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1]，爵位。
爵位是用来表示权力地位的一种尊号。一个人有了爵位，就是法律意义上的贵族了。
统治者一般根据血缘亲疏或功劳大小授予臣下爵位。比如晚清道光皇帝临死前封儿子奕䜣为恭亲王，来补充没有将皇位传给他的愧疚。而“中兴名臣”曾国藩是一等毅勇侯，左宗棠是二等恪靖侯，李鸿章是一等肃毅伯。曾国藩是镇压太平天国、收复南京的大功臣；左宗棠是收复新疆的大功臣；李鸿章是慈禧太后的消防员，到处救火。他们三人是因功封的爵位。多数爵位可以世袭，曾国藩的一等侯就传给了儿子曾纪泽。
人类社会先有爵位，后有官职，两者曾长期纠缠在一起。夏商周分封时代，天子分封诸侯到各地建立诸侯国，诸侯再分封卿、大夫建立采邑进行统治。诸侯、卿、大夫就是爵位，他们有封地，一代代世袭下去。同时他们又直接管理封地内的财政、民事、军事，带有官职的性质。当时是官爵不分，爵位为本，以爵领官，有了爵位自然就有了统治权。
分封制不利于中央集权，而中国历史发展趋势是走向集权。所以到战国时，列强力行集权，争夺天下霸权，爵位制随之衰落，官职制开始兴起。诸侯们任命一些平民处理政务，只给他们发俸禄，不再“裂土”分封他们。这些人就成了没有爵位只有官职的官僚。比如“宰”和“相”两个字都是“副”的意思，最初是天子、诸侯的家臣，帮助主人处理家事。逐渐的，天子、诸侯用“宰相”在外面总揽全局，处理国事了。那些世袭的卿、大夫们则靠边站了。此时，爵与官已经分开，拥有爵位不一定有官职。之后爵位的发展趋势是：和官职的距离越来越远，授予越来越严格。虽然爵位制一直存在到清亡，但官职迅速取代爵位，成为官员获取权力和收益的主要依据。
西周确定了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来分封宗室和功臣。秦始皇嬴政创立了“皇帝”的尊号后，空出了“王”的爵位，五等爵就变为了六等。
汉代封爵只有王、侯两等，前面冠以具体的地名，比如燕王、吴王、富春侯、汶川侯等等。汉初，功臣也能封王，后来严格限定只有刘姓宗室才能封王。获封王爵的人，都有封地，可以建立封国，拥有一系列权力。王爷到封地去上任，称为“就藩”，燕王就去北京，梁王就去河南。这就类似于分封时代的诸侯国，和中央王朝摩擦不断。经过汉景帝、汉武帝两代人的大力削藩，汉朝诸王的权力大为萎缩，军事权、用人权和财权都被极大削弱，但封国得到保留。汉朝的侯爵虽然也冠以地名，但没有“就藩”一说。地名是虚的，并不需要侯爵们过问该地事务。侯爵的收益以所封的户数为准，比如“食邑八百户”的可以享受八百户人家的租税。所谓“少年意薄万户侯，白首乃作穷山囚”、“粪土当年万户侯”中的“万户侯”，就是食邑一万户以上的侯爵，是当时最高的侯爵，后世用来代称高官贵戚。
魏晋恢复为王、公、侯、伯、子、男六等爵。曹魏进一步收缩贵族的权限，对宗室骨肉的防范心极重。曹魏诸王虽然还有封国，但行动受到严格限制，不能和大臣、宗室们相互联络，就连出城打猎的范围都有严格限定。朝廷还在各个封国派遣了监国谒者，专事监视王爷们的言行。曹魏诸王，貌似尊贵，其实形同囚犯——看看魏文帝曹丕是怎么对待他弟弟、陈王曹植的就知道了。曹魏对宗室王爷束缚太多，导致宗室贵戚没有实力拱卫朝廷。西晋认为这是曹魏灭亡的重要原因，因此西晋建立后大封司马氏宗室，并且赋予宗室诸王实权，结果导致了“八王之乱”。司马氏诸王实力倒是壮大了，可是非但没有拱卫朝廷，反而热衷于骨肉相残，加速了王朝灭亡。此后的朝代吸取了西晋的教训，再也不给诸王实权了。
爵位的实权不断削弱，但虚的待遇却得到制度保障。从唐朝开始，爵位与官品挂钩，规定王爷为正一品，品级随爵位递减，到男爵降为从五品上。不过朝廷对贵族们的戒心还是很重。唐朝开始限制爵位的世袭制度，规定后代袭封祖辈的爵位，要在原爵上降一等，比如王爷的继承人只能封公爵，公爵的继承人只能封侯爵，以此类推。男爵的子孙就沦落为草民了。此举目的是抑制贵族。到宋朝，封爵更虚，爵位干脆不能世袭了——但宋朝的爵位封得比较滥，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员全部封爵，连大太监童贯都封王了。明朝虽然恢复了爵位的世袭制度，但严格控制封爵数量，规定“凡爵非社稷军功不得封，封号非特旨不得与”。明朝的贵族只能领取俸禄，没有封地，中期之后还取消了子爵和男爵。
