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提格：本书第一版中的访谈内容是在你最受争议的那段时期——你和米亚的分手以及那起事件的余波——进行的。我记得你们分手的消息是在一个周四的早晨曝出的，我们原本约好在次日见面。你当时的助理劳伦·吉布森打电话告诉我第二天的会面取消的时候，显然在我预料之中。但不久后的某个周四，她很快又打电话问我是否能在周六和你见面，地点改为你家，而不是我们以往谈话的地点——你的办公室。于是周六早晨我们的访谈得以继续进行，你看上去似乎没有受到事件的影响，这种冷静地区分工作和生活的态度令我感到非常惊讶。
伍迪：这是完全无关的两件事，一件是法律上的事务，由我的律师全权负责，因为我不会处理那类事件。当然他们有时也会打电话询问我一些事情，但不会妨碍到我的工作。没有什么事情能影响我的工作，在各种报纸争相报道整个事件的期间，我还是像往常一样高产，拍了几部电影，为外百老汇剧院127创作了一部独幕剧，还拍了一部电视剧，每周一也仍旧雷打不动地与我的爵士乐队一同演出。
史提格：那些针对你和米亚·法罗的言论和抨击难道没有在任何方面影响到你吗？
伍迪：我从来不读任何关于我的文章。很多年前我就发现，最有利于工作的一点就是不读任何关于自己的文章，也不看电视报道。我一直活得像鸵鸟一样，从来不看关于我的影评，也不读任何关于我的文章。当然，如果你请我校对这本访谈录的话，我还是会看这本书。但整个事件发生的期间我没有停止过工作，我从来不关心电视或报纸上关于自己的报道，因为那对我没有任何意义。从我第一次拍电影开始，我就从未停止过写作。有些人喜欢我的作品，另一些人讨厌我的作品，这对我来说都毫无意义，不会对我产生丝毫影响。即使所有人都喜欢我的作品，也不能代表那些就真的是好作品，更不意味着可观的票房。如果没有人喜欢我的作品，也不能说明我的作品一无是处，尽管这的确意味着糟糕的票房。基于这些原因，我从三十多年前甚至更久之前开始就不读任何关于我的文章了。
史提格：虽然你本人不会受到任何公众舆论的影响，但大众对你私生活的窥探有没有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你的工作？
伍迪：没有，我还是完全和往常一样拍电影。我在纽约街头拍了《曼哈顿谋杀疑案》，后来又在纽约拍了《子弹横飞百老汇》，对我来说不是问题，舆论对我没有丝毫影响。电影公司和分销商也许会对我的票房号召力抱有质疑，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也许会说“天啊，现在我们怎么办？”但没有人真的做出什么举措，也没有人打电话对我说“我们不想做这部电影了，也许应该暂停一段时间，等你的下一部电影再合作”。没有人说这样的话，也没有人在街上问过我任何问题。虽然新闻报道不断，但我的生活没有发生实质的改变。无法获得孩子的监护权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但也只能在法庭上解决。
史提格：我们在第一版书中按时间顺序探讨了你的电影作品。很巧的是，那场风波过后我们再次见面的那个周六早晨谈的第一部作品就是《仲夏夜性喜剧》，这是你和米亚·法罗合作的第一部电影。你谈到她作为一名演员的才华，就像你谈论别的演员一样，我认为这一点非常令人钦佩。
伍迪：她是一名很棒的演员，我觉得好莱坞低估了她。我认为这是因为她出身于一个好莱坞家庭，她的母亲是好莱坞明星，父亲是好莱坞导演，所以她一直没有得到一名女演员应得的认可。在表演方面我们从来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之间的问题纯粹是私人的。在工作上，她非常善于合作，有创造力，戏路也广，既能出演通俗喜剧，也能胜任严肃的角色。所以作为一名演员，我非常欣赏她，并且我认为她的才华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这一点可能与她的出身、与她早年作为好莱坞“皇室”一员所佩戴的明星光环有关。其次当然还因为她很早就嫁给了弗兰克·辛纳特拉，公众只把她看作那种轻佻随便的好莱坞圈中人，也有可能是因为她太漂亮了。塔斯黛·韦尔德128也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她在事业初期也没得到应有的认可，所以才不得不拼命挣回自己的荣誉。有些人不得不因为一些无稽的理由承受这种遭遇，也许是塔斯黛·韦尔德这个名字给人一种轻佻的暗示，这当然是可笑至极的说法。还有一位优秀的美国演员雷普·汤恩129，他在舞台和电影中的表现都非常出色，但就因为他有一个糟糕的名字，于是不得不加倍付出，才能证明那些偏见是无稽之谈。最终他终于凭借才华获得了应有的荣誉，但他经历过一段艰难的时期，因为总是有人计较他的名字而忽视了他多才多艺的一面，公众总是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反应。
史提格：当时你正在计划拍摄《曼哈顿谋杀疑案》，而且我知道你在写剧本时是以米亚·法罗为原型的。
伍迪：没错，原本计划让她饰演主角，但后来一切都乱套了，所以我只能问黛安·基顿愿不愿意出演这个角色，她说“好的”。
史提格：有传言说米亚·法罗仍然愿意饰演这个角色……
