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牢所在，应该是桃园台北监狱，但把我留在土城看守所。原因是台北监狱太挤，不能一人独居，但“上级”认为李敖跟别人杂居，会知道得太多，实在以独居为宜，所以就表面优待性地留在看守所代执行了。所以我留在看守所，是一个例外，与众不同，这种与众不同，我一到看守所就领教了。在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栋舍房中，忠孝二舍是比较特殊的舍房，忠三舍是禁见房和犯则房，孝三舍是重刑犯房，忠二舍孝二舍是死刑或无期徒刑犯房，忠一舍孝一舍是重刑犯房，但孝一舍又别有天地名曰保护舍，人犯中身份极特殊的——像外国人、重要公务员、警察人员等等，也都保护在此免生意外。我到看守所，就被解释做特殊的，所以我的半年刑期虽然比起个个十年以上刑期的重刑犯来瞠乎其后，但也混迹其中。按说我这种半年刑期的轻刑犯，早该配到工厂去逍遥的，但“上面”说要“保护”我，就被独自关在第三十二号囚房。
因竞选“国大”代表，被判违反“选罢法”等的刘峰松（被判三年半），在移送台北监狱前，独自住在第四十六房，与外面来往的信，他的和我的都经过孝一舍主管、第一教区课员，以至安全部门特别检查、登记、抄录或影印，如此“保护”，显然已经逾越必要的程度了，当然令人恐怖与痛恨。为了抵制，我就一封信也不透过他们。所以半年期间，他们只见来信，不见回信。唯一一次例外是可爱的“女秘书”武慰先要来看我，我正式回她一信，寥寥数语，除此之外，他们无法从信上罗织出我的思想问题或任何问题。
有一次一封来信，因为手续失误，他们漏了影印，结果趁我在篮球场放风时，故意延长放风时间，以便潜入我房里，找出影印后再放回；刘峰松的几张稿件，以写信方式处理，因手续失误，一开始得以寄出，后来安全单位打官腔，承办人员只好私下求刘峰松帮忙追回。这些妙事，若再说刘峰松和我不是以政治犯身份坐牢，若再说我们坐牢不是政治原因，就未免太天真了吧？若再说我李敖是“侵占”罪名坐牢，就未免太不公道了吧？
关在舍房里的寂寞难挨，是一般人犯最吃不消的，他们要打发日子。打发日子最好的方法就是出来做工。做工虽然苦，但是大家抢着干。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大部分时间关在军法处看守所独居房，有一次换房，因人太多，派进一个桃园大园的流氓同我暂住。此公叫许性德，我在看书，他大唱日本歌，我说你太吵了，你做一点工吧，他说没工可做，我看到马桶内外有多年累积的脏斑，我说你就洗马桶吧，他说好，洗了一阵，脏斑洗不下来，他说只有用刀刮才成，你有刀吗？我就把私做的一把代用刀——用垫鞋底的铁片磨成的——交给他，他很高兴，就慢慢刮起来了。刮了一下午，只刮了一点点，我笑他做得太慢，他说：“我是故意慢的，有工要留着慢慢做，做完了怎么办？”许性德的话，一语道破了只坐牢不做工的苦处。做工除了容易打发时间外，工厂活动范围大，人也多，可以胡扯，搞香烟等违禁品也方便，所以人人争先恐后。从人犯的观点看，李敖只是判半年的轻刑犯，却关在独居房中，这是典型的虐待，绝非优待，只是李敖不在乎就是了。这种待遇，正是“侵占”罪其名，政治犯其实的待遇啊！周清玉的《关怀》杂志第一卷第二期登王拓的狱中抱怨，说：“王拓一直希望能派到工厂去做工，他表示六年以下的司法案件不应被当作重刑犯处置。”王拓真是书呆，他抱怨他判六年就被当成重刑犯，他不知道，李敖被判六个月就被当成了！其实，做工与我无缘，但有缘我也不会去干，因为我要努力看书，哪有闲工夫去浪费？可是工厂那边不知道，印刷工厂的许多大学生希望我过去，工厂主管们也向“名籍室”要求调我，“名籍室”的答复是：“李敖这样关法，是部里面交代下来的，不但你们调不动他，我们也调不动，甚至所长也调不动，少做梦吧！”——对这样一个轻刑犯如此对待，除了政治性原因，还有什么呢？1918年，罗素坐了四个半月的牢，“上面”交代要特别关在“第一区”，让他一个人住，少观察别人。1981年，历史在我身上重演。什么1918，1918没有过去，1981就是1918啊！
