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就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前，30岁的艾达·李从中国移居来美国，她发现在“911”之后，人们的生活变得非常艰难，尤其对移民来说：人们开始恐惧，多疑；她觉得没有适合她的工作。艾达考虑回中国去，但是她在美国的那些朋友都劝她留下来，还说要帮她介绍对象，让她有个依靠。
艾达并不想结婚，但她还是决定坚持下来，并继续找工作。家人的一位朋友雇她在布鲁克林第十三大街上做缝纫。一年之后，她又报名上了一家美甲学校。艾达回忆说，那几年她“总是在忙，没有多少时间和朋友出去或聊天，也没有时间上英语课，除了工作就是工作”。艾达一周工作六天，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休息天还得去上美甲课，如果有衣服没有做完，晚上还要在缝纫机前加班。想起自己挣的这一点钱，想到付房租的艰难，她说，“生活很辛苦”。
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工作挣钱更多是为了生存，根本谈不上什么成就感、激情或是身份认同。而对于许多单身女性而言，能够维持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了。工作是大多数美国人生活的中心，不是因为他们喜欢这样，而是因为必须如此。
各种统计数据显示，现在有大量的女性进入大学、职场和董事会，这些空前而重要的数据，都被巧妙地编进汉娜·罗森（Hanna Rosin）的《男性的终结》（The End of Men）、丽莎·芒迪（Liza Mundy）的《更昂贵的性》（The Richer Sex）等著作中——这两本书称女性在经济领域和职业领域都在赶超男性。统计数据下面那一堆堆星号符揭示，虽然有些女性在教育、工作职业、性和社交等方面比以前享受着更大的自由，但是更多的人却在一个充满不平等和不利条件、充满歧视和贫困的世界里，勉强维持生活。
我们很有必要对（不同阶层的、富裕的、贫困的、或在两者之间的）单身女性所取得的进步做一番剖析。历史上，女性的自由和机会被放在了一个相当低的标准。
旧模式
几百年来，那些没有结婚、经济上没有丈夫庇护的女性，最后还是要依赖男性的帮助，比如她们的父亲兄弟，或者姐妹的丈夫。简·奥斯丁来自一个相对富裕的家庭，她原本接受了一位追求者的求婚，但是她又不想被其束缚，后来就悔婚了。她一开始住在父母家里，后来又住到哥哥家里。她曾写过非常著名的一句话：“单身女性极有可能沦为贫穷。”
“女性的工作（和她们的生活一样）历来都有这个特点，”历史学家南希·科特（Nancy Cott）写道，“即总是以满足别人，尤其以满足男人的需求为目标。”女性的职业机会虽然增加了，但很多是为由男性主持的家庭服务，如佣人；或是为男性上司工作，如秘书、速记员、售货员。教师和护理这两个历来由女性主导的职业，倒是不需要向男性上司汇报，但同样要求女性重复有服从意味的行为：去照顾儿童和服侍病人。一如她们长久以来被指派的“无偿劳动”，那些女性表现优异的职位中，鲜有听闻是报酬优厚的。
当然，现在的情况跟两百年前或五十年前相比肯定有了改观（现在的女性可以有自己的银行账户，自己进行抵押贷款，婚内强奸也算违法！）但是男性在经济上和职业领域的主导地位其实并没有改变。在美国，男性依然站在金字塔的顶端。男性成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大学校长、科学家，以及备受赞誉的作家；他们主导着世界上最先进的领域和技术；他们是消防员、警察，是银行家、医生；目前为止，历届当选的总统和副总统全都是男性；他们还占据着80%的国会席位。
平均来说，男性赚1美元，女性只能赚78美分，这一差距在有色人种女性中尤为明显，十多年来这种状况基本不曾改变。性别和种族歧视并没有结束，反而更多了，而且对于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来说，她们赚到的钱更少了。根据金伯里·克伦肖（KimberléCrenshaw）2014年的报告，[1] 以个人资产总值减去负债来看财富中位数，黑人单身女性为100美元，拉丁裔单身女性为120美元，相比之下，白人单身女性的财富中位数是41500美元，那么白人夫妇呢？那更是高得惊人，达到了167500美元。[2]
2014年，女性在《财富》杂志（Fortune）的最高首席执行官排名中仅占4.8%。[3] 2012年，美国一千家最大公司中，只有二十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是女性（占4%）。《福布斯》（Forbes）称，这一数字为历史最高，而且其中的11位是在2011年至2012年间上任的。[4] 新闻学教授卡里尔·里弗斯（Caryl Rivers）在2010年写道，“除了奥普拉·温弗瑞，美国几乎所有的亿万富翁都是男性，或男性的遗孀”。[5]
显示30岁以下单身无子的城市女性的薪酬，比同年龄段的男性高8%的研究结果[6] 自是令人惊讶，但是如斯黛芬妮·库茨（Stephanie Coontz）指出的那样，出现城市单身女性获得成功的现象，有时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绝大多数是白人），倾向于聚集在有大量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低收入男性（通常为非白人）的城市。就像之前讨论过的，城市里有能让受过教育、成功的单身女性过得优雅体面的服务业，包括餐馆、外卖、洗衣店以及家居维护等。有了这些，单身女性就可以过上像是有主妇在家操劳的生活，然而这些工作通常由较为贫困的男女从事，他们多为移民，劳动报酬低得可怜。库茨写道，如果只比较相同教育背景的男女，那么，“男性在各个领域都会比女性赚得更多”。她还提到2010年的一项调查，这项调查显示，“女性工商管理硕士的起薪比男性平均低4600美元，而在整个职业生涯中，她们的职位和薪水被男性不断赶超，即使她们一直没有小孩”。[7]
大量女性接受高等教育、进入职场。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能够和同样上了大学、进入职场工作的男性齐头并进。一些结构性的障碍：从带薪家事假的缺失和男女工资差距，到人们对女性领导地位所持的，久缠不去的，被全面强化的负面印象，这些因素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女性在收入、晋升机会、社会地位和声望方面落后于男性。然而媒体对于教育机会越来越多的报道，以及我们向年轻女性传递的她们有潜力获得成就的信息，却常常掩盖了这些不平等现象。虽说传达那样的信息并无不妥，但那毕竟不是全部的情况。
某薪酬调查公司于2012年出示的一个报告显示，20岁至30岁之间，男女工资增速基本保持一致，但到30岁之后，女性工资增速变缓，男性则保持不变。[8] 这是因为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这时候开始生育第一个孩子。但是康奈尔大学研究经济学及劳动关系的教授弗朗辛·布劳（Francine Blau）却对此做出了不同的解释：男性依然更有可能在高薪领域工作，如商业与法律行业，这些行业能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然而女性依然更有可能在低薪领域工作，如护理业和教师职业，这些行业的薪资上限还是很低。
