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很多方面而言，1974年是我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其一是我想写的书《中国并不神秘》（China Is Not a Mystery），被一家主要的商业出版社所拒绝。编辑K先生先前曾通知我，文稿“已被数人读过”，数星期后再与我联络。这些话听起来很有鼓舞作用。我可以合理推测，书稿已受到多家出版社的好评，否则不会动用多位审稿人。如果他天天相处的同事尚未决定，他也不必写信给我。很可能一切手续都已完成，草稿已被送到我的同行处进行评估。如果来信的反应是肯定的，我的书就会印上这家出版社的标志。
但数星期过了，最后的决定却是否定的。K先生还不怕麻烦地对我解释，他自己很喜欢这部书稿，而且“喜欢到极点”，认为这本书“以生动活泼而吸引人的方式，综合许多历史文化事实”，因此第一位审稿人表示反对时，他又找了第二位审稿人。等到第二个人也表示否定的立场时，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向权威的意见低头”。我很感激K提供的讯息。但是，他当时并不知道，而我自己也没料想到的是，他那封率直的信让我陷入多年的苦战。即使是我今日所从事的工作，也仍然和这场奋战有关。目前的这本书取材自没有出版的《中国并不神秘》，虽然两者风格和格式并不相同，但仍是K先生立即确定并欣赏的大历史手法。
出版《中国并不神秘》对我很重要，原因倒不在出书可以带来盛名，而在我需要出书给学生阅读。我在英国住了一年后，发现自己在课堂上的表现不及以往有效率，原因之一是我和教材间的意见差异愈来愈大。中国有十个主要朝代，至少十二个次要朝代，已经让学生晕头转向。然后我再告诉他们，所谓的动态循环理论只有相对的价值。这个理论主张，各朝代都是因为财政秩序上轨道而兴起，因为财政秩序走下坡而没落。但基本上来说，中国历代的“帝国”架构并不相同，运作的原则彼此差异，灭亡的原因也各不相同，绝对不是“有势力的家族维持免税状态，小人物负荷过重”这么简单的观念可以解释。一个国家不可能重蹈覆辙无数次。但困难之处在于我常常抵触教科书作者的观点。到了民国时代，我的立场更艰难。我只能劝学生，不要落入“我不太喜欢蒋介石，他太贪污”或“我也不赞成毛泽东，他太残忍”等窠臼。这些都是读者对历史不假思索的反应，并不是历史本身，而历史远远超越我们的喜欢或不喜欢。我对学生解释，为求了解国民党治理期间的贪污和共产党的坚忍性格，我们必须掌握事实：中国的现代化，牵涉到从文化导向的单位转型成在经济上可以处理的政治体，历史上没有前例可循。如果学生愿意，可以运用迪士尼的幻想力，先想像一尾鱼把自己变成一只松鼠，然后再变成一只鸟。动荡时期政权的移转，当然不能和哈定、格兰特或其他总统任内的阶段相比较。
比较理想的状况是我自己出一本教科书，但这需要多年的准备，而且我也不敢确保成果一定比现有的书来得好。基本上来说，问题牵涉到历史观。我最不满意教材的组织架构，史实的选择缺乏连贯性，虽然有许多故事，但没有头绪，反而让人分心。整体来说，这些材料并没有直接传达一个让人信服的主题。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作者并没有时间去研究主要参考资料并加以消化。如果能有望远镜般的视野，就可以补正这些缺失。因此，我预计将《中国并不神秘》当成辅助教材，而不是用来取代教科书。如此一来，也可以减轻我讲述史实的负担。我以短句的形式来写这本书，五万字的内容分成一百三十八段，从秦始皇统一帝国到当代为止。该书和本书一样采取技术诠释的方式，我认为其中的观点都超越党派之争。
正如我所担心的，书稿被退回后，其他家出版社也都没有兴趣。其中当然没有阴谋可言，但书的格式和内容都太不寻常，唯一的诉求对象是本身对题材也稍有涉猎的编辑，才能够肯定作者的研究方式，并且可以热心到独排众议，充分掌握出版社的资源来出版这本书。别人劝K先生放手不管时，我甚至找不到愿意稍加考虑的出版商。1975年年初，我又将文稿加以修正，同时我几乎把它当成我上课的演讲稿。我把草稿给富路德博士，他读完后指出两点技术上的错误，但仍然予以肯定。我又拿给德克·博德（Derk Bodde）博士看，他也认为应该出书。他们的认可让我更难忍受挫折感。如果没有出书，我无法向学生充分解释我对中国历史的诠释。我的讲课异于他们所阅读的内容时，初学者的他们很难抉择。我也担心，部分学生认同我的观点后，将来转到其他学校或到别处追求更高学位时，会遇到严重麻烦。
富路德天性慷慨，但他如果觉得一本书基本上立论薄弱时，并不会认可其出版。他对别人的确称赞多过批评，如果情况许可，他宁愿保持沉默，不愿主动提供意见。但如果情势要他直言，他不会退缩不负责，有时他也会发表非常负面的书评。我认识博德后，他已从宾州大学提前退休，到剑桥埋头于自己的著作。他对中国古籍的知识即使不是西方世界的唯一权威，无疑也一定是同行中的佼佼者。在他的无数著作中，有一本《北京日记》（Peking Diary），是他对1949年共产党占据大陆的亲眼见证，使他的学者生涯能近距离接触中国最近的发展。德克出于礼貌和谦虚，也跟着我称李约瑟博士为院长。在他和妻子嘉莉亚（Galia）坚持下，格尔和我都必须直接称呼他们的名字。但他清楚划分私人敬意和学术标准间的界线。他总是一针见血，如果心中有任何疑问，他会毫不犹豫地好奇发问，就像《六十分钟》中的麦克·华莱士（Mike Wallace）一样。他直言无讳，有时说话的力道很重，以致每个音节都加以强调。他告诉我，虽然他只看过书稿的前面数章，但他相信我的概念很对。如果编辑来请教他的意见，他会小心评估后再反应。
书稿被拒绝后，我又写信给K。1975年夏天，我第三度前往英国前夕，我鼓足勇气请他再考虑《中国并不神秘》。我强调，他的审稿人批评文稿“不平均”，其实是出自西方学者的弱点，不是我的错。由于目前的博士论文格式使然，学者任意选择一些主题作为他们的专长领域，让大块区域无人处理。如果有人尝试连结所有要素，就会被指责为将不熟悉的名词、过度探讨的领域、甚至陈腐过时的观念全混在一起。我告诉他，我试过把修正后的文稿传授给大学生，因此相信这本书是了解中国的有用工具。我求他再看一次修正过后的书稿。最后，我列出五位最知名的权威，他们的见识可能胜过他的审稿人。这五人是富路德，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教授；博德，宾州大学的名誉教授；亚瑟·莱特，耶鲁大学教授；崔瑞德，剑桥大学教授；比尔·简纳（Bill Jenner），里兹大学讲师。上述人士都享誉全球，可能只有简纳例外。但比尔曾住在共产党统治时期下的中国多年，曾将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自传翻译成英文，而且最近还着手英译《洛阳伽蓝记》，恐怕没有几个美国人读得懂这本6世纪时的中国古书。他比其他人都年轻，可以增加我名单的多样性。
K先生的回答显示他对我作品的浓厚兴趣，但也透露他不看好我的计划。他没有直接回绝我，只表示他觉得继续追究没有太大意义。他完全了解我的感受，因为他自己“曾充分讨论过出书计划，并且也思考了一阵子”。问题在于，我提出的“杰出见解混杂可疑或备受质疑的观点”时，我自己并没有足够的威望足以让我的见解过关，我的综合与概论势必会引起尖酸刻薄的攻击，没有一家出版商能视若无睹，因为销售可能首当其冲。他承认再读我的修正版本并没有害处，但还是看不到被接受的可能。他还透露最令人吃惊的消息：其中一位审稿人正好名列我的五人名单上，而且那个人的意见是“强烈否定”。
这个讯息让我不敢置信。事已至此，我无法再退却。我的好奇心很难满足。既然K在来信中同意再看一次修正后的版本，我决定寄《中国并不神秘》的修正版给我名单上的每一个人，并附带一封信，对他们解释书稿的内容，如果我未来的出版商请教他们，请他们能直接回应。我又寄一份修正稿给K，顺便告知此事。之后我就展开横跨大西洋之旅。
编辑K没有再采取任何行动。但有一个夏日清晨，一封从康涅狄格州新港的信寄到英国剑桥。亚瑟·莱特教授写信“招认”他是《中国并不神秘》初稿的“裁判”之一。他的反对理由是“在一些醒目出众的论点之后，紧接着近乎传统的观点”。这番评价让我惊愕莫名。老实说，我应该将这句话视为赞美，而不是视为不够资格出书的原因。事实上，这正是我尝试的方向，而且也是编辑为何一开始就感兴趣的原因。在我和K的通信中，我们恰好认定这是事实。亚瑟·莱特是耶鲁大学查尔斯·西蒙（Charles Seymour）讲座的历史教授，也是五本中国历史书籍的编辑，当然知道这是唯一能改进历史观的方法。就像撰写新传记时，不必更改研究对象的出生年月日，也不用改变子女的名字。
我只见过莱特教授两次，时间都不长，而且都在公开场合。有一次是在《明代名人传》计划的会议上，是在纽约举行，前一天刚好是亚洲研究协会的年会。另一次是他受邀到瓦萨学院演讲，会后接着欢迎会。我和他说话的时间总共不超过五分钟，但我深深觉得，他对我很友善。我在密西根大学的指导教授约翰·霍尔后来到耶鲁，他告诉我，莱特教授读过我的部分论文，这实在很不寻常。法兰克·奇尔曼（Frank Kierman）和费正清合编的《中国的战时作风》（Chinese Ways in Warfare）出版时，《亚洲研究期刊》的书评编辑很难找到书评者，毕竟这本书上起公元前，下至16世纪。莱特向编辑建议由我来写，后来果然是由我写书评。全美学术团体联谊会（ACLS）批准我随李约瑟研究的经费时，我知道莱特是委员之一，于是从英国寄了一张明信片给他，得到热诚的回信。我的税制专书卡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时，他甚至建议，我把草稿寄给他，因为美隆基金会已经可以拨经费给大学出版社，资助像我这类著作的出版，因此我可以有其他选择。后来问题解决了，并没有劳驾他的协助（否则会破坏我对费正清博士的保证），但我仍然很感激他的好意。我申请古根汉研究经费写书（就是后来的《万历十五年》）时，还请他推荐，后来我也领到这笔经费。我欠亚瑟·莱特很多，他没有理由狙击或暗算我，没有必要。
但我如何解释他铲平了我的一项重要计划呢？这项计划赢得一位出色编辑和知名出版社的肯定，所牵涉的不只是我的作家身份，还有我的教师身份。我多次重读莱特教授的来信。他在信中建议我，删掉所有传统观点的段落，只留下挑战既成观念的主张，书名可以改成《中国历史：九十五点主张》（Chinese History: Ninety-five Theses），以“模仿马丁·路德”。这比我在哈佛的经验还要糟，因为当时我只不过被要求写出删掉量化研究后的财政史。但亚瑟·莱特应该更有见识才对！《中国并不神秘》的目标，在于说明从公元前221年到现在的一贯逻辑。如果删除年代先后或社会环境，整个结构就会崩垮，整体感消失，甚至他自己在提出上述建议后也紧接着问：“似乎不太可能？”
但他指出，仍然有改进的方法。“我希望我们能朝这方向努力，也许秋季时可以面对面讨论。”
我们在1975年9月的耶鲁之行是一次悲惨经验。我不应该带格尔和杰夫一起去。我原先以为，我们可以把握机会出外玩玩，因为以前也有类似的情况。但那天碰巧下雨。我和莱特教授约在研究生厅见面，接近约定时刻时，我把家人留在城西达比街（Derby Avenue）的一家汽车旅馆中。整排平房中的房间都很潮湿，从床单到枕头到床垫似乎全都是湿的。我把车开走后，格尔和杰夫坐困愁城，一边是汉堡店，另一边是福斯车辆经销店，停满省油的Rabbit车款，车价就贴在橱窗上。会谈失败后的不满，我们待在城里那半天的情绪因而更低落。
“强纳森很想见你，”亚瑟·莱特以随和的态度欢迎我：“可是他必须去纽约。”他说的是史景迁，我们只在电话上联络过。我的主人让我完全放松自在，使我觉得自己是个受欢迎的客人。但提到《中国并不神秘》的话题时，他的态度顽固依旧。在他先前的信函中，似乎仍然有达成妥协的勉强可能，但现在这扇门完全关闭。“你不会想出版那个，”他的口气从命令转换成要我自愿同意。他接着说：“你当然可以做得更好。”《中国并不神秘》不再具备醒目出众的主张，不再是中国历史领域的新马丁·路德。这次它无法出版的原因是低于水准之下。
“书稿出了什么问题？”他的回答是，总论应该“适可而止”，不能过火。例如，他即将出版的隋朝专书只涵盖四十年。我对他说，我想出的书性质并不相同。即使我没有进行大范围的研究，别人也会。我甚至大言不惭地告诉他，我至少还长期接触过主要研究资料，由我来做，总好过那些不曾进行原创研究的人。我提出这个意见时，立刻发现说了等于没说。亚瑟·莱特是位很有深度的学者。他不必我来告诉他，无论长时期或短时期，无论是四百年或四十年，都可以整理出概论来。他是个勤奋不懈的读者，知道中国历史领域中无数作者的优缺点。他随手就可以举出三四位，他对他们的评价和我自己的评价不相上下。
“莱特教授，”我提出最直接的问题：“你是否认为我对历史的诠释手法太具有民族优越感？是否太偏袒中国？”
这个问题碰触我们彼此的敏感区，无论称为民族优越感也罢，称为文化主义也罢。学者和知识分子之间有道心理鸿沟，就像政客和煽动家一样。如果你出生在北京，你一定是个骄傲的中国佬。如果你生在爱荷华或德文郡，你不必太费力就自然而然以为西方文化比异族优越。但事实上，谁能切断族群的脐带呢？有中国血统的历史学家当然会如此怀疑。我的问题反映出，自己急于澄清自己对族群效忠的类型及强度。我当然绝不可能否认效忠族群，但只希望能在无害而可以接受的范围中。
亚瑟·莱特没有直接回答我。不过，他没花多少时间就提出一个精确的评估。“没有像何那么糟，”他说。何就是何炳棣，芝加哥大学詹姆斯·威斯佛·汤普森（James Westfall Thompson）讲座的历史教授，他强调中国民族骄傲的立场已招惹批评，其中一部分还出现在学术期刊中。我非常感激莱特教授以坦白来回应我的卤莽。他不必给我一个如此精确的回答。他也不需要花时间如此注意我的问题。我感激他极力包容我。但就《中国并不神秘》而言，讨论已告终结，毫无妥协余地。我必须同意，是我自己不想出版。因此，也不必再对文稿有额外的建议。先前的决定不变，没有争辩或谈判的空间。
事实上，这一切不算太意外。莱特早已表达他的“强烈否定”立场，即使他想更改判决，也会自陷于尴尬的处境。即使他说：“对不起，我弄错了，毕竟黄的草稿好极了，你们应该出版”，出版社是否会持续进行出书计划也很可疑。的确非常值得怀疑。我还记得K编辑在信中指出，除了莱特教授外，还有另外一位审稿人。这位审稿人说，我处理的问题太大，我的权威还不够分量，只怕会引来攻击。既然攻击者“不一定全然公正无私”如果他和K先生不谨慎，恐怕人人都会遭殃。在出发前往耶鲁前我已警告格尔，文稿起死回生的可能性极低。
