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上虎背的叶企孙
陈寅恪一家抵达桂林后，最初落脚于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1938年初，长沙临时大学与中研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等机构撤离长沙迁往昆明时，物理所、地质所、心理所三个研究所随之撤离。鉴于各方面原因，三个研究所抵达桂林后不再前行，并索性在离桂林市20公里外的良丰镇郊外山脚下安营扎寨住了下来。陈寅恪一家到达桂林，根据朱家骅电示，中研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丁西林专程派车把陈氏一家接到所内暂住。历尽千险万难，死里逃生的陈家，对这一历史性的会面，自是百感交集，怆然难忘。许多年后，流求深情地回忆道：“抵达物理所时，天色已全黑，丁伯伯（西林）让我们住进他的宿舍里，紧接着研究所的伯伯、伯母们来热情问候，真像回到老家一样。环顾宿舍，虽是茅草房顶，竹篱夹墙，但是人情温暖，父母眉头也舒展开了。”1
按照流求的说法，“父亲原打算继续上路赴四川李庄历史语言研究所”，而史语所的同人也翘首以待，渴盼着大师的到来，为这座万里长江第一古镇增添新的活力与砝码。遗憾的是，陈寅恪夫妇的身体状况均不允许继续前行，导致这一计划随着岁月流逝而渐渐偏离了轨道，终致大师的身影与李庄擦肩而过。
1942年8月1日，陈寅恪在给傅斯年的信中道出了自己当时不能继续前行的详情。尽管陈氏发出了“重返故国，精神一振，扶病就道，直抵桂林”的慷慨之词，但信中又不无消沉地接着说道：“然二月之久，舟车劳顿，旅舍喧呼，俟到山中，稍获休息。岂知久劳之后，少息之余，忽觉疲倦不堪，旧病如心跳不眠之症，渐次复发。盖神经兴奋既已平静，大病又将到而尚未到矣，此时必须再长期休息，方可渐复健康。若短期内再旅行，重受舟车劳顿之苦（旅费亦将无所出，此姑不论），必到目的地，恐将一病不起矣！前上一书言，欲与中英庚款会商量，设一讲座于广西大学，即是此旨，想蒙谅解。”信中可见，身心俱疲的陈寅恪很有些打退堂鼓的意思，并极想在桂林这个山清水秀的古城小憩一阵，等身体复原后再做他图。
此前，陈寅恪已致信中英庚款董事会负责人杭立武，商量设讲座事，已蒙同意，所聘薪金由中英庚款董事会与广西大学合出，为两家合聘之局，每星期开课三小时，只是“月薪则不多”。但虑及“半年或数月之内，弟个人及全家皆不能旅行，又不可无收入以维持日食，授课之时既少，可整理年来在港大讲授旧稿，借此暂为休息过渡之计，作渐次内迁之预备，似亦无不可”。2
陈氏对自己面临的窘境和日后的打算说得极为清楚，但此信尚未发出，重庆方面的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已命人于前一日将聘书匆匆发往桂林，请陈寅恪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对这一切，正在李庄主持工作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却被蒙在鼓里。当得知叶企孙竟瞒着锅台上了炕，置自己这位史语所掌门人于不顾，胆大妄为，擅自聘陈寅恪为“专职”之后，傅斯年怒火顿起，立即以笔当炮讨伐起叶企孙来。
叶企孙，1898年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据叶后来自述：“父亲是科举出身，研究古书的经史部分。”又说：“吾从十几岁起，读了相当多的古书，例如曾读完《诗经》《礼记》和《左传》。这些古书使吾有正统思想。1913年入清华学校，又学了一些欧美资产阶级思想。”31918年自清华学校毕业后，叶企孙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就读。1920年获硕士学位，转赴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实验物理，1923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旋即旅游考察欧洲各国著名大学，与国际一流大师交流。1924年回国，应东南大学之聘担任物理学副教授一职。1925年8月应清华学校之聘，担任物理学副教授并开始了理学方面的毕生创业。1929年后出任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曾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兼代理校长。抗战爆发后随校南迁，出任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清华大学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席、校务委员。
叶企孙