这个所关了三千三百人，但警察编阶的管理员只有一百六十一人，分班轮值，每班八十人，连同办行政的，总额在二百四十人以上。这些人，照中国传统说法，叫“狱吏”。汉朝周勃下狱后，感慨：“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我曾经做百万大军的总司令，但不知道狱吏竟是这样威风！）狱吏威风是符合中国传统的。传统的“狱吏”中，所谓“禁子牢头”，就是现在这些穿警察衣服的“法警”。法警只在法院内和监狱内行走，一出门就“脱掉这张皮”，因为怕跟真的警察混淆，在外面碰到情况，引起尴尬场面——有些情况警察要处理，而他们又非警察，自然尴尬。不过也有例外。当年法院为了配合国民党文化特务徐复观告我，突然派出一毛四的法警来抓我，我笑着问这一毛四：“你们抓人，不通知管区警察吗？”此公极有幽默感，说：“我们‘司法独立’，不要通知了！”——好个“司法独立”！这些“法警”多为欺善怕恶之徒，在他们眼中，李敖虽动笔不动刀，但与流氓无异，十足一恶也，因此怕我。
看守所虽然关了三千三百人，但专任医师只一人，专任护士只一人。平均每天医生要给四百人看病，固然困难，但一个也不看，也就离奇。专任医师即卫生课长金亚平，他要办行政工作，所以看病就推给王护士，王护士也少看，就推给药剂生和有医疗经验的人犯。例如逮到一个因堕胎判罪的妇产科医生黄仁温，就叫他看所有内科外科，以及所有的疑难杂症；逮到另一个因堕胎判罪的妇产科医生晁煜，也照样如法炮制。这种大全科医生每天看，平均看四百人的病，当然是胡看一通，敷衍了事。至于牙病倒是另有牙医，只是每星期一来一次，敷衍几十人后，算是看了。所以理论上，人犯牙疼必须选好时候，牙齿如不识相，乱在星期一以外的时间疼，那可活该（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军医冯胖子也是不看病，由台独人犯陈中统做大全科医师代看，冯胖子在旁边看武侠。牙医是警总医务室的工友，因为见多识广，也就每周跑来自告奋勇一次。不过此公只会拔牙，不会补牙，我的一些牙齿都为警总所不齿，故都未能保住，所以我对警总无法咬牙切齿了）。
看守所每次看病的场面，是惊人的。大全科医生进到舍房来，在管理员桌边一坐，就以平均两分钟看一人的高速看了病。人犯在通道上蹲成一行，然后逐一蹲着前进，在大全科医生膝前通过，就算完事大吉。感冒来的时候极容易传染，所以打针场面更是惊人，不管多少人，只用一根针管一根针，也不消毒就插入药瓶吸药，然后人犯一排排屁股先准备好，就逐一注射下去，我有一篇文章——《只换屁股不换针》，专写这种今古奇观。
福利社盈利是禁子牢头正式薪金、奖金以外的另一大财源，所以它的活动是洋洋大观的。福利社盈利的基础，是跟管理上的“坚壁清野”直接有关，因为管理上“坚壁清野”，所以人犯的物资来源大受限制，自然就不得不接受福利社的专卖和垄断。例如，福利社要专卖和垄断罐头、糖果、糕饼了，于是接见室就拒收人犯亲友送进来的罐头、糖果、糕饼，但按“羁押法施行细则”第85条规定，明明依法可送入罐头、糖果、糕饼，看守所岂不公然违法吗？谁说不是呢？可是违了又怎么样？
按说水果总不能拒收了吧？是不能拒收，但可以刁难得你无法再送。葡萄吗？不行！葡萄会使人犯造私酒，请拿回去！橘子吗？可以，但请你一个个把皮先剥开，我们才给你登记，因为橘子中间有空，可以把酒注射进去！你这位家属，你看看我们的福利社就在我旁边，为什么不买我们的橘子呢？我们的橘子不要剥皮，买我们的好不好？