虽然在紧接着第二波女权运动之后的一段时期里，有些职业的性别隔离[1] 发生了变化，如，女性从事电气工程师的工作，但这种重新分排职业的趋势又出现了倒退，那些历来由女性从事的低薪职业，包括教育和社会工作，在1980年以后，实际上有更多的女性加入。[9]
随着儿童看护、家庭护理等以女性主导的职业的增加，女性被给予更多的工作机会；但是这些工作几乎没有保障，而且薪水普遍很低。女性在家庭护理行业中占据了约90%的比例，这是全美国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工资中位数徘徊在每小时十美元左右。[10] 2014年加利福尼亚州通过了里程碑式的带薪病假法规（paid sick-day legislation）之后，从事家庭护理业的工作人员——其中绝大部分为（有色人种）女性——被排除在这项福利之外。
这类持续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对于未婚女性经济状况的稳定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成为社会科学家、政客和新闻工作者们热烈讨论的中心话题。
以结婚誓言为界的两个阶级
在2012年《纽约时报》的一篇长篇专题报道《两个阶级，以“我愿意”为界》（“Two Classes,Divided by‘I Do’”）中，[11] 记者杰森·德帕尔（Jason DeParle）对比了密歇根州两名白人女性的生活状况。两名女性都是一家日托机构的同事，有子女，薪水接近。其中杰西卡·施瑞尔（Jessica Schairer）要将一半工资花在房租上，依靠政府发放的食品券生活，她没有能力给孩子报名参加课余活动，也不敢在宫颈癌手术之后请假休息。另一位叫克丽丝·福克纳（Chris Faulkner），她的家庭总收入相对较高，住房条件好，可以休假，可以给孩子报名参加游泳班和童子军。
“造成两人区别的最主要原因，”德帕尔认为，“是一个身高近七英尺（1米7）的男人凯文。”也就是说，上述那位生活更有保障的女性嫁给了一个善良顾家、有职业的男人。在德帕尔看来，唯一能够帮助施瑞尔自己和孩子改善生活的，是丈夫。
但是，还有一种东西可以帮助改善她的境遇，那就是钱。薪水，以及强制规定带薪病假的联邦政府政策。尽管施瑞尔是这家日托机构的管理人员，但她的报酬只有每小时12.35美元，与她职位相当的同事还比她略高一些。在做完宫颈癌手术之后，她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休息六周，只休息了一个星期就回去工作了，她告诉德帕尔的原因是，“我不能六个星期没有收入”。
提高薪水可以帮助施瑞尔过得更好，保障性的带薪休假也可以帮助她过得更好。
缺乏应有的收入保障和社会政策——对女性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是男女经济全方面不平等的征兆。社会福利专家肖恩·福莱姆斯泰德（Shawn Fremstad）对德帕尔的报道作出以下回应：“为什么给照顾别人孩子、照顾老人和残疾人，以女性为主的工作人员，支付如此少的工资？为什么不为护理人员提供带薪病伤假等基本的雇员福利？”即使是福克纳，故事中经济较宽裕的那名女子，她并没有比施瑞尔多赚多少，她的生活相对优裕其实也只是因为她有丈夫，她丈夫是一名程序员，有和她差不多的大学学历和人口统计学的专业背景，收入大大超过他的妻子。福莱姆斯泰德因此问：“为什么程序员能够比他那当日托机构经理的妻子多赚两倍不止？”福克纳手头宽裕的原因不光是她结了婚，她的结婚对象还是一位与他背景相似但工资却更高的人，而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他所在的是男性从事的领域，因而薪水也更高。
工资滞涨，收入不平等，失业，以及不提倡女性赚钱养家的社会政策，这些问题被长期以来提倡婚配的社会政治呼求掩盖了起来。我们的政治领袖，我们的牧师，总是反复地告诉我们，婚姻会解决一切问题。
也许是因为这个官方认可的、令人愉快的解决办法——去个教堂什么的——相比于当下低迷的经济形势和日益扩大的经济分化，是个更轻松的话题。在2008年经济危机前的十年里，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从61000美元下降到了60500美元，[12] 甚至来自特权阶层的孩子大学毕业时也负债累累。就业市场极其萧条。到2012年，有250万没有工作的成年人还和父母居住在一起。[13]
这是现在数量空前的、想要在经济上立足的未婚女性所面临的经济状况。尽管婚姻不一定是解决的办法，但是独立生活的确要面临更多的挑战，因为当今的社会依然是为已婚人士设计的。单身女性比以前有更多的支出，不管是吃住方面的必需品，还是有线电视和度假之类的奢侈品，她们还要自己负担交通费用，更无法享受为已婚夫妇提供的减税优惠和保险福利。社会学家贝拉·迪波洛（Bella Depaulo）反复强调，我们国家有太多偏向已婚人士的法律了。
根据《大西洋月刊》撰稿人克里斯蒂娜·坎贝尔（Christina Campbell）和丽萨·阿诺德（Lisa Arnold）的说法，“婚姻的特权几乎遍及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她们发现，单身人士在健康、生活、住房，以及汽车保险这些方面都要花费更多，并且声称“房东以婚姻状况为由歧视潜在客户并不犯法”。在收入所得税政策、社会保障、医疗保健以及住房成本方面，坎贝尔和阿诺德发现，“单身人士在上述的每一项上都会比已婚人士花费更多，或者说是损失更多”。两位作者承认，在她们做这项研究的期间，“我们俩都想赶快找个老公”。[14]
虽然单身女性自购住房的比例高于单身男性，但如果与已婚人士比，未婚人士的比例远远落后于已婚夫妇。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World Report），单身人士的“收入水平……资产水平……（以及）住房拥有率，相比于其他家庭结构，是最低的”。[15]
专门从事住房不平等问题研究的法学教授安妮塔·希尔认为，住房成本是未婚女性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我们可以决定不结婚，”希尔说，“但是我们得想清楚如何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男人赚1美元，我们只能赚80美分。因此，越来越多的女性需要把自己收入的一半花费在住房上，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经济方面的因素，希尔说，会把女性推向“不那么独立的关系”。
做母亲的代价
即使是富裕人口，单身职业女性的经济优势也会在她们有了孩子之后化为乌有，不管她们是单独要孩子还是和伴侣一起，因为她们要被迫请假脱离工作，分散注意力，这对体力和情感来说都是挑战，而社会仍然不会对男性提出育儿的要求。
怀孕或孩子年幼的女性比没有孩子的人更难换工作，更难找到工作。社会学家谢莉·科雷尔（Shelley Correll）曾做过一项研究，她编造了一些简历去应聘高职位的工作，如果简历中包含求职者有孩子的信息，收到回复的可能性就只有50%。[16] 科雷尔发现，如果经历相似，有孩子的女性比无孩子的同辈，每多一个孩子，每小时就会少赚约5%。社会学家乔亚·米斯拉（Joya Misra）更是认为，当下，母亲的角色相比女性性别本身，更能预测收入不平等的情况。[17]
