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初，我再次站在了大都会剧院的舞台上。那时我和大多数人都相信，只有协约国取得胜利，这个世界才能获得自由、复兴和文明的希望。于是，每一场演出结束后，我都会表演《马赛曲》，全场观众也总是激动地站起来。我并没有停止表演理查德·瓦格纳的音乐，因为我觉得所有有识之士都会认同，因为战争的原因抵制德国艺术家是不明智的。
俄国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来，所有爱好自由的人都激动不已。当晚，跳完激情澎湃的《马赛曲》之后，我又演绎了《斯拉夫进行曲》。这首曲子的中段引用了俄国国歌，颂扬沙皇，但是我却舞出了农奴们在鞭子下受尽折磨的悲惨画面。
我的舞蹈动作与背景音乐强烈不协调，或者说完全相反。观众们的情绪被调动了起来，有些骚动。
奇怪的很，在我的整个艺术生涯里，最吸引我的一直是这种表现绝望和反抗的作品。我穿着红色的舞衣，用舞蹈表现革命，号召被压迫者拿起武器抗争。
十月革命发生的那天晚上，我跳得酣畅淋漓。看到那些饱尝痛苦、受尽磨难、为人道事业献身的人终获自由，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每晚坐在包厢里看我表演的洛亨格林开始感到不安。他是否担心这所由他赞助的学校，也许会成为一种危险的力量，将他和他的数百万财富推向毁灭？可是，我内心的艺术冲动太强烈了，我无法扼制住它，即使是为了我所爱的人。
俄国十月革命洛亨格林为我在榭丽酒店举办了一场招待会。招待会首先以晚宴的形式开始，随后是舞会，最后是丰盛的夜宵。他借此机会送给我一条精美的钻石项链。我从来不需要珠宝，也从未戴过珠宝。但是这一次，他情绪很好，我便让他为我戴上了钻石项链。接近凌晨的时候，客人喝着一杯又一杯的香槟酒，精神振奋，我自己也因为这种欢乐的场面而多少有点亢奋，再加上酒精的作用，整个人都变得轻飘飘了。我突然不合时宜地起了一个念头，要教一位年轻英俊的小伙子跳探戈——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看过别人跳这种舞。正跳得起劲的时候，我忽然发现自己的手臂被一只强劲的手抓住了，回头一看，居然是洛亨格林。他正火冒三丈。
这条不幸的项链，我只戴过一次。因为此事发生后不久，洛亨格林又发了一次脾气，然后就杳无音信了。我不得不一个人面对巨额的酒店账单，承担学校的所有开支。向他求助不成之后，我只好把那串精美的钻石项链送去了当铺，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它。
我被困在纽约，身无分文。这个社交季节快要结束了，我根本不可能再安排什么演出活动。幸好我还有一件貂皮大衣以及一块上好的绿宝石。据说这块绿宝石是从一尊著名的神像上取下来的，落入一位印度王子的手中。这位王子因为在蒙特卡洛赌钱而拮据，只得把它卖给了洛亨格林。我将貂皮大衣卖给了一位出名的女高音歌唱家，绿宝石则卖给了另一位出名的女高音歌唱家，然后在长滩租了一幢别墅避暑。我把学生们安顿在这幢别墅里，等待秋天到来，以便能够再次表演赚钱。
我一向花钱不节制，手里有钱了，就租别墅、买汽车以及日常用品，完全没有考虑到未来。我当时的确是没多少钱了，如果我能将变卖貂皮大衣和绿宝石所得的钱投资到牢靠的股票和债券上，无疑是更明智的，可惜我根本想不到这些。我们在长滩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像往常一样，招待了许多艺术家。有些客人还留下来住了几个星期，其中就有小提琴家伊沙耶。他从早到晚演奏着小提琴，优美的琴声飘荡在我们的小别墅里，令听众们心神荡漾。由于没有工作室，我们便在沙滩上跳舞，甚至为伊沙耶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庆祝活动，他乐得像个孩子。
