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娜是一名律师，同时也是一位考古学家，目前在北达科他州的俾斯麦工作。35岁的她性格爽朗、热情奔放，她把自己形容是“与考古犯罪活动斗智斗勇的机器”。克里斯蒂娜的父母双方都是二婚，思想上非常开明。父母不仅开诚布公地和克里斯蒂娜谈论他们原先失败的婚姻，还鼓励她保持独立。克里斯蒂娜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告诉她的母亲自己要搬去德克萨斯州和一个男人住，她的母亲着实吓了一大跳：“你不能那样做，你的性爱次数还寥寥无几呢。”
最终克里斯蒂娜败下阵来：她的性经验的确还不够丰富。在她20多岁的时候，她说，她对婚姻这种事并不感兴趣，相反，她十分享受单身生活。她的目标是“30岁时也不结婚”。因而，她在一连串的感情里进进出出，享受着两个人之间热情而散漫的性生活。克里斯蒂娜说她会和那些她觉得有意思的人做爱，“只要有人在舞池中邀我共舞，我都会回应他”。她说自己的性格是“超级热情”，而性欲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我爱狗，”她说，“我还爱我的工作，爱运动，爱小孩子，爱身体接触。我爱性。”
看到她许多法律系的同学们似乎都非常随意地配成了情侣，克里斯蒂娜说她感到很震惊。“那些男男女女，我从来没见过他们一起参加派对或者一起出去玩，但突然之间他们就在一起了，然后就结婚了。”这种轻率的婚姻对她并无吸引力。
然而，随着年龄渐增，她的内心也渴望拥有自己的孩子，因此她也越来越想要找一个值得托付的伴侣。她曾和一个男友住过一段时间，但后来她发现他有酗酒问题，而且极不负责任。她说，她很爱他，“但是我不可能和他生孩子，因为如果我让他出去买盒牛奶，他会两天都不见人影，我没办法和他一起过下去”。后来她搬去了新墨西哥州，并住在了一个临近纳瓦霍人保留区的地方，在那里，贫穷落后、种族主义以及闭塞的文明交织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浓厚但并不健康的社会之风与性交氛围。
“在这儿，我见到了许多比我年轻、比我奔放的人，”她说，“我本来以为自己在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很狂热了，没想到30岁出头才是我的性生活最疯狂的时期。我目睹了那么多男男女女，他们和不同的伴侣做爱，还有三人性交的，大家都放纵着自己的情欲。”
克里斯蒂娜在那段时间里尽情享乐，但她意识到，自己长期的偏头痛以及其他一些疾病征兆，都与过去“放浪形骸”的生活不无关系。她与她的父亲一直保持联络，二人之间无话不谈。她父亲说，看到她享受生活的乐趣，他为她开心，但是也许她也应该认识到，“和24岁的重金属摇滚歌手混在一起”并不能让她幸福。接着她又搬到了蒙大拿州的米苏拉，她在这里获得了考古学的硕士学位，而且还爱上了一名虔诚的南部浸信会教徒。然而，她的男朋友以前从未和女人住在一起过，对此他感到非常不适，最终证明，他的信仰对他来说更重要一些。“这个男人，他曾对我说‘我们结婚吧，我们来生孩子’”。克里斯蒂娜说，“我爱他，并且迅速地沉迷于这段爱恋。但是，突然之间，耶稣出现在了我们中间。而耶稣并不怎么讨我的喜欢”。
现在居住于俾斯麦的克里斯蒂娜仍然是单身，但她已经有意识地减少做爱的次数，不像以前那么狂热。在她人生中，这还是第一次。自从和那个教徒分手之后，她一直郁郁寡欢，她说是时候该走出阴霾了，而且她也不是那么迫切地想要孩子了。“各种原因吧，”她告诉我，“现在的我不再热衷于随意的性爱了。”随即便陷入沉默。
“有时候，我还是会那样做，”停了一会儿后，她继续说道，“因为如果有一个英俊的男性俘获了我的话，我是无法拒绝的。但我的上限也就是一个晚上。”
关于性爱，她唯一的遗憾是一路走来，她有可能伤害过一些人。她认为在年轻的时候，自己是那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女子”，她说。“现在，我稍微温柔了些，而且遇事会多加考虑。”接着她谈到了在流行文化背景下，她和男性交往，通常情况下受益的都是她。“我会对一个男人说，‘你要清楚，现在我不想谈一段认真的感情，说实话，我还在跟别的男人约会。’”她回忆说。“因为他们是男人嘛，所以他们就会想‘太好了！我也不喜欢对人做出承诺！’”但之后，他们还是会持续保持肉体关系。“然后这些男人就会开始认为，我并没有和其他人做爱。但事实上，我有。”
“我曾经以为，我所想要的就是性，而现在它再也不是我的目标了，”克里斯蒂娜说。“但是，我还是坚定地觉得，正是我以前所做的那些事，塑造了现在的自己，而且我真的、真的非常热爱自己的生活。”她还提到，她在匿名戒酒会（Alcoholics Anonymous，AA）——她曾去那里解决酒精依赖家族史问题——的担保人，以及她的治疗师都非常肯定地说，她年轻时候荒淫无度，是缺乏自爱导致的。但是她非常不认可这种观点。“我玩得嗨翻了，”她说，“我的人生是一场自由自在、乐趣丛生的派对。我既没醉驾，也没吸毒，我只是在享受自己的生活而已。”
可口的故事
写这本书的时候，曾有一位很有声望的专业导师建议我，书里面一定要有“很多很多关于性的有趣故事”，因为，他向我保证说，当男性翻看一本有关单身女性的书时，这一部分才是他们最有兴趣读的。他提出这个建议，并不是心怀恶意，也不是对我吹毛求疵，但是不知怎么的，我就想起来在桑德拉·弗卢克发表支持避孕的证词之后，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针对她发出的激烈言辞，他那时信誓旦旦地保证说，弗卢克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继续“拥有不受次数限制的性行为”的权利。
这两位男性的共同点，就是他们完全自信地认为，单身女性一定拥有很多很多的性行为。
这的确是真的：不少未婚女性在做爱。其中有些人，比如像克里斯蒂娜，拥有“泛滥的”性爱次数。毕竟，有了避孕措施，她们能够更自由地与各种各样的人分享性爱，而不用担心被社会唾弃，也不用被迫把自己的人生拴在他们身上。这是未婚女性队伍愈加壮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女性所讲的（或者没有讲出的）那些有关性的故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部分，并不一定是性爱本身，而是女性能够越来越多地获取性爱的方式，是各种女性——包括那些单身女性——在人生的路途上都能拥有多样化的选择性爱的权利。有些女性有过很多情侣，而有些一个都没有。许多女性，她们都像克里斯蒂娜一样，经历过放纵情欲的时期，拥有过正常的恋爱关系，也曾有过恪守贞操的时期，这些都发生在她们生命中的一二十年里——然而在前几代人那里，人们在相同的一二十年里普遍只能与一个配偶发生性关系。
而且，这些故事也不全是诱人的。性，归根结底，是一把双刃剑，一面光鲜亮丽，另一面则锈迹斑斑：顽劣的性，暴力的性，还有那些使你染上疾病的性。它是身体与情感的污秽，是激情与满足的残渣，是背叛与失望的沃土。有为别的男人离你而去的女友，也有为别的女人弃你于不顾的男人，所有抛弃你的人，还有那些因为你的离开、背叛与欺瞒而伤心欲绝的人。