生育孩子对经济状况的影响，当然是未婚母亲最有体会。在以单身女性为主的家庭中，有高达42%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13年，一项由皮尤研究中心得到的数据广泛流传开来，其被视作女性取得显著进步的一项证据：有将近40%的母亲是其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但其中只有37%的女性比自己的丈夫赚得多，她们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都在80000美元左右，其余的63%是家庭年收入中位数只有23000美元的单身母亲。[18]
在2013年的美国，第一胎是未婚生育的比例是48%，其中未完成高中学业的女性占83%。[19] 30岁之前生育第一个孩子的美国女性约有60%是未婚生育，[20] 而在所有新生儿中，其母亲未婚的占41%，是1970年的四倍。[21]
贫穷和单身母亲在公众的印象中历来是带有种族标签的，一部分是因为莫尼汉时代对哪些美国人未婚生育所持有的偏见，还有一部分原因在于里根时代里克·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之流一直对所谓的福利女皇，即靠揩政府的油过日子的黑人母亲作种族上的丑化，桑托勒姆甚至在2012年的竞选游说活动中说：“我不想拿别人的钱来改善黑人的生活”。美国长期以来的种族歧视，使非裔美国人世代被隔绝在经济保障（包括受工会保护的工作、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住房等）之外，黑人继而比白人更容易陷入贫穷。
然而，过去四十年里美国经济的分裂，使贫穷的形式，以及中等收入的工薪阶层变得多样化，其中未婚母亲现象最为常见。2000年，白人单亲家庭的比例约为22%，相当于丹尼尔·帕崔克·莫尼汉发布报告时的黑人单亲家庭的比例。[22]
女权组织“法律动量”（Legal Momentum）的高级律师、女性及济贫计划的项目主管蒂姆·凯西（Tim Casey）这样说，“有些人认为所有的单身母亲都是黑人，这是不对的”。凯西指出，尽管黑人女性中单身母亲的比例高于西班牙裔女性，西班牙裔女性又高于白人女性，“但在所有的种族中，单身母亲的比例都很高。事实上，高收入国家的单身母亲比例都在增长，现在的状况就是这样”。
为了写成于2005年出版的有关贫困单身母亲的《我信守的承诺》（Promises I Can Keep）一书，社会学家凯瑟琳·埃丁（Kathryn Edin）和玛利亚·凯菲拉斯（Maria Kefalas）花了多年的时间对费城和新泽西州的八个低收入城市街区进行跟踪研究，抽样调查的对象包括波多黎各人、白人以及非裔美国人。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一次讲座上，埃丁说这些不同群组之间只有很小的区别：家庭暴力在白人和波多黎各人中最多（部分是因为被调查的非裔美国人更少住在一起）；黑人男性的收监比例最高，这从美国司法统计局的预测来看并不奇怪，因为根据该预测，在世纪之交出生的黑人男性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将会在其一生中的某个时候被监禁；婚姻出轨的几率在各个群组中基本相同。总的来说，埃丁说她和凯菲拉斯“对种族之间只有这么小的差异感到非常惊讶”。[23]
一些社会保守派，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者，包括《贝尔曲线》（The Bell Curve）和2012年出版的有关阶级分化的《分离：白种人的美国（1960——2010）》（Coming Apart:The State of White America 1960——2010）的作者查尔斯·莫里（Charles Murray）都认为，近四十年来，人们对婚姻的反感，就像传染病一样，从黑人扩散到了白人中间。经济学家伊莎贝尔·索希尔（Isabel Sawhill），即2015年出版的《自由一代：无婚姻的性与生育》（Generation Unbound:Drifting into Sex and Parenthood without Marriage）一书的作者认为，“我们所看到非正常的生活方式已经从穷人，尤其是黑人穷人群体，扩散到了整个社会中。这对儿童和社会的影响绝对是负面的”。
这种说法不无道理，尤其是前半句。随着女性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先是因为经济需求要挣钱糊口，再是为了单独上街，为了穿更短更轻薄的衣服——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选择不结婚和未婚生育，因为婚姻不再是她们最有经济效益的选项了。
美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优越的白人种族与黑人之间的交互影响，那些通常为贫穷黑人拥有的行为习惯，如果出现在白人身上，就引起不一样的关注。当时髦的白人女郎跟着黑人爵士乐的节奏舞动时，她们就是促成文化迁移的反叛者。60年代中期，当白人女性冲破家庭的牢笼，再次进入职场，和一直在那里辛苦劳作的贫穷黑人女性并肩作战时，贝蒂·弗里丹响应萨迪·亚历山大（Sadie Alexander）的观点，当工作不仅有益于女性自己更有益于她们的家庭时，我们就迎来了第二波女权运动。历来都是白人女性的模仿行为，而不是原初由贫穷女性和有色人种女性发起的文化迁移行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些行为有时被认为是女性的解放。
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想必是，相比无权，有权总是受到更严密的巡视：当财富和地位受到威胁时，谁可以接触和转移它们（白人男性），谁又要被禁止在外（女性和有色人种），这个界线是非常牢固的。婚姻历来都是男性维护、再造和传递权力、继续掌握控制权的最佳方式之一。那些没有多少资源需要保护，没有多少权力受到威胁的人，自然也就没有那么警惕。当然，对于艰难求生的人来说，那更是奋斗的动力，即便这意味着要发明新的家庭模式和伴侣模式。只有在更有特权的人们发现这些新的、意味着更多自由的行为方式可能会影响权力结构的时候，人们才会给予不一样的关注。
“现在，白人中的非婚生育率在全国范围来说也是非常高的，”反女权斗士菲丽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在2012年这样告诉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主持人米歇尔·马丁（Michel Martin）。施拉夫利和莫里等人一样，也将单亲家庭数量的增加归咎于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计划，她认为女性会拿政府来取代丈夫（她没有提到的是，在结婚率骤降的那几年，这些救助计划是被大幅削减的）。“林登·约翰逊[2] 创建这种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时，”施拉夫利说，“他们只把钱发给女人，所以就没有男人的事了”。这种情况非常糟糕，她总结说：“我们知道大部分的社会问题都来自于以母亲为主的家庭”。[24]
