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埋头撰写本书已经三年。一千多个日子以来，我忙着构思、写草稿、修改和重写这些篇章，最后送到出版社的草稿，可能只接近我打出来的四分之一。当然我的基本障碍之一是语言。虽然我在美国居住的时间比在中国长，但有时还是找不到最直接的表达方式，或是最合乎语言惯例的用语，以便将想法呈现在白纸上。我有时向内人求助，最近也偶尔请教十六岁的儿子，这样的过程减缓我的速度。但目前这个写作计划的最大障碍却在于：我决心拉近的讯息鸿沟实在太大，而且主题的庞大严重也考验我的处理能力。书中似乎包含数十个故事，而每个都忍不住要蹦出来自成一本书。我常常必须浓缩摘要，然后再摘要浓缩后的成果。
这个过程无法避免，因为正如前述，史学是一种观点。如果一个男孩遇上一个女孩，陷入爱河，但某一个周末的事件却让他们永远分手，在那个难以忘怀的星期五和不幸的星期六所发生的事，对他的意义会随时间不同而变化，五年、十年和二十五年以后回顾都不相同，尤其是如果其后两人都经历生命的起起落落，例如从幸福美满的婚姻到分居和离婚。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总是在重写和修正写不完的自传，过去必须重新投射于现在的崭新前景中，而现在却不时在变换中。既然如此，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悠久历史怎么可能始终不修改呢？毕竟就某个层次来看，历史是经历过大时代动荡起伏的亿万人的集体传记。
能与时俱进而让美国大众了解的中国通史，仍迟迟不见踪影，我毋需在此赘述。如果没有这样的历史，在处理外国事务时，我们就永远无法完全了解其基本议题的本质。我将于稍后解释，这个问题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国内政策。但在目前的阶段，我认为妨碍真正了解的基本障碍不在于欠缺信息或知识，而在于一直存在的文化障碍。不同套的道德标准间很难产生有效的对话。
我曾走过中国和美国历史的夹缝，自觉有幸能以同样的坦率来对双方发言。《万历十五年》去年于北京出版，实现了我部分的卑微努力。这本书告诉读者，中国的问题根深柢固，至少可以往前回溯四百年。法规太粗糙原始，限制太多。政府官员虽然宣扬大我精神，却无法掩盖以下事实：他们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私人目标和私利。由于民法无法认可商业的信用，分工受到限制，货币交易也很有限。这些都导致中国的国家经济发展缓慢，造成军事积弱不振，文化呆滞不前。这本书的初版就印了两万七千五百本，让我十分欣慰。我有一位在湖南公社的堂兄，他在长沙买到一本。家妹写信告诉我，她看到广西的一位政协委员也有一本，书中尽是密密麻麻的眉批和画线。北京和上海都出现好评，香港和旧金山也是。后来我又有一篇文章登在李约瑟博士八十大寿的纪念集中，在上海出版，让我的批评文字又迈进一步。该文批评中国官僚制度盛行，因而导致自然法认可随意统治的假象。这种管理形态无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政治中央集权古老模式中所滋生出的恶习，将技术上的无能妆点成道德上的优越，以维持其假象。我一位从未谋面的外甥写信告诉我他的感想：书中揭露的景象太令人失望，但如果实情如此，宁可揭穿也不要掩饰。只要毛泽东还活着，任何编辑、出版商或甚至排版工人就不可触及此一禁忌。事实上，形形色色的“主义”是构成左派史学的基石。不说别的，在X-Y-Z（X指邓小平Deng Xiaoping，Y指胡耀邦Hu Yaobang，Z指赵紫阳Zhao Zhiyang）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比较容易接受新思想。这两种著作的出版不只是很大的荣耀，也让我觉得，中国的革命已告尾声。革命的意识形态被修正时，革命的举动也可以重新被纳入历史中（见本书“安亚堡”章）。
在写这本书时，我不时要离开一个文化的边界，踏入另一个文化。有时我会觉得，自己就像横越国界却没有护照的旅人，本身就是识别证明。没有现存的权威可以引述，甚至没有足够的词汇来帮我解决彼此的差异。这真是骇人的经验。但是，等我存心撤退时，却发现我故事中的逻辑和推理呼之欲出，让我有继续前进的动力，前景不再是无法充分描绘的海市蜃楼。目前的这一页已到达此一境界。也许这次我可以做得更好，先转到熟悉的场景，以一个事件为起点，和我的读者分享经验，即使暂时必须把中国搁置一旁。
我开始写本书时，是在1980年夏天，在德黑兰的人质仍然是许多美国人的锥心之痛。我们从电视上看到，伊朗的学生在示威时以仪式的动作抽打手腕。他们高喊反美的口号，用美国国旗来拖行李。每天晚上，电视主播总会计算美国同胞被囚禁了几天。一个遥远小国的内政居然透过一连串的事件，第一次扯上超级强权，甚至影响总统选举。几个月后，人质终于获释。媒体邀请人质的太太参加记者会，其中之一是芭芭拉·罗森（Barbara Rosen），无数的美国人一定能分享她的喜悦。电视前的观众也许还记得，谈判的痛苦道路终于有所突破，在此期间皮耶尔·沙林杰（Pierre Salinger）发特稿记述其过程，细节一无遗漏。获释的人质到达司徒雷登空军基地（Stewart Air Base）时，令人动容。该地离我们只有十五英里，路旁的树上和电线杆上都系满黄丝带。仍然头昏眼花的他们搭车前往西点军校，暂事休息并接受询问。路人对他们挥动星条旗。但有一个相关问题却没有获得充分解答：美国为什么会落入此一陷阱中？
我没有兴趣研究CIA的运作或伊朗国王的资产，这些不过是次要议题。如果美国的势力得到敬重，CIA的干涉就会受到欢迎，伊朗国王存进美国的资产就不会引起轩然大波。但事实上，美国势力受到极度的憎恨。许多伊朗的领袖即使是在美国受训或接受西方教育，也都替霍梅尼做事，和宗教强硬派分子连成一气。大学生参加激进国家主义的运动，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注意。在一般的情况下，他们应该会被西方价值所吸引，而不是支持造成本国落后的中世纪制度。
我们很容易骤下结论，以为他们疯狂、不理性、被误导。萨达特不是称霍梅尼为疯子吗？在他的朋友中，不乏有西方背景的人，霍梅尼和美国算账时，这些人不是被枪决就是被迫逃亡。
美国人还可以进一步肯定，我们对伊朗人没有邪恶的阴谋。我们以合理的价格向他们买石油，我们也以合理的价格卖给他们军事装备和其他商品。如果我们勉强算是有阴谋，可以说是透过新闻单位推广自由体系的好处，其中包括经济制度，称之为资本主义也无不可。我们一点都没有羞愧之处。我们的经济制度奠基于自由意志和互利，一点也不像其他主义从阶级斗争开始，在大规模的暴动和不断劝诱后，最后就是苏联的宰制。
美国人厌恶被称为帝国主义，还有一项原因。在所有的主要已开发国家中，只有美国纪录清白，累积资本时并没牺牲其他国家。美国本身就是殖民地起家，自然而然同情被压迫的民族。美国最骄傲的行为就是拒绝以奴隶建国，这种英雄式的奋斗却必须以恐怖的牺牲为代价。如果世界上有公理可言，美国的前盟友和受益国都应该记得，美国如何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如何在战后推行马歇尔计划和其他援助方案。
我绝不会挑战上述主张，这也是我定居美国的主因。我还可以证明，美国生活吸引我之处不只在于自由及便利，还有新奇及魔力。如果这句话显示我性格中的肤浅成分，我愿意承认，不打算辩驳。不过，我想告诉读者的却是，系统分析和个人偏好之间存在着差异。除非我们看到这些差异，否则不可能加以统合。
首先，我们必须了解，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现象，本身是一种历史产物。直到20世纪，这个名词才常常被用到。马克思提到“中产阶级社会”和“资本家的时代”，却不曾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词。在亚当·斯密的时代，还没有出现这个名词，他只把他鼓吹的经济思想和政策称为“商业和重商的制度”，以相对“农业的制度”。时至今日，说也奇怪，描写已开发国家和开发中国家时，这个对比具备很高的再利用价值。
在20世纪末的我们，书写时无法避免“资本主义”这个名词。我依照乔治·克拉克（George Clark）爵士的先例，认定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运动，把它当成具体的事物，而非一套价值观。在我和李约瑟博士联合署名的文章中，我们将资本主义定义为私人财产权信用的广泛延伸、不带人治色彩的管理及服务设施的聚结，但这些要素并非不带任何意识形态的含意和强制的倾向。资本主义不能只由个人来推行，资本家必须包括雇主、雇员、事业伙伴、银行家、供货商、客户、会计师、销售人员、公关人员和律师。透过奠基于货币管理的法律联系，整个社会因此紧密相连。在这一切背后的原则，是财产权绝对而至高无上，超越皇室特权和传统的道德观。这些概念和惯例截然不同于农业社会的基本性格和惯例，因此从历史上来看，很少不经过相当程度的暴力而被接受。在这些特例中，我们以位于小岛上的威尼斯为例，这个城市透过和平的手法而有资格成为资本主义的先驱。距离不远但处于内陆的佛罗伦萨，也尝试在公共事务中进行货币管理，却引爆激烈的冲突。在17世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荷兰之所以崛起，是因为抵抗西班牙的宗教大审判。无论是资本或技术劳工，都被代表欧洲主要土地势力的王室赶到北海边缘的尼德兰。我们认为，英格兰银行的成立是英国走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起点，但必要的前提却是光荣革命结束内战。美国依资本主义的路线建国，如上所述，幸亏没有遭遇农业部门有组织的抵抗，因为美国有许多未开拓的土地，唯一的例外可能要算是南方邦联发起的大抗争。
资本主义容易盛行在有绵延海岸线的小国，而不是处于内陆的大国；比较容易滋长于没有中央集权文化传统的国家，而不是中央集权文化丰富的国家。最值得注意的是，亚洲虽然和欧洲势力接触达三百多年，但直到近来韩国兴起之前，没有一个亚洲大陆型国家具备明确的资本主义风貌。
一个国家转变成资本主义，对个人有何影响？我认为自身的经验已相当接近。我要求纽普兹的学生想像，如果同样的冲击发生在他们身上，改变可能是“从头到脚”，也就是说，必要的重新调适会影响到他们的婚姻、家庭关系、商业人脉、人生观、甚至所使用的词汇。所需要的不只是决心，还需要协调，绝非像部分经济学家所说的，只要甩掉古老习惯，接受新选择即可，尤其在一个人口密集、深受安土重迁文化影响的国家。
至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自由，我已经说过自己是深受其益。但我必须修正的是，我们在美国所享受的自由是“合理”的特权。也就是说，社会所应用的科技相当先进，分工愈来愈细密，人人都有职业和移动的选择，我们才可能享受到这种自由。所谓的合理，是指法律制度也不断扩充延伸，将个人和企业的权利义务划分得更清楚，以符合新局势，在新的富裕水准之下，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不致太离谱。一切都在成长和演化中，时点和协调十分重要。大多数的开发中国家都无法达成这样的节奏，这也是战争和叛乱连连的主因之一。
我无法说资本主义主导美国政府的意识形态，只能说政府的运作依赖资本家的技巧。美国政府专注于货币管理以及一系列的社会福利，这种策略需要国家经济最先进的部门能不断进步。如果形成不平衡的情况，获利的动机将诱发第二及第三层阶层自动补位，让后续发展更有深度。至于仍然落后的部门，政府会提供津贴、协助及补偿。但和许多组织能力还不够好的国家打交道时，美国常常显得冷酷无情。这些国家认为美国释出最会攻城略地的商人，利用这些不设防的国家，丝毫不考虑可能引起的混乱或其后必须进行的弥补。
伊朗国王统治的是一个很特殊的开发中国家。他掌握着石油带来的收益，以为可以达成上层的现代化，同时完成下层的社会改革。他主导土地改革，提倡女权，实施义务教育。问题在于太短的时间内涌入太多的钱。国家欠缺通达下层结构的体系，无法达成必要的协调整合。伊斯兰教律是为了统一中亚贫瘠地区的民族，以军事化的简朴风格生活。所有人相亲相爱，人人都必须过着洁身自爱的生活。崇敬安拉是人类生活的主要目的。所有的信徒都必须慷慨施舍。诈欺、偷窃及通奸不仅是私人的罪行，也是公众的罪行。但这些道德教条却无法提供复杂组织架构所需的基础。正统的伊斯兰教即使倾向神权统治，即使强调圣战和殉教，也无法脱离农牧的历史经验。我曾经浏览这个主题的文献，现代的阐释果然相互矛盾，混淆不堪，但有一件事很清楚：伊斯兰教就像儒家教义一样，将国家视为文化导向的存在，而非经济上可以管理的单位。大多数的文化教令集中在家庭和村落的层次，社群以上的司法因此得以简要明快。犯小错却蒙受残忍不人道的惩罚，毫不宽待地执行性禁忌，这些我们都听得太多。我们已经假定，提起这些事未免太落伍，但霍梅尼重新在伊朗复兴这些教义，因而更加确定下列事实：大众层次的社会习俗并不曾远离农牧时代的过去。偏离社会习俗无法被宽容，容忍的错误范围从来不曾太大。虽然一再提到伊斯兰世界的“重商传统”，但宗教对商人的认可，无非是依据传统承认商人对社会的服务，从不曾鼓励他们相信，财产权绝对而至高无上，可以超越传统道德，更不用说将同样的原则施展到大众层次。从现代的观点来看，这些条件都不利建设流动而多元化的社会。观察家指出，伊朗的有钱家庭通常会购买土地，投资股票，而不愿把资产投入长期的商业投资。有利分工细密及资本自由流动的环境并不存在，更不用说农业人口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五，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实施现代化。
因此，无论伊朗国王在上层推展任何新方案，后续发展根本不见踪影。最后，整个现代化的计划似乎创造出一个外来的物体，针对的是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而不是本国。就像是外来文化的殖民地，却又缺乏后者的精髓。石油换来的美元无法妥善利用在建国大业时，就会花在军备上，和奢华的消费没有两样。伊朗国王的失败不只是财富没有充分流通，也不只是他常为人诟病的管理失当。霍梅尼发动革命时，吸引相当人数的都市中上阶级，然而在理论上，这些人在经济上持续受惠于国王的改革。被罢黜的国王向来对军队青睐有加，但武装部队并没有支持他。要测量他的失败有多严重，就要观察头重脚轻的快速现代化产生多少疏离感。无数的伊朗人觉得，社会被切成两半，他们再也无法安宁度日。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才会显得像是邪恶势力的恶魔。国内的奋斗转成国外的圣战时，美国企业的商业优势显得更无法原谅。
我认为，巴列维的悲剧不是“错误”所能交待。如果说是错误，我们等于是将所有的利益冲突，时点的阻塞，以及地理、文化和历史因素所产生的全球性问题全归咎于一个人身上。事实上，这样的错误的确存在，通常是由于不幸的领导人过度使用秘密警察。但伊朗国王统治三十九年，理应被视为历史人物看待。他面临制度的陷阱。他只拥有独裁的权力，我们不可能不切实际，以为他会将王位的宝座换成“新波斯的第一公民”这个头衔，因为这样做毫无意义，他不可能放弃他所拥有的唯一工具。一旦采取这个立场，他发现讨好西方强权既合时宜，又有必要。穆撒德（Mussadegh）必须被驱逐出境。石油资产国家化的速度减缓，签署巴格达协议，进一步开放西方的投资等等，都是一连串相关的措施。只要他经手的收入庞大而集中，他就可以再投资于大型的重点工程，美国的技术支援自然不可或缺。他不能去注意小的企业单位，因为制度规章及联系不足，无法使运作顺利。也许他可以多注意地方上的慈善活动，而不是像批评家指称的，让教师（mallah）去接触草根势力。但是，这批评也要小心处理。在伊朗国王统治下，官僚制度的运作原则完全不同于什叶派时期。他已经进展到解放妇女、消除文盲及重新分配土地。总之，伊朗国王的不幸在于他必须从古老的权力基础上推行19世纪的改革，同时要面临20世纪的问题。他计划的长期利益还无法实现，但他的恶行却是昭然若揭。
本文的目的当然不在于替伊朗国王辩护。如上所述，在我的大历史概念中，中国历史的底线必须往前挪动四百年。在处理东方遇到西方的主题时，也有必要对西方文明和美国历史进行深度讨论。这个题材过于庞大，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让事件获得适当的定位。而且我也急着建立观察的重点。在这个情况下，巴列维可以符合我澄清前景的目的。到1980年为止，他的故事提供充分的线索，让我可以完成本书的最后一章。但在我总结一切前，先谈谈其他要点。
