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
法国
“如果你正在经历地狱，那就坚持走下去。”
——温斯顿·丘吉尔
自从纳粹占领整个法国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八个月，生活变得越来越危险——如果眼下的情形还有恶化的余地的话。法国的政治犯们被扣留在德朗西，囚禁在了弗雷内斯——还有上万名法裔犹太人被驱逐到了德国的集中营里。塞纳河畔纳伊和蒙特勒伊的孤儿院全都被扫荡一空，里面的孩子们也被送进了集中营。曾被关押在冬季赛车场里的那些孩子——超过四千多人——全都被带离父母的身边，单独送进了集中营。盟军没日没夜地轰炸着这里，被捕成了家常便饭——因为一点微不足道的违规行为或被污蔑采取过抵抗行为的流言蜚语，不时就会有人被从家里或是店铺中拖出来，遭到囚禁或是驱逐。无辜的人会因为自己不知道的事情遭人报复、惨遭枪毙，所有年龄在十八至五十岁之间的男人都会被送进德国的强制劳动营里。没有人感觉自己是安全的，没有人身上再别着任何的黄色五角星，也没有人会和陌生人进行眼神接触或语言交流。电力彻底中断了。
伊莎贝尔站在喧闹的巴黎街角，脚下的一只破烂木底鞋正准备踏上鹅卵石过马路时，一阵哨声响了起来。她赶紧退回到一棵开花的李子树的树荫下。
这些日子以来，巴黎就如同一个正在尖叫的女人，喧嚣，喧嚣，喧嚣。鸣哨的声音，开枪的声音，卡车的轰隆声，士兵的叫喊声。战局已经出现了转机，盟军已经在意大利登陆，而纳粹将他们驱赶出去的计划遭到了挫败。受到失利的刺激，纳粹开始变得越来越激进。三月份时，他们为了报复游击队在爆炸中杀害了二十八个德国人而在罗马屠杀了超过三百名意大利人。最终，查尔斯·戴高乐控制了整支“自由法国”军队。按照计划，某些壮举这周就要被付诸实践了。
一列德军士兵的纵队沿着圣日耳曼大道朝着香榭丽舍大道走去，领头的那个军官跨坐在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身上。
他们刚一过去，伊莎贝尔就穿过街道，钻进了对面人行道上的人群之中。她注视着脚下，用戴着手套的双手紧紧地抱住自己的手包。和大多数巴黎人一样，她身上的衣服破烂不堪，脚下的木头鞋底发出了响亮的声音，已经没有人手里还有皮料了。她绕开面包房和肉铺门外那些家庭主妇和面容空洞的孩子们排起的长龙。在过去的两年中，配给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了削减，巴黎人每天只能依靠八百卡路里的食物过活。街上连一只狗、一只猫或一只老鼠都看不见。这个星期，大家能够买得到的东西是木薯淀粉和四季豆，其他的东西一概没有。火车站大道上堆放着不少的家具、艺术品和珠宝——都是从那些遭到遣送的人家里搜刮出来的值钱物件。这些物品将被分类装箱、送往德国。
她钻进了圣日耳曼大街的双叟咖啡馆里，找了个里面的座位坐下，在红色的斜纹棉布长椅上不耐烦地等待着，眼睛打量着店里中国风格的雕塑。一个长得很像西蒙·波伏娃的女人正坐在靠近门口的餐桌旁，在一张纸上俯身奋笔疾书。伊莎贝尔陷进了舒适的座椅中，她已经累得疲惫不堪了。仅仅前一个月，她就曾三次翻越比利牛斯山，拜访每一处安全屋，为向自己提供帮助的人支付费用。鉴于现在已经没有自由区可言了，她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极其危险的。
“朱丽叶特。”
她抬起头来，看到了自己的父亲。在过去的几年中，他衰老了不少——他们都是如此。生活必需品的匮乏、饥饿、绝望和恐惧在他的身上留下了印记——他的皮肤颜色和质地都如同海滩上的沙子一般，上面还布满了皱纹。