在1975年那个下雨天，我觉得悲愤交加。因为我不是权威，所以无法出版一本我觉得重要的书。但如果没有出版具有影响力的书，我永远不可能成为权威！而所有的意义、所有的影响力、所有的卖点、所有的威望，全都不是由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而是由长春藤名校内的不具名审稿人决定，而这些校舍的哥特式建筑和回廊也不过是矫饰的模仿品而已！
我难道没有提醒自己避开民族优越的倾向吗？即使在和学生讨论中国时，我也没有隐藏过去的不可告人之处：虱子、坏疽、人海战术的大屠杀、把人活活打死和活埋的残忍。我不曾否认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我只希望指出，贪污是失败的结果，不是原因。在讨论19世纪时的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和赫德（Robert Hart）被指派任职中国总税务司时，我指着坐在前排的学生：“如果这个位置提供给我们，而且人选缩小到只有你们和我，我宁愿你们去做。你们之中不管是谁——丹尼尔、苏珊或史提夫——都会做得比我好。为什么？到19世纪末，你们已经有不带人治色彩的数百年管理经验。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在中国清清白白从头开始。但是如果是我来做，我一定会考虑用我弟媳的舅舅或舅舅的弟媳。不要一直问我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社会下至村落阶层的运作模式。更可能的是，我所以能当上总税务司，是因为靠亲戚帮忙。如果你们强迫我切掉这些关系，我不但无法工作，而且也不能生存。这样清楚了吗？”显然不是很热衷于提倡中国的民族骄傲。
我的研究手法不同于其他的历史学家：我将中国现代史的底线再往前推数百年，而不是从鸦片战争前夕开始；讨论时事时，会牵涉到社会关系和思想史，这就是我说的大历史。其好处在于一百年来的弊端、恐怖及悲剧都可以解释成巨大转变的后果，是历史主宰的剧烈翻覆，打破太多关系，释放出太多无法控制的力量。只要我的目的是提供空间，以分析中国在西方冲击下的重新调适，我就不会极力缩小西方的力量和影响，毕竟我已经归化成美国人，会站在积极支持西方的立场。我对一般读者大众讲解上述的简单概念时，不需要出版许可。他们的知识水准只要不低于我教的大学生，就可以理解。
我从耶鲁大学回来时，又累又沮丧，回到汽车旅馆，发现格尔的情绪一样低落。她没有兴趣重游新港。雨已经停了，但天气仍然阴霾沉郁，这时室内的湿度已到难以容忍的地步。晚餐后我们就打道回府。宁可在晚上开车一百英里，至少可以在家里歇息，好过待在那里，什么事都没做，只会觉得更无助。
但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提到，那天我和莱特教授的会面持续了三个半小时。我在他的办公室待了很久。他带我去教职员俱乐部享用一顿悠闲的午餐，餐后我们又回到他的办公室谈了一个小时。《中国并不神秘》并不是我们的唯一话题。事实上，显然再谈下去也于事无补，于是就此结束这个主题，改谈其他，交换共同感兴趣的消息。在我道别前，他同意增加对李约瑟博士计划的拨款，我同意拜读他的《隋朝》草稿，并提出建议。之后我们定期通信。不到一年后，也就是1976年8月3日，我再度拜访他，这次是去他位于康涅狄格州吉尔佛（Gilford）的家。这次会面同样持续了三个半小时，同样也包括一顿悠闲的午餐。8月下旬，莱特太太，也就是玛雅·汪科维琪·威尔许（Marya Wankowicz Welch）女士，打电话通知我，她丈夫已死于心脏病。她说：“他很喜欢你，知道你要来访时非常兴奋。”她提到的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八天后他就去世了。我告诉她，这点我毫不怀疑。我们彼此有好感。但我常抱怨，亚瑟·莱特并没有公平处理我想出的书，因为他不曾完全说服我或出版商，封杀这项计划的原因何在。我如何解释其中的不一致呢？难道是我说谎吗？还是他说谎？还是我们彼此欺骗？
在美国研究中国的顶尖学者中，亚瑟·弗雷德烈克·莱特以善于筹募推动研究款项而闻名。费正清、史景迁、崔瑞德教授在《亚洲研究期刊》登出的讣闻中形容他是“古典学家兼企业家”。对反商的中国传统派人士来说，这样的说法谈不上是赞美。必须先概略知道我们这一行，才能更了解这句话。
精确来说，在美国的中国研究这整个领域可以算是萌芽的产业，真正的转折点是在朝鲜战争爆发时。一夜之间，原本一个冷门程度仅次于圣地和埃及学的领域，受重视的程度突然媲美化学和物理。在主要大学的研究所课程中，开始增添和中国相关的各式各样课程。二、三流大学和社区大学部也增加了中国研究课程。这股热潮加重协调的困难，同时也提供创造帝国的绝佳机会。莱特教授既是个一流的协调者，而且也是积极进取的帝国建造者。
中国研究既然是个新兴产业，自然需要资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对中国研究资金贡献最大的首推洛克菲勒基金会，当时赞助的规模比后来小得多。协调学术权益的主要机构是美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战后的合纵联盟变得更复杂，但经费来源仍出奇的少。1958年国防教育法案通过后，美国政府本身开始提供资金给一些大学，作为中国语言及相关研究之用。民间最大的资金赞助来源是福特基金会，赞助金额超过其他机构的总和。其他赞助机构包括卡内基公司、洛克菲勒基金会、美隆基金会及亨利·鲁斯基金会。这些基金会透过不同的管道将资金拨给受益对象，有些直接拨到大学，有些则是流到ACLS及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SRC）等主办许多计划的单位。大专院校的图书馆设备和教职员出版品质等学术水准及声誉，自然是决定赞助顺序的考量依据。结果形成某种循环，营养愈丰富的学校，愈有机会享用大餐。
这样的背景当然引发受益学校的激烈竞争。但很少人注意到，对我们整体也形成很大的压力。我们身在快速成长的领域，必须展现水准和生产力，以证明仓促投资的金额有价值。这绝非资金从国库中满溢而出，会计只要快速付款证明其效率即可。在这种情况下，亚瑟·莱特贡献重大，他把自己当成学术圈和赞助机构之间的桥梁。他出身富裕家族，和波特兰的百货公司业关系深厚，具备先天的优势。熟知莱特的唐纳德·季林（Donald Gillin）对我说：“我也不确定，但如果他不是百万富翁，也差不多接近了。”莱特熟悉基金会的管理人士，加上他无疑也具备相同的企业家精神，让他能洽谈出无数的经费，拨给研究中国的计划。他对《明代名人传》的贡献，富路德博士铭记于心。他一再组织研究中国文化传统的讨论会，十年内举办了数场，都是由福特基金会赞助。参与人受邀发表论文，讨论一个共同主题下的较小议题。团体讨论后，主席（常由他自己担任）会把论文集结成书。在大力倡导下，具备历史深度的中国文明研究显现进步的迹象。莱特成就斐然，成为极有效率的资金募集者。此外，他还能吸引金额较小的私人捐款。他掌理耶鲁大学的中国研究计划后，从福特基金会获得的赞助事实上只占整体金额的一小部分，一起获得赞助的学校还包括哈佛、密西根、哥伦比亚、加州大学、康乃尔和斯丹福等等。耶鲁中国研究计划的财政来源大半来自对等的基金会，其中有些是他自己筹募的匿名捐款人。
亚瑟·莱特具备积极的组织能力，和主要大学的顶尖中国学者维持联系，而且形成非正式的讨论会。他们的策略是出席研讨会及经费来源的委员会，并密切注意评论媒体。这样的手段无可避免会招致批评。我自己就曾听到“学术寡头垄断”的指控。但很少批评家愿意停下来想想，如果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无法形成共识，无法形成团体的凝聚力，会有什么后果？尤其和欧洲历史学家与美国历史学家相比，我们简直是侏儒。再想想，慈善单位捐款的初衷不过是基于一个专注的问题：“中国忽然构成军事威胁，恐吓自由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许可以用不同方法来处理这样的局势，但后果可能更糟。
研究当然需要钱。有人说学者不能用金钱收买，我可能是这一行最不可能说这句话的人。我们需要金钱来购买余暇，进行课外的研究，同时要养家，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还设法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我之所以可以累积中国的知识，有能力充实像样的藏书，可以到美国各地及国外旅行，全都是因为美国大众突然对中国事务产生兴趣。我感激为我写推荐函申请研究经费的人，我也感激贡献时间组织管理这些计划的人。
在亚瑟·莱特这个小团体背后抱怨的人通常以为，凭他们在中国领域的成就，应该受到这个小团体的礼遇。这种想法可能没错，但也可能错了。这个主张的基本弱点在于，根本没有这种特权存在。莱特他们不过是一些积极进取的教授自由形成的集合体，他们适时兴起，回应大众的需求。甚至还可以说，由于缺乏对公众的服务和进取精神，这些反对人士只会嚼舌根，不满的情绪满天飞，却缺乏行动力。我曾把我的著作和初稿的抽印本寄给这些人，但我怀疑他们是否会看。我也把同样的内容寄给亚瑟·莱特，他不但每一页都读，而且总是用各种方法将评语告诉我。我把我和李约瑟合写的第一篇文章寄给他，他影印后在研究生的课堂上讨论。
至于莱特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态度，有时被形容成批判或负面。专治思想史的他，特别驳斥中国人不理性的这种“神话”。在白乐日（Eitenne Balazs）的影响之下，他对中国的官僚管理没有几句好话。这两种观点我也赞成，只是略加修正而已。本书甚至出现类似的主张。整体来说，中国对问题的处理方式和西方大不相同。在概念形成的阶段，人人心胸开阔，为群体设想，但到运作阶段常转变成背叛。以乌托邦式的冲劲追求理想完美的境界，但动力无法持续时，常常转化成规模吓人的管理失当。可是，在下结论前，国家架构的壮观规模、所牵涉到的恢宏气派、许多人成全大我的坚忍和自愿牺牲、甚至太多人所遭遇的悲痛和绝望，这些层面即使没有精神上的诉求，至少也有感情上的呼唤。因此，无论是否出生于中国的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通常怀有暧昧矛盾的态度，喜欢或厌恶必须视情况而定。将一个够格的中国历史学家随意贴上亲中国或反中国的标签，其实并没有意义，因为这些人的意见会随个别情况而改变。举例来说，我有时觉得亚瑟·莱特甚至比我更正面乐观。我的基础研究始于明代财政的崩溃，整段历史可以概述如下：开始使用银元时，帝制中国进行的财政调适还不够。预算的明显增加最后导致改朝换代，异族统治——这个历史教训具备相当的镇静效果。另一方面，莱特的中国历史基础是隋朝和唐朝的大一统，开启其后持续的成长和扩张期，他乐于详述唐太宗这位少有忌讳的明君。我去耶鲁拜访莱特时，他指点我，隋文帝和查理曼大帝有相同之处。对两位皇帝的比较出现在他的遗着《隋朝》之中。
他回答我对于民族优越感的疑问，即使事后回想，也不会让我耿耿于怀。基本上来说，种族偏见的消失和国家主义的强硬路线，在西方世界中都还只是新近的发展，尚未完全成定局。琼安·辛顿（Joan Hinton）离开美国三十多年后，于不久前到瓦萨学院演讲。我问她，重新回到睽违多年的祖国后，是否能说出最正面和最负面的印象。她不假思索回答，美元贬值是最骇人的经验，种族歧视消失则是最振奋人心的现象。但对于住在美国的人而言，改变并非一夕之间的事。我获得美国的永久居留权，是在1956年，当时我曾保证一旦战争爆发，我愿意为美国大叔披上战袍。我确定这是最大限度，因为在一个以白人为主的国家中，当二等公民可一点都不好受。到1974年我才取得美国公民权。我在快二十年后才改变心意，因为住在美国的这数十年间，我的美国同胞已经修正对种族的观念。转折点很难找出来，只知道在此期间我深信，我可以归化成为美国人，同时维持中国人的族裔，不致削减任何一方的尊严。出国更加强了我的信念，因为别人看到我们一家人时，都会认定我是美国人。我无法否认，这些年来我在种族上和文化上一直意识到这些情绪。我也可能采取不必要的防御态度。
但在我当面质疑莱特近十年后的现在，我了解到，我和其他研究中国学者之间的鸿沟不在种族，而在意见严重差异。如果只是小小的差异，莱特教授只会建议我修剪部分句子，重写一些段落。但实情并非如此。
《中国并不神秘》开宗明义就指出，中国之所以如此发展，不在于毛泽东具备所有美德而蒋介石付之阙如，也不在于美国干涉过多或过少。最迫切的问题其实是土地稀少和人口过多，农地的不断切割和农民的负债累累，更使情况雪上加霜。文稿在列举两千多年的帝制史后指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是西方历史中的原型，但不存在于帝制时期的中国。中西两方遵循不同的方向，各自有不同的发展。中国发展出特有的组织架构，使城市无法管理乡村地区。书稿中强调，共产党能够成功，抗日战争是很重要的因素。侵略的日军席卷全国时，村落也必须承担起战争的重担。中国共产党就把本身转变成一个农民政党，大部分的措施都是回应自然经济的要求。
我撰写《中国并不神秘》时，林彪已经去世，“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已经平息，但毛泽东仍然主政，“四人帮”也依旧当权。我在书稿中指出，中国激进的左派主张即将走到尽头。除非中国领导人致力于经济发展，否则中国不但无法抵抗来自苏联和日本的威胁，而且也无法面对其他周边势力的压力。北京近年从贸易着手和西方开始接触，是个好迹象。我们谨慎希望，这可以代表东方和西方的开始交会，但双方平起平坐，没有附带条件。我在结论中打算呼吁读者，将中美贸易视为促进彼此了解的工具，暂时搁置哲学争辩。我当时写下：
但重要的是，交易必须基于纯粹商业的基础。任何从贸易中滋生的文化对话应该是互动而自然流露的。如果一方决定用贸易当杠杆，以影响另一方进行非自愿的调适，后果可能带来很大的伤害，没有太多正面的益处。甚至一方如果刻意努力影响另一方的想法，并以狂热的情绪推动，只会引来怨恨。
为何这本书的出版计划会引起反对，甚至造成在耶鲁时的尴尬处境？
