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我们自己的生活拍成电影，恐怕我们都会惊呼：“这不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吧？！”还记得我们在伦敦街头流浪，一如狄更斯作品里的情形。现在想想那时候的事，真是难以置信。我们年轻人吃点苦头没什么，受到打击尚能保持乐观；可是可怜的年迈的母亲在历尽艰难之后还能坦然面对这种事情，现在回首想来很是令人惊异。
我们没有钱，没有朋友，晚上没有落脚的地方，就这样沿着伦敦的街道流浪着。我们试着找了两三家宾馆，但他们都坚称如果没有行李可押，就得交押金。后来又试了两三家旅馆，可所有的女房东都一样无情。最后我们只得在格林公园的长椅上过夜，却来了一个高大的警察勒令我们离开。
这种情况持续了三天三夜，我们以便宜的小饼充饥，却仍然精神饱满，白天就在大英博物馆里度日。还记得我在那里读温克尔曼的英译本《雅典之旅》，我忘记了当前的处境，我悲伤地哭泣，不是为我们自己的遭遇，而是为温克尔曼充满激情的发现之旅归来后的不幸逝世。
第四天黎明，我觉得必须得想个办法了。我让母亲、雷蒙德和伊丽莎白随我来到伦敦一家最好的宾馆，不要出声。这时值夜班的门房还似醒非醒，我告诉他我们刚从利物浦来到此地，行李还在途中，我们先开一间房，同时把早餐送过来，我点了咖啡、荞麦面包以及其他的美式糕点。
那一整天我们都睡在舒适的床上，每隔一会儿我就给门房打电话，向他抱怨我们的行李还是没送到。
“我们换洗的衣服也没到所以没法出门。”我说，于是我们晚饭也是在房间里吃的。
第二天黎明，考虑到诡计很可能就被揭穿了，我们像来的时候一样走出宾馆，但这次我们没有叫醒门房。
我们重振精神走在大街上，再次准备好面对这个世界。那天早上，我们信步走到切尔西一个老教堂的墓地里，在小路上我捡到一张报纸，上面报道
了某位太太在格罗夫纳广场买了一幢房子，正在大宴宾客，而我正好曾在这位太太家里跳过舞。我灵机一动。
“在这儿等我。”我对家人说。
伦敦格罗夫纳广场中午开饭之前，我独自赶到了格罗夫纳广场，来到这位太太家里，她亲切地接待了我，我告诉她我来伦敦发展了，在各家做私人舞蹈演出。
“我周五的晚宴正好需要，”她说，“你能在晚宴后为我们跳舞吗？”
我答应了，并巧妙地暗示她得预付一小笔订金，她立刻慷慨地签了张10英镑的支票给我。拿着支票我飞快地跑回去找家人，发现雷蒙德正在就柏拉图的精神论滔滔不绝。
“这周五我要去格罗夫纳广场某位太太家跳舞，威尔士王子可能也会来，我们就要时来运转了！”我拿支票给她们看。
邓肯的曼妙舞姿雷蒙德说，“我们先得找一个工作室，付一个月租金，再也不要受那些粗俗不堪的女房东的欺侮了。”
我们在切尔西国王路找了一间小工作室，我们没有床，直接睡在地板上，并觉得又回到了艺术家的生活，而且我们都同意雷蒙德的观点——再也不能住那种资产阶级旅馆了。
付完房租，我们用剩下的钱买了罐头以备不时之需，我还在自由之家买了几码棉纱布料用来作为某太太家演出的舞蹈服。那晚我伴着内文的《那喀索斯》起舞，演绎一个阳光少年（我那时候很瘦），爱上了自己水中的倒影；我还跳了内文的《奥菲莉亚》。我听到人们窃窃私语，“这孩子怎么会有如此悲痛的表情？”晚宴结束前，我跳了门德尔松的《春之歌》。
优雅又略带忧郁的邓肯席间，母亲为我伴奏，伊丽莎白朗诵安德鲁·兰翻译的忒俄克里托斯的诗歌，雷蒙德则做了一个关于舞蹈的演讲，论述舞蹈对未来人类的心理影响。那些养尊处优的观众显然理解不了这些，但女主人很高兴，我们算是很成功了。
那是一次典型的英国有教养的上流人士的聚会，会上没有人留意我光脚穿凉鞋、披薄纱，尽管这在后来引发了德国人对我评头论足。英国人太礼貌了，他们对我的演出服及舞蹈渊源都不发表任何意见。大家只是说说“很漂亮”、“非常愉快”、“非常感谢”之类的话，仅此而已。