夏季过后，我们回到纽约。可以想象，我又身无分文了。我心烦意乱地过了两个月，最后接受了一份前往加利福尼亚州表演的合约。
在巡回演出期间，我发现自己离家乡越来越近了。抵达之前，我从报上读到了罗丹去世的消息。一想到我再也见不到这位伟大的朋友了，我就伤心得泣不成声。奥克兰月台上正有一大群等着采访我的记者，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红肿的双眼，便在脸上罩了一块黑纱。结果，有人在隔天的新闻报道中说我故作神秘。
从我离开旧金山，踏上伟大的征程开始，已经过了22个年头了。你们可以想象我回到家乡的心情。1906年的地震和大火已经让这座城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四周的一切都很陌生，我几乎认不出来了。
1906年大地震后的旧金山 哥伦比亚剧院的观众很有素养，也很慷慨。他们非常友善，欣赏我的表演，评论界也是如此。然而，我并不满足，因为我想为更多的人表演。我于是请求到希腊剧院演出，却遭到了拒绝。我一直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拒绝我，是我的经理人缺乏沟通的技巧呢，还是有什么我无从了解的敌意？
在旧金山，我又见到了母亲。多年前，她因为思乡心切，不愿意在欧洲生活，便回到了家乡。她看起来苍老憔悴了很多。一次，我们在克里夫餐厅吃午饭，我从镜子里看到了我们两个人的样子，情不自禁地拿如今悲伤的我和忧愁的母亲同22年前的母女俩相比，那时我们充满了冒险精神，满怀希望地出去追寻梦想、创造财富。现在，我们功成名就了——可是为什么结局如此凄惨？或许，这个星球从一开始就对人类并不友善，我们活得并不顺畅，生命的结局自然也是大抵如此。我遇到过许多伟大的艺术家、智者和所谓的成功人士，却没有遇到过幸福的人。尽管有些人宣称是幸福的，但是任何一个稍有洞察力的人都能看出，在他们的面具后面隐藏着同样的不安和痛苦。在这个世界上，所谓的幸福大概是根本不存在的吧，即使有，也是短暂的幸福。
伊莎朵拉音乐上的知音——钢琴家哈罗德·鲍尔这种短暂的幸福，我在旧金山就体验了一回。我遇到了音乐上的知音——钢琴家哈罗德·鲍尔。他说我是个舞蹈家，更是个音乐家，我的艺术让他理解了巴赫、肖邦和贝多芬音乐中的那些令人费解的片段。听他这么说，我既惊又喜。在这奇迹般的几个星期里，我们体验了一种美妙的艺术合作关系，因为正如他所言，我帮他打开了通往他的神秘艺术的大门，而他则让我发现了以前从未设想过的艺术诠释方式。
哈罗德过着一种雅致的、知性的生活，远比普通人来得高尚。他不像大多数音乐家那样只局限于音乐领域。相反，他热情地拥抱所有艺术形式，对于诗歌和最深奥的哲学都有广泛涉猎。当两个在艺术的道路上追求同一崇高理想的人相遇的时候，他们便陷入了酒醉般的情境中。我们虽然滴酒未沾，却一直处于迷醉的状态。我们的每一根神经都涌动着战栗的希望，我们的目光在意识到这种希望的过程中交缠，我们体验到极致的喜悦，仿佛是痛彻心扉地嘶喊出来：“你有没有感觉到肖邦的这个乐句是这样的？”“是的，就是这种感觉，不过还要多一点点。我用舞蹈动作达吧。”“啊，多么贴切的表达！我现在就弹奏给你听。”“啊，多么快乐——多么极致的喜悦！”
这就是我们之间的交流，它不断加深了我们对钟爱的音乐的理解。