虽然我的书理论上是通史，但和当前时事密切相关。情势使然，不得不如此。我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但住在美国数十载后，我也了解到，处理公共事务时，尤其是牵涉到广土众民时，解决问题的方式极其有限，而政客所宣称的目标很少能符合实际采取的步骤。甚至舞台上的演员没有机会读到剧本，所作所为的意义必须等到尘埃落定后才能研判。例如，谁能预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竟然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欧洲的贵族王室全都下台？谁又能预测到，从某个观点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算是对抗种族主义的圣战，行动一旦开展，种族平等的观念就超越原先预期，扩展到世界各地，并有助于消灭殖民主义？这些历史教训鼓励我要深度思考，我逐渐勇于对长时段的历史进行推论。
有一件事很明白：由于现代科技的进步，整个世界势必合而为一。你几乎可以说，自然经济顺利运作，已经变成无可抵挡的趋势。然而为何世界各地仍有抵抗的迹象？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零星的暴力事件都反映出剧烈的变动，在多数情况下是开发中国家内部进行重整以因应此趋势，有时对外抗争也企图修正此一潮流。此时中国正位于历史开展的关键地位。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经历最痛苦的改造。中国已产生一个下层结构，虽然还达不到西方的标准，但至少不再老旧。中国有信心重新被接纳，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分子。但这不代表所有问题都已解决，我们仍然要思考数百年的历史背景：这是一个从前以亚洲内陆导向的古老文明第一次站起来，以平等的身份面对另一个因海上商业而发展出组织技巧的文明。
在这些情况下，我如果重新探讨意识形态的争辩，并没有太大意义。大多数的教条口号不过是动员时的手段，本身并没有固定的意义，很可能在后革命时代被修正。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即使是中国铁路的总长度和能源总产量，也都只是其次的问题。我在写《中国并不神秘》时认为，在中国的再造中，组织仍然是最重要的议题。虽然激进运动已经创造出一个粗糙但可行的国家秩序，乡村地区也可以进行成块管理，但就整体架构而言，所需的各种关系并没有各就各位。数目仍然很重要。数量仍比品质重要。作为组织原则的同质性和单一性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一个主要问题仍然存在：完整意义的货币经济仍然很难在中国运作。司法系统无法促进多边交易与现代商业惯例同步发展。但“文化大革命”业已证明，将精力导入意识形态之争，只会造成中国找不到出路，未来必须进行更多组织上的修正，但修正的确切内容和方式仍然是严重的问题。至于所谓的“中国的开放”，不只是西方强权给予外交承认而已，也不是签署一些贸易协议即可，而是应该透过长期的互动帮助中国达成安定。这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变局，在过程中无疑会产生许多尝试错误。我预期到读者会期望中国能有迅速的“改造”，因此在书稿中提出警告。讯息的主旨是，我们希望中国改变是一回事，但中国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又是另一回事。而且时间点也很重要。
身为历史学家的我，不可能对当前时事进行更仔细的讨论。不过，就我知识所及，我想强调，未来中国历史将和西方历史融合为一，总结过去一百五十年来的对抗。在这段时间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我都加以排列整齐，仿佛他们是入侵军队的分遣队，准备就绪等待开始进攻的日期。所有长时期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影响都已清楚显示，一个大的农业国家离海遥远，无法调适自己去面对截然不同的海洋文化。当时海洋文化兴盛繁荣，解决问题时并不要求平衡，所有组成因素的价值都可进行交换后，这个系统才能运作，讲究精确管理——也就是说，中国所欠缺的所有可控制性。
这样的诠释方法错了吗？事实上的确有问题。讨论时事时，我会回溯到两百年前。我还将蒋介石和毛泽东视为不过是历史的工具。我如此强调自然经济时，会造成一种印象，以为我在合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替他们辩护。我的技术诠释掩盖了所有的传统历史议题。至于西方民主对抗东方极权主义这个常见的主题，也因此被我搁置一旁。我重新检视中国历史时，无意间也触及美国的道德判断。我们批评邻居用光积蓄去购买露营用汽车、在屋顶上装置无用的太阳能板、让小孩在街上乱跑等等，这些批评事实上反映我们自己的智慧和价值观。我们无法只修正一方而不改变另一方。如果不去批评，也等于贬低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中国并不神秘》探讨的是历史中无法削减的力量，无意进行攻击。但如果强调邻人某些机能性行为背后的逻辑，并把这种逻辑称为自然经济，其争议性可能大过我的预期。莱特教授个人如何看待我的作品，这点我们不曾讨论过。但我仍然觉得，即使是顾及一般大众的反应，他也不可能赞成文稿出版。然而，我在1975年9月去耶鲁拜会他时，并没有得到如此清楚的结论。
亚瑟·莱特和我彼此都口是心非吗？有时我的确如此认为。由于他的影响力，我还应该讨好他，因为我一直需要他对我友善。但仔细想来，现在我觉得我们之间的问题有很多层面，我们也因此发展出不同层次的关系。我告诉他，我仍然想出版这本书。他建议用抽印本的方式，我说那样不符合我的目标。“所以你还是想印成精装本？”他问我。我说，对。
但当时我仍不清楚，他对公众的义务可以让他有多少限度。我的不满主要是因为他虽然宣称有品质管制，但他不曾说服我：我的作品低于水准。如上所述，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仍不成熟，有许多研究计划不过是加了注释的翻译而已。大多数的教科书，尤其是讨论1800年以前的时代，都以中国及日本教科书为蓝本，但这些书是五十年或更久以前写的。在我看来，由于结构不牢靠，捍卫者会更加担心修正主义。就像苹果推车已经做好了，但由于是临时拼凑成的，所以要更小心保护，以免翻覆。对我来说，这种防御性的态度不是行使领导权的明智方法。我一点都无意于颠覆。到目前为止，我最大的野心不过是在推车上放进一颗小苹果。
卖不掉的苹果退回后，我却发现，莱特非常有意思。即使他处理《中国并不神秘》时略嫌突兀，他的精力旺盛和虚怀若谷却让我留下深刻印象。有时他随意透露私生活时，洋溢着小男孩的气息。他提到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也就是第一任和第二任莱特太太时，语气都同样充满爱意与关心，而且都称她们是“内人”。我必须注意谈话的上下文，才能确定他指的是哪一位。如果不是他个人的魅力，我想我在耶鲁的第一次拜访不会这么久，因为像我这么没有耐心的人，如果不是真心崇拜，问候的时间不可能长达三个半小时。亚瑟·莱特长我五岁。当时我以为，我们之间的歧见最后终究会化解。我离开耶鲁时很沮丧，但回到纽普兹后却存着梦想和希望，我很高兴莱特维持我们间畅通的沟通管道。后来我把这番感受告诉编辑K。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很感激玛雅·莱特从电话中所透露的讯息。如果她丈夫不喜欢我，大可以客气敷衍我半小时就让我离开。他绝对不欠我一丝一毫。
一般认为莱特的政治观保守而具备精英倾向，但我没有测试探究的亲身经验。不过，我去耶鲁拜会他时，他告诉我他一年前去中国，看到上海的“种种进步”。后来他以悲哀的语气喃喃说着，为达到这种目的，“中国人民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
中国这个议题常造成家人间的意见分裂，莱特家也不例外。第一任莱特太太，也就是玛丽·克莱苞（Mary Clabaugh）女士，是半世纪前最令人倾心的才女之一。我在纽普兹的同事雨果·蒙斯特堡（Hugo Munsterberg）兴致高昂地描述哈佛男生（他自己也算在内）如何竞相追求这个才貌兼备的女孩。最后亚瑟·莱特赢得芳心。他们一起去中国，刚好碰上太平洋战争爆发，被日军扣留三年多。只有后来受教于玛丽但和亚瑟更熟悉的唐·季林，才能描述残忍的战争对这对敏感的年轻夫妻造成多大的心理伤害。抗日胜利后，他们仍继续在中国的冒险。据说他们在延安“买下共产党的文件档案”，事实上是保管人正要弃置许多文件资料时，他们及时抢救。这些资料目前保存在胡佛战争、革命暨和平研究所。约四分之一世纪前，《读者文摘》报道这次壮举。无论是在斯丹福或耶鲁，莱特夫妇都一起教授中国历史课程，丈夫教传统时期，妻子教现代史。不过，夫妻间的和谐并不是免于政治歧见的保证。在玛丽·莱特于1970年死于癌症前，她还染上酗酒的恶习。她会清早起床，开始称赞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甚至还说，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成功，人类就没有希望可言。由于我已事先知道他的家庭悲剧，自然不会提起这个话题。
说也奇怪，我去耶鲁拜会莱特时，他主动提起玛丽。“她自知只有六个月的生命，”他说：“她说她一切都盘算打点好了。是不是这样，我实在是不知道。”听起来非常悲哀，我只能沉默以对。但没多久他又甩掉了阴郁的情绪，兴冲冲地对我说，明年夏天他要去欧洲，“带我内人去看牛津”，这时他指的是玛雅。
我建议，如果他去英国，应该去剑桥看看李约瑟博士。
对李约瑟博士来说，1975年是关键的一年。到当时为止，美国政府仍然视他为“不受欢迎的人物”。也因此，他受邀至华盛顿大学演讲时，无法取得签证。后来参议员傅尔布莱特（William Fulbright）从中说项，禁令才得以解除。数家美国大学开始邀请他演讲。亚瑟·莱特告诉我，耶鲁先前打算邀请他在毕业典礼上致辞，但后来因签证问题而打消念头。不过，我的建议却是针对《中国科学与文明》的财务支持。这一年李约瑟博士已七十五岁，两度延长的凯思学院院长任期已经届满。但退休却造成写作计划的困难，因为先前的家计都是由凯思学院负责。剑桥大学出版社拨给他位于雪夫斯伯里街（Shaftesbury Avenue）的一栋小建筑，以收纳他的藏书，提供他和合作伙伴的工作空间，但他还是得负担水电及税捐等杂费。日用品、文具、邮资及购书全都是支出，而且还有交通运输费用。图书馆员必须支薪，部分合作伙伴也必须予以补贴。李约瑟博士照例对财务不闻不问，但鲁桂珍却十分忧心。到目前为止，他们都还没有四处寻求赞助捐款，不过也没有婉拒外来的捐款。伦敦的威尔康信托（Wellcome Trust）和代表亚特兰大可口可乐公司的席林洛（C.A.Shillinglaw）博士，都已采取赞助行动。我拜访亚瑟·莱特前，曾和鲁博士及彼得·薄璧吉（代表《中国科学与文明》背后的信托基金）通信，他们同意由我去找莱特，问他是否能为这项计划举办募款活动。
但其中还有一个尴尬的环节。数年前莱特曾为文评论《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二卷，登在《美国历史评论》上，他在文中质疑李约瑟博士对历史的目的论诠释方法。纳森·席文教授还在他的书中加以报道。由于有这层关系，请他来主持募款是否会很奇怪？在莱特先前担任ACLS的中国文明委员会主席期间，相当支持我申请经费去剑桥工作，当院长的合作者，显示他的书评不致妨碍他挺身而出，让计划获得应有的协助。
我的预测成真。莱特倾听我描述计划的工作状况，立即同意帮忙。在他其后寄给我的信中，还提到这件事，他说：“非常谢谢你对于每日财务细节的描述。我原先也疑心到，但不了解有如此拮据。”然而他却立下附带条件：他坚持自己必须是不具名的协助者，所有的书信往来都透过我进行，不能直接和他联络。事实上这简直不可行，我猜他怕李约瑟会拒绝他的协助。数封书信往返后，所有疑虑终于消除，薄璧吉开始直接与他通信。但时间已浪费了三个月，一切开始推动时，已经接近年底。推行《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内容简介计划时毫无困难，但必须针对募款活动特别拟定现状报告，一定要在剑桥执行。报告寄到耶鲁时，已经是厚厚的一叠纸。这时发现其中有好几处有错，有数页必须寄回英国修改。英国文具纸张的规格很特别：比美国信纸长一些，但又比法定尺寸短一些、窄一些。铜版纸的材质和色调也很特别，在大西洋的此岸找不到完全符合的纸张。当文件最后准备就绪时，一系列的募款活动于春季展开。有一个基金会立刻宣称准备捐两万美元。莱特夫妇五月下旬访问欧洲，我收到他们从机场寄出的明信片。薄璧吉也从剑桥写信来，说他们和李约瑟博士见面，共进午餐。约两个月后，我去吉尔佛拜访亚瑟·莱特时，他很热心地讨论这项计划，并且保证秋天时积极推动财务支援计划。但八天后他就去世了。令人懊恼的是，德克·博德告诉我，既然莱特已经去世，该基金会的两万美元赞助从此没有下文。所以整个过程刚好可以用“徒劳无功”来形容。所幸，《中国科学与文明》及其知名的作者拥有足够的朋友和推崇者，计划不致流产。
还有另一项因素将亚瑟·莱特和我拉在一起：我计划“写16世纪末某一年发生在中国的事”，亚瑟不仅支持这项计划，而且也很热心参与。对我来说，在经历过制造失败品的可怕感觉后，这是唯一可以让我前瞻的计划。
我在秋天去耶鲁拜会他时，已经准备好在教书之余撰写一部分的草稿。我计划春季这一学期停止上课，全力写作，一直写到夏天。《万历十五年》的原意是和《中国并不神秘》相辅相成，一是探讨中国历史的纵切面，一是横切面。未出版的书稿是以直线描绘历史轮廓，以概论的方式显示两千年历史中的高峰和低谷。下一本书则是帝制晚期的横切面，引入详细、完整、充实的资料。较薄的时间切片让我有更大的空间，可以叙述传统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内在运作情况。我打算利用一系列的传记素描来进行描绘的工作。考虑的因素在于，我们所说的“文化导向政体”牵涉到许多不同的特色，自然会将历史导向利于学科整合的研究方式。文化导向的原因出在法律体系并不具备独立的特色，无法展开多层次的分工，无法进行多边的商业交易。如果没有上述的组织原则，货币管理就不可能进行。这一切都要回归到我先前的主张，也就是说，如果要将司法和经济分析应用到这个主题上，结果将是徒劳无功，就像将对鸟的解剖学知识应用在鱼身上。
