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家世情缘
1941年底，傅斯年决定离开重庆返李庄视事。此次李庄之行，除史语所的事务放心不下，主要原因是身体状况已糟糕得不容许他再行代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一职了。傅氏身体垮得如此之快，除因自己原有的病根儿与终日的忙碌外，与他遭逢老母突然病故有很大关系。
傅氏家族在聊城崛起与飞黄腾达，肇始于傅斯年七世祖傅以渐。出生于明万历己酉年（1609）的傅以渐，幼值明末大乱，七岁入塾馆受“四书”，稍长则攻《诗经》《易经》，习举子业。虽家境贫寒，然聪颖好学，夜读无灯照明，则焚香以代。为求得功名利禄，曾投师于当地名儒孙兴。但直到三十五岁，头上依然光亮如秃，未博得毫寸功名。1644年，满族铁骑跃出白山黑水，穿越山海关入主北京，气脉已竭的大明王朝覆亡。为了笼络知识分子，求得汉族地主阶级的合作与支持，清廷于入关后的第二年（1645）开科纳士，招揽圣贤。三十七岁的傅以渐以老童生的身份打起精神再度投身科场，结果乡试中举，得登贤榜。1646年入京会试，得中贡士，殿试对策时又被擢为一甲第一名，成为大清开国顺治朝第一位状元，授内弘文院修撰，1654年累迁至内秘书院大学士。次年，加太子太保衔，改为内国史院大学士。1658年，傅以渐被加少保衔。同年阴历九月，顺治帝改内三院为内阁，授傅以渐以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职衔，晋阶光禄大夫，傅氏成为事实上的宰相。与此同时，顺治帝又颁发诰命，追赠傅以渐的曾祖父傅谕、祖父天荣、父亲思敬为光禄大夫、少保兼太子太保、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加一级之勋号。自此，聊城傅氏一族荣冠当世，泽及后代，一跃成为黄河流域最为显赫的名门望族。
尽管傅以渐权倾朝野，富贵天下，但因出身卑寒，深知民众疾苦，时时克俭自律，名声光鲜，颇为后人尊敬。《聊城县志》称其：“居相位，食不重味，衣皆再汗，与寒素无异。”又说：“每闻百姓疾苦，若切于身；闾里有义举，必赞成之。汲奖后进，唯恐不及。”1不过，作为后世子孙的傅斯年，从不向别人提及他这位“宰相”祖公，更不引以为荣。在傅斯年看来，傅以渐在明清两代易鼎之际，为了自己博取功名富贵与清朝统治者合作，是有损民族大义、气节和读书人之人格精神的。如此不顾名节的所作所为，应得到痛斥和唾骂，而不能当作一种荣光，不知香臭地四处显摆，这是傅斯年和祖上的思想与人生观之大不同处。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中《傅以渐传》
但在聊城的乡党闾巷也有一种传说，谓傅以渐身居相位，却并不甘心为清王朝效力。在顺治朝后期，傅以渐曾与身在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暗中多有往来，并有借吴的力量图谋推翻大清恢复明室之志。只是清廷有所察觉，与吴三桂交往密切的僚属被秘密逮捕，后以罪充军发配，傅以渐见时机不成熟，又觉吴氏不足以成事，未敢轻举妄动。康熙四年（1665），傅以渐病逝。临终前，傅氏以清圣祖康熙帝师傅之尊，嘱其家人不得请谥请恤，与他早年的图谋不无关系。2
继傅以渐之后，傅氏家族在整个清王朝二百多年的历史中，科场得意者不乏其人，在朝为郎官者有之，出任巡抚为封疆大吏者有之，任布政使、知府、知县者更是如蚂蚁做窝，数目繁多。傅氏一门的势力，由黄河流域扩大到全国各地，为天下所重。有道是，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像许多历史小说、通俗戏曲讲述的豪门兴衰故事一样，到了傅斯年的祖父傅淦这一代，豪门家业便开始衰萎、窘迫了。
傅淦虽博通经史书画，兼备文武，为聊城生员中之佼佼者，但就在他发愤图强的十五岁那年，父亲突然去世，生母张氏迫于社会和家族压力，不得不绝食殉节，与夫共赴黄泉，留下兄弟七人相依为命。傅淦在兄弟之中排行第三，两个哥哥已独立成家，四个弟弟皆在幼冲之年，两个哥哥又在其妻的挤压胁迫下，不肯或不敢出面热情照料年幼的弟弟。万般无奈中，生性孤傲豪爽、具有侠义气概的傅淦主动割舍学业，全力持家，抚育诸弟长大成人。到了与弟弟们分家之时，傅淦谦恭退让，主动把12座楼房全部让给诸位兄弟，自己一家只要了一座马厩整修后居住，勉强度日。傅淦的性格和为人处世的态度，对后来傅斯年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就在十九岁那年，傅淦娶山东潍县人、后官至江西巡抚的陈阡之女陈梅为妻。尽管陈氏给女儿的陪嫁之物甚丰，但傅淦持家理财不是内行，家业渐衰。傅淦二十二岁那年，得长子旭安，接着次子、三子又相继出生。人增物耗，家财自减，渐趋贫困。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傅淦不得不设法寻觅一个养家糊口的职业。傅淦的父亲傅继勋曾在安徽为官二十余年，后升为布政使，名重一时的李鸿章、丁宝桢等巨宦皆出其门下。1883年7月，李鸿章继曾国藩晋升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曾专程捎信让傅淦赴天津，准备为其安排一个肥缺。傅淦接信后立即前往。想不到在天津等了几天，李鸿章因忙于公务，未能及时接见。生性孤傲的傅淦认为这是李氏一贯玩弄的与洋人“捣糨糊”的外交伎俩与布袋戏，是对自己的怠慢和大不敬。盛怒之下，傅淦拍案而起，不辞而别，自此安居家乡以教塾馆维持生计，有时靠卖字画换些银两贴补家用。几年后，傅淦渐趋衰老，无力维系一家人的生活，只好靠变卖夫人陈氏的嫁妆贴补度日。陈夫人的陪嫁之物虽多，有道是“万丈布裹不住常裂”（南按：山东诸城贾悦土语）。傅家是世家豪门，根据中国特有的“虎死不落架”，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处世哲学，尽管家道急剧衰落，傅淦仍然要装点门面，像一个被荠菜头敲打着的气歪子（南按：山东境内生长的土种小蛤蟆）——硬撑。每日的花销如流水，不几年便把家中值钱的物件典当一空。