我从来不曾去过伊朗。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曾在印度待了一年多。1943年10月24日，身为翻译官的我随着中国军队在新德里游行，从比哈尔到新德里后再回来，火车的车程约四十小时。到了德里（译按：原文如此），我们受到印度军官热诚的招待。经过演习和仪式后，我们的英军主人带我们去参观红堡。多年后，那段旅程仍记忆犹新，在龚坡尔站（Cawnpore Junction）灯光暗淡的火车站，置身于万花筒般的缤纷颜色中，慵懒怠惰的感觉不禁油然而生。小贩叫卖食物的声音竟然忧郁至此！相反地，阿拉哈巴德（Allahabad）则是吻合《天方夜谭》童话风格的城市，在树木的掩映之下，白色或奶油色的圆顶和尖塔指向天际。整体的景观只能从远处欣赏。我们的火车在这个城市停靠三次，每一次都让人产生如梦似幻的感觉。我曾经三次前往位于东方的加尔各答。中国驻印军从蓝伽拔营，准备进行第二次的缅甸之役时，我自愿开车载运武器到前线。我们的护送部队花了四天的时间，才通过蜿蜒的恒河下游，到达阿萨密的茶园区。即使是在蓝伽营区，我也常常在傍晚骑单车在邻近的村落进进出出，严格来说是违反规定的。因此，我可以宣称，在情况允可下，我尽可能四处观光。后来在纽普兹的亚洲文明课堂上，讨论到初级的印度文化和历史时，我并不觉得自己从未接触过这个题材。
然而，印度总是容易形容，却难以归纳。“对比的国度”，我只能诉诸这个观光主题。在靠近蓝溪空军基地，在我经常走过的地区内，通常可以闻到牛粪混合薄荷的清香。从农地回家的农妇头顶篮子，所哼唱的曲调完全融入薄暮的气氛中。我如何说明这样的景致呢？印度乡间之美或许还有待发现。在格雅（Gaya），我看到据说是释迦牟尼悟道所在地的菩提树。但就在不远处，街道肮脏，下水道没有加盖，光脚的小孩到处乱跑，也许正说明深奥的智慧诞生于普遍的无知之中。但结构如此松散的参考架构并无法增进我们的了解，只会导致误解。
身为华裔的我，比别人更容易误解印度。表面上，中印两国有许多共通点。两国都长久维持独特而孤立的文明，最近几百年来都面临人口过剩和普遍贫穷的问题，都抵抗外来的侵略成为崭新的国家，但却都还没确定在今日世界中的地位。虽然“印中友好同盟”（Hindi-Chini Bhai-Bhai）中透露出善意，但喜马拉雅山的边界却充斥着敌意和相互猜忌。我曾经扪心自问：如果我对彼此的了解毫无贡献，我曾扭曲形象，让一切显得更糟吗？我读霍蒲·库克（Hope Cooke）的自传，读到1964年尼赫鲁葬礼的那一段时十分感动。前锡金的王后描述，当她与丈夫抵达现场时，群众误认她丈夫是周恩来，立刻即席唱出“印中拜拜”。但就在不久前，中印边界爆发武装冲突，印军被打败，反中国的情绪仍十分高昂。库克女士所见证的是，在人民的层次，友善的感觉总会克服短期的敌意。人们不应该去破坏这种人类间的真诚善意。
但整体而言，印度和中国并不了解彼此。早期的历史接触和印度对中国的影响除外，在现代史上，两国的文化交流非常有限。我自己发现，如果我和印度同事基于共同的西方文化背景而接触，比较容易成为朋友，但如果基于各自的族裔文化就比较难。就历史上来看，印度缺乏政治上的统一，通常把包括村落经济在内的各种问题诉诸宗教。习于官僚管理的中国人则习惯把公共利益哲学化。把实际转成抽象的习惯是两国共通的特性，但由于相信的意愿以不同方式和不同层次运作，所以容易看到别国的荒谬，看不到自己的可笑。彼此的误解和扭曲出现在不同的地方，发展成不同的方向。两国都仍然在寻找建国的实际公式，都无法扬弃意识形态，尽管许多印度领袖极力将新的共和国建设成一个非宗教的国家。服膺意识形态却可能导致将行动等同无法讨论的道德完美，因此将特定的努力转成普遍的真理。
最近格尔和我去观赏获得奥斯卡奖的《甘地》。我相信艾登堡和金斯利表现出色，因为圣雄甘地的一生的确很难用影像来呈现。尤其是对我来说，电影中聚集的群众让我回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我摩肩接踵的真实人群。我看到蒸汽火车头时，几乎可以闻到上油的金属零件所发出的蒸汽味。从房子的屋瓦到浸泡在池塘中的水牛，整个景观既熟悉又写实。但这部影片仍让我有所不安。《纽约客》的影评指出，这部电影的前半部非常成功，吸引大家对甘地产生兴趣，但后半部却不协调。在我看来，错不在电影，而在主旨本身：甘地身为革命家的角色很容易理解，但身为神秘派人物的他，生命中却染上模糊笼统的色彩。这无法以传统的逻辑加以解释。暗杀者的自白也有类似的谜样色彩。在高瑟（Godse）被判绞刑前，他说他个人对甘地并无私怨，向甘地发射子弹前还对他敬礼，的确尊敬而祝福他。这种不协调无疑构成教师的最大困难，因为我们必须对美国大学生简述印度文明的全部历史。
甘地是伟人，但绝非因此而更容易了解。他的信念是satyagraha，也就是灵魂的力量。换种不敬的说法，我可以说这是一种简单的战术。在美国，我们会说，如果你打不赢一大群人，最容易的方式就是加入他们。甘地的战术一开始就刚好相反，也就是说，如果打不赢，不要加入他们。但他的温和抵抗并不是自限于被动的不采取行动，抵抗必须转成挑衅的抗争。此外，satyagraha还意味着，外在世界虽然有种种残暴及不公，但全都可以靠人的内在力量和道德纪律加以克服。可是，不管有无精神上的升华，这个信念仍然强调成功。你仍然必须获胜。
甘地认为，印度的独立运动必须和国内的社会正义息息相关。他努力推动改善贱民的地位，同时把古老形式的印度村落生活理想化。他认为不应该有阶级歧视，但仍然主张阶级之间应该分工。他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但对自己的子女又很疏远。他觉得有时自己的理性应该超越圣典的训示，但又不曾放弃印度教的圣典，而且呼吁人人都保持出生时的信仰。身为领袖的他赢得亿万人民的心，他的教诲强调共存。但他坚守绝对真理，排除以妥协作为解决歧见的工具，甚至在同一派人士中也不例外。他和贱民领袖安贝克（B.R.Ambedkar）意见不同时，他就绝食到濒临死亡边缘，最后才解除后者的武装。埃塞俄比亚人必须以武力对抗墨索里尼，无法诉诸非暴力的手段，让甘地深感惋惜，但印度独立后不久，他就核准派兵前往喀什米尔，尽管其目的是为了避免社群的暴动。这次的行动仍然显示，有时使用武力是不可避免的。甘地不信任现代医药。他也不用机器，认为机器会降低人格。他的手摇纺织机和腰布象征人们崇尚简朴，热爱工作，彻底独立于现代特色的科技分工之外。但他推展运动所以能够有效，几乎都要靠现代大众媒体创造和散播知名度。如果没有现代科技，这些媒体就绝不可能存在，他的杂志《神的子民》（Harijan）也包括在内。现代科技的首要前提则是复杂的分工体系。
全世界没有人能否认甘地的伟大。他向世界展示，人类的精神可以有多崇高。他降低自己而提高同胞的尊严。他以乐观自愿的心态来承受苦难和处罚，提振胆小丧志的人的勇气。他已经发现人类性格中的正面情操，一旦释放出来，领袖不只善用在高位的聪明才智，而且还要走到街头，围着腰布，光着脚，以接近最低层的大众。他希望能启发领导这些人，但绝不发号施令。然而，他的生平行谊和特定的宗教特色密不可分，我虽然敬畏有加，却不可能崇拜。
如果我们将革命家甘地和神秘派的圣雄加以区隔，故事顿时鲜明清晰。甘地的策略包括引入宗教的力量，用以抵挡在科技上胜过印度一大截的人类机器。英国能使印度俯首称臣的主因之一是经济组织。直到今日，许多印度村落仍然实施“农业阶级制度”（jajmani），全国有同质的文化，经济上却像单细胞一样。村民的分工牵涉到许多种类的农民阶级。只要种姓制度仍然存在，婚姻就限于同一种姓之间，职业沿袭自上一代。陶工的儿子仍然是陶工，洗衣工的儿子也是洗衣工，如此才能延续洗衣工的种姓。在每个村落中，农业阶级形成类似员工的工会团体，他们是主要的生产者。相对的则是十来种“服务与供给”的阶级，也就是所谓的“卡明”（Kamin），执行制陶或洗衣等较专业的功能。他们也像是员工的工会团体。至于服务及供给的酬劳，是由农民阶级每年依年龄高低支付给“卡明”，照例以谷物来计算，有时甚至是以“一个人所能肩扛的谷物量”等不容置喙的标准来计算。每一个村庄和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长老团，称为五人委员会（panchayat）。此处必须考量到通俗的信仰。正统的印度教认为，世袭的职业是由神来指派，达成世俗的任务也就是积存灵魂的价值。转世的信仰更进一步强化理论：工作做得好，来生就可以升级，不过最好能够完全脱离轮回。
我们可以主张，农业阶级制度在印度一定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起因于该国的地理和气候。缺乏有效的中央集权政权也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强迫村落社群依宗教信念建立架构，并配合自然经济，以求顺利运作和生存。这主张并没有改变我们的观察，也就是说，印度社会的下层结构是面临英国时的致命弱点。事实上，如果对已形成模式的长期发展进行历史分析，因果之间常常难以划分。政治不统一和司法制度没有效力，迫使各地区必须达成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地方经济的自给自足又造就政治的难以统一。即使各地区的土王都无法借打散底层来改造区域。只要农民阶级存在，印度接受现代科技的能力就极为有限，家庭工业成为永恒而不可逆转的现象。
也因此，18世纪的英国发现，可以蚕食鲸吞这个国家。英国人先前已来发展贸易，现在又来建立要塞，和印度的土王建立关系。像罗伯特·克莱夫（Robert Clive）和华伦·海斯亭斯（Warren Hastings）等帝国建造者，很快就创造英属印度的状态，并没有碰到太大的抵抗。印度次大陆就此分成德里的蒙兀儿（Mughal）政权、玛拉萨（Maratha）和锡克族、尼萨姆（Nizam）、纳瓦巴（Nawab）及其他土王。其后英国对印度的征服，约和拿破仑战争和工业革命同时期，一直进行到19世纪末，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胆大包天的殖民行径。外来的统治者仍然以公司自称，但却统治一个出色的文明，领土还比英国大了近二十倍。但英国设法组织殖民地军队，设立文官体系，划分行政管理区，引入法律，重新调整当地的收入来符合自己的需求。
英国在印度的经验已引起充分的辩论，包括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记者、作家、以及从自由到保守等各式各样的政治人物。他们的重点不一，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白人的负担到马克思—列宁派诠释殖民强权到海外寻找原料和市场。有时我们不免看到英国所为何来的怀疑，因为到19世纪初，东印度公司的利润已经缩水，但英国仍然不断投入人力和资源。但这已是题外话。英国在印度的主权部署绵密深远，前锋是帝国主义，后卫是资本主义。有别于一般的认定，资本主义的重点其实并不只是着眼于物质上的获利，更不企求短期内的获利。信用的延伸、不带人治色彩的管理、服务设施的聚结等技巧，都促成财政资源累积到空前的水准。新的管理技巧和更多的资源又使整个国家，或说至少大部分的地区，成为更广阔的新冒险天堂——通尼教授称这种经验为亢奋状态。这种新的生活模式蕴藏更高层次的满足感，因而释放出相当大的能量，也让在印度的英国人如此难以对付。他们的协调工夫一流，因而能维持一贯的冲劲，迅速征服次大陆，让土王沦为傀儡。但他们也大规模兴建铁路、公路，成立电报服务，扩充灌溉系统，改进公共卫生，在饥馑时赈灾，推行种种改革。这些成就赋予他们使命感，最后竟然演变成道德优越的幻觉。
这种长镜头的看法绝非小看短期的细节。就《甘地》的相关题材而论，我清楚了解，在安瑞萨尔（Amritsar）的贾利安瓦拉巴（Jallianwala Bagh）封闭场所，英军下令枪杀示威民众，计三百七十九人死亡，伤者更达三倍以上。下令的瑞吉诺德·戴尔（Reginald Dyer）在猎人委员会（Hunter Commission）作证时指出，他下令行动的那一刹那，不再关心原来的目的是为了驱散群众，只想到“从军事的角度制造道德的效果”。戴尔将军被迫退休，驻印度总督也予以谴责。但回英国后，上议院支持他，热心拨给他丰厚的退休金。甘地因而形容英国政府邪恶如撒旦，整个西方文明腐败。
不过，这些事件更强化长镜头观察历史的重要。以有限的观点来讨论重大的历史事件，是极度危险的事。海洋贸易国家比较容易以商业惯例为基础来培养组织能力，而大陆型的大型农业国家就比较难，如果能了解这一点，就可以避免戴尔的错误。帝国势力还有另一项优势：可以从都会中心推行经济活动，不去考虑臣服国家的下层结构。这是靠武力打造出来的组织。此时的英国显然已经忘记本身在17世纪的奋斗：整合两种不同的元素，一是英国的农业经济，二是重商惯例所衍生的组织原则和技巧。此时的英国人也已经忘记，他们已脱离“依赖”荷兰的“最后桎梏”（借用乔治·克拉克的形容）。
此外，本土的英国人比较容易想到驻印英人的美德懿行，不太会想到他们的恶行恶状。英国把纺织品卖给印度人，牺牲当地的工业，这个事实已经被遗忘。也很少人提起，安瑞萨尔事件的近因是印度人抗议立法准许预先逮捕。农作物歉收原本不一定导致战后传染病盛行，造成数百万印度人丧生，但英国忙于赢取在欧洲的战争，无暇注意这件事。殖民地的管理者想摆脱“先离间再统治”的恶名，但在安瑞萨尔事件中，廓尔喀和俾路支族的军人在戴尔命令下开枪。综合种种事件，我们就更能理解甘地的革命策略。殖民地的主人在英属印度创造出上层结构，虽然凶残，但结构仍然可行。印度人无法直接对英国正面开战，只好采取不合作主义。公务人员不上班，大学生罢课，大规模杯葛选举、纳税、英国法院制度及进口布料。这些行动造成参与者的绝大牺牲。但我无法想像，如果在印度以外的地方推行这样的运动，是否能同样有效。这一切的背景因素在于，印度教的传统认为，情欲的满足和物质的拥有虽然不是天生的邪恶，但也是个人生命周期中较低阶段的实现。一个好的印度教徒应该结婚，过好日子，甚至追求成功。但年纪渐长后，就应该“淡出”世俗的追求，达到更高层次的解放。也就是说，纵情享乐和过正常的生活并不罪恶，但禁欲和苦行的价值更高。读者应该还记得，在农业阶级制度下，印度乡村事实上根本没有提供累积财富的机会。不合作主义符合放弃世俗、追求精神价值的教义，还多了一层印度文化传统的诉求。而且，不合作主义也吻合印度的自然经济。甘地扛起领导重责时，时年四十九岁，虽已婚但已禁欲十多年。他在南非也享有盛名。总之，一切条件全都具备。
然而，这番观察并非指责甘地是机会主义者，或说他的动机并不诚心。事实绝非如此。甘地的悲悯先于狡诈，他的耐心无穷无尽。事实上，他的诚恳常让部下心烦，因为独立运动开始有声有色时，他们想从中获利。甘地对流血和丧命深恶痛绝，1922年，他领导的运动失控，爆发暴力事件，他立刻喊停，直到1931年才又继续。
在这些事件中，圣雄甘地展现他的伟大之处。他的奋斗已成为他的人生。群众运动日益扩大之际，他也必须更无私。这是场永无止境的奋斗。早期的战术和策略已历经灵魂升华的过程，完全融入他的宗教信念。只有透过无数的绝食和沉默抗议，才能实现权利即力量的理想主义，他的信仰也因此是追求成功的信仰。甘地一直怀抱这些信念，直到1948年他死于印度狂热民族主义分子的枪下为止。但由于他自身印度教—耆那教徒的背景，他不可能和我们一样，清楚划分神圣和世俗。他显然将象征主义视为现实的一部分，因此也赞同圣牛崇拜。这些观念和世袭分工的概念紧紧相连，如果依逻辑的一贯性加以推展，无可避免会回归印度教因缘和转世的正统，虽然无法证明其错误，但对现代生活却形成很大的障碍。另一方面，他的折衷主义虽然成为革命的意识形态，在独立运动时适时发挥功效，但其后却丧失动能。幸好他的继承者，尤其是紧接其后的尼赫鲁及现在的英迪拉·甘地（和他没有亲戚关系），并没有盲目跟从他的政策。他们摆脱圣雄对西方物质文化的猜疑，转而兴建巨大的发电水坝和大型炼钢厂。他们也没有确实遵照他的绥靖主义。
甘地的故事让我们得以综览印度独立以来的历史。共产主义虽然有时会进入地方政治，但从来不会形成严重的威胁。不过宗教始终是引起争议的议题，巴基斯坦的独立多少减轻此一问题，但就国内来说，宗教仍然使国家无法维持一贯的现代化节奏。印度幸亏拥有良好的上层结构，和西方民主亦步亦趋。议会制度虽然不时爆发危机，但大体上仍能运作。在开发中国家里，印度免于军人主政的恶名。印度的运输和通讯系统仍然是亚洲大陆型国家羡慕的对象。在这些优势之下，印度得以在消除文盲前大胆实施全民普选。但下层结构的基本问题仍然存在。
发生在印度的事件，和在中国及伊朗一样，都让我想到，今日开发中国家面临的主要关键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技术问题。在大多数的国家中，本土的制度已行之有年。毫无疑问的是，这些组织原则会以某种形式获得道德的支持。但国家借资本集中和分工细密引进西方科技后，原先的各种制度不再行得通。这些国家起初的脆弱难逃外国的压力。双方对峙时，这些国家必须动员最大的人力资源来抵抗外侮。一旦对峙的当下威胁消失后，每个国家仍必须寻求技术上的适应之道。争取独立时所建立的防御机制，极可能无法完全解除，因为毕竟已成为国家的文化遗产。也就是说，促成工业组织的基本技巧必须来自于资本主义，但由于各国地理历史等因素而必须加以修正，最后就会形成不同层次的社会主义。
就印度而言，其村落起源虽难以考据，但可以上推至《吠陀经》和《优婆尼沙昙》，因此至少长达数千年，但受西方影响的历史最多不超过四百年，而影响最深的部分不过两百年。我们不难想像，在整顿古老的结构以符合现代需求时，会碰到多少困难。我们提到印度的宗教时，无关神学或教堂。对印度教来说，前者无形而后者根本不存在。另一方面，宗教意味着个人在社群中的社会地位、职业和谋生工具。印度有时被称为“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接受这个说法的同时，我们必须知道，虽然对村民进行民意调查，但村落仍处在农业阶级及长老团的制度下，文盲也尚未绝迹。既然如此，这个国家的新领袖恐怕很难宣称要全心全意接受资本主义，也很难说财产权可以超越传统的道德观。如果请英国人继续留下来，可能还更好。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印度必须保留上层结构中的某些集体工具，以保障无法替自己争取权益的百姓，否则就会被迫施放补给和津贴，但这又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印度政府将交通运输产业、最大的银行企业和全部的保险业全都收归国有，民间部门只能执行次级或第三级任务。
