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紫禁城里发生了一桩清代历史上罕见的行刺皇帝大案，这是有清一代皇帝第一次遇到谋刺，在朝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行刺皇帝的经过是这样的：二十日这天早晨，嘉庆皇帝在文武大臣、太监和随从侍卫的簇拥下进宫斋戒。御辇进至神武门，将到顺贞门时，忽见一个披头散发、手持利刃的人从远处直朝御辇扑去。当此危急之时，神武门内辇道东西两侧持械肃立的一百多个侍卫、护军章京、护军校、护军，竟没有一个人向前阻拦。随御辇而行的文武大臣、太监和随从侍卫也个个呆若木鸡，只有御前大臣、定亲王绵恩，固伦额驸拉旺多尔济，御前侍卫扎克塔尔、珠尔杭阿、乾清门侍卫丹巴多尔济、桑吉斯塔尔6人迎前拦挡。坐在御辇中的嘉庆皇帝受此突然袭击，犹如晴天霹雳，慌忙从御辇中逃出，急急逃入顺贞门。行刺之人因受6人拦挡，无法追杀，复挥刀左扎右刺，奋力格斗，将定亲王绵恩袍袖刺破，又将侍卫丹巴多尔济刺伤三处，最后力竭被缚。
事后查明，凶手名陈德，原名陈岳。《春冰室野乘》、《满清野史》记作成得。陈德年47岁，镶黄旗人，原为山东青州府海防同知松年之契买家奴。30岁前，陈德在山东青州、临邑县、济南府、章邱县做家奴或佣工。31至38岁，陈德因在山东无法谋生，携妻并岳母到北京投靠任护军的外甥，在京跟官服役。39至41岁，在内务府服役，得有机会出入宫中。42至47岁，陈德与妻一同典与回京粤海关监督王姓之家人孟明家做厨役。在此期间，妻子病笔，岳母瘫痪，两个儿子未成人，因生活艰难，时常以酒浇愁，酒后哭笑吵闹，被孟明家解雇。解雇后先闲住在外甥家，后寄居在旧日老友黄五福家，直至事发。
陈德被捕后，嘉庆皇帝当天即诏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严审定拟具奏”。军机处与刑部连夜审讯“钦犯”，大施酷刑，诸如跪练、夹棍等，无所不用。二十一日，嘉庆命“添派满汉大学士、六部尚书会同审讯”。二十三日，再派“九卿科道会同审办”，“必欲穷究主使何人，同谋何人，有无党羽”。要陈德“备受诸刑，再行磔死”。会讯官员对陈德反复熬审，用尽酷刑。陈德在供词中备述了自己一生为人家奴、跟官服役的遭遇，说：“我因穷苦不过，往后难过日子，心里气恼”，遂“起意惊驾，要想因祸得福”。“本月十六日，知道皇上于二十日进宫，我就定了主意。”若得手，“砍退几人，直奔轿前，惊了圣驾，皇上自然诸事都由我了。”
陈德在供词中说他系因生活穷困而谋刺皇帝，并且是一人所为，会审官员自然不能相信，一个家奴，如何能知道皇帝的行踪？宫廷重地，戒备森严，陈德如何能持刀并携子潜入神武门？陈德行刺之时，神武门百多个军校为何皆不捉拿？随行文武大臣、太监及随从侍卫除6人外，为何皆作壁上观？种种迹象，表明陈德谋刺皇帝，绝非一人所为。
对于审讯官的重大疑问，陈德说，他是在二月十六日看见街上垫道而得知皇帝二十日进官的。行刺那天，他携长子陈禄儿在东安门一家酒铺喝酒以后，由东华门进，穿东西牌楼门，再由西夹道绕至神武门，隐蔽于西厢房南山墙后，等候皇帝御辇。陈德“坚供实系伊一人起意惊驾，要想因祸得福，如有同谋主使之人，我已应承重罪，还有何隐瞒”。无论会审官如何讯问，陈德坚称一人所为，并无主谋。
会审官将陈德之子陈禄儿、陈对儿及与陈德交往密切的黄五福、黄二、王四、蒋兴国、魏明亮等全部逮捕，严刑究问。其子及黄五福等称“实不知伊父者谋逆情事，平日未见有同谋之人往来”，“实不知他闹事是何主意。”
会审官又传讯了陈德在京服役过的几个家主，几个家主说“陈德素常原是安静，”“并无闹事”，“平日并无闲人来往”。
经过四天四夜的酷刑讯问，会审官认为实系陈德一人所为，并无主谋同谋，遂定拟具奏，嘉庆传谕：“若一味刑求，反肆狂吠，所言之人如何存活？即不究问，终成疑团，所损者大矣！“
二月二十四日，会审官奉旨将陈德凌迟处死，其子陈禄儿、陈对儿处绞。陈德虽然处死，但是嘉庆的“疑团”并未解开，他始终怀疑朝廷官员中有同谋主使者，否则一个低贱的家奴是没有胆识私闯宫廷禁地图谋不轨的。由于陈德始终没有供认主谋，嘉庆皇帝以“失察”的罪名，将17名文武官员分别给以革职发往热河披甲当差、革职、革职留任、降级调任、降缓留任、罚俸等处分，将守卫神武门的护军章京、护军校、护军分别革退枷示或交该管大臣严惩，又将肃亲王永锡交宗人府议处。
对于这桩震动朝野的重要公案，无论官书野史，记载却极为简单，且说法不一。后人莫知其所由，遂成为千古疑案。
（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