如今，和他纤细的身体相比，他的头似乎有些太大了。
他钻进卡座，在她的对面坐了下来，把长满皱纹的双手放在了坑坑洼洼的红木桌子上。
她向前伸出手来，握住了他的手腕。当她把手缩回来时，手掌下面已经藏好了一卷铅笔大小的伪造证件用纸——这东西原先被他藏在自己的袖管里。她熟练地把纸张塞进了自己的腰带，对着出现在桌旁的服务生笑了笑。
“咖啡。”爸爸用疲惫的声音说道。
伊莎贝尔摇了摇头。
服务生回来的时候放下了一杯大麦咖啡，随即便再次消失了。
“他们今天开了一个会。”她的父亲说道，“参会的全都是纳粹的高官，党卫军也来了。我听到他们提到了‘夜莺’这个词。”
“我们十分谨慎。”她低声答道，“何况你偷盗这些空白身份证用纸比我担负的风险更大。”
“我是个老人了，他们甚至都不屑于看我一眼。也许你应该歇一歇了，让别人替你进山。”
她给了他一个犀利的眼神。大家会对男人们说出这样的话来吗？女性在反抗行动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什么这些男人就是看不到呢？
他叹了一口气，在她充满敌意的眼神中看到了答案，“你需要找地方住下吗？”
伊莎贝尔很感激这个提议，这让她想起了他们之间存在着多么遥远的隔阂。他们依旧不算亲近，却在并肩作战，这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他不再对她避之不及，此时此刻——在这里，他还提出了一个邀请。这让她不禁憧憬起来，某一天，当战争终于结束时，他们可以真真切切地和彼此聊一聊。“我不能回去，这样会把你置于危险之中的。”她已经超过十八个月没有回过公寓了，更别提回卡利沃或是去看看薇安妮了。她的人生就是由一连串藏身的小屋、落满灰尘的床垫和可疑的陌生人组成的。
“你有没有听说你姐姐那里的任何消息？”
“我有朋友在替我照看她。我听说她一直十分谨慎、行事低调，好保证女儿的安全。她会没事的。”说罢，她觉得最后这句话与其说是她安慰父亲，还不如说是她在安慰自己。
“你想她了。”他说。
伊莎贝尔发现自己突然回想起了过去，并且希望自己能够一直继续想下去。是的，她想念自己的姐姐，可她对薇安妮的想念已经延续了许多年。应该说，她的整个人生都在想念着她。
“好了。”他唐突地站了起来。
她注意到了他的双手，“你的手在发抖。”
“我戒酒了，这似乎不是个酗酒的好时候。”
“这我就不清楚了。”她边说边抬起头来朝他露出了微笑，“如今，把自己灌醉似乎是个好主意。”
“保重，朱丽叶特。”
她的笑容消失了。眼下，她每一次见到某个人，都很难和他们道别。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否再与他们相见。
“你也是。”
午夜。
伊莎贝尔在黑暗中蜷缩在一堵破碎的石墙身后。身处密林之中，她穿着一身农民的装扮——好光景时常见的斜纹粗棉布工装裤、木底长靴、一件用旧浴帘改制的轻薄衬衫。蹲在顺风的地方，她闻到了附近的篝火味道，却看不见一丁点儿的火光。
在她的身后，一根嫩枝被踩断了。
她蹲得更低了，几乎屏住了呼吸。
一声哨音响了起来，那是夜莺抑扬顿挫的歌声——或者只是有几分相似。她也吹了一声口哨以示回应。
她听到了脚步声，呼吸声。紧接着——“伊莎？”
她站起来，转过身去。一束细细的光线从她的身边闪了过去，然后猛地消失了。她迈过一截倾倒的树干，钻进了盖坦的怀里。
“我想你。”一个亲吻过后，她感觉到他不情愿地直起了身子。他们已经八个多月没有见过彼此了。每一次她听说火车脱轨、被德国人占领的旅馆遭人炸毁或是德军与游击队发生小规模冲突的消息，都会感到忧心忡忡。