傅斯年的父亲傅旭安，自幼勤奋好学，攻举子业，光绪甲午（1894）乡试中举，但未能步入仕途。随着家境日窘，为全家生活计，傅旭安于1899年离开家乡，到山东东平县龙山书院教书，并以举人的身份出任山长，靠学生们供给的学费维系一家人的生活。傅旭安在东平执教六年，诲教殊勤，颇得学生和家长的尊敬，社会声誉日隆。不意突染重疾，1904年死于任所，年仅三十九岁。其时，傅斯年只有九岁，其弟傅斯严刚出生七个月。而这个时候，傅斯年的祖父傅淦已入花甲之秋，家庭重荷全落在傅斯年之母李夫人肩上。丧事过后，亲友们念其一家老小生活无依无着，相与馈赠一些钱财，托周祖澜、范玉波二乡绅为之代存生息，供其一家人支用。傅旭安生前龙山书院的弟子深怀恩师教诲之情，每年旧历年前，总要派一人为代表前来聊城，给师母送来春节所需食物用品。尽管此时傅宅依然如昔日那般宏阔，大门上方昭示着昔日荣光的“相府”及“状元府第”两块金字匾额依然高悬，二重门上“圣朝元老”的横书金匾及楹柱上浮雕精刻的金字对联“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在夕阳余晖的残照中闪着斑驳的亮色，但衰败的气象随着疯长的野草在傅氏家族弥漫开来，大门外那立于天地之间，最具华夏子民梦想与光荣的旗杆已经腐朽倒掉，院内的楼房瓦舍在岁月的磨洗中残旧破损，枝头的喜鹊也似乎失了往日的欢笑，不时发出几声凄凉的哀鸣。一切迹象表明，傅氏家族的好年景过去了。
位于聊城东关街路北，建于清代的傅氏宗祠（台湾“中研院”王汎森提供）
李夫人奉老抚孤，尽管持家勤俭，终因全家人无生财之道，生活仍难以维持。如有急事用钱，不得不忍心含泪命人从颓垣断壁上拆一些砖瓦变卖。自己的住房破损，因无钱修理，每逢风雨来临，屋顶漏水，李夫人只好怀中抱着幼子孟博，头上撑一把布伞遮风挡雨。傅斯年外婆一家在聊城县城西南的贺海村，斯年小时，经常随母亲去外祖母家小住，使他得以目睹当时鲁西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形，粗略地了解了乡间习俗、风尚及思想状况。许多年之后，傅斯年于北大求学时，写出了著名的《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一文3，此文与他少时的生活体验有极大关联。
正值盛年的父亲撒手归天，年幼的傅斯年与弟弟傅斯严只有靠祖父与母亲抚养教育。傅淦虽淡泊功名，不求仕进，却不愿把自己不入世的思想传染给他的长孙斯年。像晚明遗老、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晚年仍渴望他的孙子入仕清朝一样，经过新朝政治文化的洗脑与现实生活的胁迫，把自己的命运与大清政权视为兴衰相连的傅淦，同样希望自己的孙子刻苦攻读，担负起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任，重振傅氏门庭伟业，光宗耀祖。于是，晚年的傅淦把课教孙子视为生活与精神的全部寄托。而傅斯年天生聪慧敏捷，是难得的少年才俊，老人为此感到极大的欣慰。自此，这一老一少开始了重振傅门雄风的攻读生活。据傅斯年的同乡加同学聂湘溪晚年回忆：“孟真四岁即和其祖父同床共寝，每天破晓，尚未起床，便口授以历史故事。从盘古开天辟地系统地讲到明朝，历时四年，一部二十四史就口授完毕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就埋下了研究历史的兴趣，其后能成为历史学家，委以历史研究所所长的职务而有所成就，是与其家学渊源分不开的。”4
1901年春，傅斯年尚未度过五周岁生日，祖父便迫不及待地将他送入私塾上学。在塾师与祖父的“内外夹击”下，傅斯年刚满十岁，便熟读“十三经”，许多段落能背诵。未久，进入东昌府立小学读书，学业大进，其刻苦攻读的情景，作为佳话一直在聊城坊间流传，并成为激励后学长久不衰的精神力量。
1908年冬，十三岁的傅斯年被他父亲的一位高足、得中进士的侯延爽带到天津进洋学堂学习。第二年春，傅斯年考入天津府立中学堂就读，其间备尝人间艰辛。许多年后，当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何兹全问傅斯年何以懂得那么多人情世故时，傅不无感慨地引用孔子的话答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5一语道出了自己的辛酸经历与内心的悲凉。1913年夏，傅斯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从此，这个从鲁西土地走出来的破落户子弟，伴着迷蒙的京华烟云，开始了生命中“牧野鹰扬唱大风”的求学搏击时代。
1929年，脱离中山大学专职教书生涯的傅斯年率史语所由广州迁往北平北海静心斋，在继续担任史语所所长职务的同时，开始兼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念及家中族人之辛苦，陆续把他的侄子傅乐成、傅乐德，以及堂侄傅乐焕、侄女傅乐淑等接到北平，或直接送进学堂读书，或令其半工半读，在生活上给予接济照料。后来傅乐焕、傅乐成、傅乐淑等兄弟姐妹，相继考取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学有所成，皆为著名历史学家。
傅斯年父亲早逝，他身为长子，十六岁在天津读中学时，由祖父和母亲做主，把聊城县绅士丁理臣之女丁馥萃姑娘一顶花轿抬到家中拜堂成亲。丁家为聊城当地名门望族，明代聊城第一位进士丁志方为其先祖。丁理臣从事盐务有年，此时家境日衰，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仍能算得上小康之家。年轻的丁姑娘虽略通文墨，号称聊城第一美女兼才女，但由于长期生活在高墙大院之中的商人之家，处世态度和生活方式与自幼争强好胜、性格刚烈又脾气暴躁的傅斯年反差极大，二人一经接触，就搞得这位聊城傅少脚轻头大，心中颇为不快。因一时难以摆脱家庭伦理观念的制约，只好像胡适与鲁迅等人一样听之任之，随这位婆姨打狗或打鸡，或是上墙爬屋皆视而不见。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系统接受与中国传统教育不同的另类教育，傅斯年对自己的婚姻越来越感到不快，他在抨击此类家庭时，对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形式深恶痛绝，他说：