基于这最后一点，经济上的不利地位、女性更大程度的独立和越来越多样的家庭结构模式，这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引出了两则带有误导性的信息。第一则是早婚模式的消失会造成更大的贫困。“婚姻数量减少意味着收入减少，贫困增加。”这是索希尔在接受《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采访时所说的。她说得没错，但条件是设想中的那个伴侣能带来更多的收入或在家务上给予支持，而不是让女人增加开支，要求女人花更多的时间操心他的衣食住行。
第二个也是更有欺骗性的一个观点是，在美国，那些选择单身或不得已而单身的未婚母亲是贫困的创造者和永久维续者，她们的家庭经济状况是她们自己造成的，而不是她们所在的这个受人操纵的经济制度造成的。现在社会各界都在呼吁，贫困问题不要通过更好的社会福利政策，而要通过提倡结婚，甚至早婚来解决，这其中包含的就是这种观点。
小布什政府的新闻发言人阿里·弗莱舍（Ari Fleischer）在2014年《华尔街日报》的一篇题为《如何对付收入不平等：结婚》（“How to Fight Income Inequality:Get Married”）的专栏文章[25] 中写道，对付收入不平等的办法不是加大政府对贫困群体的扶持力度，“更好、更富有同情心的政策是，让贫困人群意识到他们所能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就是，上学，结婚，生小孩，并依次进行”。2012年，罗伯特·雷克特（Robert Rector）为保守派的美国传统基金会写过这样的话，说婚姻是“美国最有力的反贫困武器”。罗伯特是1996年福利改革法案（Welfare Reform Legislation）的设计者之一，该法案抬高了获取社会福利的门槛，缩短了政府救助的时间。
这种说法很不靠谱，因为其他发达国家的单身母亲贫困率远远低于美国，而且美国的儿童贫困率高是全国性的，包括生活在已婚家庭中的儿童在内。来自“人民”组织（Demos）的马特·布鲁尼格（Matt Bruenig）在2014年写道，“美国的儿童贫困率高不是因为单身母亲太多。在贫困率最低的那些国家，它们即使有和美国相同比例的单身母亲也没问题……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每五名儿童中就有一名以上的儿童身处贫困之中”。[26]
即便事实如此，也无法阻止立法者把婚姻作为解决贫困的办法。他们把关注的焦点、资金投入到提倡婚姻，而不是社会救助上。
雷克特认为结婚率下降提高了贫困率和福利依赖程度，因此他在为传统基金会写的那篇文章中提出，“（政府）应该毫不含糊地说明婚姻的作用”。他还表达了他的不满，“在现有的政策之下……婚姻不是被忽视就是被否定”。但是他应该比任何人都更加清楚，在近几十年里政府并没有忽视婚姻。[27] 2013年雷克特还和保守党的立法者们一起（其中有爱荷华州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Chuck Grassley］，堪萨斯州州长萨姆·布朗巴克［Sam Brownback］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里克·桑托勒姆），推动布什政府实施总计三亿美元的健康婚姻倡议（Healthy Marriage Initiative），这项国家项目将福利计划中的资金分流，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婚姻教育，鼓励他们结婚。
在布什政府期间，这一计划得到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有“婚姻沙皇”之称的韦德·霍恩（Wade Horn）的大力推进。霍恩是一名心理学家，根据琼斯修女的说法，他曾作为全美父权计划（National Fatherhood Initiative）的会长，支持南方浸礼会提倡的观点：“妻子要谦和地服从丈夫的领导”，“成为他管理家庭、养育下一代的助手”。[28] 霍恩还引用圣经的话进行了解释，“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堂会的头”。
健康婚姻倡议最初主要通过宗教机构推进，向低收入群体提供婚姻讨论会和课程。2010年奥巴马政府重新推行这个计划，但是新的健康婚姻倡议，将重点从以信仰为基础的干预和对基于宗教的妻子须顺从丈夫这一观念的强化，转向在提供婚姻指导的同时推动就业。
尽管如此，健康婚姻倡议对结婚率或离婚率的影响还是微乎其微，结婚率继续下降，离婚率在最近两届总统的任期内基本保持稳定，到目前为止，这两届政府在这项倡议中的支出已经超过八亿美元。[29]
唯一有迹象表明可促进结婚率上升、延长婚姻寿命的公共政策，与倡导婚姻无关：它给人们在婚前提供更好的经济资源，从而更好地促进婚姻。其中便有1994年至1998年间，扩大的社会福利，当时明尼苏达州家庭投资计划允许人们在找到工作之后仍能够领取福利金，而不是将其中断。[30] 有了额外的经济保障，该州黑人女性的离婚率下降了70%。[31]
几乎与此同时，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开始实行新希望计划（New Hope Project），这个反贫困项目，为薪水低于联邦贫困线150%的全职工作者提供收入补贴，为失业者提供社区服务工作，对医疗保险和儿童保育给予补贴。[32] 研究人员在一项关于结婚率的研究中发现，有21%从未结过婚的女性，在参加新希望计划五年后结婚了；而在没有参加此计划的未婚女性中，这一比例只有12%。[33] 参与者的收入也提高了，焦虑更是缓解了。
显然，由政府来解决贫困问题，这对于想要结婚的人来说结婚是变得容易了，但是有些计划是为了强迫尚无条件缔结稳定婚姻的人去结婚，这样的计划就收效甚微了。政客们如果担忧结婚率下降，那么他们就应该提高福利，就是这么简单。要是担忧贫困率呢？还是提高福利。当“法律动量”的蒂姆·凯西被问到为解决贫困单身母亲的需求，政府需要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是什么时，他说，“第一步：改革福利制度。第二步：改革福利制度。第三步：还是改革福利制度”。
但是21世纪初，国会对提高福利并无多大兴趣，反而减少了食品救济券的发放量，对单身母亲养活自己和孩子的能力造成了最大的影响。2014年，肯塔基州参议员兰德·保罗（Rand Paul）建议向未婚的单身母亲设置福利上限，他在一次午餐会上说道，“未婚生育和已婚生育就是贫困和不贫困之间的一道分水岭”。[34] 但保罗没有承认的是，在他所在的州，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未婚父母数量要少于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已婚父母。[35]
2013年在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州参议员们提出了一个议案，要求夫妻在离婚之前提请一个两年的等待期。[36] 2012年，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共和党州参议员格伦·格罗泽曼（Glenn Grothman）试图通过一项议案，把单身现象列为导致虐童事件频发的一个因素。幸运的是，这些立法尝试并没有成功，但是却说明，如果既有对单身女性的恶意，又有政策造成的阶级鸿沟，使贫困的单身母亲成为攻击对象，那将是多么的危险。