印度采取不结盟路线，国家领导人自然对他们的决定赋予很大的精神价值，因为虽然他们也有缺点，但却认为自己已经用最合理的方式，结合公共事务中的传统道德观及现代科技的好处。这样的心态让他们心安理得同时接受美国和苏联的援助，却不积欠任何一方。
我们如何面临被价值观所分裂的世界呢？跨越国界或文化疆界时，历史学家如何以充分的信心来处理这些议题呢？我们书写时，可以避免成为“亲X人士”或“惧X人士”吗？更严肃地说，如何可以既不对其他国家怀有偏见，又不背叛自己的国家？
一旦体认到上述问题并无万无一失的答案，我们就可以欣慰发现，标准的分歧并非始自今日，而是向来都存在。事实上，现代科技将利益冲突散布到全世界的各个角落时，同时也将不同的地区紧密连结在一起。以印度为例，从收归国有的产业名单就可以看出，政府致力于可以在数字上管理国家。新政府最感兴趣的地方，就是推动资本主义的三大要素：信用、管理和服务。这并非令人沮丧的现象。不久前，甘地代表的是与整个西方世界完全不同的道德，现在这个尊他为守护神的国家已经开始修正他的革命意识形态，以便能和其他国家分享这些价值。
同样的，我们必须充分认知到，自由和道德是抽象的原则，其具体化必须取决于时空条件。由于科技不断进步，我们自己的标准也常常修正。在我住在美国的这三十年期间，已看到美国道德标准经历剧烈的变化，导致适用到日常生活的自由观念也有巨大的改变。如果我们期待开发中国家立刻适应我们的标准，是不公平又不切实际的，毕竟这些国家大多数仍处于危急的状态中，眼看自己的文化传统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变得支离破碎。
从伊朗、印度和中国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没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国家称得上是“东方专制政权”，足以威胁到“自由世界”。如果我们仍然听信这种理论，显然表示我们还没有从朝鲜战争的震撼经验中有任何进展。至于“亚细亚复苏”，这个现象不难解释，但我们不能把它和一个世纪前带有煽动企图的“黄祸”画上等号，才能了解其真正本质。我们必须了解，将资本主义引进开发中国家的风险相当高。资本主义成功的原因不只是尽可能利用科技，透过大量生产来改进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准，而且还在于利用社会服务推动经济的最后方，以赶上由前锋启动的普遍进步。在我写作的此时，社会福利是美国支出的主要项目之一。农业补助以实物支付（P-I-K）的形式拨出，提高农业部门的购买力，以人为的方式支持农产品的价格。我们很幸运，可以采纳这些办法。在开发中国家，甚至连哪些地方需要社会服务都无法确定，更不要设想其实施能让人人都满意。一个落后国家贸然引进现代西方文化，无异于邀请技术最精进的管理技巧，和当地经济中最欠缺组织的成分一起同台竞争，并以国家天然资源作为奖赏。
我将美国在伊朗与英国在印度的经验相提并论，本书的部分读者可能会觉得不快。在面对现代西方发展出的信用、管理和服务的综合技巧时，日本以外的所有非西方文明所采取的因应之道，被学院派人士冠之以“亚细亚复苏”的一般名词，他们其实已经先把全世界分成两个阵营：善于使用数字的人道德上较优越，不善使用数字的人道德低落，而且不老实。这样的过度简化也迫使我们以同样的草率来重新检视其归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借同一阵营内部不同之处来显示，挑起子虚乌有的恐惧是相当荒谬的事。如果我们忽略其间的差异，不如将美国在德黑兰的人质视为八十年前义和团攻占北京使馆区事件的重演。也就是说，双方都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如果说有集体的“亚细亚复苏”，其本质也是防御式的，而且正逐渐减弱。就最广泛的意义而言，数千年前孕育于亚洲大陆的伟大文明以农牧立国，无法在全国事务上让数学发挥最大的功用。使用专制权力当然有其必要。但团结凝聚这些国家和民族的持久力量却是意识形态的工具：宗教、哲学、诗歌等伟大文学、以及由亲属关系发展出的伦理学。这些要素通常写于成文法规内，或是成为习惯法的惯例。在现代，这种体制的可管理程度十分有限，成为和西方工业国家竞争时的最大具体障碍。大多数的西方观察家和部分本土的领袖并不了解此一详情，反而认为社会阶级和不平等是更迫切的议题。但据我们所知，这些国家的主要困境在于问题的“不可度量”。他们欠缺正确的信息，即使发现问题所在，也无法处理。
但在抗拒西方的入侵和中国抵抗日本的侵略时，本土的领袖已经发现，虽然他们的下层结构是国家落后的原因，但如果能动员传统价值，还是可以汇集惊人的力量来对抗外侮，因为这些外国势力具备现代化的上层结构，总是瞧不起内陆的本土权益。他们代表两种体系，彼此互不兼容。入侵者及其同党总是占有技术上的优势；防卫者的技巧在于扩大冲突，形成群众运动，用量来弥补质的不足。他们强调这些手段时，造成“亚细亚复苏”的形象。我们必须提到这个议题，原因不在于魏复古博士的原创性值得无穷无尽的评论，而在于如果不澄清此一基本议题，美国人和亚洲人之间仍会产生严重的误解，但双方其实没有必要长久敌对。
至于特定的发展，我们必须承认，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国出现一些破天荒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消除私人拥有农地的现象。这项措施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楚界定成共产国家，因为这正是《共产党宣言》中建议行动名单上的第一项。但这件事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探讨。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这些建议时，是针对“先进国家”。他们假设这些国家累积许多资本，因此工业和商业都专注于剥削工厂内的劳工。从土地征收的租金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贡献不大，只不过是不劳而获的另一种形式，很容易消失。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仍然在累积资本的原始阶段，一点也不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状况。其次，毛的运动显然提倡平等精神和同情心等传统价值，比较接近孟子，不太像《共产党宣言》，公社的结构也遵循国家机构的传统设计。因为其基础是便于行政的数学原则，其单纯简朴有利于官僚管理。但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安排只会导致没有分化的最低层农业经济，无法实施现代化。这个缺点已被发现，因此最近也重新进行调适。第三，中国的土地私有制已废除三十年，我们必须接受这个历史的既定事实。我自己从来不曾崇拜毛泽东。但我在美国住了数年后，终于从历史角度了解这个运动的真实意义。考虑到中国人口过剩、土地稀少、农地不断分割、过去的农民负债累累等诸多因素后，我实在无法找出更好的解决之道。如果说我还有任何疑虑，我的明代税制专书和对宋朝的研究就可以让疑虑烟消云散。管理庞大的大陆型国家牵涉一些特定要素，并不能完全以西方经验发展出的标准加以衡量。如果没有这场改革，也许绝对无法从数字上管理中国。就是因为无法在数字上进行管理，中国一百多年来才会一错再错，连在大陆时期的国民党也不例外。我已经提过，毛泽东是历史的工具。即使接受土地改革已实施三分之一个世纪的事实，也并非向毛泽东低头，而是接受地理和历史的判决。
一旦土地所有权成为公有，中国政府必须对城市中的大小企业比照办理。就一般的发展策略而言，这种做法毫无意义。经济底层的无数联系和关系应该由民间管理，而不是让意识形态主宰的官僚制度掌控一切，从头到脚，从发夹到鞋带。但读者必须扩大视野才能了解，在毛时代的中国，国家经济持续二十五年类似战备的状态。有人会说是极权主义作祟，但事实上也可以被视为延长的紧急状态，这是土地改革后的自然结果。农业生产受到国家的控制时，民间商业的主要供应来源就会被切断。但在战前，这个供应来源的架构就非常脆弱而不平衡，也许本来就无法成为新配销系统的基础。如果我自己没有在内陆与通商港埠之间来来回回旅行许多次，我可能也不愿相信有这回事。就管理上来说，新政府不可能一方面对全部的农业人口施行生产配额，一方面又鼓励城市居民发展自由贸易。我们可以想像出，在食物配给制普遍实施之下，无数的生产合作社将产品卖给控制零售价的数百个地方政府。大致来说，中国目前仍然实施这套制度。
在与开发中国家交涉时，已开发国家的信心可以建立在了解这些国家革命的真谛上。关键问题在于组织，而非平等。虽然某些学说可能在暴动时期煽起狂热，但无法取代建国时期的资本主义技巧。对这些国家来说，显然毕其功于一役并非所有问题的解答。如果消灭不合理和障碍可以带来好处，所清理出来的空间可以用来作为适应现代经济和科技的基础，但成功与否还需系于对不平衡状态的巧妙运用。就本质来说，无论是经济或科技，都不能作为永久保存同质性和单一性的工具。
熊彼特对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很敏锐的观察。他的《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是被广泛使用的教科书，其中提到马克思的次数不下六次，每一次都指出，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无法实际运用。但熊彼特不曾明显指出马克思大错特错，仍然推崇马克思作品中的分析价值。为什么呢？
马克思的理论衍生自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主张劳动价值理论，只有劳力才能创造价值。在“资本家的生产模式”下，劳工把劳力当成商品出售。但资本家给的工资不等于劳力创造出来的价值，只够取代劳动力量，牵涉到的社会成本不仅要支付食宿，而且还有训练和教育。劳工创造出的价值和出售劳动力量的价格（所谓的工资）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构成剩余价值，被资本家中饱私囊。我们当然无法说这个理论完全错误。如果完全没有剩余价值这回事，工会凭什么基础和雇主谈判协商？资本家如何源源不绝地累积财富？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为何必须实施反托拉斯法？
但就身为经济学家而言，马克思却以概念式的简明风格来呈现他的理念，他的理论无法转换成实际的数字。熊彼特等批评家已经指出，他概略式的公式应用于实际情况时，必须意味所有的劳工都受到同等程度的剥削，否则就无法导出一致利益的数字。此外，马克思也没有考虑到，企业家对自己的事业也投入劳力。但是，其他学者更反对的是，马克思认为机器创造不出剩余价值，只有透过磨损折旧来传递剩余价值。因此我们这时就可以问：为何我们称机器为“节省劳力的工具”？如果依照这个信念的一贯逻辑，信徒可能要追随甘地的教诲，逆转机器时代。最后这一点尤其和我们息息相关，因为我们正进入自动化和高科技的年代，劳力的使用大幅降低，脑力有极高的价值。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虽然能产生强烈的影响，却只能被视为一套哲学概念。任何国家如果想一板一眼地死守他的教条，一定会陷入严重的麻烦中，就像是毛泽东进行“文化大革命”时的中国。党派的争议暴露出固定标准的欠缺。依赖抽象原理和通则只会重蹈帝制时期的覆辙。我的《万历十五年》显示出，明末和毛统治下的混乱时期有许多共通点。我无意指桑骂槐，但两个社会都刚好用道德概念来取代法律。如果采行同样的做法，中国等于回到从前，无法在数字上管理全国事务。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解决之道可以依循一个明确的大方向：强化财产权。就政府和法律而言，道德训示的功用通常不及财产权，因为前者无法在竞争时提供精确的测量。
我在此提出建议：不要劝中国宣称，共产主义行不通，应该被终结。这样的提议只会使中国不稳定，对西方也没什么好处。如果中国陷入动荡，美国恐怕只能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混乱。
但是我要呼吁中国人，财产权的强化是在他们意识形态的可容忍范围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近一个半世纪前将“废除私有财产”写入《共产党宣言》时，呼应无政府主义者皮耶尔·普鲁东（Pierre Proudhon）的主张。普鲁东虽然宣称“财产即是窃盗”，但他指的并不是所有的财产，而只是用来剥削穷人的不劳而获的财富。他虽然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期待劳力可以提升到集体拥有财富。《共产党宣言》的两位作者把上述口号写入革命党纲中，作为一般而遥远的目标。事实上，在面对当前的议题时，他们的措施并不会像乌托邦一样遥不可及。他们在同一著作中建议：普及义务教育，禁止工厂雇用童工，实施累进税制，国家控制银行和信用，政府经营运输通讯服务。这些措施不只是社会主义国家采行，连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实施，即使不是全部，至少也采纳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实状况了若指掌，不可能反对劳力集体合作的财产权。
至于我们，当然没有必要屈服于生活于一个世纪前的外国先知。我们更应该考虑到，地理和历史因素对自由、道德、甚至财产权等概念所产生的限制。我们目前的财产权观念脱胎于盎格鲁萨克逊的法律制度。英国的法律从17世纪开始现代化，商业惯例被导入农业部门，前提是有系统地消除小地主现象，农地因而扩大和集中化，足以生产相当的粮食，支付相关成本。后来美国人同时受益于这套法律机制和免费的土地，造成每个美国人的一般家园规模接近于英国的乡绅。不只是我们的自由是合理的自由，我们的财产权也是合理的财产权。为争取这一切，美国早期的移民者发动独立战争。种种证据显示，公民的权利已将国民性格混合地理特色。今日一般英国人无法和一般美国人享受同样的特权。
就历史上来说，在帝制时代的中国，财产权不曾牢靠稳固。直到上一世纪，在受到外国势力影响下的通商港埠及邻近地区，财产权才开始沾染西方色彩。无可避免的是，这种都会—自由化元素注定浅薄稀疏，无法在中国社会扎根。我在本书已多次提到这个特征。我们可以将中国形容成潜水艇三明治，上层是庞大而没有分化的官僚制度，下层是巨大而没有分化的农民。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问题就像一个大型盒子或箱子，但没有把手，所以无从着手。我们可以说，缺乏中间阶层导致过去的中国无法在数字上进行管理。事实上，举一可以反三。在帝制时代，中国培养出无数的小自耕农，让他们成为农地的拥有者，但资本累积到超越这个水准时，政府又没有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对农民也没有提供农业信用，农民只好彼此借贷。如果有人可以了解上述史实，就可以清楚明白中国当代史。例如，读到史景迁《天安门》中许多令人不安的故事时，就可以少一些情绪激动，因为事先就知道，中国的革命分子如果从都会—自由化路线着手，就不可能成功，只是冒着生命的危险。这可以解释整体而言的国民党运动，并且说明反对者为何失败，甚至还指出部分反毛人士失败的原因。但最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中间阶层虚弱的现象积重难返，即使伟大的舵手也得俯首称臣。
且让我再借用先前的类比加以解释：假设男孩遇到女孩，陷入情网。假设某些误会让两人从此分离。数十年后重新回顾此一事件时，必须置于祸福逆转的情境来探讨。历史学家的技艺所在，就是站在类似的有利时点来进行整体的重新评估。新的视野会让我们以不同角度来审视过去。
1949年后的近十年间，毛的成就十分惊人，似乎已从一片混沌中打造出秩序，即使在经济的领域也有明显的进步。西方学者提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农业土地的合理化使用可以提高生产力；资源的统合使农民得以进行许多空前的尝试。在1949年之前，中国有三套不同的经济体系：一是工业化的东北，成为日本帝国的卫星；二是通商港埠的现代经济，但主要是配合西方，而非配合中国的内陆；三是内陆的农业地带，落后前两者达数百年。在毛的时代，三种体系才开始听命于同一主人。从苏联来的经济援助和低利率贷款虽然为数不多，但都能用在最重要的地区，因此常常能达成实验计划的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经济起点很低，受到战争蹂躏地区的情况更是恶化。重建其实相当容易。这些有利的因素全都凑在一起，创造出有所突破的印象。