中国人是为他儿子的缘故造就他儿子吗？我答道，不是的，他还是为他自己。胡适之先生曾有句很妙的形容语，说“我不是我，我是我爹的儿子”。我前年也对一位朋友说过一句发笑的话：“中国做父母的给儿子娶亲，并不是为子娶妇，是为自己娶儿媳妇儿。”这虽然近于滑稽，却是中国家庭实在情形。咳！这样的奴隶生活，还有什么埋没不了的？6
傅斯年与丁氏媳妇长期分居，既已失了共同的志趣，感情更是无从谈起。他为此悲愤满腔，想摆脱这种困境，又如同老虎吃天无处下口，转来转去总不得要领，苦恼之极，遂愤然道：“我们现在已经掉在网里了，没法办了。想个不得已的办法，只有力减家庭的负累，尽力发挥个性。不管父母、兄弟、妻子的责难，总是得一意孤行，服从良心上的支配。其余都可不顾虑，并且可以牺牲的。”7
这是傅斯年当时对社会家庭的认识，也是他个人内心的表白。当他留学欧洲归来，以一只全身散发着海腥味的学术“大鳄”重新爬上远东之岸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挟西洋之学以自重，再也不管中国社会瘟疫一样繁衍盛行的那一套乱七八糟的“吃人”礼教了，遂下定决心要与母亲娶的那位“儿媳妇儿”一刀两断。于是，在1934年那个酷热的夏季，傅斯年擦着满头大汗，咬牙掏出了一笔“青春损失费”，总算与丁氏媳妇在济南协议离婚。同年8月5日，与俞大维之小妹俞大綵在北平共结百年之好。
傅斯年与妻子俞大綵（左）、母亲李夫人、侄子傅乐成摄于北平
出身名门官宦之家的俞大綵，幼冲之年即受新式教育，及长，求学于上海沪江大学，长于文学，尤善英文，且写得一笔好字，做得一手绝妙的小品文章。得益于傅斯年留德同学俞大维从中牵线搭桥，傅氏与比自己年轻近十岁的俞大綵缔结连理。1935年9月，儿子傅仁轨出生，傅斯年把在老家聊城的母亲接到北平与自己一起生活。傅斯年平时对母亲十分孝顺，虽已成为学界、政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且霸气十足，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但偶遇母亲发脾气，乃立即长跪不起，听任母亲斥责，直到老太太发完脾气，让他起来方才站起，或是对母亲解释，或是好言安慰。因傅的母亲患高血压病，忌吃猪肉，作为儿媳的俞大綵为照顾婆母身体，不敢给她食肉，而傅母却偏喜好这一口，且极爱好吃肥肉，于是矛盾不可避免。晚年的俞大綵曾回忆说：
孟真侍母至孝，对子侄辈，也无不爱护备至。太夫人体胖，因患高血压症，不宜吃肥肉。记得有几次因我不敢进肥肉触怒阿姑，太夫人发怒时，孟真辄长跪不起。他窃语我云：“以后你给母亲吃少许肥肉好了。你要知道，对患高血压症的人，控制情绪，比忌饮食更重要，母亲年纪大了，别无嗜好，只爱吃肉，让她吃少许，不比惹她生气好么？我不是责备你，但念及母亲，茹苦含辛，抚育我兄弟二人，我只是想让老人家高兴，尽孝道而已。”8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京空袭日频，危在旦夕。傅斯年由于领导中央研究院各所搬迁事宜，无暇顾及家庭，更无力陪侍老太太避难同行，特委托一位下属和两个侄儿负责保护母亲转移至安徽和县暂住。南京沦陷，傅氏辗转来到重庆后不久，两个侄儿来见，傅斯年以为家人顺利脱险，十分高兴，当侄儿述说祖母没有逃出来时，傅斯年大怒，当场打了侄儿两个耳光，又各自踹了两脚。随后，他千方百计令人把母亲于战祸连绵的安徽接了出来，辗转20余天由陆路逃至汉口，最后抵达长沙。斯时老太太年已七十余岁高龄，傅斯年每言及老母逃难事，总怀歉疚之情，他曾对同事说：“老母幸能平安至后方，否则将何以面对祖先？”9殷殷孝心苍天可鉴。后来，史语所由长沙迁昆明，傅斯年把母亲接到重庆，安置在歌乐山下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与弟弟傅斯严（孟博）一起生活，费用全部由傅斯年负担。
傅氏老母体胖，加之为躲避战火长年奔走劳累，一旦安定反生病恙，时好时重。到了1941年春，傅斯年又一病不起，此病缘于他身体过于肥胖，又患有高血压症，整日奔波操劳，遂使病情加重，不得不住进重庆中央医院救治。傅斯年患病的消息传出，远在美国的胡适曾专门致函表达了真挚的关切之情：
昨晚得你四月三十日的飞邮，才知道你病了，我真十分担心，因为你是病不得的，你的“公权”是“剥夺”不得的！你是天才最高，又挑得起担子的领袖人才，国家在这时候最少你不得。故我读你病了的消息，比我自己前年生病时还更担心。……你的病也必须休息静养。若能如来书所云，“六个月内绝对休息”，我可以包你恢复健康。但不可忧虑气恼，也不可贪吃肥肉！你的兴致好，和我一样，我想你一定可以恢复健康的。10
不管是“天才”还是“领袖”，或者是真龙天子，作为人难免是要生病的，上帝不会单独照顾这位“黄河流域第一才子”。胡适的手足之情，还是在傅氏精神上给予一些慰藉，使他增加了同病魔抗争的信心和勇气。几个月后，傅斯年终于出院，回到重庆郊外的家中休养。意想不到的是，傅斯年出院了，他的老母却死在了医院。
关于其母去世的情形，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以极其伤感的心情做了如下禀报：
先报告先生一件大事：家母在去年（1941）10月21日在重庆中央医院去世矣！七十五岁，不为不寿，但照她的身体，应当活到八十五乃至九十以上。她去世前两个星期还与小孩们玩，每日做饭做衣，非此不乐。……过双十节，疟子又犯，以寓在卫生署左近，请了金署长找的卫生署之医生，先上来甚好，忽然沉重，送入中央医院（未早入者，因此院亦简陋，脏甚），即不起矣。致死之病状难定，遍身发黄，医断为obstructive jaundice，于是作一小autopsy，则十二指肠上之通管为一大块石头所塞住。然则在南京时已闹起之“急性胃炎”，实即此事之误断也……设若不是我去年至今这一场大病，也或者早到医院去也。11