“羁押法施行细则”第85条只规定可以送水果，但没“细则”到橘子“皮下注射”，台北看守所竟有狱吏大法官可以如此曲解，然后整人犯和人犯亲友，想想看：一个人犯亲友老远地跑来土城，等了几个小时，还送不进去橘子，要蹲在地上一个个代剥橘子皮，这是什么景象；几小时后收到橘子的人犯，独居小房之中，坐在地下，面对十几个全部没皮脏兮兮的橘子，又怎么处理？第一天吃不完，第一天夜里有蟑螂、蚂蚁代吃，第二天也烂得差不多了！
福利社不但供应罐头、糖果、糕饼、水果外，还可供应大菜。1982年1月下旬的大菜菜单是：香菇炖鸡四百元、金针炖鸡四百元、四喜拼盘四百元、牛肉拼盘四百元，诸如此类，至于内容，天知道那是什么香菇，什么金针，什么鸡！当然，如果再加钱，材料和做法自然又不相同。流氓们惜别聚餐，可以叫到上万元的大菜，他们报请主管特准，也请我参加过，吃法是在走廊地上摊开报纸，上放诸盘大菜，大家蹲成一圈（我有一个小板凳），然后绕菜而食之。在市面餐厅吃饭，桌上有菜动人不动的大转盘英文叫Lazy Susan（懒惰的苏珊），我们这种菜不动人动的，实在该叫“忙碌的（男）苏三”，我想，京戏里《苏三起解》的苏三小姐，都不能想象这种地方的高利润！
人犯在法庭过堂回来，要脱光检查，管理员要查头顶，查嘴巴，查胸前，查背后，查脚心，查衣服，查拖鞋，也查肛门，以防肛门中夹带现金或烟毒，方式是人犯背对管理员，向前弯腰，以两手扳开屁股，露出肛门给管理员看。平均一个管理员一个星期看过的肛门，比一位直肠科名医一年看的还要多。有一次，我开中心诊所的杜圣楷大夫的玩笑，我说：“杜大夫，你学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学直肠科，整天看人家屁股？”杜大夫开玩笑说：“人的屁股最好看，你不知道的！尤其是黑人的屁股，最好看。”我想，喜欢看屁股的人，实在可以来做台北看守所的管理员——可看的屁股可他妈的太多了！杜大夫真没眼福啊！
在书刊方面，看守所的查扣范围是很宽的，凡是书名上有“刀”“枪”“剑”“戟”“侠”“欲”“冤”“仇”等的书，一概查扣。王拓住在这边的时候，有一次，家里送来一套《战争与和平》，看守所的辅导组竟搞不清这是什么书，只是觉得书名怪怪的，乃报请“高等法院”检察处处理，“高检”处皮球踢到“法务部”，“法务部”说“查禁书刊应以‘查禁图书目录’所列者为准”，而要所方“自行核办”。这一踢皮球的笑话，显示了这些公务人员的程度。另外在报纸方面经常遭到切割后，才发给人犯（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其间有近五年的时间，甚至《中央日报》都不准看，所以根本不发生被切割的问题。雷震同我说，他坐牢可以看报，但是切割得很厉害，他抗议，监狱负责人说：“有问题的新闻你没权利看。”雷震说：“就算你们说得对，可是你们一切割，背面那一块没问题的也给切掉了，那一块我有权利看啊！”监狱方面没办法，就改用墨来涂，不再切割了。但所谓切割，只是掩耳盗铃而已，重要的新闻，还是不久就可以“补”上。雷震举例说：“李宗仁投共的新闻给切割了，可是过几天看到白崇禧责备李宗仁的新闻，就可以推断出那天被切割的新闻原来是什么了。”台北看守所最早也用涂墨法，但嫌动笔太麻烦，就动刀了）。