叶氏作为一位优秀的物理学教授，突然转行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主持烦琐的院务，主要是朱家骅的盛意。按照叶企孙后来的说法：“据吾推测，中研院要吾担任总干事的理由，是因为吾对各门科学略知门径，且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使能各展所长。”4在中央研究院甚至整个抗战期间，没有人特别关心朱叶二人的关系，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也普遍认为，叶氏加盟中央研究院，属于正常的工作调动，没有任何特殊的背景和政治色彩。想不到20多个春秋后的1968年，这个工作调动已变得不再普通和寻常了，叶企孙被当作暗藏的国民党CC系特务分子，由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逮捕关押，他与朱家骅的关系，由此成为决定他能否保住人头的焦点所在。5
梅贻琦与叶企孙的学生、后来担任清华大学中层领导的某君于1968年的揭发材料显示：梅贻琦与叶企孙均是朱家骅手下的国民党“中统”特务，且“中统”在清华的主要负责人就是校长梅贻琦。某君进一步揭发道：“叶企孙是理学院长，一向梅贻琦因事外出，总是由叶企孙代行校长职务，即在抗日战争前后都是这样做的。直到建国后，还是沿袭过去惯例由叶担任过一个时期的校务委员会主席。当时伪教育部长朱家骅是反动组织‘中统’头子陈立夫手下的第一名打手，与叶的关系相同于梅与朱的关系。因此，我认为朱家骅不可能不拉叶参加这个反动组织。”6
1934年，叶企孙与中央研究院部分人员在南京合影。左起第一排：××、王毅侯、王家楫；第二排：丁西林、汪敬熙、×××；第三排：叶企孙、陶孟和；第四排：傅斯年
因这位“高足”的揭发交代，朱家骅、叶企孙二人的关系变得严重复杂起来。在中央军委办公厅提审人员冷峻、凌厉目光的逼视下，叶于1968年1月22日，向中央军委专案组就自己与朱家骅的相识与共事经过做了如下交代：“1918年8月，我同朱家骅同船赴美国留学。那时吾同朱并不熟识。朱不是清华公费生。到美后，吾同朱并不同学，也不通信。朱留美不久，即转往德国留学。”又说：“在同类地质学家中，吾同丁文江、翁文灏和李四光相熟在前，同朱相熟在后……朱就任院长时，总干事为任鸿隽，不久辞职。1941年春，朱来信要吾担任总干事。吾应允了，但须秋间方能到职。”7
这个交代与叶企孙本人在同年9月7日的说法略有不同，在专案组人员的威逼利诱下，叶氏更加详细地说道：“我从1918年同朱家骅认识的，是一同去美国的。1918年8月在南京号轮船上认识的。朱到纽约，我到芝加哥。1924年3月（我）回国在南京东南大学任物理系副教授。1933年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开评议会时同朱家骅见面。他是地质组，我是评议员，议长是蔡元培，物理组组长是丁燮林（现叫丁西林）或李书华。1941年开始同朱家骅往来多了。1941年春夏时期，我在昆明受（收）到朱家骅的来信，叫我到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工作担任总干事。当时朱家骅是该院院长，又是国民党党内的反动特务，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我应允朱家骅的邀请到了重庆做了中研院的总干事。我管计划、预算、审查著作、聘请人、筹备开会等事。”8
由于在前述中叶提及了翁文灏等三人，专案组人员立即找到在国民党统治后期曾出任行政院院长，名头最大最响的翁文灏，让其写“揭发”材料。在一份由他人代笔，翁文灏本人阅后签字的材料中说：“叶在清华大学，做物理学系主任。我也在那里教过书。解放以前，听人家说，那时是伪中央研究院，朱家骅想请叶当总干事。权力第一是院长，第二就是总干事。叶去过一下，时间很短，没有做下去，很快就离开了……朱家骅做过交通部长，北洋军阀时期朱是北大教授，后来做过很多国民党的工作。朱与叶一定认识，否则，朱请不动叶到中央研究院当总干事。”9
听翁文灏的口气，似乎国民党在重庆期间，他没有同朱家骅争夺过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位子，也不是大权在握的中研院评议会的秘书，更不知朱与叶此前是否相识，只是“听人家说”，那时有个伪中央研究院的机构。翁氏真不愧是宦海名宿，从官场名臣李鸿章那里学来的“捣糨糊”的回旋术，可谓至绝至妙矣！
事实上，叶企孙离开清华专任中研院总干事一职，翁文灏在中间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当朱家骅经过激烈角逐如愿以偿登上中央研究院代院长的宝座后，由于傅斯年身体状况实在太差，体力渐渐不支，朱家骅不得不重新考虑找人担任总干事一职。经过与翁文灏、傅斯年反复商量权衡，最后决定请叶企孙出山。