傅斯年在给好友罗家伦的信中，再次提及老母病逝之经过：
家母之逝世，直是怪事！其体质之佳，理必登大耄者，乃突然而病，遂尔不起，盖一块胆石杜大管common duct，一向皆认为胃病者也。在南京误诊，然彼时未必有此石，在仁济医院误诊，设非弟病，抑或不至于此。此则至今念之，倍觉罪恶者也。弟之一病，除此事外，皆有益处。例如借病逃院会，在此读书不休，然有此一事，一切荡尽矣！七十五之高年，不为不寿，然以其体质论之，固当达期颐耳。12
据一直在病房服侍的傅门故旧朱仲辉说，傅家老太太病逝后，傅斯年因不知病情，医院方面的专家又拿不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为此双方吵吵嚷嚷，争论不休，最后院方提出解剖，以验证病症之要害。傅斯年犹豫再三，最后同意解剖，其结果确为胆结石所致。由此可见当时中国头号医院医药设备及医疗技术是怎样的落后与糟糕，亦知傅斯年之心情是如何的悲愤交集又徒感哀伤了。
◎辞别重庆
傅母去世后，傅斯年得到了许多亲朋故旧及同事的关怀慰问。正在香港的陈寅恪通过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得到消息，当即发来唁函，以真挚的情感劝慰正处于悲痛中的傅斯年。函中说道：
孟真吾兄苫次：
顷得毅侯先生函，惊悉堂上于本月廿一日病逝，曷胜悲悼。伏念姻伯母大人一世慈勤，六亲景式，训子获通学之称，弄孙有含饴之乐，优游晚岁，足慰生平。不幸国难遽兴，崎岖转徙，未竟期颐之养，不无微憾之遗，然值此神州之巨劫，亿兆莫能免于牺牲，斯实时运为之，未可奈何者也。
吾兄孝思纯挚，怆怀家国，大病之后将何以堪，务恳节哀行事，庶几旧恙不致复发，区区下悃，至希鉴纳是幸。专此奉唁，敬请
礼安
寅恪顿首十月廿六日
怀妹均此，令弟处恕未另函。13
陈傅二人缘于姻亲关系，陈寅恪才在信中称傅母为“姻伯母大人”。而今斯人已去，作为孝子的傅斯年能够做的就是尽其所能料理后事。国难当头，丧事又须从简。傅斯年身体尚在休养阶段，不能为此奔波操劳，只好由妻子俞大綵出面请其兄、时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的俞大维派人料理安葬事宜。墓地选在歌乐山附近中研院数学所办公处旁的一个小山顶上，由兵工署人员在岩石中钻一洞穴，下葬时用吊车将棺木放入，用水泥制成七八寸厚预制板三块，用吊车吊起盖在墓穴上方，整体看上去如同一个应用于战争的碉堡，极为坚固。为此，傅斯年致信胡适说：“家母葬于歌乐山风景绝佳处，作成一水泥之圹，甚坚，欲移亦可，未开吊，未发讣，事后登报耳。”14短短几言，透出傅斯年得意与宽慰之情。只是他没有想到，当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潮兴起后，这个寄托着自己缅怀之情的“水泥之圹”，作为“地主妖婆”和“蒋帮特务的后台老板”之窝点，被红卫兵和造反派以“摧枯拉朽”之势，用炸药炸开，抛骨扬尸，荡涤殆尽。据说傅母的人头骨被一革命小将拿去作为辉煌战果公开展览后，倒上洋油，挂于一棵大树之上点了天灯。此时傅斯年在台湾孤岛去世已15年，倘若地下有知，情何以堪？
却说傅斯年安葬了老母，怀着哀痛与悲壮的双重心境，拖着病体，坚持出席了11月中旬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仅出席了一半议程就因体力不支回到家中继续养病。此时的傅斯年心灰意冷，无意再参政议政，搞什么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计，只想尽快找个地方躲起来“修身齐家”，过几天安静的日子。他艰难地支撑病体参加会议，对所谓的“参政”已没了兴趣，主要是因为他的老对头孔祥熙，在前一段时间曾到处散布流言，谓：“听说傅斯年病得要不行了！”言外之意是马上就要断气死掉了。傅斯年闻知后怒不可遏，大骂孔氏混账王八蛋，等等。这次出场亮相，完全是为了反击幸灾乐祸的孔祥熙，正如他在给胡适的信中所言：“盖证明我未死也。”15
傅斯年确实有点儿撑不下去了，对于他的生活与身体状况，俞大綵曾有过一段回忆：
孟真屡年来，因为公务奔波劳碌，感时忧国，多年的血压高症暴发，头昏眩，眼底血管破裂，情形严重。不得已，在（重庆）郊区山中，借屋暂居，借以养病。那时，他奄奄在床，濒临危境，悲身忧世，心境极坏，看不见他常挂在嘴角的笑容了。
那是一段穷困悲愁的日子。孟真重病在身，幼儿食不果腹。晴时，天空常有成群的敌机，投下无数的炸弹。廊外偶尔细雨纷飞，又怕看远树含烟，愁云惨淡，我不敢独自凭栏。
记得有一次，三五好友，不顾路途遥远，上山探疾。孟真嘱我留客便餐，但厨房中除存半缸米外，只有一把空心菜。我急忙下楼，向水利会韩先生借到一百元，沽肴待客（我与韩君，素不相识，只知他曾在北京大学与孟真同学，但不熟）。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向人借钱。
事隔一月，我已还清债务，漫不经心地将此事当笑话说与孟真听。不料他长叹一声，苦笑着说：“这真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愈，要拼命写文章，多赚些稿费，决不让你再腼颜向人借钱了。我好惭愧！”我很后悔失言，不料一句戏言，竟引起他的感慨万千，因为他常为国家多难而担忧，但他于个人生活事，从不措意！
孟真病稍愈，我们即迁李庄。16
1941年12月3日，已辞去中央研究院代理总干事之职的傅斯年，携家眷乘长丰轮船沿长江赶赴李庄。
就在傅斯年一家乘船溯江而上，艰难前行之时，美国西部时间12月7日凌晨，庞大的日本舰队已悄然抵达夏威夷群岛，并进入预定作战位置。1时16分，漆黑冰冷的太平洋瓦胡岛海底，随着“咔嚓”一声轻微响动，牵缚5艘日本潜水母舰的固定带迅速断开，随着暗流巨涛骤然滚动，5艘特种潜水母舰如脱缰野马，向位于夏威夷群岛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驶去。