书报以外，看守所个把月会来一名教棍，来传福音一小时。人犯们因为可趁机在通道地上坐一下，所以也就蜂拥而出，大唱“我主耶稣”一阵而归。教棍来的时候，他们约我参加，我不去，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就是耶稣！”（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候，军法官审问，我一言不发，法官问我为什么不说话，我说：“耶稣受审时，他也没说话。”由此可见，我以做耶稣为常业，精卷三尺，非一日之耶稣也！到台北看守所第二次做政治犯，我更有耶稣感。耶稣跟强盗钉在一起，我则和强盗关在一起，这岂不更“感同身受”吗？）教棍传教以外，宗教活动就全凭个人自我修持了。一般说来，死刑犯信佛的比例较多，尤以急来抱佛脚的多。不过，也有毁佛的例子。一个人犯，盼望无罪，大信其佛，不料判决下来，竟是五年，此公大怒，乃将佛像一丢，“干你娘”起来了。另有一种教棍，信得也颇虔诚，满口上帝，实在讨厌，不过他们倒也颇能自得其乐，此宗教鸦片之功也。宗教对人犯的自欺，不无帮助，有时候，它有助于人犯情绪的稳定，虽然这种稳定，不如一根被查禁的香烟。
看守所在舍房通道上挂了四个扩音器，在收风后，也来点音乐，最可怕。我算来算去，好像只有两张唱片，所以反复总是那几首歌，有《高山青》《绿岛小夜曲》《夜来香》《月满西楼》《玫瑰玫瑰我爱你》，和我不记得歌名的几首，如《掀起你的盖头来》，如《太阳下山明朝还是一样的来》，如《先生买一朵花呀》，如《情人情人我怎能忘记她》，如《东山飘雨西山晴》等。唱片也是老爷的，《绿岛小夜曲》每播必在“水面上摇呀摇”个没完，直到管唱机的过来一推，才有“姑娘飘呀飘”出现。1981年11月22日，有记者团来参观，看守所为粉饰，乱买了一阵唱片，从早就大播特播，其中有《魂断蓝桥》，真会煞风景也。第二天清早，又特予重播，魂又续断一阵。我出狱前一周，又改播《何日君再来》，我当然不信看守所所长朱光军在作弄我，因为他没有这种幽默感，大概只是巧合吧。
如果平时这种播音算是娱乐的话，“国定”假日的就绝对不是。“国定”假日最可怕，一早就来了全套“爱国歌曲”，一路战斗与《梅花》不绝，要足足闹一上午才停。除了骂刘家昌王八蛋，已别无他法。狱中人犯对所有假日都讨厌，因为假日一来，接见受阻，放风停止，对人犯全无好处。放风就是出来运动。“监狱行刑法”第50条明定“每日运动半小时至一小时”，但在事实上，却至多二十分钟，并且阴雨天气也给取消。放风时候，一部分人可以打篮球，这种篮球，有二特色：一、没有鞋，都是赤脚跑来跑去。二、死刑犯挂着脚镣，照旧跑来跑去无误，这两幅画面，令我难忘。
我到看守所第二天，就参加了放风，走到放风场，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各路角头流氓向我打招呼，并奔走相告说：“看呀！胡茵梦的丈夫！”——我纵横文海二十年，在文化界，声名盖世，可是要盖流氓界，却只能以名女人前夫显，名女人的确比我这名男人有名多多呢。我改写宋人的词对自己说，这叫“散步出黑牢，满楼黑袖招”！其实，说我在文化界声名盖世，也是自己吹牛。在中兴大学念中文系的小屯，要查作家名录，她翻看“中华民国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的《中华民国作家作品目录》，发现在九百页的目录中，胡茵梦占了一页，可是李敖连一行字都没有。可见在国民党官方钦定的名单中，胡茵梦是作家，而李敖连作家都轮不到，李敖之为无名小辈，可想而知矣！事实上，我虽对外吹牛，自己还是满谦虚的，每次“忘了我是谁”而有自大狂的时候，我就想到两个故事：有一次我在“金蛋糕”吃东西，突然一名女侍拿了一个纸板走过来，要我签名，我很高兴，心里想：“想不到这里还有人认识我。”但女侍说：“我们老板讲过，每个客人都要签名。”还有一次，我弟弟肠胃出了毛病，就介绍他到“新高原药房”找一位李大夫。新高原的李大夫有两位，一位是妇产科的，一位是肠胃科的，我认识的李大夫是肠胃科的李承泌大夫。可是我弟弟找错了，找到那位妇产科李大夫，告诉他：“我是李敖的弟弟。”那位李大夫忙点头道：“李敖吗？我认识她，她下个月就要生了。”
