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5月6日
俄勒冈，波特兰
“我是离家出走的。”我告诉自己身旁坐着的那个年轻女子。她留着一头棉花糖颜色的头发，身上的文身比飞车党成员的还多，可她却和我一样孤零零地坐在挤满了大忙人的机场里。我听说她的名字叫作菲利希亚，在过去的两个小时里——鉴于我们的航班被宣布延迟了——我们已经成为旅伴。我们的相遇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她看着我毫无兴趣地吃着美国人喜欢的难吃薯条，而我也发现了她注视的目光。显而易见，她的肚子饿了。我自然地呼唤她坐到我的身边，提出请她吃上一顿饭。人一旦做了母亲，就永远会是一位母亲。
“离开家这么多年，或许我终于可以回去了。有时候人们很难知道真相。”
“我也是跑出来的。”她边说边嘬着我给她买的那罐鞋盒大小的软饮，“如果巴黎还不够远的话，我的下一站是南极洲。”
我审视着她脸上的那些金属饰品和文身里的反抗意味，感觉自己似乎与她产生了某种奇怪的联系，一种同胞般的情谊。我们是两个逃亡者。“我病了。”话刚一出口，我就为自己的坦白感到有些惊讶。
“病了，类似带状疱疹之类的吗？我姨妈就得了那种病，好恶心。”
“不是的，是类似癌症的那种病。”
“哦。那你为什么要去巴黎？你难道不需要化疗之类的吗？”
我张开嘴准备回答她（不，我不需要哪种治疗，我已经受够了），然而她的问题却引起了我的思考。那你为什么要去巴黎？我陷入了沉默。
“我明白了。你快要死了。”她晃了晃手中的大号杯子，好让里面的冰碴摇动起来，“你不想再尝试了，失去希望了，诸如此类。”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听到她这番出乎意料、朴实无华的话（你快要死了），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花了好一阵才意识到刚才说话的人是于连。我抬起头来看着我的儿子，他正穿着我今年圣诞节时送给他的那件海军蓝色的运动外套和时髦的深色水洗牛仔裤。他的头发乱糟糟的，一边肩膀上还背着一个外出度周末时需要用的黑色皮包，脸上的表情看上去不是很开心。
“巴黎，妈妈？”
“法航605航班五分钟后开始登机。”
“我们的飞机来了。”菲利希亚说。
我知道我的儿子在想些什么。小时候，他曾经恳求过我带他到巴黎去。他想要看看我在睡前故事中提到过的那些地方——他想要知道在夜色中漫步在塞纳河畔、在孚日广场上采购艺术品或是坐在杜乐丽花园里吃着拉迪雷甜品店里买来的蝴蝶马卡龙是种什么感觉。面对这样的请求，我每一次都会说不，然后简单地回复他一句：我现在是个美国人了，我的家在这里。
“我们希望携带两岁以下小孩的乘客、所有需要额外花些时间才能登机的乘客以及头等舱的乘客先行开始登机……”
我站起身来，拉起了带轮行李箱的伸缩拉杆，“轮到我了。”
于连挺直了身子站在我的面前，仿佛是要阻拦我靠近登机门，“你突然要去巴黎，而且还是一个人？”
“这是我临时做出的决定，见鬼去吧。”我朝他露出了自己在这种环境下所能摆出的最灿烂的微笑。我伤害了他的感情，而这绝不是我的目的。
“是那封邀请函。”他说道，“还有你从未告诉过我的真相。”
我为什么要在电话里提起那件事情呢？“你把事情说得太戏剧化了。”我边说边挥了挥自己粗糙的手，“不是这样的。好了，我必须要登机了。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不必了。我要跟你一起去。”
我突然在他的眼中看到了一个外科医生，一个曾经注视着鲜血和骨骼，就为了寻找伤口的男人。
菲利希亚把自己的迷彩背包举了起来，背在肩膀上，然后把手中的空杯丢进了垃圾桶里。空杯撞开了垃圾桶的入口，扑通一声掉了进去。
“离家出走到此为止了，伙计。”
我不知道自己心里哪种感觉占了上风——是释然还是失望。
“你会坐在我的身边吗？”
“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不会的。”