傅斯年夫妇与儿子傅仁轨于李庄合影
夏威夷时间7日早6时15分，从6艘航空母舰甲板上起飞的183架日机，在黎明的夜空中编好队形，组成了第一轮冲击波，发疯般向珍珠港扑去，偷袭珍珠港的军事行动正式打响。
日本轰炸机群对珍珠港先后实施两轮攻击后迅速撤离，总计炸沉、炸坏美太平洋舰队各种舰船40余艘，炸毁、炸坏美飞机450架，有4500多名美军官兵伤亡。美国太平洋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美国时间12月8日，罗斯福总统身披深蓝色海军斗篷，登上国会大厦讲坛，发表了令全世界为之震撼并注定要流传后世的演说。罗斯福同时要求国会宣布：“自12月7日星期天无端发动这场卑鄙的进攻之时起，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
在罗斯福总统发表讲话的同一天，中国政府对德、意、日等三国宣战！
随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自由法国、波兰等20多个国家，相继对德、意、日宣战。惊心动魄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业已形成，危机四伏的中国战局随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营救陈寅恪
1941年12月7日，傅斯年一家抵达李庄，爬过500级台阶，住进了板栗坳一个叫桂花坳的院落。
因冬季上水行船，行驶缓慢，连续五天的颠簸，傅斯年到达李庄板栗坳之后，头晕目眩，全身无力，几不能行步。一量血压，水银柱忽忽上蹿，竟打破了先前的一切纪录，高血压症再度复发，傅只得大把吃药，迷迷糊糊地昏睡。三天之后，当傅斯年在昏睡中得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战火已在太平洋燃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的消息后，他立即意识到被困在香港的陈寅恪一家性命堪忧，必须立即设法促其离港，于是强撑病体，接连拍发了三封加急电报。
（款）重庆杭立武兄：
务盼设法助陈寅恪兄来渝，电复宜宾转李庄。
斯年灰
三十年十二月十日
重庆王毅侯兄：
祈电丁巽甫兄，设法助寅恪离港，先垫款，弟负责料理此事，并陈院长。再此间无存款，前说四千元，均为同人垫借，乞速汇。
斯年灰
香港九龙太子道三六九号三楼陈寅恪：
已电杭及丁巽甫助兄，速飞渝。
斯年灰17
1940年暑假，听说欧洲方面战况稍有好转，陈寅恪由昆明西南联大再返香港等候赴英讲学的机会。其理由如致傅斯年函中所言：“英国如能去，则弟必须去，因弟复牛津函言去，故必须践约也。”18想不到这次又出了差错，刚到香港不久，忽得中国驻英大使郭复初发来电报，谓因时局关系，赴英之事需延期一年。心灰意冷的陈寅恪欲再次孤身一人返回西南联大，恰在此时，日军为切断广西与越南之间的国际交通线，出兵攻占南宁，陷落昆仑关，滇越交通中断，致使陈寅恪无法回昆，而夫人唐筼除心脏病外又患子宫病，陈氏走投无路，一面写信请傅斯年“如本所及联大有迁地之消息，乞速示知”19，一面做携家眷迁川之打算，并通过许地山在香港大学暂时谋得一客座教授职位，以换取微薄的薪金维持生计。
1941年初，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已迁往四川南溪李庄，傅斯年致信陈寅恪，告之消息，并云西南联大也即将迁川，其时已在四川叙永建分校，如在香港不能支撑，可携家眷由香港转赴四川李庄，专任史语所研究员兼历史组主任一职。但此时陈家已一贫如洗，根本无资迁川，处在两难中的陈氏在走与留问题上摇摆不定，“盖居港地，进退维谷”。1941年2月12日晚，几近陷入绝境的陈寅恪在答傅斯年的信中写道：
现除飞机外，尚有由广州湾至桂林一道勉强可通（亦须经过无穷苦难）。内人及小孩等不计其生死存亡，令其迁至广西居住，通计载运人身及搬运行李，据最近车船夫轿之价，约近四五千元国币，若此能设法筹出，或者于五六月，敝眷及弟全部可由港至广西，弟一人赴川而置家于广西，以免多费川资及免再跋涉之苦。但又不知彼时此道能通与否耳！总之，于今年暑假将届时，即五月间，能设法为弟借贷国币五千元或英金百磅（与朱、杭诸公商之如何）以为移家至内地之费，则弟或不致愁忧而死，否则恐与兄无见之机矣！
又近六月来，内子与弟无日不病，只得轮班诊治服药，以二人不能同时治病也，因此病又时发，未能全恢复健康也。所幸近已努力作成《唐代政治史略》一部，约七八万言，又考证唐人小说二篇（《会真记》、《东城老父传》）约一二万言，现因无人誊抄故，尚未能一时写清寄上求教，约暑假前总可誊清也。20
2月28日，陈寅恪再致函傅斯年，作为前封信的补充。
……迁内地既决定，则广州湾亦有制限行李之事，衣被不能多带，故乘天气尚寒时，将皮袍棉袍尽量穿在身上带渝，以为过冬御寒及当作被盖之用。（四）如有暇则赴李庄一看情形，以为迁居之预备。大约昆明地太高，心脏不能堪。如不能去李庄，叙永不知如何？叙永情形在渝可详问杨金甫兄一切也。
广州湾现尚有人去，须乘轿数日始有公路车，且广西广东边界有匪，不论广州湾上岸之检查限制也。（因是唯一较廉且可略带衣被之路，其余只余航空鸟道矣。）……21
陈寅恪在信中专门叮嘱傅斯年，“此函请并交大维一阅，因到渝须住其家，恐须预备被盖等，此行不带被也”。
傅斯年接信后，知道陈氏赴川的决心已定，便想方设法为其筹集川资，但来回奔波几圈，几无所获，最后不得不与西南联大的杨振声（金甫）协商，先从北大文科研究所借支3000元以解燃眉之急。款尚未寄至香港，通往桂林的路又被日军截断，陈寅恪欲转上海等处，又深感不妥。恰在此时，一直关怀着陈家生活的许地山又不幸去世，陈寅恪失去了在香港唯一的依靠，情形越发令人心焦，他于8月26日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解释说：“上海即一间房亦须顶费，且未觅得亦不能去，近更不妥故也，几于无地可去，而香港只余一月粮，不能久住。飞机则港渝票六百四十元港币，港昆票八百二十元港币，故即得北大三千元之助，亦须取道公路，作一月余之旅行。总此诸端，其难可想。无怪三舅母、大纲、若农又徐森玉及诸亲友之为弟焦急也。近因许地山逝世，其所遗之中国历史课二门（共八点钟）由弟暂代，其余行政事务一概不管，大约月可得港币四百元，以近一年港地物价计（每月渐涨），想可敷衍（近一年来每月约费三百六十元上下），惟求其不生大病，则大幸矣。”22