伍迪：那只是在法庭上故作姿态罢了。鉴于整个处境她当然是不愿意出演的，很难想象我们如何在当时的情境下合作，但当时我并不是不愿意与她合作。几年后当我为《非强力春药》选角的时候，我和选角导演茱莉叶·泰勒坐在这间房间里，当时我们正在讨论海伦娜·伯翰·卡特饰演的那个角色，我说“米亚怎么样？她是最佳人选”，然后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对我说“不，如果你雇了她我们就走。你怎么想得出这么疯狂的主意？你们之间经历了这么多可怕的法律纠纷”。然后我说：“但她非常适合这个角色，也许会答应这份工作。我做我的导演，她又是一个专业演员，下班后我们各自回家，不需要一起吃饭，只是一起工作而已。”但没有人听我的话。虽然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我的确可以和她合作《曼哈顿谋杀疑案》，考虑到合约以及佣金，她的律师也始终声称她愿意出演这个角色，当然这只是说说而已。
史提格：假设你在《非强力春药》中邀请米亚·法罗出演，当然这只是假设，你认为她会答应吗？
伍迪：我不知道。我对这类情况的态度与大多数人不同。我邀请过很多公开反对我的人出演我的电影，这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只要我觉得“那个人适合这个角色”，就不会在乎他们的政治、宗教立场以及他们对我个人的看法，只要他们能胜任工作，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一旦他们接受了这份工作，我就不会受到内心想法的左右。我不知道米亚在这一点上是不是持相同的态度。如果她的性格中有戏剧性的一面，也许她会想：“为什么不答应？为什么我不能接这份工作？我能胜任这个角色，这也是一份合法的工作，还有工资。我只要说声‘早上好’，然后工作结束再说声‘晚上好’就行了。”但她也可能会想：“他疯了吗？！我再也不想靠近他十米之内！”但假如当时开会的时候茱莉叶·泰勒说“这是个好主意”的话，我也许马上就会叫人打电话给米亚。
史提格：你说你和一些反对你的演员合作过，这会不会带来一些麻烦，比如要换一种方式给他们导戏，而不像与熟悉的演员合作那样？
伍迪：并非如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在导戏的时候总是保持距离的，我对每一个人都很礼貌，从不过分亲密。曾经有一个演员在采访中谈到与我合作时说道：“他从来不和我讲话，他只说‘早上好，你拿到咖啡了吗？’这就是唯一的对话了！”事实上的确如此，我对每个人都是这样，早上见面时我们互相问候，然后我们一起工作，工作结束时我说“晚安”，就是这样。总的来说我不会和演员一起吃午餐或晚餐，如果他们有疑问或是别的要求，我就答复他们。
史提格：我有两次参观过你的片场，分别是《曼哈顿谋杀疑案》和《子弹横飞百老汇》的片场。你和演员之间交流甚少，这一点让我非常震惊。拍摄《子弹横飞百老汇》的时候，令我记忆深刻的是拍摄黑帮老大家中的一场戏，演员包括约翰·库萨克、杰克·瓦尔登、詹妮弗·提莉，还有乔·维特雷利。这场戏台词生动，还包含了矛盾冲突，但你在拍摄间隙时离开了片场，留下演员们在房间的角落里，要不就是单独坐着，要不就是和场记员凯·查宾待在一起。直到开拍前你才对演员做一些执导工作，主要是建议他们节奏快些。而等到下一个镜头拍完时，你又离开了片场。
伍迪：是的，我很少和演员说话，除非有哪里需要修正。大多数合作的演员都非常优秀，演技也相当到位，所以我不想打扰他们。如果某些地方出了问题，比如节奏太慢，或是感情过于丰富，那么我就不得不指出这些问题，但我不需要经常打扰他们，我相信演员的直觉。
史提格：以伯格曼为例，他的情况就与你相反。也许你也看过一些他在片场的照片，往往能看到他坐在沙发上，就像你现在正坐在沙发上一样，但他身边总是坐着演员，通常他都会搂着他们。
伍迪：我知道他待人非常热情。
史提格：显然他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安抚演员。
伍迪：我认识一些人曾经见过工作状态下的伯格曼，他会让演员待在自己身旁，私下里也非常关心他们。这是非常美好的品质，演员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来回应导演，那就是精湛的演技。伯格曼的方式能让演员们感觉很好，也更有创造性。
史提格：也许正是这一点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位父亲。
伍迪：是的，他真的爱他的演员，对他们有着真切的关怀。
127 外百老汇剧院（off-Broadway）：指纽约100-499座的剧院（极个别除外），比百老汇剧院（Broadway theatre）规模稍小。外百老汇剧院的演出一般不以盈利为目的，内容更具实验性与争议性。
128 塔斯黛·韦尔德（Tuesday Weld，1943—）：初上银幕时以扮演天使和性感女郎见长，直到60年代中期，她才声誉卓著，成为众人崇拜的偶像。
129 雷普·汤恩（Rip Torn，1931—）：美国演员，他的名字Rip在美国俚语中有浪子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