就某方面来说，我的方法遵循李约瑟博士的建议，也就是不要认定中国的一切尝试是“失败的西方原型”，而应该先发掘本身的逻辑和运作情况，再进行批评。描写生涯彼此交错的部分人士的言行举止，应该很能符合这个目标。亚瑟·莱特相当熟悉李约瑟和我的作品，又核准我向古根汉基金申请的研究经费，当然非常了解我的计划。他开始对我的计划产生兴趣，原因是他认为传记模式可以提供历史分析的肥沃土壤。组织架构建立于浪漫不切实际的哲学元素，但事实上一切都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修正和妥协，在这种情况下，从个人的功迹和内在想法着手，远比研究机构更能有效呈现历史史实。然而，《万历十五年》不只是普通的传记集结而已，它还打算将一个时代几位人物的平生行谊全整合在一起。它将是综合传记，或说是一个时代的传记。
亚瑟提醒我，朱东润写的《张居正大传》是非常有用的参考资料。“那本书不是很有趣吗？”
我告诉他，就开山始祖的角度而言，朱东润的传记的确很独特。但如果就最近二十年来的发展而言，参考资料更广为流传，稀有书籍以显微胶卷及石版印摄影复制的形式保存及流传，我们拥有的优势胜过朱东润。如果还要再谈到同一主题，也许我们可以做得好一些，“因为我们有更多材料可以处理”。这种确定的口吻让他很高兴。他问我是否会碰到重大的问题。我告诉他，对我而言，基本领域不再是陌生的题材。参考资料已充分揭露朝廷仪式、宫廷生活、地方政府、边疆防御、军队战术、武器、补给系统、控制用水工程、税制和司法事宜、家庭工业的本质、城市商人的业务范围、官僚的生活、他们的哲学、甚至于他们的超自然信仰。我深信，这些元素全都交织在一起，即使植物科学也和政治生活密不可分。但最大的困难在于把这些事全挤在一年的时间之内。我坦承，原先向古根汉基金会申请的计划可能略为庞大了一些。
“不用担心，”他说：“你可以采用倒叙的手法。”他接着对我解释，古根汉基金会一旦核准经费，就再也不会干涉或批评申请人的作品。
“莱特教授，还有一个问题，”我说：“参考资料有很丰富的视觉材料，但却没有相对应的听觉材料。多么奇怪的事：你可以看到一切——建筑、大理石石阶、家具、乐器、香炉、服装，而且不只是衣帽外袍，还包括袜子和内衣——但是你就是无法知道他们彼此之间的对话情况。我可以引用和复制的对话并不太多。”
这个障碍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影响。古文的起源是在兽骨上雕刻表意文字做占卜之用，因此简洁到极点。如果数百年前的对话曾经被记录，也只能以高度格式化的形式保存，言辞中已省略许多部分，因此读者很难抓住段落的语调。古人所说的话也许不可能太口语或太自然。而且，在文化从众的压力之下，中国作家即使在写回忆录或自传时，通常也会避免以个人的角度太贴近主题。在无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论出他们想说的话，但无法精确复制其内容。
“关于这一点，”莱特说：“你要非常小心。不久前有一位女性也面临你刚刚描述的处境，她于是直接把这些话放入引文中，并且承认对话是她自己的杜撰。她甚至区隔这两部分，一是可以考据的部分，一是她自己杜撰的部分。批评家不曾原谅她。重点在于，如果你想写小说，你就写小说。如果你想写历史，你就写历史。事情就是这样。”这番对话决定《万历十五年》的基本原则。虽然亚瑟要我阅读《隋朝》的初稿章节，后来又寄给我大约一百页的文字，但我在技术顾问方面并没有发挥太多功能。可是，身为前辈和朋友的亚瑟·莱特教授，却忠实地阅读我寄给他的每一个字。1975年12月初，我把《万历十五年》的初稿寄给他，以下的信透露出他的敏感，不论于公于私：
亲爱的雷，
我利用抱病在床（喉咙受病毒感染）的机会，拜读你的万历章节。动人之至！行文确实传达出宫廷生活的纹理丰富（以及种种异常之处）。我向来觉得，天子的最大负担不在工作和仪礼的繁重，而是要展现——永远在舞台前方的正中央——适当的形象，无论是对当时或后代子孙。这一切需要超人的特质，但我们却都只是普通人，很少具备这些特质。
我真心希望你的岳父早日康复，新的一年比即将逝去的一年少些艰苦，多些快乐。
收到薄璧吉来信时，我会告诉你。同时献上我最深的祝福。
你永远的朋友，
亚瑟
1975年12月18日
但我的前辈朋友兼著作批评家莱特，却不曾想像我身为教师的处境。我在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中所教的学生，对中国的看法早已根深柢固：中国是个保守的国家。中国人发明罗盘及火药，建造万里长城。但中国人是儒家信徒，所以希望一切都维持现状，没有求进步的观念。在近代，有一个坏人，是一个高压的军阀，有的学生念成“清介石”。为了挑战这个坏人，又出现一个好人，但不是每个学生都会拼他的名字，有些人称他是“哞主席”。自从纽普兹废除通识课程以后，亚洲研究不再是必修课程，一些学生选修我的课是因为他们自认为对内容已有足够的了解，因此很容易念好书，或是稍微努力一下就可以取得学分。遗憾的是，有些学生从来不曾超越此一水准。
FTE使我们的处境更为艰难。我不知道谁在何时发明这套制度。类似的制度有不同的名称，但在纽普兹代表的是“全职教书等量单位”。运作方式如下：为计算方便起见，假设纽普兹有五千名全职学生，每个人都修满十五个学分，相乘后就是七万五千个学生—学分。假设纽普兹有两百五十个全职教师，理论上他们应该平分教书的负担，因此每位教师就要有三百个学生—学分。多数的课程是每星期上课三小时，学生在学期末可以获得三个学分。因此，在上述的假想情况下，可以算出每一位教师的平均负担，也就是开设的三或四门课共有一百名学生。在这种理想状况下，这位教师的FTE就是1.0000。每位出席的学生占全部的0.0100。在实务上，还有很多复杂的做法。半工半读的学生有不同的计算方式，研究生的FTE比重又高一些。一般课程是三学分，所以两学分的课程只有三分之二的FTE。相反地，四学分的课程则是一又三分之一倍。1.4000的FTE最常出现在经济学概论、社会学概论或英文作文，代表修课学生远高于平均。0.8790的FTE则略低于平均。在纽普兹，计算FTE时不考虑该门课是否必修，也不管教师的等级、资历深浅或专长，一切都是由计算机来计算。自从我开始注意到自己的FTE时，这项数字从来不曾超过0.4000，在很多学期甚至还远低于这个数字。
最初提到FTE这回事时，我们都把它当笑话。“他们把我们当做什么？汽车推销员吗？”但我们逐渐发现，这个FTE可不能随意一笑置之。系主任和部分资深教员公开夸耀自己的FTE很高时，充分显示这个数字早已是衡量价值的标准，相当于我们的打击率。接下来，教务处注册组就会送来个别通知：下列选修你课程的学生还没缴学费。请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在某期限前缴清，他们的选课就会无效，他们的出席也不会计入你的FTE。价值显现法又添一层意义，和个人的工作保障更加密切相关。否则送来的备忘录也不可能暗示，我们必须了解销售情况，因为事关我们的权益和好处。
强调选课人数事实上造成新的供需关系。学生了解到自己是被需求和追逐的对象，因此觉得他们站在“买方市场”。对学习的兴趣因此陡降，作业和规定也因此减少。有些学生甚至大胆到和教师争论分数。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课程开始自由化，学期报告已逐渐取代笔试。你也不可能给这些报告打太低的分数，这些报告全都“资料”丰富。我的问题在于，学生一开始的信息既贫乏又错误，学术纪律的要求又大幅下降，让我不清楚底线何在。我当然教过好学生。我教过聪明的学生、勤勉的学生、正直负责的学生、忠实诚恳的学生，毕业数年后都还会写信给我。最近我都还收到他们的来信。但他们是少数，而且是极端的少数。大部分的学生才是问题所在。
许多学生都有一个共同概念：整个中国现代史可以总结于一个道德教训，也就是邪不胜正。不消说，国民党和蒋介石贪污无能，因此丧失天意所归。既然这些学生同情毛泽东和共产党，他们显然是开明进步的。这才是重点所在。我对他们进行笔试测验时，通常大多数的申述论题都显示学生的开化程度有深有浅，却很少展示不同层次的历史知识。有些学生的观念直接来自于校园中的其他教师，有几位已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两周的行程中去过三个城市。
有时我问学生，如果一个数亿人的国家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道德败坏的人物，而每个美国大学生都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归纳这个人的错误，数十年如一日，毫无变化，这种情况不是很荒谬吗？这时我听到贪污无能的指控已不下百次。我还将在大陆时期的国民党和之前之后的情况加以比较，进一步和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时相比。经过无数反省后的现在，我想说的是，整个国家运作失调，反映的不是个人的性格，而是一个前工业社会的欠缺，无法管理牵涉大量工业产品的商业，也无法提供所需的服务。在中国抗战期间的最后数年间，每个城市的商品价格都不相同，城市和乡村间的价格也不一样。国民党政府无法照顾到所有的军队单位，只能给资深将领一整笔钱，但通常无法符合军队的需求。这些将领迫于情势，必须游走于法律边缘，因为没有任何明文法规清楚规定他们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从柳州到重庆时，发现军用车辆和资源委员会的卡车运送私人货品时，身为步兵下级军官的我非常生气。但身为历史学家的我，却必须往深处探究，寻找这次失败的终极原因，否则可能错判中国问题的面向和本质。
我对学生建议，如果我们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暂时停止道德判断五十分钟，在课堂上也许可以找出教科书作者和通俗作家所忽略的史实。学生同意后，我问他们是否知道国民党的预算有多少。一位美国人所提供的证明文件显示，到1937年对日战争开打时，依当时汇率计算，中央政府一年的支出是四亿美元，还不及现在纽约州立大学预算的一半。虽然当时当地的购买力和今日的美元没有直接关系，但对于一个处于关键时刻的大国来说，金额仍然严重不足。从这么小的预算中，蒋介石还必须打造现代化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养活他的官僚，推行他的建设和教育计划。我一再向学生保证，我的目的不是替国民党开脱或漂白。如果不带感情来评估，历史上的蒋介石会被视为赌上中国命运的领袖。他划时代的大胆冒险导致僵局有所突破，因此改变世界历史，连带影响美国人民的命运。也因此他必须付出代价。他决心所引发的事件愈演愈烈，情况远超过他的处理能力，最后造就毛泽东的时代，在这段不下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期间内，积极压制城市和外来的影响，建立一个符合乡村简朴气质的同质性基础。即使历经数十年的动荡不安，任务却尚未完成。
无论我们喜不喜欢，在肯定名将贡献的同时，我们也许可以将当代历史还原到原有的时空之下。各种里程碑让史学充满层次及纵深，相关事件及因素才能各就各位，如此才能看到直线的进展。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恐怕只能说，这个时代的一切都乱成一团，而中国不过是个发疯的国家。道德指控常将历史转成好人战胜恶人的刻板形象，我们终究会搞不清楚谁是好人，谁是恶人。压扁和紧缩历史非常容易，但同时也会模糊美国对世界的贡献。
我虽然批评学生花太少时间准备课程，但并非对他们的辛苦无动于衷。对丝毫不了解中国文字的读者而言，充满单音节人名的教科书实在是沉重的负担。就表意文字的视觉而言，张宗昌和孙传芳之间有天壤地别的差异，但罗马拼音化以后的差异却消失了。而且，如果没有具备文化背景，绝对很难理解外国人的逻辑。很少有纽普兹的学生一心想当中国专家，他们选读中国历史课程时，焦点放在一般常识的醒目部分。孙逸仙、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和周恩来既然是考试时的重点，自然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他们无法从教科书的上下文中获得理解时，便从通俗文学和电视上寻求指引，事实上这些媒体只会更强化美国人原先存有的僵化概念。所以我才非常希望能由知名出版社来出版一本小书，以便向学生解释，毛泽东的美德或蒋介石的无德都不足以了解中国。这样的解释和之前或之后的事件并不一致。
在土地稀少与人口过剩的主题方面，我要学生寻找，共产党进行公社改革前，每人可以拥有多大的土地。学生毫无困难地从教科书找到答案：在中国北方是每人六亩，在南方是每人一亩。由于种旱粮的地有别于稻田，北方的六亩和南方的一亩具有差不多的价值。但一亩有多大呢？一亩约六分之一英亩。但学生的观念仍然很模糊。这时我有机会让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亩是六千平方英尺，比两个网球场还大一些，如果以美国的足球场来换算，比十五码线到终点区的范围还小一些。“大概可以勉强快传一次，触地得分。”视觉上的认知让我可以对学生进一步解释，在公社化之前，土地一再经过分割，最后可能只有“教室大小，农民要翻转犁都很困难”。这些资料都收入《中国并不神秘》。
如果我以为自己有何原创力，或是正在校园中进行“创造性的教学”，我最好仅只于幻想而已。除了一些和我较亲近的学生以外，我的努力并没有受到肯定。在我去耶鲁见莱特教授的前一年，我曾遭遇到奇特而羞辱的经验。一名大学生来上课的时间不到一半，以期末报告代替期末考。他在报告中点出我最喜爱的主题，也就是说，在现代之前，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对传统中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但接下来的文章却支离破碎，和开头的主张毫无关连。这名学生在报告的结尾附了一张字条：我一定要给他B或以上，因为他是“小有成就的人士”。但因为已是学期末，他没有时间等待成绩的结果，因此留了一个纽约市的电话号码。如果我不依他的要求给分，最好在把分数送到注册组之前打电话给他。一周后我写信通知他，他的成绩已被送到注册组，但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我不可能事先和他商量，因为会违反惯例。我把他的报告送到系主任办公室，除了注明评分的理由外，还附上那张纸条的影印件。如果他对分数有意见，他应该依照规矩和系主任谈。这位学生再也没有来找我，但我还是沮丧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禁把这件事当成个人的挫败经验。无论是教书或其他行业，我都从来没听过类似的事。我怀疑我的同事是否也碰过同样的事。
