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是个有体香的地方，尤其在深秋。
推开刘恒在西溪文创园区里的小院门，见他正靠在躺椅上，手里拿一本笔记，一整页上写满了字。见有人来，他一双脚挪下地，插进一对软耷耷的黑布鞋里。
院子里有暗香，不知来自那棵柚子树，还是别的什么。三支拖把斜斜插着晒太阳，桌子上一支电蚊拍，一瓶止痒金水，一瓶六神花露水，一瓶叮痱灵。在这个绿荫环抱，小溪从旁流过的静处，只有蚊虫对闭关写作的主人，以及院墙上的颜体大字“净”“敬”“静”无所顾忌。
刘恒刚从美国回来，看儿子去了。在那里，他头一次点开了“江南Style”的视频，迷惑着，琢磨着，最后“时不时点一下，乐一乐”。
他跟园里的几位保安招呼“你好，你好，你值班儿啊”，如同在北京招呼街坊“您遛弯儿啊”。他跟妻子通电话细语温存，不见中国男人惯常的“贱内不用客气”。他在园里的食堂吃完饭，下起雨来，朋友说，我去给您拿把伞吧，他连说“不用不用”，顶了张报纸一头扎进细雨里。曾经被谣言泼了污水，他说“挨了一刀，却没有丢了性命，应该感到庆幸才是”。对第一读者老伴的评语，他净拣好的听，“一打开门，我虚心着呢，嘴在别人脸上，我不虚心也占不着什么便宜”。走在杭州大街上，没人认得他，“走哪儿都不会有人认出我”……这是一个文坛公认的“活明白了”的人。
作家赵大年曾说，当年“北京四刘”，除了小说写得漂亮，大概因为都是从农村出来的青年作家，语言精彩，还有一份农民的“狡猾”。朋友们聊天，刘恒不插嘴，看似漫不经心，却句句入耳，筛过之后便一一做了他写作的材料。
刘家祖居北京门头沟地区的斋堂，刘恒的父亲刚解放那会儿进的城，“等于是进城打工留下来的城市贫民”。
三年饥荒时，刘恒正上小学。“早上起来，拿个小碗，倒点酱油，撒几粒葱花，拿开水沏，喝一碗汤，上学去，没干粮。”
“铁勾子后头拴一绳子，扔河里，把水草勾上来，洗干净，拿开水煮，完了清水淘，放点儿玉米拌着吃。大杨树上咖啡色的穗儿，如法炮制，跟棒子面、玉米面和着蒸，蒸也不成团，是散的。印象最深是有客人（我姑父）来，蒸馒头，揭开锅一看，只有一个馒头，是给客人吃的。秋天北京郊区红薯收完了，我们小孩儿去拣，拣没收干净的。个儿又小，抢不过人家，怎么办呢，就捋几把白薯叶儿，装书包里，带回去。”
“寒暑假都要回农村，‘文革’停课，整个就回去了。我对农村的感受，在15岁当兵前就有了。”1986年，刘恒的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问世，引人注目。
“饥饿这东西，挺要命的。老说中国人窝里斗，中国人什么时候够吃过啊？从来粮食就不够吃，不争行吗？”
刘恒转过头来看西方：“人家社会的长处一定是一个综合的结果，而不是一个政治理念的产物。我甚至觉得还有天文地理的基础，比如辽阔的土地，适宜的气候利于农作物生长，农作物长好了就不缺吃的，不缺吃的就不会争夺，不争不夺人性中的恶就会相对被遏制。”
“‘文革’回农村，农村也在搞运动，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儿，真是不堪回首啊。我写过一个长篇小说《逍遥颂》，发在《钟山》，刚好1989年，出来以后无声无息。写的是我们院里的故事。我们院里有个小孩，他自己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刻章，印袖标，印红卫兵证。完了晚上骑个三轮出去，打砸抢，就是不同的红卫兵组织之间火拼，完了把抢来的东西放三轮车上拉回来。”
刘恒说，因为贫农出身，“红五类”，抄家、下放、劳改，这些事没发生在他们家，他是在一种非常热闹、新奇的环境里度过“文革”的。