他牵起她的手，领着她穿过树林。这里实在是漆黑一片，以至于她根本就看不见身旁的这个男人，也看不到脚下的路径。盖坦再也没有打开过自己的手电筒，他熟悉这片树林，因为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
在树林的尽头，他们来到了一片巨大的草场上。那里的人站成了几排，手里拿着手电筒，像灯塔一样来回扫射着，照亮了树木之间的平地。
她听到头顶上传来了飞机引擎的声音，感觉到一阵风吹过了自己的两颊，还闻到了尾气的味道。飞机从他们的头顶上猛地降了下来，低得足以让树木都战栗起来。她听到了震耳欲聋的机械声音，随即便是金属之间的碰撞声。不一会儿，一个降落伞出现了，下面挂着一个左右摇摆的大箱子落了下来。
“武器投递。”盖坦说道。他用力拽了拽她的手，领着她再一次走进树林，爬上一座山坡，来到了树林深处的一处营地里。营地的中央，一团篝火正在周围浓密的树林掩盖下散发着亮橘色的光芒。几个男人站在篝火旁，一边抽烟一边聊着天。他们大多数人都是来这里避难的，以免被人强制驱逐到德国劳动营里去。一旦到了这里，他们就会拿起武器，成为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和德国人展开游击战的游击队员。游击队——他们会炸毁火车和军需库，放水淹没运河或是做些其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扰乱从法国通往德国的货物或人力运输行动。他们的补给和信息全都来自于同盟军，时刻都在冒着生命危险，一旦被敌人发现，就会很快遭到报复行动，而且大部分情况下都十分残忍——火刑，电刑，还有会令人致盲的刑罚。每一个游击队员口袋里都会带上一片毒药。
这些男人看上去脏兮兮的，饥肠辘辘，形容枯槁。大多数人都穿着棕色的灯芯绒裤子，戴着黑色的贝雷帽，所有人的衣物上都带着磨损、补丁和褪色的痕迹。
尽管伊莎贝尔相信他们的事业，却也不想一个人到这里来。
“来吧。”盖坦招呼着。他带着她绕过篝火，来到一顶看上去脏兮兮的小帐篷旁边。掀开帆布的罩子，露出了一个单人睡袋、一堆衣服和一双沾满了泥巴的靴子。和往常一样，这里散发着脏袜子和汗水的气味。
伊莎贝尔低下头，尽可能蹲低，钻进了帐篷里。
盖坦在她的身旁坐了下来，拉好帐篷的罩子，他并没有点上一盏灯（否则外面的男人们就会看到他们的剪影，开始起哄）。“伊莎贝尔。”他说道，“我好想你。”
她俯身靠了过来，投入了他的怀抱，亲吻着他……一切都结束之后——太快了——她做了一次深呼吸。“我有一条伦敦那边发来的消息，需要转告你的组织，这是保罗今天傍晚五点钟的时候收到的，‘秋日提琴的冗长呜咽’。”
她听到他吸了一口气，显然他们通过收音机收到的这条英国广播公司的消息是一个代码。
“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吗？”她问。
他把手伸向了她的脸庞，温柔地捧着她，把她拉过来又吻了一下。这个吻充满了悲伤的意味，又是一次道别。
“重要得足以让我现在就动身。”
她只能点点头。“我们永远都找不到时间。”她耳语道。每一次两人相聚，时间总是会被莫名地偷走或夺走。他们相遇，他们躲进幽暗的角落或是肮脏的帐篷和密室，然后做爱，却无法像恋人那样事后躺在一起聊聊天。他总是要离开她，或者她总是要离开他。每一次被他拥抱着的时候，她的心里都会想——就是这样了，这将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了，然后等待着他开口说爱她。
她告诉自己，这是战争。他的确深爱着她，却害怕这份爱，害怕自己会失去她，所以认为把爱说出口反而会莫名伤她伤得更深。她甚至在平静的日子里也是这样相信的。