一般而言，大多数年长的男性，他们都把单身者的性爱幻想成性的天堂，然而这种想法几乎没有考虑到女性对性的态度、对其失望的情绪——这种失望可以说是因性无能而产生的——而且，那些男人自然也没参透这个道理：那就是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虽然性爱时不时让人激动、偶尔让人满足、多少也会令人失望，但是总归来说，它并不总是支撑我们生活下去的动力。即使是支持单身者性爱的著名女性作家坎迪丝·布什奈儿（Candance Bushnell），在她的专栏“欲望都市”中也率直地写道，性“是会惹人厌烦的，性是人填不满的欲望。最重要的是，性……仅仅关乎性。大多数时候，性是一种假象……或者纯粹是出于害怕自己孤独终老的恐惧”。
以单身女性的性生活为主题的故事，在这些年里——回望先前的那些个世纪，女性自身的欲望和性渴望不仅从来得不到承认，而且还代表着一种羞耻，因而这些故事从未公之于众——终于揭去了它们的面纱，能够为人所听闻，或带着勇敢，或带着温柔，或带着幽默，抑或带着忏悔之心。讲出这些故事的意义重大，不是因为它满足了某些人的怪癖，而是因为，当我们把婚姻的外壳从成年女性的性生活卸去的时候，那些威胁她们的、鼓舞她们的、伤害她们的、强迫她们的各种因素都更加深入人心。我们对女性性爱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对它的热烈和寒意，都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随之，我们终于开始打破对于性的基本看法，开始打破那些有关“女性到底想要什么”的传统观念——那些传统观念已经把如此多的女性赶进了她们从来都不想走入的命运之笼。
并非泛滥无度的性
不管怎么说，在如今这个主张性革命的年代，那些独立女性们，包括她们对性爱的偏好与厌恶，都已经走进人们的视野中。然而，现代女性既不是性爱，也不是随之而来的焦虑的创造者。
在以前，如果女性发生了婚前性行为，有时候她是会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的，因为她的家人默认她会和她做爱的对象结婚。[1]
还有一些未婚女性，如果她们和情人或者和已经有家室的男性发生了性关系，没有什么坏结果的话，她们的人生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然而更多的人只能靠做妓女为生，还有人因为在性上的不良声誉陷入悲惨堕落甚至危险的境遇之中。当然，还有那些被奴役的女性，她们几乎没有主宰她们身体的权利，也难以掌控自己的性行为。
还有一些来自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终身未婚的女性，她们常常怀着虔诚之心，书写自己的生活与爱情，对于这些人来说，她们更可能一直保持贞洁的操守。然而，这并不代表她们从未思考过性的问题，也不代表她们在生活中，从未对性有过冲动和欲望。
社区服务所（Settlement House）的成立者、社会活动家简·亚当斯在她的书《青春之魂》（The Spirit of Youth）中说，性蕴含的能量可以在世间产生其他形式的美。“每个高中男生和女生，都曾体会过性冲动在内心中的积聚与释放。”亚当斯写道，“如果他性幻想的对象是某个人，那他就会选择身边的一个同伴，作为他‘爱上’的对象……但是如果这种性反应针对的并不是某个特定的人，如果他的价值观更加开阔，那么年轻人就会突然发现这个世界众多事物的美妙之处和意义所在——他会陷入对诗歌的热恋，他会拥抱大自然，他会饱含宗教热情，或生出对慈善事业的热忱。年轻人的经历体验，非常好地说明了性的释放所带来的各种潜力和价值”[2] 。亚当斯的传记作者露易丝·奈特（Louise Knight），还向我谈起了她的另一位作传对象——废奴主义者萨拉·格里姆凯（Sarah Grimké）。萨拉·格里姆凯不仅直接写过性行为带来的精神愉悦及其重要价值，还写了女性的平等权利是如何被男性夺取和打破的。格里姆凯这样写道，婚姻“最天然、最神圣、最热情的表现就是夫妻间的拥抱”。[3] 然而，她同时也提到了，女性一定要“在人类所有的社会活动中，掌握平等的权利，直到最终从那个最糟糕的奴役——成为男性性欲的奴隶——中解放出来”[4] ，这表明了，奈特说，一方面来讲，很显然格里姆凯“相信婚姻的多种可能性”，而另一方面，她“对现实也抱有怀疑态度”，包括婚内强奸。
随着19世纪的西进运动大潮，许多落了单的女性，或者那些主动选择单身的女性，都开始慢慢觉醒，努力思考着自己失去的东西。作为一位生于1867年的经济学家与和平主义者，终生未婚的艾米莉·格林·巴尔奇（Emily Greene Balch）曾直言不讳地说，当她选择单身这条道路的同时，她也错失了像别人那样陷入爱情、组建家庭时所经历的各种情感体验，对此她深表遗憾。巴尔奇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身为一名独立女性，她写道，“沉浸在工作中的我很快乐……我逃离了不幸福的深渊，逃离了喜忧参半的婚姻生活和个人的痛苦，即使是最成功的婚姻也有可能会经历这些”。但是，她又接着写道，“我的生命是不完整的……人类最深沉的情感体验，留给我的只有空想和同情”[5] 。
不过，尽管从未有过性经验的巴尔奇对此感到些许伤感，但是在她后来写给亚当斯——她的好友兼同事，同时也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的信中，她说自己一些没有性生活的朋友们过得也都不错，虽然她们都曾经渴望性。而在她写信的那个年代，很多心理学家都正在努力把这些不合传统的单身女性归为病态。巴尔奇这样写道，“如果说，从内战到世界大战期间，受过教育的未婚女性代表了一种特殊的现象，那她们的象征意义也是举足轻重的，尽管那些坚持认为男性对性有主导权的人对此还没有完全认可”。
巴尔奇相信，性与爱也许是生命中惹人喜爱的部分。但是，性与爱的缺席，却不一定使女性生活的其他方面变得残缺——即使是对于那些曾憧憬过性与爱的女性们来说。
活跃的性生活，并不只是一种新自由的象征，事实上，它还是确认女性价值所在的重要方法。在以前，性这个行为承载了过多的意义，而在巴尔奇对此提出异议之后，活跃的性便在这个时代中产生了更为复杂的意涵。
心理学家宝拉·卡普兰（Paula J.Caplan）曾写过，女权主义的第二次浪潮，加上避孕药的发明，让女性“在性的方面得到了解放，但同时也让她们感到了不安的压迫”。一方面，“女性应该像男性一样享有自由的性爱，而且这样做的女性不应因此被鞭笞”。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是革命性的。而另一方面，“女性们，甚至是每一个年轻的女性，都背负着更大的压力，因为许多男人会这样说：‘你又不会怀孕，你应该自由地享受性爱，因此你完全没有理由拒绝我。’”[6] 避孕药的发明的确意味着更多的性，但是它也同样带来了一种新文化，它承载着世人的邪念，还把女性当作物件来看待，让女性——尤其是那些已经对男权产生怀疑的女性们——对剥削、虐待和受人贬低而感到恐惧。
一些激进的第二次浪潮女权主义者们注意到了这种焦虑，她们不仅反对婚姻内的性别压榨，同时还看到了这种所谓的性自由其实并不完善，它其实包含着物化女性与贬低女性的意味。那个时候并没有多少实例向人们证明，未婚女性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因此即使是那些反对婚姻最为激进的挑战者，也难以给单身女性的性行为正名。
