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为本
刘恒即位之后，分封了平定诸吕叛乱的功臣，下令大赦天下。刘恒想废除当时实行的家族连坐法令，就对大臣说：“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准绳，是用来制止暴行，引导人们向善的工具。如今犯罪的人已经治罪，却还要使他们无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因为他们而被定罪，甚至被收为奴婢。我认为这种做法很不可取，希望你们再商定一下。”主管官员都说：“百姓不能自治，所以制定法令来禁止他们做坏事。无罪的亲属连坐，和犯人一起收捕判罪，就是要使人们心有牵挂，感到犯法干系重大。这种做法由来已久，还是依原来的做法不加改变为宜。”刘恒说：“我听说法令公正百姓就忠厚，判罚得当百姓就心服。再说治理百姓引导他们向善，要靠官员的努力。如果既不能引导百姓向善，又使用不公正的法令处罚他们，这样反倒是加害于民，会迫使他们去干凶暴的事。又怎么能禁止犯罪呢？这样的法令，我看不出它有哪些适宜之处，请你们再仔细考虑考虑。”官员们都说：“陛下给百姓以大恩大惠，功德无量，这不是我们这些臣下所能想得到的。我们遵从诏书，废除拘执罪犯家属，收为奴婢等各种连坐的法令。”家族连坐的法令便被废除了。
议立太子
有大臣向刘恒进言，要求早点立太子。刘恒说：“我德薄才浅，如今我不能广求圣贤之人把天下禅让给他，还要预立太子，这是加重我的无德，我拿什么向天下人交待呢？还是缓一缓吧。”大臣又说：“预立太子，正是为了尊奉宗庙社稷，不忘天下。”刘恒说：“楚王是我的叔父，阅历丰富，懂得国家大体。吴王是我的兄长，贤惠仁慈，甚爱美德。淮南王是我的弟弟，能守其才德以辅佐我。有他们，难道还不是预先做的安排吗？诸侯王、宗室、兄弟和有功的大臣，很多都是才德兼备之人，如果推举有德的人辅佐我，这也是国家的大幸，人民的福气。现在不推举他们，却要立太子，人们就会认为我忘掉了贤德，而只想着自己的儿子，不是为天下人着想。我觉得这样做很不应该。”大臣们都坚决请求说：“古代商、周立国，太平安定都达一千多年，天下王朝没有比它们更长久的了，就是因为采取了立太子这个办法。把自己的儿子作为继承人是由来已久的事。高帝平定天下，封建诸侯，成为本朝皇帝的太祖。诸侯王和列侯受封各地，成为他们各自侯国的始祖。子孙继承，世代不绝，这是天下通行的法则，高帝设立这种制度就是为了安定人心。现在如果抛开应当立为太子的人，却从诸侯或宗室中另选他人，那就违背高帝的本意了。陛下的儿子启最大，纯厚仁爱，请立他为太子。”在群臣的坚持之下，刘恒这才同意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
休养生息
刘恒对天下施以德惠，安抚诸侯和四方边远的部族，使普天之下的人民都融洽和乐，他多次下诏强调农业的重要地位，他对众臣说：“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应当开辟皇帝亲自耕种的田地，我要亲自带头耕作，来供给宗庙祭祀用的谷物。”他还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没有什么比这事情更重要。现在农民辛勤地从事农业生产却还要缴纳租税，使得务农和经商没有区别，本末不分，应当免除农田的租税。”因此农田里的租税被免除了，农民身上的负担减轻，种粮的积极性得到提高，汉朝农业得到了恢复发展。
公元前178年，天上发生日食。刘恒感到非常惶恐，担心有灾难发生。他对大臣说：“我听说如果君主不贤明，施政不公平，那么上天就显示出灾异现象，告诫他治理得不好。天上发生日食，是上天对我的谴责。我能够事奉宗庙，以这微小的身体依托于万民和诸侯之上，天下的治与乱，责任都在我一个人。我对下不能抚育众生，对上又牵累了日、月、星辰的光辉，以致发生日蚀。你们都要认真想想我的过失，恳请你们告诉我。还要推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来补正我的疏漏。趁此机会，官吏们要好好整顿政务，务必要减少徭役和赋税，以利民众。我不能施德远方，所以忧虑不安，怕外族侵扰边境，因此边疆的防务一直没停止。现在不但不能撤除边塞的军队，还要军队保护我的安全，应该撤销卫戍部队。太仆掌管的马匹，只需留下够用的就可以了，其余的都交给驿站使用。”从此以后，文帝更加谨慎地治理国家。使得国家稳定，百姓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