“你要去做的这件事情有多危险？”
又是一阵沉默。
“我会去找你的。”他低声回答，“也许我会去巴黎过一个晚上。我们可以溜进电影院里，对着新闻影片喝倒彩，然后走过罗丹花园。”
“像恋人一样。”她边说边试图微笑。他们总是会和彼此描绘这样的梦想，尽管这种共享的人生似乎不太可能被铭记和重演。
他温柔地抚摩着她的脸，害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像恋人一样。”
在过去的十八个月里，随着战势逐步升级，纳粹也变得越来越激进。薇安妮总共找到了十三个孩子，并把他们藏在了孤儿院里。起初她只会在附近的郊区四处探访，跟踪儿童援助基金会为她提供的线索。女修道院院长及时地与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美国某犹太人大型慈善组织，旨在资助挽救犹太儿童的行动——取得了联系，帮助薇安妮与更多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取得了联系。他们的母亲有时会哭着出现在她家门口，绝望地祈求她的帮助。薇安妮从不会拒绝任何人，但心中也时刻充满了恐慌。
1944年6月的这个温暖的日子里，距离超过15万名盟军士兵在诺曼底登陆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薇安妮站在孤儿院的教室里，望着弯腰驼背、无精打采地坐在课桌旁的孩子们——他们当然是无精打采的了。
在过去的一年里，轰炸几乎就没有停歇过。空袭的次数实在是太过频繁，以至于夜间警报声响起时，薇安妮已经懒得带着孩子们躲到地窖储藏间去了。她只是和他们一起躺在床上，紧紧地拥抱着他们，直到听到警报解除的声音或轰炸结束为止。
然而过不了多久，不祥的声音就会再度响起。
薇安妮拍了拍两只手，提醒大家集中注意力。也许一个游戏能够让他们振作起精神。
“空袭是不是又开始了，夫人？”埃米尔问道。如今的他已经六岁了，而且再也没有提起过自己的妈妈。当有人问起这件事情时，他会说她“因为患病死掉了”。就是这样，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曾经是让·乔治·吕埃勒了。
就像丹尼尔也不记得自己原来是谁一样。
“不，不是空袭。”她说，“其实我觉得这里闷热得难受。”她用力拽了拽松垮的衣领。
“那是因为窗户上的遮光布，夫人。”克劳丁说（她的原名叫作伯纳黛特），“修女说她穿着羊毛道服时感觉自己就像是一条熏火腿。”
孩子们全都笑了起来。
“这可比冬天的寒冷要好受多了。”索菲说道。孩子们纷纷点头表示同意。
“我在想。”薇安妮说道，“今天是个好日子——”
在她还没有想好时，门外就传来了摩托车的声音；紧接着便是脚步声——长筒靴——轰隆隆地沿着石头走廊靠了过来。
所有人都愣住了。
她教室的门被打开了。
冯·李希特走了进来，一边靠近薇安妮，一边摘下头上的帽子，把它塞进了腋窝里。“夫人，”他开口说道，“你能跟我到走廊里借一步说话吗？”
薇安妮点了点头。“稍等，孩子们。”她吩咐着道，“在我离开的时候安静地看会儿书。”
冯·李希特抓住了她的手臂——像是要惩罚她似的，攥得她生疼——领着她走到了教室外面的石头庭院里。附近长满青苔的喷泉发出了潺潺的流水声。
“我是来向你打听一个熟人的，亨利·纳瓦拉。”
薇安妮祈祷自己不要畏缩，“谁，大队长先生？”
“亨利·纳瓦拉。”
“啊，对，旅馆老板。”她握紧了拳头，以防它们颤抖起来。
“你是他的朋友吗？”
薇安妮摇了摇头，“不是，大队长先生。我紧紧是认识他而已。这个镇子不大。”