讽刺的是，正如《场记板》杂志（Slate）的阿曼达·马科特（Amanda Marcotte）说的那样，最让保守派们恼火和感受到威胁是有能力的单身女性——那些有地位的成功女性，既能赚钱，又有影响力，享受着全国性的知名度和极大的话语权，如安妮塔·希尔，墨菲·布朗，桑德拉·弗卢克，莉娜·杜汉姆。他们却无计可施，无法阻挡这些优秀女性崛起的力量，尽管他们有的是办法去欺压贫困群体。共和党人士也许无法逼着那些危险的有钱女人“回到厨房”，马科特写道，“但他们可以为难隔壁打着两份工的那个单身母亲，让她的日子更加难过”。[37]
秩序/混乱的转变
一个与反堕胎保守组织爱家协会（Focus on the Family）有密切联系的阿肯色州组织家庭议会（Family Council）建议说，“依次分四步走可以降低家庭陷入贫穷的概率：1.完成高中学业；2.结婚；3.结婚后生小孩（必须在结婚后）；4.不要离婚。按这个顺序去做，你和你的孩子陷入贫困的几率就会降低82%”。2013年，《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的专栏作者苏珊·赖默尔（Susan Reimer）在一篇关于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和坎耶·维斯特（Kanye West）这对“多金情侣”做出未婚生育决定的专栏文章中写道，“在更富裕、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群中，人们也这么教育自己的孩子：通往成功的路上要有教育、工作、婚姻和孩子，并且顺序不能乱”。赖默尔还引用了弗吉尼亚大学国家婚姻项目负责人布拉德福德·维尔考科斯（W.Bradford Wilcox）的话说“教育–工作–婚姻–孩子”的人生轨迹是“成功的顺序”，是公民社会的基础，是特定的秩序。
然而，在美国的大部分地区，最近的几十年里，这种先结婚后生育的传统顺序实际上已经被打乱了。2013年的《“结婚了吗”调查报告》（具体内容为“美国晚婚的益处和代价”）的研究人员指出，1990年前后是“重要的转折时期”，那个时候女性初次生育的年龄开始小于她们结婚的年龄。
尽管近几年大学毕业生未婚生育率开始上升，但是颠覆传统结婚生子顺序的这部分人，不是没有读完高中，就是读完了高中却没有读完大学：他们大部分是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未婚报告”项目的研究人员称1990年的转折时期，为“未婚母亲从最贫困群体转向庞大而已摇摇欲坠的中产阶级成为常态的时期”。[38] 他们还把这些人与受过大学教育的特权阶级的未婚生活进行了对比，在他们的想象中，这类人“在和老板、同事讨论了一天的工作后离开办公室，约上朋友或对象去吃寿司……充分利用二十几岁的时光进行自我提升：读研究生，确定职业发展的轨道，并获得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
诚然，许多因缺乏经济保障造成的社会现象——从警察的随意盘查到职业安全感的持续缺失，再到窘迫的住房选择——使得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充满极大的不确定性，但是不能因此就说有钱人的婚姻选择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贫困女性的选择就是随便的决定。即便是没有经济保证的女性，她们在决定何时生育、何时结婚（或不结婚）的时候也不一定就是糊涂、没有规划，或是失控。
勉强维持生活的单身母亲，往往和那些吃寿司的研究生一样，出于同样的冲动主张一种新的未婚独立自主权：希望用人生的意义和目标来充实自己的生活，希望独立地生活。只不过前者拥有的资源要少得多。
帕梅拉（Pamela）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区长大，全家靠社会福利金生活。帕梅拉的母亲身体和精神上都有疾病，只能待在家里，她的父亲靠打扫街道来获取福利。帕梅拉17岁时发现自己怀孕，她的男朋友当时34岁，两个人都不愿意选择堕胎，所以他们的首要决定就是一定要生下这个孩子，之后就是做好经济上的打算。帕梅拉没有工作，坚决要上大学。她原来想要离开酗酒的父亲，去纽约以外的地方上学。但是因为怀孕，这个想法不能实现了；至于上大学的愿望，她坚决不肯放弃。
她说自己的很多高中同学在怀孕之后就退学了，“那些毕了业，另一半不在身边的，就没有去念大学。他们最后都会做一些全职工作，比如在麦当劳或是服装店当店员。我很清楚我不想那样。帕梅拉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带薪实习，一点一点存钱，为的是能够改变生活。原本为了别的目标存的钱，要用来养我的女儿了”。
帕梅拉和她的男朋友想要生活在一起，所以她男友找了第二份工作来贴补生活。“我们列了一个计划，理清有哪些事情要做、哪些账单要支付，”她说，“包括他应该赚多少钱才能承担所有开销，让我不用工作只管上学。”尽管帕梅拉坚持离开同样生活不稳定的父母家，但女儿刚出生时她妈妈还是帮她带了两年。
“八月份我生完孩子，”帕梅拉说道，“一周后就上学了，因为我知道，如果请假休息，可能就再也不会回去上学了。所以我说不行，我不能休息。我不想成为又一个牺牲品，我要上大学，我要读到毕业，而我真的做到了。但是能让我做到这些的，唯一的原因是我身边有人出手相助，而且我还有一些积蓄。”2014年，她从纽约市立大学毕业。
帕梅拉有坚强的决心，有愿意配合的伴侣，还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和一定的积蓄，这些对很多年轻女性来讲，都不是那么容易获得的。然而，社会学家发现，即使是那些比帕梅拉生活还要困难的女性，她们在做出成为未婚母亲的选择过程中，也是做出了许多积极向上的人生决定。
在有些情况下，缺乏性教育和反对避孕、堕胎，意味着女性很少能够自己选择是否做母亲或是何时做母亲。从更宽广的历史视角来看，允许避孕和堕胎能够降低未成年少女怀孕、生育的比例。2012年，未成年少女怀孕率达到史上最低。
今天，大多数未婚母亲都在20岁到30多岁之间。[39] 社会学家发现许多经济情况较差的单身女性并不排斥计划之外的受孕，这些女性和更富裕的同龄人追求的东西完全一样：人生的意义，人际关系，成就感，人生依靠，人生方向，稳定的生活，和身份的认同。但是她们很多人并无大学可读，也没有保证未来稳定经济收入的职业。只要她们愿意，她们可以一直推迟生育，但是不要指望能找到满意的工作，或获得职业快速发展的机会。
和条件更好的同龄人一样，低收入的女性也会担心她们过早进入的婚姻无法保证经济上的稳定，甚至还有可能把她们套住而又不能给予她们情感上的满足。这就如科普作家娜塔莉·安吉尔（Natalie Angier）说的那样，“生育……能给予你婚姻通常不能给予的东西，那就是终生的爱的纽带”。
凯瑟琳·埃丁（Kathryn Edin）和玛利亚·凯菲拉斯（Maria Kefalas）曾发表过著作，讨论生育对未婚女性的影响。书中说，尽管生育极有可能将经济困难的女性推向贫困线甚至贫困线以下，但是对选择未婚生育的单身女性依然具有极其强大的“正面效益”，因为这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做出积极乐观的选择的机会。
30岁的塔尼亚·菲尔茨（Tanya Fields）是一个来自布朗克斯区的城区农民，同时还是一名社会活动家。她告诉我，在她公开自己怀着第五个孩子，而且这几个孩子分别是与三个不同的前任所生的事实之后，她就不停地听到类似这样的话：“你这么聪明，不像是容易上当的人啊，你怎么还要怀第五个孩子呢！”菲尔茨觉得她绝不是被动的，也不是上了谁的当。“我的每个孩子都是我的选择，”她说，“我有这些孩子并不因为我做了错误的决定，我的每一个孩子都是有人需要、有人爱、有人喜欢的。”