从叶企孙的人生经历和后来他的“高足”与同事们“揭露”的材料看，朱与叶同事之前，仅是熟悉而已，并不像后来清华名宿冯友兰“揭发”材料中所说“关系相当密切”。朱家骅之所以瞄上了叶企孙，除了叶自己所说的受到“正统思想”和“欧美资产阶级思想”的双重教育，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叶的学术地位和组织处事能力非一般人可比。当时中央研究院各所的主要支柱，基本都是清华或与清华相关的欧美系统出身，而叶企孙在这个系统的地位之高之重是有目共睹的。正如1968年叶企孙被捕后，冯友兰亲笔向中共中央军委专案组提供的“揭发”材料所言：“叶企孙，按解放前北京教育界的派系说，是清华派的第二号人物（第一号人物是梅贻琦），在清华几次代理校务，当过理学院长，负责清华的几个研究所的工作，在清华有很大的影响。”10冯友兰此话大致不差，正是缘于这种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影响力，叶企孙才能做到“对于学者间的纠纷，尚能公平处理”。加之叶是一个无党派人士，性格温和，以此面目出现，对于各政治派别和学术利益集团的平衡，更有一种无形的亲和力与说服力——这便是朱家骅请其出山的根本动机。
据资料显示，朱家骅最初实施这个计划是在1940年夏，当时梅贻琦因公赴渝与朱家骅相见，朱向梅表示，有意聘叶企孙接替身体欠佳的傅斯年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此前朱家骅和翁文灏、傅斯年已与叶单独做过沟通谈及此事，叶表示：“亦未尝不可尽其绵力，逐渐使该院之研究事业更上轨道。”但又说要看梅的态度再商定。梅听罢朱家骅的要求，颇感为难，表示清华方面的事务很难离开叶。当时西南联大的情况如冯友兰所言：“除了联大的总部外，三校各有其自己的办事处，自己设立一些机构，与联大无干。清华的办事处最大，自己设立的机构也比较多，主要的是那些原来办的研究所，有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和国情普查等研究所，这些所都不招学生，与联大毫无关系。清华还有研究院，招收研究生，他们虽然也往联大听课，可是不算联大的学生。北大办有文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也与联大无关。”又说：“当时的联大，好像是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成几个房头。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私房’。他们的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各有自己的经营的事业。‘官中’、‘私房’，并行不悖，互不干涉，各不相妨，真是像《中庸》所说的‘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11
南京，中央研究院旧址（作者摄）
当时清华办理的所谓“特种研究事业”，是指清华在战前办的农业、航空工业、无线电三个研究所，以及到昆明之后增办的金属学及国情普查两个研究所。为便于统筹管理，清华方面把五个所组成一个“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叶企孙为主任，主持全面工作。为了不驳朱家骅的面子，梅贻琦最后答应如果中研院非要叶出山赴重庆就任，叶本人最好不脱离清华而两边兼顾。这一条件朱家骅未置可否，表示与同人商量后再做决定。
到了这年的9月29日，朱家骅致信梅贻琦，说已同翁文灏与傅斯年二人商量，不同意叶企孙两边兼顾，只能放弃清华而专任中研院总干事职。其理由是按中研院章程规定，凡院内专任人员不能兼职。为使问题更加清楚明了，在朱家骅授意下，1940年10月15日，翁文灏以中研院评议会秘书的名义致信梅贻琦：“叶企孙兄至渝后接理中央研究院各事，朱骝先及傅孟真诸君均热诚匡助，可以顺利进行。惟有一事窃愿以友谊奉商者：兄前次至渝时，曾经谈及企孙兄于短时间内暂兼清华教务名义，但可以随时商停。此事固仅为一名义问题，但事实上亦有若干影响。中研院总干事一职向为专任，丁在君兄初受院聘时，方任北京大学教授，当经商定，俟功课教毕，完全离开北大（教授名义亦辞卸），然后方至院任事。企孙兄最好能免兼大学教授（但如聘为名誉教授则似尚可行）。此事弟与企孙兄面谈时亦经提及，并以奉陈，敬希察照酌采，至为企幸。”12
梅贻琦接信后，对这种“霸王条款”表示不能接受，遂置之不理，坐看朱、翁等人如何处理。
1941年5月16日，梅贻琦因公再赴重庆，想起几个月来朱翁二人书信不断，为叶企孙事纠缠不休，便想借此机会就此事来个彻底了结。据梅贻琦日记载：5月21日“（下午）六点半至牛角沱资源委员会访翁咏霓（南按：翁文灏字），谈企孙就中央（研）院总干事问题”。22日“（下午）五点往巴中组织部访朱骝先部长谈企孙问题”。5月31日“（上午）十点一刻至中央医院门前，往返园中一刻许，寻得傅孟真所住病室，渠于前日曾割扁桃腺一半，说话不便，未敢与之多谈”。13
此时傅斯年重病在身，中研院总办事处急需人料理，在朱、翁、傅等人的恳切要求下，梅贻琦终于同意叶企孙以请假的名义离开清华，专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朱、翁、傅等人听罢，各自都长出了一口气。
此前朱家骅和翁文灏、傅斯年已与叶单独做过沟通谈及此事，9月3日，叶致信校长梅贻琦，表示：“经考虑之后，虽自恐才难胜任，然因该院之发展与全国学术前途之关系甚大，亦未尝不可尽其绵力，逐渐使该院之研究事业更上轨道。”14