“看到死人，被打死的，然后人和人之间相互欺侮。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学校给有问题的老师和教职员工办的学习班儿，它要找一些出身好的学生掺进去看着他们。我们几个小伙伴，出身都比较低，有的就会动手打人，十二三岁，小孩儿，动手打老师。我在边上看着，心里就发紧，我不会动手。但是打人那个也是非常好的孩子，他打完也挺高兴的。有被办学习班儿的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小孩儿就会往他身上吐唾沫，我也觉得有点别扭。事后我就想，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还是人和人的类型不一样，性格类型不同，个体差异很大。”
跟那一代许多青少年一样，刘恒也是为鲁迅“落了枕”的。十几岁开始读鲁迅，一直读到30岁左右。“像小说《伤逝》，年轻时读特别有感觉，就是这个社会让自己特别委屈。现在读，没那么强烈了。”
刘恒正在写一个关于鲁迅的话剧，切入的时间点是1936年鲁迅去世前。《窝头会馆》的巨大成功让他对话剧这种折旧率较低的创作有了信心。他要从密密麻麻的笔记里，从几十年的思考里炼出“一个作家和那个令他伤感的世界的关系”。他所有的作品，几乎都指向“死亡”。
刘恒说，好作家都是很难过的作家，对这个世界比较悲观，比较绝望。一个智力和感受力过剩的写作者，若生来内向，只好折磨自己。长期的自我要求甚至苛责已经和他的相貌长在了一起。他身上，有一种温暖的消极。
刘恒写过：“这个人刻苦，执拗，还有点儿伤感，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写作者。”这个人，现在就在我面前。
问：您写了35年，是因为爱写吧。
刘恒：要说爱，倒不是说爱这门手艺，爱这个事业，追根儿的话还是爱自己吧。十六七岁喜欢鲁迅的时候就想当个作家，迷恋表达，当然对文字也迷恋，但更多的是借着文学自我完成，想塑造自己，塑造成一个有作为甚至是有地位的人，跟老的考取功名的观念差不多，也信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一些最基本的欲望跟写作是捆绑的。再加上，那时候年轻人只有很少的选择，然后掌握了一定的技能，用它来跟社会交往。
捆绑之后，如果能力很低，老也达不到自己的要求，就会产生自卑感。这种自卑感会带给你压力，迫使你更大地反弹，更疯狂地努力。然后机会来了，或者你确实有一点儿才华，你够到了那个东西，就会有适度的满足感，然后一步一步走。走着走着还是脱不了悲观的底子，还是有自我否定，看自己的局限性看得很清楚，于是有点儿乏味。这也很正常，人不可能始终在跳高。
问：有时候回头去看自己的作品，觉得沮丧？
刘恒：我都没有兴趣回头去看自己的作品。写作者的一个痛苦就是自我贬低、自我否定，时间长了，这是极大的心理摧残啊。特别是那种敏感的、内向的人，会不停地审视自己、反省自己。有可能你在某一刻确实抓到了自己的弱点，也找到了解决弱点的方法，但大部分时间，你是不确定的，而且束手无策。这很折磨人。只要你写作，痛苦就会伴随。
问：外人净看风光了。跟同行聊过这话题吗？
刘恒：以前聊的时候会说，比如川端康成、海明威，都是攀到过文学顶峰的人，最后会用那么自我否定的方式：吞煤气管，还有一支猎枪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动作本身就有极大的象征意义：极端的自我否定就是剥夺自己的生命。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他写作品的时候自我否定到了什么程度。不满意、没灵感的时候，那真是，谴责自己、毁灭自己的心情都会有。我相信川端康成、海明威、三岛由纪夫，都是长期受折磨，长期心理积累，最后走到悬崖边上，那就只能跳下去了。
作家这个职业，无论你取得多大成功，都会给自己提出新的要求，作家的心理类型就是这一种。所以有时候一想，就中庸吧，不要再难为自己了。可这样就没了压力，反弹的可能性就没有了，皮球不拍，就滚到角落里去了。很多作家写着写着就放弃了，再写下去他心理承受不了啊。现在选择多了，可以陶渊明了，可以采菊东篱下了，可以淡泊淡定，给自己找很多台阶，比方说：它（写作）没那么大价值，生活里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实际上是告别折磨，退出竞争。写作最难的恐怕是这一点。80年代成名的一大批作家现在都看不到了，这可能也是客观上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淘汰机制，它考验一个人的韧性。
