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薯，古作“甘藷”，最早记载于我国东汉杨孚《异物志》及稍晚的晋代秘含《南方草木状》，其后在《齐民要术》、《群芳谱》、《本草纲目》等古籍中均有所记载。清代陈世元《金薯传习录》载，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福建商人陈振龙在菲律宾群岛的吕宋岛，购得薯“藤数尺，并得刈植、藏种法归，私治畦于纱帽池舍傍隙地。依法栽植，滋息善衍，其传遂广”。长期以来，农史界均认为中国甘薯原产美洲，传人福建，以此为最明确最具体的记载。古籍中的“甘薯”是“薯蓣之类”，还是今日之旋花科的甘薯，农史界乃至学术界意见不一，聚讼未决。据说，植物地理学家德堪多，为此还同一个在帝俄驻华使馆工作的医师打过一场笔墨官司。近代的一位泉州人吴增，在他近200首以七绝形式写成的《番薯杂咏》中，也曾对番薯的原产地进行过考证。他认为。番薯原产我国，是由我国的薯蓣传到海外变种，再传回国内的，“头衔仍署大中华”。吴增的这种大胆怀疑精神和反对盲目崇洋的爱国思想难能可贵，但其考证不乏自相矛盾之处，未可为据。
50年代未至60年代初，农史界曾对甘薯的起源问题有过一场论争。1958年第1期《植物学报》发表吴德邻的《诠释我国最早的植物志一一＜南方草木状＞》。吴氏认为，旧大陆不可能有甘薯，《南方草木状》中的甘藷显然是薯蓣属，并将本种定为薯蓣科植物，这是把古籍中甘藷定为薯蓣的代表性文献，并为不少论著引以为据。石声汉也把《齐民要术》所载之甘薯解释为薯蓣，他在《齐民要术今释》（农业出版社1958年版）中指出：“旋花科的甘薯（Pomoea）原产美洲……在南北朝时，中国不会有人知道有番薯。”胡锡文在博引古籍的基础上，对此作了比较研究，他认为，《异物志》、《南方草木状》所记载的“甘薯”，实为“山药”；《闽书》、《甘薯传习录》所记载的是番薯；二者的来源和植物性状也大有差异，乃系相隔最少在1300年以上的不同物种。后人把甘薯混同番薯是“张冠李戴”的错误，（《甘薯来源和我们劳动祖先的栽培技术入载《农业遗产研究集刊》第2册，农业出版社1958年版）
但王家琦的《略谈甘薯和＜甘薯录＞》（《文物》1961年第3期）对古籍所载甘薯提出了与传统观点相左的意见，他引用了海南岛和云南等地在三国、西晋时就有的甘薯史料，论断它和山药及芋都不是同类，古时“甘薯”
即今日的甘薯。王氏的观点一经提出，夏鼐、吴德锋在1961年第8期《文物》上撰文表示异议。夏鼐认为，《南方草木状》中的甘薯只能解释薯蓣中的“甜薯”，而不能理解为番薯中的一个品种，因为“整个旧大陆在发现美洲以前还没有番薯这一种植物，所以可以肯定我国古代没有番薯”。（《略谈番薯和薯蓣》）吴德锋则论断，“稽含所说的甘薯是薯蓣之类或曰芋之类，根叶如亦芋。他所说的甘薯很可能都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甘薯而是薯蓣”。（《关于甘薯和＜金薯传习录＞》）其后，经现代农学家丁颖等人考订，我国古籍中的甘薯应为薯蓣科的甜薯（DioscoreaEsculenta），《辞海》（修订本）
在“甘薯”、“番薯”条中也以此为据。
随着生物史研究的深入和学科渗透，及至80年代，甘薯的起源问题重又引起学术界注意。1980年，戚经文的《甘薯名实考》（《农史研究》第1期）对历代古籍所载之甘薯又重作详细考订，他认为《异物志》等书所载皆属薯蓣科的甘薯，非传自外国旋花科的番薯的别名。杨宝霖的《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最早之地川（《农业考古》1982年第二期）发表了与此相同的看法，近年来，历史地理学家在研究清代人口时发现，明清时代的人口激增是甘薯普及、传播的社会条件，井推动完成甘薯广布的技术准备。周源和撰写的《甘薯的历史地理一一甘薯的土生、传人、传播与人口》（《中国农史》1983年第3期），对50年代以来展开的甘薯起源问题讨论作了一番考察。
他在详细考证了占籍史料后论定，《南方草木状》所载的甘薯即今日的甘薯（番薯）而不是薯蓣（山药），指出，历代《本草》、农书和志乘不论在番薯传人之前、之后都有甘薯记载，吴德邻否定甘薯在我国古已有之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井从甘薯野生到驯化过程的自然条件、社会历史因素和在北方落户的技术准备等方面观察，得出了甘薯土生、传人、传播与人口的关系这一命题，否定了农史界的固有观点。
就番薯传人观点而言，对番薯传入我国的时间，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是16世纪或明万历年间，然在具体年限上，也有人认为在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福建商人陈振龙从吕宋岛运回薯藤之前，甘薯已传入我国，陈文华《从番薯引进中得到的启示》（《光明日报》1979年2月27日）指出：“早在万历二十一年以前，红薯已传入东莞、电白、泉州、漳州等地。”陈树平在《玉米和番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中则进而指出，万历八年（1580年）广东东莞人陈益从安南已引进番薯，他又根据《云南通志》推断，云南引进番薯，比福建早一二十年，比广东也早七八年，并认为云南番薯由缅甸传入。陈氏的观点颇有影响，以致不少论著皆从此说，如1983年出版的《古代经济专题史话》（中华书局版），即是其例。但对陈氏的观点也有持异议者，如杨宝霖在《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种番薯的最早之地》一文中对其结论作了勘正，他指出，陈氏所据的《凤冈陈氏族谱》实为《东莞县志》删节所误，据同治八年（1869年）刻本《凤冈陈氏族谱》可知，陈益从安南引进番薯是在万历十年（1582年），并否定了陈树平所云，万历四年《云南通志》所载临安等四府种植的红薯为番薯说，强调有准确年代可考的，我国引进番薯，当推陈益为第一人。此外，蒋星煜根据苏东坡的《酬刘柴桑》中的“红薯与紫芋”诗句，认为其所指者，即是番薯，也就是山芋。因此得出结论认为：原产地在美洲的番薯之传人中国，不是在16世纪，而是在11世纪以前，也就是在哥伦布到达美洲之前的几百年（《苏东坡吃山芋》，《散文》1980年第2期）。此论一出，引起众多学者关注，贾祖璋引用了大量的史料，说明番薯传人中国是在十六世纪末，指出蒋文将“红薯与紫芋”，曲解为番薯，望文生义，指鹿为马。他认为苏东坡吃的不是“番薯的山芋”，而是“山药的山芋”。（《苏东坡吃的“山芋”》，《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也有人认为苏东坡吃的是芋头，因而也就否定了番薯在苏东坡以前传入我国的观点。
目前，甘薯己成为我国仅次于稻米、麦子、玉米而居于第四位的粮食作物，其产量占全世界甘薯的83％。不少中外学者均指出，甘薯对于中国历史上明清时代的人口激增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因此，考证甘薯在我国出现的历史，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也是为什么迄今学术界对此仍在探索研究的原因所在。（王国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