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远远已经离开了七号病房，然而，病床边依然飘飘袅袅存留着女儿奇特的味道——犹如灿烂的阳光和纯洁的奶香，馥郁芬芳，香甜可人。
他的“毛锤儿”身上，虽然流淌着他的血液，但是，却没有他身上这种味道。这种味道，是生活在沉郁、顿挫的陕北黄土高原上的陕北人身上才有的味道，它是凄然的、悲壮的；也是清峻的、苍凉的，那里面有浓郁的、独特的窑洞里土的味道。
路遥嗅着“毛锤儿”留下的味道，挂念着刚离去的女儿“毛锤儿”，不由得思绪飞到了生养自己的陕北那片土地，飞到了陕北人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居所——陕北的窑洞。
从窑洞走出来的人，身上总带有窑洞特有的气息——黄土的气息和烟火的气息。
窑洞里所有的东西都离不开黄土：窑洞是土的，火炕是土的，锅台是土的；下苦力的人，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劳作，脚下踩的是黄土，手中抓的是黄土，大风起兮，刮在脸上的仍然是黄土。在黄土的窑洞里欢愉，在黄土的峁地里劳作，在黄土的梯田里盼着丰收。陕北人的生命，每一个毛孔都浸染着黄土的气息。
走进窑洞，一股烟熏的味道在通风不畅的窑洞里散发着，抬头望着窑顶，精心剪贴的窑顶花——那幅鲜亮的大红喜字已经有了烟黑色，窑壁也有着日久熏染的烟黑色。坐在炕头上的窑洞主人正咂吧着旱烟袋，星星点点从烟袋锅里袅袅升起的是刺辣眼睛的旱烟烟雾，锅灶下的柴火，随着陕北婆姨呼达呼达风箱的拉动，烟气从灶台上蹿出，窑洞笼罩在烟雾之中。
为做一顿饭，陕北婆姨要被各种烟气呛得流出许多眼泪。
在陕北，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窑洞的大有人在，陕北人苦焦苦熬为的就是给后代留下几孔赖以生存、安身立命的窑洞。他们在窑洞里寻找温暖和欢愉，在窑洞的遮风挡雨下结婚生子、养育后代，在窑洞里欣慰地看着子女一个个长大成人，最后，他们在窑洞里安然合上双眼平静离世。窑洞里装满了陕北人一生的苦难和希望。窑洞是陕北人生命的全部。
住在窑洞里的人，能看到的只有透过门窗的那一方天地，他们大多数不知道山外还有山，天外还有天，他们与最早落脚在这里的祖先，有了太遥远的距离，他们已经听不到祖先们的战马嘶鸣、杀声震天。
处于地贫民瘠、交通不便、偏僻闭塞的陕北，陕北人不到万不得已，始终是安于平静地生活在只有一孔视野的窑洞里。窑洞里的人缺吃少水，因为土地长期干旱，他们的生活焦苦不堪，常常没吃没喝的揭不开锅盖。小小锅盖的沉重压迫使得陕北人多少代挺不起腰杆来。
贫困，阻塞着陕北人的想象力，一座座走不出去的大山，也阻挡住了他们的视野。他们的目及之处，是山陡路险，先进的生产技术很难深入到山的深处，劳动工具始终粗拙笨重，每一户大家庭内，老少生产经验与体力付出的合作，成为举家生存的最大保证。上辈子的生活原则是下辈子的行为准则，文化传承也绝少变更。他们不知道他们眼中的天和地，只是天地间毛发一般的一线，他们与外界的接触太少了，他们想象的翅膀被折断在窑洞的四壁之内。他们即使知道，还有山外的山与天外的天，但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太遥远太遥远了。
但是，他们当中，终将有敢在窑洞外一展想象翅膀的不平常的人。
1940年，春寒料峭。陕甘宁边区政府号召所辖的绥德分区——包括佳县、吴堡、绥德、米脂和清涧五个县的农民，向地广人稀的延安一带迁徙。这本是一个走出深山，走出穷乡僻壤的大好机会。但是，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庄稼人却故土难离，对于边区政府的号召无动于衷。
榆林地区有12个县，历史上，北边的几个县人的光景若不得过了，农民有“走西口”的习惯，就是奔向内蒙古或是宁夏去闯荡、去谋生。而一般榆林南部像清涧县一带的人，则不会“走西口”，而是向南谋生问路，当地历史上称之为“滚老南山”，就是向延安地区的甘泉、延长等河流相对充沛、土地相对肥沃的地方移动。可是，毕竟要背井离乡艰难跋涉啊，不到万不得已，谁家都不想选择去“滚老南山”，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从头开始。
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号召一级给一级下有硬任务，作为最基层——村一级的村长，为动员村民迁徙，嘴皮子磨破好几层。这时，清涧县的石嘴驿乡王家堡村，有一个叫王在朝的老汉提出来，我们响应号召迁到延安去，但是，有言在先，在清涧的窑洞不卖不退，如果出去了不顺意，我们还要回到清涧老家来。
清涧王家堡的窑洞——路遥的出生地
好不容易有一户人家被说通了，村长大松一口气，担心王在朝老汉反悔，急忙满口答应王在朝提出的条件。
于是，1940年的初春，这个普通农民王在朝，简单地收拾了上路必需的行李，拖家带口，沿着清涧到延川的一条山路，开始了一场背井离乡的艰难跋涉。
王在朝不会想到，因为他的这次迁徙决定，不仅改变了王家祖祖辈辈固定一处的窑洞人生，许多年后，也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
这个被改变命运的人，就是后来的路遥，王在朝老汉便是路遥的祖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