在住的方面，房长三点四米，宽一点八米，但这种空间又有二分之一以上不在走动范围以内，因为通风管、洗脸槽、水缸、马桶、铁床、落地小柜等等，已占去二分之一以上，剩下的，不到三十块塑胶地砖，走对角线每五小步，就得转身，在里面运动，项目要随空间来决定，凡是横式的运动，又左又右的运动，都不能做，只能做伏地挺身、仰卧起坐、颈部运动和“原地马拉松”。我住的小房窗户朝北，阳光从没照进来过，住久了，觉得自己像是一根指北针，在乱流里自我把持方向。晚上只有房顶上的一根六十支光日光灯，房有两人高，光线下来，已经非常弱了。我在床上架上纸箱，纸箱上铺块掉下来的小柜门板，大部分以右腿盘地左腿垂地的坐床姿势，看书写作。报上说国民中小学生“坐姿不确，照明不足，视力大受影响”，我想我也如此。国民党宣传他们在抗战时候“以空间换取时间”，我则正好相反，我整天在以“时间换取空间”，甚至“以光明换取黑暗”。我又努力工作了半年，半年中，我又创作出不少给人光明的资料，虽然我自己，却陷身黑暗里。
我住的孝一舍共四十七间，舍房按八德分类，又各三层，所以我只是八德乘三后的四十七分之一，渺小可知。我因为精力过人，只睡五到六个小时，从不午睡，所以生活方式，与一般人犯大不同。我大约清早3点前就起来了，6点50分起床号的时候，我已经工作三四个小时了。起床号后全舍开始噪音，有这么密集的心情苦闷的邻居，其音安能不噪？这种噪音，直到午饭以后，才能稍好。等午睡过后，又噪音开始，直到9点入睡号为止。
住的方面最有特色的是马桶。每个马桶上面，都没有马桶盖，大便要直接坐上去，冬天时候，一坐上去，就像在屁股上套个大冰圈，我名之曰“套冰圈”。大便完了，起身时要小心，因为皮肤已与马桶有粘接现象，要慢慢站起，才不会痛。大便时候，整个屁股十足有“全盘西化”之感；大便以后，发现屁股上多了一个圈，好像桂冠诗人的桂冠一般，我名之曰“桂冠屁股”。
在以人犯为单位上，我虽不过是三千三百分之一，但看守所受命关李敖，却不敢草率从事。我报到那天上午，“法务部长”李元簇到看守所，看守所为我特别清洁房间，抹掉以前人犯留下的字迹，把铁床锁紧，等等，不一而足。这是看守所有史以来没有过的。清洁后，副所长汪本流特别看过，表示满意。他又严格嘱咐，安全第一。安全包括不使李敖搞鬼，也不许别人搞到李敖的鬼。副所长严格嘱咐孝一舍主管，绝对不能有流氓对李敖动拳头事件，李敖名气太大，闹出事来大家都要完蛋。孝一舍主管拍胸脯保证，又叫流氓们拍胸脯。流氓们说我们佩服李敖，绝不会出事。我报到当天晚上，就有香烟偷送进来（他们还以为我抽烟，其实我早戒了）。第二天第三天，已经一派“天时地利人和”气象，流氓虽被嘱咐不要同李敖多说话，可是我还是知道了一些秘密与冤情。孝一舍主管惊讶说：“你这样吃得开，这样拉风，我真没想到。美丽岛那批人住在这里的时候，可没你吃得开，你真有一套！”
在看守所期间，我最感谢两位囚犯。一位是于长江，他本是台中一中的学弟，因退票坐牢，被派到伙房做饭。他经常为我烧个菜，老远自伙房端来，送给我，让我“吃小灶”。另一位是石柏苍，他原是台北地方法院书记官，因冤案坐牢，牢里人手不足，白天调他去办公，晚上回押房，住我隔壁。我一入狱，他就在窗口自我介绍，说是我读者。我怀疑此公身份，因而问他如何证明你是。他说他可以背一首我的诗为证，我说你背背看。他就像小学生一样哇哇背起来，我顿时验明正身无误。自从认识了他，就无异认识了一个“贼”——他白天上办公厅，晚上就偷运资料给我，我就根据资料，秘密写成四万五千字的《监狱学土城？——第二次政治犯坐牢记：〈天下没有白坐的黑牢〉》长文，再由他冒险分批寄出，交给他太太保管。1982年2月10日我出狱当天下午，就招待记者，公布此文。由于我一再发表有关司法黑暗，监狱黑暗文字，并陆续为许多冤狱抱不平，引起“行政院院会”、中外舆论、电视、“立法院”以及被迫害者的重视。在国民党“立委”温士源疾呼阻止李敖英雄形象流传后一周，新竹少年监狱即发生空前大暴动事件，另加上台北监狱越狱等事件，“法务部长”李元簇乃黯然下台。“法务部”监所司副司长王济中公开说，这都是关了李敖惹出来的祸。