问：所以最后胜出的是马拉松型选手，比如王安忆老师？
刘恒：我倒觉得她是天才型的作家。她对事物非常敏锐，超越常人。有人说她的作品是工笔画，我觉得还不是很准确。敏感，而且细腻，驾驭文字的能力非常强，这是天才的标志。她还有一个奇异点，她的理性分析也非常厉害，对文学作品的分析，观点非常独到，包括对社会生活的看法。
问：也有人尝试借力超越这痛苦，比如用药物。
刘恒：我非常能体会那种痛苦。这也说明那人是个好作家，他对写作非常珍惜，希望出好东西啊。他太享受、太迷恋灵感喷涌的感觉了，等于是通过伤害自己来达到作品的升华。但这个太危险了，等于是物理和化学作用，化学作用跟精神活动应该是有抵触的地方。希望将来有科学家能发明致幻药物，对身体没有损害，又能让幻觉完整，助需要的人一臂之力。
问：江郎才尽是必然的吗？
刘恒：文学创作好像有这么回事儿。随着年龄的增大，你能感觉到身心都在走下坡路，创造力越来越低，写作能力越来越低。我觉得我就处在这么个槛上。快60了，身体上都有感觉，就是体力不济，不能长时间熬，至少晚上不能熬了，灵感不如青壮年时期那么充沛，注意力也老不能集中，可还有满腔壮志，心里还藏着许多较劲的东西要去实现，怎么办。当然也可以安慰自己：你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了，也有了一点实际的利益。但就这么划句号，是绝对不甘心的。
问：目标是什么？
刘恒：跟一个完美的雕塑一样，摆在那里，会不朽。
问：我们现在羡慕莫言的高密，您待过的门头沟和北京南城，觉得那才是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相比之下，都市生活太单薄了。
刘恒：其实那时候我们的生活也简单，也同质化，都是一样的啊：门头沟一个生产队跟上海郊区、跟广西某个生产队，组织结构基本相似。现在，都按揭买房，压力都很大，都上网，看一样的网站，看电视看一样的节目；在单位，组织机构都一样，想当官了该怎么走，走的是相似的路，职称在那儿争来争去，几乎所有单位都一样。要弄（嫩音）出不一样来，各显其能呗。
问：您是怎么让作品中的人物开口说话的，您怎么会用他的语言？比方《狗日的粮食》里杨天宽和他的女人“瘿袋”、贫嘴张大民，还有《窝头会馆》里的男男女女。
刘恒：这跟作者的听觉记忆有关，有许多作家就是还原不了口语。电视剧要求还原口语的能力特别强，有的人就是没这个能力，写出来特别死板或者书面；有的人能力就特别强，这个人说了什么，下句该怎么接……这确实是一个单独的能力。但是，门头沟的语言，北京南城的语言，写进小说，搬上舞台表面上很随意，实际上它是有逻辑的，生活中不是这样的，谁说话按着逻辑走，大多数是跟着感觉走。所以，这还原里头还得有功夫。
问：您怎么看网络写作和它的语言？
刘恒：民间的口语是丰富极了，现在网络上密密麻麻都是。现在是信息泛滥，随意写作。一个人可能写作能力不强，但写出一个段子精彩极了。如果要以生动作为衡量标准，那网络的生动无穷无尽，但时间长了，人会麻木，口味会重。在信息海洋里，夸张是引人注目的方式，甚至是唯一的方式，至于你所传达信息的真实性和价值，都在其次。像鲁迅的杂文，现在读起来冲击力也没有那么强了。网络上天天在发表杂文，杂文家很多，辛辣的观点和语言层出不穷。我想鲁迅要生活在今天，他的杂文会被淹没掉，不会被当成金子一样。
我认为这是被科技支持的民主化表达，只要有表达的欲望，都能参与到这一轮写作中。写作的门槛很低，但能留下来的东西也很少。表达的折旧率很高，一天就死掉了，好像某种昆虫，寿命非常短。这里头的精英分子，如何表达，如何作战，如何形成比较牢固稳定的价值，是考验才华的。而传统的、经典的表达，就像千年龟一样，可以持久地传递信息。