女权主义者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就是那些激进分子中的一员，她自身对婚姻毫无兴趣，但她关于单身的言论也不怎么讨人喜欢。在《性的辩证法》（The Dialectic of Sex）中，她提倡平等的伴侣关系和浪漫的爱情，并且认为这才是当代婚姻的典范。然而她的观点却不包括女性脱离男性实现真正的自我独立，因为她把未婚女性形容为“被永远地发配到了‘少女’监狱”，注定要成为“‘情妇’……不仅惹恼了男人们的妻子，还证明了男人的性能力”。[7] 费尔斯通还说：“那些未婚生子的女性，到了一定年龄就会受到惩罚：她们发现自己是如此孤独、封闭、悲惨，靠着社会救济金生存……（只有在曼哈顿的单身生活还勉强说得过去，这个日后再议）”。[8] 从这段陈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不嫁为人妇，你就没办法独立生存；单身不仅意味着完全抛弃了婚姻，现如今还会被贴上性堕落的标签，沦为（男性）性欲的工具。
当然，我们也不难想象，费尔斯通和她的一些激进的伙伴们会带着不幸的眼光去看待互联网约会软件，比如说Tinder，一款2014年时约有五千万人使用的约会软件，[9] 这个软件把寻找性伴侣的过程转化为了消费主义的新产品。由于网络约会的特殊性，它需要双方的相互选择与评估——男人和女人从不断更新的数据库中，对其他的男人和女人进行实时的选择。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像Tinder这样的网站，包括这种自主选择伴侣的模式，它们把人们寻找性伴侣的过程变得奇快无比，并且将其转化为了一种商品化的形式。“你一天可以浏览几百个人的资料，”一名年轻男性在2015年这样告诉《名利场》（Vanity Fair）的记者南希·乔·塞尔斯（Nancy Jo Sales），“每周你都可以通过Tinder进行两至三场约会，而且都有机会和约会对象上床，这样的话，一年下来，你就可以和一百个女孩睡觉了。”[10]
在Tinder上，以及其他的约会软件（包括Hinge，Happn以及OkCupid），人们通过照片极大程度地展示他们自己，用几个单词或几句话描述自己，把20世纪中期的单身艺术，或者说旧世纪的婚配业务带进了科技时代，加速了感情中追求与被拒的过程，扩大了可进行选择的余地。与此同时，由于女性的性权力不比男性，她们通常被看作是男性性发泄的对象，因此承受着双重标准以及更严苛的审美评估的困扰；如此看来，这些带有色情意味的约会软件，事实上带来了与人性背道而驰的不良影响。“这就像是点外卖，”另一位男青年告诉塞尔斯说，“只不过你下单购买的是一个人罢了。”
他的言论有点过火，如果从性别的角度来考量，这话听起来还非常恐怖；的确，网络软件正在重塑人们性需求与性供给的传统模式，社会媒体界对此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在2015年一篇广为流传的、名为《Tinder的色情经济》（“The Dickonomics of Tinder”）的文章中，作者阿兰娜·马西（Alana Massey）讲述了她在经历了痛苦的分手之后开始使用Tinder的体验，并贴出了与之呼应的一句口头禅：“男性生殖器官是滥而无实的”。[11] 这个形容是她在Twitter上看到的，于是便借鉴了过来。此话本出自一位名叫玛德琳·霍尔顿（Madeleine Holden）的女性之口，她是个律师，同时也是个作家，她写的原话是这样的：“这些刺耳的文化信息在不断地告诉我们，男人的感情都是顽劣透顶的，他们表现出来的都是把戏。他们都是骗子。我想对那些读着‘如何得到一个男人’的感情指南，或者那些还徘徊在陈腐无趣感情生活中的女性们说一句：男性生殖器官是滥而无实的。”对于马西而言，最后的这句话“像是刻在至尊魔戒上的魔多黑暗语[3] ，透过屏幕闪耀着熠熠光芒。因为这句话，我开始改变，甚至得到了升华”。在这个观念的影响下，她开始在Tinder上把男性当成用后即弃的物品，她学会了如何拒绝别人，如何在很多人中间进行甄别和挑选；她开始明白，科技为她提供了无穷多的选择，而且“延绵几个世纪，对男性的生殖崇拜已经终结了”。马西知道有些读者会误读她的意思，会把她写的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把男性从权力中心拽下来的说辞，看作是“单身异性恋女性中间燃起的心怀叵测的、反男情绪的代表”，但是，马西写道，并不是这样。事实是，“这是我们女性竭力想要获取性别平等的表征”。
对于大多数女性，在互联网时代所体验到的性和约会，既带有被物化的倾向，又承载着自由的期望，这与早些年女性所经历的约会和性体验迥然不同。“我对于Tinder的感觉是复杂的，”艾米娜说。“有时候，约会是非常糟心的一件事。但我并不认为Tinder自身的独特性会让约会这种形式变得更糟。”艾米娜说，尽管新闻报道称，Tinder只是个商业化的、短暂的、火爆一时的性欢愉平台，但在生活中，她知道有很多“因Tinder而结缘的夫妻”，“他们有的已经结婚了，有的正保持着幸福、长久、稳定的恋爱关系，每当想起他们的时候，我就会想，如果不是Tinder，他们怎么能够遇见彼此”。
随着人们单身期的延长，他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遇到另外一个单身者的概率越来越小。对于大学生或者刚出校门、走上社会的人来说，他们没有机会邂逅浪漫的爱情；对于那些不喜欢和同事约会的人，或者在偏僻地区工作的人，或者那些每天没日没夜工作的人来说，同样也没有多少地方让他们去寻求伴侣。而这些社交软件满足了他们的需要。
还有一点，那就是女性在Tinder上的境遇也许并不是那么糟糕。事实上，Tinder只是把长期以来存在于异性恋情中的心碎痛苦、性别歧视展示在了新型的科技平台上。“我不觉得这比坐在酒吧里等待艳遇，甚至与那些通过朋友介绍的人一起约会更加糟糕，”艾米娜说。
性的缺席
在如今的文化背景下，女性性欲已为人们所熟知，因此想找到一个没有做过爱的成年女性恐怕是不怎么容易的事了。但事实是，这类女性依然成群地存在着，对于性在生命中的缺席，她们或持骄傲、或感羞愧，她们体悟着别样的情感。我们也许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给这些女性的身上贴上禁欲主义的标签，但是，她们的生命中的确缺少了性爱。
“我觉得，婚后的性爱是完全值得我去等待和守候的，”来自犹他州的29岁摩门教教师萨拉·斯泰德曼（Sarah Steadman）说，“我认为，性是非常神圣的，它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用来向我们委身相许的那个人表达爱意与亲昵的美好礼物。”当然，她也承认，“有时我也会想，‘唉，为什么我一定要苦苦等待呢？’我也是个人，我也会有性欲。很多时候我甚至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也许我应该和他结婚，这样我就可以和他做爱了’”。
关于她所坚持的婚后性爱，萨拉已经为此制定好了长远的计划，还说一旦她破坏了自己的计划，她的感情生活也会被毁掉。这种毁灭，她说，一部分是因为辜负了自己的标准而产生的愧疚之情与自我谴责，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把这种等待看成是对一个人完全忠诚的承诺。而（性）则是实践你承诺的最关键一步”。萨拉说：“当我们都能控制自己，而不是在婚前随意做爱的时候”，她就会感到“与男友间的浓浓爱意。当然，婚前性爱是令人享受的。但如果我们能为了彼此而节制，那么我就知道他是尊重我的，他是爱我的，我们双方都愿意为此而等待”。