不久后，学生问我是否可以修我的课却不来上课。我被问了两次。事实上，在课表排定的上课时间内他们都要工作。课程开始的一两堂课时，他们可以从工作中拨出时间出席一下，但他们希望以后就可以用“略微不同的方式”来达到课程的要求。我问他们，为何不能登记成跟着我“独立学习”，因为学校愿意如此核准，以便应付特殊情况。他们说，他们希望学分单上可以显示学分数目和分数，如果是独立学习，学分单上只会注明S，代表令人满意而已。我必须拒绝这种要求，因为我无法得知情势如何演变。我同样不知道这是否为校园中的普遍现象。我所知道的是，独立学习的学分给得很慷慨。“给他们一些红萝卜，”一位资深同事建议我：“有利于你的选课学生数目。”
凡此种种，我却不能归罪于个别学生。如果说他们厚颜无耻，大胆妄为，真正原因在于他们受到鼓励。纽普兹1974年到1975年年度的《大学概况手册》中指出：“校方致力于教育经验中所有层面的弹性和多元化，往年许多结构复杂的程序和规定全都已经简化或弃置，以利于今日的选择自由。”在另一段又指出：“为促进学生自行肩负责任，校方不会强制学生一定要上课。然而，每一名学生都必须为自己选修的每一门课负责。”如果无视于修辞，读者可以从手册中感受到，纽普兹正经历危机的处境。前校长威廉·哈格提所设定的严格架构已经崩溃，但又没有别的架构可以替代。管理政策尚未定案。教师多多少少要考量自己的生计。在课堂上点名不再是好事。所谓的学生责任也降低成付学费和通过笔试，有时还可以用学期报告来取代。纽普兹面临双重压力，一是经费缩减，因而威胁到教师的地位；二是学生入学人数减少，可能造成经费再缩减。手册中所宣扬的自由主义其实是向内退缩。
此外，阿拉伯石油禁运所引发的不景气，也冲击到美国的大学校园，中国领域同样面临严重的缩减。表面上来看，随着尼克松访问北京和中国的开放，中国研究应该引发更多人的兴趣。但如果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了。要注意的是，朝鲜战争以后，美国才突然兴起对中国的兴趣。1971年，一份给福特基金会的公开报告分析这个领域最近挫败的因素：“……教育和公共的优先顺序已从国际事务转向国内事务，中国战略安全的威胁性明显减弱，以及校园内外利用中国达成在国内的目标”（黑体字是我加上去的）。总之，基金会的大笔金额已重新分配，用来研究都市更新、种族冲突、环境和生态、毒品、贫穷、堕胎、平等权利、新能源来源及相关议题。另一方面，中国之“被利用”绝对不是新闻。中国造成的紧张情势减轻后，老巫婆的形象被白雪公主所取代。毛泽东运动中具备乌托邦和浪漫的色彩，其中不完全欠缺曝光价值，可以广为宣传，用来推动和中国毫无瓜葛的运动。我们在校园中已碰到这样的例子。学生的兴趣并没有导向中国研究，更不用提中国历史。中国的“进步”不过是用来作为口惠的工具而已。
更重要的是，在历经十年的供不应求以后，各地中国领域的教职已满到接近饱和点。中国不再是热门的领域，因为正如部分专家公开表示：“肥缺不再流向这个方向。”教师的过度供给甚至已到中学的阶段。我开始在纽普兹任教时，研究生莫不希望可以增添一项学习经历：有资格教授中国和日本的课程。有一名学生告诉我，本校的教育硕士（要持有纽约州教学执照的必备学位）可以让她加薪八百美元。十年后的她如果还能保持教职，就算很幸运了。解雇多余教师不再是威胁，而已成为事实。
因此所有的问题全都环环相扣。在不景气时，入学人数很重要。我们不比符合及时需求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强势”学科，我们这些“弱势”领域为求生存，有更充分的理由去迎合学生的需求。如果课程内容、出席率、考试和评分无法维持“往年”的水准，我也无意以一人之力企图扭转趋势。如果校方决定“弹性”，我绝对不会坚持严格的标准。我可以向现实屈服。我可以减少指定阅读的分量，降低考试的难度，分数给得比较宽松。这些我都可以调适，但一切总有个限度。我绝不可能教我自己认为错误的内容，课程内容即使稀释，也必须仍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范畴内。我不会容许“中国”被利用来证明我自己、我的学生或其他人站在进步的这一边，不会容许这一点成为我课程的目的。不论学生如何毫无准备，学习速度如何慢，我的每一名学生一定要学会一点东西。我不可能只因为学生有注册就让他们过关。但后来还是发生无法达成最低要求的情况。
“你可以让内容更容易理解，”我的一名同事建议：“老实说，你总不能超越学生的理解程度吧？”
“我的大纲，”我向他保证：“并不是新奇而复杂的玩具，事实上不过是常识而已。如果我自己研究时必须在小巷暗弄间穿梭，我替学生上课时，会把这些曲折巷弄拉直，只有平实的论点，不会唱高调。我只希望强调，从远古到现在的中国历史包含着一致的逻辑。对他们来说，就像捷径一样，找到一个减轻历史复杂程度的方法。”
“我对这点不是很确定。你有自己的政治观，不是吗？还有，你曾在蒋介石的军队担任下级军官。抱歉提起这件事，不过如果不是你自己常说，我也不会提到。”
“我提这回事是因为我希望人人都能了解，这绝对不是障碍。我是下级军官——没什么大不了的。差别在于，你当兵时，一心想着冒险。但身为大学教授，你必须教年轻人如何思考。这是两件不同的事。”
“非常有意思。教年轻人思考。但这样不会开启通向你政治观点的大门吗？”
“如果你所说的观点是指历史学家的观点，没错，我的确有我自己的立场，你可以说是实证主义。我无法想像我们教导学生时可以做到毫无立场，但这种立场不一定牵涉到党派。我从来不曾说过，国民党应该赢，或是国民党人全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实证主义，”我的朋友说：“多么伟大的字眼。”
“我亲爱的同事，”我提出抗议：“你希望我不要为难学生，所以我保证避免艰深的词汇。但现在我面对的是一位拥有主要大学博士学位的人，而且正在质疑我的教学哲学，我仍然必须遵守基础英语的原则吗？事实上你知道实证主义并不晦涩。如果一件事发生了，背后一定有原因，不能因为你不喜欢就否认这件事在历史上的地位。我可以继续说下去吗？”
“请说，”我的朋友有些懊恼。
“至于蒋介石，重点在于他刺激日本对中国进行全面作战，因而改变国际间权力的平衡。他决定放手去做，最后导致珍珠港事变和美国的参战。许多美国人因此不肯原谅他。他诱骗美国人加入战局来拯救他自己，但又不让美国人控制他。我可以说，详情还要更复杂。但我们没有理由为此争辩，因为不会有任何结果。我们不如承认，1937年7月7日，他作了关键性的决定。从那一天以后，世界局势再也不一样了，这就是我说的不可逆转。同样的，毛泽东也对历史产生不可逆转的贡献。如果我们把这些不可逆转的因素相加，就是实证主义。你会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历史……”
“所以你认为毛泽东发起的运动也是不可逆转的？”
“姑且算是如此，但其实言之过早，只不过其中有部分的确不可逆转。老实说，我认为他的阶级斗争无法持续，因为其逻辑很值得怀疑，而且已经被过度强调。但对他来说，阶级斗争是一种方法，可以用来完成许多事。看看土地改革和公社制度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你认为公社也是无法改变的？”我的朋友有些激动。
“在那篇李约瑟博士和我联名发表的文章中，我们极度强调这件事。两个非农业专家发表这种声明，似乎有些武断。但实际上，公社不一定要维持现在的形式。地方分权开始盛行后，就可以进行调适。就个人来说，我希望他们可以修正成半私有的形态。不过，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修正有一定的限度。如果要他们解散所有单位，以毫无限制的原则让土地回归私有制，这是不切实际的做法。我敢追随李约瑟大胆断言，是因为我像他一样，在共产党占领前都曾经在无数的村落中进进出出。我们知道什么是土地的分割，也亲眼看过灌溉系统。就算没有，还有农业专家和经济学家对这个主题进行的一大堆研究，如果还不够，还有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即使像我这样的外行人，我也可以大胆指出，单是为了税负、教育、房屋和公共卫生等因素，就没有理由回到过去。没有一种司法制度可以让约八亿农民全都拥有田产，全都接受公平的待遇。请不要用那种眼光看我，我可不曾投毛泽东一票！我只是说，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其中一定有相当程度的集体主义，不需要是共产党或左派分子才有资格这么说。”
从这番对话中，我了解到，两人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无关于我所使用的词汇。让两方意见相左的甚至不是意识形态或文化差异。并不是中国历史的研究没有更新，也不是欠缺信息，而是一般大众并没有体认到背景中的部分事实，毕竟这些事实十分恼人。我说一般大众时，指的是中国人和美国人。我们很容易将珍珠港和广岛原爆视为历史，但较难接受蒋介石和毛泽东是历史人物。在八年前上述对话发生时是如此，八年后我回想起这段对话时还是如此。
1976年的春季学期我向纽普兹告假，依原定计划撰写《万历十五年》。研究帝制末期似乎让我稍微分心，不再全心关注当代中国的事件。就某种程度来说，这是另一个世界。我看到明代官吏丝袍上的锈金线，也看到大理石桥及半月形大门，还有白鹤盘旋在京城里的喇嘛寺上方。我曾对莱特教授抱怨，研究中缺乏相配的听觉材料。然而此时我却仿佛听到庙里的钟声响起，宣告皇太后的葬礼；我也似乎听到各种场合中的司礼官对聚集在宫殿前的官吏一一唱名，语调低沉而拖长，以创造庄严肃穆的效果。然而，一个年代的种种味道和颜色却无法阻碍我的视觉，不能让我无视于中国历史一脉相承的事实。我不久就确定，现代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我翻阅的书页中。在中国的结构之下，一大群没有差异的官僚管理一大群没有差异的农民。就技术上来说，其可管理程度相当有限。任何尝试运作这套制度的人最后全都失败，而且惹祸上身。
这个写作计划的真正乐趣，在于综合所有资料的过程。溪流沟渠的水全都汇集成大川，即使处理的是令人沮丧的负面题材，但仍带给作者美学的满足感和特定成就感。我建立出壮阔的视野。3月下旬，我应贺凯教授之邀，前往多伦多，参加他在亚洲研究协会年度会议中的研讨会，报告明代政府组织。在会议中，我在听众之前宣布：“这作品最有趣的部分可能在于综合。重新组合不同的元素时，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欣赏全景。”这种兴奋感源起于以下的发现：原来历史中并没有太多的浪费。乍看之下显得轻浮琐碎、毫不相干的事物，如果全加在一起，也能展示出它们的重要功用。
4月，杰夫放春假。他现在已经快九岁了。由于岳父的病情延长，内人从感恩节起就一直待在田纳西，小儿因此非常想念妈妈。我在这段时间充当单亲家长，有机会了解母姊会、小童子军和小联盟棒球队的活动，并且培养和儿子间的亲密关系。他先前也陪我去加拿大。我决定去哈佛燕京图书馆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时，他再度成为我的旅伴。
对所有的父母来说，他们的子女当然都是独一无二的。我对杰夫的感情更深，原因不只是他是我的独子，而且还因为我们之间有四十九岁的差距。我不知道是他或格尔让我更亲近美国主义。但毫无疑问的是，身为美国儿子的父亲让我自觉到我个人对美国的义务，毕竟美国的未来直接影响我家人的福祉。儿子的生日在7月4日，让这一切显得更有意义。本书也考虑到这些情绪。
在纽普兹，我厌倦做菜时，我们会从麦当劳和肯德基买外食回家，但我们也常从中国餐馆叫外食。杰夫正处于随时想证明自己有用的年龄，他会打电话订木须肉，而餐馆的人都已熟悉他的声音。半个小时后，我们开车去餐馆，他总要我在车子里等，因为他对递钱算零钱的工作已经十分在行。有一天，他拎着食物袋回来时，告诉我，餐馆的人一直问他，“小家伙”，将来长大要当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你怎么回答？”
“我说：‘当然是美国人。’他们就问我原因。我说：‘首先，我出生在美国，不是在中国。其次，我从来没去过中国。第三，你们讲两种语言，而我只会讲英语。’”
他又问我，我觉得他的回答如何。我说，我觉得他回答得很好。事实上，他自行决定的能力已超越我的预期，内人和我都不曾替他准备这个问题的答案。
令我担心忧虑的，是杰夫的世界。我离世后，他的人生至少还有半世纪之久。我当然也想到他未来的家庭。目前的局势会持续下去吗？这个念头让我很害怕。格尔告诉我，杰夫问她，等到他学会开车时，全世界的石油都用完了，那该怎么办？她叙述时语气平静，但显然透露着极度的关切。我的心里因此蒙上阴影，但也刺激我以浓厚的兴趣去阅读新能源开发的相关报道。同样的，最近热门的议题如生态、核战争、性道德、生态保育等，如果思索每一议题对下一代的影响，就会发觉这些主题具有引人注目的强大吸引力。至于我自己，也以类似的迫切感来对待世界史。对于那些有充分理由嘲笑我自我膨胀的人来说，我的态度自然显得很愚蠢，和我的行业与技艺显得很不相称。但对我来说，历史学不只是行业与技艺而已。或者，换一种略微不同的说法，我开始接触这一行业和技艺，是因为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心灵苦恼。为了寻求问题的解答，我才发现世上所有的事件全都紧密相连，而且，由于距离缩短，重要议题的冲击很少只及于国内，而是会倾向国际化。因此，我们必须更新所有的背景资料，妥善收藏，因为这些事情可以共同影响我们的决策。我无意夸大其辞，只想就我能力所及搜集资料，整合成可读性高的内容，以学生的程度和兴趣为对象，来达成我的任务。即使这样的努力都会遭到很大的阻力，令我十分心烦。我们甚至还没有机会面对毛泽东的独断主义时，就碰到这样的遭遇！不过，幸好我还有《万历十五年》这项计划。它虽然有些偏离，但探讨的仍然是一般主题。一旦出版，书的美学价值可以让我多吸引一些学生来修课，增加我的选修人数。学生都崇拜英雄，急着看老师的书付梓。
