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记》是明代传奇中最早的一部杰作。几百年来，它在民间广泛流传，它创造的赵五娘这一典型形象，几乎家喻户晓。
《琵琶记》的故事，源于何时，现已无法查考。但是，故事被写成戏剧，却是很早的事，明代徐渭的《南词叙录》中，叙述南戏起源于宋光宗时，首先传世的便是《赵贞女》和《王魁》。徐渭并把《琵琶记》列为“宋元旧篇”，下面注道：“即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很显然，这与今天流传的《琵琶记》剧本，有很大的不同。今天流传的《琵琶记》故事，是叙述新婚不久的蔡伯喈在父亲的逼迫下，赴京应试，一举夺魁，被牛丞相看中，以女儿相配，蔡伯喈虽有过推托，但对牛府的豪华生活心实向往之，很快就人赘牛府，与牛小姐成婚，享尽人间荣华富贵。此间，他的家乡遭遇大灾荒。他的父母在饥寒交迫中相继去世。他的发妻赵五娘卖发葬公婆，经邻居张文才周济才赴京寻夫。由于牛小姐深明大义，赵五娘最后得以与蔡伯喈、牛小姐团圆。
《琵琶记》的作者历来都被认为是高则诚，字明，号菜根道人，浙江瑞安人。瑞安原属温州府，温州一名永嘉，地处浙东，因此后人称他为东嘉先生。关于高则诚的生平，学术界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一种意见认为，高则诚约于公元1305年，即元大德九年，生于一个隐士的家庭中。其父功甫，可能死得很早，其弟高旸，伯父高彦，祖父高天锡，均为诗人。高则诚在宦途上并不那么顺利，到了40岁左右（元至正四年）才中了乡试，第二年考中了进士。1348年11月，方国珍在浙东起义，江浙行省因为高则诚是温州人，熟悉浙东情况，命他担任平“乱”统帅府的“都事”。1349年2月，高则诚随元兵南征，讨伐了方国珍起义军。1352年，方国珍接受元朝封他为“万户”的大官后，高则诚才回到杭州。讨伐军中的三年生活，是高则诚生平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转折点。回到杭州后，他觉得做官还不如原先做隐士，决定回老家去。可是，没做多久隐士，他又被拉出做官，先担任了江南行台掾，后改调福建行省都事。他一生大约做了10年元朝的官吏，以后为避兵乱，隐居在宁波城东的栎社，他的《琵琶记》就是在此时完成的。
高则诚一生中有三个重要的社会关系，与他写作《琵琶记》有关。他的教师是元代大儒黄溍据说曾鼓励他写《琵琶记》。高则诚在江浙行省时，最接近的人物是他的上司——参知政事苏天爵。明朝开国功臣刘基、宋濂是他的好友、同学。1368年，朱元璋曾召请高则诚到南京修《元史》，但高则诚由于老病，辞职回乡，不久就死于宁波。
另一种意见认为，高则诚的生存年代约在14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即在元代中叶以至明初。《琵琶记》的写作年代已无法详考，但可以确定是在方国珍起义之后。方国珍最初起义是在至正八年（1348年），而其攻占温州，是在至正十年（1350年），因此，《琵琶记》的写作至早当在至正八年以后。他一共写了几年不得而知，但朱元璋之所以召致他，是因为欣赏他的《琵琶记》。可见，《琵琶记》脱稿至迟当在洪武元年（1368年）以前。
由此推知高则诚写《琵琶记》是在元末。《琵琶记》中反映了阶级矛盾，例如在大饥荒年代中，一方面饿死人，另一方面也有人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这些场景反映了高则诚的亲身经历。
近年来，国内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对《琵琶记》作者是高则诚的问题提出质疑。其根据是，早在元代中叶以前，《琵琶记》一剧就已流行，其作者并不是高则诚。具体理由为：其一，《元谱》所辑《琵琶记》一剧并非高则诚所作，《元谱》已佚失，但从一些文献中还可以了解到该剧的基本情节
是：蔡伯喈独占鳌头后，弃亲背妇，马踹赵五娘，后为暴雷击死。而《元谱》所辑《琵琶记》剧曲词中没有这些情节，并且摆脱了赵五娘为主线的结构。《琵琶记》的曲词基本上吻合于明清流行的通行本，唯一可能是风靡于明清剧坛的《琵琶记》剧的祖本，在元代中叶已经盛行，它就是《元谱》所辑的《琵琶记》剧，其作者并非高则诚。
其二，从高则诚的生平看他不可能撰《琵琶记》。高则诚，字明。在元代，姓名同为高明者有三人，一般认为元末永嘉人高明即高则诚为《琵琶记》的作者。关于他的生年，一说元成宗大德五年（1301年），一说大德十一年左右（1307年），两说均以苏伯衡（平仲）生平来揣测。如他生于1301年，到泰定年间（1324—1327年），他才二十四五岁；如以1307年计，仅十八九岁，即使他少年时期就有文名，但被历代戏曲家奉为曲祖的《琵琶记》，无论在反映生活的深广程度上，或在戏曲艺术方面所显示出的熟谙技巧上，都说明这部经纬万端、阅历颇深的作品，是一位深得戏曲三昧的行家所为，而不可能出自一个初出茅庐而又毫无舞台实践经验的青年之手。
至于他的卒年，分歧就更大，一般认为应是至正十九年（1359年），根据是高则诚去世后不久，其好友陆德肠写了一首悼诗，中有“乱离遭世变，出处叹才难。堕地文将丧，忧天寝不安”等句，对高则诚死于兵荒马乱岁月深表惋惜，由此证明，高则诚是殒于元亡前的乱离世变时期，这足以证明他不是古本《琵琶记》的作者。
其三，从高则诚的交游中，未发现他是《琵琶记》作者的记载。他的教师黄溍元代大儒，《元史》有传，但查阅了包括《元史》在内的有关资料，未见有他鼓励高则诚写《琵琶记》的记述。在他的另一位教师苏天爵传及一些书籍中，也未见高则诚撰写《琵琶记》的轶事。至于他的知交明代开国元勋刘基的著述中，虽有他俩过从甚密的叙述，却无高则诚曾撰《琵琶记》的记载。就连他弟弟高肠以及好友陆德旸和余光臣等人，也无这方面的见录。
那么，东嘉先生是谁？他可能是书会中年长资深、很有威望的老先生，是既有文才又熟谙舞台生活的行家。从剧本反映出的“小柄寡民”等老庄思想看，他也许还是个虔诚的道教徒。
（凌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