20岁的梅根·里奇（Meaghan Ritchie）是一名来自肯塔基州的本科生，她怀揣着虔诚的教徒之心，向我表达了她对婚后性爱的坚守。“我的确是打算把自己留给我未来的丈夫的，”她说，“而且我希望我的丈夫也能为我保留他的性爱。性就是为婚姻而存在的。为什么要轻易放纵自己的情感与身体，尤其是在还很有可能怀孕的情况下？”梅根这种保持贞洁的想法正是对简·亚当斯的呼应，她把自己的承诺与愿望看作是一种殊途同归。“身为一名基督徒，”她说，“我和耶稣有情感间的感应。我人生的首要目标，就是给他带去荣光。我花时间去教堂做祷告，也花时间参加各种校园组织活动。我享受我当下的生活。”里奇曾想过，也许她一辈子都不会结婚，而鉴于她的宗教信仰，她或许永远都不会有性行为了。每当想到这个，她说，她都会用以下两点来安慰她自己：“首先，如果上帝不打算实现你的愿望，那他也不会给你渴望。”还有一点，“假如真的一直单身，他也会补偿你在那方面的所失。如果你人生的目标真的是使他得荣耀的话，他不会给你悲惨的命运。”
对于大多数女性而言，迫使她们禁欲的原因，不是源于她们自己的献身，而是来自父母和社会所持有的宗教信仰。
阿耶蒂（Ayat）今年21岁，她的家庭是来自巴勒斯坦的移民。她是处女，虽然她曾对性感到好奇并且小试过一次，但当被问到她的父母对她的性生活情况是否知晓时，她回答，“哦我的上帝，我一定会被骂得体无完肤。他们会疯的。他们绝对希望我一直是处女之身”。她回想起童年时发生的一件事，当她有一次从自行车上滑下来之后，她和母亲探讨自己是否已经失去了贞洁，母亲当时暴跳如雷的样子她至今记忆犹新。“她的反应像是，‘这真是场灾难！’他们对此非常看重。我永远都不会和他们谈论（有关性）的事情，永远、永远、永远也不会。”但是成熟女性与性行为、性身份之间存在的文化牵连，却对阿耶蒂产生了影响。当问及女人和女孩各自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她迅速将答案指向了性的方面。“我想认为自己已经是个女人了，但是我还没有做过爱，”她说，“当我一想到我还没做过爱，我就觉得我的人生不完整，总是缺了点什么。因此在我看来，心智上来讲我认为自己已经是个女人了，但是流行文化大背景下大家关于性的那些看法，让我感觉不到自己女性的身份。”
有时，性的缺失纯粹是精力不够导致的。性冲动与性欲望的确会萦绕在多数人的心里，然而更常见的情况是，它们还没有强大到去驱使人们付诸行动，尤其是当人们的精力被其他事情占据的时候。
当艾米娜回想起十几岁的尾巴上，她的大学生活时，她说：“我忙着学习数学和科学，忙着广交朋友，根本没时间寻欢做爱。后来我觉得自己必须要把这个提上议程了，我会想，‘好吧，现在是做这件事的时候了’”。
艾米娜说，她的第一次性经验（或者说早期的性行为）跟她的同伴们相比，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简单的例行公事。的确如此，不光是对于我的一些高中同学和大学同学，甚至对于我自己来说也都一样。这并不是说，我们对性没有向往。我们并不渴望身体上的亲密接触，也没有性幻想或者手淫之类的。而是，当那个合适的对象还未现身的时候，我们就会忙着去干些其他事……后来证明，正是这些事情占据了我们的精力，我们也不可能一直集中心思去寻找性接触了。
本身对性感兴趣，却没有合适机会去实践的问题，派生出了另一种类型的单身女性，而这一类女性常常为人们所忽略：她们并不是有意保守贞操。
在高中或大学时，如果你并没有遇上心仪的性对象，没有产生一种特定的性感应，如果你的精力——按简·亚当斯的话——分给了其他方面，比如你把你的激情挥洒在了艺术、医药、运动或者科学上面，你其实很容易发觉自己在性方面的缺乏。这不是因为你不想去做爱，也不是因为你不认可性行为的合理性，只是因为，吸引你去做爱的机缘，并没有像好莱坞夏季电影里播放得那么频繁。
于是，随着大众舆论和同伴对你的看法愈加确定，你越来越难甩掉你背负的贞操。接着，坦白你的处女之身将变得更加难以启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进，说出事实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你会害怕某一个朋友，或者某个对你有意思的男性，会因为你没有过性经验而评判你，你很担心他们会把你想成太过于矜持、冷漠或者稚嫩的人，而事实只是因为你太忙了而已。
如此一来，你继续恪守着处子之身，保持它不被玷污对你来说也变得越来越重要。2013年，《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12] 其作者是一名35岁的女性，她在文章中写道，当她还年轻的时候，她无所畏惧，也不怕被人中伤。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对她的心理预期也在增加。“我已经坚持了这么多年，我现在已经没法走回头路了。”
虽然很少人会提到这方面的事，但是它的确存在着。它一直都在发生。在我身上也一样。我人生中第一次性行为发生在24岁，但我本应该早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这样无忧无虑地做。演员蒂娜·菲（Tina Fey）曾说她第一次做爱也是24岁，还开玩笑地说她“不能透露过多”。而对于其他那些马上步入40岁的人，我就不太确定了，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卓越的、性感的、妩媚动人的女性会更难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她们的童贞。
性的缺席和性的放纵一样，都是女性的一种身份标识。上述拖延的、讨嫌的处女之身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是当早期活跃的性生活进入一个空窗期时，女性心里会产生的自我责备和自我怀疑。
“性很棒，”52岁的电视评论员南希·吉尔斯（Nancy Giles）说，“但是我不会像一般人那样，为了做爱而做爱。”但吉尔斯也曾努力尝试过，她想要变得随性一些。有一次，她说，“我强迫自己去这样做，因为我的贞操已经保持得太久了。我并不是故意要节制自己的欲望，只是真的没有人可以让我心动”。吉尔斯曾参加过一次专门为男女牵线搭桥的晚宴，她与其中一位男性很有眼缘。“我决定为此一搏，”她说，“但是结果却很糟，我记得我脑子里一直在想：‘让我出去，我迫不及待地要离开这里’。”
到现在，吉尔斯还是提不起热情去追求自由奔放的艳遇，这让她感到十分苦恼，好像是她做了什么错事，有辱她的女性身份一样。“似乎很久以来，每个人都知道艳遇、做爱的秘密所在，唯独我被蒙在鼓里。这让我看起来像一个彻头彻尾的怪人。但是如果我对一个人没有好感的话，我甚至不会和他拥抱。”她后来又尝试了一次，当她和上回那个做爱感觉很糟的男人第二次做爱的时候，她说，整个过程“最有意思的是，我一直越过他的肩膀看巨人队的比赛”。在此之后，她开始厌烦和那些自己并不在意的人做爱。就在最近，吉尔斯说，“我终于不再觉得自己像个怪人，因为我不再约会了”。
没什么可害怕
“我没结婚，但是我有过性行为，”弗朗西丝·基斯林（Frances Kissling）说，“这是父权体制最害怕的一类女性。”弗朗西丝回忆，在她结束了一段十年的同居生活关系后，她开始步入人生的一个阶段，她把这个阶段形容为“性欲特别、特别、特别发达”的时期。作为一名倡导避孕与堕胎的天主教徒，她知道避孕措施有时候会失效，但她不想做堕胎手术。当然，她也知道自己从来都不想要孩子。因此她去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
