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加拿大的监狱出来到达彼得格勒，是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初，正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参加联合政府的第二天。
你局机关报像其他许多的出版物一样，近来尽力把我在战争期间的活动描写为接近“社会爱国主义”[2]。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忘记”了有一本题目叫作《战争与革命》的我在战争期间所写的东西的结集，这本书当列宁在世期间印过许多版，曾经是党校的学习文件，还被译成外文列入共产国际的出版物中。
你们力图在我在战争期间的路线这个问题上欺骗青年一代，尽管众所周知，由于我进行革命国际主义的反战斗争，早在一九一四年我就在德国被通缉。这是因为我的德文著作《战争和国际》。我在法国被驱逐出境，因为我在那里和共产党的未来建党人共同工作。我在西班牙被逮捕，因为我在那里和未来的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我从西班牙被移送到美国，我在纽约继续进行国际主义者的革命工作，和布尔什维克们一起参加编《新世界》报，我并且在这个报上对二月革命第一阶段作出了列宁主义的估计。在从美国回俄国的途中，我被英国当局从轮船上抓下来，送进加拿大的一个集中营，在那里和六、七百个德国水手一起生活了一个月；这些水手后来都投身于李卜克内西和列宁的阵营。（他们中的许多人以后参加过德国内战，现在还给我来信。）
关于一封谈到我在加拿大被捕原因的英国电报，列宁的《真理报》写道：
“编者按：英国大使收到的这封电报说，托洛茨基——一九〇五年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前主席，献身革命事业几十年的革命家——同德国政府所津贴的一项计划有联系，这怎么能使人相信呢，哪怕是一分钟？这分明是对一个革命家惊人和无耻地诽谤。”[3]
在目前这个对反对派进行卑鄙诽谤——本质上和一九一七年时对布尔什维克的诽谤没有区别——的时期，这些话听起来是多么新鲜。
在一九二一年出版的《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的注释里，你们可以读到如下的话：
“从帝国主义战争开始的时候起，〔托洛茨基〕就采取了彻底的国际主义者的立场。”[4]
这样的评语，以及更明确的评语，可以举出无数来。关于我的《战争与革命》一书，俄国和外国的党报上曾经有几百篇文章指出，从我在战争期间的全部工作来考虑，人们必须承认和了解，我和列宁的分歧是次要的，而我的根本路线是革命的，它使我继续接近布尔什维主义——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我在这里不屑去挖掘我目前的指责者们的政治历史——尤其是他们在战争期间的活动。
他们现在孤立地援引列宁在同我论战中使用的一些尖锐辞句作为他们论证的基础，其中有些话还是列宁在战争期间说的。列宁从来不能容忍发表意见半吞半吐或含混不清。当一个政治思想在他看来是不完全或者含混，他就给予痛击；这样做是正确的。但是，在特定时间内的政治攻击是一回事，对一个人的政治路线的全面估价又是另一回事。
在一九一八年或者一九一九年的时候，在美国有某一个F·同志出版了一本包括列宁和我在战争期间所写的文章的集子，其中有我的关于那时正在辩论的欧洲联邦问题的文章。列宁对这件事反应如何呢？他写道：
“美国的F·同志做得完全对，他出版了一厚册包括托洛茨基和我的一系列文章的书，这样就提供了一幅俄国革命历史的轮廓。”[5]
在我们这一批人到达彼得格勒的时候，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费多罗夫同志在芬兰车站欢迎我们，他在欢迎词中讲到革命的更高阶段、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途这样一些问题。我在答词中完全同意他关于革命前途的说法。以后费多罗夫告诉我，他的讲话中的基本观点是在列宁的同意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列宁的指导下确定的。不言而喻，列宁认为这些观点对于我俩合作的可能性是有决定意义的。
我从加拿大回国以后没有立即加入布尔什维克组织。为什么？因为有分歧吗？你们现在正力图根据这个事实来捏造分歧。凡是一九一七年时身居布尔什维克中央核心组织的人都知道，当时从第一天起，就从来没有一点我同列宁之间存在任何分歧的迹象。在我抵达彼得格勒——或者不如说芬兰车站的时侯，我从被派来迎接我们的同志那里得知，在彼得格勒有一个革命国际主义者的组织（所谓“区联派”[6]），这个组织正在考虑同布尔什维克合并的问题，并且这个组织的某些领导人员把这个问题推迟到我到达以后再作决定。区联派组织中大约包含三千名彼得格勒工人，它的领导人员中有岛里茨基，阿·阿·越飞，卢那察尔斯基，尤尔涅夫，加拉罕，弗拉基米洛夫，曼努伊里斯基，波泽尔恩，里特文斯等人。
