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养蚕、缫丝和织绸的国家，这点已成定论，但是，关于养蚕的起源，却存在许多一时难以解决的争论。
流行最广和影响最大的一种论点是“嫘祖始蚕”。螺祖是传说中的北方部落首领黄帝轩辕氏（公元前2550年）的元妃。据《隋书。礼仪志》记载，北周（557——581年）尊螺祖为“先蚕”（即始蚕之神）。《通鉴外纪》记载：“西陵氏之女螺祖为帝之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路史》则称：“伏羲化蚕，西陵氏始养蚕，故《淮南蚕经》云‘西陵氏劝蚕稼，亲蚕始此’。”这种说法在宋元以后开始盛行。直至本世纪五十年代，中外有关文献在涉及我国养蚕起源问题时，几乎都以基本赞同的态度加以引述。1926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夏县西陰村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到割得很平整的半只蚕茧。这件事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有人把这半只蚕茧与“螺祖始蚕”说互相印证，由此推定仰韶文化时期黄河流域养蚕业的存在。
但是，从50年代起，史学界有不少人对“螺祖始蚕”说提出异议。他们的主要理由是这一说法出现较迟。《史记》中虽然提到黄帝娶西陵氏之女螺祖为妻，但没有说起“始蚕”，可见汉初这一说法尚未出现，《通鉴外纪》为北宋末年的著作；《路史》是南宋人撰写的。《路史》中提到的《淮南（王）经》一般被认为是伪书。虽然北周把螺祖尊为先蚕，但在此以前北齐（550—577年）也曾把黄帝作为始蚕之神进行祭祀。同时，一些著名考古学家对西陰村的半只蚕茧提出质疑，认为这个发现是靠不住的孤证，大概是后世混人的东西，例如，夏鼐提出：“在华北黄土地带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文化层中，蚕丝这种质料的东西是不可能保存得那么完好的；而新石器时代又有什么锋利的刃器可以剪割或切割蚕茧，并且使之有‘极平直’的边缘呢？”（《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入见《文物》1972年第2期）这些异议和质疑虽然拥有很多支持者，但远没有得到所有有关研究者的赞同。有人认为，“螺祖始蚕”说虽然出自后人的推想、但作为时代化身而言，早在黄帝时代我国已有养蚕业是基本可信的。颇具权威性的《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古代部分）》（陈维稷主编，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就持这种观点。对于夏鼐的意见，也有人发表反驳文章。例如，日本学者布目顺郎认为，在雨量极小的黄土高原，蚕茧完全可以保存四五千年以上；他宣称自己用薄的石片和骨片（模拟当时人的生产工具）进行试验，结果切割的蚕茧确实边缘平直。
另一方面，50年代末以来，长江下游地区一系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现，使有关养蚕起源的争论更趋复杂。1958年，浙江吴兴钱山漾出土了一批丝织品，经鉴定其绝对年代距今已有四五千年；1963年，江苏吴江梅堰出上了饰有蚕纹的黑陶；1977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了纺织工具组件和饰有蚕纹和编织纹的牙雕小盅（距今6000多年）。许多学者认为，蚕纹在陶器和牙雕上的出现，表明了当时人类对蚕的认识程度以及蚕与人类的密切关系，蚕纹和编织纹以及纺织工具的一起出土，说明了蚕丝在纺织中的应用；综合这一系列发现，则证明了东南地区也是养蚕业的一个发祥地，这里开始养蚕的时代甚至早于传说中黄帝螺祖所代表的时代。但是，也有人认为，浙江地区的古代文化落后于中原，钱山漾下层可能包括不同时代的遗存，甚至可能经过部分的扰乱。为此，当时参加钱山漾考古发掘的同志对发掘过程进行了认真的回忆，基本上排除了扰乱的可能性，但是，由于回忆时距发掘时间较长，确定某些细节有困难。又有人认为，钱山漾地区出土的丝织物，使用的不一定是家蚕纤维，也可能是柞蚕丝等野生蚕丝。纺织界的有关人员，使用石腊切片和显微投影等方法，对钱山漾出上绢片重新做了鉴定，证实它们确实属于人工养育的家蚕丝。但是，他们又承认，由于出土绢片数量大少，碳化程度严重，分析工作受到一定局限。此外，对于河姆渡等地出土器物上的纹饰究竟是蚕还是其他昆虫的形象，目前还存在不同的意见。
（包铭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