清朝沿用了六等爵，并且丰富了皇室成员的封爵。清朝皇室爵位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不入八分[2]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十二级。公、侯、伯、子、男和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都尉、恩骑尉则是给非皇室成员的爵位。其中，伯爵及其以上爵位位列一品以上，是超品；子爵正一品；男爵正二品；轻车都尉正三品；骑都尉正四品；云骑尉正五品；恩骑尉正七品。从公爵到轻车都尉，每一级爵位又分为一二三等。清朝爵位也递减世袭，过一代人降一等爵位。此外，清朝还有“世袭罔替”的特例，极少数贵族可以不受递减世袭的约束，世代平级袭爵。清朝拥有这项特权的一共有十二个家族，分别是礼、睿、豫、肃、郑、庄、怡、恭、醇、庆十位亲王和顺承、克勤两位郡王，俗称“铁帽子王”。最后一个“铁帽子王”是庆亲王奕劻，受封时间是1908年。
公主、郡主事实上也是爵位。魏晋以后，公主的丈夫照例授予“驸马都尉”一职。顺带着，驸马也是事实上的爵位。当然了，公主也好，驸马也好，都不可能世袭，公主的女儿不再是公主，驸马的儿子也不再是驸马。驸马在清代称额驸，爵位列于公爵之下、侯爵之上。
从本质上讲，封爵是君主和贵族之间的一种契约、一个承诺。君主以此来表达与兄弟子侄们的骨肉亲情，来酬谢大臣们的功勋。然而，因为贵族们的实力和爵位的世袭性，会对君主的权力构成潜在威胁，所以天子始终提防诸侯，皇帝从没放弃对贵族的防范、抑制。承诺是靠不住的，爵位是可以收回的，甚至贵族们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大抵上，危亡之秋正是用人之际，皇帝们的承诺比较慷慨，爵位比较靠谱。国泰民安之后，皇帝们有空没空就开始琢磨身边的人，拿贵族开刀了。比如清朝入关之前，招降纳叛，明朝总兵一级甚至中层将领投降，都封王，比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等人；入了关以后，别说是总兵，就是总督投降，不关起来就算好的了；等天下大定，原来封王的明朝降将的日子也开始难过了。又比如，太平天国占领了清朝的半壁江山，还派出北伐军直捣北京城，急得咸丰皇帝不得不抛出重赏，撂下狠话：不管是谁，无论是满人还是汉人，也不论是主子还是奴才，只要能攻克天京，就封他为王，哪怕是“铁帽子王”也可以封！汉人曾国藩白手起家创建了湘军，攻克了天京，消灭了太平天国，按说要封他一个“世袭罔替”的王爷了。结果，紫禁城反悔了，只封了曾国藩一个侯爵，而且老是担心湘军尾大不掉。掌权的慈禧太后见到曾国藩，最关心的就是：“你的湘军裁得怎么样了？”
从爵位制衍生出来的有一个“丹书铁券”的制度。丹书铁券，也称“世券”或者简称“铁券”，是功臣、贵族世代享受特权的凭证。它一般由丹书和铁券两部分组成，丹书就是用朱砂写的文字凭证，以示庄重；铁契，就是在铁块上注功臣的功勋和特权，表示契约像铁一样坚硬和永久。铁契形状如同圆筒瓦，上面的每个字都用金子镶嵌。铸成后分为左右两块，一块由皇帝保留，一块由受封的贵族保管，两块合二为一可验真假。
这个制度源于汉高祖刘邦大赏开国功臣，当时铁券上注明受封者的特权，如世袭爵位、封地与食邑等。到了明朝，铁券还刻明受封者日后犯罪可以凭此免罪，除了谋反叛乱等“大逆”罪行外都能赦免。丹书铁券因此又俗称“免死金牌”。
可惜，免死金牌并不能免死，连免罪都做不到。持券的贵族获罪比比皆是。司马迁统计，西汉建立初受封的功臣超过一百人，封王、封侯，领有丹书铁券。一百年后，开国功臣只剩下五家了，其余家族不是犯法削爵，就是杀头亡命。据说，刘邦曾当面承诺不杀开国元勋韩信：“见天不杀、见地不杀、见铁器不杀。”几年后，韩信就被杀死了。杀韩信的吕后是刘邦的老婆。为了不破坏皇帝老公的承诺，吕后在室内，用布把韩信绑住吊起来、用竹签刺死，果然是“不见天、不见地、不见铁器”。
持有丹书铁券的人中，名气最大的可能是《水浒传》里的小旋风柴进柴大官人了。柴进是后周的皇室后裔，宋赵皇室就是从七岁的周恭帝柴宗训手里夺走的天下。官方说法是“禅让”。为了表示尊崇，宋赵皇室赐予柴氏家族丹书铁券。那么柴家生活得怎么样呢？柴宗训禅位后被贬为郑王，徙居湖北，十九岁就死了，没有结婚，没有子嗣。之前，柴宗训的大弟、三弟莫名其妙地“失踪”了，二弟早早夭折，于是后周皇室柴家烟消云散了。（俞飞：《丹书铁券又如何》，载于法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