问题在于，一旦攀登到高原后，动力再也无法持续。后来，中共和苏联产生龃龉，走向国际孤立。意识形态的动力取代技术协调，造成大规模的断层。党内开始分裂，起初是温和派和激进派对立，后来则是激进派内讧。这些都已是众所皆知的事实。但还有一些尚未被挖掘的秘密。
记者和评论家并没有提醒读者注意一项背景因素：之所以会发生争吵和断层，原因是中国已经进入一个未知的领域，看不到太多的前导指针。产生困境的唯一原因是发现新大陆，但社会组织准备仍嫌不足，无法容纳新的突破。我们说中国的都会—自由化成分很弱时，指的不只是中产阶级相当稀少，而是更强调商业法尚未上路，背后的法律概念更是付之阙如。现在让我们看看西方的发展：在发展西方形态的物质文明时，信用的延展、不带人治色彩的管理及服务措施的聚集等基本技巧都是无可取代的。基本上来说，资本主义是一种艺术，财务资源借而累积到空前的高度，达到最大的利用限度，而分工也变得复杂周密，以致个人的才能可以施展到极限。乍看之下，这些运作背后的信用具备法律上的约束效力，但似乎可以用开明的大我精神加以取代。然而，如果只有信念，运作的规模势必极有限，企业的分化程度也势必缩小范围。原因很简单：意识形态并没有数学的固定值，不能在数字上进行管理。中国为了让人人都成为无私的个体，必须让上亿人依西点军校般的荣誉法则行事。但在达成任何成效前，推行此一法则的成本就已不堪负荷。也因此，无论中国实施儒家学说或毛泽东主义，无论是在1966年或1587年，结果全都相同。不但私人动机可以伪装成公众利益，而且有时公共利益本身都难以确定。
数年前毛泽东仍在世时，“农业机械化”在中国是件大事。所谓的“手扶拖拉机”深受青睐。事实上，这种机器的大小相当于美国的电动除草机，公社每购买一台就要花费约一千三百美元。这种机器的动力还不够强，在稻田中操作不易，而且很难清洗和维修。但为达成此一计划，或说是为满足此一意识形态，工厂仍然生产，而农业单位既然是其“俘虏市场”，也被迫购买。这种弊端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财产权和主要生产者完全分开。只有在毛去世以后，这个陋习才被废除。
不久前，我们听说，鞍山钢铁厂提议划归国营事业，同时缴税给国家和辽宁省。我们从提议书中才知道，这个旗下拥有数十家铸造厂和工厂的工业集团，过去被冶金工业部要求提高钢产量，被财政部视为税收来源，被省级和市级政府要求提供产品和服务，以支援政府的建设计划。这样的“公众利益”都可能成为各方的争夺焦点，而且还不是在最受争议的地区。
“文化大革命”将意识形态和经济事务混为一谈，更开启强人争夺领导权，而且还达成一个目的：它彻底证明，只靠口号来管理十亿人口的国家，根本是不够的。运动对“资本家剥削”的害怕到达极点，反对分工到歇斯底里的地步，甚至想让每个人都成为农民和工人。我们不禁要问：为何不学习甘地的榜样，每个人都自己编织腰布，自己挤羊奶？
但如果我们认为整个中国革命只有负面影响，那就大错特错了。从新闻报道可知，在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贸顺差约五十亿美元。再加上先前累积的顺差，现有的外汇存底应该接近百亿美元之谱（长期外债不计算在内）。对一个开发中国家而言，这真是一项突出的成就。相较于国民党以前的预算，单是数字就已显示数十年来的组织力量，足以证明中国已经无法再走回头路。
中国无路可退。虽然此时无法强调私人的财产权，但却可以强调团体的财产权，而且也应该强调。农业公社可以被视为企业单位。身为历史学家的我只能说，这是往前迈一大步，而不是倒退。改革可能填补体系上的空缺，因为世界史上并无详尽的前例可供依循。也因为这个原因，改革似乎可以符合中国长期追求复苏的独特模式，在过程中预示更具开创性的未来。
在我写作的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朝此方向前进。公社有更多的自主权；政策鼓励生产副产品；内部管理的众多形式纷纷加以测试；主要生产者享有更多决策权；地方市场经过整顿组织。这些单位成为半私有企业的道路当然仍很漫长，但到目前为止，地方分权的倾向已经明显而持续。从1981年开始，国务院已经容许设立小商店，以填补公营部门的服务漏洞。如何组织一个全国性的保险网络，已成为许多严肃对谈的重点。经济特区的设置已成为事实。外国投资可以进入特定区域。公营事业已逐渐改变，经营阶层必须负责企业的盈亏。工资平等逐渐让位给依功劳叙薪。如果在意识形态上无法承认自利是公共事务的要素之一，我无法想像这个运动如何推广和持续。为达成法律的合理性和数字上的管理，这个体系必须取决于团体（包括公社在内）财产权的明确界定。这些似乎是相当逻辑的步骤，迈向中国革命后的重新调适阶段。
对立概念之间——如公共利益和私人权利——的平衡，并非在短期间内可以企及。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历史上的所有伟大民主体制都是始于各种形式的二元化经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现代西方两党制度，也是起源于两相矛盾中。代表大我的“阳”和代表私人利益的“阴”能够同时并存，在中国绝非新鲜事。在过去，由于官僚管理的粗糙，前者才扩展成徒有其表，后者则局限于持有小农地这种无可争辩的合法限制。我在《万历十五年》已再三重复此一要点。中国当前的任务不在用文字创造完美理想的境界，而是让“阴”“阳”踏实协调，位于合理的范围内。历史已多次证明，这种做法绝对可行。以前的中国人曾迫于形势，融和儒家和法家，也曾融和本身的文化传统和佛家教义。如果举一个近例，英国17世纪末的经验特别能激励我。我已经说过，衡平法和习惯法的合并，是从对立的思潮中创造出一个法律上可行的秩序，透过司法判决来达成。无可避免的是，为追求目前的趋势——事实上是某种工团主义结合联邦的部分要素——中国人一定会发现，在经济单位之间，在个人和国家之间，都会产生利益冲突。这是一个大好机会，正好可以将新的司法制度付诸实行。中国所需要的，是一套可以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法律前例，而不是将中央集体官僚管理加以合理化的法规，虽然后者可能具有统一而整齐的外表。
我也意识到，中国此时仍然担心食物自给自足的问题。普遍的配给制丝毫未见放松。物价和工资仍然受到严格的管制。城市中知识青年的失业率仍然节节上扬。生育管制仍是严重问题。情势不容我产生幻想：公社一旦成为半民营企业，内部的改变将加速进行；交通和其他问题会获得解决；内陆经济的多元化将成为事实；内陆贸易将带来空前的繁荣。我非常仰慕田伯伯，但我无意学他在武昌市的墙上进行大壁画。我只能说，我们处理中国的问题时，格局不能太小。范围有限的建议常常不可行，观点受限的批评常常无关紧要。中国上一次企图以分裂的国家来各自解决问题，已经是一千年前的事了。气候和地理因素让中国在过去形成完整的体制，今日即使想实施地方分权，也必须有组织地进行。首先要有扎实的基础，才能逐步实施。
中国历史的吸引人之处，在于可以激发不同的想法。当你想到中国的大问题时，不能因为短期的阵痛就放弃治疗。治疗有时只是治疗，但一旦奏效，通常会发展成模式，再变成体制，最后开花结果，形成独特的文化。最意想不到的是，我在中国时并不了解这一点。我是以流亡人士的身份学到历史教训，而且大多是在美国时学到的。
1949年初，我离开广东，取道英国殖民地香港前往日本，之后再也没有回到中国大陆。我最后一次去台湾，是在1950年。最近美国和中国两地的朋友都问我：为何不回我的故乡看看？不久前，母校密西根大学的米格尔·欧克森堡（Michel Oksenberg）教授也问我同样的问题。不可置信的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居然最难回答。
我当然可以用经济理由当借口。我被纽普兹资遣后，就还没有找到工作，也没有申请到研究经费，以便将我的中国历史观形诸文字。目前我的家庭支出大半依靠社会福利津贴。自从我们去京斯顿询问后又发现，子女如果在十八岁以下，母子每个月都可以领到津贴。因此除了我的五百美元以外，格尔和杰夫又可以领到四百五十美元。此外，我每个月的教师年金接近三百美元。这些费用让我们可以勉强维生，低空飞过最低生活水准。我的版税收入可以用来缴税。有时我们还动用到格尔的储蓄。我只要一听到热水器要更新，或是屋顶有破洞，心都一阵抽痛。我们可以设法偶尔到附近玩玩。但如果要到纽约市一趟，家庭预算就必须重新大幅更动。我每次订大笔出版品或买几本书时，就必须考虑财源。情况最近又有新进展，未成年子女一旦年满十六岁，社会福利计划就会停止对母亲的补助。事实上，我打到这一页时，我们刚收到这项补助的最后一笔款项。因此，“赐予我们每日的面包”不再是祈祷文中的比喻式用法。与其计划去中国，我还不如担心杰夫的大学学费。
然而，如果要去中国，“费用已支付”的机会仍然存在，有些可以开放给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和北京进行各种“交流”计划。一般原则是，国际机票由学者的母国提供，到达做客的国家后，所有相关支出都由对方负责。1979年，我申请参加明清历史学家访问中国代表团，但被拒绝。委员会宣称，代表团有大的学校，也有小的学校，有年长学者，也有年轻学者。实际上，十名代表清一色来自长春藤联盟和数家主要州立大学。所谓的小学校及年轻学者，是指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其中有两名以前曾担任杜艾特·柏金斯先生的研究助理。后来余哈维也曾申请去中国研究工厂的成本控制，我还替他写推荐函，但也没通过。我写到这一段时，哈维正打算去中国，提供IBM 4300系列处理机的安装后指导，是被公司派去，执行销售合约的部分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邀请海外专家，停留时间长短不一。在多数情况下，来宾或所属单位必须支付机票钱。但一旦到中国后，所有相关费用都由地主国负担。外交部有一笔巨额款项由外专（外国专家）局经管。无论是林业部门或语言研究所，接待单位只要向外专局提出来宾的名字，设立账户后，旅馆住宿、餐厅账单、交通开销等，全都可以签名报销。通常会有口译人员跟着外宾。来宾的任务主要是发表演讲。配偶（通常是妻子）则受邀参加非正式的聚会，讨论社会习俗和文化事宜。来宾很少领到现金，但同行子女也可以享受免费旅行的优待。任务结束后，还会安排两三星期的观光行程。数年前，有个自称耶鲁教授的仁兄充分利用地主国的殷勤招待，整个暑假都待在北戴河，中方发现此一恶行后，才稍加管制松散无度的计划。（让我气恼的是，最近上海和香港各有一家杂志误认我也是耶鲁教授，在这种情形下我丝毫没有被恭维的感觉。）我的一名学生也利用这种特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宾。我的书在中国备受好评，应该可以用一般程序获得邀请函。事实上，哈维建议让我的出版社或文化机构来安排。
我是出于道德顾虑才不够积极吗？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家妹住在中国，彼此已经三十五年没见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她和先生被派到河南当工厂工人。1973年，我在英国时，我们终于又继续已中断十年的鱼雁往返。但几个月后，她的先生在医院做健康检查时，被诊断出得了喉癌。她在绝望之中写信给我，问我是否可以请李约瑟博士动用他的影响力，延后她一家人从北京调到桂林的时间，因为首都的医疗设备比广西好太多。我知道院长无力干涉，因此甚至绝口不提这件事。妹妹一家人还是调走了。两年后我的妹婿死于新职。后来妹妹又问我是否可以安排外甥出国留学，我又再度说没办法。他们明白我的困境，原谅了我，但我仍然觉得愧疚。然而，如果说我在道德方面还没有准备好见他们，我还可以见朋友和其他亲戚。
我的朋友都有共同的苦恼：虽然他们住在大都会区，但他们的子女却在偏远省份的农场或工厂里工作。这种流放无关政治，而是牵涉到食物配给、工作机会和房屋等后勤作业。琼安·辛顿曾提到，她的儿子通过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有资格正式迁徙，但他在配额还没移转前就启程回家，给她添了数星期的麻烦。这个例子显示，我们所习惯的自由和机动，并不适用于中国。其他来源也证实此一情况。一位朋友告诉我，如果申请双方互调，会自动获准，但很难找到适婚年龄的男女愿意从北京或上海调到农场去，尽管有时会有财务补助。在这种情况下，我能说什么呢？我如果无法帮助或安慰别人，至少可以表达同情与理解。但我对历史的研究却让我深信，在这样的情势下，并非任意缩减自由来达到邪恶的目的，而是因为生产增加，但服务能力却赶不上。无论如何，中国已进入一个新领域，深刻感受到中间阶层的缺乏，未来必须同时从实务和制度着手。我们应该让中国的年轻一代意识到他们与命运之约，而不是煽动他们要求全世界没有人可以给予的自由。他们必须自己去创造自己想要的东西，一切从基础开始。有时我会以这种语气写信给外甥或堂兄弟，举我年轻时的努力为范例。但我必须加强建设自己，才能传递这些讯息。我内心也知道，个体间存有差异，我们的例子不可能完全相同。我不愿用自以为是的语调说教，更不想成为弃中国于不顾的外宾。更重要的是，我只能以历史学者的身份来作证，而不是以受雇人民委员的身份。
我想，也许我应该培养敏锐的视野，向美国听众揭露我的中国历史观。到目前为止，我确实往这个方向努力，结果毁誉参半，而且都很极端。
在1975年之前，我曾八次申请历史研究的计划经费，核准六次。之后我又申请七次，但没有一次通过。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机构资金缩减，而且我年事渐长，竞争力下降。但另一个原因是出在我的大历史观点。申请案都必须送交专家审查。身为专家的他们倾向将历史切块切片来处理，因而认定真理来自于精细，老旧陈腐的形式胜过实用价值。尤其是在史学方面，就算威尼斯海边林木被砍伐殆尽造成海权衰微，但也不会有人问你这个论点有何意义。只要汇集林地的资料，充分证明作者的方法有条有理，就可以赢得立即的肯定。如果申请人偏离惯例，引用的年代大于评审的专长范围，例如将中国的数个朝代一并讨论，就会减少被采纳的希望。我认为中国历史一脉相传，情况更是雪上加霜。由于信息自由法的通过，我可以看到评审拒绝申请案的部分报告，其内容肯定我的猜测。事实上，我曾担任申请案的评审，对审核的标准并不陌生。
但一旦大历史的观念盘据我的脑海，我就无法摆脱它。事实上，我从来不曾发明这个观点。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我们在成都中央军校踢正步时，企图达到完美境界。毛泽东时代对“机械化农业”的着迷也透露出类似的渴望，都导致徒有其表。另一方面，国民党十四师在云南遭遇后勤的困境，显示在中国内陆县政府以下的体制真空。这个问题上承明代，可以解释毛泽东时代的困扰，也就是服务的发展无法支持经济扩展。没有商业贸易，就没有商业法。过去没有商业程序，现在就缺乏官僚的引导。我们必须体察到，这一切都是长期的过程，文化导向的社会企图转型成现代国家，才能在数字上进行管理。现代中国也持续这个过程，蒋介石虚构上层结构，毛泽东创造下层结构，目前需要填补其间的体系联系，“从发夹到鞋带”，必须一应俱全。我曾检视这个概念，将现代中国史的底线往前推移四百年，写出《万历十五年》，又在二十四史中寻求证明。我从来不曾打算以学习历史的心态住在英国、美国、日本或印度，将这些国家的发展经验和中国相比较，但我却仍然获得这个机会，和当地人时相往来，还参观历史景点。现在我不可能摆脱这个较大的参考架构，而且我也看不出为什么要摆脱。
此外，就我目前的历史观而言，我并不欣赏将中国历史切块切片，却没有事先预想到如何还原成整体。如果只考虑具体的事物，可能会忽略当代人制造假象的过程；如果只考虑到他们的观念和幻想，就可能忽略物质的背景，而后者才是逻辑所在。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尝试以纯西方的观点进行分析时，都会预期中国历史不可能超越西方经验的范畴。但即使从我对伊朗和印度的简短论述中，也可以看出这种预期不切实际。
这种史观成为我和同行和谐共事的最大障碍。德克·博德替我的处境难过，十分关切我们家的生计，尽全力来帮我。但在徒劳无功后，他就劝我移民。他来信说：“你在此地的前景恐怕一点也不看好。”
有一次他试着要我去参与一项研究计划，将中国的所有法律名词全翻成英文。这种编订手册的计划以前曾经试过，但成效不彰。传统的律法基本上是刑法，根据触法者与受害人的亲戚关系来施行不同程度的处罚。受害人不一定是原告。必须能够预先理解中国乡村中的一百零一件琐事，才能体会其运作情况，否则法规本身只会显得太粗糙简单，内涵又太难以名状，不可捉摸。我希望自己对计划宣称的目的不要如此悲观。但朋友的父亲是湖南一个县城的地方官，我在童年就看过传统的判案方式，因此不可能对这项集体计划太热衷。数名学者将花数年时间从事中翻英的工作，逐字逐句进行，而且还会用注释补充相关的周边细节。这就好像将算盘的所有拨算方式输入计算机，然后再靠计算机来操作算盘。
我和德克一起去哈佛，接受一群年轻学者的面试。我实在不该如此做。我只不过建议他们，应该放宽标准，也许依类别翻译一些案例，这样就已经得罪审查小组的部分成员，两名学者对我投以极轻蔑的眼光。他们对技术的精确讲究到极点。我希望德克和他负责审查小组的朋友可以原谅我提这件事。对我来说，现在的学术离最迫切的议题太远，有一天甚至会被事件所超越。如果我不是有亲身体验，也许就不会强调这一点。我的体验一方面来自信息错误的大学生，一方面则来自受到压迫的亲朋好友。