我们在旧金山的哥伦比亚剧院举办了一场演出。我认为，这是我艺术生涯中最为快乐的一件事了。与哈罗德·鲍尔相遇，再度让我置身于光明与喜悦的神奇境界中，唯有与这样一个天资卓越的灵魂在一起，我才能有如此强烈的感受。那时，我多么希望这样的合作能够继续下去，甚至幻想我们的合作也许会开发出一种音乐诠释的全新领域。但是，唉！我没有考虑到环境的因素。我们最终无奈地结束了这种合作关系。
在旧金山的时候，我结识了著名的作家、乐评家雷德芬·梅森。一天，鲍尔的音乐会结束之后，我们共进晚餐。梅森问我，他能做点什么，让我在旧金山过得开心些。我回答说，只有一个请求，希望他无论如何都要答应我。他答应了。我取出笔，写了一首赞美鲍尔音乐会的长篇颂歌，其中开头部分模仿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写法：
你那双精美的巧手
落在神圣的琴键上
为我奏出悠扬的音乐……
我怎能不嫉妒那些欢快的琴键
亲吻着你手心里的脉脉温情
……
颂歌的结尾是：
既然顽皮的琴键沉醉于此，
那就给它们你的手指，给我你的双唇。
雷德芬尴尬极了，但又必须信守诺言，接受“游戏规则”。第二天，这首落款为他的名字的颂歌在报纸上刊出后，所有同事都肆无忌惮地揶揄他对鲍尔骤然迸发的热情。我善良的朋友默默地承受了所有这些取笑。鲍尔离开旧金山后，他便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最贴心的慰藉者。
哥伦比亚剧院虽然来哥伦比亚剧院观看我表演的观众都很有素养，也很热情，但是这些家乡人对于我创办学校的美好理想却无动于衷，这未免令我很是沮丧。有一大群人开始模仿我的舞蹈，也有几所学校模仿我的学校，他们似乎已经心满意足了。他们似乎认为，我艺术中的严肃部分有可能带来负面效果。我的模仿者们个个甜得发腻，只撷取我舞蹈中的一部分取悦观众，并美其名曰“和谐与美”。但是，抛开了严肃部分，也就意味着抛弃了主要的、真正的内涵。
瓦尔特·惠特曼对未来美国充满了憧憬，在感悟到内心蓬勃的美国之爱的瞬间时说：“我听见美国在歌唱。”我能想象惠特曼曾听见的那首强劲雄浑的曲子，它从太平洋汹涌的浪涛中升起，穿过广阔的大草原，与孩了们、青年们、男人们和女人们齐声高唱“民主”。
我读惠特曼的这首诗时，也看到了未来的图景——我看到美国在舞动，最贴切地表现了惠特曼所听见的那首美国之歌。这音乐的旋律就像落基山脉蜿蜒起伏的山脊，有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它跟爵士乐那种撩人的轻快节奏完全不同，表现的是美国灵魂通过辛勤劳动实现和谐生活的向上攀升的激情。我所看到的与之对应的美国舞蹈，没有一丝狐步舞或者查尔斯顿舞的痕迹，它是孩子们活泼生动的跳跃，奔向制高点、奔向未来成就、奔向美国崭新而伟大的生活远景。
爱尔兰吉格舞每当人们说我跳的是希腊舞的时候，我都报以微笑——心里却略感苦涩。事实上，我的舞蹈起源于我的爱尔兰祖母常常挂在嘴边的故事。那是1849年，她18岁，祖父21岁，他们驾着一辆敞篷马车横穿整个大草原；后来，在与印第安人进行的那场著名的战斗中，她把孩子生在马车上；等到他们终于打败了印第安人后，祖父才把头探进马车，迎接他们的新生儿，而他手里的枪还在冒烟。
他们来到旧金山后，祖父搭建起最初的木屋。我依然记得小时候去那栋木屋拜访他们时的情景。祖母很怀念爱尔兰，喜欢唱爱尔兰的民歌，跳爱尔兰的吉格舞。我觉得，拓荒者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及与印第安人战斗的光辉历史已经深深地融入了这些舞蹈中，有时甚至还带着点印第安人的姿态。后来，祖父以托马斯·盖瑞上校的身份从内战硝烟中光荣返乡，同时也带回了当时流行的爱国歌曲。祖母把所有这些元素都融合进吉格舞。我从她那里学会了跳吉格舞，并加入了新一代美国人的无限憧憬。我不断添加新的东西进去，直到加进了瓦尔特·惠特曼的诗行带给我的那些伟大的生命启迪。这便是我带给全世界的舞蹈的源头，而人们却误以为我是从希腊舞中得到了灵感。