任凭陈寅恪捶胸顿足，仰天大呼自己身家性命如此之苦，但苍天却板着面孔，未有半点儿怜悯之意，陈氏一家只有在水深火热中备受煎熬而无法自拔。在给史语所助理研究员邓广铭并转呈傅斯年的信中，陈寅恪再次强调道：“弟居港下半年，即六月以后便无办法，行止两难，进退维谷，颇如待决之死囚，故半年来白发又添无数茎矣！”同时明确表示：“弟一人至川，而将家眷由广州湾赴广西居住，因路短费省，且可略带行李（运费极昂）。”最后，陈寅恪特地嘱邓广铭说：“弟到李庄之可能甚多，便中乞告以地方情形，即何物最须带，何物不必带之类，以便有所预备也。”23
1941年夏，陈寅恪夫妇与三个女儿摄于香港九龙太子道三六九号楼下（摘自《陈寅恪集》，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
当陈寅恪在势如牢笼的港岛左冲右撞，总是突不出重围之时，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爆发了。
就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的同日上午8时30分，日军空袭英军守卫的香港并以第三十八师团数万人之兵力进攻港岛。13日，九龙半岛沦陷，25日港岛失守。英国守军仅经18天抵抗便告崩溃，香港总督杨慕琦打着白旗亲到九龙半岛酒店向日军司令酒井隆投降，15000名驻港英军被俘，整个港岛为日军占领。随后，日本在香港设立了大本营直辖的占领地总督部，以陆军中将矶谷廉介为“港督”，受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节制。
当身处李庄的傅斯年为陈寅恪一家的命运忧心忡忡，焦虑不安，并拖着病体连续拍发电报，请求中英庚款负责人杭立武等人设法营救之时，鉴于港岛已被日军团团围住且即将沦陷的危局，重庆国民政府火速派出飞机抵达香港，接应、抢运在战前滞留在香港的政府要员与文化教育界著名人士。12月18日，国民政府派出的最后一架飞机抵达香港机场，此时英港督杨慕琦已经通过广播公开宣布向日本投降。整个港岛事实上已在日军的控制之下，那些尚未来得及离港的政府要员和文化名人，已是大难临头，到了生死攸关的最后一刻。
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的提议，被傅斯年誉为“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的“教授的教授”、国学大师陈寅恪，当之无愧地被排在了“抢运”之列。此前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已拍发密电通知陈寅恪，令其做好准备，万勿错过这最后一线生机。
1941年12月12日，北平《晨报》报道
但当陈寅恪于兵荒马乱中携家带口匆忙赶到机场时，却被无情地挡在了圈外。与陈寅恪一道被挡在圈外的还有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国民政府监察院副院长许崇智，著名文化人士郭沫若、茅盾，同时还有中央研究院故院长蔡元培的夫人等。阻挡者乃是蒋介石的姻亲、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夫人宋霭龄、女儿、随从和豢养的一大批保镖。
1941年12月14日，北平《晨报》报道
当时素有“南天王”之称的国民党中央常委、陆军一级上将陈济棠，已抢先一步登上飞机。然而，孔家的二小姐、时常装扮成半男不女模样的孔令俊，竟把自己的一条宠物狗放在座位上，以阻止陈济棠入座。昔日不可一世的粤军统帅、“南天王”陈济棠见对方如此无理，竟不把自己这位党国大员、陆军一级上将放在眼里，怒不可遏，当场对孔二小姐的无耻行径大加痛斥。想不到孔二小姐仗着孔家随从人多势众，几十名保镖如狼似虎，比这位一级上将更加凶悍骄狂。只见孔二小姐从腰间嗖地拔出精制的左轮手枪，敲点着陈济棠的额头，喝令对方立即滚下机舱，否则就地枪决。陈济棠所带的一个卫兵眼看主子命悬一线，立即掏枪护卫。于是双方保镖在机舱内持枪对峙，各不相让。无奈陈济棠一方人单势孤，根本无力与孔家保镖争雄斗勇，陈夫人一看眼前凶恶的局势，怕丈夫遭到不测，不明不白地吃了孔二小姐赠送的“花生米”，乃流着眼泪示意身边人员服软认输。最后的结果是，陈氏的卫兵全被孔二小姐下令强行缴械，连同陈济棠与夫人一起被轰下了飞机舷梯。可怜这位昔日手握重兵、纵横疆场、称霸一方的“南天王”，竟因少带了几个保镖而遭此奇耻大辱，还差点儿把老命送掉。
重量级军阀陈济棠尚且如此，其他几十位党国大员、文化名流，面对如此骄悍的孔家主奴，更是无力登上飞机舷梯。所有的人只能两眼冒火，情绪激昂，高声疾呼“国法何在，党纪何在，公道何在，天理何在”等口号以示抗议。
此时，从天空落下的炸弹已在机场四周爆炸，溅起的尘土直扑机身，滚滚浓烟伴着火星笼罩了整个机场，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是逃离港岛的最后一刻了。此时只知有四大家族、蒋家王朝，不知有党纪国法的孔二小姐，从容地指挥她的随从保镖把自家大大小小的家私、洋狗，甚至私人用过的马桶全部装入机舱，强行下令开拔。飞机挪动笨重的躯体缓缓滑过跑道，在众人的痛骂与呼叫声中腾空而起，直插烟雾弥漫的天空。身后，甩下了一群站在圈外，于凄雨寒风中悲愤交加、捶胸顿足，徒叹“奈何！奈何！”的党国大员与文化学术界名流。