不可置信的是，我自己找工作没有下文，但却有工作自动送上门来，有一次还提到薪水的详细数字，但这次又是将中文古籍翻成英文，又是为了我无法认可的目标。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又遭遇一次尴尬的处境。狄百瑞博士过去曾多次帮我的忙。他曾替我写推荐信，特别是帮我申请到古根汉的研究经费。我们的结识始于1965年，他邀我写论文收入他的研讨会合集《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我的倪元璐专文杂乱无章，他花了数天时间去编辑和润色。参与他的明代思潮座谈会对我是一项殊荣，让我对明代的新儒学有更深刻的理解。在《万历十五年》中的李贽一章，可以说受惠于他的许多研究心得。在我所知道的汉学家中，泰德（即狄百瑞）无疑具备最充沛的精力。听说他住在塔本齐桥（Tappanzee Bridge），但每天早上七点就出现在办公室。在经历60年代的学生暴动后，他担任哥伦比亚的学术副校长和教务长，显然证明他优秀的领导特质，能以崭新的精力让大学重新上轨道。他的现职是约翰·米契尔·梅森（John Mitchell Mason）讲座的教授，可说是名正实归。
在我们认识的这些年间，我觉得他有时亲切，有时粗鲁。他可以从京都寄来一封热诚的信，有时还从纽约的家中打电话给我。但有一次我去哥伦比亚，只因为没有事先约定，他就拒绝我进他办公室问一个小问题。他坚持完成工作的理由很是充分。他坚守岗位，无法容忍混乱，这两点都毫无质疑的空间。但我想，他不时突然展现的刻薄不见得全出于无心。举例来说，1976年，在多伦多庆祝《明代名人传》的出版时，他提醒三百位来宾，一开始提出这项计划时，由费正清博士进行评估计划，但评估报告却说，计划不可行。他翻陈年旧账，却没有明白指控，让坐在前排的费正清毫无心理准备。泰德对替他工作的人不薄，但也牢牢掌握他们。他虽然对友人客气，却没有人可以刺穿他的铠甲。别人常在背后说他是“强势的人”。
但是，狄百瑞的性格却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在美国的主要大学，学术管理人员就和企业主管一样，必须外表谦和但内心强悍，才能够生存。他们的竞争不只表现在实务工作上，也形诸于个人的强烈企图心。影响力是靠努力争取而来的，必须在不造成伤亡的情况下赢得权威的地位。在社会容许范围内，先发制人最为重要。这种灵活手腕完全不同于我们在军校所学。
对泰德来说，他有不得不强悍的原因。他承担起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的领导者角色时，整个领域进入最竞争的阶段。他的学校位于大城的市中心，因此在郊区兴起而市区没落时特别身受其害。学校是由私人赞助，局势更为不利。耶鲁、普林斯顿、宾大、密西根及加大的中国研究全都保持特殊的“哈佛关系”，因为教职员中不乏哈佛的杰出校友。但是哥伦比亚和狄百瑞却势力单薄。他们必须进行激烈竞争，争取研究经费、替毕业生出版论文、替毕业生找出路。这些全都构成吸引未来学生的相关因素，因此主事者势必机灵大胆。财务是竞争的最主要项目，奖学金也是。出版也很重要，学生的论文能尽速付印，就有机会找到较好的工作。这些因素环环相扣，某一处成功，其他方面也会很顺利。相反的，忽略某个地方，就可能全盘皆输。
我听到泰德在普林斯顿受到批评，说他主持一些研讨会，又写书又编书，指导的博士论文全都和新儒学有关。我当时回应，哥伦比亚的情况不会比其他地方糟，因为狭隘冷僻的论文题目已成为共同趋势，学生捍卫老师立场的风气事实上是起源于哈佛。狄百瑞虽然将研究专注在中国文明的一个层面，但他至少来回推移他的时间点。我的评论一点都不圆滑。就中国研究来说，哥伦比亚和普林斯顿的对立相当激烈，因为双方的焦点都放在人文研究，但又必须在日益缩水的学术市场上并肩竞争。我既然无法在类似场合保持缄默，很快就不受普林斯顿的欢迎。但我当时却没有想像到，我在哥伦比亚犯了更严重的错误。
1981年年初，狄百瑞邀请我。他计划组织一个研究传统中国“治国之道”的研讨会，预期美东会有一些学者有兴趣参加，经费由ACLS赞助。和他通完电话后，我于2月6日傍晚抵达他那里。约有三十名学者为此计划聚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些来自其他校园，甚至有两位来自印第安那波里。在晚餐的餐会上，泰德热烈欢迎我。人人都自己付账，只有我的账单由他负责。然而开始讨论时，我却很快发现到，不论是资深或资浅，同行和我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直到今日，我仍然要说，本书的大部分材料源于这次的研讨会，我很愿意开诚布公。我的同行和我在无数的议题上意见相左。但如果我们要以20世纪末的观点来审视传统中国的治国之道，我认为必须视之为文化过程，才造成过去的中国有别于全世界其他国家。除此之外，我认为别无他法。一般主题会诱导我们思考，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差距是否可以弥补，或是如魏复古博士所预测的，差距会持续扩大。我针对此一主题已研究多年，我的同行愿意听听我曾遭遇的麻烦吗？没有人有兴趣。理由很明显：他们希望维持从文献着手的惯例。他们想制造出附加注释的翻译，以符合论文的规格。只有符合传统的学术形式，才能申请到充分的经费。
但是，就是因为如此，美国虽然有许多历史学家，但美国人民对历史仍然很无知。霍梅尼是疯子。甘地是好人等等。在此同时，学者发现，威尼斯丧失在地中海的霸权，原因是在亚得里亚海岸砍伐太多树林。研究中国公社的学者甚至不愿多看看普利茅茨殖民区，连枷都在展示之列。评论亚洲诸国的学者也不肯稍微思考一下，美国在1862年通过公地放领法，造成东西方的大差距，起先在生活条件的差异后来延伸至社会价值。
我应该在此时退出研讨会，如果我继续发表自己的主张，只会显得像煽动者，成为学术圈中的卡斯特罗，尤其是在被纽普兹解聘以后。但人生难免意外的事。5月，我在家中收到泰德寄来一封厚厚的信，附带杰克·朗洛伊（Jack Langlois）厚达六页的备忘录。朗洛伊博士是普林斯顿的毕业生，任教于缅因州的波多因学院（Bowdoin College），据我所知还担任ACLS的委员之一。在我们于2月集会以后，他参加这个研讨会的程序委员会。他在备忘录中建议，我的《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研讨会的讨论起点。他写道：“黄博士的《万历十五年》中文版将于北京出版，对我们而言应该很有意义。也就是说，中国的学者也可以方便取得这本书，两国学者将可以就共同的基础进行合作研究计划。”这就是我多年来一直努力的目标。我无法拒绝诱惑，无法不回应。
我用四天的时间写了一封长达九页的信，重申我的立场。身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我强调财产权的重要。我又说：“财产权不同于意识形态，不只可以界定，而且可以分割、转移和流通。在财产权推动下的经济体系中，社会鼓励服务和商品进行更广大的交流。另一方面，意识形态是绝对的因素。”我指出经济发展中司法制度的重要，我还简述自己将帝制时期的中国划分成三大时期。我向委员会呼吁：“我不敢妄自托大，期望你们将我的建议当成权威意见。但我要强烈呼吁你们采取规模类似的大范围前提。”
这封信寄给泰德后，我却只收到他表示收到的回函。他指出，他必须和委员会讨论，询问其他人的意见后，才能回复我。在此期间，朗洛伊已回到普林斯顿，准备在经费援助下启程前往中国住六个月，我打电话问他，是否可以在搭机前来看我们。他说，开车到纽普兹对他来说太远。我问他，我们是否可以在中间点见面。原来他妻子要从纽瓦克机场搭机，我邀请他在送行后一起吃顿饭。在普林斯顿校外有一家中餐厅A-Kitchen。我们进行《剑桥中国史》的计划时，曾在那里用过餐，很喜欢那里的食物。餐厅在九号公路靠近毕肯（Beacon）附近开了一家分店，店名同样是A-Kitchen。从机场和我们家开车去，时间都差不多。格尔和杰夫和我同行。
食物的确不错，但会谈结果就不是了。不知什么原因，杰克忽然丧失兴趣，不再提《万历十五年》作为前提的价值。他也不太热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对话。他提到，许多研讨会的人都有兴趣致力于地区和当地的研究。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事。中国问题的本质在于其范围深广，从秦始皇的兵马俑到毛泽东的红卫兵，主题都是群众。强调同质性和单一化，追求量而牺牲质，以村落当公分母（通常是最低层次）作为帝国的底线，这些特质都贯穿整部中国历史。狄百瑞博士编辑的两大册《中国传统的本源》（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书名大可以换成“如何在不清楚确切数目的情况下统治数千万人”，却不会失真。如果忽略基本因素，就只会看到无穷无尽的不理性和荒谬。由于缺乏认识，史迪威才称蒋介石为“花生米”。日本人大可避免一切麻烦，只要他们事先了解到，从中国主体边缘切一部分来统治，可能会更有效率，但统治整个国家时却不可能做大幅度的更动，除非经历重大突破，而事实上日军的入侵刚好带来突破。回顾过去，我们现在可以明白，满洲人将中国问题视为自己的问题时，民族的纷争才消失。今日这个议题并没有被忘却。近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累积大量的准备金，西方的投资银行又困惑又气馁，因为中国官员拒绝善用信用评等来借更多的钱，以便在城市产生更多的商业活动。原因在于中国必须想到，前线的经济有所扩展时，第二线和第三线要有所因应，以连结内陆和下层结构。到目前为止，均衡和成长仍然同等重要。
从我的观点来看，目前正是针对这方面进行历史探讨的最佳时机。数年前，我看过一部中国电影，描述本土设计的鱼雷快艇在测试时爆炸。工程师的反应分成两派。第一派认为中国的海军建造能力仍然不够成熟，计划最好暂时搁置，应该派专家到国外接受先进训练，才能再建造下一艘快艇。但提倡自立自强的人不肯轻言放弃。他们主张，船艇可以分成三千个部分，如果每个人负责检查一部分，就可以找出失败的原因。这部影片反映“文化大革命”时的一意孤行，意识形态的教条凌驾科技之上，最后电影以第二派获胜结束。写剧本的人以为，只要牵涉到冶金和材料强度即可，并没有考虑到船本身的设计、引擎和船身相容度、转矩、推力、压缩比率、注油和冷却系统、管线、气体力学和流体力学等。在普吉西的许多IBM工程师看这部电影时，大笑不已。就我的角度来看，许多过去的汉学家也犯类似的错误。他们地方化的见解让自己偏离主题，对别人也没有好处。如果我们忽略传统中国的整体特质，让年轻的博士候选人走向地区和地方研究，我们也可能犯同样的错误。
我没有私人动机去坚持自己的主张，但又无法在重大议题上保持沉默。狄百瑞的编制会议预定在10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举行。到9月底，我的九页建议已经寄给他四个月。于是我写给他一封私人信函，继续追究这件事。我告诉他，数年来的阅览让我产生大历史的新观点，不同于从学科的本位立场去分析问题。由于如此，“我在其他人之前显得顽固，喜欢吵架。”既然是他个人邀我参加编制会议，我希望能在之前先和他见面，容我解释其间的差异有多重要。只要一天前先通知我，我就可以去他的办公室。或者，“最好由我来请客”。我邀他和我共进午餐，地点在A-Kitchen，类似我和朗洛伊见面的模式。我想对他来说尚称便利，因为他住在塔本齐桥西端。无论如何，我以为他会把这封信当成“机密文件”，信只有他自己看，因此我在信中也加入这些字眼。
他没有回信给我，反而用复印机复制我的信，连同其他参与者的建议，一起发送给所有与会者。因此我的私人信函详细指示如何从八十四号州际公路开车到当地的餐厅，就这样分送到西雅图、到柏克莱、到俄亥俄、到堪萨斯、到哈佛、到耶鲁、到康乃尔、到普林斯顿。
哥伦比亚大学的新宿舍紧邻海门中心（Heyman Center）的人文学院，很像汽车旅馆。进入房间，关上门，拉上窗帘后，忽然搞不清楚是在大学里，还是在假日旅馆的房间中。每个房间都有一张大床和专用的卫浴设备。虽然很舒适，但我在1981年10月30日搬进去时，却睡得很少。前一位房客留下的烟味残留不散。建筑的隔音设备绝非一流，我可以听到隔壁同行的对话。他们和我一样，都是来纽约参加研讨会的编制会议。时过午夜，显然他们刚从酒吧间回来。
我的生理竟然无法容忍环境的扰攘，令我大为震撼。我以前曾经是烟枪，抽得很凶，我抽过香烟、雪茄和烟草。年轻时的我随时随地都可以睡，带着铺盖或甚至是毯子，可以睡在木制地板上、砖面人行道上或散兵坑中。在中国旅行时，我可以在火车上整夜站着，车厢内非常拥挤，必须要先征求旁边旅客的同意才能移动双腿。现在的我居然如此挑剔。
白天的一切也令我不安。我实在不该继续待下去。我先前的提议没有受到注意；我的备忘录没有得到回应；我建议和狄百瑞博士私下会谈的请求被拒绝。我出现在这个会议已经没有价值，只能站在机密文件的背后作证，我对任何人都毫无恶意。我和同行前辈的意见产生差距，让我有许多不愉快的经验。一方面，我必须为我认定是真理的事辩护，但另一方面又发现自己常被视为背叛者，老是忘恩负义。更重要的是，所有的一切都徒劳无功。
我被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解聘时，我的朋友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志清没有先告知我，就去找狄百瑞，问他是否可以帮我找工作。泰德说，我个人没有求他，他不好做任何事。其中道理不难理解。我感激他们两人的善意。但我了解我和泰德的个性差异，尤其是他主持校务的特殊风格，因此迟迟不愿去求他。自尊的确是原因之一。我不介意求同行前辈写推荐信，参加公开的竞争。但即使是毛遂自荐去当别人家的园丁，我都会觉得难为情。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普林斯顿。崔瑞德和牟复礼说也许可以帮我申请研究经费，我也只是听听罢了。自尊的负担有两种层次。我希望内人和儿子可以感染我在羞辱时期展现的自尊心，我也希望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宽广视野传递给中国和美国的学术圈。重要的是，我必须保持尊严。
在这个研讨会的例子中，泰德亲自打电话邀我与会。他已经越过中线来迎合我，百般顾虑我的感受，其容忍程度已超过对他的同辈。他召开10月的聚会时，我又再度发言违背他的期许，一定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但是，不如这么说吧：我们看待中国的方式，不妨类似19世纪初当代人看法国的方式。如果法国已经历过法国大革命、恐怖统治、德性共和国、11月反动、拿破仑战争、滑铁卢和维也纳等事件，19世纪初的历史学家研究传统的法国治国之道时，不可能再沿用平凡传统的方式。历史学家非常可能先修正标准，而后再切入主题。他们势必准备好要清除所有的智识障碍和困难。如果我没有对狄百瑞提到应该如何修正我们自己的标准，就是不忠于视我为友的这位同行前辈。在2月的聚会时，印地安那的林恩·史楚夫（Lynn Struve）建议，在讨论传统的治国之道时，我们应该看陈子龙。在杰克·朗洛伊的提议案中，他也提到这个名字。10月，哈佛的孔飞力（Philip Kuhn）教授又说：“我们应该看陈子龙。”陈子龙是17世纪的学者，和其他数名学者合编《皇明经世文编》，收录四百二十五位作者探讨明代公共事务的文章。我简称此书为《经世文编》，书目中缩写成CSWP。我自己有这套书，共三十册，虽然没有从头读到尾，但也全部浏览过。在我的税制专书中，我引用过一百二十五次。即使是《万历十五年》这本比较通俗的书，也提到三十二次之多（中文版合并成二十六次）。我必须指出，选集本身并不足以扩展历史学家的视野。文集的内容漫无章法，多篇文章相互矛盾，有时甚至单篇文章就自我矛盾。如果我保持谦虚，不发一言，等于是欺骗这群人。
然而，在这次会议和尴尬处境两年后的今天，我写本章的目的不再是证明自己的正确。隐私权姑且不论，我请泰德以人文历史学家的身份考虑以下主张：我们的史学必须超越所有的组织原则，高高在上。如上所述，我将自己对中国哲学的基本认识归功于他的启迪。狄百瑞指导我写倪元璐的专文时，写过多封长信对我解释，中国的哲学家很少主张纯粹的唯物论或唯心论，他们大多两者兼具。这番见解指引我以“阴”“阳”的观点来阅读明代的作家，后来再发展成心理和社会学的层次。我和泰德之间存在许多小差异，读者不一定有兴趣，但和历史没有太大的关连。不过，我们意见一致之处却和历史大有关系。我的大历史主张似乎带着傲慢的色彩，但我们可以遵照经济学家的榜样。他们提到总体经济时，指的是缩减过、基础的、原始粗糙、简化过的经济学，通常不需要受过数学的训练也可以学会。我最大的野心就是建立中国历史的类似综述。从我在纽普兹教书以来，这念头就挥之不去，我也为此赌上一切。