第一位舞蹈哲学家尼采这就是我的舞蹈源头，或者说根基。去了欧洲后，我知道了三位大师，他们是19世纪舞蹈的伟大先行者：贝多芬、尼采和瓦格纳。贝多芬创造了强劲的舞蹈旋律，瓦格纳创造了雕像般的舞蹈形式，尼采则在精神层面启迪了舞蹈。可以说，尼采是第一位舞蹈哲学家。
我常常想，那位能够听见瓦尔特·惠特曼的美国之歌的美国作曲家在哪里呢？谁将为美国之舞创作出真正的音乐，不带有爵士乐的节奏——那种强调腰部以下力量的节奏，而发出心灵深处的节奏？因为心窝是灵魂在世间的寓所，从太平洋开始，穿过大草原、内华达山脉、落基山脉，一直延伸到大西洋，这一片广袤的大地都笼罩在辽阔的天穹之下，心灵则能够不断飞升，直达天穹下那面飘扬的星条旗。我请求你们，年轻的美国作曲家，为这种表现惠特曼的美国梦、林肯的美国梦的舞蹈谱写音乐吧。
查尔斯顿舞有人认为爵士乐能够体现美国精神，我觉得这种想法太荒谬了。爵士乐的节奏只是传达了原始野蛮人的心声。美国之音绝非如此。我们需要有人将这种音乐谱写出来。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位作曲家能够捕捉到美国之音的旋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太强大了。但是总有一天，一种能够化混沌为和谐的恢弘音乐将从宽广的大地里喷涌而出，从无垠的天空中倾盆而下，体现出真正的美国精神。到那时，双腿修长、面容灿烂的男孩们和女孩们便可以随着这种音乐翩翩起舞了。他们跳的，不是查尔斯顿舞那种摇摆的抖动，而是一种引人注目、充满冲劲的舞蹈，越过埃及金字塔，越过希腊帕台农神庙，是亘古未见的表现力与美的动作。
这种舞蹈不会有芭蕾的空洞和献媚，也不会有黑人舞蹈充满感官刺激的抖动动作。它非常纯净。我看见美国在舞动，一只脚踏在落基山脉的最高峰，一只手延伸到大西洋，另一只手触到了太平洋，美丽的头颅耸入云端，前额闪耀着亿万群星编织的皇冠。
在美国学校里，人们鼓励学生学习瑞典体操、芭蕾等所谓的形体文化，这是十分荒谬的事。真正具有代表意义的美国舞者，不可能是一位芭蕾舞者。美国人的腿太长，身体太柔软，精神太自由，不适宜这种装模作样的优雅和踮起脚尖的舞步。众所周知，所有伟大的芭蕾舞者都是个子矮小、体形偏瘦的女性。一个身材高大、体形丰满的女人，永远也跳不好芭蕾。即使再富有想象力，我们也无法想象出自由女神跳起芭蕾时的模样。那么，美国人为什么要接受这种舞蹈流派呢？
亨利·福特，美国汽车工程师与企业家，福特汽车公司的建立者亨利·福特曾希望福特市的所有孩子都能跳舞。他并不赞成跳现代舞，而是想让他们跳传统的华尔兹舞、玛祖卡舞和米哀奴舞。但是，传统的华尔兹舞和玛祖卡舞表现的是病态的多愁善感和浪漫情怀，并不适合年轻人；米哀奴舞表现的则是撑裙盛行以及路易十四时代的宫廷文化的虚伪和献媚。这些舞蹈与自由的美国年轻人毫无瓜葛。
我们的孩子最适合的，是迈开步伐，跳跃前行，抬高头颅，伸展双臂，跳出我们的拓荒者的语言，跳出我们的民族英雄的刚毅，跳出我们的政治家的正义、仁慈和纯洁，跳出我们的母爱的伟大与柔情。美国的孩子们只有以这种方式跳舞，才能变得美好，才配得上“最伟大的民主”这个称号。
这才是真正的美国之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