她说，她至今都清晰地记得，自己结扎后所体验的第一次性爱，那种感觉像是放飞了“极大的精神自由。我记得我们一边做爱，我一边说‘这才是人的感觉！’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我再也不用担心会怀孕了”。
虽然弗朗西丝对性近乎固执，但是相伴终生的婚姻承诺，她说，令她心存胆怯，因为社会伦理下的性大多是男性主导的，这与我们所体悟到的女性欲求相冲突，这也就是克里斯蒂娜担心女性主动出击的行为会伤害某些男人的原因所在。每当她结识一个男人，她解释道，“我从来都不会想‘他喜欢我吗？他会约我出去吗？我们是不是男女朋友？’”这种想法会令他们恐慌。“当人们不知道该如何掌控你的时候，你就变得很有威胁性了。”她说。
千真万确，在美国历史上，性欲旺盛的女性一直都被人看作是一种威胁，在20世纪中叶，女性的性欲更是与拳击、战争这类词挂钩。就如伊莱恩·泰勒·梅（Elaine Tyler May）写的那样，表达一些身体暴力行为的词，包括击倒、爆炸等，都开始用于形容女性的性欲。丽塔·海华斯（Rita Hayworth）的一幅写真照片曾与投放于比基尼岛的氢弹联系在了一起。而两件套的泳装竟然会用那些作为军事爆破场地的岛屿命名。[13]
当社会对性的观念愈加开放时，我们不再仅仅认同女性散发出的性感特质，同时也在慢慢地、但却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并且接受女性自己的性欲。但是在安稳守旧的伦理纲常中，人们还是需要一定时间来消化：人们依旧相信女性活跃的性生活一定会使她们走进婚姻的圣殿，实际上，她们是在不重样的性伙伴中，挑选未来共度余生的那个人；人们认为女性也许会变得彪悍粗犷，但她们依然渴望内心深处的情感相通；人们还相信这些女性原先幼稚的性爱会让未来的她们追悔莫及，就如同克里斯蒂娜的治疗师所确信的那样，追求性的滥交，一定是缺乏自尊自爱导致的。
然而，当这些观念面临极大挑战的时候，也就是当我们遇见一个又一个带有攻击力的女性之时，我们绷紧了神经。这些女性，她们沉溺于性爱，并不为此烦恼羞愧，她们不想和任何一个性伙伴有过分亲密的情感联系，更不愿意向他们其中任何一个人许诺终身。（只是）出于这种原因，人们就给她们贴上荡妇和怪人的标签，认为她们是病态的、不矜持的、违背了女性身份的、并且已经无法挽救的。
当女性的性欲最终从异性恋桎梏和婚姻预期中解放出来时，它也许就会像传统意义上男性的性欲一样，涵盖社会、经济以及性革命等多种内容。丽莎·芒迪（Liza Mundy）在她的著作《更昂贵的性》（The Richer Sex）中提出，假如女性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破除了传统的异性恋窠臼，“女性会比男性更加渴望性”。芒迪采访了很多女性，她们都表示愿意和不同的性伙伴做爱，“以寻求最大限度”的性。芒迪还直言不讳地说，经济力量的转变，进一步促使女性“对和她们做爱的男性外表变得更加挑剔”。[14]
在性的世界里，不论这种颠覆是否真的如芒迪所说，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在女性群体中，我们常能听到她们在高声、爽朗地谈论热情而饱满的性欲。
“勾搭文化”
比那些掌握性权力的成熟女性更让这个国家感到焦灼的，就是那些20岁左右、性欲旺盛的女孩们，那些并不打算在这个世界里成为妻子，而是只想做普通人的女孩。
近年来，大众媒体爱使用一个术语来表达这种焦灼，它就是所谓的“勾搭文化”。这个术语专指高中生或者大学生（尤其是那些顶尖大学里有志向的优秀学生）身体上的艳遇，包括亲吻、爱抚、口交以及性交等亲密身体接触，并且双方都不准备认真恋爱或者结婚。
许多勾搭文化的批评者或者反对者，把越来越晚的结婚年龄以及问题女青年的出现都归咎于此。《纽约时报》的记者凯特·泰勒（Kate Taylor）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对宾夕法尼亚大学里随意的性艳遇现象予以解释，根据她采访的女性们所说，她们这么做，主要是因为她们认为自己在大学里的主要任务是“为找工作做准备，而不是为了找男朋友（更别说找丈夫了）”。
这种摆脱婚姻的趋势，不仅让那些顽固的社会保守派，而且还让那些并非有意冒犯但却忧国忧民的前辈们深感不安。
作家凯特琳·弗拉纳根（Caitlin Flanagan）也是勾搭文化的关注者之一，她在《女孩儿乡》（Girl Land）这本书中表达了她的惋惜之情，她认为当女孩们渴望和男孩们毫无压力地做爱时，她们就永远地失去了她们的纯真。弗拉纳根还写道，在勾搭文化的环境下，“这些（年轻的女人们）丢弃了”——按她的叫法是——美好的“爱情故事”，等待人生中唯一挚爱的到来。弗拉纳根认为这些少女们，“已经被色情文化和网络世界所污染，她们自以为，如果要想从男孩们那里获得些什么，就应该去勾搭他们”。
弗拉纳根得到了唐娜·弗雷塔斯（Donna Freitas）的支持，她是《性的终结：勾搭文化如何让一代人不快乐、性不满、对亲密关系困惑不解》（The End of Sex:How Hookup Culture Is Leaving a Generation Unhappy,Sexually Unfulfilled,and Confused about Intimacy）这本书的作者。弗雷塔斯认为勾搭文化是“快捷的、随意的、不计后果的、敷衍了事的”，而且“非常普遍，劲头很强势，甚至连一点可选择的余地都没有”，她还报道称，41%的学生在形容他们的勾搭经验时，用到了“悔恨”、“厌烦”、“羞愧”，甚至“受虐”这些词。她坚持认为，“在进行身体接触之前，要怀着贞洁的心先去了解对方”，[15] 但她没意识到的是，进行勾搭的大多数青少年，他们彼此都已熟知对方，而且同处一个社会圈子。
针对泰勒关于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勾搭现象的说法，前《纽约客》和《名利场》的编辑蒂娜·布朗（Tina Brown）给予了回应。她也声称“女孩们已经完全丧失了真正的温柔、亲昵、激情，也失去了让人尊敬她们的机会……”，这是“悲剧性的”。[16] 即使在如今这样一个女性颇有上进心并且功成名就的世界里——布朗自己就是这个世界的象征——也认定勾搭现象是一种低贱的表现。
批评家们不认为女性是受害者，反而把女性看作是冷酷的、野心勃勃的践踏者，认为她们踏碎了青春爱情的花骨朵，这时候，人们贬低女性的这种偏见就更加明显了。2006年，保守派评论家劳拉·塞逊斯·斯坦普（Laura Sessions Stepp）声称“现在的年轻女性像年轻男性一样追求性爱，无数的新闻报道也开始大肆宣扬性行为，这剥夺了男性自古以来在性爱方面占据的主导地位”。斯坦普认为这种颠覆，应当归咎于男学生们面临的日益增长的性挑战。[17] 在她的这种揣测下，女性不仅仅失掉了她们应当有的温柔与矜持，更失去了她们自身富有的魅力。
非常肯定的是，无论大学女生是否真的在寻求这种肉身的欢愉，她们中的许多人都表示，不管怎样，这都不会让她们走进婚姻。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夸张，”西北大学2012级毕业生阿曼达·李特曼（Amanda Litman）说，“但是，我真心认为现在结婚会毁了我的人生。我想要自由。我想要奋斗和成功的机会，我想要搬到一座新城市，找到一份新工作，勇往直前，没有配偶和家庭的后顾之忧。如果需要的话，我想我能够一直待在办公室里工作到凌晨三点，而不用考虑给家人做晚饭的问题。”