美国学者缺乏对中国历史的综合视野，部分原因出在现行的学院分工制度、学界的许多传统和习惯以及主要大学间的竞争。我在普林斯顿时，企图说服参与《剑桥中国史》明史部分的同行，从跨学科的途径来建立更扎实的观点。我的努力不成功，我的胆大妄为反而绷紧和朋友间的关系。即使以费正清博士的威望，也无法改进此局势。在《剑桥中国史》中，由他编纂的现代史部分欠缺凝聚力，“无论是在内容或表现方式”，这是黄宗智在中文期刊《读书》所发表的评论。黄还预测，这部作品不可能产生太大的影响，不论是对学术圈或一般读者。曾担任《亚洲研究期刊》编辑的罗伯特·卡普（Robert A.Kapp）博士指出，研究中国的学者无法对这一行的知识产生重大贡献，原因是“专业和企业要求互不相容”。
但是，根据我和数位资深汉学家的接触，我更加肯定，对中国的论述一直让美国人很困扰，因为这个主题多少带有道德内涵。也因此，中国必须被视为白雪公主或老巫婆。还有一项因素导致左右为难的处境：美国人不愿修正自己捍卫自由民主的形象。《独立宣言》和《盖茨堡演说》虽然提供美国所需的组织逻辑，但就技术面而言，我们一直在实施修正过的凯恩斯经济。即使两者间的关系真实确切，美国的自由民主仍带有地理的印记。美国之所以成功，是由于从普利茅茨殖民区不断往西扩张，疆域包括大湖、平原、草原、山脉和沙漠，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彼岸。即使在凯恩斯爵士出生前，许多美国人就已经发现，扩张经济的前提是人口持续增长、自然资源用之不竭、明日的币值比今日的缩水。最适宜的条件被淋漓尽致发挥，加上信用扩大、不带人治色彩的管理及服务措施的集结等商业技巧，在美国发表《独立宣言》前，这些都已应用于英国的农业。两者的愉快结合是世界史上罕见的经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主义的扩张在各国遇到大小不一的阻力。最大的阻力来自于亚洲大陆，因为亚洲人口过剩，又背负沉重的文化传统，都和现代经济法则相抵触，妨碍上述条件的运作。时至今日，并没有证据显示中国想抗拒杰佛逊揭橥的理念，但中国却承担不起美国经济特有的民主和自由。因为这个理由，杜鲁门和马歇尔才宣称对中国采取“放手”政策。最近包德甫（Fox Butterfield）重塑中国老巫婆的形象。然而，虽然他一再阐述，但《苦海余生》（China, Survival in Bitter Sea）的结论仍然显示同样的见解，只不过呈现方式有所不同。
也就是说，理想的完美境界只是抽象的概念。实际上，其具体实现必须混合一国的地理和历史因素，并受制于这些条件。其症结在于，所有国家的共同点不在意识形态，而在经济或数字。有了这层理解，我们可以进一步观察到，我们今日面临的奋斗，大多仍是七百年前事件的延续，当时意大利城邦的商人将他们的货币管理技巧西传到荷兰和英国，这些技巧终于被采纳为管理的基础，也就是今日所称的资本主义。20世纪的反美国主义大都起源于对美国经济势力的恐惧，害怕的是美国的民间部门，而非政府部门。美国企业虽然外表看似毫无恶意，但却复杂善变，竞争意识浓厚，其严密精细就足以让开发中国家惴惴不安。整体来说，美国企业是全世界势力最强大、最有效力的利器。但是，开发中国家对这些挑战的因应，已经形成特定的模式。即使一开始可能产生仇外和退缩的心态，但最后还是要从中制造出防卫机制，以便和挑战者在互惠的原则下从事贸易活动。这种倒退的运动即使倾向回归过去，但却有机会从文化传统中找出特定的组织原则，以利再度运用，成为采纳货币管理的础石。即便在过程中的平等主义本身都不是最终目的。廓清一切可以消除不平衡，替新秩序创造出可以运作的基础，如果继续强调平等，可以使新的上层结构紧密接触下层结构，否则就会像已开发国家一样，必须从先进部门征收所得来补贴较落后的部门，但这已超越开发中国家的能力。我认为这个全景非常令人兴奋。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已完成清单上的每个项目。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延长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革命即将告终。想到这一点，我历史学家的身份便有所寄托。回顾过去，我可以用尘埃落定的态度来检视整个中国现代史，其中心主题是文化导向的社会转变成经济上可以管理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况就像是徒有骨架没有装潢的结构，挤满迷惘的住户，但这现象却没有阻止我看出希望所在。最有力的证据是，对法律的需求成为目前的共识。沉迷于权力的革命分子不可能讲出这种话。
同样给人无穷希望的是，人类的全面历史可能已经在望。但是，一方面我们必须驳斥马克思派乌托邦式的想法，也就是社会将没有阶级之分，国家将萎缩；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扬弃美国化的观念，也就是美国习俗可以成为未来全球的标准。无论在哪一类情况，原先的假设都太过粗糙简单，离事实太远，但对明显价值的崇拜将使历史走向目的论的直线进展。我写本书时，将历史视为向外发展的螺旋。（我承认这种写法并不容易，显然造成本书有许多缺失。）我此刻建议，将螺旋弧线上向外切的箭头视为变动的道德和社会价值，带我们提升到崇高的境界；另外有一组向内的箭头和它们相抗衡，代表环境和历史因素的拉力，包括人类过去所犯的错误。历史的真实路径介于两者之间。此外，人类历史中能够被确定的部分，正如康德所说的，符合我们认知心灵的主要架构，也就是图中的实体部分。超过可能经验的领域被康德称为“物自身”，属于不可知，就是图中的虚线部分。部分读者可能喜欢界定为神学史，属于信念而非知识的范畴。我们可以借此避免以目的论开始历史，同时也可以避免以救世主的保证来终结历史。这个主张可能造就“宗教与政治的国际性分离”，透过学术手段来达成。
我对中国的大历史观念当然不是人类的全面历史，只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放入图中的实体区域。这张图表有何实际用途？这是能够支持我主张的唯一逻辑方式。
现代中国史牵涉到从伟大的文化传统转型到世界经济大国之一，其起点和终点都相当清晰明确。检验鸦片战争前的情况时会发现，执行全国事务时大多只是敷衍了事。以石头起造贞节牌坊仍是政府的有效工具。执行刑法的主要目的在于支持社会价值。官僚由诗人担任。皇帝并不清楚税负的确切数字。所有的财政单位都不过是粗略的配额，经过地方官员的扩大和压缩。把焦点转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会发现，国务院下设许多部门，有一半和经济相关。法定货币人民币是现代中国唯一成功发行的全国货币。全国生产的主要商品全都由政府来购买和重新分配，农业税除外。只要经过简单的逻辑推理即可得知，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已经达成本质的转型，转变并非在一次或一代之内可以完成。但今日却没有任何学术著作以统一的主题上溯这一百五十年。为什么呢？
我们仍然活在昨日的观念和有限的视野中。我们常把事实和自己的价值、偏好混为一谈。主要的困难在于，我们所检讨的事件大于我们的经验范围。中国革命延展一个半世纪，相当于两倍的个人寿命。但又像离我们不过几英尺的悬崖，很难给予超然的评估。中国籍的学者自然无法免于党派的争议。他们想找出来，在上一回政治之争中，到底谁是谁非。美国的学者除了要应付美国主义的心结以外，还发现整合的主题威胁到学术分工。我们如何将文化讨论转成经济？我们如何进行一半人文科学一半社会科学的课程？如此一来，教师岂不是被迫先教七堂课的诗歌，然后再教统计学到学期结束？这样的混合前所未见。如果你研究中国哲学，就会以毛泽东思想做总结。如果你处理清代的土地资料，可能将讨论延伸到目前的谷物产量。你不可能跨越领域。此外，在你的一般主题被接纳前，你还必须考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或是芝加哥大学比较愿意接受你的研究。
也因此，我们将中国革命视为永远的失败，数亿人口的国家一个半世纪以来不停“搞砸”或“弄糟”。我发现这种说法有违史实时，就必须将一百五十年视为一个单位。以上的图是我唯一能凭借的权威，让我能了解，在巨大的时空之下，个人有多渺小。全世界最伟大的领导人只能在曲线运动上施加短期的推力。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一回事，其实现又是另一回事。但是，虽然看起来像是失败，实际上却只是偏离所宣称的目标。考虑到代表一般转型的曲线时，每个人都贡献一小段弧度，一个接着另一个。就这方面而言，蒋介石和毛泽东只是在空间上相斥，而非在时间上。无论他们自己有何感受，就历史的角度来说，他们一起促成转型。转型以弧线的形式逐渐改变路径，是受制于中国自然经济的力量，不需要这两人的认可。与其悲悼中国人民在过去所遭受的苦恼和痛苦，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毕竟终于可以完成转型。愉快的音调应该可以引发希望和乐观。
如果以已开发国家过去的发展历史为参考，并和开发中国家现在的情景相比较，中国的历史更加确定我们的观察：由于科技的进步，各国之间服务和商品的交换势必扩大范围。压力驱使所有的国家重整自己，以符合需求。目标不只是更高的生活水准或更公平的商业交易，而且还牵涉到组织的问题。除非一个国家可以在数字上进行管理，否则就不可能在今日的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全球地理和不同的文化模式可能引导不同的国家走上不同的调适之路。但面临更商业化的国际关系时，中国的转向证明，长期趋势是朝向各国间的整合而非分裂。
我不可能说服中国成为和平的维护者或世界强权。我也不可能刻画出全球的景象，并坚持它确实证明，重要的历史发展正在进行，具有自然法的约束效力。但我主张，中国已经展开从文化传统进化到经济体系的过程，证据已经经过广泛而具体的报道。到目前为止，这个事实并没有受到太大的重视，因为推动事件的人并没有声张。我的图可以写实呈现前因后果及真实状况。我还想补充，历史事件的真正意义何在，缔造者和史家往往有不同看法。中国人并没有受惠于我们的超然立场。我们的学术界人士则忙着捍卫神圣的事务，无法脱离修正历史的立即后果，不能从中享有自由。
在我和长春藤同行前辈的对抗中，我并没有提到上述的主张。我并没有提到，蒋介石和毛泽东的作为具备互补的历史意义。我也没有说，中国革命的真正意义在于从文化传统转型成经济体系。我只是指出，就大历史的观点而言，从公元前221年到现在的中国历史具有逻辑的一贯性，中国今日的最佳远景是在集体或合作的基础上强化财产权，现代中国可以从17世纪的英国撷取灵感，研究相互冲突的观念如何在法律体系下融为一体。只不过如此，我就失去工作和出书的机会。我被迫以不同的手法和形式来写这一本书，参考资料不足之处，我必须以个人经验来填补。在高层次的概论之后，必须转换到卑微的观点，暴露自己的缺点和琐碎。但还有另一重困难：在尝试就物质面诠释中国现代史时，我不知如何消除道德冲突。我不知如何表达，我亲眼目睹的残暴确实发生了。我以这个图表建议，螺旋形状牵涉到康德、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命运预定说、原罪、“因缘”和“阴阳”等，也许可以减轻我们的良知负担，因为可以借由它们来吸收在过去时点残忍行为所带来的冲击，超越人类救赎或挽回的力量。
崇高憧憬向来不是我的习惯或个性。我原来的目标不过是对一个小型文学院的大学生概述通史。但有一就有二，最后我再也无法暂停。我已说过，我开启这段生命时，不过是想寻求舒适和隐私，并无更大的野心。问题在于，在过程中我逐渐卷入比生命更宽广的历史。到最后，我避免放肆时，就显得很不诚实；我压制自己的反对意见时，就显得很虚伪。在此同时，我历史观点中的实用价值让我无法维持缄默。离奇的环境导致我出版这本书，依据的是三十年前在密西根大学取得的新闻特许。我是自己雇用自己的记者，我为一般读者大众而书写。
梅尔·高尔德曼（Merle Goldman）将我的朋友廖沫沙归类成“自由主义者”，他弄错了。虽然沫沙驳斥死硬左派分子的虚伪主张，但他自己仍是理论派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替我书的封面题字，原因不在于他赞同书的内容，而在于我们长达四十多年的友谊。自从他获得平反后，我们通了五六次信，有两三次还写了数千字的长信。他最近的一封信显示，他虽然没有鼓吹阶级斗争，但仍然相信，中国历史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直线进展。我虽然不同意他的看法，却可以从他的处境中想像中国此刻的困境。在新的民法地位稳固并开始生效前，中国的公共事务只能透过共同决议和普遍声明来协调。在此期间，我认为一党政治无法完全避免。要消除此一现象，社会必须在官僚之外建立中间阶层，我建议从工团主义和团体财产权着手。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忽略技术上的准备，要求立刻解放中国的年轻叛逆分子，等于是建议中国人：“忘记你们的公社，忘记你们的食物配给和鞍山钢铁厂。你们只要让每位妇女涂不一样颜色的口红，让男人吹自己喜欢的曲调或玩自己的乐器，一切就可以解决。”
田海男是田伯伯的儿子。他和我于1938年一起进入成都中央军校。我们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服役历史相近，直到抗战胜利为止。在1945年年底或1946年年初，他加入共产党军队，部分原因是他父亲剧作家田汉和周恩来关系密切。他有功于人民解放军中野炮部队和装甲部队的初期成军，而且还参与朝鲜战争。虽然田伯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死于狱中，但没有动摇海男以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决心。我最近才收到他的第一封直接来信，信中附上一张邮票，纪念田伯伯填词的《义勇军进行曲》重新被当成中国的国歌。我虽然仍不知道他的现况，也不清楚他对党对军的义务，但我仍然写信给他，希望他能以自己的影响力去愈合内战幸存者的情绪伤口。我粗略建议，就我的历史观点而言，国民党和共产党不应该将对方视为永久的敌人。我在信中又强调，蒋介石在历史中自有定位。信寄出后，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做对了，毕竟我们已经近四十年没联络。但他的回信却充满快活的语调。他希望我和内人回中国看看，而且我们可以一起去登泰山。对中国人来说，“登泰山以小天下”，登上泰山顶，才知世界有多小。
陆诒一度是《新华日报》（共产党在战时重庆的党报）的首席特派员。我认识他是因为范长江成立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时，他是活跃会员。他已离开报界多年，目前活跃于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上海支会，同时担任两所大学的新闻学副教授。我于1980年重新和他取得联系。从他的出版品中，我发现他就新闻报道的演说含有丰富的历史内涵，提到在日军包围下从徐州撤退，在新四军事件后在重庆身为共产党官员的艰困处境，周恩来亲自下达他的命令等等事件时，他都会交待背后的历史因素。我写信给他时，忍不住劝他降低对党派的强调。我的举动并没有政治动机，只不过是希望能领导下一代扩大视野。但我不知道我的讯息是否能被接受，而且，就算他同意我的看法，是否能采行我的建议也都不可知。但我欣慰地发现，在《万历十五年》中文版问世后，他收到出版商直接寄给他的赠书，非常高兴。这本书说明现代中国的问题已经过数百年的酝酿，应该也可以发挥类似的劝说效果。
在进行上述书信往来时，我并没有得到赞助者的支持，甚至没有任何一所学术单位付我文具和邮资费用。然而，我却了解，如果继续进行这类沟通，万一运气不好，可能引发猜疑，危及我的朋友。因此我更急着让本书出版，可以借此澄清我身为独立观察家的地位，也可以确定我报道中的学术源头。这项澄清工作对台湾友人的意义，可能大于对中国大陆的友人。
1980年圣诞节是成都中央军校第十六期一总队毕业四十周年，为此重新印行当年的通讯录。校友会成立，决议每三个月发行简讯，让大家知道同学和家人的消息。在原来的两千名毕业生中，中国大陆以外的共联络到三百三十位，其中有一位在日本，三位在美国。大多数留在台湾的同学都已退役，其中有许多晚近经商有成。在仍然服役的同学中，有几位已经爬到高位，包括二级上将郭汝霖，是“中华民国空军总司令”。我的一位要好同学汪奉曾也有不错的成就。我上一次见到他，是在三十年前的雷温乌兹堡，他也是参谋大学的学生。回到台湾后，奉曾官拜师长，驻守金门，部队每日面临重炮轰击，死伤惨重，经历长期的不确定感。他的若干英勇事迹仍可见于西方媒体的旧挡案中。最近我才得知，他以中将退役，转往非军方的政府单位任职。但由于台湾坚守意识形态，我和在台朋友的关系紧张，程度更胜于与在大陆的友人之间。也因为这个原因，我和王将军已有数十年不曾联络。即使我与在台湾的表弟通信，也都只限于讨论家务事。我看到成都中央军校校友名单时，脑海中不禁浮现四十年前的光景，在成都草堂附近，德国制钢盔底下是一张张朝气焕发的脸庞和一对对好奇的双眼。好奇心驱使我想了解他们过得如何，无论是“民航局”的局长或副局长（刘德敏与左宗慧），或是在欣欣向荣的民间企业中当董事长或总经理。信件的往返勾起怀旧气氛，回忆当时担任国民党下级军官时所遭遇的辛苦。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之间的差距就像太平洋一样深。