经济不富裕的女性早生孩子，其实有非常合乎逻辑的理由。没有太多经济资源的女性，在年轻时还拥有一些可能随着年龄增长而消失的优势：身体健康，父母健在，亲戚和兄弟姐妹也能够帮着照顾小孩，他们甚至还有可能提供住所。在当今经济疲软的美国，出身贫困的年轻女性很难感到会有美好的未来，相反，她们觉得未来会非常艰辛，工作、健康的食物和高质量的医疗保健只会越来越少，不仅她们自己如此，朋友和家人也是如此。“生活贫穷的年轻女性会继续在早于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合理的年龄生育，然而依然推迟婚姻，”埃丁和凯菲拉斯这么认为，“直到她们能够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使自己获得经济上的独立，直到她们有理由相信自己也可以像经济条件好的同龄人那样追求有意义的生活。”[40] 安妮塔·希尔考虑过这些情况，并且告诉我说，“如果说女性晚一点生小孩，生活状况就会更好一些，那么政策制定者就必须为她们提供儿童保育、住房、医保，以及各种可以帮助到她们的东西，她们抚育子女所需要的东西”。毫无疑问，我们无法向我们的公民承诺给予他们儿童保育、住房或高质量的医疗保健，也不能保证给予他们受教育的机会以促进其个人发展。因此，凭借这些仅有的优势——年轻的身体和家庭——来行动是合乎逻辑的。生育就是以特别的方式把握未来。
埃丁和凯菲拉斯在《我信守的承诺》（Promises I Can Keep）中提出了非常有说服力的观点，根据她们的研究，在不同种族中，成为母亲可以使未婚女性的生活更加有规律，而且往往更加稳定：它可以催促她们早起，迫使她们照顾好自己，让她们安定下来，或许还能使她们戒掉毒品或改掉长夜不归的习惯，甚至还有可能促使她们重返学校，或与家人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在受访对象和她们说到生孩子的好处时，有人这样说：“我的孩子拯救了我”。
尽管研究人员也承认，因为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贫困女性的生活条件并不能得到改善，但是她们想成为母亲肯定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希望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条理、有满足感。根据埃丁和凯菲拉斯的说法，母亲角色所带来的“可能有（但不能保证）对自己能力的证明，奋斗目标，人际联系，以及生活的秩序。而更重要的是，孩子可以使母亲至少在心理层面和象征意义上，打破经济和社会地位处于劣势的种种限制。这些女性未婚生育并非主要是想利用国家福利，或是因为缺乏自律，或纯粹出于无奈。相反，在个人处境困难的情况下做出生孩子当母亲的决定，是对自己的能力和决心、对照顾他人的愿望的肯定”。[41]
这在35岁的安娜·佩雷斯（Ana Perez）身上得到了体现。高中没有毕业就辍学的安娜，19岁时生下第一个孩子，但是后来她成了一家金融服务公司的副总裁，这是《纽约时报》的报道。如果她当时没有生下那个孩子，她说，“我可能就不会像今天一样成功，也许我会整天无所事事，虚度光阴”。
合适的伴侣
帕梅拉依然和她的男朋友，也就是她女儿的父亲在一起，但是她还不想很快就嫁给她。“我一直很清楚，婚姻不能留住男人，”她说，“就算我结了婚，他若想离开，还是会离开的。”
帕梅拉说在她的同龄人中，不结婚是一种常态。“我并没有看到有那么多人结婚，我看到结了婚的有很多人离婚，”她说，“我还看到很多女性是单身妈妈，这只是我看到的。”她说或许在经济条件好一点的地区，能看到更多法律意义上的夫妻。“但是在我长大的地方，身边的人没受过多少教育，很多人可能高中都没毕业，或者只有一个同等学力文凭，他们也没钱。”
帕梅拉觉得自己很幸运，能够和孩子的父亲一直在一起。“我听到女性都很失望，说如今外面没有什么好男人。”她说在她长大的南布朗克斯就是这种情况，“那些男人，我无法想象和他们结婚，一起生儿育女。”她说在她上市立大学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你看到的是受过教育的男人，他们独立，有自我追求。你会对自己说，哇，说不定在这里我能找到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博学多识的男人，和他交往，和他确立关系，但是在我母亲住的那一片就没有，这挺让人失望的。”
就和决定是否要孩子或什么时候要孩子一样，很多女性不结婚——即使有恋爱关系且对方通常是孩子的父亲——她们的理由也不是偶然随意，或是轻率不合逻辑的。这是几百年来一直在演绎着的故事中的一部分，女性开始认识到，如果一步入成年就结婚，通过法律做出承诺并受法律的约束，这样的婚姻不一定最能满足她们的需要。
“弱势家庭及儿童福祉研究”对未婚父母进行了一项调查，这些未婚父母在第一个孩子出生时都处于恋爱关系中。从调查结果来看，女性有非常充足的理由犹豫是否和伴侣结婚：接受调查的父亲中有40%的人被监禁过；三分之一的人年收入少于一万美元；24%的人没有工作。另外，父母双方都是在高中辍学的有40%；其中一方拥有和别人所生孩子的有61%。[42] 三年后，接受调查的人中只有15%的情侣结婚了，50%的情侣分手了。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对合适男性短缺的现象有过一段著名的描述，他在他的一部著作《真实的弱者》（The Truly Disadvantaged）中说，城市贫困街区的社会经济环境，使得情感健全、经济优越的年轻男性大大减少。这是一个严肃的论点。就像西进运动曾使东海岸适婚男性大量流失一样，种族歧视和贫困现象的系统性循环也必定会减少适婚男性的数量。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称[43] ，相对于每一百个单身女性，只有八十四个有工作的单身男性；而相对于每一百个黑人单身女性，有工作的黑人单身男性只有五十一个。
对于非裔和拉丁裔人口来说，还要考虑极高的监禁率。长期以来的种族“脸谱化”，以及较近实行的拦阻搜身程序，使得黑人男性和拉丁裔男性——更有可能处于贫困——更容易被警察拦住，然后因轻微的涉毒罪被关进监狱。有人预测，2001年出生的黑人男性中，将近三分之一[44] 的人一生中至少会有一段时间在监狱中度过。[45] 2010年，有三分之一的黑人高中辍学学生在监狱里，而在白人高中辍学生中，这一比例不到一半——只有13%。[46] 每年有超过一百万的人因为非法持有毒品而被逮捕，[47] 单是因为非法持有大麻的就占到六十多万。黑人的监禁率大约是白人的六倍，[48] 美国被监禁的人数超过欧洲监禁人数最多的三十五个国家的总和。[49]
因犯罪被判过刑，又使这些男性更难找到工作，许多人无奈转向非法途径谋生。1994年，联邦政府规定监狱服刑人员不得申领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50] 被判过刑的人——有时只是被抓过——[51] 也有可能被驱逐出公共住房。《新黑人》（The New Jim Crow）的作者米歇尔·亚历山大（Michelle Alexander）曾这样说，一旦进过监狱，“这些人就永远低人一等，找不到工作，也租不到房子。不出几年，大部分人又重新回到了监狱。劳动力市场中，有犯罪记录的黑人是最受歧视的群体”。[52] 因此，这些人特别难以成为女性在情感和经济上可以依赖的伴侣。