李特曼所讲述的关于家庭的看法，仍然带有一种性别化的、屈尊卑膝的家庭关系色彩。这狠狠反驳了那些专家的看法——只要回归传统的家庭角色，也许就能“治愈”勾搭文化。事实上，正是出于对传统家庭角色的恐惧心理，才使得——至少来说——某些女性不断地寻求随意的性爱。“对于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阿曼达说，“谈一场认真的恋爱，感觉要以牺牲我们的进取心为代价，而且还可能夺取我们独立的能力，影响我们事业的发展。而随意的勾搭——通常是和那些可以一起上床的朋友，但也不是每次都是——则能够让我们享受身体上的发泄，并且不会为其他人花费我们的时间以及——最重要的是——我们感情上的精力。”
勾搭文化的另一位忧心者，《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罗斯·多赛特（Ross Douthat），曾警示那些享受着勾搭乐趣的女大学生们，应该小心自己追求事业的目标。在一篇名为《勾搭时代的爱情》（“Love in the Time of Hookups”）的文章中，多赛特针对一份研究（这绝对是保守派的污蔑）表达了他的担忧之情，这份研究认为一个女性性伴侣的数量，很可能会与她未来的离婚和抑郁倾向有关；同时多赛特还担忧晚婚可能会导致子女数量的减少。“人们所追求的这种新型爱情方式，很有可能会改变传统意义上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看法，”他写道，“当人们把生活的重心转向工作时，他们关注的更多是工作上的收益……但是，深入地说，这是以牺牲人们其他方面的生活为代价的。”[18]
多赛特的错误在于，他所担忧的那类人——主要是那些即将步入工作并推迟婚姻的白人女大学生——根据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其实她们已经在“新传统型幸福”，也就是在婚姻中安定下来。尽管在富裕的、受过教育的女性群体中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晚婚倾向和低结婚率，但是归根结底，她们结婚的概率依然比那些贫困女性要高。
而且，那些教育程度高、经济地位优越的美国人，不仅是晚婚的代表，还是整个国家离婚率最低的一类人群。如果多赛特忧虑的是“新传统主义”，那么在他形容为“与事业野心相配合的性文化”与“数不尽的性伴侣”的世界里，这类女性并不是“新传统主义”的敌人，而是它的未来所在。
就如同沙龙作家特蕾西·克拉克–弗洛里（Tracy Clark-Flory）——作为一名随意性爱的开创者，她倡导随意性爱已有多年——所写的那样，“茫茫人海中，我注定要孤独终生……而这样告诉我的人”，正是那些文化战士，包括罗莉·戈特利布以及劳拉·塞逊斯·斯坦普。“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有意地、积极地抵挡一些勾搭文化的批评者对我的影响，我经常用自己的方式，体会随意的性爱。如果按照他们的‘智言警句’——其中包括那句讨人喜欢的‘为什么当你可以免费喝牛奶的时候，你还要去买头奶牛呢？’——我注定要和猫生活在一起，孤独终老，以及其他的陈词滥调等等……而事实是，我快30岁了，我和订了婚的未婚夫同居，而且还打算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一个母亲。”克拉克–弗洛里在29岁的时候踏进了婚姻的殿堂。
罗斯·多赛特，还有其他社会保守派，他们费心阻挠这些富裕的、有权势的女性享有爱情或者婚姻。当然，他们真正关心的并不是这些女性未来的婚姻幸福，而是她们如何曲折迂回地去往婚姻的道路：在这条路上她们收获了经济、事业，最终还拥有了超越她们所处环境的社会权力和性权力，这些都是女性力量不断增长的真实表现。
这其实就是芒迪的观点。汉娜·罗森在《男性的终结》中写道，勾搭文化的批评者们认为女性受到了随意性爱的伤害，这种观点“忽视了女性近来从中获取的巨大利益，更重要的是，它没有看到这些利益正是基于性自由而产生的”。罗森认为那些“性欲旺盛”的年轻女性，同样也具有事业成功和参与社会的巨大潜能，“一个太过认真的求爱者”对这些女性来说，就像是在19世纪意外怀孕了一样：这是不惜一切代价都要避免的危险状况，以免阻碍她们的大好前程。[19]
那些被大众媒体描述成沉湎于勾搭行为的女性，根据人口统计的数据来看，实际上是最可能结婚的一类女性。这仅仅是勾搭文化被人们误解的其中一个方面。如果你只是泛泛读些关于口交和啤酒乒乓球[4] 游戏的报道，那么你将错过很多真相。其中一个真相是，那些发生在校园中，与婚姻无关的性勾搭行为，并不是最近才有的现象。
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读大学的时候，“勾搭文化”就是个常态。那时，女生们会在联谊会上，或者在学生宿舍里和男孩们上床；他们进行口交（而且很少会因此得到回报）；他们做爱，有时是一夜情，有时会有后续，有时是和陌生人做爱，但是最常见的是和那些醉了酒的，以及那些一起说说笑笑、八卦聊天、跳舞吃饭的朋友们做爱。也有一小部分女性会去缔结认真的、长久的（比如持续数个月或者数年的）恋爱关系。我有一个朋友，她和她的男朋友高中时就在一起了；大学期间他们也一直保持着情侣关系，直到现在他们还是夫妻，并且已经有了三个孩子。还有很多的女性，她们几乎没有过勾搭的行为。
袭击与强奸，在联谊会上图谋不轨的欺凌，以及过度酗酒，这些都是严重的、骇人听闻的校园问题。但是它们不该被划入勾搭文化的范畴。勾搭文化是寻常小事。普通的寻欢作乐？普通的心灰意冷？普通的心碎悲痛？普通的考虑选择哪个男生今晚与自己共度良宵？是的，大多数时候的确是这样。对于那些18至22岁、对性感到好奇、远离家庭的监视、彼此住得很近的学生们而言，这再正常不过了。
事实上，当我读着那些把大学生异性恋爱关系描述为堕落并为这种现象扼腕叹息的文章时，我唯一感到陌生的，就是在我那个年代，我回想不起很多——或者说根本回忆不出——女性因为学业和工作而果断放弃婚姻的例子，这也让我相信，女性追求名与利的雄心壮志才是在今天真正引起恐慌的原因，而不是随意的性交。
许多社会学家们的研究都证明了这一现象，通过这些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勾搭文化绝非新生事物。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学者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Elizabeth Armstrong）发声说，从20世纪中晚期的性革命至今，大学校园中的性习惯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同时她还指出，如今大学生们做爱的次数，要比他们的父母少。[20] 根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布的报告，从1988年到2010年，性活跃的青春期女生的数量比已经从51%下降到了43%，降低了八个百分点。[21] 就像罗森所写的，“综合来看，现在年轻人的举止行为，可以说是向纯真时代的回归”。由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珍·特温格（Jean Twenge）主持并于2015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平均而言，相比于X一代和婴儿潮出生的前辈们，千禧一代的青年拥有的性伙伴数量更少一些。虽说如此，但有趣的是，特温格的研究比较的是人们在25岁以前拥有的性伙伴数量。25岁对当代的年轻人来说是个临界点，在这个年龄之前，他们的性伙伴数量少于先人，他们在25岁之前结婚的概率，也远低于任何一代的前辈们。[22]