被孔家强占的飞机刚起飞两个小时，日军便进驻了这座当时香港唯一可堪使用的机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孔家“恶少”把持的飞机抵达重庆机场时，国民党中央正在召开五届九中全会，为了抑制党内日甚一日的腐败行为，迎接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并早日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会议通过了一个名为《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制制度以修明政治》的决议案。听到赴香港飞机返回的消息，参加会议的党国要员按捺不住心中兴奋，纷纷赶往机场迎接。然而，从飞机舷梯走下来的不是国民党中央常委“南天王”陈济棠，也不是许崇智、何香凝，更不是陈寅恪、郭沫若或蔡元培的夫人，而是孔祥熙家的恶少连同携带的老妈子与洋狗、马桶和香料床板。见此情景，接机者一个个目瞪口呆。
◎“杀孔祥熙以谢天下”
当年著名的五四运动爆发时，北洋军阀及其一帮御用策士于盛怒中，曾指斥新兴的士风为“洪水猛兽”。对此，“北大之父”蔡元培曾专门著文反击道：“不错，今日之士风，可以算是洪水，而今日之军阀，正是猛兽，即非用洪水淹此猛兽不可。”傅斯年进一步著文补充道：“洪水过了，留下些好的肥土，猛兽却不见了。”24此时，正躺在李庄板栗坳泥屋土炕上，强撑病体遥望西南云天的傅斯年没有想到，距当年掀起的那场洪水巨浪早已有许多年，而猛兽与猛兽的徒子徒孙们却依然如故地在大地上兴风作浪。假使死在港岛的蔡元培地下有知，面对孤苦伶仃沦落于港岛的夫人与陈寅恪等文化大师们，不知做何感想。25
日军占领香港机场
1941年12月22日，重庆《大公报》发表《拥护修明政治案》社评，借题发挥，巧妙地披露香港沦陷之际，“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的孔氏家族丑闻，同时揭开了外交部长郭泰祺国难当头竟以巨额公款买私人豪宅的黑幕。内中说道：“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肃官箴，儆官邪。譬如最近太平洋战事爆发，逃难的飞机竟装来了箱笼、老妈与洋狗，而多少应该内渡的人尚危悬海外。善于持盈保泰者，本应该敛锋谦退，现竟这样不识大体。又如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65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国家升平时代，为壮观瞻，原不妨为一部之长置备漂亮的宿舍，现当国家如此艰难之时，他的衙门还是箕踞辨公，而个人如此排场享受，于心怎安？……”
社评一经发表，舆论大哗，各地报纸相继转载，社会各界正义之士纷纷谴责孔氏家族的飞机装洋狗行径。12月24日，昆明的《朝报》以《从修明政治说到飞机运洋狗》为标题，转载了《大公报》社评并对孔家的劣迹给予了尖锐抨击，文中指出：“香港战事爆发，有人把飞机装运沙发和洋狗到重庆，大公报前几天以社论原题为《拥护修明政治案》，痛砭此事，今将原文介绍如下……”《大公报》社评的转载，立即引起了西南联大与昆明各校师生的义愤，校园内外立即沸腾起来。当西南联大师生们得知教育部与中央研究院圈定的陈寅恪本该在“抢运”之列，而由于“飞狗院长”家中的主子与奴才从中作梗而未返回时，悲愤交加。许多师生都以为陈寅恪此次在劫难逃，已经在乱枪流弹中死去了。于是几位历史系学生在一个名叫《论坛》的壁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悼陈师寅恪》的文章，以哀惋、悲愤的语调追怀香港沦陷后生死与下落皆不明的陈寅恪教授及其家人，文中以悲怆的语气说道：“著名的史学教授陈寅恪导师，不能乘政府派去香港的飞机离港，命运似不如一条洋狗……”26
文章刊出，整个西南联大师生沉浸在莫大的悲痛与激愤中，积压在心中的怒火如电石碰撞，瞬间爆发。时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吴晗在课堂上对学生们说：“南宋亡国前有个蟋蟀宰相（南按：指贾似道），今天又出了一个飞狗院长，真是无独有偶呵！”他力主师生起来反抗。27激于义愤，联大学生邹文靖等26人立即用毛笔大字起草了“讨孔宣言”，张贴在校门口的墙壁上。宣言云：
“国家之败，多由官邪。……今日，我国贪污官吏有如恒河沙数，而其罪大恶极者莫如国贼孔祥熙。孔贼贪污中饱，骄奢恣睢，已为国人所共愤，为法理所难容，而此次风闻由香港以飞机运狗者，又系孔贼之妇！致使抗战物资、国家硕老，困于港九，沦于敌手而不得救。嗟夫！铜臭冲天，阿堵通神，用全一己之私，足贻举国之害。此贼不除，贻害无穷；国事危急，奚容缄默！……”
“呼吁我校学生自治会立即召开全校同学大会，群策群力，共商大计，并通电全国，同声诛讨。通过学运，掀起高潮，期树讨贼之大纛，倡除奸之首义。剪彼凶顽，以维国本。是为国民之天职，尤为我辈之责。”28
宣言贴出，在学生自治会的组织下，全校师生立即响应，于校本部广场组成了声势浩大的“讨孔”队伍。队伍的前锋是一幅用床单制成、上画脖颈上套一巨大铜钱作枷的孔祥熙头像。学生们在短暂集会后，高呼“打倒孔祥熙，铲除贪官污吏”的口号，浩浩荡荡地走出校园示威游行。沿途有云南大学、昆华师范学校、南菁中学等十多所大中学校师生陆续加入，汇合成数千人的游行队伍。西南联大当时在校主持日常事务的蒋梦麟、梅贻琦二常委出于对孔氏一家恶行的义愤，不但对学生的义举未予劝阻，还暗中准备了应变措施，并乘车尾随游行队伍之后，以备万一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好及时出面加以调解。
游行过后，联大与昆明市众多大中学校学生纷纷宣布罢课，并向全国各地高校拍发“讨孔”通电，以期通过这一运动，给国民党政府和孔祥熙之流的贪官污吏予以警告和惩戒。
