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当记者是我从小到大的理想。高考填志愿，我几栏都选了新闻学专业。有时候我也矛盾，究竟我是喜欢报道更多的事实真相，还是享受记者这份职业带给我的成就感。
一到大学，我就加入了学校的新闻媒体做学生记者。刚开始写着学校社团的活动新闻，报道学院的娱乐晚会，每周能有一两次上校报的机会。
因为表现良好，我在大二那年被学校宣传部的老师叫过去帮忙。学校每年都有宣传指标，必须达到一定曝光量。老师让我多写写学校的丰功伟绩，他再拿到外面的省市报纸上投稿，我也的确写出了几篇漂亮的稿子。
虽然只是豆腐块的版面，但毕竟是省市级媒体，一上稿，足以让我开心好几天。每次跑到报刊亭买当天的报纸，看着自己昨天敲在键盘上的文字印在了可触摸的纸张上，可以说是大学最开心的时刻。
我的名声逐渐在学校打响，走到哪儿，大家都对我多了几分远远就叫“姐”的敬意。我也不知道这个称呼里掺了多少真假。当然，也免不了有一些找我帮忙的人。
有个学弟找到我，跟我说了最近遇到的一件难事：他打算在学校开首家校园话剧院，设备器材已经租好了，要跟校方申请一间500人左右的大教室，方案提交上去，却被领导叫停了。
“学校领导就是这样，怕麻烦。我这话剧院也算是全国高校第一家，开创先河啊！”学弟满是怨念。
我抓住“全国”“先河”几个词思考了好一会儿，决定报道。
第二天，我以学生记者的身份去领导办公室做采访。领导拍着桌子训了我一通：“学生的职责是去学习，他想创业我不阻止，但我们只鼓励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创造价值的，他这个商业性太强，还要占用学校资源，绝对不行！”
我被领导臭骂了一顿，灰溜溜地走出了办公室。不过我已经要到了新闻素材，很快把新闻稿写好，主动联系了当地日报的记者，把稿子给了他。
报社记者问我：“稿子要署你的名字吗？写了名字会不会对你不太好？”我没有丝毫犹豫，说：“写。”
有很多事情，在开始就已经注定了，或许报道真相是我的爱好，想借此成名也是我的潜在目的。
第二天稿子见报，100多家网站主动转载，还有国家级媒体联系我的学弟做后续深度报道。大学生创业的话题在各大论坛、微博引发网友热议。这篇报道也在学校引起了轩然大波，宣传部老大请我到办公室喝茶，意思是以后这种稿子少发，不然连毕业证都难拿。
我还沉浸在一炮而红的胜利喜悦中，根本听不进这些话。
晚上学弟打电话给我：“大记者，多谢你啊！因为你的报道，有很多商家联系我要合作！你太牛了呀！我就知道的！既然学校不让搞，我就让别人帮我，可能利用了你，但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
我挂了电话，可笑至极。第一次觉得自己这支写新闻的笔，用不好了也可能是把玩火自焚的刀子。
后来学弟的剧院没开成，这个项目搁浅了。没过多久，他又琢磨了新的项目，找我报道，我推托道：“最近太忙了，没时间。”
02
因祸得福，因为此事，省里日报的记者让我做报社的通讯员，帮他在外面跑新闻。
不上课的时候，我就到处跑。他做的是教育版，一到周末我就去各种招聘会现场。我不找工作，只是挤在水泄不通的场馆，看一群毕业生胡乱撒下一沓沓简历，然后寻找可报道的信息。
看到可挖掘的新闻点，我就打电话给报社的记者报个选题。要是通过，就上前采访。采访结束，我在附近找个网吧写稿，只要在下午6点截稿前交稿就行。
我每天都盼着能有大事发生。我觉得自己像狗一样，嗅觉灵敏，审视着眼前的一切。
有一回在招聘会现场，我碰到省台一档求职类节目正在录制。节目组声称：现场求职者可主动上台自荐，是否录取由台下的企业嘉宾决定。
有个大专毕业的白化病男生，举着牌子站在台上，所有人都被他白白的毛发和过于惨白的脸吸引了，我心想这可能是节目组请来的托儿。
白化病男孩在台上颇显激动，差点哭了，哆哆嗦嗦地说：“台上更公开、更公平，所以我上来了。”男孩说他几个月已经找了几百家，被各种借口拒绝。
最终，这个男生当场被一家名企录取。
录制结束后，我上前采访，男生的妈妈也在。面对记者，她有点紧张，不时脸红。我再三求证，才知道男孩父母从农村来省会打工，家里还有一个同样患病读高二的弟弟。他们已经跑了一个月的招聘会，一直受歧视。
“我们每天啃着馒头跑来跑去的，饭都舍不得买。”她眼角有泪，说完偷偷迅速擦了擦。求职这么久，白化病男生也算是被录取了。我觉得有新闻价值，值得写。
第二天，报社在头版刊登了这篇报道，还配上母子俩的照片。这是我新闻生涯的第一篇头版。当天，母子俩打电话给我：“谢谢你的报道，这么好心的公司，一定要好好宣传一下。”
我客气地回了她：“没事，都是记者该做的。”说完抚摩着刚买回来的报纸头版，扬扬得意。
没过几天，我又接到男孩妈妈的电话：“记者啊，那家公司不要我儿子了！”
我当时在学校食堂吃面，听她一说，立马放下手中的碗筷，飞快地跑回寝室，我说：“阿姨，你慢点说，我都记下。”
原来男孩去公司报到那天，公司又给他加试了一轮，答题无误，操作顺利，但还是被刷了。
“骗子，他们就是骗子，记者，你可要曝光他们！”她在电话里哭了起来。
我觉得愧疚，他们要是骗子的话，那我也算是帮凶了。经过几次核实，确实是企业反悔了。我把几方取证的稿子发给报社，报社反馈：不登！这种负面稿不能登！
