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食航海
罗马帝国和波斯萨珊王朝灭亡后，代之而起的是大食帝国。罗马帝国时代开辟的红海—印度洋航路后来为阿拉伯人所继承。629年穆罕默德统一阿拉伯半岛之后，他的继承者创立了大食帝国，地跨欧亚非三大洲，这一有利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航海活动的中心。穆罕默德本人早先曾多次参加过商旅，对中国有所了解。他曾训示自己的信徒说：“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也应去求寻。”据汉文史料记载，自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大食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首次正式遣使入唐起，至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的近一个半世纪中，大食向中国遣使达39次。阿拉伯帝国的地理学极为发达。正像汉文文献记载了从中国东南沿海前往西方的航路一样，存留至今的大食文献也详细记载了大食航海家从大食前往东方的路线。
伊本·忽尔答兹贝（Ibn Khrudadhbah）是大食最早的地理学家，他生于820年或825年，约卒于911年。他的著作《道里与诸国志》写于约846—847年。唐代贾耽的“广州通海夷道”描述了从广州通往波斯湾巴士拉的航线，而伊本·忽尔答兹贝则记载了反方向的航线——从波斯湾的巴士拉通往中国的航线，其详细程度可与贾耽的记载相媲美。《道里与诸国志》把前往中国的航路分为3段：
第一段，从末罗（今伊拉克巴士拉Basra）到细兰（今锡兰）：末罗至忽鲁谟斯（今霍尔木兹海峡中之霍尔木兹岛），法尔斯沿海至提（风日，Daibul）共8日程，由此至弥兰河（按即新头河，今印度河）河口为2程。再航行17日至没来（Mulay），行2日至副临（注：Bullin，应即贾耽所提到的“南天竺国大岸”。），再行1日至细兰。
第二段，从副临向东航行10至15日，横渡孟加拉湾到达郎婆露斯（Langabalus，今尼科巴群岛）。复东行6日，至箇罗（Kalah，今泰国所属马来半岛之吉打）。由此行至婆露师（Balus，今印尼苏门答腊岛北部西海岸大鹿洞附近），再经马六甲海峡（Salahit）至诃陵（Harang）。
第三段，从苏门答腊岛北部不远处的Mayd，航向潮满岛（Tiyuma，今马来西亚彭亨州东南）。由此岛至吉蔑（Qimar）行5日，复行3日到占婆（Sanf）。再航行一段便到中国。伊本·忽尔答兹贝甚至提到位于朝鲜半岛的新罗（Sila），说那里盛产黄金。（注：华涛：《伊本·忽尔答兹贝关于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记载及其在阿拉伯—伊斯兰地理文献中的地位》，载《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第131—135页。）
唐末到过中国的阿拉伯人苏莱曼除了叙述从波斯湾到东南亚的航程到外，还介绍了从今阿曼的马斯喀特（Muscat）到中国的航路。他说，从马斯喀特到故临—没来，顺风行约1个月，由此到箇罗，再行10余日至潮满岛，复航行10余日至奔陀浪（Panduranga，占城南部）。由此行10余日到占婆，经涨海到广州。（注：索瓦杰：《苏莱曼游记》，见穆根来等汉译本：《中国印度见闻录》，第8—9页。）
751年唐朝与大食在中亚的怛罗斯发生冲突，唐军战败。大食人将俘获的大批唐朝随军文武人员押往后方，杜佑族子杜环也在其中。杜环在大食各地留居12年后，于宝应初年乘商船回到广州。杜佑所搭乘的，也应当是大食海舶。
（二）广州通海夷道
1.南海航线网络
隋统一以后，中国的国力越来越强。大业初年（605—606），隋炀帝派兵平定交州，隋水师沿印度支那半岛东岸南下，航达林邑，击破林邑王梵志的象军，使东南亚地区与隋的关系密切起来。据《隋书·南蛮传》记载，大业三年（607年）冬十月，隋使臣常峻等人奉命从南海郡（今广州）乘北风出使赤土国。常峻的船队经两昼夜的航行，过焦山石（今越南占婆岛），暂泊于其东南的陵伽钵拔多洲（今越南归仁以北的燕子岬），复南行至师子石（今越南昆仑岛附近），再西行，接近马来半岛沿岸之狼牙须（Langkasuka，今泰国南部北大年一带），再南航抵赤土国。赤土国王派出30艘小船前来迎接，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常峻回国时，赤土国国王遣其王子随行入贡。
唐代前往印度取道海路的人越来越多。据义净记载，他所知道到的赴西天求法的僧人，连他在内共有56名，其中有34名是从海路去的。书中所附之《重归南海传》还提到了另外4位从海道赴西天的僧人。海路赴印度的航线很多，起点也不尽一致。这些中国僧人有的从广州启程，有的从交州开航，更有的从占婆动身。途中停靠的港口各不相同，有的经位于今印尼的佛逝和诃陵，有的经今马来半岛。南亚境内也有为数众多的中转港，或在狮子国、或在南印度、或在东印度、或在西印度。
以义净为例，他于咸亨二年（671）离开广州光孝寺，随波斯舶出海南行，经约20余日，到达室利佛逝（Srivijaya），即今印尼苏门答腊之巨港，在当地停留约半年。次年复乘当地国王的船舶，向西航行15日，到达末罗瑜国（Malayu），即马来半岛的南端，于此再停留约2个月，换乘其他船北上航行15日，抵羯茶国，即今泰国所属马来半岛之吉打（Kedah）。同年十二月，由此经安达曼海，越孟加拉湾，航向东印度。（注：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王邦维校注本，第152—153页。）