西南联大的通电发出，远在李庄的同济大学师生立即响应，相机而动，高举旗帜和标语，涌向大街小巷，高喊“打倒孔祥熙”的口号，并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借住的张家祠门前、史语所居住的板栗坳、中国营造学社所在的上坝月亮田等地，背诵诗词，以悼念被“‘飞狗院长’孔祥熙的狗儿女害死的陈寅恪教授”。在李庄的陶孟和、李济、董作宾、梁思成、林徽因及其所属机构的同事，听到陈寅恪“死去”的消息，大为震惊，纷纷向傅斯年询问详情。傅斯年闻听更是惊恐万状，立即急电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探询实情。重庆方面的回电称同样听到了如此不幸的消息，却无法确定真伪。于是，整个李庄的科研人员与同济大学师生，沉浸在一片巨大的激愤与忧伤之中。盛怒中的傅斯年暴跳如雷，直呼要“杀‘飞狗院长’孔祥熙以谢天下”。
日军全面占领、封锁香港
此时的陈寅恪并没有死去。就在国内群情激愤，四处声讨“飞狗院长”之时，他与家人已顾不得“国法”与“公理”何在的是非之争了。在整个港岛大混乱、大失控的枪炮与硝烟之中，他需要尽快设法找到一条逃亡之路。但此时，香港与内地之间，无论是陆地、海上还是空中，所有的交通、书信、电传、票汇等全部断绝。香港大库的存粮全部被日军封存，以供军需。伴随而来的是学校停课，商店关门，粮荒四起，大街小巷散落着满地的垃圾和在寒风中飘舞的废旧报纸。昔日港岛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似乎在一夜之间全面崩溃，霎时笼罩在一片萧条破败之中，整个香港已成为一座坟墓式的孤城。在这种混乱危局中，要想在短时间内逃出孤岛，几无可能。无奈中的陈寅恪一家老小，只有伴随着这座孤城和孤城中几近绝望的人群，开始在日军的铁蹄下痛苦地呻吟。陈氏的弟子蒋天枢后来在记述这段“事辑”的按语中写道：“如非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陈寅恪）赴英伦之举或终能成行。先生离北平时，右眼视网膜已发现剥离现象，若得至英伦，眼疾当可医治痊复，不致终于失明。”走笔至此，蒋氏慨叹曰：“天欤，际遇之不幸欤？”29
陷入港岛的陈寅恪确是遭到了天命与际遇双重的不幸。由于学校关门，粮库封锁，钱粮来源皆已断绝，只靠一点儿存粮维持一家人的生命。陈氏困坐家中，惶惶不可终日。为节省口粮，唐筼开始强行控制家人进食，孩子们吃到红薯根、皮，竟觉得味美无穷。忽一日，日军又要征用陈寅恪家所租住的楼房作为军营，勒令所有住户限期搬出。然而街上交通封闭，日军在路口架设铁丝网，动辄开枪杀人，常有过路者无故中弹倒地而亡。闻知将遭驱逐的消息，全楼人惊惶失措，皆感大祸临头又莫知如何应对。陈家女儿流求清楚地记得：“那天早晨母亲含着眼泪，拿一块淡色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及孩子的姓名，出生年月日及亲友住址，缝在四岁的小妹美延罩衫大襟上，怕万一被迫出走后失散，盼望有好心人把她收留。如此情景，不仅全家人眼眶湿润，连正要告辞返乡的保姆也哭了。”30危难之中，陈寅恪决定不再顾及个人安危，豁出性命与日军一搏，遂毅然下楼与凶悍的日军交涉，终使对方同意延长时日，以留出居民搬迁的空隙。后因这支军队突然奉命开往新的战场，全楼才得以幸免。陈家那位原本有些牛气的房东自此对这位在日军面前大义凛然，且能用日语交涉的穷教授刮目相看，尊礼有加。
刚刚躲过被驱逐的厄运，夜幕沉沉中，对面楼上忽又传来阵阵凄惨的哭叫声与厮打声，睡梦中的陈家惊恐而起，紧张地听着外面的动静，直到天将大亮哭叫声才渐渐平息。次日有邻居转告，说是昨夜前方楼上一家五个女孩遭到日本大兵的强奸侮辱。此时陈家大女儿流求已上初中，母亲唐筼听罢打了个寒战，立即从身旁摸过剪刀，一把拉过流求，不由分说，把她头上的长发剪掉，又找出陈寅恪的旧衣让其穿上，女扮男装，以躲避可能的不测。恰在此时，又传来蔡元培的夫人家中遭劫的消息，陈寅恪急忙跑去一看，蔡家钱物被洗劫一空，据说是当地一伙不法之徒趁乱所为。蔡夫人悲恸不已，几次昏死，陈寅恪欲助其难，但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不保，只好空言劝慰，以减轻对方精神之苦痛。
春节过后，有位自称陈寅恪旧日学生的人来访，谓奉命请其到沦陷区广州或上海任教，并拨一笔巨款让陈寅恪筹建文化学院。陈氏辞却对方，意识到自己有被日伪汉奸强行利用的危险，想要不与狼共舞，就必须冒死逃离港岛。于是，经过一番苦心孤诣的秘密筹划，终于在1942年5月5日突出重围，携家登船离开了坟墓般的孤岛，取道广州湾（即湛江）返回内地，一路艰苦跋涉，终于同年6月抵达桂林。
关于逃难经过与颠沛流离之苦，陈寅恪在1942年6月19日致傅斯年信中有一段泣泪滴血的叙述，信中道：
此次九死一生，携家返国，其艰苦不可一言尽也，可略述一二，便能推想，即有二个月之久未脱鞋睡觉，因日兵叩门索“花姑娘”之故，又被兵迫迁四次；至于数月食不饱，已不肉食者，历数月之久，得一鸭蛋五人分食，视为奇珍。此犹物质上之痛苦也，至精神上之苦，则有汪伪之诱迫，陈璧君之凶恶，北平“北京大学”之以伪币千元月薪来饵，倭督及汉奸以二十万军票（港币四十万），托办东亚文化会及审查教科书等，虽均已拒绝，而无旅费可以离港，甚为可忧，当时内地书问断绝，沪及广州湾亦不能通汇，几陷入绝境，忽于四月底始得意外之助，借到数百港元，遂买舟至广州湾，但尚有必须偿还之债务，至以衣鞋抵值始能上船，上船行李皆须自携，弟与内子俱久患心脏病，三女皆幼小亦均不能持重物，其苦又可想见矣，幸冒险将二年来在港大讲稿携出，将来整理或可作一纪念也。31
同一日，陈寅恪在致朱家骅、叶企孙、王毅侯和傅斯年四人的信中补充写道：“弟于疾病劳顿九死一生之余，始于六月十八日携眷安抵桂林。”又说：“当时实已食粥不饱，卧床难起……其苦闷之情不言可知，至四月底忽奉骝公密电，如死复生，感奋至极。”32
脱离虎口流亡到桂林后，陈寅恪的心情如同久霾的天空忽然晴朗，正如给好友刘永济的信中所言：“扶病就道，一时脱离沦陷区域，获返故国，精神兴奋，勉强尚能成行。”33远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的其兄陈隆恪得知陈寅恪尚活在人间，并摆脱了倭督及汪伪汉奸的纠缠，携家安全脱险的消息后，在《闻六弟携眷自香港脱险至桂林》诗中，有“辛苦识君来”“正气吞狂贼”两句，34以示对这位富有民族气节的胞弟及其家人的称赞与嘉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