不过，由于李敖惹出祸，有一个人倒跟着得了福，他就是“法务部”次长施启扬，李元簇下台，他升官做“部长”。我坐牢时，有一天放风，禁子牢头匆忙跑来说：“施次长在办公厅等你，想见你，请李先生去一趟。”我夷然答道：“可是李先生不想见他啊。”我又补了一句，“告诉他，想见李先生吗？李先生说请你到押房去见他！”施启扬和一般大员一样，都是不敢来押房的，所谓考察狱政，都只是在大走道上走马看花而已。我拒见施启扬，弄得牢心大快，大家争传李某人真是架子大，大官来看他，他大屌甩都不甩呢。
1981年11月9日，我曾译《新约·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八至十节给“汝清”：
似乎是骗子，却是诚实的； as deceivers，and yet true；
似乎不为人知，却大大有名的； as unknown，and yet well known；
似乎要死了，却还活着的； as dying，and behold，we live；
似乎在受刑，却不致送命的； as chastened，and not killed；
似乎忧愁，却常常快乐的； as sorrowful，yet always rejoicing；
似乎很穷，却叫别人阔的； as poor，yet making many rich；
似乎一无所有，却样样都不少的。 as having nothing，and yet possessing all things.
这段译文，最能代表我的坐牢哲学。我另有《隔世》一诗，写“汝清”离去后的情境，最能代表我的坐牢聚散哲学：
隔世的没有朋友，
别做那隔世的人，
隔世别人就忽略你！
像忽略一片孤云。
离开你了——柔情媚眼
离开你了——蜜意红唇
什么都离开了你，
只留下一丝梦痕。
当子夜梦痕已残，
当午夜梦痕难寻，
你翻过隔世的黑暗，
又做了一片孤云。
又有一首《鼓里与鼓上》的诗，写住我楼上的死魂灵，最能代表我的坐牢互动哲学。“狱中独居，楼上关了独居的死囚，戴着脚镣，彳亍踉跄，清晰可闻”：
我在鼓里，
他在鼓上。
他的头昏，
我的脑涨。
声由上出，
祸从天降，
他若是我，
也是一样。
我在鼓里，
他在鼓上。
他走一回，
我走十趟。
他向下瞧，
我朝上望。
我若是他，
也是一样。
这种精细的感受，精炼的表达，我不相信别的诗人能达得到。我常自喜我是诗人，可是笨蛋们都不相信。
我前后两次坐牢，所坐皆为“非其罪也”的冤狱，但达观博识之下，发现坐牢的坏处有五百种，但是也有五种好处：
第一，你没有时间了。你对时间的感觉，完全变了。表给没收了，时间单位对自己已经拉长，已经不再那么精确。过去有表，一分钟是一分钟，五分钟是五分钟，一坐牢，一切都变成大约了，无须再争取一分钟，赶几分钟，提前几分钟，或再过几分钟就迟到了，来不及了。换句话说，永远不要再赶什么时间或限定什么时间了，你永远来得及做任何事——除了后悔莫及，如果你后悔的话。
第二，你没有空间了。你对空间的感觉，也完全变了。空间的单位已经缩小，已经不再那么动不动就多少坪，多少里，或什么几千公尺了。你开始真正认识，什么是墙。墙在你眼前，在你左边，在你右边，在你背后。四面墙围住一块小地方给你，那简直不叫空间，而像是一个计算空间的最小单位。你坐在地上，双手抱住膝，用屁股做中心，脚尖着力，转个三百六十度，你会感到，你仿佛坐在立体几何里。立体几何谈遍了空间，但它自己，只是一本小立体。