宝拉·英格兰（Paula England）是纽约大学的一名社会学家，她也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大学期间学生们进行勾搭的次数，平均而言，大概只有七次，这里面包括了从亲吻到性交等各种亲密行为。这也就是说，一年勾搭两个人已经够让他们忙的了。她还发现，绝大多数（80%）的大学生，进行勾搭的频率要少于一学期一次。[23] 在凯特·泰勒关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勾搭文化的文章中，她援引了一项调查，其结果显示，每十个大学毕业生中，有三个人在大学期间从未发生过勾搭行为，而且每十个人中间就有四个人从未做过爱，或者只和一个人做过。社会学家丽莎·韦德（Lisa Wade）的研究调查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根据她的估算，大约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学生会在大学期间进行勾搭，但是其中32%的勾搭行为只到亲吻为止，40%的勾搭行为是性行为。记者阿曼达·赫斯（Amanda Hess）曾对韦德的调查结果进行了解释说明，她说“这意味着……（未婚的）大学生们每四年才做一次爱”。赫斯还列出具体数字进行了总结，“只有不超过15%的单身大学生，会以一年两次的频率进行一些身体接触”。
剩下的其他女性，她们大概各有各的事情：一些女性已经有了爱情归宿；罗森引用了英格兰的调查结果，她说74%的女性（男性也差不多是这个比例），她们的大学爱情至少持续有半年之久。[24] 有一些女性没有恋爱，她们忙着撰写情色艺术的论文，思考着她们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的终极问题；她们还忙着在日间托儿中心做兼职，或是为了上班起个大早，在三明治商店一边吃早饭一边幻想她们的值班经理长什么样子。还有极少数的女性在计划着她们的婚礼，因为确实还是有年轻人结婚的，只是这个数量比以前少了很多。
现实
她们每个人在做的事，不论是以什么方式，其实都在努力解决她们是谁、她们适合做什么的问题。她们想要探寻自己未来的样子，想要知道自己未来的工作，想要弄清楚谁是她们适合做爱的对象，想要追问自己到底只愿意做有意义的性爱，还是那些随意的性爱就已经足够令自己激情澎湃了，想弄明白她们究竟是适合那种平静如水、细水长流式的爱情陪伴，还是更钟情于在激烈的争吵中突然爆发出的触电般感觉，抑或是只想和她们的朋友、书籍、宠物一起简简单单地终老。
“那些关于勾搭潮流的报道，它们错误的原因就在此，”特蕾西·克拉克–弗洛里（Tracy Clark-Flory）写道，“女性们千姿百态。我们彼此各不相同。有些人通过同居的恋爱关系增加对他人与自己的了解；有些人则在酒吧的尽头和帅哥调情作乐，愉悦身心。有些人想要结婚；有些人则不想。有些人是异性恋；有些人则不是。有些人想要孩子；有些人则不愿意。即使我们都追求同一个目标，我们也没有统一的方法去实现它。”
当然，我们也没有统一的方法让自己免受伤害。首先我们生而为人，很容易受到荷尔蒙以及心电感应的影响。同时我们又是女人，尽管一心追求权力与性爱，但我们依然很容易陷入既甜蜜又迷惑的情感漩涡。
性与爱，尤其是在我们年轻时——我们的感情观还没有定型——所体会到的性与爱，对双方来讲，都包含着危险、痛苦以及失望。英格兰发现，66%的女性都承认，她们希望勾搭行为可以发展成为长久稳固的恋爱关系，这不仅仅是女性才持有的观点：58%的男性也有同样的想法。[25]
随着性伴侣的数量逐渐增长，我们也要看到，这确实会增加发生性病以及意外怀孕的几率。它还可能糟蹋你的灵魂，引诱发生一些恶劣的性行为。同时，我必须要加一句，它当然也会让你遇见可以与你完美做爱的性伙伴，发现自己的“性趣”所在，让你了解到做爱时双方灵魂的触碰与身体的感应。
在勾搭现象中，女性会比男性感受到更多的失望与羞愧，这或多或少与长期强加于女性身上的压力有关，自古而来，女性自身的价值是由她们能否吸引男性来衡量的。除此之外，在这样一个性自由的世界中，女性从古至今都背负着各种各样的性别歧视与社会重压。很大程度上，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在五十年前怀着忧闷之心所描述的那种恶劣的、物化的性，同样变成了当代年轻女性的噩梦——当性脱离了婚姻自由存在时，女性就会被贴上“轻佻少女”的标签，或者成为当代社会中浪荡的代表。
蕾娜·科恩是一名大学生，她曾为这本书的调查工作奉献过一己之力。她安排和不同女性的访谈，收集调查数据，并且和她的大学朋友们一起滔滔不绝地谈论勾搭文化这个话题。看到我对随意性爱（casual sex）文化所持的积极态度时，她保留了意见。“也许这部分话题谈论得有些过头了，”2014年的时候她跟我说，“我的许多同龄朋友，并不是出于凯特·泰勒所写的那种原因这么做”——为了事业上的发展而拖延认真的感情——“而是因为她们觉得人们都期望她们这样做，而且所有男人都乐意和她们这样做。”
如今这些不尽人意的、进退两难的困境，难道比前代人无法享受到自由的性爱还要更糟糕吗？某种程度上来讲，如果你是女性中的一员，如果你亲身经历过这些的话，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无足轻重的。
但是这种痛苦与失望，不知怎么地却被一些评论家们拿来与生物决定论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站在文化进步的对立面上，向女性寻求长期的恋爱关系这一点提出了质疑。身为记者的丹尼尔·伯格纳（Daniel Bergner）最近出版了一本名为《女性到底想要什么》（What Do Women Want）的书，它对女性的欲望本能进行了冗长的研究。在他看来，性别的差异性早已在女性的身体里种下了欲望的种子。伯格纳还引用了德国的一项研究，“根据报告，新型情感关系中的女性与男性，平均而言，在渴望性爱的程度上是旗鼓相当的。但是那些和父母一起生活过一到四年的女性，她们比男性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性欲”。
安·弗里德曼写过这样的话，“女性喜欢做爱。她们并不想因此被社会所诟病。”[26] 但是，她们却一直在被社会诟病。
弗雷塔斯引证的研究，以及蕾娜·科恩所叙述的那些不满和失望的情绪，不仅体现了个人心中的悲伤，还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性别偏见。它们证明：尽管女性的处境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她们对性的掌控权依旧比不上男性，当邂逅的对象满足不了她们的身体或精神需要时，她们依然会感到压力，感到像被出卖了一样；自身旺盛的性欲以及对性行为的默许，有时候也会让她们感到羞耻或者难受，并且因此怪罪自己。