不过这天之后，就开始有好多名门望族邀请我去他们家里跳舞。有时是在皇室面前跳舞，有时是在劳瑟太太的花园里。还会有饿肚子的时候，因为我的演出多数是无偿的。女主人们总是爱说“你会在公爵夫人面前跳舞，会在伯爵夫人面前跳舞”如何如何，“这么多有身份的人看你跳舞，你就会在伦敦一举成名了”。
还记得有一天在一个慈善募捐会上我跳了4个小时，作为答谢，一位太太亲手递给我一杯茶和一盘草莓甜品。我已经几天没吃饱饭了，所以那些草莓和油腻的奶油让我想吐。另一位夫人拿起一个装满金币的大袋子对我说：“看，多亏您为我们盲女院募集到了这么多钱！”
母亲和我都太要强了，不好意思告诉那些人他们有多残忍。相反，我们省吃俭用，把省下的钱用来买演出服，只为体面地出入这些场合。
我们买了吊床放在工作室，还租了一架钢琴。但我们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大英博物馆里度过。雷蒙德在那里描摹希腊花瓶和雕塑，我则努力去用舞蹈和音乐去表现它们。我们每天在那儿的图书馆待很久，中午在那儿的餐厅用餐，一个便宜的小圆面包就着一杯牛奶咖啡就是午餐。
大英博物馆内部的图书馆我们流连并痴迷于伦敦的美好，这里的文化和建筑美感，都是我在美国所向往的事物，现在我终于得偿所愿。
离开纽约后，我已经一年多没有见过伊凡·米拉斯基了。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一封芝加哥朋友的来信，信中主要讲了米拉斯基的事。他志愿参加了对西班牙作战，随军前往佛罗里达，在那儿染伤寒去世了。这封信对我打击很大，我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一天下午我去库柏学院翻遍了前几个月报纸的合订本，在密密麻麻的阵亡者名单中，我找到了他的名字。
那封信里还附有米拉斯基妻子的姓名和在伦敦的住址。所以，有一天我就坐着双轮马车去找米拉斯基夫人了。那个地址离我很远，在汉默史密斯附近。那时我或多或少还受美国清教徒思想的影响，心里觉得米拉斯基向我隐瞒这件事情的行为有点离谱，所以我没有把这次行程告诉任何人。把地址给了车夫，我就奔着这个临近伦敦郊区的遥远地方出发了。路上我看到了一排一排的小灰房子，整齐划一，这些房子的前门都阴沉肮脏，门牌却一个比一个有来头，比如舍伍德别墅、格伦宅、埃尔斯米尔、恩尼斯摩等不相称的名字。最后我来到了斯特拉寓所，按响了门铃。门开了，面前站着一个身高差不多只有正常人一半的妇人，我告诉她我想找米拉斯基夫人，之后被让进了闷热的客厅。我那天穿着一件格林威式的白色棉纱裙，系蓝色腰带，头戴一顶大草帽，卷发披肩。
我听到楼上沉重的脚步声，伴着尖细、清晰的声音：“姑娘们，按顺序，按顺序。”原来这里是一所女校。尽管米拉斯基已经不幸逝世，当我看到他太太的时候还是有点不知所措，那是一种担心与苦涩的嫉妒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感觉。她看上去只有半个正常人高，顶多四尺，瘦削，苍白，眼睛是明亮的灰色，头发也是灰色，但很稀疏，嘴唇薄而紧闭。
她并不热情，我试图向她解释我是谁。
“我知道，”她说，“你就是伊莎朵拉，伊凡在信中多次向我提起你。”
“抱歉”，我欲言又止，“他从未向我提起过您。”
“对，他不会说的。但是我就要去投奔他了，现在，他却死了。”
她的声音和表情让我忍不住想哭，后来她也哭了，仿佛我们是老朋友一样。
她带我去楼上她的房间，墙上挂满了米拉斯基的相片，年轻时候的他，相貌英俊而迷人，还有一张穿军装的照片，周围系上了黑纱。她告诉我他们的生活，他去美国追求发财梦，只是因为钱不够才不能一起去。
“我就要和他团聚了，”她说，“他一直给我写信说，‘过不了多久我就有钱接你过来了。’”
岁月流逝，她还是在这儿当家庭女教师，等到头发都花白，伊凡还是没有寄钱回来接她去美国。