自从我们在成都的岁月以来，国民党就不曾放弃行之已久的惯例，也就是将管理等同于完美理想状态的憧憬，仍然以哲学的手法来经营政府，造成外在的假象。由于国民党以传统价值的捍卫者自许，因此不可能放弃这种半宗教的外观。也就是说，今日的台湾“政府”仍然认为自己在担负神圣的使命。特定官方刊物仍然视中国大陆为“匪区”，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被称为“伪政权”，官方采取的意识形态更难加以修正。这种坚持对历史学家造成的最大障碍是史学的“固定前端”，所有的研究和阐述都必须紧扣此一结论，或至少也不能抵触。
写到目前这一段时，我曾认真考虑，提到以前的同学有何好处，也许会让他们困扰、尴尬和不便。但经过多天的思考以后，我决定如实呈现。随着本书的推展，我愈来愈觉得，本书的目的在于消除误解，连我自己的也包括在内。经过数十年的时间，历经长久的旅行、阅读和自我探索，终于造就今日的视野。但多年来我以历史学家为荣，背后的心理因素就在于我在成都中央军校当军校生，以及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下级军官的生活历练，而这些正是我和名册上其他三百二十九名同学所共享的资历。本书既然包含私密的个人特质，我不愿意在出版时假装自己无视于以前同袍的感受。但另一方面，我痛恨将道德抽象概念作为处理公共事务的合法工具，如甘地、霍梅尼，甚至美国的若干共同价值，更不用说是主义和口号。我对传统梦幻治国的批评已见诸北京和上海，很希望台北也可以看到。我绝无意造成在台朋友的困扰、尴尬和不便，只希望自己的历史研究甚至可以提高他们坚忍牺牲的真正价值，让他们的事迹在下一代面前更形突显，据我了解，这也是仍在世同学所宣布的目标之一，他们将带子女参加一年一度的同学会。
历史证实，国民党在大陆之所以失利，并不在于其邪恶企图；在台湾岛上化危机为转机，也不能归功于梦幻般的美德。在这两种情况下，技术是更决定性的因素。就本质来说，在滨海省份实施货币管理，要比在广土众民的情况下容易得多。台湾的捍卫者造就国民党的主张得以成功，在给予应有的肯定以外，其成就却必须触及下列几点事实：
即使是在二次大战以前，台湾的农业就和贸易相关，多余的稻米、樟脑、糖和茶叶都特别出口到日本。国民党接管后，这些农产品持续赚取外汇，有利台湾的资本化。和大多数的亚洲国家一样，台湾的农作单位很小。但由于地理位置较为有利，普遍贫穷的程度不及中国内陆的许多地区严重。国民党政府改善佃农生计的主要贡献在于1953年实施“耕者有其田”法案，效法麦克阿瑟在日本推行的土地改革。每户人家只能拥有约七点五英亩的普通等级农地，超过上限的部分必须交出，由政府重新分配。政府保证给予的补偿约等于两年半的农作收益，几乎只具象征意义。补偿金的百分之三十是股票，来自政府从日本接收的企业，其余则是以稻米及甘薯支付的商品契约，期限为二十年，年息百分之四。就像麦克阿瑟监管下的日本，法案能够实施，不过是因为国家仍在军事占领的状态，疆域也够小巧，可以用现代化的商业技巧和数学加以管理。不过，国民党的改革者强迫富裕的地主进入农业以外的其他经济部门，这个明智之举功不可没，不但纾解务农人口的压力，而且还开创提升经济的一般模式。
美国十多年的大额援助更增添经济成长的动力。大量资金涌入时，正值本土经济正要起飞的最佳时刻。经济发展策略更进一步展现独到的眼光。在美国的合作之下，外贸受到严格的控制。台湾更避开所有的资本密集计划和高级产业，数十年来专注于劳力密集的外销产业。国民党控制的这片土地就凭借这种方法，进攻战后先进国家经济扩张所创造出的广大市场。近年来，台湾才开始进入高科技产业，出口钢铁，和日本合作制造汽车。台湾的经济发展成就斐然。但明显的是，台湾善加整合大陆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才能有如此出色的表现。滨海的地理位置有利贸易的促进，政治影响力也随着加深。当前的问题在于外来的竞争。高科技产业面临和日本的艰困竞争。依亚洲标准而言，台湾低阶的劳力也不再算是廉价，必须面临其他开发中国家和地区的挑战，其中包括中国大陆。
我确定我在台湾的朋友会同意一件事：他们代表在这个沿海省份的年长一代，必须保持和大陆的兄弟与同辈间的感情联系。他们自己非常清楚，如果不是中国人付出惨重代价，赢得1943年签订开罗和约，因而赋予他们在这个小岛上的合法地位，成功的故事就不可能上演。台湾的光复是胜利的果实之一，如何传递给后代，仍然有待观察。至于捍卫台湾和增进台湾福祉的人，他们的功劳不应被抹煞，他们和子孙的安全也不应被轻忽。但另一方面，发生在金门岛的炮战已经是四分之一世纪前的事，足以收入史书。一个全世界政要都访问过的敌对政府，一个在联合国已有十多年历史的敌对政府，不应该被断然称为匪徒。这个议题当然可以交由积极参与的人士，但毕竟牵涉到亚洲的未来，甚至间接影响到人类的未来。
我深知，我对历史的评论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争议中。情况类似于：如果你明确反对一群人，不管对方人数有多少，你的地位还比较安全。但是如果你和他们享有共同的利益，却又针对某些要点反对每一个人，这时如果就不同的角度来看，你的意见显得更加靠不住。我的大历史概念就是如此，置我于一点也不值得羡慕的处境。在这种情况下，我唯一能替自己辩护的理由，就是自己这些意见的学术源头。如果我的意见和外交有关，也只限于民间的层次。我的推论依据是基于已印行或可以出版的信息。我所提的建议因此归属一般论坛的领域。
如果我们有清楚的视野，就可以察觉，中华人民共和国正进入最特殊的发展阶段。表面来看，只见到无尽的笨拙粗陋。但如果就基本架构来看，其组织已经健全，可以开始建设的工作。最鼓舞人的层面在于目前的问题都可以“被确认”，目前必须努力推及内陆的下层结构，但过程显得缓慢辛苦。这种工作不但毫无光彩，而且还需要拓荒者的牺牲与奉献。但是节奏一旦确立，也就是说，农业公社开始成为有利可图的贸易单位，内陆的运输能顺利运作，动能就会加快，而这种速度将使大城市的现代计划更风光。美国人当然可以伸出援手。例如，他们可以启发中国青年成为运动中无名的英雄，援引美国开疆拓土的历史为经验。但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启发似乎导向相反方向，非常可惜。
时至今日，意识形态仍是中美关系的严重障碍。有时我很希望，中国人不要自称是主义的信徒。但我更希望，我的美国同胞不要去中国推销自由与民主，如果不得不去，他们至少应该了解，他们的商品像电压不同的进口电器一样，需要加上变压器。事实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间的争议，以及自由社会和极权社会间的争议，都掩盖真正的利益冲突。我们从已出版的文字中可以发现，部分美国人希望中国打开市场，让外国商人能做选择性的购买，同时能倾销他们想出售的任何商品。这种期待并非头一回。先开放武器等国家经济中的最先进部门，是美国对开发中国家的惯例。但中国已经奋斗数十年，发展出足以抵抗基于这种条件的贸易。他们的目标在于减少前端的贸易，以提高本国经济的底线。这不只是政策而已，还会影响到体质，因此必须压制特殊部分的利益，以兼顾全体的利益。
我们有理由依中国人订立的条件和他们做生意吗？理由很多。
目前中国大环境的特色在于农业公社的成立，内陆和沿海城市有必要联系，各省间贸易扩大衍生出对法律和架构的预期。但目前的处境并非由中国人发明，也不是由西方顾问所设计，而是长期奋斗的结果。在这段期间，不论是内在或外在，人类的努力逐渐在地理和历史因素影响下定型。所有的可能方法都试尽后，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终极答案。只要集体拥有仍是明显特色，中国进行的计划就需要集体转型。但基本的发展技巧牵涉到信用的扩大、不带人治色彩的管理及服务措施的整合，这些都已经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实行，应该可以运用到中国。也就是说，就集体的意义而言，中国的经济可以和已开发国家长期互动。但由于中国经济的群众路线，其波动程度应小于西方国家的现行制度，每人平均消耗量较低，但会比较坚实，附带更多的人类价值。就未来的潜力和规模而言，中国经济应该可以成为21世纪的安定力量，而且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楷模。
中国经济发展所引发的迫切问题是：我们如何面对其廉价劳力？美国成衣和纺织业已感受到中国进口的压力。1983年7月，一名汽车业分析师在底特律宣称，到2000年，美国将没有独立的汽车制造商。根据他的说法，全世界将只剩下三家汽车公司，欧洲和中国各一家，另一家可能在南美洲。首先，我不相信中国在短期间内可以取得这种地位，因为这和目前的深度发展策略相矛盾。但另一方面，开发中国家的崛起是当今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许多开发中国家已经发现，不发展就只有死路一条。日本可以说是开启先例。目前日本不但挑战美国在汽车和计算机产业的领导地位，而且，据某些专家指出，还要迈向民航业大国的目标。但日本在钢铁制造的优势逐渐输给韩国及台湾。这整套连锁发展虽然没有获得美国的赞助，但仍然受到美国的鼓励与提倡。潮流所趋，我们无法阻挡或逆转。就中国的例子来说，我们还要考虑到中长期的互惠贸易。长期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持续向美国购买农产品。（由于气候无法预测，中国主要城市都储存五年的存量。部分游客指出，当地食用的米有怪味。）将沿海探油权租给美国公司，和东方汽油公司合作生产煤，和美国汽车公司生产吉普车等，都展示目前的互惠和将来潜力开发的范围。我们还可以运用想像力，预想未来中国内陆完全开发后的景象。
至于部分国家工业化造成美国劳工失业，美国也许还要考量数项因素。财政赤字会持续推动国家的经济，创造就业机会：这个过度盛行的财政政策是否有持久的价值，我们不禁要怀疑。另一个考量因素是自动化。高科技带来的混乱可能比外国进口品更为严重。无论如何，在下一代有生之年可能发生关键性的改变。我们只能希望，如果能妥善准备，对他们的冲击可望减轻。为达成此一目的，我们应该有更多的动机改善和苏联的低荡关系，才有助解开心结，降低军事费用。我们毋需再辩论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优缺点。在正常的情况下，国家就和健全的家庭财政一样，可以受惠于小额的商业贷款，而在经济扩张时，小额商业贷款会节节上扬，但经济仍然能健全发展。以上不过是常识，但我们面临的前景绝非正常情况，如果我们将所有的重大问题交给下一代，应该给他们财政优势，或至少让他们享有处理问题的部分财政自由。
就我的研究而言，我希望中美关系可以持续蓬勃发展。但如果在过程中要将中国当成一张“牌”，希望玩的是和平游戏，而非战争游戏。如果我们和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目的只是为了增加和苏联开打核战争的可能，这一切就毫无意义可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什么好处。
在此时此刻无法改善预算赤字的情况下，庞大的军事支出不但浪费，而且不过是欺骗自己。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S.McNamara）曾说：“核武器无法达成任何军事目的，完全没有用——只不过可以用来吓阻敌人使用同样的武器。”事实上，即使是传统的武器，一旦发展到一定程度，也是同样没有用。即使人类从来没发明核武，今日超级强权仍会以歼灭或严重瘫痪对手为战争目标，并且不遗余力去追求，但他们自己是否会满意，令人怀疑。两次世界大战都建立以下模式：战争行为透过动员和遣散确实启动大规模的地缘政治趋势，老旧的制度因而消失，诞生的新系统更有利于自然经济的运作，对大众媒体也更能有所回应。这些都使得穷兵黩武者的原始目标变得无关紧要。面对历史教训，保守分子没有好战的空间。进步人士的当务之急不是反战示威，而是找到执行他们计划的最好方式，同时避免自取灭亡的暴力发生。目前所有的重大议题都已变成全球议题。我们活在宇宙的螺旋中，我们的信念无法主宰人类前进的方向。人类是否能继续生存，其实是信念的问题。
三年来格尔和我总共去纽约两次，都是参加美国书卷奖的年度颁奖典礼。在1982年和1983年，《万历十五年》都被提名为历史类的好书，第一次是精装版，第二次是平装版。我两次都没得奖，但我们有机会见识一些有趣的人物。我们听到评审之一的苏珊·布朗密勒（Susan Brownmiller）解说，她如何用消去法来挑选入围的书。她还对听众说，单单是1982年，在非小说的一般类别中，就有三本和中国有关的书被提名（得奖作品是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茱蒂丝·瑟尔曼（Judith Thurman）从约翰·浩斯曼（John Houseman）手中领取传记暨自传类的奖项和一千美元的支票，有趣的是，她在得奖感言中对他说，她是“靠老派的方式赚钱”。我还很高兴能和约翰·厄卜代克短暂交谈。
“我很欣赏你的淘气，厄卜代克先生，”我说，指的是他小说中一些煽动的段落。
“我，淘气？”他提出抗议，一脸无辜状：“你认为我很淘气？”
顺带一提，厄卜代克替《纽约客》写《万历十五年》的书评。当期杂志出刊时，我非常讶异他竟然对我的书有兴趣。后来他透过书信联络告诉我，他从《纽约时报书评》中知道《万历十五年》这本书，因此主动替《纽约客》写书评。我表达几点见解：我很惊讶他对当前国际关系保持如此正面的看法，居然如此关心，因为他的作品让我以为他很悲观。他很好心，不但写回信给我，而且同意我在此处引用他的话：“我当然是乐观分子，否则绝不可能写得如此悲观。”
在颁奖典礼中，我见到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两次，第二次终于有机会问候他和他迷人的妻子。我想问他一个严肃问题：我研究中国时发现，由于缺乏商业组织的平行单位，官僚体系的意识形态事实上代表的是一种“行政算术”。俄罗斯历史上也出现类似的迹象。我研究全球的卫星地图时，注意到苏联部分地带比中国西北部更容易遭受大自然的处罚，旱灾一再发生。在苏联境内的多种民族中，回教徒占相当大的比例，其文化传承中带有无法磨灭的游牧民族印记。这些情况让我怀疑，苏联领土绵延千里，可能也要运用绝对而专断的意识形态，以包装其管理逻辑。我们从许多新闻特稿中得知，他们的侵略成性事实上反映某种防卫心理。既然如此，我开始猜想，我们是否可以减少武力冲突，避免刺激他们，而是透过贸易和文化接触来表达同情和理解，和他们共同探索如何在工业生产和农业社群间建立更有效的联系，如此一来，接近自然算术的消费者导向经济才能使我们的关系更融洽，制造友好的气氛，更有利于解除军备。数学至上时，建立于意识形态之上的热情或许可以逐渐消退。但这是个大疑问。我们有权利去窥伺其他国家的家务事吗？窥探的同时，我们不也应该揭露自己的虚实吗？国民外交和正式外交关系之间的差异也会浮现。在考虑过这些因素之后，这个问题不但难以回答，而且难以启齿。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如何打破冷锋呢？我想过多次要向索尔兹伯里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几乎要写信或打电话给他，但最后又打消此念。
对我来说，难处还牵涉到私人问题。我提出的不只是问题，而且还是我自历史主题衍生出的假设性推论。如果我太过积极，无可避免会显得在强力推销不受青睐的商品。而且，现况也必须纳入考虑。索尔兹伯里先生不过捧了我一下，说他喜欢我的书。我因此应该利用他的同情心，对他说我被解聘，三年没有工作，缺钱困急，死命推销新的书稿？问题在于，如果我真的结识索尔兹伯里先生、厄卜代克先生或其他名人，我可能终究会说出这些事情，甚至提到我和同行前辈的分歧。
实际上，在我写这本书的期间，我曾和其他名人接触。我和他们的接触不过是偶然的举动，提到他们甚至有侵犯他们隐私权的嫌疑，为什么我还要在此攀附名流呢？我的目的是记述真相的实情。我希望读者理解，我们面临严重的对谈困难。并非我生性好战，到处宣扬与生命中每个贵人之间的不和。有时我无法联络到我最想沟通的人。举例来说，约翰·厄卜代克在评我的书时指出，美国版的自由主义已造成许多不受欢迎的后果。他就此下结论：“显然需要一点小小的魔力来调和一切。”但除非本书依原状出版，我永远无法说服他：他以犀利眼光注意到的问题的确非常迫切。
三年前我开始动手写这本书时，只想着要一吐怨气。出乎意料的是，替自己辩解的意志逐渐减弱，书写的有用价值逐渐浮现，甚至愈来愈强烈。例如，三年前我们不曾想过，对台湾军售案竟然成为重大议题。但目前一般认为，如果我们坚持出售武器给台湾，可能对中国大陆产生压力，让他们也加强采购武器。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但可以因此配合我们的政策，而且一旦建立亲密关系，还可以用来对苏联施加压力，克里姆林宫终究会依我们的条件来解除核子军备。我多么希望这个手段可以贯彻执行，达到预计的目标。不难想像的是，我自己可以替交涉的有关方面提供服务，借此建立友谊和获得好处。但就我对中国的了解，我必须提出警告，如果卤莽实行此一政策，只会引来灾害。就本质上来说，人民解放军的确是支庞大的国民兵，其装备也许需要一定程度的更新，但绝对不能到社会无法接纳的地步。我们甚至可以完全忽略意识形态的问题。姑且不谈士气，我们必须了解，现代军备是社会工具。透过指挥功能、私人化的管理、军务和补给，军中生活自有其独特的气氛。他们的技术需求迫使社会必须适应。不假思索就引入进口时，武装力量会变得像是外来的单位，和民间的支援并列，所造成的问题将多过所解决的问题。中国人当然很提防来自苏联的威胁，他们更有理由关心社会的空洞架构，转型时还必须整体进行。不久前，麦克·华莱士在《六十分钟》中提出代表中国立场的解释。历史学家可以提供更多深度的解释。