问：网络上有没有可能产生千年龟式的表达？
刘恒：你得多强大的一个表达才能经得住别的信息的覆盖啊。我觉得在网络上没有这种信息。
问：那就回到纸本？这回莫言得奖，出版社的印刷机可是通宵达旦啊。
刘恒：未来也不好讲。但我觉得这次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对纯文学是非常好的事。在自然状态下，一般大众是不会关心纯文学的，有兴趣读的人也很少，通过一个作家的获奖把纯文学领到大家眼前，就像一个大大的广告词，潜在的读者、消费者就一下子被吸引过来了。打个空间的比喻，很多作家隐藏在一个城市的角落里，都在写作，读者想看他们的东西，得知道他住在哪儿。大部分作家住在哪儿大家是不知道的，也不感兴趣，这时候在某个路口突然树起一个路标：莫言住在某巷几号，他那儿有好书。诺奖就是这么一个路标，吸引着喜欢文学的人，或者看热闹的过客，走进去。在时间上也是路标，后代会知道，某个年代，在中国的某个地方有这样一个作家，他的作品非常好，你们都去看看；其余的，不会引起这么强烈的注意。
这还牵涉到这个奖巨大的权威性。权威性就是话语权。这十几位、几十位评委说出这个观点之后，你就得接受，历史也要接受。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是莫言的成功，是中国的成功，最主要还是纯文学的成功。在这样一个商业的、急功近利的时代，一个小小的动作，一个小小的评价，会引发这样的效果，呵呵。
问：莫言的东西一直在那儿，非得这个奖来了，大伙儿一窝蜂扑过去，也挺那什么的。
刘恒：在中国，发生在莫言身上是这样，发生在余华、王安忆身上也会是这样。在美国，一个作家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跟一个13亿人口、从没得过这奖的东方国家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比方现在一下子冒出许多企业家要给莫言送别墅，在美国，可能会被认为没品味。中国人有偶像崇拜，中国人还认名牌儿。县里的、省里的、国家的、国际的名牌儿，我们中国人是分得很清楚的。当你指着说，这是国际名牌儿，结果可能就是这样，呵呵。
问：您说过，小说是妻，影视创作是妾。知道妻的端庄，但架不住妾的妖娆，也挺较劲的吧。
拍摄者：傅拥军
刘恒：我和朱苏进转影视转得比较狠。妻与妾，其实就是一个叙述策略的转移：你写的东西是给什么人看的。一个创作者想把作品传播得更广一点，接受的人更多一点，这在心理学角度也是成立的。当然背后也有商业利益，掌握文化资本的人，他要利益最大化，所以一个作品在智力上要接近最广泛的受众。我们总诟病好莱坞电影，因为他要让13岁到81岁之间的人都能掏钱买电影票。那种深刻的、纯粹的，受众面很小。
影视之所以被掌握文化资本的人盯上，就是因为它创造利润的能力非常强。电影刚诞生的时候，这个属性就有了。它只是曾经被欧洲的知识分子利用，来表达一些独特深刻的看法，但是这一支后来基本上就式微了，差不多只剩下娱乐功能，好莱坞统治之后就更明显了。现在的电影院跟从前的大烟馆差不多，里面是一些刺激性的东西，视觉的、声音的。这就是社会的常态。社会需要这个东西，需要有人提供。
问：会不会是我们低估了读者和观众？
刘恒：不会，事实上读者是不可高估的。如果说你想表达的主题是青草，观众好比是寻草吃的牛，青草在灌木丛后面，他呢不知道绕过去吃草，你怎么办呢？我觉得好些观众需要一根牵牛鼻子的绳，把他拉到青草跟前：你尝尝，是不是青草？他这才说，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了。
你看现在流行的“江南Style”，流行得莫名其妙，这么多人接受。它整个的音乐、舞步、MV的色彩、自我调侃的态度，把全世界的观众给迷住了。我觉得2012年东亚文化有两个高峰，一个是莫言的得奖，经典文化；一个就是这个江南，流行文化，而且跨语种跨阶层。这说明什么？说明人，不仅肉体基因相似，精神基因也相似啊。