和这个等待中的老妇人的命运相比，我真是勇敢多了。我不明白的是，作为伊凡·米拉斯基的妻子，如果她想去找他的话，为什么不去？哪怕是坐三等舱呢。我从来就无法理解，一个人想做成一件事，为什么又不去做。对于自己想做的事，我从不犹豫。尽管这有时候给我带来打击和灾难，但至少我尝试过了。这个可怜的耐心的小妇人，如何就能年复一年地只是干等着丈夫前来接她？
我坐在满是伊凡照片的房间里，手被伊凡太太紧紧抓着，听她不停地讲述，直到我觉得自己该离开了。
她让我以后再来，我也请她去我们家做客，可是她说自己一天从早忙到晚，给学生上课批改作业，根本就没空出门。
因为我已经让车夫先走了，只得坐在顶篷车里回家了。还记得回去的一路上我都在哭，为伊凡和他可怜的妻子的命运而哭，但同时还有一种庆幸，并蔑视那些失败者，蔑视那些将生命浪费在等待中的人，这无疑是一种年轻人的残忍。
当时我总是枕着伊凡·米拉斯基的照片和来信入眠，但是从那天起，我把这些物件都封存起来，放入了行李箱。
当我们的切尔西工作室租期满一个月时，天气也变得很热了。我们就在肯辛顿找了一个有家具的工作室搬了进去。这里有钢琴，还有更多的房间来工作。但很快就7月底了，伦敦的演出旺季过去了，8月到来，挣的钱有限。这个月我们就整天泡在肯辛顿博物馆和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里，图书馆关门后，从大英博物馆步行到位于肯辛顿的工作室。
有一天晚上，矮小的米拉斯基夫人出现了，还邀请我去吃晚饭，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她看起来很激动，因为这次拜访对她来说已经是很大的历险了，她甚至为我们的晚餐叫了一瓶勃艮第葡萄酒。她只请求我告诉她伊凡在芝加哥时的样貌言行，我就告诉她，伊凡有多喜欢收集树林里的金菊花，有一天我如何看到他抱着一大捧金菊花，红发在阳光下闪亮的样子，我如何总是将他和那种花儿联系在一起。她哭了，我也哭了。我们又喝了一瓶勃艮第，完全沉浸在回忆之中。之后她便倒了好几班车，回她的住处斯特拉寓所去了。
9月到了，伊丽莎白跟我们之前在纽约的学生的母亲一直有联系，有位母亲寄给她一张支票，资助她回纽约，她就决定回美国去挣钱。
还记得我们去了肯辛顿大街的一家商店，为她买了件保暖旅行外套，最后送她上了火车。剩下我们三个回到工作室，成天在绝望中度日。
乐观而温柔的伊丽莎白走了，冷寂的10月到来了。我们第一次领略到伦敦的大雾，也许总是喝廉价的汤使我患上了贫血，大英博物馆甚至都失去了原有的吸引力，漫漫长日，我们甚至都没有勇气再走出去，只是盖着毯子坐在工作室，在一个画出棋盘的纸片上下棋消磨度日。
正如回首往事时，我为我们的出奇乐观感到惊异一样，当回首这段日子时，我也很惊异于那时候我们精神的完全崩溃。事实上，那时候我们甚至有过早上没有勇气起床而昏睡一整天的经历。
终于，伊丽莎白来信了，并汇了款过来。她到达了纽约，住在第五大道上的白金汉酒店里，她开办了自己的学校并且运营良好。这让我们重拾信心。由于工作室租期已到，我们又在肯辛顿广场租了一间带家具的小房子，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去广场花园的特殊待遇。
英国女演员帕特里克·坎布尔夫人一个气候宜人的夜晚，我和雷蒙德去花园里跳舞，这时一个头戴大黑帽的漂亮妇人出现了，“你们究竟是从哪儿来的？”
“我们不是从地球，而是从月球来的。”我回答道。
“好吧，不管来自地球还是月球，你看起来都美极了，你们愿意跟我去看看吗？”
我们就跟着她到了位于肯辛顿公园的温馨的家，家里挂着伯恩·琼斯、罗塞蒂、威廉·莫里斯等名家为她画的肖像。
她就是帕特里克·坎布尔夫人。坎布尔夫人坐到钢琴前为我们弹琴，还唱着古老的英国歌曲，之后又为我们朗诵诗歌，最后，我为她跳了一支舞蹈。她非常漂亮，有着高贵的黑发，大大的黑眼睛，滑腻的皮肤以及女神般甜美的嗓音。