第三，你没有敌人了。你的敌人把你关起来，就是把你和他们分割，大家一了百了。所以，一切都一了百了，你不再见到他们那一张张讨厌的丑脸，不再听到他们一声声同样的噪音，你的眼前不再有他们查问，背后不再有他们跟踪，你开始落得清净。
第四，你没有朋友了。朋友胆大的已经同你一起坐牢，胆小的心中庆幸你总算进去了。他们的心情，就好像守在病房外面探望一个得传染病要死又不死的朋友，病人死了，对双方都是解脱。你刚坐牢的时候，他们有的会来看你一次，也只是一次，以后，他们不再好奇了，一个人到动物园看过斑马以后，可以十年无须再看斑马。所以那次来看你，不是来探望，而是来了清心愿，或来永别。但是，无论怎么说，他们在胆小的朋友中，是伤人心最少的。
第五，你没有女人了。坐牢时候，你的形而上和形而下是一起坐的，除了犯的是风化罪，十九都是形而上惹祸，形而下遭殃。在午夜梦回，形而下向你抬头抗议或向你揭竿而起的时候，你当然对它抱歉。不过反过来说，从形而下惹来的种种女人的苦恼，也因坐牢而一笔勾销。为什么？男女关系本来是铁链关系，难分难解，可是一坐牢，就从铁链关系变为铁栏关系，就易分易解了，因为女人是你坐牢时离开你最迅速的动物。女人不离开，你只是男性；女人离开了，你才是男人，坐牢可使你变成纯男人，从一物两用变成一物一职，倒蛮适合精简原则、倒也不错。
在牢中术语，第一次坐牢叫坐牢，第二次坐牢却叫“二进宫”。我在“二进宫”六个月里，除了见了“汝清”、武慰先这些漂亮的小女生外，朋友们我都没见，唐德刚、张坤山、陈晓林、李昂、许以祺等都枉来土城看守所。许以祺有一篇《“钟声无恙我将归”——李敖二度出狱有感》，颇能知我，全文如下，用作我牢狱生涯的总结：
李敖是去年7月第二次被关进台湾牢里。今年1月，我有些杂事去台北，有些念着他，就决定去土城监狱看看他。那天倒是晴天，暖暖的太阳使人幻觉春天已经来到。我叫了一辆计程车直驶土城。满以为到了土城乡下可以呼吸一些清新的乡野空气，谁知出租车一路驶去未出台北就到了土城，原来这两个城镇已连了起来。土城满街竞选的招贴又污染了视野，换来我一肚子的不高兴。到了土城监狱，李敖又不肯出来会客，狱警说“他在黑暗里寻找光明”。后来想想，何必去看他呢？真要是见了他又能说些什么？
在回来的路上，忆起1979年在台北金兰大厦看他的情景。离前一次看他已匆匆十五年。我们谈了几个深夜。他瘦了些，却精神抖擞。表面上仍然童心未泯，骨子里却深沉得很。我看他很怕冷，穿得出奇地多。后来知道他的胃也不好，同他的关节炎一样，都是在牢里造成的。我问他牢里的日子可好？他嘴角带动一下，没有笑，就岔开话题谈别的。后来我忍不住又问他，他长长地看了我一会儿，指着客厅里的钢琴说：
“这是我在牢里赚的钱为我女儿买的！”
“在牢里能赚钱？”我诧异地问。
“我为其他的牢犯写状子。”
“能赚这么多？”
“其实赚的不止此数，其他的都分给难友了！”
我知道李敖常接济他所同情或佩服的人，不过听他自己提起还是第一次。此后他再没同我谈过牢里的事情，当然更谈不上他的感触了。他把牢里的事看成很私己的，不愿别人共同负担。同李敖做泛泛之交很容易，他对世俗的兴趣也大。但总要同他深交而且触及他的灵魂时，才能真正喜爱他。他的一首旧句很能道出个中滋味：
何必空杯容索寞？
何不仗酒打山门？
醉眼未开开应笑，
笑请朝阳斩黄昏。