1941年9月11日，梅贻琦致信叶企孙：“足下之去中研院，在清华为一重大损失，在琦个人尤感怅怅，但为顾及国内一重要学术机关之发展起见，不应自吝，乃不得不允君请假，暂就该院职务。”159月底，叶企孙离开昆明飞赴重庆，正式接替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傅则于同年12月初，携妻带子离开重庆，迁往李庄。
令叶企孙没有想到的是，半年之后，因陈寅恪聘任一事，竟惹得傅斯年暴跳起来。
◎傅斯年与叶企孙之争
叶企孙与陈寅恪在北平清华园时期就来往密切，堪称挚友。卢沟桥事变前后，叶与陈曾就战争局势与南迁之事多有商谈，可谓患难与共，直到迁往长沙、昆明仍保持深厚的交情。当陈氏携家由港抵达桂林的消息报到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时，叶企孙遥望东南，以极大的热情和爱心关注着这位三百年才出一人的国学大师的命运。未等陈寅恪伏案作书报告详情经过，叶以上海人特有的细腻与精明，开始为陈氏未来的生活打起了算盘。1942年6月9日，叶致书李庄的傅斯年，大意说：陈寅恪已到桂林，史语所是否有聘其为专任研究员的打算？月薪多少？又说：“以寅恪夫妇之身体论，住昆明及李庄均非所宜，最好办法，似为请彼专任所职，而允许其在桂林工作，不知尊意如何？亦请示及。”16
傅斯年接信看罢，心想这个叶企孙在杂事纷繁中还惦念着陈寅恪的工作和生计，其心可感，其情可嘉，实乃寅恪不幸之中的大幸。但有一点是傅斯年断然不能同意的，这便是专职与兼职之区别，他在随后复叶企孙的信中说：陈寅恪来史语所任专职，则是傅氏本人及全所同人渴望日久之事，但由于中央研究院和本所有严格的制度和服务规程，故陈寅恪不能常住在桂林而遥领本所专任研究员之薪水，必须来李庄住在史语所租赁的房中办公，才可以拿专任之薪。若陈果能来李庄，其薪金自应为600元又临时加薪40元。否则，不能为之。
傅斯年进一步解释说：“弟平日办此所事，于人情之可以通融者无不竭力，如梁思永兄此次生病，弄得医务室完全破产。寅恪兄自港返，弟主张本院应竭力努力，弟固以为应该，然于章制之有限制者，则丝毫不通融。盖凡事一有例外，即有援例者也。”17此信写罢，傅斯年似觉仍有话没有解释清楚，又在信笺上端一空白处特地注明寅恪何以历来称为“专任研究员暂支兼任薪”云云。
叶企孙接信后，觉得傅斯年所言有理，于是在6月30日回信中说：“关于寅恪事，尊见甚是，请兄电彼征询其意见，倘彼决定在李庄工作，清华方面谅可容许其续假也。寅恪身体太弱，李庄昆明两地中究以何处为宜，应由彼自定。”18
傅斯年接信，没有按叶企孙所言去做，理由是“以前此已两函与之商榷此事，而电文又不能明也。然寅恪来信，未提及弟信，来信嘱弟托杭立武兄设法在广西大学为彼设一讲座”19云云。
按傅斯年的意思，既然我两次写信问陈寅恪来不来李庄，何时来李庄，并把李庄的地域特点、风土人情都做了详细介绍，但陈氏回信除了说自己“正在著作，九月可完”外，“绝未谈及到李庄事”。这让傅斯年深感不解又有点窝火，心想你到底是来还是不来，总该有个说法，如此装聋作哑是何道理？在此种心情驱使下，傅斯年索性把叶信扔到一边不再搭理。
既然傅斯年不乐意再蹚这道充满了疑惑与不解的浑水，而陈寅恪又明确表示要在广西大学当客座教授，等过一段时间再做迁川的打算，事情似应告一段落，无须别人再强行插手，节外生枝，以致徒添烦恼。想不到叶企孙对此种变局却视而不见，热情不减，一根筋走到底，坚持聘陈寅恪为史语所专职研究员而后快。按他的想法，既然在李庄的傅斯年不再理会，那自己就以总干事的身份和名义做主。傅斯年常以他家乡阳谷县打虎的武松自居，且自以为是，曾多次在人前人后宣称“凡办一事，先骑上虎背，自然成功”20。按叶企孙的想法，既然傅氏以武二郎自居，自己当然也不是武大，不妨先骑在傅斯年这只老虎的背上操作一把试试，于是提笔轻而易举地签发了聘书。
想不到自小在上海这个花花世界长大的叶企孙，对在山地奔走与丛林争斗缺乏应有的经验，此次没能骑上虎背，却猛地撞到了傅斯年的屁股上。民间有云，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一撞不是不要紧，而是要紧得很，一下使得草木惊悚，蹲在山坳里守望待机的傅斯年发出了冲天怒吼。
7月下旬，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办事员刘次箫在致傅斯年的信中附一消息说：“叶先生函商院长聘陈寅恪先生为专任研究员，月薪六百元外加暂加薪四十元，院长已批准照办。俟叶先生将起薪月日函复核，聘书即当寄贵所转寄桂林也。”21
这一突然而至的消息，令傅斯年“甚为诧异”，心想自己并没有收到陈寅恪马上来李庄的信函，又没有变更此前的意见，“何以忽然有此？”尽管傅心中不甚痛快，但想到信中有“寄贵所转寄桂林”一语，稍感释然。按傅的打算，待聘书一到李庄，即将其压下，而后再修书与叶企孙理论不迟。大出傅氏意料的是，7月31日又突然接到中研院办事处职员王毅侯信，告之曰：“发寅恪兄聘书已办好，企孙兄函嘱径寄桂林，免得转递之烦。并云1月至5月领薪由院保留作抵消旅费之一部，弟本日寄寅恪一函，征其同意（函稿另纸抄奉）。”22