同样，经济困难的问题并非有色人种独有。由于制造业向海外转移，全国蓝领工作职位渐渐消失，导致了整个社会结婚率下降，汉娜·罗森（Hanna Rosin）对此做过非常有说服力的分析。库茨则指出，即使是在经济出现衰退之前，“高中学历就业人员的每小时收入就已经要比1979年做同样工作的人平均少挣近四美元（按不变价值美元计算）”。[53] 即使不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也面临失业、工资滞涨、高昂的教育支出和次贷危机的影响所造成的经济压力，这些使得他们寻找伴侣的希望变得非常不确定，不仅是现实生活不确定，情绪上也不稳定。
在一篇有关贫困白人女性普遍存在健康问题的报道中，记者莫妮卡·波茨（Monica Potts）是这样写的，“在南部的低收入白人社区中，仍然是女性在负责养家，负责抚养小孩，但是越来越多的女性还需要养活她们的丈夫。丈夫成了负担，有时还是令人头疼的麻烦，而不是家庭的帮手”。贫困女性，波茨写道，“工作最辛苦，是家庭中赚钱最多的一个，但养家的功劳却不归她。为家庭操心的是女人，从婚姻收获最大好处的却是男人”。
经济学家贝琪·史蒂文森（Betsey Stevenson）和贾斯汀·沃尔夫斯（Justin Wolfers）说过：“金钱和爱是相关的。家庭收入更高的人感受到爱的可能性略大一些。大致来说，收入增加一倍可以让被爱的可能性增加约四个百分点”。史蒂文森和沃尔夫斯猜测，这或许是因为有钱就更容易找到约会的时间，也可能是因为与有钱相关的原因，“可能与收入有关的其他因素，”两位经济学家在一篇情人节评论文章中写道，“比如身高或长相，是受人喜欢的真正原因。被爱可能会提升人们在劳动市场的竞争力。”[54]
还有一种可能是，金钱的匮乏让女性很难关注自己的生活，她所交往的大多也是因为金钱匮乏而不重视个人生活的男人。经济上的压力会大大增加婚姻的不稳定性。贫困社区中，抑郁症、家庭暴力、性侵害和枪支暴力的比例都会更高。
如果（白人）男性在制造业工厂从事受工会保护的工作，他们可以购买带三间卧房的房子，可以享受优惠的贷款利率，并且还有养老金计划。那些自身没有这些机会的女性，自然会选择和他们结婚。但是如果男性自己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而女性却在经济、社交、两性关系和子女抚养等方面，比以前更有能力获得独立，那么婚姻就不再是必需品。相反，坏的婚姻有可能会成为女性的负担，影响她们的个人发展。
杰森·德帕尔的故事中所讲的那两名密歇根女子，我们应该相信，她们的生活境遇是各自的婚姻状况造成的。故事中说施瑞尔三个孩子的父亲“赚得少，经常责骂妻子，也不教育子女”。施瑞尔后来认识了另一个男人并和他同居了，但是德帕尔报道说，“叫了警察他才走”。由此可见，不管嫁给这两个男人中的哪一个，对施瑞尔的命运，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家庭方面，都不会有正面的影响。
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尽管贫穷会使单身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但它同样也会让有婚姻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以至于让人宁可选择单身。2000年到2012年期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已婚有子夫妇数量增长了近40%。[55] 在2014年出版的《失爱的劳工：美国工人阶级家庭的沉浮》（Labor’s Love Lost: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orking-Class Family in America）一书中，社会学家安德鲁·切尔林（Andrew Cherlin）指出，从1980年到2012年，虽然双收入夫妻的收入中位数增长了近30%，但是单收入已婚家庭的收入中值却毫无增长。单靠婚姻并不能改善经济状况，要夫妻双方都赚钱才行。
当然，经济情况不好的单身母亲或许能够在伴侣身上收获经济因素以外的一些好处。许多女性渴望拥有真心相爱的伴侣，有这样的伴侣为她们提供情感的支持，和她们共同承担家务、照顾孩子、分担生活和家庭带来的精神压力，她们的生活可以得到极大的改善，无论对方是否为家庭带来更多的收入。但是这样优秀般配的伴侣并非你想要就能得到，倒是失败的婚姻，以及大多数这些婚姻的结局——离婚，造成女性遭受经济和情感的双重打击。对于那些经济状况本来就不好的女性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未来的婚礼
爱玛丽（Emmalee）是布鲁克林的一名客户服务代表，24岁的她有一个尚在学步的幼儿，她和孩子的父亲住在一起，但是他们没有结婚。“有结婚就会有离婚，”她说，“我只是感觉相互之间可能需要稍微多点距离。”爱玛丽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我喜欢和一个人在一起，但不要结婚，”她又说，但到35岁的时候，“我想我会结婚的，我会说好吧，我年纪越来越大了，也许应该结婚了，如果那时我还和他在一起。再过个十来年吧，我可能会考虑的。”
正因为女性现在可以不依靠婚姻生活，正因为她们比以前更加有能力拥有独立的事业、经济和两性关系，更加有能力独立养育子女，所以婚姻对她们来说可能有更加深刻的意义。就像埃丁和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婚姻和生育之间不再存在必然联系，婚姻具有“高度的象征意义”，人们认为婚姻是值得自己等待的，值得自己做好准备、负责任地去建立的。
然而这里还有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低收入人群获得这种稳定基础的机会，比那些可以接受良好教育和找到好工作的人，要少很多。
关于这些结构性的不平等问题，最经典的、也是包括菲丽斯·施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在内的保守派人士经常使用的说辞是，经济处境不利的人不结婚是因为夫妻双方收入的合并，会使家庭收入提高而失去获得政府救助的资格。由于福利法的建构，部分人士确实会遇到这种情况。
爱玛丽除了当客户服务代表所得的收入，还可以获得食品救济券、医疗补助，以及来自妇幼营养补助计划（The Special Supplemental Nutrition Program for Women Infants and Children,WIC）的补助，WIC是为低收入女性和5岁以下的幼儿提供营养补充的一个项目。“我能应付过去，”她说，“我可以生存下来，从政府那里获得一点帮助，不需要结婚。如果我结婚了，可能就得不到那些救助了。”爱玛丽和男朋友，也就是孩子的父亲住在一起。她说她不结婚也不全是因为政府救助的问题。“不全是因为这个，”她说，“但有一部分吧。”
所以，经济需求可能会对女性在婚姻选择方面产生影响，是合乎逻辑的，但是这并不足以造成这么多未婚女性的存在。来自“法律动量”的蒂姆·凯西（Tim Casey）指出，“福利救济有太多的负面印象，有太多的诋毁，没有人想靠福利救济金过日子”。人们接受政府救助是因为他们真的需要帮助，而不是因为这是取代婚姻的好办法。和施拉夫利所认为的正好相反，社会福利从来都不曾“过于慷慨”过，这几十年来反而越来越少了。