2.贾耽与《皇华四达记》
贾耽（729—805），字敦诗，沧州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人，曾任鸿胪卿（职掌接待外国使臣的官员），检校司空（专管校勘书籍，纠正讹误的宰相）等职。是唐代中后期著名地理学家和地图制图学家。他以裴秀制图六体说撰成《海内华夷图》、《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陇右山南图》、《贞元十道录》、《皇华四达记》及《吐番黄河录》等。他在55岁时组织画工绘制《海内华夷图》，全图幅面约10平方丈，耗时17年，完成了这个巨幅唐代中国全图，是继裴秀之后又一伟大的地图作品，在中国和世界制图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其具两大特点：一是注重外国部分的编绘，二是注重历史地理的考证，古今地名分色绘制。可惜此图已失传，但它的缩印本在南宋刻石为《华夷图》。
贾耽在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当了13年的宰相。因职务关系，负责接待各国来华使者，有机会调查使节下番和来华的路线。《古今郡国道县四夷述》40卷和《皇华四达记》10卷这两部书的资料即来源于此，可惜现已失传。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地理志》时，摘录他的《皇华四达记》，其中的“广州通海夷道”的主要内容因之得以保存至今。
《广州通海夷道》，详述了下番船舶由广州出航后前往西域之途，为《旧唐书·地理志》所无。它是一份有关西太平洋—印度洋海上东西交通的详细的说明资料。提到从广州前往大食的航海路线是：
从广州出航后先东南行驶出珠江口，转向西南方经数日绕过海南岛东岸，再西南行贴近越南沿海，至占不劳山（今越南岘港以东之占婆岛），南行经陵山（今越南归仁以北的燕子岬）、门毒（归仁），然后西南行经奔陀浪（今越南藩朗），军突弄山（今越南昆仑岛），航行5日越暹罗湾至海峡（今马六甲海峡）。沿海峡西北行，出峡后经婆国伽兰洲（今印度之尼科巴群岛），向西驶过孟加拉湾，抵达狮子国。由此往大食有两条道：
一道沿印度西海岸北上，经至弥兰大河（今印度河）河口，复西北行入波斯湾，至弗利剌河（幼发拉底河）河口。
另一道从狮子国沿西北向横渡阿拉伯海至三蓝（今也门之亚丁），由此沿阿拉伯半岛南岸东北行，绕阿拉伯半岛东北角达波斯湾口之没巽（今阿曼东北之苏哈尔），驶入波斯湾，沿波斯湾东岸而行，至弗利剌河河口与第一道相汇合。（注：《新唐书·地理志七》。）
这一段航程中，从狮子国启航时的目的港“三蓝”最为引人注目。关于其今地，研究中国航海史的专家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日本学者前岛信次考出今也门亚丁（Adin）的古名为Saram，即此“三蓝”。可见贾耽记载的航路中，从狮子国启程时，并非如一般人所设想的沿印度次大陆西海岸北上，再沿阿拉伯海北岸西行，进入波斯湾，而是径直从斯里兰卡直航红海海口，这是特别值得注意之处，这证明在这个时代中国海船的远洋直航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早在魏晋时代法显归国时，所乘海船就有从狮子国横穿孟加拉湾，直航今印尼苏门答腊岛的记录，隋代常峻出使赤土国时，也曾从越南南端的昆仑岛向西横穿暹罗湾直达今马来半岛。贾耽时代中国海船不但在暹罗湾和孟加拉湾继承了前代水手的航海术，而且进一步具备了从狮子国向西横越今阿拉伯海的能力。因此可以说，在唐代西太平洋—北印度洋水域中，中国海船可以说已是无远而弗届。
3.面向海洋的国际大都会广州
贾耽所记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以广州为起点不是偶然的。唐代全国均以布帛、铜线为交换媒介，而广州因为外夷人口多，经济深受国际贸易影响故以贵金属金银为货币。外番人聚集广州日久形成自己的居住区，史称“蕃坊”，其地点在今广州火车站向南数站地之处，今怀圣寺（清真寺）“光塔”所在地附近。外夷人集中的蕃坊的存在不仅见于汉文记载，也见于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著述。
居于此处的侨民多为来自波斯湾地区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从事贾贩。黑衣大食（阿巴斯王朝）阿拉伯著名学者查希兹（al-Jahiz，776—868）撰《商务的观察》（又译为《生财之道》），开列了从中国输入的货物有丝绸、瓷器、纸、墨、鞍、剑、麝香、肉桂，动物中的孔雀等等。穆斯林学者撒阿利比（al-Thaalibi，961—1038）在《珍闻谐趣之书》说：“阿拉伯人习惯把一切精美的或制作奇巧的器皿，不管原产地为何地，都称为‘中国的’。”
不仅外国商人以广州为出入中国的出入点与登陆点，中国人也是如此。法显从爪哇归国时，原先的目的港就是广州。只是因为风暴，船只偏离了航向，才在山东登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