里，详述唐时海舶由广州出航前往大食之途，为《旧唐书·地理志》所无，当由贾耽《皇华四达记》中录出。“通海夷道里”虽然逐站述明了从华南到大食的海途，但尚不能算海图。我们虽未发现最初的海图，但南宋人周去非所述中国舟师们在海中辨识地理的情况，形象地说明了中国古代水手们在世世代代的航海生涯中，积累了无数的实践经验。
这种经验最初是在航海的旅程中，在现场以口口相传的办法师徒相授的。在漫长的航线上，沿途各地地理标志物特征各异，转变航向的方向也各异，稍一不慎，辨识有误，或航向有偏，就可能造成舟毁人亡的惨剧。因此稍识文字的舟人都会以纸笔记下航线和沿途标志物及应转的航向，以利下一次航行。航路指南及海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中国的海图至少在宋代已经出现了。海图的出现可谓海外地理学的一大进步。北宋咸平六年（1003），广州地方官曾向朝廷进呈《海外诸蕃图》（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4。），宣和五年（1123），徐兢奉使高丽时，曾在“神舟所经岛洲苫屿而为之图”。（注：《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诸蕃志》的作者赵汝适在自序中提到：“暇日阅《诸蕃图》，有所谓‘石床’、‘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注：冯承钧：《〈诸蕃志〉校注》，第5页。）这里的“所谓‘石床’、‘长沙’之险”，即指南海诸岛。可见这种“诸蕃图”应当就是海图。可惜的是这些早期的海图早已亡佚，其原貌已不得而知。
（三）周公之法
在西方现代导航海传入之前，中国舟师一直沿用古来的导海法。这种导航法因为历史久远，后来的舟师已经不能言明其来源，只将之归于周公。除了《郑和航海图》一类官藏海图之外，明清时期的舟师海商还有一些世代流传的航海通书。清《台海使槎录上》提到，“舟子各洋皆有秘本，名曰洋更”。现存明代各种文献中提到过不少这类书薄，如《日本一鉴》和《桴海图经》提到的《针谱》、《渡海方程》、《海道经书》、《四海指南》、《航海秘诀》、《航海全书》等，《指南正法》提到的《罗经针薄》，《东西洋考》提到的《航海针经》，《西洋朝贡典录》提到的《针位篇》等。这些多为舟师世代相传的秘本，很少见于著录（注：向达：《两种海道针经序言》，无名氏著、向达校注：《两种海道针经》，中华书局，1982年，第3页。），具有极高的价值。正因为有了这些在民间流传的舟子秘籍，中国的航海业才世世有替。
现存最重要的中国私家舟师往来于东南亚及北印度洋的航海秘籍，是藏于英国牛津大学波德林图书馆的两部手抄海道针经《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这两部书虽然都出自私家舟师之手，是普通航海者自己的记录，毫无夸张之处，但却客观反映了明代至清中期中国海舶的船主从他们的前辈那里继承的前往东南亚和北印度洋时使用地文导航法的实际状况，为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顺风相送》应成书于明中期以后。作者在前言中说，他的著作本于周公的《指南之法》。《指南之法》大约是一部假托周公之名的航海针路书，至明中叶尚存。《顺风相送》的作者说它“能自古今，流行久远”，其“中有山形水势”，但传抄描绘有误，又迭经增减，足见这部《指南之法》由来已久，在出洋的海商与舟子中代代流传。他们在航海中或归来后，曾对照过它，所以才会发现“传抄描绘有误”，并在验证时不断有人根据自己的经验与见闻有所增补。《顺风相送》的作者还说，他将“南京直隶至太仓并夷邦巫里洋等处更数、针路、山形水势、澳屿浅深攒写于后”，还提到“宝舟”、“永乐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国”等语，足见《顺风相送》在编写时还参照了《郑和航海图》。
《顺风相送》的作者在评价《指南之法》的作用时说它是一部航海者的必备针薄，“行路难者有径可寻，有人可问。若行船难者，则海水连接于天，虽有山屿，莫能识认。其正路全凭周公之法，罗经针薄为准”。这里“虽有山屿，莫能识认”一句清楚地说明了传统的地文导航海的局限，若不假以“罗经针薄”，远航的风险是很大的。《顺风相送》的作者在“各处州府山形水势深浅、泥沙地、礁石之图”一节中在描述“外罗山”（注：在越南新州港外，入新州港以此为望山。今地无考。见《两种海道针经》，第219页。）时，提到这里“远看成三个门，近看东高西抵。北有椰子塘，西有老古石。行船近西过，四十五托水。往回可近西，东恐犯石栏”。（注：同上书，第33页。）这说明，即便在磁罗盘广为应用以后，当海舶驶近目的港时，舟人仍努力依靠陆标辨识。
按向达先生的研究，《指南正法》成书于清康熙末年。此书的序言如同《顺风相送》，提到周公的《指南之法》，并有一节题为“大明唐山并东西二洋山屿水势”，说明书中许多资料至少可以上溯至明代中期。此节在描述“外罗山”时，提到“东高西抵，内有椰子塘，近山有老古。打水四十五托”。对比《顺风相送》的相应记载，可知两者当有共同的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