九岁的儿子当然不知道，即使我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也挂念着他。在多伦多，他忍受亚洲研究协会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会议。会议于皇家约克饭店举行，我不知道如何安排他整个早上的活动，而且又能与我保持联络，只好让他坐在会场里。在哈佛，他每天听我的指示，从大众街的假日旅馆走到神学街，到达燕京图书馆。他在靠近大理石楼梯的大厅等我一起吃午餐。有一天他等了半小时，我从厚重的玻璃门后方出来时，看到他单脚跳跃，自己消磨时间。最后，我终于完成数日的浏览，借来的书也都放进在哈佛广场买的竹箧中，刚好放进车后的行李箱。我们终于有机会四处观光，正好可以利用开车回家的一整天。
第一站是普利茅茨。我们随着游客的路线登上《五月花二号》，欣赏普利茅茨岩，在普利茅茨殖民村散步。小儿非常高兴，眼睛闪闪发亮，张着嘴巴。但在这种情况下，父母总是受益最多。我童年就听过《五月花号》。《五月花》是我在长沙念六年级时念过的一篇文章。作者看过普利茅茨岩，想像完成旅途的一百多位乘客的心情，想像他们带着行李和粮食上岸，再看一眼将他们与故乡永远分隔的大西洋。当时这篇文章对我并没有太大的启示，因为我不曾去过很远的地方，不曾离开家，不曾看过海，也不曾理解何谓宗教迫害。但五月花这个美丽的名字，却让我印象深刻。和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一样，说的是共通的语言，那种冒险奔放又夹杂着多愁善感和神秘的魅力，触动和杰夫年龄相近的中国少年。但历经半世纪和许多体验以后，我很高兴能带年幼的儿子前来瞻仰清教徒的殖民区。有一天他或许可以理解，美国是殖民的国家。我们这些外来的子民不只是一个友善国家的客人，还要以归化公民的身份成为积极的参与者，我们形形色色的背景和经验必须丰富美国的生活。对华裔美国人来说，抱怨不幸的中国佬被别人欺负的时代已经过去。身为少数族裔的我们，有更多的道德负担，必须展示我们的性格和优点。殖民村的设计也让我更确定，自由是超越的因素，没有固定的经济价值。美洲早期的移民必须长时期过着公社般的生活，彼此紧密联系，等到后代子孙才可能冒险进入空旷的原野，满足自己的选择自由、幻想和个人主义。
过了普利茅茨，是一大段的次级公路，直通到秋河（Fall River）。我开车时，杰夫在一旁睡午觉。整个地区人烟稀少，天空阴沉灰暗。我把车停到通腾河（Taunton River）的海岸区，登上“马萨诸塞号”时，行程才又恢复生气。
儿子看到战舰，十分兴奋。他爬上主炮台前的木制台座上，几乎可以轻易钻进十六英寸宽的炮管内。他想操作其中一架高射炮，但坐到位子上却够不到准头，不过他一点也不介意，脸上照样绽放灿烂的笑容。他很高兴地听着我们在门口借来的耳机，可以从中听到录制好的解说，随着脚步的移动而了解各战斗位置。我一直认为战舰像玩具，以前从来不曾登上战舰，只能就手册中的插画和缩小的模型自行想像，不曾想过战舰也可以是游乐场。儿子兴高采烈地四处漫游时，我也变得很兴奋。我后悔没有找他的一些同伴一起玩。如果说我先前顾虑到儿子的教育，不让他接近战争的思想和暗示，此刻也都到九霄云外去了。事实上，我现在想到，战争是场罗曼史。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从港口启程远赴战区时，约两千名水兵穿着浆得笔挺的海军喇叭裤，发誓在这艘浮动的要塞上生死与共，这样的场景无疑是冒险的高潮，也具有瞬间的真实感。
然而，我如何教育我的儿子，战争是危险又不人道的事，很少达成解决问题的预期，有时还对无辜人民造成难以计算的痛苦，而且我尽可能要他远离战争，希望他一辈子不要卷进任何战争内？事实上我无法教他。我自己乐于将战舰当成浮动的游乐场，很难说到底是由于好战天性在没有防备时窜出来，或只是纵容的父母讨好子女心切时所产生的无意举动。
数月后，我们一起观赏一部战争片。“爹地，”杰夫问：“钢铁制的船为何会着火？”
我对他解释：“所有东西都会燃烧，完全看温度有多高。一根火柴可以点燃一个火柴盒，但无法点燃一截木头。另一方面，如果把木头丢进火炉，一下子就起火了。发生海战时，弹壳、炸弹或鱼雷直接命中目标时，产生的高温足以使钢片像锡箔纸一样燃烧。如果打中的是油轮或火药库，甚至可能把整艘船的结构变得像大型火柴盒。每个东西都是可燃的，要多热才行？我实在不知道，一定要百万度吧，有时连船下方的水都在沸腾。”
“好吧，”杰夫说：“我知道了。”所以他也受够了。
也许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不是反战的活跃分子，身为历史学家的我，反而有时候要把战争视为理所当然。以上所描述的地狱般情景够恶心，应该可以冲淡战争很好玩这种想法，毕竟成人常会助长战争是游戏这种念头。
冬天我埋首于《万历十五年》，春天我还在写，一直到1976年夏天，也就是美国立国两百周年，格尔又回来和我们同住到年底，再飞去父亲的病榻旁，尽独生女的责任。
但我写作时碰到困难。我原先以为7月底可以大功告成，但现在已是7月，手上却只有一份草稿，不太确定是否算是完成。到目前为止，我已将各章节分批送给莱特教授。7月底，我写信给他，询问是否能见他，我需要他的帮忙。
我原先打算，以他的影响力，他可以介绍一名编辑给我，比如说是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可以建议我如何润饰草稿，以便出书，但我却大失所望。“还没准备好就不能试，绝对不能让自己陷入一开始就两好球的处境。”
但他对我亲切友善。我写信请教他时，他并没有慢慢回信，而是打电话给我，让我决定自己方便的时间。如何到他家？很容易。先到吉尔佛，在高速公路第五十八号出口下交流道，向南开到沙群岬（Sachem Head），大约开三英里路，到达这个滨海的小村后，再打电话给他，他会进一步指点我。但我从加油站打电话给他时，他却坚持亲自来带我。他驾驶一辆跑车，穿着运动装和短裤，从车内走出来时，我发现他穿着沙滩凉鞋，脸和手臂晒成健康的棕色。
他介绍我认识他太太后，就带我进书房，书桌上放了一套十二生肖的雕刻。亚瑟·莱特工作时干净俐落，没有乱放的纸张或翻开的书页。
现在回到正题。我想自己已发掘出一套16世纪明代的翔实资料，西方读者还一无所知，因此我以为多数编辑会深感兴趣。一定有人愿意尽力帮我整理润饰，让书很快就可以付印。我记不起来在哪里看过，但的确有作者碰到这种好运气。莱特提到两好球前告诉我，我的期望不切实际，现在所有的出版商都在寻找编排完整、可以立即出书的文稿。看看史景迁吧，他写康熙皇帝的书立刻就被接受，原因是一切都整整齐齐，没有太多额外的工作。但他即将出版的山东村庄生活一书却碰到困难，还有问题必须解决。今天他就开着自己的小船去长岛湾，以便把一切都想清楚，希望他可以找到灵感。“他当然会找到，”他说。但重点在于，人人都会碰到困难。
我的书稿很糟吗？
不，不糟。事实上，莱特还自作主张，把明将戚继光的那一章给法兰柯看。法兰柯和他一样，都说“非常好”。法兰柯就是贺柏特·法兰柯（Herbert Franke），德国慕尼黑大学中文教授，对中国军事史相当有研究，不久前才到莱特家做客。这时玛雅·莱特进来宣布午餐已经准备好了。她确认先生的说法：“没错，贺柏特。那天他说他想午睡一下，结果没睡成，在看你的文稿！”听起来像是好消息。
午餐是鲔鱼沙拉和青菜，排列得很有艺术气息。餐桌放在阳台上，但只有两个位置。“你们男士自己坐，可以继续你们的话题。”女主人自行告退。
数分钟后，她才又行动，这次手上拿着步枪。莱特屋子的前院是一片美丽的草坪，远处是玛雅的蔬菜区，但却常成为啮齿类动物的食物。我们坐在那里时，正有一只准备出击，莱特太太决心捍卫她的蔬菜，手执致命武器。“两天前她才杀死一只，”莱特悄悄告诉我：“看，来了一只花栗鼠。”他拿着叉子，全神贯注。他低声要我观看，表情活泼生动，对于妻子的运动技能显得又骄傲又开心。但那头啮齿类动物察觉到危险，很快就跑走了。玛雅只好把枪放回枪架上。这时我们才又回到书稿的主题上。哪里不对劲？
“哪里不对劲？在提到首辅时，你竟然插入十页的财政管理，一点也不好读。”
“你觉得要如何改进？”我问。
“我不知道，但一定有方法。”
这样的对话设定会谈的形态。批评又尖锐又一针见血，但补救却要我自己负责。已故的莱特教授耐心阅读我送去的草稿，又以批评的眼光指点问题所在，我欠他许多。《万历十五年》原本打算在每一章讨论一位主要人物。和他谈过后，我重新安排章节，增加一些弹性。历史事件才是重点所在，形式其次。除一位皇帝、两位内阁大学士、一名地方官员、一名将军和一位学者兼哲学家以外，我原本打算再加进一个人物。王世懋也可以算是饱学之士，他是地方官员、书法家和作家，游遍中国，出版过各式各样的书。但他的地缘政治学却夹杂着风水，对植物的研究混合假科学的论点。总之，迷信和荒谬搞砸他所提出的每个聪颖主张。他的宇宙统一观很狭隘，原本决定性的观察变得毫无用处。他的观点显然可以替一个时代增加质感和色彩，应该有助于从特殊角度了解中国的思想史。他和文人官僚的管理一样，显示出无限的广度却极为有限的深度。但我们对这个人的生平所知甚少，无法和书中其他人搭上关系。在考量可读性及一致性之后，我舍他不用。我还做了其他次要的修正。后来我把修正后的文稿给其他知名学者阅读时，书的基本架构已经变更过。我感激亚瑟广博的历史观点，以及他对历史书写的美学要求。
在8月3日那一天，我还向他建议，探讨中国思想家时，不应该把他们说的“善”和“恶”等同于西方哲学家的“存在”和“非存在”。对中国人来说，宇宙的存在是无法争辩的。一旦确定这项议题，传统的思想家运用善恶的基本概念时，无非是建构普遍的个人伦理标准。他们心怀极致简单的目标，希望能透过自然法来划分出可允许的范围，就此取代西方世界所有的司法复杂程度。西方人努力区别“合法”与“不合法”的行为，划分“合乎宪法”和“违宪”的举动。最近许多中国人宣称自己是革命分子，不同意他们的人是反革命分子，这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始简单概念。一切都考虑过后，我不太能接受新儒家是哲学家。只要他们的争论重点是西方的“宪法背后的更高法则”，我们就可以用同样的原始类比，视他们为宪法的法律学家。我从来不知道莱特的反应如何。我刚好把探讨李贽和明代新儒家的这一章放他桌上，请他指点。为满足我的好奇心，我深深感激史景迁教授1976年9月3日的来信，离我与莱特教授的会面刚好相隔一个月。承蒙他应允，我在本书中引用三句话（见后文）来澄清亚瑟的观点。
我在8月3日拜访莱特时，对他处理《中国并不神秘》的不满已搁置一旁。《万历十五年》的撰写既然已近尾声，我非常希望这本书的出版可以促进另一本书也出版。但我仍然不同意他的立场，我认为他不应以负面的力量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他指出桌子后方一叠抽印本，是另一位知名教授的作品，指责中国领域的学术研究参差不齐。但我问他，为何这本书精装出版，另一本则是平装本。“不用担心，我们会射下他们。”他向我保证。
“我担心你射不下这么多，有些已经展翅高飞。”
后来他提议我们在他屋子内外走一走，我再度提起这个话题。我说，许多关于中国的错误观念广为流传，责任都在“我们”身上。“你和我都有责任。”我告诉他。
“我们创造出一个真空地带，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说：“对极了。”
话题就此打住。当时我无从想像，这次对话的结束竟成永恒。如果玛雅·莱特说亚瑟喜欢我，我必须问她，我怎么可能不喜欢他。除了坦率以外，亚瑟也很信任他人。我们在他屋子内外散步时，他指出海那头的长岛海岸。他还告诉我许多他个人和家庭的小事。他有一辆跑车，那是他的乐趣所在，仪表板全都是铜制的。不知为什么，他已登广告求售，但他又希望没有买主会来，让他可以一直拥有这辆车。房子的财产税高到令人难以忍受，他可能会拆掉一个多余的车库，降低房屋的整体估价。时间过得很快，夏天就要结束，再四星期后就要回到课堂。我写下那天他告诉我的许多琐事，因为我深信，这些小事绝不会有损他的人格。所有的这一切，加上他对工作、朋友、学生和家人的尽心尽力，构成亚瑟·弗雷德烈克·莱特这个人。他充满活力，决心享受生活的每一秒和每一层面，而且也希望被如此认定和怀念。我对他有特殊的了解方式，不亚于他的朋友。我们都喜欢工作和游乐，工作可能比较重要，但游乐更让人享受。我们都需要一些小小的物质，可以激起我们生命的火花，在一成不变的生活中提供娱乐，满足我们的突发奇想，讨好我们所爱的人。无论是百万富翁的游艇或私家喷射机，或者是平民的二手车或机器脚踏车，都有玩具的功能，很少人能够完全不需要。在确保这些物质上的需要时，我们大多会觉得，有限的资源无法符合不同的需求。在这些方面我完全同意亚瑟。他不以为耻而且没有理由觉得羞耻的事，我也没有理由让他引以为耻。我自己从来不曾想到要过僧侣的刻苦生活，禁欲大师的形象不曾吸引我，不论是做为崇拜或模仿的对象。我自己对历史学的概念也认可物质方面的成就和欲望。也可以说，没有享受就没有历史。我一点也不想说，我现在的贫穷和道德有什么关系，甚至也不方便说。身为家计负担者的我，有时很难面对妻小。之所以发生这些事，原因就在于局势超越我的控制能力。如果我处于亚瑟·莱特的地位，我的行为表现也可能很像他。他的夸耀立即为他的谦虚所冲淡，使他显得更有趣，更令人赞赏。我对格尔叙述上述会面的细节，让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更动人的是亚瑟对待儿子们的方式。据我所知，其中有一位念桥堡大学（University of Bridgeport）。那天下午，这位干干净净的英俊年轻人在院子除草。亚瑟对他说话，下达额外的吩咐。“他们听吵闹的音乐，有时还带女孩子进房间，”他对我透露：“我不太喜欢这种事，也不知他们母亲如果在世会做何感想。不过我还是宁可他们在家里，至少我可以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我那天离开时，已过了下午两点。亚瑟走到车子旁，站在我身边道别：“不用担心，我会把李贽那一章撕碎。”他以开玩笑的口吻保证他会读完我最后一部分的草稿，并且会加以评论。这就是我的前辈兼批评家朋友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只剩八天可活。