傅斯年看罢此信，如同凭空挨了一记闷棍，当场把信摔在地上，大喊一声：“他凭什么！”他跳将起来，晃动小山包一样的躯体在室内来回转圈，其状甚似一只刚刚被关进笼子的老虎，威中带怒，又呈无可奈何状。此前傅氏已说得非常明确，陈寅恪如任史语所专职，就必须来李庄，但陈氏尚未表态，自己亦未强行令其来川，两边当事者皆静观其变，以待形势的发展，作为一个远在重庆的中研院“闲曹”院长手下的总干事，每天要处理的事务如此之多，何以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踏着鼻子上脸，旁若无人地发号施令？如此不把自己这位“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孔子之后第一人”“学界大鳄”放在眼里，这不是故意找练吗？傅某不仅是史语所所长，而且还是前中研院总干事，按照历代王朝的章制法典，与叶企孙比起来，自己当属太上皇级的高官大员，至少也是个“太上总干事”。23有道是虎去山还在，山在虎还来，尽管自己大病在身，但还没有行将就木，或者真的像孔祥熙之流期盼的那样“快不行了”，说不定哪一天会百病俱痊，返老还童，再度蹿出深山老林，笑傲江湖，号令中研院各路诸侯以威天下。如今，叶企孙竟公然蔑视自己这只卧虎的存在，岂不是佛头抹粪，犯上作乱？想到此处，傅斯年满怀悲愤之情，提起如椽大笔，于8月6日向叶企孙发出了一阵连珠炮式的“声明”：
一、弟绝不承认领专任薪者可在所外工作。在寅恪未表示到李庄之前，遽发聘书，而6月份薪起，即由寅恪自用，无异许其在桂林住而领专任薪。此与兄复弟之信大相背谬。
二、自杏佛、在君以来，总干事未曾略过所长直接处理一所之事。所长不好，尽可免之；其意见不对，理当驳之。若商量不同意，最后自当以总干事之意见为正。但不可跳过，直接处理。在寅恪未表示到李庄之前，固不应发专任聘书，即发亦不应直接寄去（以未得弟同意也），此乃违反本院十余年来一个良好Tradition（传统）之举也。
三、为弥补寅恪旅费，为寅恪之著作给奖（或日后有之，彼云即有著作寄来），院方无法报销，以专任薪为名，弟可承认。在此以外，即为住桂林领专任薪，弟不能承认。
此事幸寅恪为明白之人，否则无异使人为“作梗之人”。尊处如此办法，恐所长甚难做矣。弟近日深感力有不逮，为思永病费，已受同人责言。今如再添一个破坏组织通则第十条之例，援例者起，何以应付。此弟至感惶恐者也。24
信中提及的杏佛和在君，是指中央研究院最早的两位总干事杨杏佛与丁文江。
如此言辞激烈的战斗檄文做完后，傅斯年仍觉尚有千头万绪的复杂言语没有尽情说出，于是继续挥动大笔，以家长对孩子、老师对学生、长辈对晚生的口气教训、指导起来：
即令弟同意此事，手续上亦须先经本所所务会议通过，本所提请总处核办。总处照章则（人事会议及预算）办理。亦一长手续也。又及与此事有关院章各条文：
组织通则第十条“专任研究员及专任副研究员应在川研究所从事研究”；
组织通则第二条“本院各处所及事务人员之服务均须遵守本通则之规定”。
此外，间接有关者尚多，故领专任研究员薪而在所外工作，大悖院章也。25
傅斯年将一连串的“炮弹”倾泻而出，愤懑之情渐渐缓解，心中生出了一股莫名的快感。他站起身，像一只征战归来的虎之胜者，背着手在屋子里转了几圈，突然觉得应该以最快的速度打消陈寅恪的念头，否则将出现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傅再次坐到桌前，写下了“总处所发聘书，乃假定兄到李庄者”26的电文，请管理图书的助理员兼事务秘书那廉君连同信件一同发了出去。
8月14日，傅斯年的激愤心情已趋平和，经过理智思考，怕陈寅恪接到电报后产生误会，“此固以寅恪就广西大学之聘已解决，然或有得罪寅恪太太之可能”。于是又即刻修书一封，先是促陈寅恪尽速迁川，“瞻念前途，广西似非我兄久居之地”，“若不早作决意，则将来更困难矣”。然后对自己不满叶企孙发聘书之事，又向陈寅恪做了详细说明和解释：“此事在生人，或可以为系弟作梗。盖兄以本院薪住桂，原甚便也。但兄向为重视法规之人，企孙所提办法在本所之办不通，兄知之必详。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一有例外，即为常例矣。如思永大病一事，医费甚多，弟初亦料不到，舆论之不谓弟然也。此事兄必洞达此中情况。今此事以兄就广西大学之聘而过去，然此事原委就不可不说也。”27
陈寅恪接信后，于8月30日复信道：“弟尚未得尊电之前，已接到总办事处寄来专任研究员聘书，即于两小时内冒暑下山，将其寄回。当时不知何故，亦不知叶企孙兄有此提议。（此事今日得尊函始知之也，企孙只有一书致弟，言到重庆晤谈而已。）弟当时之意，虽欲暂留桂，而不愿在桂遥领专任之职。院章有专任驻所之规定，弟所夙知，岂有故违之理？今日我辈尚不守法，何人更肯守法耶？此点正与兄同意也……以大局趋势、个人兴趣言之，迟早必须入蜀，惟恐在半年以后也。总之，平生学道，垂死无闻，而周妻何肉，世累尤重，致负并世亲朋之厚意，唏已。”28
在信的附言中，陈寅恪补充道：“所中诸友乞均道念，如欲知弟近况者，即求以此函与之一阅可也。中山、贵大、武大皆致聘书，而中央大学已辞了，而又送来并代为请假（怪极）。弟于此可见教书一行，今成末路，盖已不能为生，皆半年纷纷改行，致空位如此之多，从未见银行或税关之急急求人也。庾子山诗云：‘何处觅泉刀，求为洛阳贾。’此暮年之句也。”29
