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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最初是什么样?

天津人齐英身材瘦小,一只眼还是斜眼,却报名北洋速成学堂。体检教官看到他的样子就摇头。身高不够!齐英忙敬礼说:“学生身虽小而志如鸿鹄。”体检教官就让他通过了。检查相貌的教官看着他就嘬牙花子。军校要求学生相貌端正,齐英明显不行!齐英又敬礼说:“学生眼虽斜而能识远。”就这样,齐英成了该学堂炮兵科二期学员,毕业后更名为齐燮元,日后成了直系大军阀和汪伪大汉奸。

武卫右军执法营务处小军官王英楷的妻子患疯癫,请人说合娶一个二房。山东济南有个穷苦无依的母亲愿意把女儿送来做小,但条件是王英楷要供养自己及独子生活。王英楷官卑家贫,养一大家子人很困难,就在小舅子十七岁时把他送到保定常备军当兵。这个小舅子就是直系后期的主要军阀孙传芳。

黎元洪的女儿黎绍芬回忆:“我父亲黎元洪和母亲吴氏从小订亲,母亲八岁就入住黎家。父亲二十二岁时和母亲结婚,不久祖父病故,家庭生活困难,全靠父亲在北洋水师学堂每月九元的学生补贴生活。母亲就缝制鞋垫出卖,贴补家用。父母二人相依为命,感情深厚。”黎元洪出身清军基层军官家庭,父亲早逝,他就读军校的目的,除了谋一份工作外,更主要的是拿学生津贴养家。

曹锟,直隶天津人,家境贫寒,兄弟姐妹很多。曹锟排行老三,从小就推着一辆车去卖布,没有什么经商头脑,常常几天经营下来赔了不少,而且别人请曹锟帮忙,曹锟总是满口应承,毫不吝惜力气地一帮到底,所以周围的人送给曹锟一个绰号:曹三傻子。据说,曹锟当年卖布,有个算命先生拉住他说:小伙子,我看你面有贵相,今后贵不可言啊!曹锟看看自己卖布的车子,又看看算命老头儿,认为老头儿故意取笑自己,挥起拳头就把他打了个脚朝天。事实证明,那个老头儿还真不是一般的江湖术士!曹三傻子浑浑噩噩地混到了二十多岁,有人说他是因为破产,又有人说他是因为有一次喝醉了酒无意得罪了一户有钱有势的人家,在家乡混不下去了,曹锟就跑到了天津小站去当了兵。

后来和曹锟并称“曹吴”的直系大军阀吴佩孚,原是山东蓬莱的一个秀才,颇为自负,参加山东乡试,还没发榜,就到电报局打听:“报过去了没有?有吴佩孚吗?”电报局职员回答:“不知道。为什么必须有吴佩孚?”吴佩孚以为必然中举,不想遭到电报局小职员的奚落,打了他两个耳光。事情闹大了,吴佩孚被学官打了二十戒尺,愤而投笔从戎。

西北军首领冯玉祥的早年经历,完全称得上“励志”。清末,保定某兵营出缺,求情送礼要当兵领饷的人踏破了门槛。管带想到部下哨官冯有茂因为伤病被裁掉了,家里很困难,有心让他的儿子补缺。可是,管带不知道冯家儿子叫什么名字,就随手在新兵名册上写了“冯御香”。冯家儿子个大体壮,很不适合这么女人味儿的名字,当兵后就改名“冯玉祥”。当年他十五岁。

参军后,父亲冯有茂伤病卧床,冯玉祥生性孝顺,既在家尽心尽意服侍父亲,又坚持在军营操练。每次去野外打靶,父亲心疼他太小,总给他几个铜板买烧饼吃。冯玉祥舍不得花,攒下来等凑够了数,买上点猪肉飞奔回家让父亲能吃上点荤。当父亲问出买肉的钱是哪来的时候,不禁老泪纵横,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军营中喊口令的士兵,工资高。为了多挣点饷银供奉父亲,冯玉祥苦练喊操,起早贪晚一年到头地高喊口号,甚至边走边喊,惹得人说他是神经病。冯玉祥终生生活简朴,发达后请客吃饭,用的都是自备的粗瓷碗粗瓷碟。

统治广西数十年的旧桂系军阀首领陆荣廷咸丰八年(1858)出生于社会底层家庭。其父不务正业,沦为小偷,被其族人拘入祠堂吊死。其母因贫病交加,不久又去世。十四五岁的陆荣廷成了小流浪汉,流落到南宁,在鸦片烟馆及赌场里向人乞讨为生。

广西龙州有一位法籍传教士,养了一头恶犬,十分凶猛,经常咬伤妇孺百姓。中国官民畏惧教士,长期隐忍不发。一日,法国教士去拜访龙州州官,把狗系在衙门大堂的柱上。陆荣廷因事走过,恶犬狺狺相向,陆荣廷一怒之下,用木棍将狗打死了。法国教士就问中国官厅要狗。地方官唯恐得罪了洋人,下令缉捕陆荣廷。陆荣廷无处容身了,不得已,落草为寇。陆荣廷知道行走江湖,全靠手艺吃饭。强盗的手艺就是枪法。陆荣廷苦练枪法,每天起床后就练射击,风雨无阻,直至临死之前拿不动枪为止。不但自己苦练不懈,还要求家人无论男女都要练射击,每周进行一次家庭射击比赛,射中靶心的奖,射不中的罚下厨三天。陆荣廷后来打枪几乎不用瞄准,全凭感觉,随手一甩,目标应声而倒。

民国军阀,除了袁世凯之外,不是出身普通家庭,就是来自底层家庭,有着悲惨的早年。这是古今军阀的共同特点。军阀往往是旧秩序的受害者,在秩序更替的混乱期凭借枪杆子跃升而起。南朝开创者刘裕父亲早逝,家境贫苦,幼年沦落到靠卖草鞋为生,还曾因为欠款被人吊起来毒打,明显是底层的受压迫者。后梁的开创者朱温也是父亲早逝,母亲不得不领着三个儿子到大户家去当佣工,也是典型的底层出身。好在他们都赶上了乱世,把握住了脱离底层向上跃升的机会。比如刘裕就投身北府兵,开始戎马生涯。朱温成人后,勇猛凶悍,二十五岁时投黄巢,加入了唐末的造反大军。

元末割据苏南的军阀张士诚的例子,也能说明问题。张士诚出生于兴化一个穷苦盐民家庭。元朝食盐由政府专卖,对盐民的剥削很重,东南沿海盐民生活无着,还不时遭到台风侵袭,海水倒灌,生活苦不堪言。为了活路,张士诚十岁就开始和胆大的同乡一起贩卖私盐,维持生计。不消说,贩卖私盐是拿生命冒险的举动。身份低微、忍气吞声、苟延残喘的张士诚和曹锟、陆荣廷等人一样,是那个时代中可有可无的蝼蚁。这几乎是一切古今军阀的“原始面貌”。而成为军阀的手段,几乎都是参军扛枪。在乱世中,枪杆子始终是最强有力的政治资源。

我们认识军阀的原始面貌,不是为了激发对他们的同情甚至认可,而是思考:他们为什么后来变成了“狰狞的恶魔”?

“几乎所有人都可能忍受逆境,但如果想测试一个人的品格,就给他权力。”这是美国总统林肯的名言。如果在权力前再加上限定词“没有监督”,那么一个快速从底层跃升而来的人就很可能迷失自我,被权力的负面因素所诱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