一星期后，我到剑桥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去还书，格尔和杰夫也同行。我还替亚瑟办一件差事：到图书馆查阅隋朝（他的专业领域）特有度量单位的特殊定义。8月14日星期六早上，我们离开波士顿地区，决定犒赏自己，在周末到沙拉多加泉（Saratoga Springs）去度个小假。当天我没有看《纽约时报》，因此没有看到莱特教授的讣闻。我们赌马时输了一些钱，悠悠闲闲地回家，数天后我才写信给莱特教授，回答他提出的技术性问题。当时我还温和提醒他，我不曾忘记《中国并不神秘》。回答就是莱特太太的电话：“他很喜欢你，知道你要来访时非常兴奋。”
“我很难过，莱特太太，”我说：“你知道我们彼此怀有好感。”
我有幸受邀参加10月在耶鲁的追悼会，正好坐在费正清教授和牟复礼教授的正后方。现在我有更多理由将亚瑟·莱特当成已经失去的朋友，因为史景迁的部分来信（如上述）如下：
我想向你确定，亚瑟·莱特对你的作品非常有兴趣。在他去世前不久，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兴致勃勃地说，你认为晚明的新儒学欠缺想像力和完整性，他深感兴趣。
我知道你和我一样悲悼他的去世。他是个温暖又亲切的人，尽职的学者，出色而负责的教师。
确定的是，耶鲁大学查尔斯·西蒙讲座的历史教授亚瑟·莱特，哀叹暑假即将结束，在生命中的最后八天的确花了时间阅读我的李贽一章。各种迹象显示，他已准备好要给我建议及鼓励。
莱特已逝，我于是重新修正《中国并不神秘》，希望能出书，这次是向费正清教授寻求协助和支援。如果这显得很不可思议，迫使我采取此一行动的情势更加匪夷所思。
1976年不只失去莱特教授。上半年周恩来死于北京，9月时则是毛泽东辞世。又过了一个月左右，“四人帮”被逮捕。但令人难以相信的是，虽然发生这些大事，纽普兹的中国研究却面临空前的挫败。由于经费的削减，亚洲研究系的全职教员从八位减成四位。我在劳动节前夕回到校园时，发现系主任已经辞职，回到他以前待过的政治科学系，是校内FTE较高的系之一。包括我在内的其余三个人都成为不属于任何系的教授。既然亚洲研究系已经形同解散，系上的学生要么转系，要么就转校。我无法从历史系得到帮助，他们要面临自己的FTE问题。历史系不可能欢迎我，因为我的FTE纪录不良，但如果没有任何系支持我，我的FTE会更低。在我休假的春季学期时，校方实施分散课程的新计划。每名学生除了所谓主修的必修课程外，还必须从人文、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等三大类别中选修许多学分。但不是每门课都可以算是分散的选修课。委员会拟出一张合格名单，详列三大类别之下的课程。由于我不属于委员中的任何学系，包括中国历史等基本课程在内的大多数课程，都没有列在这张表上。也就是说，学生修我的三学分课程时，等于丧失他可以用来符合必修规定的时间。“不用担心，”行政人员说：“这个领域很重要。我们会想出解决方法。”但行政人员自己也有压力，他们必须和控制大部分FTE的科系秘密会商，教职员可以借秘密投票的方式评量他们的表现。就像公司的管理阶层一样，大股东有权借投票逼迫他们下台。
我必须靠自己，我需要更多的学生。出书不一定能保证学生人数增加，但由于没有系主任或系办公室或秘书来帮我联系学生，我只能用出书来吸引学生。对纽普兹的学生而言，我的税制和专论太过遥远，“超越他们的水准”。《中国并不神秘》和《万历十五年》才是他们可以使用的阅读教材。既然《万历十五年》还需要整理润色一番，显然有必要重新努力将《中国并不神秘》付印。毛泽东的去世，有助于书的适时出版，似乎显示新时代已经降临。
我重敲费正清这一扇门，必须稍作解释：《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出版时，我在前言中感谢他的个人教导，以及我从哈佛东亚研究领到的研究经费。我立刻送他一本书，表达我的“推崇、敬意和感激”。他回信表示，他认为这本书是“凭明智又辛苦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我到多伦多参加讨论会时，他就坐在我的正前方。麦克风功能不佳，我不完美的表达方式让情况显得更糟。但遇到很幽默的段落时，我听到他的咯咯笑声，让我觉得和他很亲近。大会后我写信给他，重申我以前的想法：我从他的写作中建立起自己对中国历史的概念。这次他承认我是他“智识上的传人”。无论如何，请他替《中国并不神秘》写序暗示，我利用他的友善。但从我的观点来看，这也达成我的目的：消除为上一本书争议所引起的不快。他一定了解，我没有理由故意触怒他，因为毫无意义可言。我只是想让这份文稿有复活的机会。显然他已经不计较过去的事。这时我如果请他支持我投入心血的另一本书，应该可以产生善意。我虽然投机，但却没有恶意。
一开始，我写了一封长信给费正清。用单行打字的这封信长达五页，花了我两天的工夫。我提到《中国并不神秘》的性质及目前状况，提到编辑K喜欢它，但没有提到亚瑟·莱特先前的否定，因为我想稍后再告诉他所有的细节。我向他解释，为何这本书很重要：“它也许可以吸引更多大学生进入我们这一行，甚至可以因此挽救我的工作。”在列举现有教科书的缺点时，我大胆地说：“容我放肆，《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也包括在内。”这本书是他和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教授的共同作品。但我随后修正我的立场。我说，我打算出的这本书比较适合纽普兹等二流学校的大学生，不太适合哈佛和耶鲁等名校，而在“简洁的提纲”中的许多观察都源于他自己的博学基础。我接着紧扣求他作序的主题，我向他建议，他可以用不同方式来写序。如果他喜欢我的文稿，他可以写一篇相当长度的专文，让我的文字显得像在阐述及延伸他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重新安排版税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也欢迎他以批判的角度写一篇短序，点出意见不同之处、我作品的臆说本质及可能的改进之道。
我打完这封信、签名、影印、放进贴好邮票的信封中，但没有密封。在最后一页的页底有一行字：副本：编辑K和他的公司。我已经与K约好见面。请费正清博士帮忙的念头全来自于K一年多前写给我的信，他在信中说，为了让《中国并不神秘》顺利出版，作者必须“靠本身的威望压垮敌人”。他又说，太糟了，我“刚好不是费正清或富路德”。以合乎逻辑的方式推论可以得知：如果得到两人中任何一人的背书，书稿虽然麻烦丛生，但背后的权威问题就可以解决。后来我对K透露，我和富路德博士比较亲近，但我实在很想获得费正清博士的肯定。
在K的办公室，我忽然觉得不安。我在数天前打电话订会面时间时，并没有告诉他来访的目的。等到第一次和这位能干的编辑面对面时，我才提到此行的目的，请他协助我。我让他阅读没有密封的信，等于是提议：让他拒绝不止一次的书稿起死回生。我对K永无止境的耐心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欣赏他的这项特质。
起初他一点也不相信。“费正清，”他提高音量：“最近我经手三本中国的书，有两本是他写的序！”数秒钟后，他又重复这句话。
这是他拒绝我的方式吗？我这么想。但在我想要回话时，他已看到信的第三页。他阅读的速度很快。他继续看下去，态度愈来愈肯定。“这封信写得很好，”他说：“我看不出有何不妥。我们寄去看看他的反应好了。”他看完信后，更加确定。他把原信递还给我，我用舌头舔湿信封上的黏胶，密封后就丢到他桌上标明“出”的篮子中。随后我把影本给他，让他存档。
正事谈完后，我在椅子上坐下来，许多来访的作者一定都坐在这张椅子上和K聊天。他向我抱怨：“你们这些人都不知这一行会牵涉到什么。你们只会说，去做吧，出书吧，完全不知道可能陷入什么处境！”我告诉他，我现在已经清楚状况了。自从《中国并不神秘》第一次被他拒绝后，我曾写信给其他出版社，只有一家大学出版社和一家商业出版社愿意看一看我的书稿。但他们全都拒绝了，包裹以最快的速度回到我身边。不过，就主题来说，其间存着很大的鸿沟，如果有人能加以填补，一定可以从中获利。我们可以想想影印技术刚发明时，很多商业公司根本没兴趣。接下来，亚瑟·莱特成为我们讨论的话题。他以很奇怪的方式让我们聚在一起。我告诉K，基于我最后一次拜会莱特的观察，如果我还有一次机会和他从容会谈，也许我可以说服他支持《中国并不神秘》出书的必要性。K先生送我搭电梯时说：“如果他的反应是正面的，我们可以避免重复做过的事。”我没有问他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能猜想，也许这本书就可以在出版社内畅行无阻，不必再经过编辑会议或销售人员。这时我已更加了解K的性格：他相当谨慎，但一旦下定决心，就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他告诉我，他不喜欢这本书稿的开头部分，似乎和时事纠缠不清。这句话让我想到，他对编辑修改的程度已有腹案。他已经预先想到技术上的细节，真是好兆头。在回家的路上，我横靠在巴士的座位上，充分利用邻座无人的好处。我看到路边的紫色苜蓿花盛开，秋天早已经降临。这本还没出版的书稿已经拖了两年多！如果从此刻起一切都能顺利，也许在春季可以出版。第二天，我在课堂上向学生提到，我在前一天和我的编辑进行有趣的对话。只有格尔提醒我：“不要言之过早，一切还没有成定局！”
在耶鲁举行的亚瑟·莱特追悼会上，我就坐在费正清教授夫妇的正后方。我的信才寄出去几天，显然他已经看过，但还没回信给我。我不想造成催促他的印象，于是在追悼会后我极力避开人群，只和莱特太太说几句话，又和史景迁匆匆打招呼，就迅速离开会场。
我在数天后收到费正清的回信。他说，我的提议很有趣，他很可能接受。他当然会支持我出书，但还可以考虑另外一种可能：“我比较希望你请杜艾特·柏金斯写序。”无论如何，他都很乐意看看文稿，再决定他是否可以写出最适合我的序。所以我把书稿寄给他，附加一篇李约瑟和我合著专文的抽印本。这篇专文的价值在于，文中揭示的经济思想再度出现在我的书稿中。那篇专文业已经过剑桥大学琼安·罗宾逊（Joan Robinson）教授等五位知名学者的评论，因此至少可以保证，我的基本经济学知识不至于颠三倒四。我实在应该懊悔自己行动太过匆促。我完全照字面上解读他的来信，因此使尽全力展现我的技术能力。也因为如此，我的信再度触及哈佛专家的权威，重燃六年前在哈佛所引发的争议。这一次我寄出文稿后，又过了数星期，却音讯杳然。我拿出旧信仔细研究，发现费正清写的每一封信都不同于我上次看到的内容。但我必须说，我觉得很困惑。我已出版的税制专书已说明我的立场。以柏金斯的地位，我穷毕生之力也无法企及，他的地位绝对不会受到威胁。为了六年前所发生的事，我已经亲自站在费正清博士前请他原谅，他也向我确认不会造成伤害。这次还要牵扯到多年前的事，让我深感意外。
我和费正清博士的关系不曾踏上正轨。我们两人都已跨过文化的疆界，由于都已经接纳对方的社会习俗，因此彼此间更难预测对方的行为模式。我羡慕玛丽·莱特和白修德等他早期的门生，可以有机会长期密切跟随他学习和工作。基本上来说，他是很情绪化的人，对朋友和学生好到极点。我遇见他时，哈佛的学术阶级制度已经建立，而且我又一再犯错，在他面前显得像肆无忌惮的取巧者，为追求自己的利益不管他人死活。如果他指控我背叛，我只能无言以对。一些误解更使关系雪上加霜。1971年，我要升为纽普兹的正教授时，系主任钱宁·连恩（Channing Liem）博士出于对我的好意，邀请费正清来评论我的学术水准和价值。在通常的情况下，校外的评审都是由候选人自己寻找，因为候选人有权找到最利于自己的推荐人。但连恩甚至没有事先知会我他要找费正清，等收到费正清的推荐函时，他才告诉我。我如果事先知道，一定会阻止他，因为就在这一年的春天，我才因为税制专书的事和哈佛处得不愉快。如果还希望费正清博士给予好评，此时并不是恰当的时机。即使是我最亲近的朋友也不知道，我的视力很差，影像投射在视网膜的时间比多数人晚。在公共场合，我不止一次似乎对费正清博士故意视若无睹。等我发现时，已经太迟了，他的头已经转向别处。在求他写序时，自恋也是错误心理的重要一环。在和K往返通信后，我深信自己的书稿很有价值，认定已经被一家素负盛名的商业出版社所接受。我以为，既然书本身的水准很高，扮演辅导角色的人一定也觉得很满意。我打从内心认为，请费正清写序的同时，我多少也替自己赎罪。我以为他可以同时支持柏金斯和我，也因此，我忽略信中提到柏金斯的部分。我显然已经犯下僭越的大错。
最近我再度告诉费正清，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尤其是读完他的近著《中国行》（Chinabound）以后。在他的新书中，解读中国历史的目的在于替美国的外交政策辩护。这种偏差导致史观过于肤浅，无法和中国问题的深度相提并论。我们可以说，中国这个前工业社会自行发展，最后就形成中国历史，但如果只站在学科的角度来看问题，中国历史就会被迫充斥着只有西方学者才懂的批评。如此分析之下，中国的特色完全丧失殆尽。情势如此，我除了口头说说之外，无法表达个人对费公的感激。如果我无法出书，我就是没有影子的人。我不清楚费正清博士自己知不知道，他只要不去积极支持一项计划，出版社就会感到迟疑，不知是否要帮忙一位非正统的作者去找出“马丁·路德的九十五点主张”，且引用已故莱特教授的比喻。
1976年，哈佛仍然迟迟没有消息，我忧心忡忡，格尔怒气冲冲。我开始察觉，自己再度犯下滔天大错。“如果他拒绝写序，”内人仍然愤愤不平：“他应该退回文稿，至少写信解释为什么不能写序。”感恩节届临时，她建议我去哈佛找费正清谈。但由于亚瑟·莱特的先例，我了解到这些事牵涉到不同的层面。就个人来说，我仍然是肆无忌惮、自私自利的人，在这一番徒劳无功后更显得如此。如果我没有得到回答，原因就是不配得到回答。
那一年年底，我打电话给K，我说自己还没接到费正清的回信，并确定他那边也是音讯全无。这通电话确定《中国并不神秘》的第三次葬礼。我们达成共识，如果有一名权威强力背书，这项计划就可能复活。事实上，这份书稿显然已碰到三个好球：快速球、内角球和变化球。有时我很希望，我们的领域能像核物理学一样容忍修正主义，也就是说，领袖级权威人士的理论被地位较低的人修正时，不会觉得受到恶意的攻讦，至少他们事后可以维持友善的关系。真正的问题在于，就对公共事务的冲击来说，了解中国的重要性并不太亚于核物理。