关于区联派的性质，《列宁文集》第十四卷里有这样的说明：
“在战争问题上，区联派采取国际主义的立场，在策略上，他们是接近布尔什维克的。”
我在回国后的最初几天，就首先向加米涅夫同志，以后当着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向《真理报》的编辑说，鉴于不存在任何分歧，我已经准备好即时加入布尔什维克，但是关于尽快吸收区联派组织入党的问题还需要作决定。我记得，当时在场的某人问我认为合并应该如何进行（区联派的什么人应该进《真理报》编辑部，什么人应该进中央委员会等等）。我回答道，对我来说，既然不存在任何分歧，这个问题就没有任何政治上的重要性。
在区联派的领导人员中，有些人企图推迟这次合并，提出这个或那个条件等等。在党的彼得堡委员会和区联派之间曾经积累了一些老的意见和缺乏信任等等，这是在这类关系中所常有的。使我们的合并推迟的原因仅仅是这些，而不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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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给这封信里的各章加上了题目，同时还给托洛茨基正文主要部分的某些地方加了脚注。——英译者注
[2] 社会爱国主义是布尔什维克给那些放弃国际主义和对阶级斗争的忠诚、在战时和战后支持本国政府的社会党人所加的污辱性名字。——英译者注
[3] 《真理报》，一九一七年四月十六日。
[4] 第482页。
[5] 《列宁文集》第十七卷第66页。我不想触及我现在的指责者中的多数人在二月革命开始时的行为。关于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之流，关于雅罗斯拉夫斯基之流，还有其他许多许多人，人们可以想起不少有趣的事情。我限制自己只关于麦里尼昌斯基说几句话，他曾经企图在报纸上对于我一九一七年在纽约时的态度提出虚假的见证。每一个在美国的人都知道麦里尼昌斯基是一个孟什维克。在布尔什维克和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社会爱国主义和中派主义斗争时，麦里尼昌斯基置身事外。他逃避所有这样的问题。他在加拿大集中营里也是这样，他（像其他许多人那样）是偶然同我和丘德诺夫斯基一起到那里去的。丘德诺夫斯基和我制定我们将来的工作计划时，并没有告诉麦里尼昌斯基。但是既然我们你挨我我挨你地住在一个营房里，丘德诺夫斯基和我决定向麦里尼昌斯基提出一个明白的问题：他在俄国将同谁合作，孟什维克还是布尔什维克？必须为麦里尼昌斯基说句公道话，他当时回答说：“同布尔什维克。”仅仅在这以后，丘德诺夫斯基和我才开始把他作为同志那样同他交谈。请读一下麦里尼昌斯基在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七年所写的东西，凡是在美国认识他的人，都只能对之发笑。但是何必回溯到美国呢？你只须听听麦里尼昌斯基的任何讲演，就可以认识这位保持饭碗的机会主义者了，柏塞尔主义对他比列宁主义要接近得多。（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现在是《消息报》的编辑。一九一七年当列宁和托洛茨基号召俄国工人停止战争并且成立自己的政府的时候，斯克沃尔佐夫——斯切潘诺夫则鼓励工人认购克伦斯基的“自由公债”。雅罗斯拉夫斯基是斯大林的御用文人。他在二月革命以后也是主张支持临时政府的。麦里尼昌斯基现在是莫斯科工会理事会主席。关于丘德诺夫斯基，不详。——英译者注）
[6] 原名是“统一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区联组织，是由一些脱离布尔什维克党的机会主义分子和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在彼得格勒组成的。这个集团产生于一九一三年，长期以来采取中派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区联派相当靠近布尔什维克，并有时和布尔什维克团结一致。在布尔什维克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前，区联派提出声明，说他们在各方面都同意布尔什维克，并请求接收他们入党。——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