男性作为长期以来的掌权者，规定了那些惩治女性性欲的条款。男性的性欲就是符合常理的、健康的；而女性的性欲却极容易被人看作有悖于道德。如果一个异性恋的男性节制自己的性欲，那么在人们的讨论中，他会经常被当作例子评判那些性欲旺盛的女性；然而如果一个女性节制自己的性欲，她就会被人们看作是假正经、性反常，或者缺乏女性气质。男性的寻欢作乐——性亢奋——是能够被大众所理解的；而对于女性的性亢奋，人们仍然把它当成一个未解之谜。年轻女性给人口交的次数，远多于接受口交的次数；色情文学还过度聚焦于男性的性宣泄，并且越来越多地以一种毫无根据的、近乎反人类的女性生理视角来写作。大多数性暴力都是针对女性的；发生在年轻女孩身上的强奸案与袭击案，到最后通常演变成了对受害者的责难，那些所谓的攻击者们，还有社会以及大众媒体，都在责备这些女孩儿自身的放荡以及“自找苦吃”。这些针对女性的大量不平等现象，在当代的勾搭文化里皆有迹可循。比如2013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研究报道称：“处于婚姻关系中的女性，从性交与口交过程中所获取的性高潮次数，是那些到处进行勾搭的女性的两倍。”[27]
但这并不是勾搭文化的错，也不是因为勾搭文化才产生的。
人们对女性满足感的忽视以及对女性生理知识的缺乏，已经延续了数个世纪；正式而庄重的感情生活，从来都不会和女性的性愉悦扯上关系。根据历史学家瑞秋·梅因斯（Rachel Maines）的说法，直到18世纪，医生们才开始辨认出女性生殖器官的各部分，他们终于能够分清楚阴道和子宫，也终于能够辨别阴唇、阴户以及阴蒂。梅因斯指出，尽管在当时，其他文化和国家已经对当代西方社会中的女性性高潮予以重视（这在当时很普遍，比如在早期的现代英国，人们就认为性高潮对女性的受孕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医生和心理学家们仍然坚持认为，“社会要以男性为中心，这是合乎常理且很有必要的，女性的性高潮只是男性性高潮的派生物，其本身的存在完全没有意义”。一直到了20世纪70年代，医学权威机构才“确认了在异性性交时，如果女性没有达到性高潮，那么男性一方在生理方面可能有所缺陷，或者他在心理上是存在问题的”。[28] 除此之外，直到20世纪90年代，婚内强奸在某些州还仍然合法。
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大学才取消了家长制的条规，使男生和女生能够同时住在宿舍楼里；在这之前，女性被强奸、被恶劣对待，她们对自身的性欲和性行为感到的羞愧、后悔与内疚——要比当代女性强烈得多。
这就导致，以前的女性不大可能向他人敞开心扉，不论是向朋友、辅导员，还是家长。还有，以前女性发现自己怀了孕，或者染上了性病，她们也不大可能通过法律途径寻求保护与帮助。
蕾蒂·科汀·波格莱宾（Letty Cottin Pogrebin）回忆道，这正是为什么海伦·格利·布朗于1962年出版的《单身女孩与性》极具革命性的原因。她说，这本书“是时代的交汇点，它连接着两个时代。它极大地解放了我这一代的女性”。在上个世纪50年代读大学的时候，波格莱宾说，她和她的朋友们常常会八卦闲聊起某个学生奔放活跃的性欲，但是在二十五年之后的班级重聚上，她们却彼此坦白，那个时候她们谁也不是清白之身。“当时的我们谁也不是处女，而我们还八卦着别人的性欲，用鄙夷的目光看待她，”她说，“你必须要这样虚伪地活着，还认为只有自己是这样。”像她那代的很多女性一样，波格莱宾在大学毕业之前堕过胎，但是她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做，而且那时候也没有避孕药。”堕胎，她说，“是藏在每个人心中最深处、最隐蔽的秘密。”
用来掩盖女性生理经验与性体验的隔音板已经开始破裂。“海伦暴露了我们，”波格莱宾说，“海伦揭露了单身女性做爱的事实。”波格莱宾还说，正是这本书给了她“尊严，带给了她事业上的成功以及足够的资历，而不会被认为是淫荡的女人。”五十年后的今天，波格莱宾不自觉地回忆起来，格利·布朗结婚时的年龄是37岁。
如今，如果一个女大学生在兄弟会上碰见了一个令人糟心的男生，而这个男生还要陪她一起回家的时候，这个女生心里恐怕确实会生出厌恶之感，五十年前情况或许会更糟之类的安慰，也不能缓解她的痛苦。但是好的一方面是，即使今天人们都知道她在兄弟会上结识了一个男生，她也未必要把自己的后半生交付给这个糟心的人，也不必承受社会道德的责难。
而且，勾搭文化的批评者们设想出的方案，根本无法解决勾搭文化里的不平等现象，更别说完全消除了。赫斯曾说：“如果年轻的女孩儿找不到一个想做爱——哪怕只有一次——的人，那么解决方法就是不要只和同一个人做爱。”[29]
在今天这个时代，对待情感的矛盾情绪或许十分明显，但这揭示的不是新一轮的性冲动，而是说明相较于从前，如今的女性在情感、性倾向的问题上，拥有了更多、更新的选择权利。既然我们有了更大的自由，可以在生命中做多姿多彩的事，那么其中的有些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会享受安逸的夫妻生活；另外一些人喜欢放浪的生活，也有人坚守着独身主义。随着这些选择越来越多样化，我们很难去理解那些不太合我们心意的偏好：为什么有人沉迷于歌剧，而有些人就是爱死了妮琪·米娜[5] ？为什么有的人每次都想换个新饭店吃饭，而有的人就喜欢待在家里看赛车竞赛？阶级、种族、年龄、身份、机遇以及社区环境等等，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我们的选择；它们影响着可供我们选择的对象，也影响着我们身边人的行为方式；在感情问题上亦是如此。
但即使是受到这么多因素的影响，如今这个世界，那些多样化的感情方式和性行为，依然会被我们看作有悖常规或不成熟，因为它们有悖于我们一直以来对成年人的预期（或者说对成年人的要求）。过去，我们所期望和要求的，是每个人都走进同一个婚姻的入口。突然之间，人们挣脱了缰绳，向四面八方自由地奔去，并乐在其中。
人们行为方式的多样化程度令人诧异、五花八门、难以预料，不可否认，也是有点吓人的。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从中收获了幸福。但我们如果认为，曾经强加于女性身上的那种单一的、狭隘的性生活，能够引领更多的女性走进幸福，那实在是大错特错了。
注释
[1] 性别隔离（gender segregation），性别学者大卫·科恩（David Cohen）指出，性别隔离有强制性（如监狱按罪犯的性别分配囚房）和自发性等的区分。文中讨论的即没有法律行政效力的自发性性别隔离，女性难以从事某些被预设是“男性的工作”。
[2] 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美国第36任总统。
[3] 魔多黑暗语（Dark Tongue of Mordor），英国作家托尔金（John Ronald Reuel Tolkien）所著奇幻小说《指环王》（The Lord of the Rings）中的一种虚构语言。富有组织性、表达力。
[4] 啤酒乒乓球（beerpong），又名投杯球，美国人发明的一种桌上游戏。游戏中，桌两侧会放置复数水杯，玩家轮流把乒乓球投入对方阵地的杯中，先把对方阵地的杯子全数投进即获胜。
[5] 妮琪·米娜（Nicki Minaj），美国著名饶舌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