长春藤联盟的精英同行宁可维持知识阶级内的现状，我理解这一点背后的逻辑，但我也希望他们可以想像金字塔底层的状况。如果他们愿意尝试，也许就会更同情我的奋斗。
华勒斯是我替一名我在纽普兹的学生所取的假名。他选修我的中国现代史课程时，大约是二十岁。他连续两星期缺课后，我建议我们应该谈谈他的课业。他既不是生病，也不是临时有事不能上课，他只是早就了解课程内容。国共内战时，他的叔叔人在中国境内，亲眼看到发生的一切。“国民党人腐败透了，”他语气傲慢。
“真是的，华利。我在课堂上提到我曾替国民党做事、但我无意挑衅，也许我们是腐化没错，但这个时期还有许多内容。我已经对班上的学生分析过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和后果。你念过指定教材了吗？和同学借笔记了吗？我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吗？”
华勒斯这时反守为攻，他显然相当不高兴，但不敢看我：“国民党的军队抢走农民的食物和土地，和军阀没什么两样，如果这不叫腐败，那叫什么？”
“也有土地吗？”我很惊讶，自己居然这么有耐心：“没关系，华利。我希望你的学习能多一些内容。如果你想说蒋介石是军阀，没问题，许多美国人都这么想。但我教的是历史课，我希望你能进入历史中，即使你只能抓到皮毛，我也很欣慰。现在让我问你。翁文灏是一流地质学家。王云五是一流的出版家，甚至可能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家。胡适是世界知名的作家和教育家。王宠惠是获得全球肯定的法学家，曾经担任海牙国际法庭的法官。这些杰出人士都替蒋介石做事，为什么？为什么蒋的政府会以失败收场？除了腐败以外，你还能再举出其他原因吗？也许可以从组织的角度，有些地方出了差错……”
华勒斯仍然没有看我，眼睛不停转动。“我叔叔说，”他又说：“国民党人只想保住自己的官位，其他什么都不关心。”
在这次讨论后，华勒斯来上了数堂课，之后又消失了。到学期末，他上课的时数约为全部的三分之一。我对学生宣布，如果他们满意自己的期中考成绩，可以用写报告来代替期末考，否则他们就必须考期末考。华勒斯来问我，是否可以给他Ⅰ（代表不完整）的成绩，因为他连期中考都没参加。我告诉他，Ⅰ的评等非常危险，除非在下学期的前六个星期内通过补考，否则注册组会自动把Ⅰ变成F，就是死当。但华勒斯坚持要我给他Ⅰ。他当然再也没有回来找我。这种例子层出不穷，无法完全避免，但数目应该可以减少。如果我们没有任意宣扬这么多粗糙原始、简单容易、似是而非、彼此关系薄弱的观念，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强调中西方的不同，让学生产生组织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发挥历史学家的功能，提供较多推论，减少抱怨，把焦点放在如何重建历史事件，而非情绪化的面对历史事件，学生和一般大众就不会相信：一个道德指控可以抵上五年的学习。华勒斯的例子让我耿耿于怀。不论他的叔叔是谁，这位仁兄应该可以先读过中国历史后再冒充权威。他的侄子缺乏学习的意愿，被误导而相信：中国历史不过是一则《伊索寓言》。后来碰到类似情况时，我会劝学生退选，这次事件是部分原因。当掉学生不会让我有成就感。
由于哈格提时代对国际研究领域的重视，直到70年代末期，纽普兹仍然吸引很多外国学生。有一次我们听说，一名校友变成某个国家的革命分子，这个国家到底在哪里，要查世界地图才知道。这件趣闻导致下列对话，发生于我和一名来自非洲新兴国家的学生之间：
“亚连，”我说：“我给美国学生评分，心中并没有太大的负担。这些分数会登记在成绩单上。理论上，较好的成绩会通往较好的工作，或是让他们申请较好的研究所，之后理论上也会有更好的工作。这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如果运气好，这些A或B可以转换成美元和美分。同样的，如果我给的分数过高，他们可能以后要付出代价，例如被开除。但这些都是假设性的状况，机会其实相当渺茫，我不必担心到失眠，应该不用吧？但对你们来说，情况完全不同。你们并不是要找高薪的工作，而是要肩负领导者的角色。否则，为何政府送你们到国外念书，而且是送到美国？告诉我，你们有多少人享有这个特权？只有少数人或很多人？如果说现在站在我前面的是未来的总理或副总统，我也不会惊讶。但背后潜藏很大的危险，亚连。”
我的学生毫不动容，只是认真望着我。我继续说：
“危险在哪里呢？说来容易。你的国家和中国一样，都还在重建的阶段，局势不免动荡不安。如果你踏错一步，可能会被吊死或枪杀。我前几天告诉亚布—吉达：如果你们答错，我应该当掉你们，因为美国学生可能因为一个错误而丢掉工作，但你们却可能丢掉生命！”
亚连露齿而笑，以为我说得太夸张。“黄博士，”他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认为情况不至于这么严重。”
“没有吗？”我问：“你告诉我，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的国家，埃塞俄比亚也是半封建半殖民的国家。你开始两相比较，发生在中国的事也会发生在埃塞俄比亚……”
亚连否认。他说，他的意思没有这么简单。我无视于他的异议，我告诉他，他想用其他人的口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又建议他阅读亚瑟·韦利的《中国古代的三种思潮》（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但大多数修中国现代史的学生不屑浪费时间去读。我要他思考孟子的一段话如何影响毛泽东的运动。孟子呼吁全国维持最低生活水准，人人才能温饱。我告诉他，两千多年来，中国每个初学识字的儿童几乎都能背诵这段话。这段故事的教训是，毛的成功在于他有能力去发掘多数人忽略的潜藏力量，而辞藻不过是最不重要的一环。
这番话能不能发挥功用，还有待观察。清楚的是，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我独自一人恳求我们这个领域的权威修改现有形式，让教材多一些内容，但我的努力徒劳无功，就像撞到一堵水泥墙一样。事实上，在修正旧有的形式以前，新形式的教材出现在校园中，更从根削减我的教学能力，威胁我的生存机会。
纽普兹的同事新增一些中国相关课程：中国的教育、中国的女性、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农民运动、中国的教育等等。这些课程大多属于“选修主题”，任何人只要想开一门课，不必事先请教他人。如此一来，中国的研究是否可以如我所愿，扩大范围、增添新意、摆脱停滞不前的状态、启发学生和教师？如果是就好了！
送到福特基金会的《林北克报告》（Lindbeck Report）达成惊人的目的：我的主张几乎无用武之地。这份报告告诉大家：中国可以被利用。事实上，所有讨论毛泽东道德的课程全都利用这位伟大的舵手，无一例外。课程进展时，教师的高贵情操被广为宣传，学生被催眠，从中滋生的对话不仅能赢取同情，而且能安抚不知为什么原因（但肯定和中国无关）而愤懑填膺的年轻一代。中国相关课程不断出现，毛泽东成为提振FTE的有效良方。只要天真而不加批判地支持他，教师的选课人数就可以增加。这情况不仅限于纽普兹，也出现在长春藤联盟等主要学府。
我对学生解释，“封建主义”不能适用于中国的现代史，但一位没有接受中国史学训练的同仁却在教五四运动，还指出是五四终结中国的封建时期，时间是在1919年。我提到，事实上中国当前的经济政策反映出已回归传统重心，也就是注重同质性和一致性，但我的一位同事却用尽经济术语来称颂“中国模式”，据说比“苏联模式”强多了。我还算了解学生，要他们读威廉·辛顿的《翻身》。书中提到，充满革命情操的中国青年用树枝勾住帽子，迈开大步去参与土地改革时，边走边摇晃着帽子。学生读到这段都很着迷，但他们没有耐心去看农民如何计算工资和获利，尽管公式中用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我也还算了解我的同事。至少有一名是真心诚意推崇马克思，即使不够世故。其他人在课堂上勾勒超级进步的主张后，会聚在一起讨论如何使家中的厨房更加现代化，例如腰部以上的地方都贴上塑料板。
新式教育的影响如何，可以从我的一名学生身上看到，姑且称她为东妮。东妮修了数科进步的课程。此外，她替校刊《神谕》工作，还可以领到薪水。但这时我已养成习惯，只要学生连续缺席几次，我就设法联络他们。我的学生一开始就很少，可不能再丢掉任何一个。我的课和其他人大不相同，别地方的优等在我这里不一定吃得开。但我也无意当掉他们，因为他们不好过，我也必须承认教学不力。我会打电话到宿舍去，有时去校园中的餐厅找人，了解问题出在哪里。我在《神谕》的办公室找到东妮，她同意喝杯咖啡谈谈。
我问她是否生病，她说不是。我问她知不知道自己已经缺课快三星期，她不说话。我提醒她，课程上已开始讨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许她会有兴趣。她对时事如此有兴趣，也许这堂课有益于她的未来。我说，我对这主题不是全无准备，我认识教科书中提到的人物，其中有些还相当熟悉。我向她保证，我不想让这主题变成左派或右派的路线。我又说，教科书将读者的注意力转到关键人物的言辞争论，但从史学家的观点来看，这些不过是其次。观察的重点在于，“文化大革命”的现象揭露中国的基本弱点。公众利益的务实议题无法就事论事加以辩论，而必须转换成道德议题和抽象概念，这就显示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之间欠缺必需的机制。这时东妮打断我。如果我的立场是如此，如何可以自称为超党派呢？我一定是站在批判的角度。
我告诉她，我的确站在批判的角度，但并不是负面的批判。我认为必需的机制可以发明和设立。事实上，中国人必须从“文化大革命”学到客观的教训，必须划清何谓公共领域，何谓可容许的私人利益。我始终很乐观，因为我把中国一百五十年来的奋斗视为一段很长的转化期，在其中没有一件事会重复。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欠缺某些成分，但以前的政治体却容不下任何外来成分，只会产生激烈的反应。这两种情况有天壤之别。各种迹象显示，中国的革命即将完成。我们可以开始预期革命意识形态会进行修正，现在再也不能旧调重弹。
我们结束讨论时，东妮原谅我这位老古板的教师，因为我显然侵犯她的隐私，居然对她进行纪律方面的审判。她还自动透露，她并不进步，也不激进，只是觉得疲倦无聊而已。她又要上课，又要工作，之所以选这些课，不过是为了累积学分，以便拿学位。她所求于纽普兹的，无非是一纸文凭，让她可以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或许是到西岸去。她的招认让我无言以对，但我并不觉得意外。我记得《神谕》办公室内还有四五名学生，全都坐在那里，百无聊赖。一名学生的帽子上还有一颗红星。空间内挤满了人，没有任何人在工作、阅读或进行活泼的对话。他们全都显得无聊而疲倦。我曾看过许多革命分子，全都真材实料，根本不像这群人这么可悲。
1977年和1978年，纽普兹学生人数和我的FTE都持续下滑。我对中国历史的诠释更因时事而增添价值，但却不敌外在的现实。负责任的学生向我抱怨，宿舍里太过吵闹喧嚣，再也无法念书。懒惰的学生持续扰乱我上课，有一名学生已经缺席两星期，竟然在课堂上要我简述前两堂的内容。如果不回答这种扰乱秩序的问题，只会弘扬我心胸褊狭的名声。但很少有学生想到，他们会降低认真用功学生的士气，毕竟有些学生和我一样，情势虽然恶劣，却仍然希望有所作为。有一天，一名女学生跑来建议我，不要对学生的出席率太认真，因为她修的另一门课有五十名学生，但天气晴朗时却只有十名学生来上课。我告诉她，如果十名学生都能固定来上课，就是一个理想的班级。但只有六到十来名学生选我的课，一半以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或是不定期来上课，我根本无法准备教材，不知该针对谁的水准上课。我提醒她，如果学生具备一定背景，情况就不会如此无助，我甚至可以即席上课。但我所有的课都是基础层次，缺席只会造成更多的脱序。我知道，剑桥的大学生没有义务去听课，但他们跟着导师学习，为标准考试做准备。那些上课的教师也是因为学识丰富而取得任教资格，不会受制于FTE。不论是什么制度，你都必须加以因应。
从1977年春季的学期起，我就写信给常缺课的学生，劝他们退选，让其余学生上起课来更顺利，更有凝聚力。我总共寄出十五封信。我和直属上司文理学院院长讨论过这件事以后，就把信件的标准格式送到他的办公室，以便存档。后来我被解聘时，我写信给纽约州立大学副校长克里夫顿·华顿，连这种信的影本也一并寄给他。
纽普兹行政人员希望借助考察小组来挽救中国研究课程。他们邀请三位其他大学的专家组成考察小组，调查我们的资源及运作情况，并提出建议。他们的报告理应公正无私又专业，希望能借此支援行政人员采取建设性的行动。考察小组果然成立，完成调查，还发布一份赞许有加的报告。但纽普兹此时欠缺的并非以理性及逻辑评估局势的能力，而是行政人员缺乏权威和力量，无法执行合理且合逻辑的决策，而包括主宰FTE人士等全体教职员也欠缺遵守决策的习惯。凡此种种，身为外人的考察小组并无法提供。小组的建议绝不可具备法院命令的强制效果，甚至也没有仲裁的约束力。结果造成报告大半时候被忽略，后来就学人数刚有起色时，行政人员却必须解散整个计划，和三位学者提出的建议背道而驰。
但我在校园内也面临个人的困窘。我抱怨得不到同事的帮助或支持，也无法说服他们，我的历史观有利于整个行业。我的FTE不但跌到可笑的水准，而且五年来一直都没有出版书。在税制专书出版后，我就再也没有出书。同事已开始传言，我虽然写出两部书稿，却缺乏付梓的价值。批评我的人并不了解《中国并不神秘》胎死腹中的由来，也不清楚《万历十五年》的困难所在，也就是大学出版社认为应交由商业出版社，而商业出版社认为应归属大学出版社。说来讽刺，直到1978年12月，在纪念亚瑟·莱特遗著《隋朝》出版时，我才又把文稿交给耶鲁，书终于找到知名的出版社。但《万历十五年》的书稿被接纳时，已经是我收到纽普兹遣散通知的六个月后，出书时我更已离开纽普兹了。这本书被译成数种语言，但那已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