我不知怎么办，这种新闻确实不是大新闻。但我自己又能做什么呢？我只是一个学生记者，一个普通的记录者，我什么都不是。
但一想到男孩妈妈在电话里哭哭啼啼的样子，我心里就过意不去。我跟报社记者讲：“新闻不就是客观报道事实真相吗？企业的用意，我之前没有了解全面。”
“你啊，还是太小，别把记者看得太重。世间有那么多的不公平，都来找记者，要警察和法院干吗？”记者安慰我，继续说，“我们只管记录，登不登报，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
我一直沉默，挂了电话，在阳台坐了很久。后来我辗转联系另一家媒体发出此篇报道。不过这篇新闻也石沉大海，没有惊起任何波澜。但因为做了这件无足轻重的小事，我心里稍微舒坦了点。
此后，我没再接到她的电话。偶尔在QQ空间，看到那个男生发一些我看不懂的文字。我也强忍着没有问男孩现在有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我心虚，事情弄成这样，我也很无奈。
记得那天在招聘会现场采访时，男孩的妈妈说，如果实在找不到工作了，就让儿子在家修电脑。“儿子电脑修得可好了，全班就他每次修得最快最好。”她为儿子感到骄傲。
我也一直忘不了，那个企业招聘官接受我采访时说的：“社会责任感是每个企业不可缺少的部分，对待他这样有能力但有身体缺陷的求职者，我们一视同仁。”
当时他那副正义凛然的样子，恐怕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了。
03
大三暑假，我联系上了一家在全国影响力很强的报社实习。考完大学英语六级的第二天，我就坐上15小时的硬座火车过去。
那天，我正坐在办公室看报纸，把我晾在一边好些天的报社记者，对着我，手指一勾：“走！”我就第一次跟着记者老师去现场了。是一桩诈骗案，一家工厂两个月诈骗近百家供应商3000万元货款。
供应商堵在这家工厂门口，刚下车他们就拥围过来，七嘴八舌讲个不停。
有个供应商老板拉着我，满脸焦虑地说：“记者，你行行好，帮我们找到他，我已经破产、妻离子散了！”还没说完，我被另一个人拉过去，又是一番哭诉。
我的记者老师不停地跟我说：“记下！记下！统统记下！”
临走时，我把电话号码留给其中一人，让他们有什么进展记得联系我。回到报社，我就赶稿，其间我的手机震个不停，收到了二十多个人的短信。
“记者，你好，这次一定要帮帮我！”
“全厂的钱都在那里，你一定要曝光他们！”
“求求你把我们的钱追回来吧，求求你！”
“我孩子马上读大学了，一分钱都没了。”
“你能救我们，我代表所有供应商感谢你！”
“我已经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了，我熬不下去了。”
“如果追不来那笔钱，我都不知道怎么活下去！”
……
他们是四五十岁的男人，是公司老板，是丈夫，是父亲。虽然不是大企业，但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竟然用这种口气恳求我。我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和莫名其妙的职业荣誉感写完了这篇稿子，第二天发在了版面头条。
可这种事全国各地每天都有，许多稿子发完了以后，也就完了，不会有什么惊人的后续反转。
半个月后，我接到了其中一个供应商的电话：“记者，你好，我们发现那个浑蛋跑到江西老家了，我们一群人正在火车上，要去抓他。你能派个记者过来报道一下吗？追不到这笔钱，我老婆都要抱孩子跳楼了！”
我回了一句，说：“我尽量。”报社这边是没有然后了。
我在那边实习那段时间，记者带着我跟另外一个实习生，到处喝茶、蹭饭，被人追捧着，然后拿拿通稿。
我去报道一场发布会，签到时主办方给我一个红包，说是“车马费”，我回到报社打开一看，10张百元大钞躺在里面。我把红包交给记者。记者说：“你们今天辛苦了，一人拿两张去买点冷饮吃吃。”
我有点迟疑，不是在思考能不能拿这笔钱，而是记者为什么要拿钱？我的老师可能是看出了我的疑虑，跟我说：“不拿钱的话，你这篇报道估计也难写。这是按规矩办事。”
我最终提前结束了实习。
供应商们那几年也没放弃追查。其中一个男人偶尔会给我发信息，关于又去哪里抓他了，叮嘱我：“一定要过去报道啊。”
我看着手机屏幕上的短信，思考着这是哪个人发给我的。当天有几十个男人围着我诉苦，这个号码对应的是哪张脸呢？我想不起来。最终我实话实说：“我已经实习结束离开了。”
对方在电话那头失落地哦了一声。
“不过我可以跟报社联系一下。”
“那太好了！”
我能感受对方突然开朗的语气。
意料之中，报社还是无动于衷。后来，我换了手机号，供应商们也没法跟我联系了。
毕业后我没有进入媒体圈。到现在我都不知道，那些人到底有没有追回那笔钱，有没有跟老婆孩子继续好好活下去。
有时候我会想，终究没能为他们做过什么，也不知道他们想起我时，会不会怨恨当时我为什么不争取一下。
偶尔我会突然想起那几年的采访对象，他们当时的问题都解决了吗？有没有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
这些想法总在一瞬间冒出，可能答案我是永远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