今天在台湾及海外的知识分子，多数都养尊处优了。大家很忙，只能用闲情来关怀魏京生、刘青；也只能以“冶静”“旁观”的态度看“美丽岛事件”“陈文成事件”，并以此态度为骄傲。不论正反，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参与的热诚，更不必谈“舍生取义”了。知识分子的“漠不关心”已成了近二十年来的世界性气候，形成了新的酱缸。假如说要找一个为理想，为原则死拼的怕不多。李敖却是一个，他的独立特行，使他孤零零地与别人远远地分开。近十几年来，不论在牢里牢外，他总像个走钢索的江湖艺人。许多人等着看他的精彩表演，我总是替他担心捏汗。他倒是艺高胆大，斗志激昂，偶有失手也不气馁。三年前他复出后，仍不改江湖艺人本色，走他自己的钢索。在这种情形之下，实在无法用常人的价值去衡量他。对他自己的价值，他是自负而肯定的。他的另一首旧诗就写他自己的这种心境：
上帝所造皆鼠子，
抬头我欲笑天公。
冷眼白尽世间相，
漠然无语傲群生。
李敖常常用自己比耶稣。我同他说这是不能比的，耶稣的爱心怕只有神才有。他说同耶稣比受难总可以吧！我倒相信他同耶稣一样都能背十字架，不过耶稣是为世人背，李敖只为自己的理想、原则背，这也是神同人的分野。李敖毕竟是读历史的人，他对一切人和事都以历史观点出发，这是很可取的观点。他的耐力、韧性或都源于此。他勤奋，重视自己的时间。他精力充沛，警觉性高，融会贯通力强。我总觉得他像一面镜子，看到他，会使人想到自己，反省许多事情。同他在一起，总使你觉得他负有重大的任务，也亟待完成。他在另一首诗里写道：
烟尘弥漫千重雾，
辛苦或失楼前树。
达者无为无不为，
且为后世铺长路。
1980年再去看他时，他说他正在写有关谭嗣同的历史长篇。他滔滔不绝地讲谭的满腔热血，他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胸怀，以及谭的文学造诣。戊戌政变失败后，谭不愿逃走，宁可以死酬国，在菜市口被清廷斩首时毫不畏惧从容就义。李敖当时讲得很激动，这种事本来就是使人感动的，但对李敖，却不止此。你会觉得他是在身体力行。那天我们谈得很晚，第二天一早他就来了，带来一个扇面送我。他记得我曾要他在我的杭扇上写几个字。想不到他抄了一整扇面谭嗣同的诗给我。前首八句颇能表达李敖自己的情怀：
无端过去生中事，
兜上朦胧业眼来。
灯下髑髅谁一剑？
尊前尸冢梦三槐。
金裘喷血和天斗，
云竹闻歌匝地哀。
徐甲傥容心忏悔，
愿身成骨骨成灰。
早在60年代初，我就说李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斗志。二十年后，本性未改。许多人说李敖这样下去迟早是一个悲剧角色。看他的诗，看他对谭嗣同的仰慕，好像他自己也有准备似的。他不止一次对我说，你们这些在外面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的精英，但是你们为中国做了些什么？这是李敖对我们的期望，而我们对李敖的期望是什么？李敖第二次入狱，多少人觉得他是自作自受，多少人道听途说，落井投石，我们连起码的把人同事分别开来都做不到。我们在乎的还是私人恩怨，不是原则支持。
苦心岂免含冤怨？
求全难燃已死灰。
如今哪复沧海日，
钟声无恙我将归。
李敖二十年前写这些句子时，可能是为情而写，正像他写的其他东西一样，迸发强烈的历史感。今天再读它们，仍可在不同的层次里揣摩它的意义。“钟声无恙我将归”，2月初他出狱归来，立即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大爆监狱黑暗内幕。他说六个月的牢不是白坐的，他看了一卡车的书，写了三十万言，出了六本书，完成了一篇十万字的小说。
这就是李敖，旺盛的精力，激昂的斗志。对于他，我们能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