对中国历史的研究还可以是一面明镜，让我们反省自己。中国体系过度强调法律和政府机构等公共部门。即使在晚近的阶段，即使人口众多，但强调民间部门才是解决之道，可以先从社群的财产权着手。美国的问题刚好相反。我们仍然受到亚当·斯密的影响，他认为个人如果可以尽情追求自己的利益，自然而然会找到“最有利社会的工作”，带来“社会的改进和教化”。但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是在1776年，和美国发表独立宣言同年。当时和今日的差异也就是极端简单和极端复杂间的差异，我们重读他的作品时，必须三思。
两百年来美国有不错的表现。但如果我们目前的生活水准太高，以至于不但我们的产品逐渐被排挤于全球市场之外，而且我们版本的自由也无法被全球的开发中国家所吸收，目前不正是重新检视国防政策的最佳时刻吗？我们当然很小心谨慎，不会自行片面解除军备。如果没有强力的国势，也不可能进行谈判。但在我们仍然派遣武装部队到全世界各角落之际，不也是重新定义捍卫目标的最好机会吗？
另一项较少被提到的因素是，相对于中国司法制度的简陋，我们的法律体系太过复杂。在亚当·斯密和独立宣言后的两百年，这个领域已拥挤不堪。经济的先进部门被鼓励不断进步，社会的分工也日益细密，因此源于18世纪的法律义务权利也跟着分化和分裂。目前技术的复杂程度已让人人吃不消。美国的一位前总统和一位最高法院院长都曾说，这套系统已经过度使用，变成死巷。
关于上一点，我自己勉强算是深受其害的见证人。我在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任教，是凯恩斯经济学派的结果。（不过，已故教授琼安·罗宾逊可能要反对，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对凯恩斯的曲解。）在省长尼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任内的财政赤字下，州立大学的教职员在十年内增加了四点七倍。权利义务的分化分裂造就法律的迷宫，包括泰勒法、公务人员法、削减预算条款、大学董事政策等等。我的教职被终止时，我不知道该向谁争论，在奥本尼的中央行政单位？地方上的分校？行政人员？历史系？职务终止是基于年资还是绩效纪录？开除是行政人员的决定？和劳工联盟有关吗？教职员私下的多数决？或只是FTE？我只能说，我不鼓励大家去深入研究这套系统。我的同行前辈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我和他们的紧张关系也是起源于相同的陷阱。学术圈的架构如此，圈内人也必须勇于作战，以保障自己的特殊权益，不惜牺牲整体的权益。否则，我努力提倡对中国历史的综合史观，也不应该触怒如此多的人。我的努力来自于我的信念：中国历史的循环较长，超越美国大学目前采行的学科分工制度。如果我事先知道这个看似无害的概念会引发这些反应，我会采取略为不同的作法。
但在提出抗议和申诉后，我还不想宣称自己是输家，请求别人的同情。我还没重返中国，但我的书却在那里发行及流通。《读书》是北京的期刊，其影响力介于《图书馆期刊》和《出版人周刊》之间，虽然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却仍然向读者推荐我写的书。我的编辑才刚告诉我，中国的《出版年鉴》将刊登讨论《万历十五年》的专文。此书的英文版既没有得奖，也不畅销，但却是历史书籍俱乐部和世界历史图书馆的选书，被一些大专院校当成教科书。法文版将于本月出版，德文版预定于明年初出书，日文版正由东京早稻田大学的教授翻译。本书出版后，国际笔会邀我成为会员，我欣然接受。
我不打算移民。美国现在是我的家，也是我的国家。我不需要多谈对美国的爱或感情联系，因为我毫无意愿离开。我享受美国的种种事物。我成为归化公民，心情坦荡，一点也不后悔。写这本书时虽然碰到困难，但大体仍相当悠闲自在。就自由表达自己和接触出版意见这两点而言，我恐怕找不到比美国更理想的地方。我目前领社会福利退休金和养老年金，来源不只出于美国蓝领和白领阶级的劳工，而且还必须感谢基金管理和各级公务员的尽心尽力。我们对彼此仍然有义务。
内人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独子的英文名字杰佛逊，源于有“蒙地沙罗智者”（Sage of Monticello）之称的杰佛逊总统和他的“生者之地”的信念（格尔在南方的亲戚会联想到杰佛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那也好）。他已经是全国荣誉学会的学校分会会员，是学校合唱团的副团长，还是学生与校长沟通委员会的委员之一。身高六英尺一英寸的他担任大学足球校队的守门员，也是管弦乐队的队员。圣派垂克节时，整个赫逊河中游地区的游行队伍会通过纽普兹村，学校的军乐队队长问他是否可以当掌旗手之一。他说：“我要负责美国国旗。”队长说：“可以！”在游行当天，格尔和我站在街角，除了隐约的敬意以外，我平生第一次涌起对星条旗的衷心喜悦。
然而，在不顾颜面地轮番揭露自己的羞辱与骄傲，以及和志业相关的挫折与乐趣后，我必须要说，我们即将迈向21世纪，我却无法肯定美国的前景。就某些方面而言，美国的未来甚至没有中国明确。今天（1983年9月22日）《纽约时报》的头版标题如下：
初步数据显示
第三季GNP
成长7％
乐见趋缓
对复苏过热的担心
已降温——白宫表示
成长步调可望维持
这不是好消息吗？但我开始想到，美国目前的经济成长率已经接近饱和点。我用杰夫的晶体管计算器轻易算出以下的数字：
100×(1.07)10=196.71515……
也就是说，如果目前的成长率可以持续十年，或说是重复十年，届时我们的国民生产毛额会加倍。我们如何寻找原料？我们出口的全球市场何在？废料和污染已经造成许多湖泊和河川不堪使用，未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强迫性消费只会产生更多差强人意的商品，同时让许多有用的书无法出版，将来我们又该如何因应？这其中潜藏危机，只怕更甚于中国曾鼓励人口增长政策的害处。分析师当然会告诉我们，目前生产和服务部门的比率势将改变。有些人还预测，二十年后，高科技主宰一切，美国制造业劳工的比率将降为现在的三分之一。我们的社会准备好要面对无可避免的职业变动和失业吗？我们的法律体系足以支撑井然有序的过渡期吗？谁会购买我们的机器人？最重要的，如果这些问题全都获得解答，我们如何维持下一轮的增长率呢？我们还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吗？
在许多天的晚上，我读着悲观的报道，上床时闷闷不乐。身为特殊类别的历史学家，我知道大规模的僵局会导致暴动。在纽普兹，有一个适宜低收入家庭的新住宅方案，事实上，这些房子位于管理妥善的住宅区。有一天，我看到一个白肤金发的小男孩，大约八九岁，从其中一间房子中走出来，旁边是一个年龄相当的黑人小男孩，两人手上都拿着球棒和棒球手套。这个景象令人感到心旷神怡。但当晚我又读到关于世界局势的丧气报道，随后想到这两位男孩的命运，他们居然出现在我的噩梦中。不过，第二天早上的阳光却大大振作我的士气。我发现自己对儿子说：“杰夫，即使我们必须消除内燃机的文明，人类也可以生存。看看我们拥有的科学知识和实验室设备吧。我们应该可以开发新能源。我想应该可以发掘金属和化学物，让物质重新循环使用。你们这一代应该至少可以维持我们目前的生活水准，或者活得更好——如果我们没有把地球炸掉的话。”
我近来不太旅行。但我还在密西根当研究生时，我曾开车到华府，去国会图书馆找资料，然后再一路往西开到西岸，看我的弟弟一家人，之后再开回底特律。我也常常搭飞机来往纽约和曼菲斯，波士顿和普吉西之间的短程距离更是往返无数次。我记得城市和郊区呈巨大的棋盘图案在眼前展开，灯火灿烂，乡间有许多景致优美的住宅，附带形状各异的游泳池，黄昏时水光潋滟。这是一个机敏又长于协调的国家和民族，我不相信他们会让自己走向大灾难和毁灭。
也许我们在学校教美国历史时，应该采取不同公式和重点。我的经验告诉我，许多美国人误以为美国史开始于太平洋岸。也就是说，他们认为美国主义的威信是起源于物质的成功，因此而忘却真正的美国精神。不久前，他们的祖先就是秉持着这种精神克服外在的艰辛，穿越一整个大陆的大湖、平原、草原、山脉和沙漠。如果开发技巧受重视的程度胜过真正的国民性，如果机巧的成果比机巧本身更被看重，幻想迟早会破灭。这样的人忽略自己优势的来源，只会经常仰赖运气。
也许美国人应该多参与其他民族的生活。在我的经验中，接触可以消除偏见。从孩童时期起，我就被教导要恨英国人、日本人和俄国人，后来还或多或少要恨美国人。但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这些人时，我很能理解，我们如何让争论点发展出对外国公民的刻板印象，尤其是牵涉到骄傲和偏见的争论点。我认为本书很有用，是因为本书是根据我正常工作外的许多客观观察，如果读者容忍我的自大，我要说这些观察扩大我的眼界。也许我可以用回忆中的一件小故事来帮我强调论点。
一般而言，苏联人可以说是全世界最难理解的民族。很少中国人有机会接触他们，更别说和他们进行对话，突破他们的心防。我们只能想像苏联人阴郁、低俗、粗鲁、凶暴和野蛮。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东北，我们有充分理由让他们就此凝固在这些永远的形象中。但发生一件离奇的事，让我上了最难忘的一课。
时值1946年5月，我在国民党军中，我们刚从共产党军队手中夺回长春。身为副总司令副官的我，负责撤走大和饭店的房客，准备迎接蒋介石的到来。旅馆属于前日本南满洲铁道会社的财产，一般大众不可能住进去。我们攻下长春不到五天，房客包括我们自己的军方人员、六名外籍特派员和苏联人。第一种人什么话也没说，就搬走了。记者有宋子文当代言人，虽然愿意配合，但仍然提出抗议，我们解释撤离是为了安全理由，他们根本不相信。（西方读者对宋子文并不陌生，他的照片出现在涂克门的《史迪威及美国在华经验》〔Stilwell and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接下来，我们预期赶走苏联人会遇上困难。他们分住不同的楼层，有些还携家带眷。不论他们如何搬进来，不论他们是否有外交官的地位，他们住在大和的时间都比其他人久。
结果连一点抵抗的迹象都没有出现。无论男女，这群苏联公民都很有风度，接受我们的驱逐命。他们的代表是一位茶色头发的削瘦男人，英文说得不错，中文还过得去。他只要求半天的时间让他们搬到朱林（Tchurin）公司。朱林是官方的俄国贸易公司，在长春拥有办公大楼。他又提到，他担心他们这群人的安全。我们进入长春时，国民党的军官和士兵都对苏联人在东北的作为非常生气，因此砸毁任何看得到的俄文标志，而且很可能如法新社所报道，甚至以爱国之名掠夺无人看管的外国人财产。这位苏联人的忧虑不难理解。但当时我太过骄傲，无法接纳他的意见，因为这无非暗示我们丧失掌控权。在我还想不出如何应答时，这位苏联代表仍然轻声细语，以他的诚挚解除我的武装。“我无意冒犯，上尉，”他用英文说：“不过数星期前，我们的军队才犯下全世界最恶劣的行径。我了解你的感受。“这个人显然是使馆官员之类的，居然如此坦诚，令我大感惊讶。感动之余，我向他保证会保护他们这一群人。他已赢得我的尊敬。
真是多事之秋。同一天早上，大概才半小时之后，这个人要侍者请我去他的房间一探究竟。我直冲过去。在走廊上，我看到他和一名我们的士兵在抢台灯。这个糟糕的家伙是被派去保护他们的士兵之一，一定以为既然苏联人被命令离开，他们房间和套房中的每样东西都可以随意拿走。这位直言无讳、发色浅淡、语调柔和的苏联人，这时用中文说：“看，这甚至不是我们的东西，而是你们的！”我羞愧难当。他在提醒我们所有的人，这个台灯既然是旅馆的财产，事实上也就属于我们。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被背叛和羞辱。我说话不算话，军队的名誉扫地，国家颜面尽失。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个可耻愚蠢的士兵，我本能地想当场杀了他。我怒急攻心，立刻从皮套中抽出四五口径的自动手枪，就要开保险，扣扳机，枪口则早已对准他。只要一两秒钟，一切就结束了。一声枪响、几丝火药味、鲜血喷出、皮肤撕裂、肌肉抽搐，在长春大和饭店铺上地毯的走廊上，就会平添一桩横死案件，而我会永远被贴上杀人者的标签。也许我能够无罪开脱，我可以宣称是为了防止掠夺，是为了挽救军队的荣誉。我知道一些国民党军官确实这样做，用自己的手来执行战争条款，最后不过训斥了事。但这毕竟是枪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受害者，这种永恒的负担一定一辈子跟着我。
但当时我免于经历那种可怕的经验，否则到临终时这件事都还会悬在心头，刻在脑海中。在那要命的瞬间，我停了一下。首先是眼前的军人忽然自知死到临头，眼中浮现难以形容的恐惧，让人看了心烦。然后我转头去看向我申诉的那位苏联人。毕竟，会发生这一切悬而未决的执刑过程，部分原因是为了让他满意，让他知道我们如何认真兑现我们的承诺。他哑口无言，极度震惊，被我的残暴和野蛮吓呆了。我觉得，今天在苏联某处的他，一定还记得三十七年前的这件事。如果他碰巧看到这一段，我想让他知道，虽然他当天两次解除我的武装，但我永远感激他，他已经改变我人生的方向。他不需要说任何话，只靠沉默的表情就已足够。当时我让那位可耻而愚蠢的士兵离开，把手枪放回皮套中。我仍然羞愧交加，而且可能比先前更严重，但我离开现场时心安理得。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配备任何武器。
这起事件能证明什么？它本身的意义并不大。我不可能从单一事件中建立起刻板的印象，那和已经存在的其他刻板印象也没什么差别。但重要的是，这个人是我唯一亲身接触的苏联人，却能显现出人类的关怀和敏感，而就我所能看到的中国和西方新闻报道中，有数十篇故事和文章提到他的国家和民族，却没有一篇令我动容。我还记得二次大战前我们对日本人所持有的僵化印象，和我后来在日本结识的人全无相像之处。法国人也不是我们抵法前所想像的轻浮模样。不说别的，如果可以打破这些僵化的形象，就可以促进更多的了解。
在今日的世界中，公民对外国的印象是决定性因素，可以影响我们推展对外事务。不幸的是，仇恨和误解很容易传播。透过媒体，充满感情诉求的议题可以立即散布给成千上万的人，深入的解释却非常难与匹敌。危险之处在于，偏见持续累积，我们可能强迫自己走入最不想见到的情况：言行强悍的政客才能当选；企图平衡报道的作家没有销路；具有外国血统的公民在讲真话时，必须冒着被轻视和猜疑的风险。在此期间，中曾根康弘先生和索尔仁尼琴先生绝对不缺听众，紧张的气氛势必变得更紧张。至于下一代，将在这些因素累积的影响之下受教育。
但我不是改革者。我觉得，示威也可能将技术问题转为道德议题，因此会逐渐抽象化。就我所知，今日的世界面临重大的数字问题。已开发国家的确没有太多时间可以浪费，必须寻找下一段文明，不能停留在以钢铁和石油建立起的数字成长。开发中国家（其中有些已经可以在数字上进行管理）可以在国内外创造许多就业机会，应该用来填补彼此间的差距，作为缓冲，纾解已开发国家的过渡期，让他们继续前瞻。这么庞大的工作无疑会引发重大规模的调适，但如果我们视之为生命中的挑战，用来展现我们的聪明才智，作为一生追求的目标，成为升华的“生存空间”和“共荣圈”，这样不是很好吗？何必因为我们不是唯一的受益者就视之为挫折和逆转呢？重点在于，无论我们是否喜欢，问题都已超越国界，没有一个国家会觉得心安。就全球来说，“大趋势”不只是我们可以纵身投入的流行；协调整合有所必要；在世界史中，历史事件并不会完全重演：以上都是实际的问题，只有这样的结论才能让我的史观呈现出宇宙螺旋（如本章所附图示），在上面增加一段实线，并且更上一层，迈向代表未知世界的虚线。
这不只是像在纽普兹“超越听众的理解能力”。如果耶鲁的莱特教授仍在世，一定会被我的大胆吓到，因此我要对读者表示歉意。无论我已提过多少次，我仍然希望你们了解，我才疏学浅，坏习惯和缺点倒是很多，但我仍然踏入相当奇特的处境。就某程度来说，这本书的成果对我也是一大意外，因为我从来不清楚自己何时开始踏上史学的不归路，只有透过回想，这段盘旋渐进的过程才变得明晰。我以“中间阶层”的立场观察酝酿中的历史，让我更为确定：目前东西方的冲突不是极权主义和自由世界的对立。本质上来说，这两方都是不完美的体系。一边发现自己在技术层次上无法定义及照顾民众的特殊利益，因此强迫人人完成大我，直到伪装已超过最低限度的现实面。另一边提倡以特殊利益来领导群众利益，在有利的地理因素之下，一直能保持某种数学节奏，但这体系已经到达僵化的状态，因为可消耗物质面临短缺及各种规定日益复杂。一旦发生上述情况，就连本身也无法确定自己的群众利益和目标。也许最后的摊牌可以避免，前提是双方都决定不再宣称自己的一方具备道德上的优越，而是以坦诚和互助来解决实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