陈氏不愧是傅斯年的莫逆之交，他已从傅信中解读出“本所诸君子皆自命为大贤”的个中况味，为了不致引起诸位“大贤”的误会，陈寅恪特以这种一切尽在不言中的方式，为傅斯年不动声色地予以解困。陈氏出身家业正值兴旺的名门望族，没有破落大户傅斯年那种自喻为“吾少也贱”的人生背景和复杂经历，有人云：“陈寅恪只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式大师尔！”但通过此次对自己洁身自律，对世事的洞达明晰，以及为傅斯年巧妙解脱同人可能产生误会所献的移花接木之术，可见此言大谬矣！
陈寅恪这边已得到安抚，重庆方面的叶企孙迫于压力，亦来信向傅斯年做了道歉式解释，其理由大致是：梅贻琦在得知陈寅恪抵达桂林后，欲出川资招回这位史学大师继续服务于联大，以保存实际上的清华实力。叶企孙得知这一消息，既为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自然要为中研院的兴亡出谋划策，为抢在清华之前抓住陈寅恪，才与朱家骅紧急协商，在得到朱的同意后，顾不得繁杂的典章制度，于匆忙中直接从重庆向陈寅恪发出了聘书。
叶的动机已经明了，傅斯年的“暴怒”之火却未完全消解，他对叶的所作所为表示“盛意可感”之后，没有就此打住，而是在复信中不厌其烦地大谈清华、北大与中研院发聘书的不同，谓“此次清华发聘，系继续旧办法；本院发聘，是更改旧办法”。言外之意是中研院的办法要比你们那个清华大学先进和高明得多，你作为现任中研院的总干事何以不明二者之高下？又谓“若当时兄嘱毅侯兄去信时，末了写上一笔‘盼大驾早来李庄，为荷’，弟亦不至着急矣”。言语中似乎仍是抓住不放，且不依不饶。最后，傅斯年表示“为国家保存此一读书种子”，还是要聘请陈寅恪就任史语所职，并以长者或老子辈对待孙子的架势，指令叶企孙再给陈寅恪发一聘书，傅在信中亲自列出了聘书的文字格式：
专任研究员暂适用兼任研究员之待遇
月薪一百元外暂加薪四十元
注：此为十年相沿之公式（最初“为适用特约待遇”）。有换文，两方轮转，后来不转了。如改此式，恐须先在本所所务会议中一谈，弟觉此式似可不必改也。
有此暂加薪否，由兄决定（彼接了广大之聘而言，薪水甚少）。30
叶企孙接到傅斯年的指令，甚感不快，回想自己在清华的地位与势力，曾几度出任代理校长，掌管清华一切事务，就连德高望重的梅贻琦也让着几分。而今身为中央研究院一人之下的总干事，居然连发个兼职人员聘书这种小事也要由“太上总干事”亲自授命，真是莫大的耻辱。想到此处，叶企孙脸呈紫红色，愤怒地当着总办事处工作人员的面大声说道：“傅斯年此人太过于high-handed（霸道）了！”31遂把傅信弃之一边不再理会。尽管傅斯年“气魄大，要钱、花钱，都有本领”，且在别人看来“历来的总干事，都敬重他而又多怕他”（董作宾语），但叶企孙却不吃这一套。他敬傅而不惧傅，心中有自己的主张，见傅斯年来势凶猛，大有不依不饶之势，于心灰意冷中理智地采取了敌进我退，惹不起躲得起的战略战术，萌生了挂起乌纱帽一走了之的打算。尽管在傅斯年的遥控、指挥、施压下，叶企孙最终还是给陈寅恪寄发了“兼任”的聘书，但从此不再过问此事，至于陈寅恪是走是留，是死是活，一切都与他无关了。
1943年1月16日，借梅贻琦赴重庆办理公务之机，叶企孙与之进行了密谈，二人商定叶可于夏秋离渝返昆，重操旧业。当天的梅氏日记有“午饭后与企孙久谈”，“特种研究所将来并入各系。企孙明秋可返校”之语。32当然，这些谈话都是背着朱家骅与翁文灏等人，秘密进行并达成协议的。同年8月，叶企孙不顾朱家骅再三挽留，坚决辞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职，返昆任教。叶辞职的公开理由是自己“觉得长期脱离教书，不合适”，“当初离开昆明时，是向联大请的假，按当时规定不能超过两年”云云。但据叶的家人（侄女）说，其叔父在中研院的同事曾向她透露，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则是“跟傅斯年合不来”。33许多年后，叶在中研院的助手何成钧证实了这一说法，并谓：“叶企孙有东南大学（后并为中央大学）、清华大学与美国学术机构的人脉背景，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十几个研究所，人员大多都是这个系统的。叶人缘好，处事公道，很得这些所长与研究人员的欢心。而傅斯年是北大与欧洲系统的人物，这个系统在中研院的人数并不多，傅之所以能在此立脚，还有些作为，就是靠他性格中具有的山东响马与水泊梁山好汉们那股敢打硬冲的狠劲。但他那一套不是很受人欢迎，叶先生就曾亲自跟我讲过傅斯年太过于high-handed（霸道），不能跟他共事等话。据说傅斯年到了台湾也还是很high-handed，这是他本人性格决定的，是没办法改变的事。叶辞职后，由留法博士、生物物理学家李书华继任。1945年，李辞职，朱家骅聘请著名物理学家萨本栋出任中研院总干事兼物理研究所所长。”34
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何成钧，在清华园寓所向作者讲述叶企孙与傅斯年当年的恩怨与离开中研院的内情（作者摄）
