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在我国可以说是老幼皆知。人们把迂腐的好心人称为东郭先生，而“中山狼”则是忘恩反噬者的艺术典型。这个故事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文学形式是传奇小说《中山狼传》。因为它收在明人马中锡的《东田文集》中，一般认为是马的创作或改编前人之作。
随后，出现了康海和王九思以此故事为题材的戏曲剧本。康、王都是明代“前七子”中的著名文学家，又是同乡，对戏曲也有相同爱好。王九思的剧本题名《中山狼院本》，是个仅有一折的短剧，影响不大。康海是弘治年间状元，很有文才，所作《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杂剧又是大戏，有一定社会影响；陈继儒曾评曰：“此剧真乃救世仙丹，使无义男子见之，不觉毛骨颤战。”此剧确实包含着十分深刻的哲理，对今天的人们仍有启发。今日舞台演出往往据此为蓝本。与康海同时代而稍后30年的何良俊，开始把这个剧本和当时的政治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坐实说康海笔下的中山狼是影射当时的著名文学家、“前七子”中的首领人物李梦陽。从此开始了持续争论至今的“中山狼公案”。
其时政治斗争的背景，是宦官刘瑾从操纵朝政、煊赫炙手到“以谋反下狱”，并牵连进去一大批官吏。据何良俊说，“当时任户部郎中的李梦陽曾代尚书韩某起草奏疏，揭发瑾党罪行；刘瑾深以为恨，把李投入狱中欲致以死；康海到刘瑾那里说情，使李幸免；后刘瑾垮台，有人认为康海是刘瑾一党，李梦陽对康海的评议也很严格苛刻，康被罢官，于是写了这个剧本泄忿。
（原文见清代焦循《剧说》卷三）从有关史料来看，康海确实利用自己和刘瑾的关系，营救过李梦陽，后康“坐瑾党”，遭到弹劾，却未见李梦陽站出为他解脱，也是事实。有些记载又说，“瑾慕海，尝欲招致门下，而海不往”。（《康海传》）康海原来清高得很。李梦陽出事后，“崆峒（李梦陽号崆峒子）扯子襟，噬指血密书，告急于君日：”非吾友，他弗能救。‘“”君慨然：“果如是，吾何借一官！’”（《对山康修撰传》）“对山（康海号）性孝友。因救李空同，与刘瑾酬酢，遂罹清议“。（《剧说》）把康海描画成一个为了救友人而忍辱屈节，甚至作出人格上牺牲的大义士；也更反衬出李梦陽不救康海，反而在给康海定案时”议论严刻“，自为”中山狼“无疑。清代，有人对这宗公案开始产生了怀疑。朱彝尊研究了二人的诗文著作，发现“康、李末尝隙末”。（《静志居诗话》）钮锈说“对山之救献吉（李梦陽字），原非望报于献吉也；献吉即有忮忌，何若至中山狼之甚乎！”（《觚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认为李梦陽并未对康海“逞凶反噬”，是“好事者”“附会其说也”。不过，他们依旧认为从马中锡的传奇小说开始，“中山狼”的形象是影射李梦陽的，只是遭其反噬的东郭先生不是康海，而是“别有所指”的另一个人。朱彝尊还指出了这个人的姓名，但根据不足，也不能为后人所接受。时至近代，仍然两种观点泾渭分明。一种是传统的说法。如戏曲史家严敦易认为，“康海的《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杂剧，系为讥刺李梦陽，以泄自己的愤懑之作，大概是并不附会的事实”（《元明清戏曲论集》）。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也介绍了“论者谓其《中山狼》一剧，即诋李梦陽之作”。
另一种意见则是在朱彝尊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史料，获得新的观点。如蒋星煜据《明实录》、《李梦陽墓志铭》等，认为康海与刘瑾的关系本来就非同一般，并非为救李梦陽而屈节酬酢，他的人格也不是非常的高洁。而且使李梦陽获免者，也不是康海一人之力。（《中国戏曲史钩沉》）辛雨也查明从刘瑾被捕到处分“瑾党”，政局急转直下，前后仅仅四五天时间，待李梦陽起用到京，大局已定，康海早已罢官。李梦陽既不可能参与对康海定案的议论，而且他不久又被排挤，即使想为康海争取宽处，也无能为力。
（《学林漫录》卷二）这些考证都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当然，在这一些学者之间，对一些具体材料的认识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但共同的观点则是认为戴在李梦陽头上的这顶“中山狼”帽子应该摘掉，给他彻底平反。
这一宗纠缠了将近五个世纪的公案虽然和《中山狼》这个戏本身的客观价值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也不完全是两回事；搞清楚剧本中的“中山狼”有无影射？影射的是谁？被誉为“真状元”的康海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等等，对于加深杂剧剧本的认识，当然是有益的。
（缪依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