我们都爱上了她，那次会面无疑将我们从忧郁沮丧的阴霾中解救出来，开启了我们幸运时代的新纪元。帕特里克·坎布尔夫人十分中意我的舞蹈，她写信将我介绍给乔治·温德姆夫人，还告诉我们说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是在温德姆夫人家里首次登台演出扮演朱丽叶的。温德姆夫人很愉快地接待了我，我有史以来第一次坐在炉火旁享受英国的下午茶。
邓肯在伦敦时的照片，脸上满是不羁的表情这里我要说说炉火、面包、涂满黄油的三明治、浓茶、户外的黄色雾气以及英国人特有的拖长腔，都使得伦敦那么迷人。如果说我以前就为之陶醉了，那么从那一刻起，我就深深地爱上它了。屋里的气氛仿佛有一种魔力，安全而舒适，文雅而轻松，在这里，不得不承认我如鱼得水。除了这些，温德姆夫人家美丽的书房也大大吸引着我。
就是在这里，我第一次领略到英国佣人的良好教养，他们丝毫不像美国社会那些佣人一样，以身为佣人为耻或为服务于贵族而目中无人，而是举止散发着贵族气质。他们的父辈如此，后代也将如此，正是这种方式使他们的心性平静而安分。
一天晚上，温德姆夫人安排我在她家客厅里跳舞，几乎伦敦所有的艺术家和文人都出席了。就是那次，我邂逅了一个对我生命影响深刻的男人。他那时50岁左右，在我看来真是前所未有的英俊：饱满的前额下一双深眼窝，古希腊式的鼻子，精致的嘴巴，身材高大瘦削，背部线条略有弯曲，灰白头发从中间分散至耳际，神色温柔异常。他就是著名钢琴家的儿子，查尔斯·哈雷。奇怪的是，那时候追求我的年轻人没有一个让我动心的，事实上我根本都没注意到他们；只有这个50岁的男人，让我立刻深深地为之着迷。
美国女演员玛丽·安德森他年轻时是美国著名女演员玛丽·安德森的密友。他请我去他的工作室喝茶，并给我看了当初玛丽在《克里奥兰纳斯》一剧中的演出服，是一件长袍，一直被他当作纪念品珍藏。这次之后，我们的友情更深厚了。哈雷给我讲好多事情，比如他的朋友伯恩·琼斯，比如罗塞蒂、威廉·莫里斯，比如前拉斐尔派以及他十分熟悉的威斯勒和丁尼生。我们相处得很愉快，并且我之所以能对早期著名画家略知一二，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我跟艺术家哈雷的友谊。
哈雷是新国家美术馆的负责人，当代的滑稽作品都会在那里展出。哈雷想让我在那里演出，并将我介绍给他的朋友。那次他邀请好友们来新美术馆发表演讲，画家里奇蒙讲舞蹈和绘画的关系，安德鲁·兰讲舞蹈和希腊神话的关系，作曲家赫伯特谈舞蹈与音乐的关系……我则绕着喷泉和棕榈树跳舞，在美术馆的中心庭院里翩翩起舞。这次演出大获全胜，报纸大肆报道了我的舞蹈，哈雷也十分高兴。伦敦的重要人物都邀请我喝下午茶或共进晚餐。幸运女神在那一段短暂的时光里垂青了我们。
一天下午，在罗纳德夫人的小房子里举办的热闹的招待会上，威尔士亲王和爱德华国王分别接见了我，国王还对我赞不绝口，称我是庚斯博罗画中的美女，这一称谓更令我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
我们的运气越来越好，就在沃里克广场租了一间大点儿的工作室。我深受国家美术馆里的意大利艺术的影响，并从中获得了灵感，整天探索；那一时期，我受伯恩·琼斯和罗塞蒂的影响也颇深。
其时，一个年轻诗人闯入了我的生命，他刚从牛津大学毕业，有着轻柔的嗓音，梦幻般的眼睛。他叫道格拉斯·安斯利，是斯图尔特家族的后裔。他常常傍晚时分来到我的工作室，胳膊下夹着三四卷诗歌，为我朗诵史文朋、济慈、勃朗宁、罗塞蒂、王尔德等人的诗。他喜欢大声朗读，我很乐意倾听。可怜的母亲认为有必要在这种场合陪着我，尽管她也喜欢这些诗句，但她受不了这种牛津大学式的诗朗诵方式，于是过不了多久便会瞌睡连连。每当这时，安斯利就会俯下身来，轻吻我的脸颊。