◎李庄不复见
对叶企孙流露的不满情绪和消极的工作态度，时在李庄的傅斯年有所风闻但并未放在心上。他在板栗坳山中那几间土木结构的屋子里，全力经营史语所并继续遥控中央研究院各项事务的同时，仍没有忘记陈寅恪的存在，多次去信劝其离桂迁川，速到李庄共襄大业。此时的陈寅恪夫妇则是贫病交加，难以成行。在傅的一再催促下，陈寅恪于1943年1月20日致信傅斯年道：“弟所患为穷病，须服补品，非有钱不能愈也。奈何奈何！”次日凌晨，陈氏继续前一日因病情未能写完的信，再道：“若如来示所云，弟到李庄薪津约月千七百元，不识（知）何以了之也。弟明知如此非了局，然身体关系，省则病或死，未知如正式薪水之外，有何收入可以补贴日用（弟今则卖衣物为生，可卖者将卖尽矣，因怕冷不能卖皮衣棉被，皮鞋则早卖矣）。因无一解决之法，遂不得不采取拖延之法。”35
写这封信的时候，陈寅恪尚不知，就在他为了生计不得不卖掉脚上穿的一双皮鞋时，在李庄的傅斯年也开始了卖书生涯。据时在史语所工作的屈万里与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等人回忆，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傅斯年每餐只能吃一盘“藤藤菜”，有时只喝稀饭，实在接济不上，就卖书度日。傅斯年嗜藏书，平日之积蓄，几乎全部用在了买书上，可以想象，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肯卖书的。而每当傅忍痛卖书换来粮食，除解决自家的燃眉之急，还要救济史语所的下属朋友。史语所董作宾家庭人口最多，迁往李庄后，生活几无保证，傅斯年便拿卖书的钱给予接济。面对全所人员越来越艰难的生活和生存条件，向来不可一世、“目空天下士”的傅斯年，也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忍辱负重，与当地政府饱暖终日的官僚交涉周旋，有时不惜打躬作揖，以求援手。据傅斯年留下的遗物显示，在李庄期间，他曾用当地出产的竹纸，亲笔给驻宜宾的四川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梦熊写过一封求助的长信，信曰：
请您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
米。……
敝院在此之三机关（历史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人类学研究所）约（需米）一百石，外有中央研究院三十石，两项共约一百三十石，拟供之数如此。……夙仰吾兄关怀民物，饥溺为心，而于我辈豆腐先生，尤为同情（其实我辈今日并吃不起豆腐，上次在南溪陪兄之宴，到此腹泻一周，亦笑柄也），故敢求之于父母官者……36
此种穷愁、繁忙的工作环境和生存压力，使傅斯年的高血压病再度发作，白发剧增。他曾无限感慨地对史语所青年学者们说：“我没有经过中年，由少年就跳到老年了！”37而这个时候的陈寅恪在致傅斯年的信中，似也不甘落后地道：“弟近日顶发一丛忽大变白，此忧愁所致，他日相见，与公之白发可互兢（竞？）矣！”38陈氏的言谈尽管包含了中国文人依靠精神的力量，舐血疗伤、化解悲情的自谑气度，但仍令人为之心酸。
正是鉴于这样的生活困局，傅斯年才于1942年的8月力劝陈寅恪迁川，并毫不客气地指出：“兄昔之住港，及今之停桂，皆是一‘拖’字。然而，一误不容再误也。目下由桂迁眷到川，其用费即等于去年由港经广湾到川，或尚不止，再过些时，更贵矣。目下钱不值钱，而有钱人对钱之观念，随之以变，然我辈之收入以及我们的机关之收入，尚未倍之，至多未三之也。”39傅斯年所言不虚，战前每月支350元之教授，战后按当时生活指数折合，只相当于13.60元，而越往后其指数越少，几乎形同一堆废纸。这个变数陈寅恪当然清楚，早在西南联大时，他就有“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40的诗句，以形容当时的窘境。
傅斯年在李庄板粟坳的故居（作者摄）
面对钱已经不再值钱，物价一日三涨，“中统钱钞入手空”的残酷现实，在傅斯年等人的提议下，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决定不再发放废纸一样的钱钞，而是直接发放实物。1943年3月1日，史语所每个职员都接到了一张由会计室送达的表函，上书“顷接总办事处函，关于教职人员及工役食米，拟依据需要发给实物，前规定表式，即请尽速填寄处”41。想不到通行了几千年的货币制度，如同滚滚流动的江河之水，终于在战乱和社会剧烈动荡的双重挤压下宣告枯竭，干枯的河床再度翻起了漫天泥沙，社会流通机制又无可奈何地回到了远古以物易物的原始时代。只是史语所同人远没有原始的先民幸运，以殚精竭虑的研究成果换来的物质，只是一点儿少得可怜的散发着霉烂气味的大米。
傅斯年在李庄的故居。傅氏一家当年的生活用具尚有少部分被保留下来。这幢房子现为当地张姓人家居住，女主人手提傅斯年一家当年使用的油壶向作者展示（作者摄）
董作宾夫妇与孩子们在李庄板栗坳牌坊头合影（董玉京提供）