冯·李希特审视了她一番，“如果你在这么小的事情上都要对我撒谎，那我可能就要怀疑你还对我隐瞒过什么事情了。”
“大队长先生，不是的——”
“有人看见过你和他在一起。”他的呼吸里充满了啤酒和培根的味道，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他会杀了我的——她第一次产生了这种想法。这么长时间以来，她一直都小心翼翼，从不会反抗或蔑视他，更尽力不与他进行眼神的交流。但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他开始变得反复无常、无法预测。
“这个镇子不大，但是——”
“他因为帮助敌人而被逮捕了，夫人。”
“哦。”她应和道。
“我会和你多聊聊这件事情的，夫人。在一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相信我，我会从你的嘴里得到真相的，我会搞清楚你是否和他是一伙儿的。”
“我？”
他的手攥得更紧了，以至于她感觉自己的骨头都要裂开了。“如果我发现你知道此事，会狠狠地审问你的孩子……然后把你们全都送进弗雷内斯监狱。”
“别伤害他们，我求你了。”
这是她第一次恳求他。听到她声音里的绝望，他挺直了身子，呼吸也加快了。这一刻还是到来了，清晰得如同他蓝色的眼睛：性欲。在这一年半多的时间里，她在他的面前一直表现得小心谨慎，举止打扮像只小小的鹪鹩一样，从不会引起他的注意，除了是或不是、大队长先生之外也从没有用过任何其他的字眼。此时此刻，就在那一瞬间，所有的努力全都付诸东流了。她暴露出了自己的脆弱，被他抓了个正着。现在他知道该如何伤害她了。
几个小时之后，薇安妮被逮到了镇公所里的一个无窗的房间里。她僵硬地笔直靠在椅子上，两手紧紧地抓着扶手，指关节都变成了白色。
她已经孤零零地在那里坐了很长一段时间，试图抉择什么才是最好的答案。他们知道多少？他们又会相信什么？难道是亨利把她的名字供出来的？
不。如果他们知道了她伪造文件、藏匿犹太孩子的事情，她早就被逮捕了。
在她的身后，房门吱扭一声被人打开了，然后又轻轻地合上了。
“莫里亚克夫人。”
她站起身来。
冯·李希特缓缓地围着她转起了圈，眼神密切注视着她的身体。她穿着一条缝补了很多次的褪色长裙，没有穿长筒袜，脚上踏着一双木底的牛皮鞋。她的头发已经两天没洗了，头上围着的条纹棉布头巾被她在前额上系了一个扣。她早就没有口红可以用了，所以双唇看上去十分的苍白。
他在她的面前停下了脚步，靠得很近，双手攥在背后。
她鼓起勇气，扬起下巴——望向了他冰蓝色的双眼——她知道自己有麻烦了。
“有人看见你和亨利·纳瓦拉一起在广场上散步，我们怀疑他是利穆赞游击队的同伙。那群懦夫像动物一样生活在树林里，为诺曼底的敌军提供帮助。”在盟军于诺曼底登陆的同时，游击队在整个法国发动了大规模的破坏行动，切断了火车轨道，放置了炸药，还淹没了运河。纳粹正在不顾一切地寻找和惩罚这些游击队员。
“我和他几乎不熟，大队长先生。我对那些援助敌军的男人们也一无所知。”
“你当我是傻瓜吗，夫人？”
她摇了摇头。
他想要殴打她。她能从他蓝色的眼睛里看到那种丑陋的、病态的欲望。早在她开口恳求他的时候，这种欲望就被植入了他的心里。此刻她已经没有办法根除它了。
他伸出手来，用一只手指轻擦着她的下巴，她畏缩了一下。
“你真的这么无辜吗？”
“大队长先生，你在我的家里已经住了十八个月的时间了，每天都能够见到我。我需要喂饱我的孩子，在菜园里劳作，还要去孤儿院教书，哪有时间帮助同盟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