问：能不能举个例子，说说读者或观众跟您的貌合神离。
刘恒：《窝头会馆》，我觉得想表达的东西传递出去了，但看的人似乎看不到。我在节目单前面还专门说了一段话，想把观众往那儿引，但大量观众根本不过去。当你用隐晦或暗示的方式传递信息的时候，很可能信息就被遮蔽掉了，观众感受不到甚至感受的跟你想传达的相反。会误读到什么程度？有些人觉得我是在说，旧中国都烂掉了，新中国会解决一切问题。我看了之后，很难过。要是这么容易解决，就谈不上“人的困境”了。
问：对于认真的写作者，确实够糟心的。
刘恒：我为什么做电影电视剧也像写小说那样认真呢？还是想把我对世界的看法、我的善恶观融到里边去，打动更多的人，这跟我看好的作品时的那种感动应该是相似的。那年写歌剧，借来许多欧洲的名歌剧，茶花女啊，纳博科夫啊，一看，还真是感动。我希望我表达的时候也能有那种效果。但往往是你希望传达的跟你的设想有很大的距离，你不能设想每个读者跟你一样，你视为珍贵的东西在他那儿可能一钱不值，这可能是创作者最伤感的时候。照顾到最大多数，可能就离精英读者远了，你就得在这之间取舍。
问：说到《窝头会馆》，我去看了。人艺的演员真棒！隐约觉得宋丹丹的表演过了，夸张恣肆，但观众很有反应。
刘恒：演员有强烈的控制观众的企图，用的手段不同，但肯定会用他擅长的手段、他的长处去征服观众，这是必然的。到观众那儿是什么结果？正好，还不够，太浓了，见仁见智的事儿。我有时候觉得啊，被现代传媒或者广告熏陶的这帮观众啊，你不夸张都对不住他——说得更刻薄一点，他只配接受夸大其辞的东西。
问：可一个劲儿喂夸张的、弱智的文化产品，怎么能指望观众成熟？饲养员没责任？
刘恒：这是潮流，这是世界大潮。你看政治，那边是用选票，这边是用和谐，把权力集中在少数精英手里，用最简便的方式操控。经济也是这样，苹果和微软干的不就是这个么？高度垄断之后，尽可能覆盖，让全世界膜拜脚下，塑造你的消费习惯，消费趣味、生活方式，这些，统统是他创造利润的手段。那么，艺术怎么可能不这样呢？它受那些控制，是从那儿来的。他就是要你简单化，3岁要能用，80岁老头也能用。最后只能这样，你没法儿深奥，没法儿深刻，没法儿端庄，因为这些跟利润是相抵触的。整个世界就是这个潮流，一切都被操纵在各路精英手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艺术家本身，也希望得到更大多数人的接受和关注，只不过有的方法巧妙些，有的笨拙些。
所以眼下发生的一切都有它的合理性，也可以说，一切都在局限之中。艺术表达的局限也在这里。到最后，就是大部分人去做快餐、做大路货，那些过眼烟云也是需要的；一小部分人去精雕细刻，各取所需，更得其所。你不能指望所有的严肃创作都得诺贝尔奖，但总得有人去干这个事情。我相信人类的良知里会有残存的需求，必须有一小部分锲而不舍的人去干，给人类留下一笔精神财富。
这个世界越来越不乐观，如果掌握最大权力的那帮精英发了疯，或者是一帮坏人，那就完蛋了。但我想人类不至于傻到那个程度。
问：从1988年到现在，您写了十来个剧本，写一个成一个。合作过的导演从谢飞、黄蜀芹、张艺谋，到冯小刚、尹力，在这个过程中可有些见识？
刘恒：感触最深的：韧性比较高的、能够广泛吸收别人意见的导演成功率比较高。我接触的不太成功或者合作不太愉快的导演，通常是把接收意见的大门关得死死的，“我就是对的，你那个不对”。好导演通常是侧耳倾听，有时候为了逗你说出更多的意见来，他可能会试着反驳你，实际上也是在反驳他自己，看看对方能不能自圆其说，贡献出更多的智慧来。导演通常处于这么一个有利的位置，根据自己的需要进退，通常不把自己的判断说出来。
编剧可以有自我评价，但地位不够高的时候，这评价是不算数的。我现在可以跟导演沟通，试着说服他，但如果没有地位，没有人重视你说什么。这就是江湖的博弈。