埃丁和凯菲拉斯认为，那些将结婚率降低归因于福利社会兴起的人，没有考虑到的一点是：“20世纪的80年代和90年代未婚生育数量上升，与福利制度规模的扩大无关，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除了加利福尼亚州，其他所有的州都停止按通货膨胀调整现金福利补助。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福利支票的实际价值已经下降了30%。与此同时，结婚率继续下降，但是未婚生育率却持续增长。”[56]
还有一个事实是，大多数生活贫困的女性，和那些受过更良好教育、更富裕的同龄人一样，也希望自己能够在经济上独立，未来有稳定的生活。
一项有关弱势家庭及儿童福祉的研究发现，最有可能影响情侣在生下孩子后一年之内是否结婚的因素，不仅包括男方的就业状态和年收入，还包括女方的教育程度和工资水平，这表明经济状况稳定是保证恋爱关系稳定的关键因素，而经济状况的稳定则来自恋爱中的双方。
爱玛丽拥有专科学位，她决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多为自己打算。“我希望自己以后能有一份事业，”她说，“当客户服务代表不是事业，它只是一份工作。”爱玛丽想去执法机关，她说：“因为我想让我儿子拥有更好的生活，更多的东西。”她觉得如果能当一个警察，她就能获得许多福利，还能够涨薪。“我可能会买房买车，拥有那些好东西。再说，我上大学也是有目标的。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肯定是更稳定的生活，我的未来要更确定。”
埃丁和凯菲拉斯认为，低收入女性所憧憬的未来关键在于工作和收入。埃丁曾在密歇根大学讲演时采访过单身母亲，“有一点她们认为十分重要，并且反复向我们强调，那就是她们和她们的未来伴侣都必须在经济上稳定了才会结婚”。这当中的很多人，埃丁又说，“十分反对在经济上依赖男人”。她们认为自己在经济上稳定、有工作，不仅是应对关系破裂的一份“保险”，更是“抵制男权社会性别角色期待，抵御不良行为的自我防卫”，这些不良行为包括吸毒、出轨和家庭暴力。“她们担心，”埃丁说，“如果不挣钱，她们就没有资格要求平等的话语权。”
我们很容易这么想，对于工作最辛苦、报酬最低的美国人来讲，不如不上班待在家里。但是很多经济困难的女性觉得，工作挣钱对自己有利，对婚姻也有利。阿德丽安娜·福莱希（Adrianne Frech）和萨拉·达玛斯克（Sarah Damaske）进行过的一项研究发现，生过孩子后仍然工作的女性，到了40岁，她们的身体和心理都比没有上班的同龄人更加健康。[57] 那些收入较低的女性，因为无法调整的倒班工作更容易产生疲倦、抑郁和无力感，但是不工作也没有缓解她们的生活压力。斯黛芬妮·库茨援引2012年的一项盖洛普（Gallup）民意调查，调查显示，来自低收入家庭、不外出工作的女性“‘昨天’微笑过、大笑过和过得很开心”的概率，低于同样收入水平的上班母亲。[58]
“我的家人，他们认为，女的就应该在家照顾孩子，即使有工作，也应该把重心放在孩子身上，这些事男人起不了多大作用，”帕梅拉说，“男人就负责赚钱，女性就应该做饭，打扫卫生。可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男人应该积极参与孩子的生活，分担家务。”帕梅拉说她想到婚姻中的性别权力时，就会想起“我母亲会对我父亲有什么反应”。帕梅拉说她父亲“一直很暴力”，如果是她自己的生活，她是绝对不会容忍的。“如果对方不改变自己，我会随时离开，”她说，“你要足够独立，不能让自己受到那样的对待。”
帕梅拉想当一名律师。“我一定不能顺应这种性别角色，因为不想像我母亲那样，”她说，“我母亲是被困住了，她那一代女性都这样。我真的不知道她们为什么一定要和男人在一起……”她说她只知道“即使她们有工作，也是当个家庭护理助手或店员，没有人做更独立的工作，比如做生意或者当老师什么的。也许是因为她们没受过教育做不了那些工作吧，绝大多数人还是待在家里”。
单身母亲的数量日益增加，全国各地都可见她们的身影——她们心中如火一般的热情。虽然身处高位的女性相比之下数量还不是很多，但是确实有这样一些人，包括前德克萨斯州州长候选人温蒂·戴维斯（Wendy Davis），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威斯康星州国会议员格温·摩尔（Gwen Moore），以及马里兰州参议院候选人唐娜·爱德华兹（Donna Edwards），她们是单身母亲，也在为自己的职业理想奋斗。
这也造成了一个新的问题。在凯瑟琳·博（Katherine Boo）2003年报道俄克拉荷马州结婚倡议活动的《婚姻治疗》（“The Marriage Cure”）一文中，一名护士在记者本人也出席的一堂婚姻课上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你怎么知道他和你结婚的理由是否正当？我穿着白大褂，这里的男人都知道我有工作，对我穷追不舍，把手伸向我的工资袋”[59] 。
贫困的女性群体并不是在拒绝婚姻，她们只是和富裕的同龄人一样在推迟结婚的时间，直到她们觉得对婚姻有把握了，直到她们确定可以将自己托付给另外一个人，而不必担心因为婚姻失去自我，失去自己的力量。不管是富裕阶层、中产阶级的女性，还是贫穷的女性，她们都不想陷入依附于人的境地，几十年来就是这样的境地才使婚姻成为如此压抑的制度。她们都不想经历婚姻失败最终导致离婚的痛苦，她们都把理想婚姻视为生活质量的一次提升，而不是社会核准的一个要求。
不同的是，经济条件富裕的女性还有其他途径来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也更容易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她们有充足、灵活的时间来推迟生育和结婚，好去追求自己的兴趣。而讽刺的是，她们所追求的兴趣又会使她们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近和她们有共同兴趣、有一定稳定性的潜在伴侣。特权就这样进行着自我复制：富裕的女性一直富裕的可能性会增加，她们中的很多人最终结婚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而她们的婚姻则会使她们的社会、经济和情感生活更上一层楼。
但是从批判的角度来看，虽然她们因为推迟结婚而收获益处，但是这些富有的女性既没有帮助女性从婚姻中解放出来，也没有提倡工作赚钱，这些其实都是贫困女性出于经济需要而产生的行为方式。在拥有更多权力的富有女性开始效仿之后，它们才被视为有益的，才被视为一种社会进步，一种运动，或至少是一种被美化的潮流。
但是在产生这些行为方式的贫困人群中，同样的改变却被解读为不幸，甚至病态，被认为是不道德和不负责任的，是社区和家庭的威胁，是政府的负担。因此，我们除了解决低收入群体中单身女性和单身母亲所面临的贫困怪圈现象，还要去理解并承认，低收入群体中单身比率高并不是偶然现象，更重要的是，这一现象并不代表她们的思维或道德上存在问题。
记者塔纳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曾明智地评论说：“人类是逻辑动物，通常善于识认自己的利益。不管我们听到别人说了什么，女性大都是普通人类，如果她们现在不愿意结婚，那么很可能是她们觉得婚姻不再像以前一样，可以增加她们的利益了”[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