既然史语所的研究人员与家眷维持性命的只是一点儿霉烂大米，后果可想而知。很快，越来越多的人染上了疾病，竟至一病不起，甚至登上了阎王殿的鬼录。经常与傅斯年唇枪舌剑并总占上风的史语所“第一勇士”董同龢，当年结婚时的皮鞋、西装早已卖掉，只穿裤衩和一双自制的草鞋度日。1943年6月2日，他致书傅斯年曰：“同龢之子及妻先后患痢，适值本所医师离所，闻本年曾订有临时辅助法，兹同龢之情形未悉仍能适用否，恳请设法予以救济。”42
救济之说无从谈起，董的请求也自然成了废纸一张。1943年9月23日，在所内主持工作的董作宾向在重庆参加会议的傅斯年拍发了急电：“（汪）和宗夫人产一女，夏作民（南按：作铭，即夏鼐）先生病，陈文水君之小孩已夭折。”43一个月之后的11月11日，史语所人类学组主任吴定良再次致电傅斯年：“弟目前经济处于绝境，小女之医药费拟向红十字会辅助研究院经费中申请，恳请吾兄予以惠助。”44董与吴的电报，皆在恳请傅斯年尽快设法改换医生和购买药品，以扼制病魔的大规模侵袭。身在重庆焦虑不安、坐卧不宁的傅氏尚未想出解决办法，史语所研究员劳榦的母亲又去世了。
据李庄板栗坳一李姓姑娘在许多年后对前往采访的作家岱峻回忆：“劳榦的妈妈劳婆婆是个小脚女人，从外地投奔儿子来李庄板栗坳时还看不出有多老，只是每走路颤颤巍巍的，嗜辣，讲一口不好懂的湖南话，来李庄没几年就死了，是死于水肿。劳婆婆先是吃不下，肚子鼓一样地胀。因他们的那个医务室没得什么药，医生只让喝开水，开水喝进去，肚子就更胀得不行，白受罪。没得法，就找我们给他扯草药。一篮篮的夏枯草、车前草、金银花，用来煎水喝。喝进去又拉肚，没得几天，一张脸全是绿阴阴的，瘦得僵尸样儿，可怜得很，他的儿子劳榦又着急又没得法。没几天老婆婆就躺在劳榦的怀里咽了气。看着人把老婆婆装棺抬走，劳榦站在板栗坳口上哭哑了喉咙。那个可怜，连当地人看了也跟着流下了泪……”45
在这种穷困哀苦的境况中，傅斯年已被眼前的惨状折腾得精疲力竭，哪里还有精力顾及陈寅恪的补助。他在致陈寅恪的信中明言，如到李庄只有分内薪金，无法保证能取得分外补贴。鉴于“无一解决之法”，陈寅恪只好表示“不得不采取拖延之法”，继续留在桂林。
1943年夏，日军为歼灭国民党中央军主力，由湖北向常德进攻，战火逼近长沙，桂林吃紧。迫于形势，陈寅恪只好再度携家踏上艰难而漫长的逃亡之路，向四川境内进发。一路经宜山、金城江进入贵州境，再过独山到都匀。原本就有病的唐筼不幸又染上了痢疾，艰难支撑到贵阳后，病情更加严重，腹泻脓血，经月余调养，复重新上路。此时陈寅恪又身染沉疴，只得咬着牙关继续奔波，一家人沿川黔公路又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总算于11月底到达重庆，住进了姻亲俞大维、陈新午夫妇家中。原清华研究院毕业生蒋天枢、蓝文徵当时正在重庆夏坝复旦大学任教，听说陈寅恪一家至渝，相约前往拜谒。陈氏夫妇皆重病在身，卧床不起，见弟子到来，强撑身体倚被而坐。蓝文徵来时在街上仅买到三罐奶粉，陈寅恪见后爱不释手，叹曰：“我就是缺乏这个，才会病成这个样子啊！”46
由于李庄地处偏僻，缺医少药，生活艰苦异常，对患病在身、双目即将全部失明的陈寅恪而言，几乎无法生存。此前陈寅恪已接到燕京大学的聘书，在同俞大维一家商量后，陈氏决定赴条件稍好的成都燕京大学任教。于是，在1943年岁暮，身体稍有好转的陈寅恪夫妇，携家离开重庆，乘汽车沿川渝公路赶赴成都。车至内江城夜宿，陈寅恪不顾旅途疲劳，让女儿流求带自己来到流经内江城外的沱江江边。此时已进入枯水期，江面平静无波，望着夜色朦胧中的江水，陈寅恪向当地一位渔民打扮的老人打听，自内江到南溪还有多远的路程。老人说，共有一百多公里，这沱江直通泸州，泸州往西一拐就是南溪，两座城都在长江边上，走水路三四个小时可达，若走公路，只需两个多小时就可直接到达南溪。陈寅恪听罢点点头，望着雾气缥缈的江水沉默了许久，最后，似是自言自语地道了一句话：“李庄，一切都是缘分啊！”言毕，长叹一声，悄然返回下榻的旅舍。
江水环绕的李庄古镇远眺（王荣全摄）
陈寅恪的江边之行，当是为思念史语所的朋友和同人所为。此时，他的书箱等物品仍在李庄史语所保存（南按：自昆明撤离时与史语所物资一起运往李庄）。或许傅斯年正秉烛疾书，催他尽快到李庄与朋友们会面，共述别离之苦，相思之情。如今近在咫尺，却若隔天涯，李庄将永远留在自己的梦中了。
第二天，陈寅恪一家人乘车离开内江，直奔成都而去。
许多年后，据李济之子李光谟说：“后来陈寅恪之女陈流求在一封信中告诉我，寅恪先生全家由香港返回内地时，他原打算回到史语所工作，后因得知李济两个爱女不幸夭折，说明当地医疗条件很差，环境也不尽如人意，这个情况此前陈寅恪是不知道的，可能傅斯年没有告诉他。陈先生得知此情后，担心自己和家人身体无法适应，特别是陈夫人唐筼心脏病很厉害，陈先生不愿到李庄冒生命危险，就决定应燕京大学之聘去了成都。”47
陈寅恪原是奔李庄而来，最终却舍李庄而去。自此，一代史学大师失去了李庄，李庄失去了这位三百年才得一见的大师。李庄与大师之间的缘分，如滚滚东流的长江之水，一去不返。内江有大师一生留下的距李庄最近的足迹。
陈寅恪像一只受伤而失群的孤雁，在苦寒的夜空中留下了一声哀鸣，瘦削的身影掠过大地山河独自远去。自此，李庄不复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