有时候导演拿到一个剧本，觉得太好了，但他觉得这作者还有潜力，还要掏他，就会让所有的合作者统一表达对这个剧本的不满，让这个编剧继续自我反省，自我挖掘，把肚子里那点金子再挖出来。这对编剧其实不公平，但在职业上它又符合职业道德，就是要把最高智慧拿过来。而掌握资本的人，大老板，他可能因为一个什么理由把导演辞掉——可能是得罪了他喜欢的女演员，也可能导演要价太高——拍完你滚吧，我换一个人来剪片子。这个行业里充满了这种相互的博弈。最后出来的，在我们眼里是一个艺术品，但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在别的艺术门类里，很少有这种情况。这也是悲观之处，就是我们干的不是纯粹的艺术，是在一个链条里，是其中一节。一个编剧的价值和一个一线演员相比，是相对的不公平，但这又符合整个社会的规律，这个社会就是相对不公平的。官场也是这样，一个正直廉洁的干部他可能就是升不上去，相反一个人品不好的人倒有可能飞黄腾达。不公平就是社会的常态。
问：您这样的性格，会跟人谈钱吗？
刘恒：会。这也是摸索出来的。最初不好意思谈，觉得脸上不好看嘛。心想这么好的朋友，不谈人家也会想到的吧。从小是这么长大的，觉得付出的好，会有回报。但实际上，博弈搏的就是利益。在一个大的利益里头，凭什么你的利益要靠别人去帮你争取呢？时间长了你会发觉，自己的利益要靠自己去争取。如果不争，几乎没有人会为你争，你的亲人会，但插不上手。如果不争，吃了亏了，不能抱怨任何人，不能怨朋友：我对你那么好，你怎么不考虑我。在这个利益链里，你少了一块，他就多了一块，他是对的。现在有许多小编剧受委屈了，我说，是你自己的责任，你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那就锻炼嘛；或者你没有保护自己的智慧，那就积累智慧嘛。不管优雅还是龌龊，基本的守则要遵循。争取自己利益的时候，不能伤害别人的利益。名利场的利益是个综合体，除了金钱，还有荣誉、面子、骄傲。
问：还有潜规则。
刘恒：最后走到一线的导演也好，演员也好，都是有才华支撑的。一个女孩，你说她就靠长得漂亮，不光是这样。冲到一线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能说会道的孩子：会说话，嘴很甜，而且知道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特别得体。你就知道，这孩子的智力是非常充足的。潜规则，坦率地说，它跟社会观念的松动有关，有时候不完全是利益的交换。这个行业不是那么规范，跟江湖似的，能挣扎出来，自我保护又很好的，确实需要充足的智力和才华。傻乎乎进去被骗了，那都是智力不够，成为电影工业的牺牲品。
问：您会去片场看他们拍戏吗？
刘恒：偶尔去。《集结号》去过，《金陵十三钗》去过。早期导演拍的我如果不满意，我还愿意表达，时间长了我发现根本用不着说，因为现场太混乱了，头绪太多了，他能保持头脑清醒完完整整拍下来就很不容易了，再有什么毛病，一笑了之就完了。我现在基本不挑剔导演，合作之初会考虑这个导演是不是信得过，完了人家爱怎么做怎么做。然后面对媒体，除了夸人家什么都不要说。觉得有问题，私下交流，用不着跟媒体说三道四，这就是既保护自己，也保护人家。这也是这个行业的定理。如果实在要说些什么，不妨自嘲，自我贬低一下。
问：您怎么看评论？
刘恒：我相信有能力评论的人很多，但愿意付出这个能力的不多。能认认真真看完，以真诚的态度来评论，这个指望我现在没有了。人家很忙，没空看。或者有人写了不那么出色的东西，他也能说很好的话，至于指鹿为马，指黑变白的，那就甭提了。这都符合现在的常理。
观众呢，自己不去分辨，顺着那个思路就过去了。他跟别人说观感的时候，就是引用，相当于认可了一段广告词。这种时候，就觉得付出了那么些心思心血，不值。
我现在有点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感觉，但还期待八千里路云和月。关键在于，六十了，功名还不是尘与土，还没看透啊。
采于杭州 写于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