我抓起带轮行李箱的拉杆，朝着那个身穿蓝白制服的漂亮年轻女子走去。她接过我的登机牌，祝我拥有一段愉快的旅程。我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向前走去。
登机道引领着我向前行进。我突然有点幽闭恐惧的感觉，差点喘不上气来，怎么也无法把行李箱的黑色轱辘拽过金属小坡，拉上飞机。
“我来了，妈妈。”于连低声说着接过了我的行李，轻而易举地拉着它走过了障碍物。他说话的声音让我想起自己是一位母亲，而母亲是没有资格在自己的孩子面前崩溃的，即便是她们害怕的时候，即便她们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
空姐看了我一眼，露出了“这里有个老人需要帮助”的表情。居住在我如今生活的那个地方，在周围全都是越长越像棉签的老人居住的鞋盒子里，我已经慢慢能够忍受这种表情了。它通常会让我感到厌烦，让我想要挺直自己的后背，推开那个认为我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独立生存的年轻人。然而，此刻的我却感觉筋疲力尽、心存恐惧，而一点点帮助似乎并不是一件坏事。我允许她搀扶着我坐在了飞机第二排靠窗的座位上，我一掷千金地购买了一张头等舱的机票。为什么不呢？我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什么理由再存钱了。
“谢谢你。”坐下的时候，我对那位空姐说道。我的儿子紧跟在我的后面登上了飞机。当他朝着那个空姐微笑的时候，我听到了微微的叹息声，心想，那是当然的了。早在于连变声之前，女人们就已经开始为他着迷了。
“你们是同行的吗？”她问道。我知道她会为他身为一个孝顺的儿子而大大加分。
于连拿出了自己足以融化冰雪的微笑。“是的，但我们不能坐在一起。我坐在她后面的第三排。”他递上了自己的登机牌。
“哦，我想我可以为你解决这个问题。”她趁于连把我的行李箱和他的背包一起塞进我座位上方的行李架上时说道。
我凝视着窗外，期望看到身穿橙色背心的男男女女在飞机跑道上挥舞着手臂、装卸着行李箱，却只看到雨水歪歪扭扭地滑下树脂玻璃窗，形成的银色线条搅乱了我的倒影。我的眼睛正在回望着自己。
“非常感谢你。”我听到于连说了一句，随即坐在了我的身旁，咔嗒一声系上了安全带，拉扯着腰间的带子。
“所以，”在乘客源源不断地从我们身边经过的同时，我们又沉默了许久。从那位漂亮的空姐手中接过香槟之后（她梳理了自己的头发，还补了妆），他开口说道：“邀请函。”
我叹了一口气。“邀请函。”是的，这就是一切的起点，或者是终点。看你怎么看待它了，“这是一次重聚活动，在巴黎。”
“我不明白。”他回答。
“我从未想过要让你知道。”
他拉住了我的手，感觉是那样的可靠和让人觉得安慰。
在他的脸上，我看到了我的一生，看到了自己放弃了许久之后降临的那个婴儿……脸上带着些许我曾经拥有过的美貌。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我的人生。
“我知道你想告诉我些什么。不管你到底想说什么，这对你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如从头讲起吧。”
我忍不住笑了，我的儿子是个彻头彻尾的美国人。他竟然认为一个人的一生可以被浓缩进一段有头有尾的故事里，他对于那种一旦付出过就永远无法被彻底忘怀或忍受的牺牲一无所知。他怎么可能知道这些呢？我总是确保他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
尽管如此。我来了，坐上了一架回家的飞机。我拥有了一个能让自己做出不同选择的机会——和那个痛苦是那样的鲜活、根据过去预测未来似乎成了一种不可能的时代截然不同。
“一会儿再说吧。”我回答。这一次我是认真的。我打算把我和我的妹妹在战争中经历的故事告诉他。当然，不是全部，不包括最糟糕的那一部分，仅仅是其中的一些片段，足以让他了解一个真实的我。“不过，不是在这里。我太累了。”我向后靠在宽大的头等舱座椅上，闭上了眼睛。
在我满脑子都回忆着结尾的时候，我又如何能从开始时讲起呢？