我非常享受安斯利和哈雷的友谊，甚至不再需要别的朋友。一般的年轻人十分令我厌烦。尽管当时在客厅看过我跳舞后，好多人前来拜访或邀我出去，但我的傲慢举止把他们全都吓退了。
查尔斯·哈雷住在加多近街上的一座历史悠久的小房子里，有个迷人的未婚妹妹。哈雷小姐对我也亲切至极，常请我去吃晚饭，就我们三个人。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亨利·欧文和埃伦·特里。第一次知道欧文是通过他的《钟声》，我对他的伟大艺术是如此崇拜以至于一连几周都没有睡好觉。说到埃伦，她一直就是我的偶像。我想，那些从未见过欧文的人，无论如何是无法理解他的艺术所带来的震撼人心的美和瑰丽的，并且，他的才智和艺术魅力简直难以言说，他是集但丁的天才和感召力于一身的人。
英国女演员埃伦·特里夏天的某一天，哈雷带我去见著名画家瓦茨，我在瓦茨的花园里为他起舞。在他家，我看到埃伦·特里的美丽面孔一次又一次出现在他的画作里。我们一起在花园里散步，他给我讲述了许多关于艺术和生活的美好。
埃伦·特里那时正处于女性的成熟期，她不再是瓦茨画作中那个激发画家想象力的高挑瘦削的女孩，而变得饱满、丰腴，仪态万方。这和当今的审美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当时的埃伦·特里被今天的观众看到，她肯定得被迫减肥了。我敢说，如果她也像今天的女演员一样费尽心力保持年轻和瘦削的话，那么肯定会影响到她表演水平的发挥。她看上去毫不纤瘦，但无疑称得上是成熟女人中的漂亮典范。
就是这样，我跟当时伦敦文学界和艺术界的人建立了关系。冬天慢慢过去，沙龙也逐渐减少。有一个时期，我加入了班森剧团，但是就像在《仲夏夜之梦》中演出仙女一样，从未得到过进一步的发展。看来剧院经理理解不了我的艺术，也不相信我的想法会让他们的演出盈利。
但奇怪的是，自从莱恩哈特、盖米尔以及其他一些剧院前卫人士推出带有我舞蹈风格的作品以来，还是有好多人随意模仿我的舞蹈。
一天我被介绍给了垂恩夫人，排演期间我去了她的更衣室，她非常热诚，我换上了束身舞蹈衣，在她的指引下走上舞台为比尔博姆·垂恩跳舞，跳的是门德尔松的《春之颂》，
在花园中翩翩起舞的邓肯他几乎看都没看我，注意力毫不集中，只是盯着飞舞的苍蝇。后来，他在莫斯科的一个宴会上夸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家，我把当时的情形跟他说了。
“什么？”他惊呼，“我看了你的舞蹈，对你的美丽和青春活力竟然毫不赏识！啊！我太傻了！现在，”他补充道，“现在太迟了，太迟了！”
“不晚。”我回答。从那以后他总是给我极大的赞赏，这些后文中我将提到。
事实上，我那时候难以理解为何伦敦的几乎所有的画家和诗人都对我的舞蹈异常热情，比如安德鲁·兰、瓦茨、爱德温·阿诺德、奥斯汀·多布森、查尔斯·哈雷等人，可是剧院经理却丝毫不买账，就好像我的舞蹈所传达的信念对于粗俗和物质化的剧院艺术来讲太过精神化。
我成天在工作室工作，傍晚的时候不是诗人来朗诵诗歌，就是画家带我出去或看我跳舞。他们就像彼此厌恶一般，从来不一起出现。诗人说他不理解我怎么能花那么多时间陪那个老头；画家说他不理解像我这么聪明的一个女孩子怎么能看上那个自大的家伙。但是我在这两段友谊中都十分快乐，也说不清到底爱哪个多一些。周日我总是跟哈雷在一起，我们在他的工作室一起吃午餐，配着斯特拉斯堡鹅肝酱、葡萄酒和他亲手煮的咖啡。
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画家乔治·弗雷德里克·瓦茨一天他允许我穿上玛丽·安德森那件著名的演出服，我摆了各种姿势让他给我画素描。
就这样，冬天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